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於安倍倒下的，是那個不可一世的“日本製造”

67歲的安倍晉三倒在水泥地上，頭頂是古都奈良湛藍的天空。在這最後幾秒鍾清醒的時間裡，不知道他有沒有意識到一個冰冷的事實：那個曾經的美好時代，其實早就結束了。

幾十年後，未來的歷史或許會用濃墨記下2022年7月8日這一天。

在這一天，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進行選舉演講時遭遇槍手襲擊。霰彈槍噴射出的彈丸在極近距離上命中了胸口和脖頸，安倍晉三於當日晚些時候死在了附近奈良縣立醫大醫院的手術台上。

人死了，很多話也就可以“蓋棺定論”地說一下了。

在我看來，日本國前任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是一個非常悲催的政治家——相比起菅義偉和岸田文雄這些人，安倍的家世最優越、野心最旺盛、目標最宏大，作為一個老東京正膏藥旗，他的路本來應該很順利的。

唯一的變數在於安倍的運氣。如果現在安倍魂穿過來，我想他一定會效仿諸葛丞相，發出一聲靈魂的吶喊：悠悠蒼天，何薄於我？

是的，安倍的運氣太差了——明明一手好牌，自己水平也不錯，奈何卻進入了“地獄模式”：遭遇了最令人恐懼的對手（國運上升期的中國），趕上了最慘烈的全球大環境（中美技術競賽），甚至還撞上了最嚴重的全球事件（新冠疫情）。

實事求是地講，安倍雖然是個滿嘴反華言論的右翼政客，但同時，他確確實實是一個有所作為的改革家。能搞這麼多年的“安倍經濟學”，在當代國際社會上勉強也算是一號人物了。

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聊一下安倍和日本產業困境。

01：安倍的野望

1954年9月21日，安倍晉三出生於日本東京。從出生開始，他就注定要和日本政壇產生聯繫。

安倍的父親叫安倍晉太郎，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系。

在日本，“東大法學部畢業”就等於你已經有一條腿踏入官場了——東大校友在日本政壇樹大根深。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你是一個從東大法學部的畢業且從政的年輕人，那麼你未來的上司、同事、盟友、政敵，大概率就是你曾經的那些學長學弟。

安倍的母親叫安倍洋子，本姓一個“岸”字。她的父親，也就是安倍的外公，便是曾經擔任偽滿洲國產業部次長、東條英機的“經濟總管”、後來的日本首相，人稱“昭和妖怪”的甲級戰犯岸信介。

除此之外，安倍晉三的大外公、岸信介的親哥佐藤市郎曾經擔任過舊日本海軍的中將；安倍晉三的三外公、岸信介的親弟弟佐藤榮作也曾經擔任日本首相。

這種家庭里長大的安倍，基本上註定了從政的人生。

不過，安倍晉三並不是那種“傳統的日本政治家”——傳統的日本政治家大多數都有一張閃亮的名校文憑，小泉純一郎畢業於慶應義塾，再之前的森喜朗畢業於早稻田，安倍的父親和外公則都是東京大學的畢業生。

安倍本人就不太行了，他估計是真的不太會讀書，以至於很多人稱他為“歷屆首相中學歷最低者”。東京大學就不說了，哪怕是“早慶同立”這四所常規的名牌大學他也沒能力進去——要不是家里人安排他進了成蹊大學法學部，安倍估計連大學都沒得讀。大學畢業後，家裡把他送到了美國南加州大學深造。結果安倍讀完語言班就回來了，連正規的入學考試都沒經過，更別提接受正規的學校培訓了。

一流的家世，二流的學歷，或許這種基礎條件也就決定了安倍的作風：他的家世決定了他必然站在保守派的立場上，但他個人必然不會像傳統政治家們那樣“循規蹈矩”。

果然，安倍一上台，就開始搞起了“新朝雅政”——“安倍經濟學”。

安倍將他的“安倍經濟學”描述為了“三支箭”：

“第一支箭”是積極的金融政策——實施史無前例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簡單來說就是印鈔機滿負荷運轉，故意造成日元貶值。原來1美元只能 換100日元的東西，現在1美元能換200日元的東西了，等於變相降低了日本產品的價格，打開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銷路。

“第二支箭”是靈活的財政政策——即政府砸錢刺激經濟，同時從稅務手段上想辦法，解決政府的債務負擔和財政赤字。2013年安倍政府提出的預算方案總額高達92.6萬億日元，是有史以來日本最大規模的預算案。有意思的事，這份方案減少了給予貧困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卻大幅度增加了包括基建在內的公共事業投入——很多人將此舉稱為“從人轉向了水泥”。

“第三支箭”是經濟再生戰略——可以理解為是放寬日本國內民間投資的種種限制，同時還在就業、醫療等領域進行一些結構性的改革。他甚至想改革日本雷打不動的“終身僱傭制”，加快勞動力的流動，並且在日本設立一個吸引國內外企業投資的“國家戰略特區”……

顯而易見，安倍經濟學的核心就在於重新提振日本的經濟——印錢、搞基建、開放投資——他想讓日本品牌再像當年那樣殺遍全球，他想讓日本居民的消費慾望回到那個“一億總中流”、“四個男朋友”的80年代。

總而言之，安倍的野心就是希望能讓日本經濟重回青春，跟上世界的節奏。

為什麼安倍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日本已然一派暮氣沉沉之象。

1995年世界500強企業榜單初次發布的時候，日本有149家企業上榜，僅次於第一名美國（151家），而當時的中國大陸僅有3家企業上榜。

但今天，日本已經頹喪了。世界五百強的榜單裡，只有53家日本企業，中國則以143家企業成功登頂，大比分超越了美國成為第一。

根據歐盟委員會出品的《全球企業研發投入2500強》，2021年日本ICT行業的前十名分別是：日立、佳能、三菱電工、軟銀、富士膠片、東京電子、瑞薩半導體、TDK、住友電工、NEC。

在所有上榜日本企業中，研發投入最高的是日立和佳能，超過了20億歐元，研發強度最高的是瑞薩，達到了18.6%。

看上去還不錯，但相比起中國，日本的成就頓時黯然失色——僅華為一家的研發投入就超過了“日本十強”之和，高達174億歐元。緊隨其後的阿里巴巴和騰訊的研發費用也分別在70億歐元和48億歐元的量級。

研發強度上，中日兩國的差距就更大了。瑞薩能拿出18.6%的收入做研發已經很了不起了，同為半導體類企業的、專注於AI芯片的寒武紀科技研發強度達到了驚人的143%。

事實上，中國研發強度超過20%的企業總計有37家企業。

論投入，“日本十強”加起來打不過一個華為。論強度，“全日本最高”在中國也就排個中上水準，壓根兒混不進第一梯隊。

局長有一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在今天這個時代，你不拼命搞研發，你是不是活膩歪了？

02：日本的困境

安倍晉三的理想很豐滿，但他面對的現實更加骨感。

中國，就是他面前“骨感的現實”。

面對中國和韓國，日本是不幸的。中韓兩國在產業上對日本形成了完美的替代：

你有汽車，我也有汽車；

你有電子，我也有電子；

你有造船，我也有造船；

你有高鐵，我也有高鐵；

你有材料，我也有材料；

……

實際上，如果你關注最近幾年的一些新聞，你會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中國的工業能力彷彿是一個黑洞，吞噬了一個又一個日本擅長的產業。

家電是日本傳統優勢科目，但2022年4月日本最暢銷的12種型號的電視機基本都已經成了中國產品——要么直接是TCL和海信造的，要么就是被中國公司收購的日本品牌造的。

鰻魚本來是日本料理的重要食材，中國祇在少數地方有食用習慣。後來日本人吃光了自家的鰻魚，就偷偷跑來中國進口。這幾年遍地開花的日料店又在中國帶火了鰻魚，於是中國搞水產的那幫人紛紛下場——今天，中國已經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鰻魚養殖國，養殖量佔了世界總量的80%以上——日本企業暗搓搓地把中國生產的鰻魚貼上“愛知縣生產”的標籤拿出去賣，結果還被人曝光了。

圓珠筆的筆尖鋼，一個小的不能再小的細分市場，本來是日本和瑞士幾個家族式小工廠的自留地。但不知道怎麼，這個話題突然在國內就火起來了。太原鋼鐵廠花了幾個月研究了一下，直接一次性出了一大爐，搞出了足夠全球圓珠筆用好幾年的量。然後，進口筆尖鋼的價格就從12萬一噸跌到了9萬一噸——我們這裡一時興起煉了一爐鋼，日本那邊幾十年積累的小生意就被沖垮了。

……

這種例子很多很多，我們沒必要一一陳述。

不過，最可怕的是，相比起日本，中國產業經濟的氣象要“年輕”的多。

以日本最引以為傲的汽車行業來看，根據“財富世界500強”的結果顯示：中國車企從2010年前後開始密集進行沖刺。

2010年時，東風汽車排行182，一汽排行258，北汽和上汽集團尚未成型。而日本方面，豐田排行第5，日產排行63。

但到了2016年前後，情況大為逆轉，上汽直接衝到了46位，東風衝到了83，一汽衝到了130，北汽衝到了160。日本方面，豐田仍然領先在第8名，本田仍然領先在36名，日產卻落後到了53名。

到了2021年，格局又不一樣了。雖然豐田仍舊領先在第9名，但中國車企基本已經全部殺入前100名。

到現在，我們甚至還沒有談新能源汽車的事情。

2022年2月，比亞迪汽車全球銷量高達87906輛，已經成為了全球銷量的第一名。實際上，今天的比亞迪已經成為了世界頭號新能源汽車生產商。2022年4月，比亞迪銷售出了超過10萬輛汽車，已經和第二名的特斯拉形成了數量級上的差異。

而在這場車企盛宴中，前二十的玩家裡，沒有哪怕一家日本企業。

汽車在日本經濟中是絕對的支柱性產業，全日本1.2億人口，其中有524萬人都在從事和汽車相關的工作。可以說，如果汽車產業衰落了，那麼整個日本的經濟都將受到嚴重的影響。

日本人並非沒有注意到新能源汽車的大趨勢，但日本應對新能源汽車的“姿勢”多少有些奇怪。

你說日本人想發展新能源汽車吧？以豐田為代表的傳統大廠展示出了教科書般的“日式頑固”，豐田章男多次在公開場合批判新能源汽車營銷太過同時還指責日本政府2030年碳中和目標不切實際。

你說日本人不想發展新能源汽車吧？日本的配套廠商卻在新能源領域表現積極，松下、住友化學、日立化學、三菱化學等企業都是特斯拉電池包的供應商。

新能源汽車的最大瓶頸就是電池問題，而研發動力電池所必需的化學工業又是日本的強勢領域。日本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有非常深的技術儲備，但日本竟然連一家拿的出手的新能源汽車品牌都找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日本遇到了很嚴重的困境。

最要命的便是老齡化——絕大多數的老人都“念舊”，並不喜歡“更新換代”——年長者不會想換掉他們的汽車和電視機，他們不會購買新的西裝或者高爾夫球桿。他們已擁有所需要的一切，並且幾乎不到高級餐館用餐。

如此老齡化的日本社會，斷然不會產生對新能源汽車的需求。

其二則是日本對於新興產業的初創公司並不算友好——在主流的幾個經濟體中，中美兩國的大環境對於初創企業是比較友好的。創業者們在北京或矽谷都能以較為低廉的成本獲得股權融資，而日本則不同，日本的股權投資相當不發達，初創企業們能獲得的往往是債權融資。

兩者之間的區別就在於：債權融資，企業的大股東往往是銀行，只要企業正常運行便對企業不聞不問，只有在企業陷入危險境地的時候才會出手。對日本企業來說，外部投資人起到的主要是“穩定器”的作用，如此一來，企業的管理者自然也樂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股權融資則完全不同，尤其是美國，美國初創企業的股東往往是投資機構或者個人，投資的總額不像銀行那麼巨量，因而導致股權分散，每個投資方都只持有較少量的股份。這種結構的優點就在於，由於每個投資方都不可能大比例持股，所以大家都知道自己“用手投票”的贏面很小，於是紛紛選擇“用腳投票”——瘋狂尋找那些朝陽行業、新興產業——企業管理者因此也有更大的動力來攻關創新。

現在回頭看“安倍經濟學”，我們就能感受到安倍的“悲催”了——安倍其實也看到了問題所在，第三支箭顯然就是希望日本能多發展一些民間投資。但很可惜，晚了，市場環境已經變了。2000年那時候搞說不定還能成功，2013年再搞，就只能被中國的強大工業實力教做人了。

一句話概括一下吧：

安倍晉三想振興日本產業、拉高日本出口、改變日本資本市場環境的初衷很好，他只是不走運，碰到了國運上升期的中國——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是安倍經濟學的無解難題。

尾聲：最悲催的結局

大阪，Osaka，是日本僅次於東京的第二繁華的城市，大阪的道頓堀、心齋橋是全球聞名繁華商業街。在關西潑辣熱烈的民風加成之下，局長的很多朋友都認為大阪的道頓堀和心齋橋比東京的銀座和新宿要好玩得多。

除了道頓堀和心齋橋，大阪的另一個標誌性景點就是位於更南邊一點的通天閣——這座觀景台不止一次地出現在包括《名偵探柯南》在內的各種日漫日劇中。

按說這種地方，應該是非常繁華、一派歌舞昇平景象。但實際上，就在通天閣往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卻藏著一個被日本政府抹去的地方——釜崎。

被抹去的原因很簡單，釜崎的存在，就是日本的污點——釜崎，現在叫“愛鄰”，是日本最著名的貧民窟之一。

出了“新今宮”車站，就是釜崎的核心地帶。這裡的空氣中彌散著一股難聞的腥臊，這是尿騷味和嘔吐物混合的氣味。和宣傳中日本乾淨整潔的街道不同，釜崎的建築破落老舊，車站的牆壁上永遠掛著褐色的流銹，路邊的牌子上甚至常常見到“禁止隨地大小便”的塗鴉。

一個釜崎人的典型人設是這樣的：男性，50歲以上，曾經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和美滿的家庭，有不少人甚至在大型企業中擔任過要職，泡沫經濟破滅後，他們選擇將房產轉移給親屬，自己背上債務離家出走，來到釜崎開始了流浪生活。

為什麼會這樣？

根子還是出在了日本社會的經濟制度上。

中國和美國的商界人士裡，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的不在少數——沒失敗過幾次你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經驗豐富，我們所熟悉的“懂王”特朗普就是此中老手，“行業冥燈”羅永浩老師欠了6億人民幣照樣還能在抖音上直播還債。俞敏洪老師的教培行業被爆錘之後，旋即也搞起了電商直播。

但在日本，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銀行作為主體、“債權”大於“股權”的日本社會對風險極為厭惡，這種對風險的厭惡甚至已經延伸到了人的身上。

生意失敗、債務纏身，在中國和美國可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在日本就是社會問題了——不僅本人會身敗名裂，甚至老婆孩子也會受到波及受盡欺凌，曾經的朋友也只會對你避之不及。

這也就是為什麼那些生意破產的日本男人們寧可選擇流浪街頭也不願意和家人一起面對難關——他們不想給親人帶來麻煩。

當這些有能力有希望“重振日本”的社會精英們成為了流浪漢，日本就只能迎來隨後的“失落的三十年”了。

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口結構決定了一個國家未來的命運，他曾經從這個角度預測過日本的未來，他認為人口老齡化是日本最大的問題。

1950年，每個日本老者由10名勞動者供養，到2022年，這個數字將減少到2名，2060年可能減少到1.3名。生育率的持續降低使得整個國家看不到未來。我們以新發明專利為例，日本曾經是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專利申請國，但是近年來已經越來越乏力，因為新發明來自年輕一代而非年長一代。就拿數學領域來說，一個人會在大約20歲或21歲時達到巔峰。沒有一個偉大的數學家在過了這個年紀以後，還能取得更了不起的突破。

日本本來有機會通過引進外來移民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美國和新加坡就是通過這個方法很有效的解決了人口老齡化問題。然而遺憾的是，日本是很典型的單一民族國家，其文化具有很強的排外性。在日本生活著數以百萬級的朝鮮族和華裔外國人，他們早就在文化上被同化並且渴望加入日本國籍，但是他們始終無法真正融入日本主流族群。甚至當年移民南美的日本人後裔，在上世紀想大規模移民回日本，也在文化上遭到排斥而失敗。

日本的現狀同樣非常值得中國警惕，因為中國也在迅速面臨著日本一樣的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同時，中國是否能像美國和新加坡一樣有效吸引外來移民，比如吸引海外的5000萬華僑當中的年輕人回中國，也是一件非常有挑戰的事情。

日本是高福利社會，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導致政府和企業都有巨大的財政負擔，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在半導體、面板等需要高投入產業上的競爭力。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日本在半導體和液晶面板等新興產業上具有絕對的世界級競爭力。然而韓國企業從90年代開始在政府的扶持下，在大規模引入外商投資的金融政策下開始了大規模的投入，而日本政府則難以在這些極其燒錢的產業上予以其本國企業以有效支持。

與此同時，日本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企業的股票市值暴跌，導致日本的半導體和面板企業無法有效在資本市場上股權融資，這也導致了其資本投入乏力。最終，韓國的三星、LG等半導體和麵板企業後來居上，取代了日本在這兩個重要產業上的地位。而半導體和麵板寶座的失去，直接導致日本企業在智能手機、家電、電動汽車等相關產業上的競爭也出現乏力。

客觀來說，安倍晉三的確也算是有所作為了，安倍經濟學確實讓日本獲得了一些活動空間。但很遺憾，時代的大潮洶湧而來，靠這些小動作是沒辦法翻盤的。

經濟發展時，大問題也是小問題。

經濟下行時，小問題也是大問題。

不過，這一切似乎都已經不重要了。

2022年7月8日中午時分，近畿鐵路大和西大寺車站外，41歲的山上徹也掏出了他自製的土槍，讓安倍和他的一切都歸零在了這聲巨響。(首席商業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