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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戰略大師布里辛斯基：美國面臨的日益嚴峻的6大問題…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是20世紀後半葉最具影響力的地緣政治戰略家(可能沒有之一)，是美國冷戰政策的重要設計師(可能也沒有之一)。
他在蘇聯崩潰之前便敏銳地預見到蘇聯內部的脆弱性，主張通過「彎曲並控制（bend and control）」對手的方法來增加其自身問題，避免直接軍事衝突，進而達成戰略目標。
同時，他在冷戰末期即敏銳地預見中國崛起的重要性，主張透過接觸和合作來塑造中美關係的框架。
本文節選自布里辛斯基寫於2011年的著作《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這本書是一份冷靜的戰略藍圖，布里辛斯基用戰略家的眼光將地緣政治與歷史結合，對於美國在21世紀所面臨的機會和挑戰做了深刻的分析。布里辛斯基在書中對中國的論述也十分深刻且具有前瞻性，特別是他對中美關係及中國未來發展的洞察為全球讀者提供了關於大國關係的一種思考框架。推薦各位去讀原書。
2017年，布里辛斯基去世，享年89歲。
以下是美國正面臨的日益嚴峻的六個面向問題：
01
首先是美國日益龐大、最終不可持續的國債。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2010年8月發佈的《預算與經濟展望》報告指出，美國的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約為60%，這是一個麻煩的數字，但還不至於因此就把美國歸入全世界負債最高的國家行列。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料，日本債務與GDP之比高達115%，儘管持有這些國債的大多是日本人；希臘和義大利的債務與GDP比率約為100%。
然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即將退休，
由此引發的結構性預算赤字將帶來長期的重大挑戰。
布魯金斯學會在2010年4月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基於多種假設條件對美國未來的債務水準進行了估算。結果顯示，歐巴馬政府目前的預算水平，可能使美國的債務與GDP比率在2025年超過二戰後曾創下的108.6%的最高水平。由於滿足這個支出計畫需要大幅加稅，而到目前為止國家還沒有這樣的打算，那麼現實必然是：國家債台高築，將使美國在面對主要債權國（如中國）時更顯脆弱，威脅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削弱美國作為世界傑出經濟榜樣的影響力，並進而導致它在二十國集團、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領導地位下降，國內發展的能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為必要的戰爭籌款的能力，將嚴重受限。
羅傑·奧爾特曼和理查德·哈斯這兩位經驗豐富的公共政策支持者在2010年發表於《外交》雜誌的題為《美國的肆意揮霍與美國實力》的文章中，對美國的悲觀前景用悲觀的字句作了簡明扼要的概括：
「2020年之後的財政展望猶如世界末日……美國正迅速走向歷史拐點：要麼行動起來整頓財政秩序，並重建那些決定其超級大國地位的因素；要麼就等著承受國內和國外的雙重後果。 」
如果美國繼續拖延下去，不能拿出一個減少開支和增加收入雙管齊下的嚴肅的改革方案，那麼，它很有可能重蹈那些因財政危機而衰敗的大國的覆轍，例如古羅馬帝國和20世紀的大不列顛王國。
02
第二，不健全的金融制度是美國的一個嚴重問題。
它存在兩個弱點：
首先，它的高風險和不顧後果的擴張行為，是一顆具有系統性影響的定時炸彈，不僅威脅著美國，也威脅著全球經濟。
其次，它造成的道德風險加劇了美國的社會困局，從而引發了國內的憤怒情緒並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吸引力。美國的投資銀行和經紀公司無度、失衡和不計後果的投資——美國國會不負責任地放鬆管制和鼓勵購房貸款助長了這一苗頭，貪婪的華爾街投機者則是幕後推手——引發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緊隨其後的經濟衰退，使數百萬人遭受經濟打擊。
令情況更糟的是，銀行和避險基金裡的金融投機者，實際上脫離了股東的控制，他們個人獲得巨額利潤，但沒有為經濟創新或創造就業帶來任何實際好處。
2008年的危機也揭露了處於金融制度最頂層的人與這個國家的其他人（更不用說開發中國家的人）之間驚人的收入差距。事實上，根據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2009年公佈的一篇論文討論稿，金融業的工資與私人經濟其他部門的工資之比，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已經超過1.7——這是自二戰之前以來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透過實施簡單而有效的監管來改革金融制度，提高透明度，改善可問責性，同時促進總體經濟成長。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美國的經濟競爭力。
03
第三，伴隨著社會流動性受阻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長期威脅社會共識和民主穩定性，而這兩者是支撐美國有效外交政策的基本條件。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失衡現像不斷加劇：
1980年，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16.5%，而最底層40%的家庭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14.4%；到了2008年，這個差距擴大，兩個數字分別變為21.5%與12%。除了年收入外，家庭擁有的總財富額的對比更加懸殊：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資料顯示，2007年，最富有的1%的美國家庭竟然擁有33.8%的社會淨財富，而下層50%的美國家庭只擁有2.5%的社會淨財富。
這一趨勢使美國在全世界收入水準和貧富差距的兩項排名中均名列前茅，也讓美國成為最不平等的發達國家。如果能維持美國夢精神所倡導的社會流動性，這種收入不平等還有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過去幾十年，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時，
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實際上陷入停滯。
此外，最近關於美國和歐洲各國的代際收入流動的比較研究顯示，美國這片「機會之地」的總體經濟流動性，實際上低於世界其他發達國家。更嚴重的是，在目前的美國，收入向上的流動性低於一些歐洲國家。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公共教育體系的低效率。經合組織的資料顯示，美國每個中小學學生獲得的人均教育投資在發達國家中居首位，但是學生的許多考試成績卻是最差的。這種狀況造成大量的人力資本未開發，從而阻礙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前景，導致美國體制的全球吸引力下降。
04
第四個難題是美國日漸老化的國家基礎設施。
就在中國不斷興建新機場和新公路，歐洲、日本以及中國都擁有了先進的高速鐵路時，美國這些方面的設施卻全部停留在上個世紀的水平上。光是中國就有高速火車和近5000公里的高速鐵路，但美國至今還沒有這樣的設施。北京和上海的機場無論外觀還是運作效率都要領先華盛頓和紐約好幾十年，美國的這兩個地方越來越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味道了，這真是令人尷尬😓
中國發生的一些極具代表性的21世紀結構創新事例，說明它正在趕超美國（雖然它的農村和小城鎮尚未實現現代化），這一事實的象徵意義十分深遠。
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在2009年對美國的基礎設施進行了評估，結論是，美國的基礎設施總體得分為最低的D；其中航空基礎設施得分為D，鐵路C-，公路D-，能源D+。
城市更新十分緩慢，許多城市的公共住宅條件惡化，甚至首都也是如此，該情況就是缺乏社會關注的鮮明體現。只要搭上從紐約到華盛頓的火車（在速度緩慢、搖搖擺擺的美國「阿塞拉號」「高速」列車上）就可以感受到美國基礎設施的落後，從車廂窗戶看出去，很難想像這就是那個在幾乎整個20世紀都以社會創新為標籤的國家。
可靠的基礎設施對於經濟效率和經濟成長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整體活力。
在歷史上，判斷某個大國的製度成功與否的標準之一，就是這個國家基礎設施的狀況和獨創性——不管是羅馬人的公路和灌渠還是英國的鐵路。
而上述的美國基礎設施現狀，與其說它代表著全世界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不如說它代表一個正在衰退的大國更為貼切。如果美國的基礎設施繼續老化，其經濟生產活動必然受到影響，尤其是在來自新興大國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年代更是如此。當今世界，美國與中國的製度競爭很可能愈演愈烈，基礎設施老化可能成為美國衰落的標誌和徵兆。
05
美國的第五個難題是公眾缺乏對世界的理解。
令人擔憂的是，美國人對基本的世界地理、時事甚至重要歷史事件的理解少得驚人，而出現這種狀況與公共教育體制的缺陷是分不開的。
2002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調查顯示，在18-24歲的青年中，加拿大、法國、日本、墨西哥和瑞典的青年能從地圖上找出美國的人的比例，高於美國的同齡人。
2006年的一份針對美國青年人的調查發現，63%的人在中東地圖上找不到伊拉克，75%的人找不到伊朗，88%的人找不到阿富汗——而與此同時，美國正在以高昂的代價對該地區進行軍事參與。
在歷史知識方面，最近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高年級大學生知道北約當初成立的目的是對抗蘇聯的擴張，30%的美國成年人列舉不出美國在二戰時的兩個交戰國。
此外，美國公眾對這幾類知識的理解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 《國家地理》雜誌在2002年的調查中比較了瑞典、德國、義大利、法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年輕人對時事和地理知識的熟悉程度，結果美國排名倒數第二，只超過了發達程度遠遠落後於它的鄰國墨西哥。
公眾可直接取得的能夠幫助他們理解世界的報導太少，這進一步加深了公眾的無知。除了五家主流報紙之外，當地媒體和各家電視台的國際時事報導少之又少，除了轟動性或災難性事件的特別報導。長此以往，這種普遍性的無知可能導致公眾面對煽動時容易產生不必要的擔憂，尤其是涉及恐怖攻擊時更是如此。政府因此更有可能製訂一些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外交政策。
總而言之，公眾的無知導緻美國的政治環境中更受歡迎的，是把問題簡單化的極端主義觀點，利益遊說集團也在背後興風作浪；而不是對冷戰後復雜的國際現實的多樣化理解。
06
與這個方面相關的第六個問題是：
內部對立日益嚴重、黨派性越來越強的政治體制。
政治妥協越來越遙不可及，部分原因是媒體（特別是電視）、廣播談話節目和政治部落格中越來越多地充斥著針鋒相對的政黨辯論，而不明真相的公眾更容易受到摩尼教式的煽動。因此，政治癱瘓常常阻礙必要的改革措施（例如減少赤字）的推行。這導緻美國在國際上越來越多地給人以沒有能力處理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的印象。
而且，美國目前這種嚴重依賴競選資金的政治體系越來越容易被資金充足，但只服務於小部分人利益的國內外遊說集團利用，這些集團可以利用現有的政治體系，犧牲國家利益來推行它們的目標。
最為嚴重的是，蘭德公司的一項認真的研究說：
「想扭轉政治兩極分化這樣深刻和廣泛的原因所導致的過程，即使有辦法也是極其困難的……我們的國家在今後很長的時期都將面對左翼與右翼政治戰爭持續不斷的局面。 」
以上六個問題為那些認定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衰落的人提供了論據。
這些問題也導緻美國制度在相對繁榮的歐洲所實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父愛式體製麵前黯然失色。
近年來，許多人開始認為歐洲模式——歐盟的金融與貿易雙重實力令歐洲的國際地位在近幾十年裡大大提升——比美國模式更有利於保障社會公平。然而，仔細研究後便會發現，美國上述的問題顯然有些在歐洲也同樣存在，甚至更為嚴重，很可能影響歐洲的長期活力。
例如，希臘和愛爾蘭在2010年先後陷入債務危機，危機隨後的蔓延表明，歐洲經濟體系中的父愛式體制和高福利有可能難以為繼，最終將威脅歐洲的償付能力。英國執政的保守黨最近對這個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開始採取緊縮措施，大幅削減社會福利。
與此同時，儘管美國號稱是“機遇之地”，但歐洲的社會平等和流動性程度確實高於美國。歐洲的基礎設施，特別是高速鐵路等注重環保的公共交通設施，比美國那些年久失修的機場、火車站、公路和橋樑先進得多。歐洲人對地理知識和國際時事的理解也更多，不會輕易被擴散恐懼心理者利用（儘管存在一些邊緣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右翼政黨），也因此不容易在國際上被人牽著鼻子走。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