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矽谷的科技菁英日益擁抱右翼思想，推崇自由市場、技術創新和言論自由，同時對進步主義和政府監管持批評態度。他們把美國大選換屆視為與金融資本、軍工資本及娛樂資本競爭的平台，透過政治獻金和輿論影響力迅速崛起，展現出強勢的政治議程塑造能力，重新定義了矽谷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伊隆馬斯克陪同川普重返白宮，共同推動川普政府的2.0政策，進一步引發了全球關注。

01 美國「科技右派」的形成及其

主要特點

1.形成過程

20世紀初，作為矽谷重要發源地的史丹佛大學擁有一本名為《史丹佛評論》的保守派刊物，該刊發文指責校方領導對西方文明認識不足，批評左翼多元文化主義與現實脫節，這被視為美國科技界右翼思潮的開端。

近年來，首先是美國政治的極化現像日益嚴重，導致保守派與自由派在許多議題上出現顯著分歧，保守派在科技界的影響力也逐漸上升。其次是美國文化戰線上的左右翼衝突愈演愈烈，保守派認為科技界被自由派所控制，導致保守派的聲音受到壓制，於是他們開始創造自己的平台和組織，以對抗這一趨勢。第三是緣於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變數。隨著網路熱潮的持續升溫，美國政府，尤其是民主黨政府，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變得更為嚴格，谷歌（科技巨頭中的左翼代表之一）、Meta（科技巨頭中的左翼代表之一，正逐步右傾）、特斯拉（科技巨頭中的右翼代表之一）等大型企業都成為監管的焦點，甚至出現了關於拆分的保守派；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居於矽谷的一些科技界人士在繼承早期右翼思想的基礎上，反對政府干預，推崇技術革新，支持加速主義，逐步形成了“科技右翼”這一群體。

目前，在「科技右翼」陣營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彼得·蒂爾（PayPal的聯合創始人，Facebook和SpaceX的最早支持者）、埃隆·馬斯克（特斯拉和SpaceX的CEO）、大衛·薩克斯（風險投資家，比特貨幣投資者）、馬克·安德森（風險投資家，瀏覽器之父）、帕爾默·拉奇（Oculus VR）（Oculus VR）等人。彼得·蒂爾是最早的右翼矽谷大佬、理論家與思想家。而馬斯克的社會影響力更大，是當前「科技右翼」的旗手。 Gab和Parler則被視為右翼和保守派的社群媒體平台，強調言論自由。比特幣和加密貨幣社群擁有許多支持者，認同去中心化和反政府干預的概念。

2.主要特點

美國的「科技右翼」陣營，基本上由後發形成的科技巨頭組成，出於利益分割需要，形成了鮮明的特徵。一是反主流科技公司。「科技右派」對Google、Facebook等主流科技公司持批評態度，認為這些公司有偏見，壓制保守派聲音，並呼籲加強監管或分割這些巨頭。二是強調言論自由。「科技右派」強烈支持言論自由，反對內容審查和“取消文化”，認為科技公司不應干預用戶表達，尤其反對針對保守派言論的限制；進而對身份政治、社會正義運動等進步主義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些可能分裂社會並壓制不同聲音。三是推崇自由市場。「科技右派」通常支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認為自由市場能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成長，反對政府對科技業的過度監管以避免抑制創新。四是支持民族主義。部分「科技右翼」帶有民族主義和排外色彩，主張限制移民，保護本土科技產業，並對外國科技公司持懷疑態度。五是技術樂觀主義。「科技右翼」總體上對技術持樂觀態度，信奉“加速主義”，認為人類目前已經處於技術爆炸的奇點，航太技術、人工智慧技術、元宇宙技術等都處於技術爆炸的前夜。因此，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加速科技發展，將人類帶往一個新高度。如強調指數級增長，透過AI、量子計算、區塊鏈和生物醫藥、腦機介面等技術快速迭代，以及“星際移民”和“技術永生”，超越政治與治理的緩慢步伐，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經濟成長。

02  「科技右派」崛起對美國自身的

影響與挑戰

政治影響。首先，推動保守主義議程。 「科技右翼」通常支持保守主義政策，如減稅、放鬆監管、限制政府干預等。他們的崛起為共和黨和保守派提供了新的支持力量，推動了右翼議程的實施。例如，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科技右翼」代表人物透過捐款和遊說，支持保守派政治候選人和政策。其次，影響美國科技政策。 「科技右派」反對政府對科技業的過度監管，主張透過自由市場推動創新，必然反映在反壟斷、資料隱私和人工智慧監管等領域的政策制定；他們支持加密貨幣和區塊鏈技術，則推動了相關政策的寬鬆化。最後，加劇政治極化。 「科技右派」支持的社群媒體平台（如Gab、Parler）成為右翼言論的聚集地，與左派主導的主流平台形成對立，在言論自由、認同政治、政府監管等議題上進一步分裂美國政治。

經濟影響。首先，推動技術創新與投資。 「科技右派」支持自由市場和創業精神，對人工智慧、區塊鏈、生物技術等領域的投資，促進了這些產業的發展，他們的成功案例（如特斯拉、Palantir）激勵了更多創業家進入科技業。其次，反對反壟斷與監管。 「科技右派」反對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行動，但這可能助長科技巨頭的壟斷行為，影響市場競爭。例如，他們可能轉變態度支持亞馬遜、谷歌等公司，阻礙中小企業成長。最後，推動供應鏈重組。 「科技右翼」支持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至美國或其盟友國家，進而引發全球供應鏈重組。這種政策可能短期內增加成本，但長期可能有助於提升美國的經濟安全。

社會影響。首先，導致極端主義。 “科技右翼”強烈支持言論自由，反對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審查，批評“取消文化”，為不同觀點提供了表達空間，引發了對思想自由和開放討論的廣泛討論，但也可能導致極端言論氾濫。其次，加劇社會分裂。 「科技右派」在種族、性別、移民等議題上的立場，與進步派形成尖銳對立，對社會正義運動（如「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批評，可能激化種族矛盾。最後，影響科技業文化。 「科技右翼」的崛起改變了科技業的政治文化，在矽谷等科技中心造成進步主義元素與保守主義元素的混雜衝突，導致科技公司內部的緊張關係，影響團隊合作與創新。

文化影響。首先，重塑公共論述。 「科技右派」透過社群媒體平台和公共言論，引發了廣泛討論和爭議，重塑了美國的公共話語，影響了公眾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看法。其次，推動反主流文化。 「科技右翼」作為加密貨幣社群和去中心化技術的倡導者，挑戰了傳統金融和科技巨頭的權威，並在比特幣社群中強化了自由意志主義思想，推動了文化變革，擴大了他們的文化影響力。最後，影響教育與學術。 「科技右派」對進步主義教育的批評，可能影響美國的教育政策。例如，他們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T）在學校中的推廣，主張回歸傳統教育價值。這種立場可能引發教育領域的文化戰爭，影響學術自由和多元性。

「科技右派」的崛起反映了美國社會內部的深層矛盾，同時也為科技業和國家政策帶來了新的動力和挑戰。在未來，如何平衡自由與監管、創新與倫理、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將是美國社會需要面對的重要議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治下「科技右翼」與MAGA頑固派之間，存在移民政策分歧與經濟優先權衝突。前者強調以顛覆性創新重塑美國競爭力，後者則固守美國製造業復興的懷舊敘事。首次進入華盛頓的科技領袖與傳統MAGA運動派的世界觀截然不同，折射出「未來主義」與「復古民族主義」的根本對立。緊張對立情勢的解決方式以及最終那方佔上風，是美國政府和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03  「科技右翼」崛起對世界和

中國的影響

1.以中美為代表的全球科技競爭加劇

首先，美國「科技右派」通常持有強烈的技術民族主義觀點，主張透過限制技術出口、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等手段來維護美國的技術霸權。這種立場加劇了全球科技競爭的零和博弈，特別是與中國的技術對抗。例如，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如華為、中興、字節跳動）的打壓，以及對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關鍵技術的出口限制，直接影響了全球科技產業鏈格局，導致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長期面臨「卡脖子」問題，在晶片製造和高端設備領域面臨巨大壓力。其次，「科技右翼」支持對華「脫鉤」政策，主張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至美國或其盟友國家。這種政策導致全球供應鏈重組，增加了其他國家在科技領域選邊站隊的壓力。例如，美國推動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旨在限制中國取得高階晶片技術，同時也迫使日本、韓國等國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第三，「科技右派」強調科技自主化，主張加強對美國本土科技企業的支持（如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可能進一步拉大中美在尖端科技領域的差距。最後，「科技右派」的崛起可能加速全球技術兩極化，形成以美國和中國為中心的兩個技術生態系統。這種分裂可能對全球科技合作與創新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在5G/6G、人工智慧和量子運算等領域，中美技術標準的分歧可能導致全球市場片段化。

2.意識形態對抗升級與國際政治混亂顯現

首先，美國「科技右派」通常持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形態，將中國視為「威權主義」的象徵，並試圖透過技術手段（如網路自由、加密技術）和社群媒體平台（如Gab、Parler），傳播關於中國的虛假訊息和負面敘事，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這種意識形態對抗可能加劇中美之間的政治對立，同時也影響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的外交選擇。其次，「科技右翼」支持的加密技術和去中心化網路（如區塊鏈）可能被用於繞過其他國家的網路監管，對數位主權構成挑戰。例如，美國「科技右翼」可能利用技術手段干預其他國家內政，引發網路戰和資訊戰。第三，「科技右翼」主張透過制定國際規則（如資料隱私、人工智慧倫理）限制中國的影響力。這種立場可能使國際科技治理更加政治化，削弱多邊合作的基礎。例如，美國在人工智慧和網路安全領域的規則制定中，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外，可能導致國際社會的分裂。最後，美國「科技右派」思潮已在全球擴展，造成國際政治混亂。例如，2024年英國爆發大規模反移民示威活動並演變為騷亂後，馬斯克發文稱“（英國）內戰不可避免”，並指責英國工黨政府處理暴亂過於粗暴，受到英國政府的譴責；後又在X上發帖稱“只有德國選擇黨（AfD）才能拯救德國”，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

3.世界經濟不確定性提高

首先，「科技右派」推動的供應鏈「去中國化」政策，導致全球供應鏈重組；短期內對中國製造業和出口造成衝擊，也影響中國透過投資獲取先進技術的管道，其他國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增加了經濟不確定性和成本。例如，東南亞國家可能成為供應鏈轉移的受益者，但也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其次，「科技右翼」推動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可能迫使中國加速自主創新，同時也激發了其他國家的技術自主化努力。這種創新競賽可能推動全球科技進步，但也可能導致資源浪費和重複建設。例如，歐洲國家正在增加半導體和人工智慧投資，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第三，「科技右翼」支持的加密貨幣和區塊鏈技術可能對全球金融體系產生深遠影響。去中心化金融（DeFi）可能挑戰傳統金融機構的權威，同時也帶來監管難題，使其被迫推動加密貨幣與金融體系變革。例如，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普及可能會削弱國家對貨幣政策的控制，影響全球經濟穩定。最後，美國「科技右派」支持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可能導致更多中國科技企業被列入製裁名單，在國際市場發展受限。例如，TikTok（字節跳動）在美國仍面臨審查、禁令和收購風險，對企業發展影響巨大。

4.世界文化與價值觀衝突擴大

首先，「科技右派」支持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正在全球傳播自由意志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觀，挑戰了其他國家的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引發了文化衝突。其次，「科技右翼」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的價值觀對立。例如，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極端支持可能與其他國家的網路監管政策產生衝突，影響國際社會在全球性議題（如氣候變遷、公共衛生等）上的合作。最後，「科技右翼」對進步主義教育的批評可能影響全球教育政策。例如，他們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推廣，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效仿，也可能影響國際學術交流，加劇文​​化和意識形態分裂。

5.世界軍事力量分化重組

一是在技術創新方面，推動了尖端軍事技術的發展，加強了軍民融合和國防工業自主化。首先，「科技右翼」支援透過自由市場和私營部門推動技術創新，加強了對人工智慧、量子運算、高超音速武器、無人機和網路戰等尖端技術的投資。例如，SpaceX公司與美國軍方合作，開發了新的衛星互聯網和太空軍事技術。其次，「科技右翼」支持軍民融合，認為私人企業的創新能力可以加速軍事技術突破，因而積極推動商業技術快速轉化為軍事應用。例如，矽谷科技公司與美國國防部合作，開發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演算法用於軍事決策和情報分析。最後，「科技右翼」在關鍵軍事技術領域推動美國國防工業自主化。例如在半導體、稀土材料和高端製造領域，美國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加強對本土半導體產業的支持，以確保軍事技術的供應鏈安全。

二是在軍事戰略方面，主張強化技術優勢、強化太空軍事化和網路戰能力。首先，「科技右翼」認為技術優勢是美國軍事霸權的核心，主張透過技術創新來維持對潛在對手（如中國、俄羅斯）的軍事優勢。例如，美國國防部正在增加對人工智慧、量子通訊和定向能武器（如雷射武器）的研發投入。其次，「科技右翼」支持太空作為新的軍事領域，主張加強太空軍事能力以應對潛在威脅。例如，美國太空軍（Space Force）的成立反映了這項戰略調整。最後，「科技右翼」支援的加密技術和網路安全技術可能被用於加強美國的網路戰能力，以打擊對手關鍵基礎設施和軍事系統。例如，美國軍方正在開發網路武器和人工智慧驅動的網路防禦系統。

三是在國防政策方面，支持增加國防預算和改革採購流程。首先，「科技右翼」主張增加國防預算以支持軍事技術研發和裝備現代化。例如，美國近年來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用於開發新一代戰鬥機、潛艇和高超音速飛彈。其次，「科技右翼」批評傳統國防採購流程效率低下，主張透過市場化與競爭機制提高國防採購效率。例如，美國國防部正在透過「其他交易授權」（OTA）等靈活採購方式，加速新技術部署。最後，「科技右翼」支持透過科技合作加強美國與盟友的軍事聯繫，分享軍事技術和情報。例如，美國與北約盟友合作開發下一代戰鬥機（如F-35）和飛彈防禦系統。

四是在國際影響力方面，加劇了軍事技術競賽，推動了軍事聯盟重組。首先，「科技右翼」推動的軍事技術發展可能引發全球範圍內的軍事技術競賽，特別是與中國和俄羅斯的競爭。例如，美國在高超音速武器和人工智慧領域的研發可能刺激其他國家加強相關投入。其次，「科技右翼」的技術民族主義立場可能影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軍事技術合作。例如，美國可能限制向盟友出口某些尖端技術，以防止技術洩露，會導致盟友對美國的不滿，甚至促使他們尋求與其他國家（如中國）合作。最後，「科技右派」支持透過技術合作加強美國與盟友的軍事聯繫，例如在印太地區推動「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奧庫斯聯盟」（AUKUS，旨在透過共享核潛艇技術，加強美國、英國和澳洲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孫智信，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