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瑪斯·皮凱提：設想一個沒有美國的世界

美國已不再是值得信賴的國家。

對許多人而言，這種認知並不新鮮。 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造成逾10萬人喪生，不僅導致地區局勢長期動盪，更使俄羅斯的影響力藉機重返中東——這場戰爭早已暴露出美國軍事霸權主義的災難性後果。

文/湯瑪斯·皮凱提

本文原載於《世界報》，作者係巴黎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

但當前的危機之所以不同，因為它直接衝擊著美國經濟、金融和政治權力的核心。如今的美國深陷迷茫，領導者行事飄忽且難以預測，而民主制度卻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

要預見未來的發展，我們需要理解當前正在發生的轉捩點。

如果川普主義者推行如此粗暴而孤注一擲的政策，正是因為他們無力應對國家的經濟衰退。

以購買力平價衡量（即每年生產的商品、服務和裝置的實際總量），中國的GDP已在2016年超越美國。目前其規模已超出美國30%以上，2035年將達到美國的兩倍。現實是美國正在失去對世界的控制權。

更嚴峻的問題在於，美國長期累積的貿易逆差已將公私外債推至創紀錄水準（預計2025年將達GDP的70%）。隨著利率持續攀升，美國或將被迫向全球支付天量利息──這種局面原本可憑美國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掌控得以緩解。

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川普陣營經濟學家拋出極具爭議的提案：向持有美國證券的外國投資者徵收利息稅。而川普本人則採取了更赤裸裸的手段──透過強佔烏克蘭礦產資源（甚至意圖將格陵蘭和巴拿馬資源納入掠奪範圍）來填補國庫空虛。

從歷史維度檢視，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1995-2025年期間年均佔GDP的3%-4%）在同等規模經濟體中極為特殊－唯一可比的是1880-1914年間歐洲殖民列強（英國、法國、德國及荷蘭）的貿易逆差水準。

但關鍵差異在於：上述歐洲國家依託龐大的海外殖民地資產，其產生的利息與股利收入不僅能完全抵銷逆差，更持續擴大了對全球其他地區的債權。

川普本質上不過是個受挫的殖民主義式領袖。

如同過去的歐洲列強，他期望“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能從對美國“感恩”的國家中獲得“經濟補貼”，從而持續填補其財政赤字。

問題在於，美國的實力已處於衰退期，而當今時代已不容許此類粗暴無度的殖民主義行徑。沉溺於歷史迴響的川普似乎沒有意識到：美國在1945年正是透過打破歐洲殖民秩序、建立基於民主理想和對世界教育優勢的差異化發展模式而崛起。透過此舉，他正在瓦解其國家領導地位賴以維繫的道德與政治威望。

面對這種崩塌，我們該如何應對？

首先，應面向全球南方國家，提議建立一種新的社會與環境多邊主義，以取代如今失效的自由主義多邊主義。歐洲必須最終支援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治理體系進行徹底改革，摒棄目前按出資額分配投票權的制度，給予巴西、印度、南非等國家應有的地位。若歐洲繼續與美國結盟阻撓這項不可避免的變革，那麼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將必然建立起由中國和俄羅斯主導的平行國際架構。

假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過去幾十年來能獲得更公平的貿易條件，那麼他們本來可以將更多資源投入基礎建設、教育和醫療領域。但現實是，這些國家不得不在極度匱乏中艱難維持：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當地每個中小學生年均教育投入經費僅約200歐元（按當前匯率僅60歐元），而發達國家兒童的投入是其40到50倍——歐洲達8000歐元，美國更突破10000歐元。

歐洲在2024年接連犯下戰略性錯誤：既在G20峰會上阻撓巴西提出的全球稅收正義倡議，又與美國聯手在聯合國否決制定公平徵稅國際框架公約的動議。這些行徑的實質，是要維護經合組織及富國"小圈子"對全球治理核心議題的排他性掌控－在他們眼中，稅收規則制定權這類關鍵事務，絕不允許最不發達國家染指。

歐洲必須正視自身在全球貿易失衡中的角色。其內需疲軟與投資不足加劇全球經濟失衡。

資料顯示：2014-2024年間，美國商品服務貿易逆差年均達8,000億美元，歐洲卻實現3,500億美元順差，規模直逼中國、日本、韓國及台灣地區總和（4,500億美元）。

若歐洲當真致力於建構社會包容、環境友善、公平正義的新型發展範式，僅靠德國提升軍費預算或當前討論中有限度的碳邊境稅提案，恐怕還遠遠不夠。 （財經ThinkT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