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當拜登轉身走進歷史,這不僅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標誌著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隨著川普在國際上掀起一陣陣滔天巨浪,歐洲右翼政治勢力也高喊著“讓歐洲再次偉大”的口號走向了高潮。
2月7日,14個來自不同歐洲國家的右翼政黨,2000多名成員齊聚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首次歐洲右翼政治峰會。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會議上宣告:昨天我們是異端,今天我們是主流。
會議將矛頭對準了如今歐盟大多數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高呼馬克宏和蕭茲的時代已經結束,他們將跟拜登的民主黨政府一樣成為歷史的塵埃。從巴黎到柏林,再到布魯塞爾,屬於右翼的“歐洲愛國者”將成為整個歐盟的新常態,他們將為歐洲帶來重生。
不過,這些人口中的“歐洲新生”有著不盡相同的含義。
有的人希望削弱歐盟的權力,打破“歐盟中心主義”的家長式作風,將更多主權還給國家;有的人將它看作一場抵禦伊斯蘭擴張,奪回基督教歐洲的移民戰爭;有的人則認為這是一場抵制進步派文化議程,回歸傳統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然而,美國和歐洲都“以自己為優先”意味著雙方並不總是利益一致。川普主義將會給歐洲帶來怎樣的衝擊,歐洲右翼的崛起將如何改變歐盟跟美國的關係,又將如何影響歐洲在未來多極化世界中的地位?
如今,西方各國這一輪右翼政治浪潮有一個核心的共同點:它們都反對過去數十年來由西方世界所主導的全球化。
這就不得不提到,當年推動西方世界開啟全球化處理程序最關鍵的兩位政治人物: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
他們在任時奉行的思想是:政府是導致一切問題的根源,市場則是解決方案,也就是“小政府,大市場”。於是,西方政府開始放鬆對資本的管制,允許它們自由地去全世界追逐利潤。通過啟動那些在第三世界國家被嚴重低估的生產要素,西方資本在海外獲得了巨額的收益,開啟了新自由主義時代。
但是,不要忘記,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光譜中,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都屬於右翼政客。也就是說,現在西方的右翼人士所痛恨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實際上最早就是由右翼政客開啟的。
輪到左翼政黨執政後,例如美國的比爾·克林頓、英國的托尼·布萊爾,他們並沒有挑戰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基本假設,即政府會導致問題,應該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
不過,在西方由於左翼政黨天然會吸引更多知識分子和年輕人,他們逐漸接管了全球化處理程序下的文化議題,發展出了一整套與新自由主義經濟邏輯相匹配的全球化、多元化敘事。於是,如今看起來是西方國家的左翼在把持著公共輿論,主導了全球化。
實際上,從經濟上看,全球化的癥結在於政府減少了對資本的監管,放任資本拋棄國家敘事和民族敘事,去全世界追逐利潤的同時,又沒有做好利潤的再分配,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國內底層民眾生活水平倒退。
但是,如今川普改革的口號仍然是小政府、去監管和減稅。也就是說,原本是由小政府和缺少監管導致的問題,川普如今開出的藥方則是要進一步的小政府和去監管。
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至少在美國,這場所謂的“右翼浪潮”實質上是某些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通過攫取國家權力,對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利的進一步瓜分,而不是有些人想像的是川普在為底層人謀福利。
它將導致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底層民眾進一步赤貧化。但問題是,為什麼這樣一場運動會得到相當多的底層民眾支援?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左派政客在過去幾十年挾持了全球化敘事的解釋權,底層民眾自然將責任歸於了它們,於是轉向了右翼。
不過,在美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廣泛存在的宗教組織實際上受益於基層社會的崩壞。當政府退出基層社會治理後,宗教組織接管了這裡,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這裡的社會邏輯跟羅馬帝國晚期基層社會的失控和基督教趁機崛起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說,美國基層的宗教組織也樂於看到一個不斷收縮“小政府”。所以,川普得到了基督教福音派的大力支援。底層民眾在教派力量的誘導下也在跟著支援川普。
最終,在川普的就職典禮上,我們看到了一副奇特的景象:豪華的宮殿內,富豪雲集,紛紛為川普獻上賀表;寒冷的廣場外,川普的眾多底層支持者只能頂著寒風自娛自樂。
如果要給川普主義取一個更能反映其實質的名字,應該叫做“富豪民粹主義”,它背後的支撐性力量是“科技寡頭-宗教組織聯合體”。
當川普主義越過大西洋來到歐洲,結合歐洲社會在經濟全球化中的變化,歐洲的右翼運動產生了新的特點。
在全球化時代,歐洲做了兩件與美國不同的事:一是建立了歐盟;二是在福利體系的建設上比美國做的要好。這兩件事使得經濟全球化對歐洲造成的負面影響比美國要小很多。
雖然歐洲國家的資本也開始從全球追逐利潤,但是歐盟的建立使德國、法國等歐洲發達國家能夠充分利用臨近的東歐和南歐國家的生產要素,將相當一部分生產鏈條留在歐盟體系內部。
由於歐盟內部國家之間的經濟壁壘更少,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歐盟國家都會優先進行區域內部整合。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部分替代了全球化,導致歐盟國家投資者和生產者的分離不會像美國那樣嚴重。
另一方面,歐洲國家的福利體系建立的比美國也要相對完善,貧富差距不會像美國那樣巨大,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
因此,儘管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歐洲各國早早地就完成了民族建構,有了屬於自己的主體民族,但是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右翼政治浪潮反而首先在美國流行了起來。
相比之下,近些年來,歐洲各國的左翼和中間黨派儘管也出現了支援率有所下降的現象,但是整體上看,歐洲主要國家的執政權仍然由中左翼政黨把持。
與美國不同,促使歐洲國家急速右轉的重要因素並不是全球化,而是俄烏衝突導致歐洲失去了俄羅斯穩定的廉價能源供應,導致經濟面臨嚴重衰退風險。作為歐盟經濟領頭羊的德國,近兩年的GDP增速均為負值。糟糕的經濟狀況啟動了歐洲的右翼民族主義情緒。
換句話說,川普主義中的很多主張對歐洲來說更多是輸入性,不是歐洲自然產生的,因而會產生水土不服,不會被歐洲右翼全盤接受。
總的來說,歐洲右翼在強化國家認同和本土利益、減少移民、保護本國經濟等方面跟川普比較一致。
但是,對於“小政府,弱化監管”這個核心主張,歐洲右翼主要將鬥爭矛頭對準了歐盟,要求削減布魯塞爾的權力,將自由決策權還給各成員國。
在各國內部,民眾要求政府去監管,為企業減稅的呼聲並不高,因為這意味著削減社會福利。被稱為極右翼的義大利梅洛尼在上台後,反而提高了居民的購物和育兒補貼。
在另外一些方面,歐洲右翼跟川普甚至還有衝突。川普“以美國為優先”的政策路線包含了一些反歐洲的意圖,例如向歐洲加征關稅或吞併丹麥的格陵蘭島。對此,有歐洲右翼團體表示,選擇川普主義並不意味著成為“美國的奴隸”。
實際上,這反映了各國右翼團體的思想本身就蘊含了矛盾。每個國家都“以自己為優先”,必然會產生利益衝突。當前,歐洲右翼之所以能召開聯合峰會並大聲稱讚川普主義,是因為它們大多仍是在野的狀態,需要壯大聲勢。
由此判斷,即使歐洲未來有更多國家的右翼上台執政,美歐關係很可能並不會像之前那樣融洽。相反,在許多問題上,例如歐洲能否重獲俄羅斯能源,歐洲國家的利益跟美國有著根本性的衝突。
不過,歐洲右翼的上台將削弱歐盟的地位和各國之間的合作深度。歐洲將處於更加散裝的狀態,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在這個世界加速多極化的時代,歐洲國家需要認清一個基本的事實:歐洲各國整合在一起,才有成為世界一極的能力。
顯然,從更長遠的視角看,歐洲右翼在這個時間點上崛起,對於歐盟來說並不是一個好消息。
在川普領導的美國不斷挑戰世界秩序,放棄領導責任的背景下,全球各大地緣區域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進行自我整合。這種整合的速度、深度和廣度將為未來百年世界新秩序打下基礎。我們需要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理解歐洲右翼運動對歐盟乃至全世界的影響。
在美洲,美國是無可爭議的唯一大國。在這裡,沒有任何域外勢力有力量阻擋美國整合北美地區。疑問在於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南美地區。這決定了美國在未來多極化世界中的上限。
如果美國能夠順利將全球力量收縮至美洲,在這個過程沒有因為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崩潰,那麼,南美洲國家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將大大增加。
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中等國家能否在那之前完成南美洲聯盟的內部整合,這個聯盟能否通過引入域外力量制衡美國,以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將決定南美洲是作為獨立一極還是附屬於某個集團參與新的世界秩序。
類似地,在亞洲也可能出現兩種情況。東亞集團通過強勢整合東南亞和中亞能夠成為毋庸置疑的一極。區別在於印度能否成功地對南亞地區進行整合。
中東地區是當前美國投入最多,利益牽扯最大的區域。本地區中等強國的數量不少,利益衝突和歷史矛盾積壓已久。這些因素都非常不利於中東地區整合,堪稱各地區變數最大的地方。
非洲大區比較特殊。這裡的許多國家實際上仍是殖民時代遺留下的產物,大多數國家連自己內部都無法進行有效管轄和治理。少數率先邁進現代國家門檻的非洲國家,很可能藉著世界秩序變動的機會,憑藉組織力優勢,重新劃定勢力範圍,然後圍繞幾個強力國家形成新的集團。
對於歐洲來說,本來歐洲各國已經結成了歐盟,甚至推出了共同貨幣歐元,具有明顯的先發優勢,甚至可以無縫銜接到新的世界秩序中,並憑藉綜合實力依舊佔據重要地位。
但是,此時興起的歐洲右翼運動帶有強烈的反歐盟色彩,主張削弱歐盟的權力,更加激進的甚至要退出或取消歐盟。
不過,歐盟的優勢在於,經過了數十年的融合,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聯絡已經變得非常緊密,導致取消的成本極高,各國都無法承受。
因此,歐洲的右翼政黨在野時往往對歐盟的批評聲音很大,將它作為指責對象,上台後則變得較為務實,仍然會與歐盟展開積極的合作。義大利總理梅洛尼領導的極右翼義大利兄弟黨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與美國極度撕裂的社會導致的深度政治分裂不同,歐洲的右翼政治運動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原來的政治框架內政黨之間爭奪執政權的活動。川普主義則是歐洲右翼政黨拿來為自己壯大聲勢的工具。
當然,這是在沒有外部干預的情況下。美國有很強的動機通過擾亂歐盟,吸收歐洲的產業和金融資本,延緩霸權的衰退。
川普能否想到通過右翼運動分裂歐盟,以及美國負責執行的機構能否提供這個過程中需要的精細化操作,仍然是未知數。
這將取決於川普通過對本國的“深層政府”進行清洗,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控制美國的官僚機構。
對於歐洲來說,它的上限是恢復跟俄羅斯的經濟聯絡,甚至相互之間建立起深度的政治信任,以一個大歐洲聯盟的姿態進入新的世界秩序;下限則是歐盟徹底淪為美國延緩霸權衰落的犧牲品,在被美國掠奪完優質的戰略資產後一蹶不振。
西方文明的最終結局如何,在未來的世界新秩序中佔據什麼樣的地位,這筆帳還要美國和歐洲自己來算清楚。 (棱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