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強東是一位幹大事的人。當年他堅持為了保證快遞服務品質而自建物流的決定，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做正確而艱難的事情，從來都需要極大勇氣。

最近，劉強東又幹了一件大事，我認為其意義更加重大。在2022年完成德邦收購後，劉強東宣佈：自2023年起，逐步為十幾萬德邦的兄弟們繳齊五險一金，確保每個德邦兄弟都能“老有所養，病有所醫”。2025年2月19日，京東黑板報發文，自2025年3月1日起，京東將逐步為京東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2月24日，京東再次宣佈，外賣騎手五險一金的所有成本，全部由京東承擔，確保騎手現金收入絕不會因為繳納五險一金而減少。

為什麼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要從美國的“福特革命”談起。

19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飽受經濟危機困擾。世界上第一次經濟危機於1825年發生在英國。1825～1826年間，英國有七十多家銀行破產，大量商品賣不出去，物價暴跌，大量企業破產。整個社會經濟處於極度的恐慌和混亂之中。工人大量失業，工人無錢購買商品。此後，平均大約每隔十年左右，就要發生一次經濟危機，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1929年的美國“大危機”和隨後的“大蕭條”堪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最高潮。

經濟危機引起了馬克思的極大關注。馬克思一生（1818-1883）親歷了1825年、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和1882年共七次規模較大的經濟危機。1852—1860年，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了95篇有關1857年經濟危機的文章。馬克思認為，導致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

馬克思在1853年觀察到，“以前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在繁榮時期積累起來的游資直接投入工業生產......市場的擴大仍然會趕不上英國工業的增長”，從而造成生產的商品相對過剩，為經濟危機的發生埋下伏筆。馬克思斷言，“生產過剩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還會存在”。

簡而言之，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獲得巨額利潤，然後用於擴大再生產，產能不斷擴大。但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層，卻只有微薄的收入，消費能力不足，最終導致生產過剩，“牛奶倒進下水道里”。

這正是“福特革命”出現的時代背景。

1908年，福特汽車公司推出T型車。流水線模式的引入，意味著汽車產能的迅速擴張。然而，客戶在那裡呢？

1914年1月，亨利.福特將記者們召集到工廠，公佈一個震撼全美國的決定：將工作時間由每天9小時減少到8小時；工作由一天兩班倒變為三班倒；將基本工資提高到一倍至5美元一天（1908年10小時工作日薪水是1.9美元，1913年為2.5美元）。這家只有11年歷史的公司願意每年額外支出1000萬美元改善工人生活。第二天，《底特律自由新聞報》宣稱：“亨利·福特把1914年利潤當中的1,000萬美元送給工人”。《紐約晚郵報》稱這是“偉大的慷慨行為”。第二天，來到福特工廠門口排隊求職的工人達到1.2萬人。這是工業史上的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歷史時期，福特的做法簡直是匪夷所思。5美元日薪這個大手筆，讓亨利·福特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改革思想家、“人民的大亨”。沃茨寫道：“通過這一政策，福特顛覆了美國商人原先的‘強盜加大亨’的形象。他以新型商業領袖的面目出現，努力與人分享他的企業所創造的財富與繁榮。”

其實，福特並非衝動，而是有著深入的理性思考：工人有錢花了，就可以刺激經濟。

福特的偉大創舉，不僅對福特有利，更引發了一場意義深遠的社會變革：企業家與工人之間從“零和遊戲”，走向了“多贏思維”。加薪之前，福特每天都有10%的工人翹班，工人年流動率高達370%。當1913年12月公司決定給工齡超過3年的工人發聖誕節獎金時，卻發現1.5萬名工人中只有640人符合條件。加薪後不到一年，員工流動率由370%跌到16%，勞動率上漲了40%至70%。在1910年至1919年間，T型車的價格由800降到350美元。在1914年到1916年間，福特的利潤實現翻番，由3000萬美元增至6000萬美元。福特堅持推行他的政策，在大蕭條時代仍將日工資提高到7美元一天。

福特的做法，最初被認為是愚蠢之舉。《華爾街日報》發表社論說：“向一家公司的工廠投入1000萬美元，無論工齡多長，都將最低工資增長一倍，這是將聖經或宗教的教條應用在了不該應用的地方。” 但隨著福特的成功及其“鯰魚效應”，這種做法開始被效仿。在福特的示範效應下，1938年美國出台《最低工資法》，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美國由此逐步成為全球的消費中心，消費又不斷刺激創新。

福特革命背後是兩個逆向思維：

1、員工不僅僅是成本，更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增加員工工資，固然會提高工資成本，但也會提升效率、降低綜合成本從而增加利潤。

2、員工不僅僅是員工，也是企業的潛在客戶。尤其是如果所有企業都採取類似的加薪做法，將形成積極的合成效應，形成一個更加強大的客戶群體。這被稱為“高薪原理”（高工資將刺激需求、生產、就業和利潤），堪稱20世紀最重要的一項商業和管理智慧。

福特後來說：

——我們相信，讓2萬人變得富裕和快樂要好過在我們公司製造少數幾名百萬富豪奴隸主的計畫。我們自己的銷售額還取決於我們的工資水平。如果我們能發放高工資，而且這些錢被花出去，將使商店老闆、銷售商、製造商和其他行業的工人更加富裕，他們的富裕將反映在我們的銷售額上。全體美國人都拿高工資，就意味著全體美國人都將富裕起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從你那裡購買商品的群眾並非來自其他地方……公司自己的員工應該是公司最好的客戶。正是這種通過支付高工資、銷售低價產品以增加購買力的思想推動了美國的經濟繁榮。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打算提供汽車行業的最高薪水。只要我們工廠的員工拿著一整天的工資，干滿一整天的工作，我們就沒有理由不一直這樣做下去。每個人都應當掙到足夠的錢，去買一幢房子、一塊土地和一輛車。

善哉福特！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面臨的挑戰是“短缺經濟”，即生產能力的落後。海爾張瑞敏在80年代砸冰箱的場景在21世紀的今天已經不可想像。在短缺時代，核心任務是刺激生產。從某種角度看，十八大之前“粗放式發展”所伴隨的污染、低工資、弱監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其特定階段的合理性。

經歷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不僅徹底告別了“短缺經濟”，而且形成了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生產體系。據OECD的報告，截至2023年，中國製造業總產值佔據全球市場的35%，穩居全球第一：汽車佔36%，電視佔90%，冶金佔60%，家電佔56%，手機佔53%，機器人佔50%，服裝佔50%，造船佔49.8%，化學佔36%......

在2008年次貸危機之前，中國與美國形成了哈佛曆史學家弗格森所謂的“中美國（ChiMerica）”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是：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然而，次貸危機打破了這一模式，並引發了“逆全球化”處理程序，川普上台後提出“美國優先”，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趨勢在全球蔓延。

審時度勢，中國於2020年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中央立足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中國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結合自身優勢和特點，綜合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

這一戰略轉變的必要性在於：中國已經從產能不足的短缺經濟，過渡到了“需求不足”的新階段。“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最核心的挑戰就是如何提升國內消費能力。中國的居民消費佔GDP只有39%，遠低於60%的世界平均水平和70%左右的發達國家水平。

諾獎得主克魯格曼建議：

——消費者支出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非常低，而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和技術進步的放緩，導致回報遞減，過去推動經濟增長的高水平投資支出已經變得不可持續。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是將更多收入轉移到家庭，從而增強消費需求。

可以說，中國在處在一個從“生產型社會”（強調投資、擴大產能、加班加點）向“消費型社會”轉變的歷史關口。2025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更好結合，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

——落實和最佳化休假制度，釋放文化、旅遊、體育等消費潛力。

——經濟政策的著力點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以消費提振暢通經濟循環，以消費升級引領產業升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於人”、服務於民生，支援擴大就業、促進居民增收減負、加強消費激勵，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

從“要想富，先修路”到“投資於人”，中國經濟發展正迎來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如何才能提升消費？筆者認為需要從以下幾個角度綜合發力：

1、提高居民收入佔GDP比重，這是根本。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2、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收入分配結構是影響社會消費能力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差距越小，中產階層越大，社會消費能力就越強。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在，中國已經到了需要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

3、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更能鼓勵民眾放心消費、大膽消費。反之，民眾不得不為教育、養老、醫療、住房等進行大量的預防性儲蓄。中國消費率偏低的背後，就是儲蓄率過高，這是需要破解的結構性難題。

4、少工作、多休閒。消費不僅取決於收入，還取決於有沒有消費的時間（閒暇）。在“996”文化之下，很多年輕人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如何消費？2025年，中國歷史性的增加“兩天公共假日”，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過去，中國人民很勤勞，是了不起的優點；但在今天，太勤勞可能反而成為麻煩。記住凱恩斯那句名言：消費是一種美德。

在2月17日的民企座談會上，總書記寄語民營企業家“要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積極建構和諧勞動關係，抓好生態環境保護，力所能及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多向社會奉獻愛心。” 這背後隱含的正是經濟社會轉型的大思路。

2024年以來，中央多次強調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內卷式競爭，往往著眼於短期化的成本擠壓，既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也不利於提升消費品質，更加不利於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內卷是向下沉淪，創新才是向上提升）。

近年來，靈活就業人群的崛起是一個重大的社會結構變化。目前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了2億人左右。2020年快遞員和外賣員從業人數達1000萬人。電影《逆行人生》生動詮釋了這一人群的奮鬥和生活。

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是靈活就業人群的最大挑戰，也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約70%的快遞員未被社保覆蓋，雖然工傷保險基本普及，但養老、醫療、生育和失業保險的落實情況堪憂。

2024年初，國家郵政局召開了快遞行業推薦勞動合同制度的動員部署會，但推進面臨現實阻力。以一個中等規模的快遞網點為例，假設網點有100名快遞員，每月僅社保支出就可能增加數十萬元。

要建構“消費型社會”，不僅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離不開企業的行動，尤其是標竿企業的示範效應和鯰魚效應。企業家應心懷“國之大者”。

為員工繳納社保，這是企業的責任。然而，外賣騎手社保繳納問題積弊已久，遲遲難以破局。究其根源，這需要企業忍受短痛的勇氣，更需要企業一把手一錘定音的魄力和歷史遠見，才能衝破“劣幣驅逐良幣”的博弈困境。

2025年2月19日，在京東宣佈為京東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的當天下午，美團、餓了麼相繼發文稱：將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

為什麼帶頭的是京東？

長期以來，劉強東就以正道成功、人情味和厚待員工而知名（你不知道的劉強東【劉勝軍微財經】）。

2025年，京東員工數已突破67萬。早在2018年，劉強東就開始把公司所有員工稱作兄弟。在不少企業“裁員降薪”的背景下，過去三年京東卻連續七次大範圍提高員工薪酬激勵：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1日，京東用兩年時間將員工平均年薪由14薪逐步漲至16薪；2024年1月1日起，京東采銷等一線業務人員的年固定薪酬大幅上漲近100%，2024年初京東零售全員平均加薪不低於20%；2024年2月1日起，超2萬名京東一線客服員工實現全年平均薪酬上漲超過30%；2024年7月1日起，通過一年半時間，京東采銷年度固定薪酬由16薪提升至20薪，業績激勵上不封頂。與此同時，京東集團高級管理人員的現金薪酬卻降低10%-20%不等，職位越高降得越多。

京東在業內率先提出為快遞員繳納社保。2024年，京東物流超1200名一線員工從崗位上退休，快遞員“老有所養”等入選2024年中國快遞行業十大重要事件。

我有一個夢想。期待更多的企業學習京東，“勇於”為員工加薪、繳納五險一金。企業家要有福特式的長遠眼光，要告別“內卷”的行為短期化，要心懷“國之大者”：

1、堅定不移“投資於人”，告別“996”文化，多放假、多休閒；

2、企業要承擔主體責任，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員工不是企業的成本，而是創造價值的主體；

3、企業家對內要善待員工，對外要積極參與慈善事業。

只要企業家都能有這樣的大格局，中國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偉大變革將成為21世紀全球最激動人心的經濟事件。 (劉勝軍大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