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 2025 年，隨著俄烏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的消耗階段，再加上“美國優先”外交路線在華盛頓重新抬頭，以及歐洲各國為搭建自主安全架構而展開的一場近乎倉促的爭相佈局，當下的地緣政治版圖已經被不可逆轉地改寫。自 1995 年《代頓協議》以來，西方同盟這是第一次再度著手起草一份事關歐洲重大領土安排的方案，不過，與冷戰結束後西方霸權可以單方面設定條件的年代不同，2025 年這輪談判是在一個多極格局相互爭奪的環境中進行的，在這種環境裡，“妥協”與“綏靖”這兩個概念已經在公共話語中被武器化。對川普政府陣營的支持者而言，這份“28點和平計畫”是一場現實主義對失敗理想主義政策的糾偏，也是為了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筆必要交易；而在歐洲各國與基輔看來，它則構成一個新的“慕尼黑時刻”，意味著在主權能力上的拱手相讓，並且在他們眼中必然會把烏克蘭國家引向毀滅。真正的思想難題在於如何界定所謂“正當性缺口”，也就是“痛苦但必要的和平”與“災難性投降”之間那一段區間。本文提出的分析主張，合法的外交妥協與危險的綏靖之間的區分，絕不僅僅取決於是否割讓領土，更取決於戰後剩餘國家結構的完整性。通過引入一個由“侵略者意圖”、“安全補償內容”以及“協議可執行性”構成的嚴格“三元框架”，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28點和平計畫”在結構上屬於一種綏靖安排，因為它一面將烏克蘭軍隊規模封頂在六十萬人，並且把遏制侵略者的主要指望押在經濟層面的“自動恢復制裁”上，而這種工具在面對一個擴張野心極強的對手時，很難構成足以令人信服的威懾手段。從而在結構上製造出一個安全真空。相反，歐洲方案雖然接受事實上凍結既有戰線，在條文上為一支由歐洲及志願國組成的多國擔保力量預留了法律空間；與此平行，英法正以 “志願者聯盟” 名義推動組建一支多國部隊，在未來和平協議達成後承擔在烏克蘭境內的安全保障任務。“志意者聯盟”這一機制勉強達到了合法妥協的門檻；通過向前沿部署歐洲部隊，並允許烏克蘭在八十萬兵力上限之下採取“豪豬式防禦”的姿態，歐洲方案把領土損失轉化為一種戰略整合，從而滿足了《代頓協議》和《朝鮮停戰協定》所展示的那種穩定性的歷史標準。侵略者意圖：從“有限安全需求”到“帝國復辟目標”任何和平方案的有效性完全取決於其對“敵人”的評估是否精準，而“28點和平計畫”所依據的是一種特定的學術解釋，即關於俄羅斯動機的“進攻性現實主義”，這種解釋與近年來俄羅斯行為的經驗證據形成鮮明反差。“美國優先”對烏克蘭問題的智識架構，深受進攻性現實主義學派影響，該學派的代表學者主張，俄羅斯發動入侵併非出於帝國擴張，而是源於一種由北約向烏克蘭擴張所誘發的安全困境。這種視角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丁的目標並非征服歐洲，甚至不是佔領整個烏克蘭，而是消除其邊境上一個西方堡壘，亦即將其“中立化”。這意味著俄羅斯是一個“有限安全需求”的理性行為體。依照這一理論，只要西方撤除北約成員資格這項威脅，並將頓巴斯和克里米亞作為安全緩衝讓渡出去，俄羅斯就會感到滿足，衝突也會隨之凍結。這一理論為川普計畫中最核心的讓步提供了邏輯基礎，即將烏克蘭排除在北約之外，因為如果現實主義者是正確的，那麼這一讓步就等於消除了戰爭的根源。然而，對俄羅斯國家話語以及軍事行動進行全面審視後可以發現，“有限目標假說”與事實不符。大量證據顯示，克里姆林宮的目標依然是最大化的，即實現對烏克蘭在政治上的徹底征服，並摧毀其國家認同。2025 年底，普丁再次重申，他致力於無條件實現全部戰爭目標，並且繼續將其包裝為“去納粹化”與“非軍事化”。在俄羅斯政治語境中，“去納粹化”意味著政權更迭以及清除親西方精英，而“非軍事化”則意味著將烏克蘭軍隊壓縮為一支僅能維持秩序、無法抵抗未來整合的警察性武裝。此外，俄方官員還明確表示，未來烏克蘭這個殘缺國家終究必須被吞併，並且直接否定了一個永久獨立的烏克蘭的設想。這樣的言辭，與其說是一個追求“安全緩衝地帶”的國家，不如說是一個謀求帝國復辟的國家。俄軍在戰場上的具體行為也支援“最大化目標”這一判斷。儘管川普團隊抱有“凍結”的期望，但在 2025 年末，俄軍依然在多個方向持續發動攻勢，其推進範圍超出了頓巴斯的行政邊界，目標在於摧毀烏克蘭的經濟生命力。“現實主義”假定俄羅斯會止步於頓巴斯，這無視了一個作戰現實：俄羅斯正在為烏克蘭國家的一步步走向全面瓦解創造條件。這種偏差構成了第一道、也是最危險的“綏靖缺口”。“28點和平計畫”假定俄羅斯要的是安全，認為給出中立地位就會帶來和平；而證據顯示，俄羅斯要的是征服，把烏克蘭中立化只會讓其在下一輪入侵面前失去防禦能力。以一個“理論中的俄羅斯”取代現實中的俄羅斯來設計和平方案，就有重蹈內維爾·張伯倫錯誤的風險，他當年誤以為希特勒的野心僅限於“說德語的民族”，而非整個歐洲大陸的統治。安全補償內容：是“用安全換領土”，還是“用領土換承諾”如果烏克蘭必須割讓領土，那麼這筆交易的正當性就取決於它獲得了什麼補償。被歸因於川普團隊的這份“28點和平計畫”，標誌著對前一屆政府政策路線的激進背離。該計畫主張，美國及國際社會應承認克里米亞、頓內次克和盧干斯克為事實上由俄羅斯控制的領土。這已經遠遠超出單純停火，而是對“以武力取地”的外交合法化。更關鍵的是，該計畫要求烏克蘭從其當前控制的頓巴斯部分地區撤軍，以建立一個非軍事區。這迫使烏克蘭放棄自 2014 年以來苦心經營的“堡壘防線帶”，也就是那些高度設防的防禦陣地，將防線後撤到開闊且更難防禦的地形之上。計畫還規定，將烏克蘭武裝部隊的總規模封頂在 60 萬人。表面看，這個數字似乎不小，但在一條 1200 公里的活躍前線、面對一支已擴編到 150 萬以上現役軍人並擁有後備力量的俄軍時，60 萬這一上限若還要包括後勤、空軍和海軍，就會使步兵密度危險地偏低。在歷史上，通過壓縮戰敗國常備軍規模來防止其短期內重構戰爭能力，並非沒有先例。1807 年的提爾西特和平及其後續公約，將普魯士常備軍人數壓縮到約四萬出頭，使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難以獨立發動大規模戰爭；1919 年《凡爾賽條約》則把德軍規模鎖定在十萬人，並廢除普遍義務兵役制，其明示目的就是使德國再也無法對歐洲構成軍事威脅。與這些以削弱潛在侵略者為目標的兵力封頂安排不同，在烏克蘭問題上，同樣的手法卻起到了“解除受害者武裝”的作用。通過設定兵力上限，該計畫剝奪了烏克蘭實施縱深防禦與在危機中動員預備隊的能力。計畫同時要求烏克蘭修憲，永久放棄加入北約的權利。作為這种放棄的交換條件，烏克蘭將獲得俄羅斯的一份全面“互不侵犯協定”以及美國提供的所謂“可靠安全保證”。問題在於，這份美方保證事先就被明確限定為不包括地面部隊介入。其所謂安全保障，核心手段就是“果斷協調的軍事回應”和制裁這兩項。由於缺乏“地面部隊”的實際托底，這種安全承諾在功能上與《布達佩斯備忘錄》並無二致，屬於一種“消極安全承諾”，而不是積極的防禦承諾。尤其具有爭議的一點，是方案提出要對戰爭期間的一切行為給予“全面大赦”。這一條款等於是抹去了戰時罪行審判的法律基礎，把俄軍針對平民和基礎設施的作戰方式，視為可以在政治談判中被合法當作籌碼使用的手段。“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或許是其在道德層面最具腐蝕性的內容，同時在戰略層面也相當危險。通過移除追訴威脅，它降低了未來侵略的成本。歐洲方案拒絕大赦，則保留了這根道德與法律槓桿，為今後扣押主權資產作為賠償保留了正當性基礎。如果按照“安全補償”這一變數來衡量，“28點和平計畫”顯然無法通過“合法妥協”的測試。領土被拿去換一紙“互不侵犯條約”；關於加入北約這一主權選擇權，被拿去交換的，是烏克蘭在自我防衛能力上的一條硬性限制，也就是對其本國軍隊規模設定封頂。本應在戰爭審判中得以伸張的正義，則被拿去換取侵略者重返國際經濟體系的機會。這一方案並未通過增加烏克蘭的安全來彌補其失去的土地，反而是通過削弱烏克蘭的安全來換取俄羅斯的配合。而這恰恰就是綏靖在結構層面上的定義：通過削弱受害者，使其對侵略者所構成的威脅降低。協議可執行性：制裁“偽幣”與前沿駐軍“硬通貨”第三個，也是最關鍵的變數，是“可執行性”。一個糟糕卻能靠“鐵”來執行的協議，要好過一個只能靠“紙”來執行的好協議。歐洲方面對“28點和平計畫”的回應，也就是所謂“二十四點”反提案，正是試圖向整個和約架構中注入“可執行性”。意識到美國正快速走向某種“成案”，由法國、德國和英國從單純支援烏克蘭取得勝利，轉而開始謀劃一種“可以管理的失敗”。他們的反提案接受這樣一種現實：沿凍結接觸線的領土損失將成為既成事實，但同時又拒絕接受“28點和平計畫”所設計的某些具體機制。後者把希望寄託在通過制裁“自動恢復”來實施懲罰，並且明確禁止北約部隊進駐。懲罰是事後發生的，往往等到啟動時已經為時過晚；拒止則是事前發生的，具有即時性。歐洲反提案在文字設計上轉而倚重“拒止”，並未寫明北約部隊進駐，而是通過兩步來為一種不掛北約旗號的多國駐軍模式預留空間：一是設立由歐洲國家與“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組成的特別擔保國編組，二是明確寫入“烏克蘭可以自主決定受本國政府邀請的友軍在其領土上的存在、武器與行動”。與這一條文架構相呼應，自 2025 年春天起，以英國和法國為首的一批國家在軌道上打造出所謂“志願者聯盟”，作為未來落實安全擔保的一支多國政治與軍事框架。公開資料顯示，這一聯盟目前已發展到三十余個成員，集中討論的是在和平協議達成後，如何以一支多國“安撫/保證部隊”形式，為烏克蘭提供“腳踏實地”的安全支撐。歐洲方案中真正具創新性的部分，並非在條文中直接寫出“志願者聯盟”五個字，而是通過“擔保國+友軍駐紮權”的組合，為日後由志願者聯盟成員出兵、在烏克蘭境內部署多國部隊留下了制度介面。考慮到在北約內部，第五條集體防禦條款已經在政治上遭遇部分成員的掣肘，而川普方案又明確排斥以北約為框架來擔保烏克蘭安全，願意承擔風險的一批歐洲國家便在北約之外平行搭建出這樣一個多國機制，用以將來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按照目前英國國會研究服務所梳理的方案設想，這一多國部隊的主要任務並非發動進攻，而是在陸、海、空三個維度增強烏克蘭防禦能力，包括前沿駐軍、訓練烏軍、承擔後勤與裝備保障等功能，其總體性質更接近一種“隔離/保證部隊”，而不是“遠征軍”。 如果未來真的在接觸線附近部署來自法國或英國等核國家的部隊，那麼一旦俄軍發動新的攻勢，就將不可避免地冒著殺傷核國家公民的風險，其威懾邏輯與冷戰時期西柏林美軍旅的“絆線式存在”在結構上相似。它並不要求烏克蘭形式上成為北約成員，卻在效果上試圖為烏克蘭提供一種接近北約等級的“不可輕易觸碰”的安全紅線。歐洲方案將和平時期烏軍的兵力上限提高到 80 萬人。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描淡寫的差異。額外的 20 萬人，大致相當於 40 至 50 個作戰旅。這一規模創造出了一支戰略預備隊，可以輪換前線部隊，避免如 2024 年那樣烏軍因長期高強度作戰而出現嚴重疲勞。有了 80 萬的軍力上限，再加上持續不斷的西方技術援助，烏克蘭依然能夠保持“豪豬”姿態，令對手難以下嚥。相比之下，60 萬的封頂則有可能把烏克蘭變成一個軟目標。在可執行性這一變數上，歐洲方案是合格的。它承認烏克蘭無法收復頓巴斯這一嚴酷現實，在這一點上是一種妥協；但同時，它又確保俄羅斯不能攻佔基輔，在這一點上則體現了執行力度。通過在侵略者與受害者之間擺放活生生的士兵，它達成的是一種類似朝鮮停戰模式的“合法外交妥協”，而非川普方案式的紙面和平。要進一步驗證“正當性”與“綏靖”的差別，就必須把這些方案置於歷史先例的投影之下。慕尼黑協定是“非法讓步”的典型案例，當時的張伯倫將希特勒的“最大化目標”誤判為“有限目標”。捷克斯洛伐克丟掉的不僅是領土，還包括其可防守的山地邊界與軍火工業基地，而換來的不過是英法的政治保證。當希特勒在 1939 年 3 月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剩餘地區時，英法無所作為，因為他們在當地沒有可用兵力阻止這一行為。“28點和平計畫”要求烏克蘭從在頓巴斯構築的防禦陣地後撤，為建立緩衝區而放棄堅固防線，卻主要依賴互不侵犯協定與制裁自動恢復制度等紙面承諾, 而非前沿駐軍等硬安全工具。這在戰略上與喪失蘇台德防線極為相似。《代頓協議》終結波黑戰爭，則是一種“合法妥協”。各方在戰爭過程中都曾追求以種族清洗達成最大化領土目標, 而代頓協議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這種通過暴力形成的分割格局的制度化確認。關鍵在於，這筆交易由“執行部隊”（IFOR）強力執行，這是一支擁有開火授權、裝備精良的北約部隊，授權規模人數約 6 萬。如果要讓歐洲方案真正具備執行力, 合理的路徑是由部分願意承擔風險的國家組建一支類似 IFOR 的多國部隊, 在未來和平協議生效後部署在烏克蘭境內, 執行隔離、戒備與監督任務。歐洲反提案中為‘受烏政府邀請的友軍部隊’預留的條款, 正是為這種‘志願者聯盟’式架構打開了空間, 其邏輯與當年由 IFOR 負責落實代頓軍事安排的模式相呼應。它像《代頓協議》承認“塞族共和國”那樣接受事實上的分割，卻通過大量維和部隊的部署，阻止分割演變成徹底殲滅的前奏。對烏克蘭而言，最可能的情景是“朝鮮模式”。韓國在憲法層面仍將和平統一視作目標, 但在現實政策上接受了長期分治的格局; 與此同時, 美軍在非軍事區附近長期駐紮, 形成了一種以前沿駐軍硬化分界線的‘凍結衝突模式’。所謂“凍結”只有在分界線被“硬化”的前提下才能穩定存在。“28點和平計畫”提出的是“沒有駐軍的凍結”；歐洲方案提出的則是“帶駐軍的凍結”。歐洲版 24點和平方案”的條目截圖，最早公開發佈的是英國媒體 《The Telegraph》（每日電訊報）。第12條、保障國將由一個特別組成的歐洲國家及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臨時核心小組構成。烏克蘭可自行決定其領土上受政府邀請的友好部隊的存在、武器和行動。劃定正當性邊界：從勢力範圍到軍事化和平的制裁、駐軍與大赦“28點和平計畫”將“自動恢復制裁”視作主要的懲罰手段。如果俄方再次發動攻擊，就重新施加制裁。問題在於，制裁的效應往往要經過數月甚至數年才會顯現，而戰場上的突破只需要幾天。等到制裁真正傷及俄國經濟，俄軍坦克很可能已經深入烏克蘭腹地。此外，一旦在川普方案的激勵下，西方企業重新進入俄羅斯市場，國內經濟利益集團為了維持這些投資的壓力將會極其強大。再度實施制裁，政治難度遠高於維持既有制裁。所謂“自動恢復制裁”，本質上是一種“戰時對手卻被當成和平時期對象”的威懾工具，遠不足以構成“正當性”的支撐。歐洲方案願意推遲烏克蘭的北約入盟，卻通過“烏克蘭可自行決定其領土上受政府邀請的友好部隊的存在、武器和行動。”這一條，為由願意國組成的多國保障部隊提供了條文基礎，從而在效果上追求一種接近北約第五條的安全保證。”這是一個頗為嫻熟的外交操作。北約成員資格需要全體一致同意，普丁顯然有理由相信，他可以依靠個別成員國持續製造阻撓，使烏克蘭入約在可預見未來難以成案。願意國自願加入的多國框架則無須共識，它只需要參與國本身的意願。在承諾實際兌現的可能性上，反而比容易被最不強硬成員掣肘的北約集體承諾更具可信度。“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或許是其在道德層面最具腐蝕性的內容，同時在戰略層面也相當危險。通過移除追訴威脅，它降低了未來侵略的成本。歐洲方案拒絕大赦，則保留了這根道德與法律槓桿，為今後扣押主權資產作為賠償保留了正當性基礎。在上述詳盡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劃定結束烏克蘭戰爭的“正當性邊界”。所謂“合法外交”，應當是“用安全換領土”的交易。烏克蘭暫時或永久放棄部分土地，但換得的是通過外部部隊和同盟機制所提供的實體安全，以及通過資產支援所保障的經濟可持續性。所謂“綏靖”，則是“用領土換承諾”的交易。烏克蘭丟掉土地，換來的卻是紙面保證與對自身軍力的限制。“28點和平計畫”牢牢落入後者一類。它將領土讓渡與軍力封頂結合在一起，又否定實體執行機制，結構性地削弱了受害者，卻仍以“侵略者會理性收手”為前提。這是對“賭彩者胃口有限”的“慕尼黑式錯誤”的重複。歐洲方面的反提案則屬於“合法妥協”。它接受戰場上“凍結戰線”的痛苦現實，又通過由願意國組成的多國保障部隊、更高兵力上限與凍結俄資這三大結構安排，使未來侵略的成本高到難以承受。它複製的是《代頓協議》和“朝鮮模式”那種“軍事化和平”。如果“28點和平計畫”照原樣實施，本文的推演是：接下來將出現一個為期 12 至 24 個月的“偽和平”，在此期間，俄羅斯在制裁解除的環境下重建其殘破的武裝力量，而烏克蘭則在軍力封頂與“被出賣”的國內不滿情緒中艱難掙扎。緊隨其後，很可能會出現俄軍的新一輪進攻，或許借“非軍事區內的挑釁事件”為名，從而導致烏克蘭國家的崩潰，並對美國信譽造成災難性打擊。如果歐洲模式佔上風，並且得以在美國外交壓力與歐洲軍事投入的聯合作用下落實，則結果將是一場沿第聶伯河展開的“冷戰”，一種緊張、武裝卻能維持主權民主烏克蘭在歐洲邊緣充當堡壘的對峙。這是一種醜陋的和平，但卻是穩定的和平。“28點和平計畫”與歐洲方案之間的爭論，不僅是對地圖上線條的討價還價，更是兩種國際秩序基本理論之間的較量。“28點和平計畫”代表的是一種“勢力範圍外交”的回歸，在這種模式下，大國通過交易小國主權來換取暫時的均勢。歐洲方案代表的是一種“築壘邊境”戰略，它承認自由主義秩序不再能夠擴張，卻必須用硬實力加以防守。要使任何外交和約具備正當性，它必須滿足安全補償與可執行性這兩個變數。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戰爭經濟的現實之中，“自動恢復制裁”與“互不侵犯條約”不過是戰爭經濟中的偽幣。唯有地面部隊與主權防衛能力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資產。因此，任何要求烏克蘭在沒有“替代性安全力量”進駐的前提下自行裁軍的和平方案，都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延期投降。所謂“正當性邊界”，正是西方從停止信任普丁的承諾、轉而信任自己力量的那條界線。這條邊界並非抽象概念，而是刻寫在頓巴斯的土地以及擬建防禦工事的混凝土之中。要真正理解這一選擇的份量，就必須更細緻地審視“28點和平計畫”可能製造的那個“安全真空”的具體機制。將軍隊人數上限設為 60 萬，並不是一個隨意數字，而是一種精確拆解烏克蘭“縱深防禦”原則的設計，正是這一原則令烏克蘭得以在人數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堅持至今。在這條前線規模與二戰東線相當的戰場上，如果軍隊規模僅限於此，那支“軍隊”就不再是機動作戰的部隊，而只是拉長拉薄的“邊防警衛”。它缺乏輪換兵力的密度，意味著每一個在前線的士兵都必須堅守到他們崩潰為止；它也缺乏填補突破口的戰略預備隊，意味著一處防線被撕開就可能演變為整體崩塌。這正是《凡爾賽條約》帶來的教訓。當年十萬人的國防軍被設計為在進攻上無能為力，卻同時在將領眼中也不足以保衛國家，這種“防不勝防”的和平安排，最終催生了該條約原本試圖遏制的激進化。把類似的封頂強加在烏克蘭身上，不會帶來穩定，只會製造一種以脆弱吸引侵略的實體。與此相對，歐洲方案堅持將 80 萬視為和平時期烏軍的最低規模，這體現了一種對高強度戰爭“新現實”的清醒認識。它承認“兵力規模依然重要”。無人機時代並沒有消滅對步兵的需求，反而因戰場殺傷力的大幅提高而需要更深厚的預備力量，才能維持長期戰鬥。擁有 80 萬軍力，並以歐盟的工業能力和被凍結俄資的金融資源作為後盾，烏克蘭將具備打一場“長期消耗戰”的能力，這向莫斯科發出一個明確訊號：不存在什麼“速勝”或“突然崩潰”可供謀劃。這就是“豪豬”邏輯：一個並不主動進攻，卻堅固多刺到讓侵吞成本遠遠超過收益的國家。這一策略把“凍結衝突”從一種“戰鬥間歇”，轉變為一種“永久性威懾狀態”。關於“志願者聯盟”與北約成員資格的爭議，本質上也是“功能現實”與“外交虛構”的爭議。“28點和平計畫”中的“禁止烏克蘭加入北約”，原意是向俄羅斯提供一場象徵性的勝利，即承諾聯盟不再繼續東擴，但與此同時也剝奪了烏克蘭獲得北約第五條那種集體防衛承諾的可能，而第五條一直被視為當代安全體系中最寶貴的政治承諾之一。歐洲反提案則選擇繞開這一僵局。一方面，它在文字中承認烏克蘭的北約成員資格取決於未來聯盟內部是否形成共識，事實上接受入約處理程序將被推遲；另一方面，它又通過設想由一批歐洲國家和“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組成的特設擔保國編組，並明確寫入“烏克蘭可以自主決定受本國政府邀請的友軍在其領土上的存在、武器與行動”，為一支由“志願者聯盟”國家出兵組成的多國部隊預留了法律空間。北約作為一個由三十余成員組成、需要一致同意的條約組織，在對烏提供“即時且果斷的保障”方面，先天受制於最保守成員的否決權；只要有一國出於國內政治或遭受滲透而選擇拖延，整個集體防衛機制在危機時刻就可能陷入癱瘓。以英國、法國、波蘭及若干中東歐國家為核心、以“志願者聯盟”為名推進的多國框架，則不需要全體一致，它只要求參與國本身作出政治決定，就可以在不等待北約或歐盟完成冗長協商的前提下，先行派出“安撫部隊”或“前沿駐軍”，把真正的軍力放到接觸線附近。這相當於在第聶伯河流域套用一種“代頓模式”：和平並非由一個普遍性的大組織來抽象維護，而是由一批在地緣上、利益上都與烏克蘭休戚相關的國家組成的多國部隊來具體執行，他們自身也為這條防線承擔切身利害。在經濟維度上，兩種方案對“敵人性質”的理解差異同樣顯而易見。“28點和平計畫”對解除制裁的倚重，是基於這樣一種假定：俄羅斯仍可被“激勵”而表現得體。它把俄羅斯視作一個“誤入歧途卻還能被拉回正軌的商業夥伴”，只要條件合適便能再度融入西方經濟。這無視了俄羅斯經濟已向戰時經濟結構發生轉型的事實。克里姆林宮已經通過多種方式避險制裁影響，並將其貿易重心東移。解除西方制裁，不再是過去那種決定性的“大胡蘿蔔”，如今只是一個“甜頭”，而非“遊戲規則改變者”。歐洲方案中對那 3000 億美元被凍結俄資的沒收與重新導向，卻是一記狠狠打在俄羅斯“未來”上的“棒”。通過拿走這筆資本，並不可逆轉地用於烏克蘭重建，西方事實上是在迫使俄羅斯“提前支付戰爭賠款”。這從根本上改變了雙方的財力對比。它保證了一個正在恢復的烏克蘭擁有資源來在基礎設施與現代化水平上超越受制裁的俄羅斯。“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其影響遠遠超出法律層面。這是一種在道德上自我放棄的安排，侵蝕了 1945 年後形成的整個國際秩序根基。如果布恰屠殺、馬里烏波爾的毀滅，以及對能源基礎設施的系統性打擊，都能通過一紙協議被“勾銷”，那麼戰爭法的約束力幾乎等於被廢除。這向所有潛在侵略者傳遞了一個訊號：大規模暴行不過是一個談判中的可作價項目，是一筆可以在最終協議中“沖銷”的成本。歐洲方面拒絕大赦，不只是為了給受害者討回公道，更是為了維護限制國家暴力的規範框架。它確保即便槍炮沉寂，對侵略者的法律與道德清算仍在繼續，從而拒絕提供其渴求的正當性。歸根結底，這兩套方案之間的分野，是一場關於“勇氣”的分野。“28點和平計畫”是一套在疲憊中誕生的構想，體現的是一種“想把難題洗手甩開、轉身向內”的衝動。它是一套“只為最好的結果作幻想，卻不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方案。歐洲方案則是一套在“必要性”中誕生的構想，它意識到“狼已經在門口”，而唯一能將其擋在門外的方式，就是“堅守”。它為了最壞的結果做最充分的準備，正是通過這種準備，試圖阻止最壞情形降臨。“正當性缺口”，正是這兩種姿態之間的距離，是一種“僅僅停火的和平”與“兌現承諾的和平”之間的距離。2025 年的冬天不斷加深，當外交官在溫暖的談判室裡修改文字，那些守在戰壕裡的士兵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兩者的差別。他們知道，地圖上的一條線，如果沒有人站在那條線之上守護它，就毫無意義。任何讓步是否具有正當性，最終取決於在讓出去之後，還能留下誰來捍衛剩下的一切。隨著全球目光匯聚到這場談判之上，事態的重大程度可想而知。談判結果不僅將決定烏克蘭的疆界，也將塑造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性質。我們究竟會生活在一個“勢力範圍世界”之中，讓大國可以隨意肢解鄰國，還是能在一個“規則與同盟”的世界中生存，使侵略受到遏制、主權得到尊重，這個答案很大程度上寫在人們現在正在起草的條約文字裡。“慕尼黑時刻”與“代頓時刻”之間的差別，正是“為下一場戰爭鋪路的和平”與“真正終結戰爭的和平”之間的差別。“讓步的正當性”，是打開這一差別之門的鑰匙。它是一套智識框架，使我們得以在外交實踐中的“必要妥協”與“致命綏靖錯誤”之間劃清界線，是在 2025 年這片危險地形中為西方指引方向的羅盤。道路狹窄、危機四伏，但終點是一個安全、主權得以保障的烏克蘭，以及一個穩定的歐洲，這樣的目的地值得承擔風險。另一種選擇，則是曾經籠罩歐洲的黑暗，而那種黑暗絕不能再次降臨。最終，對這兩套競爭方案的分析揭示了一個關於當代和平本質的根本事實：和平無法單靠讓步買來，它必須由實力構築。所謂“安全真空”，是和平的死敵，它如同黑洞一般吸引侵略的到來。填補這一真空的唯一方式，是以可信的軍事實力將其佔滿。“28點和平計畫”只會繼續擴大真空；歐洲方案則致力於填補真空。這正是綏靖與妥協之間的區別，是失敗和平與持久和平之間的差異。這便是“正當性缺口”，而彌合這一缺口，是當代政治家所面臨的最重要任務。歷史的審判，終將落在他們的選擇之上。 (一半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