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
高市政權下的日本,西方媒體終於察覺到不對勁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二戰歷史問題上存在明顯的極右翼立場,其「朋友圈」 和支持者中更不乏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為偷襲珍珠港洗地的極右翼分子,對於這些,不少西方媒體在涉及日本的報導中出現了「選擇性失明」。不過近期,法新社察覺到了高市政權下的日本有些不對勁…在一篇12月12日刊登的標題為《「武士精神」:極端民族主義者認為日本正朝著他們的方向傾斜》的報導中,法新社採訪了一個名為「大行社」的日本極右翼團體。據介紹,這個在日本偷襲珍珠港84周年之際,專門跑去靖國神社參拜的極右翼群體有100多名成員,其中大多是中年男性。法新社表示:“在高市早苗領導下,(日本)主流政治近期出現的右傾轉向意味著,他們(“大行社”)的部分論調(在日本)突然間似乎沒有那麼邊緣化了。”法新社進一步描述稱,自高市早苗上台後,她不僅“挑起了與中國的爭端”,還準備出台更加嚴格的法規限制外國人。不僅如此,主張「日本人利益優先」的日本反移民政黨「參政黨」,也在這段期間迅速獲得支援。而在「大行社」的極右翼分子看來,這些日本政治上的變化,都是他們之前一直在鼓吹的。面對法新社的採訪,一個52歲的“大行社”成員就宣稱:“這些事我們已經呼籲了四五十年了,時代終於跟上了我們的腳步。”不過,在「大行社」這些極右翼分子眼中,他們雖然接受高市早苗當首相,但認為她代表的仍然是一種「戰敗國的政治」,而他們這些極右翼分子則更渴望回到日本軍國主義時期那個「尊皇」的時代。法新社的報告並沒有進一步深挖高市早苗與日本極右翼勢力的關聯,而是在描述了一些「大行社」極右翼分子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與日本「黑道」的一些關聯後,就點到為止了。但從耿直哥的調查來看,高市早苗與日本極右派勢力的關聯,遠比法新社這篇報導中「蜻蜓點水」式的描述更深。她不僅是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APA連鎖飯店代表、極右翼分子元谷外志雄的座上賓,其對日本二戰罪惡歷史的遮掩和歪曲,還深得日本極右翼退役將領田母神俊雄的稱讚。更重要的是,高市早苗已經開始「日拱一卒」地打破日本作為二戰法西斯侵略者和戰敗國的政治禁忌。例如,根據日本國會參議員辻元清美的最新曝光,高市早苗的內閣秘書處明確建議她不要回應將「台灣」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鉤的提問,可她仍然選擇了主動挑釁。這當然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問題是,接下來高市早苗又將在那些方面跟隨日本極右翼勢力的腳步呢?西方媒體,真的應該保持密切關注! (環球時報)
美國反對美國,歐洲反對歐洲
一、馬斯克的罰單馬斯克這回是真跟歐洲鬧翻了。這兩天,歐盟一紙令下,對著他手下的X平台(原推特)狠狠開出一張1.2億歐元的罰單,差不多是X全年利潤的10%。首富馬那能忍住這口氣?一連幾十條推文砲轟,把歐洲那幫「白左」罵了個狗血淋頭,直言應廢了歐盟,讓歐洲各國把主權要回來。表面看,這張天價罰單,是美歐的數字主權之爭。要知道,歐盟的科技衰退顯而易見,時刻擔心成為美國的數字殖民地。全球市值前20的科技公司,歐洲祇擠進去一個阿斯麥,偏偏這家公司30%的股份還捏在美國人手中。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歐洲建制派對右翼MEGA運動的恐懼。MEGA是什麼?就是“讓歐洲再次偉大”,骨子裡流著MAGA的血。而馬斯克,正是MEGA運動的「頭號金主」。歐洲建制派認為,馬斯克透過X平台演算法,大量推動有利於歐洲極右翼立場的內容。歐洲極右翼候選人的推文被演算法放大數倍,引發更多支持者的回應。數一數馬斯克的推特,關於MEGA的相關推文多達幾百條。馬斯克不僅在幕後提供大量資金,而且頻頻為歐洲極右翼勢力站台。歐洲政壇活躍著著名的右翼三姊妹,分別是義大利兄弟黨領導人梅洛尼、德國另類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法國國民聯盟領導人勒龐。由左至右依序為魏德爾、勒龐、梅洛尼馬斯克同三姊妹的關係極好:馬斯克曾親自為梅洛尼頒獎,後者一口一個稱馬斯克為“寶貴的天才”,兩人眼神拉絲,一度傳出戀愛緋聞。馬斯克多次視頻連接魏德爾並高喊口號,只有德國選擇黨才能救德國。馬斯克還為被捕入獄的勒龐鳴不平,抨擊“法國司法不公”,高喊“釋放勒龐”。這麼一來,馬斯克在歐洲建制派那裡,自然就成了眼中釘。這次的罰款是歐盟通過《數字服務法》後的首張罰單,殺雞儆猴的意味明顯。明著敲打的是馬斯克,暗地裡則是警告川普。果不其然,很快美國這邊坐不住了,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副總統范斯、總統川普紛紛站出來護短,指責衰落的歐盟違背言論自由。一張罰單,扯開的是美歐之間的裂縫,更是兩種路線的生死相搏:川普的“糾左運動”,和西方建制派的“倒右運動”,已經是刀光劍影。二、白宮鴻門宴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的背後》一文中詳細介紹過馬斯克、彼得·蒂爾為代表的“貝寶黑幫”,這是支援川普的科技右翼資本。傳統上,美國矽谷的科技資本和華爾街的金融資本大多是“左粉”,支援民主黨。原因不難理解,科技和金融業依賴全球市場,也需要海外技術移民,自然和支援全球化的民主黨穿一條褲子。例如蘋果、微軟、Meta(臉書)、Google等科技巨頭,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橋水基金、貝萊德等金融巨頭。可矽谷科技資本也不是全喜歡民主黨的自由化政策。例如,民主黨猛推“DEI文化”(Diversity多元,Equity公平,Inclusion包容),要求科技企業必須遵守“政治正確”,尊重“工會力量”,僱傭黑人、性少數群體等“弱勢群體”,這給科技企業發展帶來沉重負擔。此外,拜登政府也不斷加強對人工智慧和加密貨幣的監管,這也引發技術至上主義派、技術樂觀主義派的反對。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科技派開始轉向,從「左」奔「右」。當然,具體到馬斯克身上,還有個人「家醜」原因。2022年,他的兒子澤維爾變性成薇薇安。在馬斯克看來,這完全是被民主黨那套「覺醒病毒」「平權運動」「性別流動理念」等DEL文化給害的。從此,馬斯克進一步從左轉右,全力支援川普參選選。今年夏天,因為《大而美法案》少了對特斯拉的補貼,馬斯克向川普鬧脾氣。可胳膊擰不過大腿,馬斯克還是服了軟,兩人關係重歸於好。今年11月18日,在白宮招待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的晚宴上,馬斯克高調現身,川普特意走過去拍了拍馬斯克的肚子,舉止言行,無不透露兩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川普的長子小唐納德·川普近日表示,馬斯克已經100%回歸川普陣營。如今,以馬斯克、彼得·蒂爾為代表的科技右翼已然成為美國權力結構中的重要力量,他們領導的「右翼科技黑幫」正在重塑美國政治版圖。他們主張基於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打造“新技術帝國”,並積極配合川普的反DEI、反移民、反建制、反穆斯林、反全球化等政策。作為回報,川普幫助科技右翼拿下政府訂單,佔領海外市場,打壓科技左翼。這對川普來說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歸化或打掉民主黨背後的資本,才能打掉民主黨的七吋。於是,有了今年9月4日的白宮鴻門宴。川普專門在白宮玫瑰園設下科技業晚宴,馬斯克說被邀請但沒去。不過我們有充分理由懷疑,這場晚宴其實是川普和馬斯克上演的「雙簧戲」。因為這場晚宴去的大多是科技左翼,晚宴的主題就是要錢。川普一個個點名,問他們打算在美國投多少。潛台詞其實是,這就是你們支援民主黨的罰單。在場的企業CEO一臉懵逼,面面相覷,沒辦法只能放血,誰讓川普現在是美國的山大王。川普右手邊的美國元宇宙公司(Meta)CEO祖克柏首先表態:「6000億美元。」左手邊的蘋果公司CEO庫克同樣表示將投資6000億美元。GoogleCEO皮柴承諾投資2,500億美元。微軟CEO納德拉回應稱,每年投資約800億美元。川普滿意點頭。一頓飯,壓出1.5兆美元的承諾。收拾了科技界,川普的複仇行動並沒有就此止步。大規模的糾左運動接下來在白宮、國務院、大學、智庫乃至軍隊等領域鋪開,就是要係統性地清除民主黨勢力、DEI文化。這一點我們在《川普的軍事大清洗》等文章中多次提及。要知道川普雖然三權(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在手,但仍面臨內外兩股阻力。第一個就是美國國內強大的建制派力量,也就是川普常說的「深層國家」。這股力量包括民主黨及其背後的科技資本、金融資本。美國建制派的政治代表人物包括克林頓家族、裴洛西家族、科莫家族、紐森家族等,背後資本包括索羅斯家族、西蒙斯家族、普立茲克家族、蓋蒂家族等。川普今年簽署總統備忘錄,要求打擊左翼發動的政治暴力活動,矛頭直指民主黨大金主索羅斯等人,不只一次呼籲把索羅斯關起來,多次和紐森打嘴仗。順便說一句,小川普的前女友Kimberly Guilfoyle正是美國加州州長紐森的前妻。第二個就是歐洲強大的建制派力量,也就是川普口中的「全球主義利益集團」。這股力量包括歐洲的左翼和中間派(中左和中右翼),同樣和美國的科技資本與金融資本聯絡密切。川普忙完國內忙國外,國內的糾左運動如火如荼,歐洲的糾左運動也沒閒著。歐洲右派需要美國的背書對抗本土建制派,川普則需要歐洲右翼掌權後跟著美國的節奏走。兩者一拍即合。三、歐洲右翼三姊妹歐洲建制派包括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社會民主黨,法國的複興黨,英國的改革黨等。背後的資本家族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米臘博家族、馬利特家族等。羅斯柴爾德家族我們比較熟悉了,這個家族的祖訓是:“我們一定要與國王一起散步。”例如,2008年,30歲的馬克宏為進入羅斯柴爾德銀行工作,不惜放棄高級公務員職位,甚至花費5.4萬歐元「違約金」卸任法國財政部財政督察一職。同羅斯柴爾德家族搭上了線,馬克宏在任期間至少賺了280萬歐元,積累大量高端人脈,僅僅9年後就當選法國總統。而這些老錢家族和高盛、貝萊德等美國資本的聯絡盤根錯節,高盛和貝萊德高層變高官的案例數不勝數。例如,現任德國總理梅爾茨2016-2020年曾擔任貝萊德德國監事會主席。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曾任高盛國際副總裁。「政商旋轉門」向歐洲權力核心輸送了大量人才。這些建制派政黨倡導DEI文化,在難民、移民、性少數群體等議題上推行一系列政治正確。例如,一名老師因告訴孩子只有兩種性別被罰款,一名退伍軍人因在墮胎診所附近默默祈禱被起訴。再例如,2015年,出身基民盟的默克爾大手一揮,德國和歐洲多了100多萬中東難民,其中部分難民在歐洲擾亂治安,實施犯罪甚至發動恐怖襲擊,這也是歐洲右翼迅速崛起的重要誘因。川普改造歐洲有基礎有民意。從范斯2月的慕尼黑演說到川普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川普一路扶持歐洲保守右翼勢力做大做強。在德國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副總統范斯一上場就掀了桌子,對著台下的建制派政客一頓輸出:“你們歐洲最大的麻煩不是俄羅斯,也不是中國,而是來自歐洲內部”,公開支援歐洲反移民、反難民、反穆斯林、反墮胎聲音。會後,范斯故意避而不見德國時任總理蕭茲,而是特意同德國另類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進行了愉快的交談,誇讚這個被歐洲建制派罵“極右翼”的黨,是“德國最受歡迎的政黨”。范斯這波操作相當於給歐洲右翼發出了明確信號,你們的時代來了。馬斯克則在范斯演講結束後馬上發了一條推文,內容只有三個單詞和三個感嘆號:MEGA! MEGA! MEGA!歐洲右翼政黨也在馬德里高調舉辦「歐洲愛國者」峰會,義大利副總理、聯盟黨主席薩爾維尼、法國國民聯盟黨主席瑪勒龐、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荷蘭自由黨領袖維爾德斯等右翼領袖出席。大會上高喊口號,今天我們是異端,明天我們是主流!讓歐洲再次偉大!如果說范斯的演講是“輿論預熱”,那麼,川普這兩天簽署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就是把扶持歐洲右翼變成了“官方任務”。這份檔案寫得明明白白,美國要和歐洲「愛國的歐洲政黨」合作,要不然歐洲遲早變成「非歐洲人」主導的國家。而「愛國政黨」,在歐洲就是右翼乃至極右翼的代名詞。在川普的推波助瀾下,歐洲右轉成了潮流。從羅馬到柏林,從巴黎到倫敦,歐洲右翼政黨一路高歌猛進。歐洲大陸的政治重心在西歐,或說德法意。來自德法意的保守右翼「三姊妹」成為歐洲MEGA運動的旗手。在義大利,梅洛尼率領的義大利兄弟黨已於2022年獲勝。今年1月,梅洛尼作為唯一的歐盟國家領導人出席了川普的總統就職典禮。在德國,魏德爾領導的另類選擇黨成為議會第二大黨。魏德爾距離德國總理的位子僅有一步之遙。在法國,勒龐女承父業,連續參加三屆總統選舉,帶領國民聯盟成為法國議會第三大政黨,被稱為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女人。除了德法意,保守右翼政黨在歐洲遍地開花。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成為MEGA運動的急先鋒,斯洛伐克總理菲佐主動向川普靠攏,捷克的巴比什靠著右翼主張拿下議會選舉,波蘭右翼候選人納夫羅茨基贏得總統選舉。這些東西南北歐的右翼政黨聯合組建“歐洲愛國者黨團”,吹響MEGA集結號,成為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反對歐盟權力過度集中,主張回歸傳統價值觀。光是今年,「歐洲愛國者」黨團就牽頭對歐盟的「白左」頭子馮德萊恩發起兩次不信任投票。馮德萊恩,代表的是「民主黨美國」。川普要培養的,是「共和黨美國」在歐洲的代言人。或者說,MAGA美國的代言人。四、WASP和DEI川普吹捧的右翼保守文化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英文單字WASP, 意思是胡蜂、黃蜂或易動怒的人。真別說,這個字很契合川普的性格。「WASP」是英文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縮寫,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美國WASP群體是MAGA運動的擁躉和主力。這裡既包括被DEI文化擠掉工作崗位的窮白底層民眾,例如撰寫《鄉下人的悲歌》的范斯,也包括那些抱持種族優越感、門第高貴的老錢,比如川普本尊。在川普看來,DEI文化就是針對白人的「反向種族歧視」。馬斯克曾多次發推文稱「DEI must die」。川普的目標,是恢復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傳統的WASP文化,反對西方白左一味推行DEI文化。例如,金發碧眼的白人理所當然要擔任政府要職,而不是選擇「變性人海軍上將」等「非主流」。DEI文化的背後站著民主黨、左翼、自由派、新移民、少數族裔、職業女性、LGBT,全球主義。WASP文化的背後站著共和黨、右派、保守派、老移民、基督教傳統價值觀、民族主義。可撥開這些紛繁複雜的標籤,真相其實很殘酷:無論是DEI文化還是WASP文化,不同文化的背後其實就是資本在博弈。換句話說,主義背後全是生意。DEL文化的背後是支援左翼政黨的資本,WASP文化的背後是支援右翼政黨的資本。我們多次說過,美國本質上不是文明,不是國家,而是股份制公司。無論誰當總統,決策的背後都是不同資本間的相互較量。川普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把各類美國資本、全球資本和川普家族、以及川普化的共和黨牢牢繫結。在川普的運作下,美國科技右翼資本以及川普所代表的房地產資本在歐洲斬獲多個訂單。例如,馬斯克以右翼掌權的義大利為支點,進一步擴張在歐洲的商業化佈局。2023年,在梅洛尼的授意下,義大利國家太空總署和馬斯克旗下的SpaceX簽署了航太合作協議。 2025年,雙方還在洽談一份價值15億歐元的五年期合同,計劃讓星鏈為義大利外交官和國防人員提供安全通訊服務。未來幾年,勒龐能否入主愛麗舍宮,魏德爾能否成為德國總理,梅洛尼能否打破短命總理怪圈,不僅是左翼和右翼的政治較量,更是WASP資本和DEI資本的幕後比拚。有一點可以肯定,WASP資本和DEL資本的鬥爭不會止息,而美國反對美國、歐洲反對歐洲、美國反對歐洲、歐洲反對美國的戲碼也會愈演愈烈。堡壘往往從內部崩塌,四分五裂的西方註定要衰落。一句話,東風壓倒西風是歷史大勢。 (雲海觀星社)
德國歷史罕見一幕…選擇黨被列為極右翼組織
當地時間今早,德國發生其現代史上罕見一幕:首次有在全國範圍內擁有議會席位的政黨被正式歸類為極端組織。根據歐洲新聞報導,德國國內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護局周五正式宣佈,將該國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認定為“已經被證實的極右翼極端組織”,評論稱,這是德國現任政府迄今為止在遏制這一快速崛起中的執政勢力方面最嚴厲的舉措。據瞭解,此前AfD已被列為「涉嫌極端主義」的政黨,而如今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表示,他們已經掌握了確鑿的證據,證明該黨正在系統性地破壞德國的民主制度,並提交了一份長達1000頁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AfD違反了德國憲法中的核心原則,在族裔問題上的排外立場,涉嫌歧視非日耳曼裔德國人,構成對民主制度和憲法秩序的威脅,例如:德國選擇黨不認為那些「來自穆斯林為主國家移民背景」的公民是德國人民的平等成員。憲法保護局也指出,AfD近年來的言論與立場日益激進,其種族主義傾向引發社會廣泛擔憂。此前,該機構已將AfD的青年組織列為極右翼組織,這次的決定意味著整個政黨都被納入極端主義觀察。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官宣,外媒評價稱,這是現代德國歷史上,首次有在全國範圍內擁有議會席位的政黨被正式歸類為極端組織。但需要說明的是,此次定性並不意味著AfD將被禁止在德國運作,但它賦予德國政府擴大監控權限的依據,包括在司法監督下使用臥底線人、監聽通訊等手段。評論也稱,這項決定也將對德國政壇產生深遠影響,主流政黨將面臨更大壓力,在各級政府層級明確拒絕與AfD展開任何形式的合作。英媒指出,雖然德國議會理論上可以要求解散該政黨,但此類程序必須經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且由於法律門檻高、政治後果重大,因此,外界普遍認為解散AfD的可能性極低。在今年2月的選舉中,德國選擇黨位居第二,以20.8%的得票率贏得了議會630個席位中的152個席位,創歷史新高。僅次於中右翼的基民盟,領先中左翼的社民黨,一舉拿下議會「第二大黨」稱號。另據報導,德國議會將於下周舉行投票,確認基民盟默茨出任總理,並與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 (鳳凰歐洲)
大衛·薩克斯:矽谷崛起的右翼新勢力
像他的朋友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彼得·蒂爾(Peter Thiel)一樣,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正利用自己的財富和網路影響力,將保守派和前左翼人士聯合起來,共同發起一場反對自由主義的反動運動。上個月,舊金山前地方檢察官切薩·布丁(Chesa Boudin)在YouTube上接受左翼播客主持人兼政治評論員凱蒂·哈爾珀(Katie Halper)的採訪(Who Removed DA Chesa Boudin From Power?),談及2022年6月導致他被罷免的召回運動。布丁曾是一名公設辯護律師,於2020年1月就任檢察官時承諾推進刑事司法改革、加強警察問責制度,並推動去監禁化(decarceration)。然而,他很快就被商業領袖、科技大亨,甚至是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一些前同僚指責為舊金山犯罪率上升和社會失序的罪魁禍首。在採訪中,布丁慷慨激昂地為自己的政策辯護,同時也直指背後操控罷免行動的金錢力量。他表示:“在舊金山,捐款支援罷免行動沒有上限,而且要隱藏資金的真實來源非常容易。”採訪結束後,討論仍在繼續。哈爾珀邀請觀眾在Callin這一快速崛起的播客平台上,就“人為操控的罷免行動”展開討論。然而,其中存在一個明顯卻未被點明的諷刺之處:Callin吸引了大量活躍於網路的記者,其中既有左翼、右翼,也有不那麼明確的意識形態立場者。而該平台的聯合創始人,正是風險投資家、長期擔任科技高管的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布丁最早、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薩克斯曾給布丁貼上“殺人檢察官”(the Killer D.A.)的標籤,指責他的政策導致無辜者死亡。他在接受前福克斯新聞明星梅根·凱利(Megyn Kelly)採訪時表示,舊金山正處於“一片混亂和無法無天”的狀態,而這正是“索羅斯系檢察官”(Soros D.A.s)推行“去監禁化等進步議程”的惡果。他甚至向布丁發出公開辯論的挑戰——“如果你有膽量”(if you have the huevos),隨後又指責布丁臨陣退縮,未能兌現在《All-In》播客上的辯論承諾。《All-In》是薩克斯與其他科技投資人傑森·卡拉卡尼斯(Jason Calacanis)、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和大衛·弗裡德伯格(David Friedberg)共同主持的熱門播客。薩克斯也是布丁罷免行動的最大金主之一。在2021年的某個時點,反對布丁的捐款中,近三分之一來自他。換句話說,哈爾珀正試圖在一個由薩克斯營運的平台上解析布丁的失敗。(對此,哈爾珀回應稱:“在全球資本主義和科技壟斷體系下,所有平台都有其所有者。但我不代表他們,他們也不代表我。”)在擔任PayPal創始首席營運官(COO),隨後分別擔任Yammer和Zenefits的首席執行官後,現年50歲的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如今領導著一家名為Craft Ventures的風險投資公司。雖然他尚未像好友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那樣家喻戶曉,但他已是保守派媒體的常客,並在X(原Twitter)上擁有超過40萬名粉絲,在科技行業的政治鬥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據《華爾街日報》報導(The Shadow Crew Who Encouraged Elon Musk’s Twitter Takeover),薩克斯是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的“影子圈子”(shadow crew)成員之一,兼顧朋友與私人顧問的角色。在馬斯克與Twitter的法律糾紛中披露的簡訊顯示,馬斯克曾將右翼煽動者迪內希·德索薩(Dinesh D’Souza)發佈的一條推文轉發給薩克斯,表達對其收購Twitter的支援,而薩克斯則表示自己已轉推。此外,兩人還曾討論薩克斯是否願意為馬斯克的Twitter收購提供資金支援。2022年10月初,馬斯克提出了一項關於俄烏戰爭的和解方案,該方案與薩克斯一周前在《美國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雜誌上發表的文章(Should America Go All In on Ukraine?)觀點高度相似。政治顧問伊恩·佈雷默(Ian Bremmer)隨後表示,馬斯克曾告訴他自己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進行過交談,而普丁的意見影響了他的和平提議。馬斯克否認了這一說法。薩克斯在X上支援馬斯克的提議,並稱外界的強烈反對(例如對馬斯克建議讓俄羅斯獲得烏克蘭克里米亞地區的批評)是“覺醒暴民”(woke mob)所致,而薩克斯後來在《新聞周刊》(Newsweek)上撰文警告,這種輿論將導致“下一場世界大戰”。馬斯克在一條推文中稱薩克斯的文章“極其精彩”。薩克斯正悄然成為一種新興右翼思潮的核心代表人物——這種思潮源於川普主義(Trumpism)和新冠疫情引發的政治重組。在外交政策方面,它結合了孤立主義、川普式民族主義、對“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懷疑,以及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式的反帝國現實主義。在國內政策方面,這種政治立場較為混亂,主要表現為一系列憤怒的姿態和怨恨政治(politics of pique),其論戰場域主要集中在X、Callin、YouTube、Rumble、Substack等線上媒體,吸引了許多曾認同左翼立場、但如今無法容忍城市中無家可歸者營地的人群。這種思潮在左翼陣營內部引發了裂痕。例如,《年輕的土耳其人》(The Young Turks)主持人安娜·卡斯帕裡安(Ana Kasparian)曾在節目中專門討論“加州對暴力犯罪分子的縱容”(violent criminals being let off easy);《雅各賓》(Jacobin)專欄作家本·伯吉斯(Ben Burgis)則批評那些抨擊卡斯帕裡安保守觀點的人是“左翼網路世界最可笑的道德說教者”(silliest scolds of the online left);同為《雅各賓》撰稿人、曾主持《雅各賓秀》(The Jacobin Show)的南多·維拉(Nando Vila)則認為,與其試圖扭轉公眾對犯罪的錯誤認知,不如承認“只要看看現實,問題就顯而易見”——即無家可歸問題,而這一問題近年來已被日益“刑事化”。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持反動立場的科技與金融精英也加入了這一陣營。例如,億萬富翁威廉·奧本多夫(William Obendorf)資助了罷免布丁的運動,並擔任兩個反布丁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其中一個機構曾向布丁的繼任者布魯克·詹金斯(Brooke Jenkins)支付了15.3萬美元。此外,避險基金經理、民主黨捐助者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不僅在2016年公開稱讚唐納德·川普的當選,還成為凱爾·裡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的堅定支持者。在2021年的一段時間裡,Clubhouse曾是這些反動政治思潮的中心地帶——成為一群網路知名的風險投資人和科技人士的聚集地,他們對矽谷的傳統自由主義文化感到不滿。儘管該應用未能維持早期的熱度,但它激發了多個模仿者的誕生。2021年秋,薩克斯啟動了Callin,並在A輪融資中籌集了1200萬美元。基於之前的音訊社交平台經驗,Callin提供即時和錄製音訊討論、播客託管,以及使用者與主持人互動的功能。公司還與多名知名記者和播客主持人達成合作,使得該平台迅速成為“後左翼”(post-left)、反叛派(contrarian)或其他反動自由主義者(reactionary libertarian)的聚集地。例如,傑西·辛格爾(Jesse Singal)、吉米·多爾(Jimmy Dore)、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邁克爾·特雷西(Michael Tracey)、布麗安娜·喬伊·格雷(Briahna Joy Gray)和馬特·泰比(Matt Taibbi)等人都在該平台上發表觀點,其中許多人都接受了薩克斯的論調,抨擊城市犯罪失控,以及所謂“削減警察經費”政策的失敗(儘管事實是,這些警察經費並未真正被削減)。薩克斯本人也曾主持一檔名為《紫色藥丸》(Purple Pills)的Callin節目,儘管該節目目前已暫停。在節目中,他曾邀請布丁的主要批評者之一邁克爾·舍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擔任嘉賓。舍倫伯格曾試圖在2021年加州州長罷免選舉中取代加文·紐森(Gavin Newsom),他在節目中的主題是“為什麼進步派毀掉了城市”(why progressives ruin cities)。薩克斯拒絕了採訪請求,無論是直接邀請,還是通過其代表。但他的文章、媒體露面、政治捐款及職業網路,都清楚地勾勒出他的政治崛起軌跡,以及科技精英如何在當今社會施加影響力。————————————沉浸在社交媒體的煽動性氛圍和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的民粹鼓動之中,薩克斯及其同道者似乎並非真正支援某種明確的政治理念,而是單純地反對現狀——他們反對刑事司法改革,反對無家可歸者在公共場所的可見存在,反對長期以來由民主黨主導的城市治理模式,認為這種治理沉溺於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卻未能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他們充滿憤怒,並希望政府——這個他們視為無能且難有善政的機構——能夠重新為他們效力。無論人們是否接受這種“末世論式”願景,它都正在逐步形成連貫的敘事,並在右翼陣營中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援。這一新興政治運動的論調具有一種直白的簡練性,即便不夠有說服力,至少能迅速積累轉發量:民主黨人陷入“覺醒”(woke)狂熱;自由主義已經失敗;毒品、犯罪和無家可歸現象正在摧毀城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不過是場騷亂。在這種政治想像的語境中,犯罪、毒癮和無家可歸問題固然是駭人的社會災難,但主要是因為它們威脅到了“負責任的、富有生產力的公民”的日常安寧。在布丁罷免投票當天,薩克斯接受梅根·凱利(Megyn Kelly)採訪時聲稱,美國境內芬太尼氾濫是**對19世紀鴉片戰爭的“報復”。這一政治思潮的本質或許可以用《Vice》記者愛德華·翁圭索(Edward Ongweso Jr.)和傑森·科布勒(Jason Koebler)在報導洛杉磯市長選舉時的描述來概括——他們稱此次選舉為“Nextdoor選舉”(Nextdoor Election),借指社交應用Nextdoor,這個平台已成為充斥種族歧視和階級偏見的犯罪與無家可歸問題投訴中心。這是一種極端化的“向經理投訴”(call-the-manager)式政治——是時候讓警察,也就是資本主義秩序的維護者,採取行動了。這個運動的象徵性中心是舊金山,但實際上,它所反映的乃是整個加州破滅的烏托邦夢想。在那些目睹自己鍾愛的都市陷入衰敗、貧富懸殊和社會苦難的富有科技人士眼中,加州已死。他們的失望與疏離感,與傳統共和黨人對自由派城市(及其中的非白人居民)的厭惡交織在一起,建構出一幅無可救藥的城市貧民窟畫面。這些驚恐的城市居民正呼應川普主義的鼓噪,宣稱城市,尤其是加州的城市,已淪為危險陰暗之地,必須加以馴服。然而,儘管加州的暴力犯罪率在2021年上升了6%,該州的暴力犯罪率(每10萬居民466起)仍遠低於1992年峰值(每10萬居民1,115起)。這種杞人憂天的情緒在2023年8月達到一個低點,當時布丁罷免行動的支持者米歇爾·坦德勒(Michelle Tandler)大肆宣揚舊金山的狗因誤食糞便而對甲基苯丙胺(冰毒)上癮的荒誕說法。坦德勒曾在社交網路服務公司Yammer工作,當時薩克斯正是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舊金山觀察報》(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報導稱,儘管她現居紐約市,她仍在推特上積累了大量粉絲,並被稱為猛烈批評舊金山的“反舊金山網紅”(anti-San Francisco influencer)。2020年,薩克斯的風投公司Craft Ventures曾在坦德勒創立的初創公司Life School的種子輪融資中投資,而兩人也都在2021年8月6日向罷免舊金山三名學區董事的競選活動捐款。同年12月,Life School宣佈業務轉型——從教授基本生活技能的課程,轉變為“以音訊為主的公司”,提供與“基本生活技能專家”的訪談。這個新的公司是一家託管在Substack上的出版物,名為Growth Path Labs,其播客節目內容包括《如何給出建設性反饋》(How to Give Critical Feedback)和《如何有溫度地解僱員工》(How to Fire Someone (with Humanity))等。————————————這一運動的精神領袖是彼得·蒂爾(Peter Thiel)——這位億萬富翁風投家、曾促使八卦媒體Gawker倒閉的商人、共和黨主要金主、川普早期支持者、PayPal聯合創始人及Palantir的創始人兼董事長,曾公開表示自己對民主制度“無所謂,甚至持冷漠態度”。在他的政治門徒——及昔日僱員——J.D.范斯(J.D. Vance)和布萊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身上,蒂爾找到了可以踐行其政治信條的候選人。這些人是右翼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支援商業自由,擁護持槍權利,並善於迎合保守派文化鬥士。這種現象可以被稱為“PayPal黑幫政治”(PayPal mafia politics)。始於蒂爾、馬斯克、裡德·霍夫曼(Reid Hoffman)、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等早期PayPal員工的廣泛企業和政治網路,並非所有成員都持右翼立場,但其中較不知名的薩克斯,正是PayPal的首任首席營運官。儘管薩克斯與“後左派”網路關係密切,並試圖代表舊金山那些失望的民主黨人發聲,但他在政治捐款記錄上展現的卻是堅定的共和黨人立場。除了支援范斯和馬斯特斯等右翼候選人,他還為傳統共和黨政客提供資金支援。他確實在2016年向希拉里·克林頓捐款,最近也向凱爾斯滕·西內瑪(Kyrsten Sinema)捐款,《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對此評論稱,他“再次給進步派添堵”。2021年,他向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捐贈了70,223美元,並向邁阿密市共和黨籍市長弗朗西斯·蘇亞雷斯(Francis Suarez)領導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邁阿密全民共享”(Miami for Everyone PAC)捐贈了60,000美元。該委員會的主要捐助者之一正是薩克斯的播客聯合主持人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如今,薩克斯正準備進一步推動其政治項目,並投入更多資金。今年夏天,一個名為“紫色優良治理政治行動委員會”(Purple Good Government PAC)的組織提交了首份捐款報告。該組織尚未受到廣泛關注,而薩克斯的代表也拒絕就其計畫作出回應。但從該組織的備案資訊來看,其中涉及薩克斯的關係網。該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財務主管是詹姆斯·庫爾(James Kull),他曾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簽署抵押貸款購買邁阿密的一座豪宅,而該公司地址與薩克斯曾使用的地址一致。在2022年上半年,該政治行動委員會共籌集了約28萬美元,其中薩克斯夫婦貢獻了12.5萬美元。另有三位捐助者——EarthLink創始人斯凱·戴頓(Sky Dayton)、電子商務企業家迭戈·伯達金(Diego Berdakin)及多林家族信託(Dohring Family Trust)——分別捐贈了5萬美元(分兩筆付款,一筆5,000美元,一筆45,000美元)。該政治行動委員會(PAC)迄今已支出約13.5萬美元,其中大部分——10萬美元——捐給了“德桑蒂斯之友”(Friends of Ron DeSantis)領導委員會。薩克斯的代表拒絕透露這位風投家是否會在2024年共和黨總統初選中支援德桑蒂斯而非唐納德·川普,但資金流向已經表明了一切。去年10月,薩克斯曾為這位佛羅里達州州長舉辦籌款活動,並曾在推特上表達他對2024年紐森(加州州長)與德桑蒂斯對決的期待。進一步顯示德桑蒂斯與這個緊密聯絡的小圈子關係密切的是,法院披露的馬斯克簡訊記錄中,出現了他與Palantir聯合創始人兼風投家喬·朗斯代爾(Joe Lonsdale)的一段對話,朗斯代爾表示德桑蒂斯曾親自打電話給他,表示願意幫助促成馬斯克對推特的收購。在蒂爾的示範引領下,薩克斯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治捐助網路。去年12月,他為J.D.范斯舉辦了一場籌款活動。今年4月,薩克斯向支援范斯的“保護俄亥俄價值觀”(Protect Ohio Values PAC)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了100萬美元。大約在同一時間,川普宣佈支援這位《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作者。據報導,這筆捐款和川普的背書都是由蒂爾牽線搭橋的。9月15日,薩克斯與另一位“PayPal黑幫”成員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共同主持了一場共和黨籌款活動,與會者包括現任共和黨參議員裡克·斯科特(Rick Scott)、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以及共和黨參選人布萊克·馬斯特斯、穆罕默德·奧茲(Mehmet Oz)和范斯。儘管薩克斯向范斯提供了大額資金支援,但他幾乎沒有在推特或其他平台上公開談論過范斯。他的100萬美元捐款也未引起太多媒體關注。然而,今年3月,薩克斯在推特上稱讚了范斯對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保持軍事克制的呼籲,並行文表示:“這就是為什麼我自豪地支援@JDVance1。” 他還附上了一句帶有MAGA色彩的口號:“是時候讓美國優先了。”(It’s time to put America first.)————————————蒂爾和薩克斯在斯坦福大學相識,並共同在蒂爾創辦的《斯坦福評論》(Stanford Review)上工作。1992年,該刊物發表了一期名為“強姦問題”(The Rape Issue)的特刊,其中包括薩克斯撰寫的一篇文章,為一名對法定強姦指控“不抗辯”(no contest)的學生辯護。薩克斯認為,這類罪行是“性革命前的頑固分子遺留下來的道德指令。”(a moral directive left on the books by presexual revolution crustaceans.)據蒂爾傳記作者馬克斯·查夫金(Max Chafkin)所述,薩克斯在文章中詳細描述了該事件的經過,並指出17歲的受害者“仍然具備進行口交的身體協調能力”,而且“理論上她本可以說‘不’。” 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後來成為薩克斯在PayPal的同事——也是該特刊的撰稿人之一。2013年,拉博伊斯因被指控性騷擾而辭去了Square首席營運官的職務。後來,薩克斯和蒂爾開始為《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和《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撰寫關於經濟和政治的專欄文章。1995年,他們合著了一本書,名為《多元化神話:校園裡的多元文化主義與政治不容忍》(The Diversity Myth: Multiculturalism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 on Campus)。這本書充滿憤怒、挑釁和恐同情緒,執著於身份政治和校園文化鬥爭。如果今天出版,只需將“多元文化主義”取代為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恐慌,它仍然能夠精準迎合當前的政治氛圍。在書中,薩克斯和蒂爾再次提及斯坦福的強姦案件,並寫道:“一項多元文化主義背景下的強姦指控可能僅僅意味著(受害者)事後的悔意。”(在兩位作者的道德體系中,幾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輕蔑地貼上“多元文化主義”的標籤。)當這句話在2016年被Forbes挖出後,蒂爾和薩克斯都公開道歉。然而,這本書中還有大量類似的觀點。他們指責性侵犯活動人士妖魔化男性,並炮製“宣傳資料”(advocacy numbers)而非“真實資料”,稱“強姦危機運動每年都在向新生灌輸誇大的恐懼。”《多元化神話》不僅是一部充滿政治偏見的作品——它不僅猛烈抨擊多元文化主義和性侵犯教育,還深受當時共和黨政治圈的支援。該書由自由意志主義智庫“獨立研究所”(Independent Institute)資助,並得到了當時共和黨政治人物和操盤手的幫助。兩位作者在致謝中提到,他們接受了時任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幕僚長湯姆·杜斯特伯格(Tom Duesterberg)的建議,還得到了前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委員、國會幕僚以及保守派政治理論家、智庫成員和經濟學家的支援。此外,他們特別表示:“特別感謝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以及本書中採訪的其他多元文化主義受害者。”1992年,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還是斯坦福大學一年級法學院學生時,與兩名朋友站在一位大學講師的家門外,高喊恐同辱罵。其中包括:“死基佬!希望你死於艾滋病!” 事後,拉博伊斯在The Stanford Daily上撰文稱:“我們的意圖是讓這番言論足夠令人震驚,以至於人們會想到,‘哇,如果他說得出口,那麼我也許可以比我原本認為的說得更多一些。’”斯坦福大學的行政管理層基本上接受了他的觀點:儘管學校譴責了拉博伊斯的行為,稱其為“惡毒的咆哮”,但也承認這屬於“受保護的言論”。這起事件引發了廣泛的憤怒、寫信抗議,以及關於斯坦福校園內部的厭女症和偏見的討論——這些本是對社會問題的真誠批評,但在《多元化神話》(The Diversity Myth)中卻被當作笑柄。然而,學校並未正式懲罰拉博伊斯。在成為校園爭議人物後,他轉學到哈佛法學院,隨後進入PayPal,並在科技行業取得巨大成功,積累了巨額財富。按照保守派長期以來的“受害者敘事”傳統,這一經歷讓拉博伊斯成了“烈士”。————————————薩克斯在PayPal的早期成功自然離不開蒂爾,這家公司的創始CEO。隨著蒂爾和馬斯克成為科技和政治領域的核心人物,薩克斯也在同一網路中積累了財富和影響力。目前,薩克斯的淨資產尚無可靠公開資料。但除了位於邁阿密、價值1700萬美元的豪宅外,他還擁有一座價值2300萬美元的好萊塢山莊,以及一棟位於舊金山“億萬富翁街”(Billionaires Row)上的價值2000萬美元的豪宅。除了作為企業高管積累財富,他還是一名加密貨幣投資者,曾早期投資Solana這一熱門加密代幣。薩克斯表示,他的政治立場已從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演變”為“民粹主義”(populist)。在與比特幣KOL安東尼·“龐普”·龐普利亞諾(Anthony “Pomp” Pompliano)的一次播客訪談中,薩克斯自稱其觀點與正在轉型的共和黨一致,代表著“工人階級立場”。他引用了自由派政治學者魯伊·特謝拉(Ruy Teixeira)的研究,後者曾與約翰·B·朱迪斯(John B. Judis)合著頗具影響力的《新興的民主黨多數派》(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但最近加入了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批評民主黨因“專業階層的霸權”而與工人階級的關注點脫節。薩克斯則將這一觀點歸納為:“一切都由受過大學教育的民主黨人掌控,他們推行的是‘覺醒進步主義的暴政’。”薩克斯甚至認為,大公司如今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掌控的工具。他曾在推特上表達這一觀點,與德桑蒂斯(Ron DeSantis)長期以來的看法不謀而合——德桑蒂斯一直指責迪士尼等公司宣揚“覺醒意識形態”(woke ideology)。與其科技圈的同道中人一樣,薩克斯對網路言論自由的“受威脅”深感憂慮。他支援馬斯克收購推特,並主張推特應減少內容審查,避免陷入保守派長期批評的“審查文化”。在今年4月接受Fox News採訪時,薩克斯聲稱美國正經歷一場“麥卡錫主義時刻”,社會上存在“不美式運動”(un-American movements),意圖遏制言論自由。他甚至將馬斯克的推特收購比作柏林牆的倒塌,稱:“這是我們首次看到有人敢於對抗這股洶湧的審查浪潮。”然而,儘管薩克斯的政治項目和其對刑罰的強硬態度取得了一些勝利,例如成功推動布丁(Chesa Boudin)的罷免以及Callin平台的順利推出,但他的計畫目前正面臨重大阻力。今年8月,與布丁理念相近的洛杉磯地方檢察官喬治·加斯康(George Gascón)成功抵禦了第二次罷免行動。與此同時,川普主義的反動派,例如佈雷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和穆罕默德·奧茲(Mehmet Oz),正在艱難應對激烈的選戰,而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候選人道格·馬斯特里亞諾(Doug Mastriano)幾乎註定失敗。蒂爾與共和黨高層(如米奇·麥康奈爾)的關係也在迅速惡化——儘管J.D.·范斯(J.D. Vance)或許仍能勉強勝選。更關鍵的是,除了右翼科技精英圈子外,幾乎沒有人真正嚴肅對待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這位蒂爾的“君主制宮廷哲學家”,也是該運動的事實上的智囊人物。雅文曾主張,美國應當像一家初創公司那樣運行。然而,考慮到近期幾家由蒂爾資助的“初創企業”——例如由坎迪斯·歐文斯(Candace Owens)背書的“反覺醒銀行”(anti-woke bank)以及由川普任命官員創辦的保守派交友應用(該應用據稱因金融犯罪正接受國土安全部調查)——在網路上陷入嘲諷甚至徹底失敗,這種願景似乎難以實現。目前,確實有一群既富有又極具網路影響力的人在鼓吹這些理念,他們在共和黨部分勢力的支援下發展壯大,最近還得到了圖爾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的呼應。加巴德在宣佈退出民主黨時,譴責該黨成員的“懦弱覺醒”(cowardly wokeness)、“反白人種族主義”(anti-white racism),以及“妖魔化警察,同時縱容罪犯,以犧牲守法公民為代價” 的行為。然而,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是否能超越自身圈子,真正“規模化”(scale)仍然存疑。至少,蒂爾似乎正將重心轉向這一政治現實問題,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摒棄薩克斯式的“末世論悲觀主義”(doomerism)。在9月11日的“國家保守主義大會”(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上,蒂爾呼籲共和黨人提出一個能夠超越他們封閉圈子的“正面議程”(positive agenda),以吸引更廣泛的公眾支援。他指出,共和黨人傾向於簡單地將自己與加州進行對比,以此作為競選策略:“加州是個醜陋的畫面——流浪漢隨地大小便、公寓裡老鼠橫行、荒謬的覺醒狂熱……對它進行批判簡直就像‘射魚塘裡的魚’一樣輕而易舉。”在同一場演講中,蒂爾稱讚了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認為他“提供了一個相較於加州的真實替代方案”,但同時也擔憂德州和佛州的房價飆升,表明這些所謂的“替代方案”正在重蹈加州的覆轍。然而,共和黨並未真正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而是繼續其“天生的虛無主義式否定”(nihilistic negation)——蒂爾認為,這種反動式的阻撓策略正是導致當下政治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一個充斥著廣泛政治犬儒主義的時代,這種策略或許在社交媒體上表現良好,因為社交媒體更傾向於放大沖突和製造轟動效應,但它並不能真正推動共和黨取得更廣泛的政治勝利。蒂爾、薩克斯、馬斯克以及其他科技巨頭所設想的社交媒體模式,或許會在馬斯克收購推特的交易完成後成為現實。根據法官的裁決,這筆交易最遲應在本月底前完成。這不僅將使馬斯克的社交媒體願景得以實施,同時也將惠及那些投資並支援其收購行動的朋友們。最近披露的簡訊顯示,馬斯克的“貝寶幫”(PayPal Mafia)成員以及一眾阿諛奉承者紛紛向他推銷關於重塑推特的各種想法。其中一組簡訊(姓名已被塗抹)提到了讓“老闆本人”(the boss himself)——川普——重返平台的問題,同時還充斥著有關如何封殺政治對手的戰術推演和誇誇其談。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甚至被提議擔任所謂的“執法副總裁”(VP of Enforcement)。如果推特真的在馬斯克的領導下私有化,使其免於某些公司資訊披露的法律要求,那麼這個新政權的言論審查機制可能將由馬斯特斯等人主持,而他們的世界觀與薩克斯高度一致。然而,蒂爾在9月的演講中承諾的那種“陽光州風格”(Sunshine State–style)的積極政治綱領仍未成形。此時,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正忙於在聯邦法院為自己的決定辯護——他因一名進步派檢察官安德魯·華倫(Andrew Warren)承諾不執行墮胎相關犯罪而將其停職。與此同時,薩克斯仍深陷“城市末世論”式的悲觀情緒,這種態度在舊金山頗受歡迎。該市市長倫敦·布裡德(London Breed)最近在一次演講中表示,毒販的權利甚至高於那些“每天早上努力工作、送孩子上學的普通市民”,而她的這番話竟然贏得了現場的掌聲。在布丁(Chesa Boudin)被罷免的第二天,薩克斯登上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的節目,慶祝自己的勝利,並痛斥民主黨“去監獄化”(decarcerationism)的激進議程。卡爾森讚揚薩克斯資助了這場罷免行動,使“民主得以發生”。薩克斯則表示,民主黨及其“覺醒派億萬富翁”支持者——如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裡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深陷去監獄化的執念,因此他們必須將戰鬥帶到全國各地:“這裡的戰術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複製。” ( Nov )
美國「科技右翼」崛起及其影響
近年來,美國矽谷的科技菁英日益擁抱右翼思想,推崇自由市場、技術創新和言論自由,同時對進步主義和政府監管持批評態度。他們把美國大選換屆視為與金融資本、軍工資本及娛樂資本競爭的平台,透過政治獻金和輿論影響力迅速崛起,展現出強勢的政治議程塑造能力,重新定義了矽谷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伊隆馬斯克陪同川普重返白宮,共同推動川普政府的2.0政策,進一步引發了全球關注。01 美國「科技右派」的形成及其主要特點1.形成過程20世紀初,作為矽谷重要發源地的史丹佛大學擁有一本名為《史丹佛評論》的保守派刊物,該刊發文指責校方領導對西方文明認識不足,批評左翼多元文化主義與現實脫節,這被視為美國科技界右翼思潮的開端。近年來,首先是美國政治的極化現像日益嚴重,導致保守派與自由派在許多議題上出現顯著分歧,保守派在科技界的影響力也逐漸上升。其次是美國文化戰線上的左右翼衝突愈演愈烈,保守派認為科技界被自由派所控制,導致保守派的聲音受到壓制,於是他們開始創造自己的平台和組織,以對抗這一趨勢。第三是緣於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變數。隨著網路熱潮的持續升溫,美國政府,尤其是民主黨政府,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變得更為嚴格,谷歌(科技巨頭中的左翼代表之一)、Meta(科技巨頭中的左翼代表之一,正逐步右傾)、特斯拉(科技巨頭中的右翼代表之一)等大型企業都成為監管的焦點,甚至出現了關於拆分的保守派;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居於矽谷的一些科技界人士在繼承早期右翼思想的基礎上,反對政府干預,推崇技術革新,支持加速主義,逐步形成了“科技右翼”這一群體。目前,在「科技右翼」陣營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彼得·蒂爾(PayPal的聯合創始人,Facebook和SpaceX的最早支持者)、埃隆·馬斯克(特斯拉和SpaceX的CEO)、大衛·薩克斯(風險投資家,比特貨幣投資者)、馬克·安德森(風險投資家,瀏覽器之父)、帕爾默·拉奇(Oculus VR)(Oculus VR)等人。彼得·蒂爾是最早的右翼矽谷大佬、理論家與思想家。而馬斯克的社會影響力更大,是當前「科技右翼」的旗手。 Gab和Parler則被視為右翼和保守派的社群媒體平台,強調言論自由。比特幣和加密貨幣社群擁有許多支持者,認同去中心化和反政府干預的概念。2.主要特點美國的「科技右翼」陣營,基本上由後發形成的科技巨頭組成,出於利益分割需要,形成了鮮明的特徵。一是反主流科技公司。「科技右派」對Google、Facebook等主流科技公司持批評態度,認為這些公司有偏見,壓制保守派聲音,並呼籲加強監管或分割這些巨頭。二是強調言論自由。「科技右派」強烈支持言論自由,反對內容審查和“取消文化”,認為科技公司不應干預用戶表達,尤其反對針對保守派言論的限制;進而對身份政治、社會正義運動等進步主義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些可能分裂社會並壓制不同聲音。三是推崇自由市場。「科技右派」通常支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認為自由市場能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成長,反對政府對科技業的過度監管以避免抑制創新。四是支持民族主義。部分「科技右翼」帶有民族主義和排外色彩,主張限制移民,保護本土科技產業,並對外國科技公司持懷疑態度。五是技術樂觀主義。「科技右翼」總體上對技術持樂觀態度,信奉“加速主義”,認為人類目前已經處於技術爆炸的奇點,航太技術、人工智慧技術、元宇宙技術等都處於技術爆炸的前夜。因此,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加速科技發展,將人類帶往一個新高度。如強調指數級增長,透過AI、量子計算、區塊鏈和生物醫藥、腦機介面等技術快速迭代,以及“星際移民”和“技術永生”,超越政治與治理的緩慢步伐,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經濟成長。02  「科技右派」崛起對美國自身的影響與挑戰政治影響。首先,推動保守主義議程。 「科技右翼」通常支持保守主義政策,如減稅、放鬆監管、限制政府干預等。他們的崛起為共和黨和保守派提供了新的支持力量,推動了右翼議程的實施。例如,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科技右翼」代表人物透過捐款和遊說,支持保守派政治候選人和政策。其次,影響美國科技政策。 「科技右派」反對政府對科技業的過度監管,主張透過自由市場推動創新,必然反映在反壟斷、資料隱私和人工智慧監管等領域的政策制定;他們支持加密貨幣和區塊鏈技術,則推動了相關政策的寬鬆化。最後,加劇政治極化。 「科技右派」支持的社群媒體平台(如Gab、Parler)成為右翼言論的聚集地,與左派主導的主流平台形成對立,在言論自由、認同政治、政府監管等議題上進一步分裂美國政治。經濟影響。首先,推動技術創新與投資。 「科技右派」支持自由市場和創業精神,對人工智慧、區塊鏈、生物技術等領域的投資,促進了這些產業的發展,他們的成功案例(如特斯拉、Palantir)激勵了更多創業家進入科技業。其次,反對反壟斷與監管。 「科技右派」反對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行動,但這可能助長科技巨頭的壟斷行為,影響市場競爭。例如,他們可能轉變態度支持亞馬遜、谷歌等公司,阻礙中小企業成長。最後,推動供應鏈重組。 「科技右翼」支持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至美國或其盟友國家,進而引發全球供應鏈重組。這種政策可能短期內增加成本,但長期可能有助於提升美國的經濟安全。社會影響。首先,導致極端主義。 “科技右翼”強烈支持言論自由,反對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審查,批評“取消文化”,為不同觀點提供了表達空間,引發了對思想自由和開放討論的廣泛討論,但也可能導致極端言論氾濫。其次,加劇社會分裂。 「科技右派」在種族、性別、移民等議題上的立場,與進步派形成尖銳對立,對社會正義運動(如「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批評,可能激化種族矛盾。最後,影響科技業文化。 「科技右翼」的崛起改變了科技業的政治文化,在矽谷等科技中心造成進步主義元素與保守主義元素的混雜衝突,導致科技公司內部的緊張關係,影響團隊合作與創新。文化影響。首先,重塑公共論述。 「科技右派」透過社群媒體平台和公共言論,引發了廣泛討論和爭議,重塑了美國的公共話語,影響了公眾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看法。其次,推動反主流文化。 「科技右翼」作為加密貨幣社群和去中心化技術的倡導者,挑戰了傳統金融和科技巨頭的權威,並在比特幣社群中強化了自由意志主義思想,推動了文化變革,擴大了他們的文化影響力。最後,影響教育與學術。 「科技右派」對進步主義教育的批評,可能影響美國的教育政策。例如,他們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T)在學校中的推廣,主張回歸傳統教育價值。這種立場可能引發教育領域的文化戰爭,影響學術自由和多元性。「科技右派」的崛起反映了美國社會內部的深層矛盾,同時也為科技業和國家政策帶來了新的動力和挑戰。在未來,如何平衡自由與監管、創新與倫理、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將是美國社會需要面對的重要議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治下「科技右翼」與MAGA頑固派之間,存在移民政策分歧與經濟優先權衝突。前者強調以顛覆性創新重塑美國競爭力,後者則固守美國製造業復興的懷舊敘事。首次進入華盛頓的科技領袖與傳統MAGA運動派的世界觀截然不同,折射出「未來主義」與「復古民族主義」的根本對立。緊張對立情勢的解決方式以及最終那方佔上風,是美國政府和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03  「科技右翼」崛起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1.以中美為代表的全球科技競爭加劇首先,美國「科技右派」通常持有強烈的技術民族主義觀點,主張透過限制技術出口、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等手段來維護美國的技術霸權。這種立場加劇了全球科技競爭的零和博弈,特別是與中國的技術對抗。例如,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如華為、中興、字節跳動)的打壓,以及對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關鍵技術的出口限制,直接影響了全球科技產業鏈格局,導致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長期面臨「卡脖子」問題,在晶片製造和高端設備領域面臨巨大壓力。其次,「科技右翼」支持對華「脫鉤」政策,主張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至美國或其盟友國家。這種政策導致全球供應鏈重組,增加了其他國家在科技領域選邊站隊的壓力。例如,美國推動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旨在限制中國取得高階晶片技術,同時也迫使日本、韓國等國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第三,「科技右派」強調科技自主化,主張加強對美國本土科技企業的支持(如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可能進一步拉大中美在尖端科技領域的差距。最後,「科技右派」的崛起可能加速全球技術兩極化,形成以美國和中國為中心的兩個技術生態系統。這種分裂可能對全球科技合作與創新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在5G/6G、人工智慧和量子運算等領域,中美技術標準的分歧可能導致全球市場片段化。2.意識形態對抗升級與國際政治混亂顯現首先,美國「科技右派」通常持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形態,將中國視為「威權主義」的象徵,並試圖透過技術手段(如網路自由、加密技術)和社群媒體平台(如Gab、Parler),傳播關於中國的虛假訊息和負面敘事,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這種意識形態對抗可能加劇中美之間的政治對立,同時也影響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的外交選擇。其次,「科技右翼」支持的加密技術和去中心化網路(如區塊鏈)可能被用於繞過其他國家的網路監管,對數位主權構成挑戰。例如,美國「科技右翼」可能利用技術手段干預其他國家內政,引發網路戰和資訊戰。第三,「科技右翼」主張透過制定國際規則(如資料隱私、人工智慧倫理)限制中國的影響力。這種立場可能使國際科技治理更加政治化,削弱多邊合作的基礎。例如,美國在人工智慧和網路安全領域的規則制定中,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外,可能導致國際社會的分裂。最後,美國「科技右派」思潮已在全球擴展,造成國際政治混亂。例如,2024年英國爆發大規模反移民示威活動並演變為騷亂後,馬斯克發文稱“(英國)內戰不可避免”,並指責英國工黨政府處理暴亂過於粗暴,受到英國政府的譴責;後又在X上發帖稱“只有德國選擇黨(AfD)才能拯救德國”,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3.世界經濟不確定性提高首先,「科技右派」推動的供應鏈「去中國化」政策,導致全球供應鏈重組;短期內對中國製造業和出口造成衝擊,也影響中國透過投資獲取先進技術的管道,其他國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增加了經濟不確定性和成本。例如,東南亞國家可能成為供應鏈轉移的受益者,但也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其次,「科技右翼」推動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可能迫使中國加速自主創新,同時也激發了其他國家的技術自主化努力。這種創新競賽可能推動全球科技進步,但也可能導致資源浪費和重複建設。例如,歐洲國家正在增加半導體和人工智慧投資,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第三,「科技右翼」支持的加密貨幣和區塊鏈技術可能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深遠影響。去中心化金融(DeFi)可能挑戰傳統金融機構的權威,同時也帶來監管難題,使其被迫推動加密貨幣與金融體系變革。例如,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普及可能會削弱國家對貨幣政策的控制,影響全球經濟穩定。最後,美國「科技右派」支持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可能導致更多中國科技企業被列入製裁名單,在國際市場發展受限。例如,TikTok(字節跳動)在美國仍面臨審查、禁令和收購風險,對企業發展影響巨大。4.世界文化與價值觀衝突擴大首先,「科技右派」支持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正在全球傳播自由意志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觀,挑戰了其他國家的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引發了文化衝突。其次,「科技右翼」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的價值觀對立。例如,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極端支持可能與其他國家的網路監管政策產生衝突,影響國際社會在全球性議題(如氣候變遷、公共衛生等)上的合作。最後,「科技右翼」對進步主義教育的批評可能影響全球教育政策。例如,他們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推廣,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效仿,也可能影響國際學術交流,加劇文​​化和意識形態分裂。5.世界軍事力量分化重組一是在技術創新方面,推動了尖端軍事技術的發展,加強了軍民融合和國防工業自主化。首先,「科技右翼」支援透過自由市場和私營部門推動技術創新,加強了對人工智慧、量子運算、高超音速武器、無人機和網路戰等尖端技術的投資。例如,SpaceX公司與美國軍方合作,開發了新的衛星互聯網和太空軍事技術。其次,「科技右翼」支持軍民融合,認為私人企業的創新能力可以加速軍事技術突破,因而積極推動商業技術快速轉化為軍事應用。例如,矽谷科技公司與美國國防部合作,開發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演算法用於軍事決策和情報分析。最後,「科技右翼」在關鍵軍事技術領域推動美國國防工業自主化。例如在半導體、稀土材料和高端製造領域,美國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加強對本土半導體產業的支持,以確保軍事技術的供應鏈安全。二是在軍事戰略方面,主張強化技術優勢、強化太空軍事化和網路戰能力。首先,「科技右翼」認為技術優勢是美國軍事霸權的核心,主張透過技術創新來維持對潛在對手(如中國、俄羅斯)的軍事優勢。例如,美國國防部正在增加對人工智慧、量子通訊和定向能武器(如雷射武器)的研發投入。其次,「科技右翼」支持太空作為新的軍事領域,主張加強太空軍事能力以應對潛在威脅。例如,美國太空軍(Space Force)的成立反映了這項戰略調整。最後,「科技右翼」支援的加密技術和網路安全技術可能被用於加強美國的網路戰能力,以打擊對手關鍵基礎設施和軍事系統。例如,美國軍方正在開發網路武器和人工智慧驅動的網路防禦系統。三是在國防政策方面,支持增加國防預算和改革採購流程。首先,「科技右翼」主張增加國防預算以支持軍事技術研發和裝備現代化。例如,美國近年來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用於開發新一代戰鬥機、潛艇和高超音速飛彈。其次,「科技右翼」批評傳統國防採購流程效率低下,主張透過市場化與競爭機制提高國防採購效率。例如,美國國防部正在透過「其他交易授權」(OTA)等靈活採購方式,加速新技術部署。最後,「科技右翼」支持透過科技合作加強美國與盟友的軍事聯繫,分享軍事技術和情報。例如,美國與北約盟友合作開發下一代戰鬥機(如F-35)和飛彈防禦系統。四是在國際影響力方面,加劇了軍事技術競賽,推動了軍事聯盟重組。首先,「科技右翼」推動的軍事技術發展可能引發全球範圍內的軍事技術競賽,特別是與中國和俄羅斯的競爭。例如,美國在高超音速武器和人工智慧領域的研發可能刺激其他國家加強相關投入。其次,「科技右翼」的技術民族主義立場可能影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軍事技術合作。例如,美國可能限制向盟友出口某些尖端技術,以防止技術洩露,會導致盟友對美國的不滿,甚至促使他們尋求與其他國家(如中國)合作。最後,「科技右派」支持透過技術合作加強美國與盟友的軍事聯繫,例如在印太地區推動「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奧庫斯聯盟」(AUKUS,旨在透過共享核潛艇技術,加強美國、英國和澳洲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孫智信,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
西方學界對川普路線的判斷,正出現驚人調轉
【導讀】上任一月,川普顛覆了美國近一個世紀以來處理內政外交的方式。有分析指出,從內外交困的泥沼中,川普已找到一條駕輕就熟的“利益化一切”的破題之道。近年來,西方自由主義建制派以民粹主義概括川普及歐洲各種保守勢力的崛起,然而這些以“人民的名義”登台的新一批政治精英,卻似乎在踐行一套和新自由主義並不相悖的政治行動,無論是國內福利政策的縮減,還是面對全球事務時的錢權邏輯。這意味著,以民粹主義定義“右轉”政治既遮蔽了現實的複雜性,也阻礙了對民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關係的深入理解。 本文作者維傑·普拉沙德指出:“民粹主義”一詞自19世紀誕生以來就是一個充滿誤導性的模糊概念。流行的敘事把民粹主義的興起與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結合起來,在反精英、反建制的相似結構下,籠統地囊括了本世紀初大量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 本文將當代民粹主義政治分為“特殊類型的極右翼”與“北大西洋選舉左翼”兩大類:前者表面訴諸民族主義經濟政策,實則與新自由主義經濟與軍事議程深度繫結;後者試圖通過選舉政治挑戰緊縮政策,卻缺乏有制度根基的社會民主力量。他指出,雖然二者口頭上都反對新自由主義,且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美政治的選舉版圖,卻並不具備明確的意識形態或足夠的政治實力來真正超越現行制度——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強制性國家機器早已馴服異見,技術官僚統治消解了階級動員空間,而選舉制度本身更傾向於服務原子化的中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 更重要的是,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張,而“民粹主義”這一模糊的統稱,將混淆左右翼的本質差異,通過將左翼降格為“另一種民粹”,從而消解其反體制的合法性,最終遮蔽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性矛盾,使新自由主義秩序在左右翼的“偽對抗”中悄然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