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大選】肖磊：川普時代的內外衝擊波被嚴重誤解
隨著美國大選的塵埃落定，美國和世界都將重新迎來川普時代，而這次跟前一次的不同在於，整個體系性的背景都發生了變化，使得整個市場根本看不清未來的主導方向，這裡面所有的問題，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如何抽絲剝繭的看清方向和揪出悖論，是更好的理解此輪川普內外衝擊波的關鍵。當然，我這裡的討論依然屬於完全的瞎扯閒聊，供大家打發空閒時間。
這次川普當選的背景是顯性的，但同時又完全被市場的關注方向給帶偏了，也就是把最特殊的，需要關注的點給忽略和遺忘了。
首先，上一次川普競選的時候，只有少數一些精英在公開支援，更多的矽谷、華爾街精英和各類富豪，並沒有大張旗鼓的支援川普，而這次完全不同，不僅有馬斯克等的公開助選，還有從矽谷、華爾街到好萊塢等等一系列富豪和精英的公開支援。
如果說上一輪很多精英和富豪是隱性的，只有投票的時候默默支援，這一次變成了大張旗鼓的支援。也就是美國其實真正進入了精英內部治國的“分裂”時代（這是以前沒有過的）。
其次，這次大選背後的經濟和社會邏輯並不不支援迫切性變革。什麼意思呢，比如上一輪競選的時候，如果不是基於“新冠”流行這一重大的公共危機事件，民主黨可能無法在中期選舉中獲勝，川普很大的機率會連任。因此說，除非出現了巨大的社會性變革需求，或者說經濟等層面的巨大危機，否則中期選舉一般情況下會更有利於執政黨。
這次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美國經濟實際上復甦明顯，股市持續創出新高，通膨等水平已經趨於合理，失業率也並不高，美國各類企業的利潤持續創出新高，國際市場也並沒有出現更大的對美國不利的趨勢。
很多人覺得移民問題成了競選的焦點，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只是一個利益問題，並不是競選層面的“硬傷”問題，共和黨可以收緊移民，民主黨也可以，共和黨可以建牆，民主黨也可以，只是一條政策出台與否的問題，跟解決其他類似通膨、失業、企業利潤、股市表現等等複雜經濟問題比起來，移民這種完全可以靠出一條政策就能解決的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出個檔案蓋個章的事，但問題是民主黨為什麼不出呢？而且寧願失掉大選，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個更加複雜的系統利益架構問題，寧可因此失掉大選，也很難在這一問題上出台極端政策。
我這裡不是說美國沒有移民問題，更好的管控非法移民等，是每個國家都應該做的事情，我這裡要表達的意思是，這次真正讓民主黨敗北的在說辭上難以解決的現實性經濟背景，都不成立，因為沒有重大危機。這就好比說，上一輪川普任期內，移民也收緊了，邊境牆也建了，但中期選舉依然輸給了民主黨，因為當時無法更好的解決“新冠”危機，而這次沒有類似“新冠”危機這樣的極端狀況。請注意，我說的是中期選舉。
好，這就要說到第三個大背景。
我此前也一直在這方面進行瞎思考，寫過很多瞎討論的文章，這裡再稍微說一下，就是美國整個經濟中心南移帶動的權力中心南移（導致的各類問題）。如果把這個背景考慮進去了，所有這次大選的問題就非常清晰和好理解了。包括馬斯克等科技和製造業巨頭的南遷，也包括南部邊界移民問題等導致的爭議等等，當整個美國的經濟資源向南部遷移的時候，其該地區的話語權和權力表達就會非常容易受到大家關注，從而形成整個國家的“問題”共識。
其實類似中部內陸等地區的衰落和失業等，不是一天兩天了，墨西哥邊境的毒品和移民問題，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但其實當美國的整個經濟重心在西海岸（朝亞洲這邊，包括矽谷、西雅圖等）和紐約、賓夕法尼亞等西海岸（朝著歐洲，美國最早的工業和金融、教育等權力核心地區）周圍的時候，這些問題都沒有成為主流問題，而等到整個經濟中心南遷帶動的權力中心南移的時候，這些問題全部成了整個美國的主流問題，因此大家去看，這次投票就更明顯了，東海岸三個州，以及西海岸原始歐洲移民區的幾個州，都投了民主黨，而整個南部和中部幾乎全部都是共和黨。
這也是為什麼川普的傳統能源復興政策和放鬆環保的政策，明明不符合馬斯克的整個方向，但馬斯克依然全力支援川普的其中重要原因。因為如果大家去看，馬斯克鄙視東海岸的華爾街資本（以前經常跟資本方吵架），同時又受不了西海岸矽谷，也就是加州的對製造業等不友好的政策等。當然說關於變性等問題，這個其實並不能解釋馬斯克整個創意產業南遷的問題（比德州等保守的中北部地區有的是），因為幾乎所有高科技公司，都見過非常奇葩的人（賈伯斯的接任者庫克就公開宣佈出櫃等），不支援的話旗幟鮮明的反對就好了，並不能成為當下如此深度參與川普競選等事件的理由，而只有整個經濟資源的南遷和南部權力影響的崛起能解釋這件事。
第四個大背景也非常關鍵。
我之前也瞎閒聊過一個問題，就是目前整個西方崛起的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思潮，這裡面最典型的就是阿根廷的變革，米萊上台後對阿根廷採取的一系列“哈耶克”主義措施。包括大量裁減政府機構，包括完全自由市場等。
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應該能看到此前米萊和馬斯克、川普等之間的持續互動，這裡面不僅僅是關於投資和產業等經濟問題，更主要的一個邏輯在於，這是一次重大的西方經濟發展思潮式轉變。
當整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當全球多極化體系開始推進，當美國等，或者說阿根廷這種白人完全主導的國家，開始覺得沒有絕對優勢和發展優越感的時候，整個從發展體系層面進行變革的動力會重新啟動，而這一次是更加極端的“市場”主義。很多人覺得川普上台會放鬆“意識形態”問題，其實恰恰相反，大家去看看阿根廷米萊，把不太支援以色列的外交部長直接就解僱了，白人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小政府主義、宗教主義（清教和猶太教）全部合到一起了。
基於此，也就能理解，為什麼馬斯克要改革美國政府，要大幅裁撤聯邦機構，要斷崖式縮減聯邦開支，其尋求的新政府職務也是這個。相當於是把米萊版的政策搬到美國。
說完了以上四個大的背景，我們再討論一下，包括馬斯克等的改革政策，是否能實現，這裡面存在著那些悖論。
先說關於縮減政府開支這個問題，如果細化的去看，美國的政府開支基於兩塊，一個是聯邦政府開支，這裡面主要是由發行國債來維持，稅收只能佔到一半還不到。另一個是州政府，其實美國的州政府主要的收入也是靠賣大房子（別墅等）之後，收的房產稅（主要），很難有更多的新增收入來源（除非是旅遊和產業遷移的變動等），而且收入和支出是動態調整的，稅收多了就多僱員，稅收少了連警察都會變少。所以說，馬斯克現在要改革的主要是聯邦政府的財政體系，而不是州的，因為州的體系本身就是動態的自我調整的，不是持續一邊倒的。只有聯邦政府的支出是單邊走向的越來越大的，從而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聯邦政府太大了，需要改革。
好，這裡面的悖論就出現了。當然，我並不是說美國的聯邦財政不需要最佳化，而是說，馬斯克的邏輯可能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很有可能適得其反。大家先別著急反駁，聽我慢慢扯。
馬斯克在公司有效運作，也就是招納優秀人才和改革“裁員”這件事情上，確實很有一套，自從收購了推特之後，把80%的員工都裁掉了，但公司竟然還在正常運作（不過收入也暴跌），這就給其傳輸了一種錯覺，認為政府也是可以如此運作的。
其實大家沒有搞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公司的所有舉措，包括裁員和縮減開支等成本，是由社會和國家來承擔的，而站在國家的角度，如果國家層面要縮減開支，誰來消化其副作用呢？
更主要的是，美國聯邦開支實際上是基於美國的國際管理架構，是一種產出遠大於投入的隱性收益，如果美國硬要實現財政盈餘，要讓國債規模縮減，那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美國首先要成為一個貿易順差國家（否則財政稅收受限），那請問，美元如何輸出呢？也就是美國如果出口大於進口，全世界用什麼貨幣去買美國的商品和服務呢？美元還能在全世界流通嗎？美國好不容易打造好的整個全球金融、貨幣、定價、管控、制裁等系統，還能有用嗎？因此說，美國的巨額國債和財政赤字，體現在美元這個特殊商品的“出口”盈餘上，美國所有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都可以用出口美元來平衡，這一點馬斯克或許很難理解？
如果美國國債規模縮減，意味著美國整個的全球性支出會大幅縮減，美國維持全球軍事和滲透體系，以及各種干預體系的資金就會縮減，如果這些方面縮減帶來的全球利益損失很難直接看得見，那我們再說另一個問題，就是當美元輸出到全世界的時候，如果沒有美國國債，各國手上的存量美元，該如何處理呢？如果不買美國國債，美國如何跟這些貿易國進行經濟和資產上面的繫結呢？如何通過更多的發債邏輯，來稀釋存量國債價值呢，那基於美元和美債的全球類稅收體系不就失效了？
還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美元會越來越值錢，意味著總有一天全世界會買空美國（美元會呈現嚴重的通貨緊縮），而不是回流美國。所以說，美國聯邦政府的支出，是基於美國的全球架構，如果沒有想好整個美元和其金融、軍事、影響力等等層面的收縮，單獨改革聯邦政府的某個機構或單項支出什麼的，可能會適得其反，當然，全球也要做好一些風險準備。要知道美國上個月貿易逆差再創歷史新高，達到了接近900億美元，但同時美國的資本市場創出新高，馬斯克本人的身價暴增千億美元，又可以隨便炸火箭來鍛鍊發射技術了，這說明什麼？
我再說一下第二個悖論，就是錯誤的理解“哈耶克”主義導致的經濟貿易問題。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資訊，就是最近歐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西班牙，爆發了洪澇災害，出現了非常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這裡面確實有歷史性的降雨關係，但更值得關注的點在於，大部分發達國家，在基礎設施，也就是防天災等方面，能力都是非常強的，比如什麼德國英國的排水系統，比如什麼日本的抗地震建築，荷蘭的防海水侵蝕系統等等，西班牙作為歐洲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設施建設強國，由於其地形也較為複雜，一直非常重視這方面的更新換代，但自2009年美國經濟危機之後（導致全球經濟危機和而後的歐債危機），整個西班牙等的很多基礎設施投資都停滯了，GDP截止目前都還沒有回歸到2009年的水平。
我可以再給大家做個瞎預測，隨著全球經濟的低迷，隨著投資的缺乏，很多發達國家在預防自然災害等層面，都會暴露出整個體系的老化和缺乏更新帶來的危機，而這裡還不包括基礎投資在帶動未來發展層面的未知性損失，相當於既損失了存量，又失去了增量。
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國家規劃投資和純企業的規劃投資是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思考體系，企業的邏輯是那裡成本低、效率高、稅收優惠、人才儲備足就往那裡投資，而國家的考慮是，那裡落後，那裡有發展潛力，那裡各類災害的風險比較大，那裡容易激發創新體系，那裡可以帶動整個內外經濟貿易體系等等，很多時候恰恰跟企業的投資邏輯是相反的。
按照馬斯克、米萊等的哈耶克思考和建設路徑，意味著只要是衰落的地方，財政效率低的地方，也就是無法收回顯性成本的地方，都是可以削減財政和投資的，都是可以裁撤整個部門的。那這又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未來美國和阿根廷等的投資，不僅完全靠企業主導，而且所有的建設，都會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不可逆的集中。
具體到美國來說，假設德州和佛州為代表的美國未來經濟和權力資源的新的聚集區，能夠重新引領自五大湖和紐約地區、加州和矽谷地區之後，美國新的一極，那可能也是一種選擇，但這恰恰“需要”美國內陸地區的進一步衰落，因為人口和產業資源會不可避免的向南部聚集區進一步的集中，否則就得放開移民，讓墨西哥等拉美勞動力進入南部，這又是美國目前討論激烈的移民問題所在，這就是新的悖論。
第三個悖論是，美國的內部產業和國際競爭的悖論。
川普當選之後，久未露面的德州石油大亨家族布什家族，尤其是前美國總統小布什夫婦表示對川普的支援。這裡面有一個隱含的資訊是，川普將全面放開德州和墨西哥灣等地區的石油開採，美國將進入到歷史罕見的傳統能源產業階段，同時要加大力度保護美國的幾個傳統汽車生產企業。
為什麼這也是一個悖論呢，原因是全球的新能源化是大勢所趨，傳統汽車和能源產業，作為基礎設施和存量價值的邏輯是成立的，但早已不再是刺激新興產業和技術的主要來源，反而固化了存量技術和利益體系對新興領域的掣肘（相對來說，並非絕對，傳統能源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礎，傳統能源對未來新技術的刺激可能表現在材料和新用途方向）。
更重要的是，當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傳統能源供應國，意味著美國更有確定的意願，讓中東戰火不停，這樣中東的石油生產受限，同時還能穩定油價，所以當下大家看到的，說川普會刺激鑽探等，油價會持續下跌，這個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美國不會給世界賣便宜的東西，美國只會買便宜的東西。
而更為關鍵的點是，當美國成為傳統能源最大出口國的時候，就會阻止整個全球綠色能源的轉型，其影響力是巨大的，包括對歐洲的影響，也就是說美國更需要俄烏衝突來阻止俄羅斯的傳統能源進入歐洲了，因為美國要做最大的出口商。因此說，表面上結束俄烏衝突這類的說辭，是否真正符合美國的能源復興戰略，是值得質疑的，這更是一種悖論。
基於傳統能源復興來理解未來川普政府對中東和歐洲的政策，大機率是助推拱火，而不是熄火停戰，對以色列的支援可能會更大膽。除了這些悖論，另一個高科技的方向值得關注，川普前兩天說歐盟只會給美國傾銷消費品，什麼電子產品和酒之類的，而美國的高品質軟體和高端醫療裝置什麼的卻遭到歐盟的打壓等等。
從這個裡面可以看出，如果說無形的全球性架構，比如美元、美債、金融定價結算等等，目前可能存在“錯誤”的理解和可操作性進行收縮之外，顯性的美國軟體和醫療裝置之類的全球進出口和架構體系，可能是要進一步維持的，但這裡面又出現了一個悖論，就是美國的軟體和高端醫療裝置，往往就會成為川普政府打擊和制裁其他國家的貿易工具，這就使得其國際市場反而會激發出更多替代生產和技術迭代，而不是進一步的建立美國一家獨大的國際市場的信任和份額。
至於大家比較關心的晶片產業，實際上可能會升級到另一個層面，就是人工智慧的未來實現，無論是基於衛星的空天通訊網路和調度操作體系，還是滲透率越來越高的智能化生產，又或者是自動駕駛等等，都可能會把晶片需求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但晶片的問題，未來會成為基數和規劃問題，這就好比說人口和人才之間的關係，當一個“產品”等成為普遍需求，就必須要有更大的基數。
比如當每一輛汽車都需要裝上數百個晶片的時候，晶片就不僅僅是比賽誰能做得更小，而是誰能大規模生產；當整個社會的管理、計算、決策、貨幣等等體系，都需要算力來維持的時候，晶片又變成了一個存量、規模和安全等的系統性問題，因此說，輝達在短短幾年內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值公司，代表的並不是某一個點上的需求突破，而是整個科技和社會層面的整體性基礎工具可能在轉變，這裡面如果硬要說一下中國，我覺得中國用生產規模的持續性來換取晶片算力層面的存量和技術增長是完全可以的。
其實還有很多層面是可以展開來瞎扯的，後面如果有機會再給大家閒聊，關於川普的時代衝擊波，當下的很多市場反饋，實際上我個人覺得很多可能是相反的表達，也就是看上去對某個領域是利多，但實際上是利空；看上去是要反全球化，實際上是觸發了對全球化的更大需求；看上去是要結束戰爭和衝突，但實際上對戰爭和衝突的內在需求反而加大了。
那最後還有什麼可以強調的呢，這裡面可以稍微提一句，就是川普衝擊波在中美經濟貿易和科技等層面的看法（瞎扯）。
由於中美都是超級體量的經濟體，僅僅基於一個政策或一個態度等就能決定其未來的關係等，這種判斷可能是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的，但如果是基於一種利益的再分配，也就是具體到產業和企業層面，可能得注意其政策細節，任何政策或貿易的變動，都會影響和打壓很多企業，同樣也會給另一些企業帶來機會，這個不是絕對的。
而如果宏觀的說中美經濟貿易等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問題，假設確實中美存在某種競爭關係，那真正的決定因素，不是存量市場，不是過去的一個企業家或一項技術，不是過去某一個體系的方向或決策等，而是誰更能在未來激發出新的活力和增量，也就是中美誰更能讓每一個社會個體都發揮出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其他所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未來的美國會不會誕生更多的馬斯克，而未來的中國會不會誕生更多的任正非、雷軍等等企業家（中美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企業家，這裡只是做個舉例）。
當然，關於政府和市場的討論，永遠不會過時，只不過基於對發展惠及人群的目標，美國完全由企業主導的投資和產出計算模式，其方向一定是少數化的，因為這是一種殘酷的資源聚集分配模式，其成立的關鍵是必須要持續的拔尖和引領，一旦創新放緩，也就是在全球獲取超額利益的速度放緩，整個普通民眾的生活就會迅速下降。而如果是基於惠及更多人群和全球體系的目標方式，就會使得整體的發展基數會上升，應對風險的能力會增加，當然就需要有政府和政府性企業的持續發揮。這就好比說，假設美國可以讓墨西哥，以及拉美所有的國家都變成加拿大那麼富裕，移民等問題自然就沒有了。但無論如何，願川普時代衝擊波是對全球經濟的觸動，而非退化，世界早已進入了不可逆的多極化時代，全球化可能不會因為美國的內部變動而出現收縮，只可能以一種新的模式呈現或醞釀新的全球化。 (肖磊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