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反對美國”

「停止非法驅逐」「工人而非富人擁有權力」「憲法危機已經到來」…4月19日，手持寫著各色標語牌的抗議者群體聚集在白宮門口，對川普政府大規模裁員、加徵關稅、驅逐移民等政策表達不滿。當天的抗議活動也發生在紐約、舊金山、波士頓等城市。在華盛頓，受到聯邦政府大規模裁員等政策影響，抗議活動已常態化。

美新政府成立3個多月以來，美國各地已多次發生此類抗議活動。美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價值等層面的深刻分裂由此可見一斑。支援川普的群體與反對他的群體對美國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這種分歧不僅體現在政策偏好上，更深層次地揭示了意識形態和認知上的對立。社群媒體和人工智慧演算法透過建構“資訊繭房”，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裂，使得不同階層、族裔和群體之間的認知差距不斷擴大。

全國性抗議進入第三階段

4月初，在川普宣佈極具爭議的關稅政策後，美國爆發名為「Hands off!」（「住手！」）的全國性抗議活動。活動主辦單位說，4月5日當天在首都華盛頓和全美50個州共舉行了約1300場遊行示威活動，上百個社會團體參與，抗議地點涵蓋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西雅圖、洛杉磯等重要城市。

主辦單位之一「前進」組織發表聲明說，這是自1月20日以來美國爆發的最大規模集體抗議，數百萬民眾在全美各地同步行動，以空前規模捍衛醫療權益、勞動收入、教育公平、公民權利和民主制度。美新政府削減勞工權利、破壞健保體係、導致全民生活成本持續上漲的舉措，是激發民眾抗議的主要原因。

拉長時間線來看，這一輪抗議活動是自2016年以來系列抗議活動的延續。近10年來，其演進過程也反映出美國社會對民粹政治的認知迭代。截至目前，相關抗議活動經歷了三個顯著階段。

第一階段發生在2016年川普首次競選總統期間。當時共和黨建制派發起了名為「永不川普」的反對活動，其主要操盤者包括羅姆尼、格雷厄姆等黨內大佬。這場活動主要針對川普「反建制」「不遵守傳統」等民粹風格，最終雖未引起較大反響，但加劇了共和黨內部分裂。

第二階段發生在川普第一任。幾年中，美國爆發多輪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活動，其中，2017年的「婦女大遊行」參與者達到500萬人規模，創下美國自越戰以來的新紀錄。 2020年的「佛洛伊德事件」雖然規模不如前者，但抗爭強度空前，有1萬多人因此被捕並造成數十人傷亡。

「住手！」以「第三波抗議浪潮」的代表呈現一些新特色。例如，抗議轉向“毛細血管式滲透”，抗議活動總數量多，但單一抗議活動的人數規模變小。組織形態也呈現去中心化樣態。抗議不再採取核心會場的傳統模式，更多發生在社區、商場等非常規抗議場所；發起者基本上不再是傳統政治精英，舞台更屬於一般民眾。根據美國媒體統計，參與「住手！」活動的抗議者中78%為一般勞工階級、退休人員和在校學生。

這些轉變，體現出抗議活動已不再停留於針對川普個人及其政府，而在向「寡頭資本與勞工階級」的階級對抗演變。

美國內深層對立仍在發酵

川普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分歧，根植於人們對美國現狀和未來方向的不同判斷。支持者往往將川普視為一個直言不諱的顛覆者，認為他挑戰了華盛頓的腐敗精英和全球主義議程。他們讚賞川普減稅、放寬管制的政策和強硬的移民立場，認為這些措施能振興美國經濟，保護本土工人的利益。在他們眼中，川普的減稅政策刺激了經濟成長，創造了就業機會。此外，他們支援川普在國際舞台上的強硬態度，例如退出《巴黎協定》和發動貿易戰，認為這些決策維護了美國的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

反對者則將以川普為代表的政客、企業家等視為對民主制度和社會正義的威脅。他們批評川普政府的政策偏向富人，忽視中低收入群體和邊緣社區的利益。例如，批評減稅政策加劇了貧富差距；削減醫療補助和社會福利項目，損害了一般民眾的生活品質。此外，反對者對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如「零容忍」政策）感到憤怒，認為這些措施不僅不人道，也損害了美國的道德形象。他們也擔憂川普政府對氣候變遷的否認態度，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的孤立主義傾向，認為這削弱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這些分歧不僅體現為政策選擇上的差異，也反映出兩種聲音在美國未來發展方向議題上存在根本衝突。支持者強調國家主權、經濟民族主義和傳統價值觀，他們希望透過減少政府干預和全球化影響，重塑「美國優先」的國家形象。反對者則更關注社會公平、多元文化和全球合作，主張透過政府干預解決不平等問題。這種根本觀念上的對立，使得雙方在移民、醫療、氣候變遷等關鍵議題上難以找到共同立場。

支持者和反對者在街頭對峙、社群媒體爭論，甚至家庭內部也因政治立場產生隔閡。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近日一項調查顯示，約8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政治分歧已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

「華盛頓共識」在消弭

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近期相關抗議活動可謂美國社會長期累積的矛盾大爆發。自20世紀末以來，全球化、技術變革和文化多元化改變了美國的社會結構，加劇了不同群體在經濟利益和文化認同層面的分化。川普陣營的崛起和相關抗議活動的興起，正是這一分化在政治領域的集中體現。

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內形成“華盛頓共識”，即對所謂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任、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廣泛認同以及對“美國夢”敘事的共同追求。但隨著美國新一波移民浪潮、族裔多元加劇、區域發展不均衡和社會階層固化，美國社會結構深刻重組，傳統共識也逐漸瓦解。

近年來，在社群媒體持續顛覆主流媒體敘事的脈絡下，美國政治極化愈演愈烈，民眾對政府失去信任，對對立陣營的敵意也愈發明顯。不同族群、宗教和政治立場之間難以建立跨越分歧的對話機制。

2024年大選中，這種分裂直接體現為對政治候選人形象的極端塑造與詆毀，以及不同群體在墮胎權、槍枝管控、教育等領域的意見分裂。社會分裂和極端化更催生政治暴力事件。選後，美國又發生針對企業主管的惡性攻擊事件，暴力正成為美國一種跨越意識形態的新的政治表達方式。

這些現象表明，美國正在經歷一場重新認知自身身份與價值的深刻危機，這場危機也讓美國各州各地方的政治分裂加劇，「美國反對美國」的現象更加普遍。缺乏共識、難以動員的美國社會既制約了美國對外干預的能力和意願，也讓美國社會對於外部挑戰和威脅更加敏感，容易產生壓力反應。

科技巨頭顛覆性影響正顯現

經濟、科技等議題與社會矛盾交織。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在全球化和數位化浪潮衝擊下，美國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變革，其中最顯著的特徵是科技巨頭的崛起。 21世紀前十年，Google、蘋果、亞馬遜、元（原臉書）、微軟五大科技巨頭逐漸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企業群。自2020年以來，特斯拉、輝達加入兆美元市值的巨頭俱樂部，形成了規模更大的「七姐妹」。 「七姐妹」佔美國標普500指數總市值比例接近30%，其市值總和超過除了美國和中國之外的任何一個經濟體的GDP。如此龐大的資本量使科技巨頭在股票市場獨佔鰲頭，也使美國經濟的權重向科技領域大幅傾斜。

「七姐妹」市值膨脹的背後是美國經濟的深層變化。從營收、獲利能力、市場地位、技術創新等維度來看，“七姐妹”遙遙領先於其他美國企業和國際競爭對手，其技術創新能力、用戶數量、市場規模與融資吸引力形成了一個不斷強化的“閉環”，成為美國經濟和資本市場新的錨和美國霸權新的依託。 “數據美元”“算力美元”“加密美元”正在取代曾經的“石油美元”“貿易美元”，成為美國金融霸權新的支撐。

科技巨頭的崛起也深刻影響了美國經濟的產業格局和就業結構。高科技產業在海岸大都會圈，如舊金山灣區、西雅圖大都會區、波士頓和紐約等地，吸引了大量人才、資金和創新活動，形成產業群聚。這些地區憑藉科技產業的高附加價值和高利潤率持續發展，房價、消費和公共服務水準不斷提高。美國內陸、中西部和南部的許多傳統工業區、農業區和資源型地區卻未能充分受益於數位浪潮，其企業競爭力和盈利能力持續下滑，在新一輪美國經濟發展中落在後面。傳統製造業的相對衰退與產業鏈上移，使得美國經濟愈加呈現「兩頭大、中間空」的特徵。中低收入工人實質薪資成長緩慢，階層流動性明顯減弱，無法分享科技紅利的一般工人更容易面臨技術進步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拜登政府試圖透過《通膨削減法案》《晶片和科學法案》等產業政策重新佈局高科技供應鏈，推動製造業復興，平衡大科技企業與傳統產業、沿海發達地區與內陸欠發達地區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些政策短期效果有限，科技巨頭反而成了從這些產業政策中受益的「主要贏家」。川普政府採取的「自由放任」「科技樂觀主義」路線，也可能進一步強化這種數位時代的「贏家通吃」效應，令美國經濟高度失衡，與世界經濟的差異愈發突出。

金錢政治、政商聯合是美國政治的常態，近年來這種現象進一步升級。不少美國商界、娛樂界名人不再掩飾其政治傾向，開始更積極地為政黨和候選人拉票。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動員了不少科技巨頭和體育娛樂界巨星加入，競選活動甚至變成了「演唱會」。新的政治動員方式不僅改變了選舉，也改變美國政治的運作規則。精英階層的政治話語權在增大，一般民眾的權重也隨之下降。

同時，資訊科技、人工智慧和社群媒體的深度推動，使科技與政治全面交織。人工智慧演算法對於民意和選舉的影響正逐步顯現，推動美國政治正進入「後真相時代」。因社群媒體和演算法導致的「資訊繭房」效應，每個選民看到的場景可能截然不同。民眾的政治理念容易被社群媒體訊息強化，並進一步將認知偏誤固化。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在所謂「美國優先」旗幟下，美國可能會更頻繁地調整與盟友和競爭對手的關係，採取更加強硬和不穩定的策略謀求在全球取得優勢，這將對全球多邊秩序和國際合作體系持續造成衝擊。川普團隊推動的政府改革、去監管或將進一步強化美國科技巨頭的優勢，加劇美國經濟的失衡局面。這種高風險路徑，有可能驅使美國社會全面擁抱新經濟，放棄難以復甦的傳統產業，同時也可能導緻美國社會進一步走向撕裂和對抗，陷入另一個混亂的循環。（環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