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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森特激辯稅改與美元未來
隨著近期超預期的美國財政預演算法案導緻美債買家罷工，並引起「股債匯」三殺，市場開始重新關注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最新接受彭博社記者大衛‧韋斯廷（David Westin）採訪時表示，稅改將帶來長期確定性，有助於控制赤字並促進經濟成長。此外，關稅收入和支出削減可望改善財政狀況，同時呼籲參議院加快立法進程。他也談到放鬆監管、美債市場改革及穩定幣發展對經濟的潛在推動作用。同時，貝森特認為美元並未被高估，美國仍是全球投資首選。他預計明年夏天經濟成長可達3%，前提是政策順利推進且不受法律或政治阻礙。此外貝森特也談到哈佛大學的免稅資格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彭博記者許多提問都非常專業，直指問題核心，但許多問題或許貝森特自己也沒有答案，因此短期內他的發言可能很難扭轉市場的悲觀預期。
以下為訪談正文：
威斯頓：我是大衛‧韋斯頓，非常高興歡迎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來到我們在紐約的攝影棚。部長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到場。
貝森特：大衛，謝謝邀請我來，尤其是我剛從G7高峰會飛回來。
韋斯頓：我們待會兒會談到那個話題。但首先，當你還在那裡的時候，你可能還沒聽說眾議院實際上通過了你長期以來一直在談論的稅改法案。給我們講講你對這個法案的「評分」情況吧，因為我知道你很關注赤字問題。很多人也都很擔心這個問題。這個法案對減少赤字的幫助似乎不大。
貝森特：嗯，大衛，我認為這項法案非常重要，因為正如我一直強調的那樣，我們的經濟政策其實是一個三腳凳結構：貿易、稅收和放鬆監管。所以，這項稅改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是重要的第一步。我認為法案中將2017年稅法的部分條款永久化，大家一直說現在缺乏足夠的確定性，我可以告訴你的是，這種「永久性」將會帶來極大的確定性。
至於評分方面，你我之前討論過很多次了。目前的評分方式其實是華盛頓式的評分，並不是真實世界的考量。我真正關心或一直關心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在控制支出？是的。我們能否成長並加速經濟成長，穩定之後再降低整體債務佔GDP的比例？我認為這項法案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
韋斯頓：正如你多次提到的那樣，你的一個目標是讓赤字不超過GDP的3%。而根據目前這項法案的預測，明年的赤字可能在7%，甚至6.5%左右，離3%還差得很遠。你說過我們不會立刻達到目標，但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呢？
貝森特：大衛，我之前談過的是到2028年時，赤字率前面是個「3」。我們不是一夕之間變成這樣的，也不會明天就恢復正常。我們要做的是改變當前的趨勢，開始讓它下降。
韋斯頓：那麼，我們能不能降到6%以下，甚至接近5%呢？
貝森特：因為你知道目前的評分沒有考慮到什麼嗎？我們即將獲得大量的關稅收入，這部分是沒有被計入的；還有數百億美元的成本節約也沒有被計入。此外，川普總統還提出了一個關於處方藥定價的大膽提議，這可能會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節省大量資金。這些都沒有被納入評分中，所以我對此非常樂觀。
韋斯頓：讓我們先從你提到的第一個因素——關稅說起。我們最近已經有一些關於關稅的聲明，例如對歐盟加徵50%的關稅，對蘋果產品加徵25%。這些關稅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嗎？你們真的需要實施這些關稅才能達到預期的赤字目標嗎？
貝森特：完全不需要，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大量的收入來源。當然，關稅最終也會有一個平衡點，可以稱之為「拉弗曲線」。我相信我們會達到那個平衡點。另外一件事是，許多國家正在逐步取消他們的非關稅貿易壁壘。因此，貿易摩擦也在減少。再說一遍，由於我們還不知道這些關稅談判的最終結果，它們也不會被正式計入預算評分。但每年有數千億美元的關稅收入，每一百億美元就意味著財政部少發行一百億美元的國債。
韋斯頓：當你談到“不確定性”，以及稅改法案帶來的更多確定性時，目前的不確定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實來自於關稅，因為我們還不清楚最終的結果是什麼。你有沒有預估過，商界和經濟界何時能對關稅政策有更清楚的認知？
貝森特：我們已經暫停了90天。如我之前所說，我們有八個重要的貿易夥伴，每個人都應該關注這些主要夥伴。我們已經和英國達成協議了。我的感覺是，在接下來幾周內，我們將宣佈幾個大型協議。我們已經對中國實施了90天的暫停措施。我預計我們會再次派人親自與中國進行談判。而總統今天也表示，當初我們決定將關稅從4月2日的稅率水準下調至10%時，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相關國家或貿易組織必須以誠意來進行談判。
總統對歐盟的反應感到有些失望。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歐盟的問題在於它的集體行動難題。他們有27個國家，每個國家的需求都不一樣。德國關心汽車業，法國關心農業，然後還要加上佈魯塞爾的協調。現在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見了我的德國同行，他是新一屆德國政府成員、德國財政部長恩伯特，我覺得他非常正面回應。我認為新任總理梅爾茨（Mertz）將為美德新一輪關係調整提供一個機會。所以我非常樂觀地認為，也許德國可以幫助推動歐盟向前邁進。
韋斯頓：讓我們來談談你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說是親身經歷的一個領域——市場。債券市場並沒有對國會通過的法案表現出明顯的歡迎態度。是債券市場判斷錯誤了嗎？
貝森特：我認為，任何債券市場的波動都是國會行動直接造成的，這種看法本身就有問題。首先，這是一種全球現象。日本的殖利率已經大幅上升，德國、英國也是如此。大衛，如果我們回顧年初或1月20日川普政府上台以來的情況，美國公債殖利率是唯一一個現在比那時還低的主要國家收益率。
所以，所有其他國家的收益率都在上升。我認為這只是一個同步指標。市場很擅長抓住某個敘事邏輯。因此，我對市場目前的想法並不特別擔心，因為另一方面，市場可能也在認為這項法案將帶來經濟成長。
韋斯頓：同時，你也看到「期限溢價」幾乎已經接近1%，而且實際利率也早已超過2%。我們應該為此擔憂嗎？這是否意味著人們對美國長期償債能力有質疑？
貝森特：我認為，隨著經濟成長加速，我不太擔心美國債務動態的問題，因為一旦成長趨勢改變，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威斯頓：當我們看到美國公債殖利率上升、美元走弱時，我們是否應該擔憂？據我所知，這通常並不是正常的走勢。這是我們該擔心的事嗎？
貝森特：其實我不擔心，因為我認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其他國家正在發力。在很多情況下，我不一定把這視為美元疲軟，而是第一次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歐洲實際上正在進行財政擴張。
回到這個新的德國政府，他們首次打開財政支出的大門，也許自歐元誕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他們正在取消債務上限。所以，歐元的走勢是由基本面推動的。日本利率也大幅上升，這次是受日本央行推動的。所以我認為，這比較是其他貨幣在走強，而不是美元在走弱。
韋斯頓：你曾多次表達過對赤字的擔憂，並強調必須加以控制，川普總統也向你表示，他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將赤字降到3%左右，至少是個位數前帶個「3」的水平，甚至是真正的3.0%。這件事在他優先事項中的排名有多高？我可以再追問你一下，就像當年馬裡奧·德拉吉（Mario Draghi）那樣：你會不惜一切代價實現這一目標嗎？如果目前的計劃沒有像你希望的那樣奏效，你會採取其他措施嗎？
貝森特：我認為我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削減開支方面——不論是透過「削減浪費辦公室」（Doge），還是透過OMB（行政管理和預算局）逐項審查。在很多情況下，民主黨人在跟我們對抗，法院也在跟我們對抗。所以讓我們看看最終結果如何。當然，我們會不斷嘗試讓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我來這裡已經三個半月了，我可以告訴你，所看到的浪費、欺詐和濫用現象令人震驚。
韋斯頓：是的，我想我們大多數曾與華盛頓打交道的人對此都不會有異議。問題是：你要在那裡削減？又該如何進行？我記得之前在紐約市的一次集會上，馬斯克（Elon Musk）和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k）提到過一個2兆美元的數字。那個數字準確嗎？你們真的能節省接近2兆美元的成本嗎？
貝森特：嗯，我們要看評分窗口期有多長。一年節省1500億美元，在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十年窗口期內就能達到1.5兆美元。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削減成本方面是有進步的。
不過再次強調，有很多阻力。 DOGE和馬斯克先前因為推進速度太快而受到批評，但我告訴你，就我在華盛頓這三個多月的經歷來看，如果你不迅速採取行動，官僚「沼澤」就會把你吞掉，你會越陷越深，利益集團也會介入。
韋斯頓：如果目前計畫不能實現你所有的預期目標，你還有那些其他的工具可以用來應對赤字問題？
貝森特：我覺得我們可以先等等看情況會如何發展。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們的策略就像三腳凳一樣：貿易、稅收和放鬆監管。其中放鬆監管是最慢啟動的部分，但我預計它將在第三季或第四季開始顯著推動經濟成長，並在明年真正加速。
此外，稅改法案中最具經濟推動力的一個部分是將資本貨物實施100%的即時費用化扣除。我們也進一步將這項政策擴展到了工廠結構。因此，我認為這確實可能大大加速經濟成長。
韋斯頓：那麼在當前局勢下，你打算如何確保美國經濟體系，特別是企業界和投資界能夠齊心協力？
貝森特：讓我們來談談兩個方面。就在剛才，我去見了一群社區銀行家。我們正在大力推動金融領域的放鬆監管，以確保經濟利益在美國各地更均衡地分配。正如我之前所說，華爾街表現很好，現在輪到主街（Main Street）受益了。兩者其實可以同時繁榮，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當我與這些社區銀行家交談時，他們談到過去十到十五年來，繁重的監管幾乎壓垮了他們。大量的小型企業貸款、房地產貸款都是由這些社區銀行發放的。因此我們正重點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把美國打造成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
就在我和你談話之前，我還陪同總統去了中東，訪問了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和阿聯酋。那裡有數兆美元即將流入美國。
韋斯頓：在紐約和華爾街備受關注的一種監管形式是銀行業監管。讓我們來談談「補充槓桿比率」（Supplementary Leverage Ratio, SLR）。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偏冷門的技術性指標，但引發了大量討論。據我理解，它與美國國債及其收益率有關。如果大型銀行持有更多美國公債，就可以降低債券殖利率。我聽說你打算在銀行監管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目前進展如何？
貝森特：我認為我們非常接近就補充槓桿比率（SLR）採取行動了。這件事在聯準會、貨幣監理署（OCC）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三家監管機構之間推進得很快。我認為我們可能在今年夏天就能看到相關措施出台。
威斯頓：那麼以你對市場的瞭解，你是否認為這項調整會對美債殖利率產生實質的影響？
貝森特：是的，我認為可能會。因為目前銀行持有國債其實是被「懲罰」的，有較高的補充槓桿成本。對於這種持有無風險資產的行為，我們可以降低這個成本。我已經看到一些估計，認為這或將拉低收益率幾十個基點。的確，在新冠疫情期間，這項規定曾一度被暫停執行，並產生了明顯效果。
韋斯頓：讓我換個角度問一個問題，可能也與此相關──那就是穩定幣（stablecoin）的問題。如果這個國家真的大力發展穩定幣，會對美元的強勢產生什麼影響？因為人們可能必須持有美元來支援這種穩定幣，甚至可能是為了美債。
貝森特：我們在大力推動數位資產的發展。川普政府已將數位資產列為重點優先事項。而之前的政府卻對這類公司進行打壓，導致許多公司滅絕或外遷。我們現在的目標是應用美國最高標準的監管和反洗錢（AML）要求來規範數位資產，尤其是穩定幣。
我看到一些估計認為，在短期內，穩定幣可能會為美國國債和國庫券創造兩兆美元的需求。作為對比，目前這個數字大概只有3000億美元左右。
韋斯頓：包括彭博社在內的媒體報導稱，可能正在推進所謂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私有化”，這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它們被國有化以來就一直有人討論。我聽到總統說他要問史考特·貝森特這件事。他有沒有問你？目前進展如何？
貝森特：這是我們政府的目標之一。你知道，我們正在達成和平協議、稅收協議、貿易協議。當這些協議逐步落地之後，我們將聚焦在這項私有化工作。
大衛，我可以告訴你的是，財政部正在對此進行大量研究。因為這項私有化的唯一前提是：房貸利差不能擴大，反而應該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私有化過程中進一步縮小。
韋斯頓：這正是我想問的問題。那你現在知道答案了嗎？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因為大多數人擔心這會導致房貸利率上升。
貝森特：當然有，而且我們正在探索多種方式。我們會繼續推進的。同樣地，在完成一些和平協議、貿易協議和稅收協議之後，我們會著手這項私有化計畫。
韋斯頓：你職責範圍還包括稅務和美國國稅局（IRS）。我知道你一直在大力推動IRS的現代化。但同時，IRS也流失了許多員工，這不會影響他們履職能力嗎？
貝森特：大衛，我的三個優先事項是：稅收效率、隱私保護和客戶服務。長遠來看，我們並沒有失去那麼多IRS人員。實際上，《通膨削減法案》帶來了大規模的人力擴充。回到那個瘋狂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評分機制——透過增加支出，理論上能提高徵稅收入，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
今年我們的稅收表現很好，超乎預期。 IRS的技術現代化計畫其實早在1990年就開始了。當時負責這個計畫的年輕人甚至還沒出生。結果這個計畫超支了150億美元，每年預算高達35億美元。我認為它還在使用COBOL語言運行，就是那種你在大學裡學過的東西，運行在12個不同的系統上。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這三個優先事項都會得到滿足。我認為這將為美國民眾帶來巨大的節省效果，因為IRS處理的交易量大致相當於一家中型美國銀行，但它用了十倍的人力、十倍的成本。
韋斯頓：川普總統不久前曾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表示，正在推動取消哈佛大學的免稅資格。哈佛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而這件事正好屬於你的職責範圍。目前進展如何？
貝森特：總統正在推動這項進程，同時我們也審視對大學捐贈基金徵稅的問題。我認為這裡的關鍵在於，這也回到了「主街」與菁英階層之間的議題。哈佛之所以擁有免稅資格，是因為有一套規則需要遵守。如果你不遵守這些規則，那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我們拭目以待，看看他們是否真正遵守了相關規則。
韋斯頓：看起來哈佛確實在很多方面沒有遵守相關規定。
貝森特：再說一次，哈佛本質上就像一檔龐大的避險基金，他們採用的是槓桿化的投資模式。所以這一切最終會如何發展，我們拭目以待。
韋斯頓：是只有哈佛，還是還有其他大學或學院也可能面臨對其免稅資格的審查？
貝森特：我還沒看到有類似的具體行動。但再次回到削減政府開支的話題，這些大學的情況比政府還要失控得多。事實上，還有一個專門的通膨指數，叫做“高等教育通膨指數”，而大學的各項支出成長速度普遍比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高出3%。因此，它們確實需要整頓內部結構。
韋斯頓：讓我們回到B部分。你剛從G7會議回來，根據我所讀到的公報內容，這次會議的重點是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你最擔心的失衡有那些？
貝森特：我認為整個G7都對某國造成的全球失衡感到非常擔憂。某國在全球製造業的份額持續上升，卻沒有進行必要的結構調整，例如轉向更多消費驅動經濟。
正如我之前預測的那樣——通常我不太喜歡自我慶祝，但我確實預測到了，而且我是對的。我當時說，當美國設立關稅壁壘時，原本進入美國的某國商品一定會流向別處。事實證明，G6國家也開始發現這些某國商品正在滲透進他們的經濟，他們對此感到非常擔憂。
不過，除了某國之外，還有一連串其他的全球失衡問題。例如，我們與歐盟之間也有巨大的貿易逆差。我們希望歐洲能有更多的促進成長的消費支出。
韋斯頓：當我想到某個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美國時，我們正在努力向更多的製造業轉型，特別是高端製造業，而不是像某國那樣的低端製造。大家普遍認為中國應該減少製造業比重、增加消費比重。那麼有沒有可能我們能夠一起實現那種雷·達裡奧（Ray Dalio）所說的「美麗大平衡」（big beautiful rebalancing）呢？
貝森特：如你所知，我不是宏觀經濟學家，但我的理解是：當貿易失衡出現時，意味著我們進口更多商品，同時把美元輸出到海外。大量這些美元又以各種形式回流美國，尤其是透過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
威斯頓：那麼比如說，在與某國或歐洲實現再平衡的過程中，是否有可能不會導緻美債殖利率上升？因為如果海外持有的美元減少了，用於投資美國國債的資金也會減少。
貝森特：當然可以。這些失衡並不是一直如此的。在2000年、也就是中國衝擊發生之前，我們歷史上一直是大量資金流入美國公債市場。
在過去，通常是這樣運作的：貿易順差國獲得美元之後，我們會賣給他們通用汽車（GM）這樣的公司，而現在我們賣給他們的是國債、私募股權或Google股票。這在美國國內造成了極大的分配不均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沿海地區和華爾街表現很好，而中部地區的製造業卻遭到嚴重打擊的原因。
所以我認為關鍵在於回流資本的構成。正如你所提到的，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美國公民和機構購買債券。我還想補充一點是，我掌握相關數據，最近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外國主權實體，無論是儲備管理者、主權財富基金還是退休基金，在最近的國債拍賣中都在加強購買。
韋斯頓：當我們談論貿易時，我們通常談論的是貨物，有時也包括服務。那關於資本流動呢？資本流動是如何運作的？世界上有些地方似乎正朝著限制資本流動的方向發展。例如，馬克宏曾在法國表示「歐洲可以自給自足」；澳洲也推出了一些政策，要求退休金必須在國內投資。我們是否正在走向某種形式的「經濟自治」或「閉關自守」？
貝森特：我不認為我們必須這麼做。美國目前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資本流動，除非是出於戰略考慮，例如某些高價值技術產品。除此之外，我們仍然希望全球資本流動順暢。也許未來會出現更多民族主義傾向的政策，但我們看到來自中東國家的大規模資金流入美國的事實表明，美國仍然是全球資本的首選目的地。我們正在盡一切努力在這方面保持優勢。
你知道，大衛，回到你剛才關於資金回流債券市場的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將以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形式回流，而這種投資形式實際上是一種更穩定的資本流入方式。
【註：多年來，美國作為全球資本來源國的地位正在逐漸下降，而在「川普2.0」時期這一趨勢正在延續。自川普第二任期開始以來，美國的外資流入與流出比為44%，這是過去二十多年中最高的比例。這意味著，美國作為外國直接投資（FDI）目的地的地位幾乎已與其作為資本輸出國的地位並駕齊驅。與此同時，中國則正走向相反的方向。中國目前輸出的FDI資本遠多於其吸引的外資，中國的FDI資本流入與流出比為31.3%。】
韋斯頓：我們來談談美元的情況吧。我看到一些圖表，是關於美元名目價值與購買力平價（PPP）之間的比較。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美元的名目價值遠高於其購買力平價，幾乎達到了歷史高點。根據你對市場的經驗來看，這種情況是否必須自我修正？這是否意味著美元被高估了？
貝森特：其實，不一定代表美元被高估了。很多時候，匯率相對於購買力平價可以長期維持不變，而購買力平價本身只是一個學術指標。很多貨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維持在其購買力平價之上。大衛，我可以告訴你的是，當我觀察美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創新水平時，所有人都想來這裡。
韋斯頓：所以，展望未來，最讓你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貝森特：最讓我擔心的是我們的議程可能會因為某些原因而受到阻礙，無論是法院、民主黨人，或是其他阻力，這會讓我們無法順利推動政策。
韋斯頓：關於放鬆監管的問題，要多久才能真正體現在生產力上？
貝森特：我認為我們會在今年第三季和第四季的經濟數據中看到效果。就在今年第三季和第四季。
韋斯頓：那真是令人振奮。
貝森特：是的，因為我剛剛說最讓我擔心的是──我們需要大規模的許可證制度改革。我們現在難以建造任何東西。例如由於AI熱潮，我們正成為人工智慧超級大國，但這也需要大量電力供應，因此你需要能源管道、輸電網絡，而目前審批這些項目往往需要三到六、七年的時間。所以讓我擔憂的是，我們可能陷入法律泥淖之中，而本屆政府真的希望讓美國重新「動起來」。
韋斯頓：另一個人們感興趣的議題是主權財富基金。我記得川普總統曾在橢圓形辦公室簽署相關行政命令，當時你也參與其中。現在這個計劃進展如何？有些人認為，如果你想真正提升美國的財富，與其藉錢設立主權財富基金，不如削減赤字更明智。
貝森特：是的。我認為總統已經決定暫時擱置這項計劃，先把精力集中在我們目前正在推進的各項工作上。他前幾天也提到，我們應該花更多時間償還債務。他對償債問題非常專注，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做出其他調整，以確保我們確實在減少債務。當然，有些人對此持懷疑態度。
再次回到這個問題，大衛，我們能否讓分母（經濟成長）成長得比分母（債務）更快？我們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就好比一個人申請了房屋抵押貸款：只要你房子的價值穩定或增長速度超過債務增長，就不是問題。
問題是之前的政府借了一筆大額“房貸”，但我們並沒有通過增長擺脫它。但現在我真的認為，我們有機會控制支出、推動成長，進而改變債務軌跡。
再說一句，回到那個荒謬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評分機制——如果你減稅，他們仍然假設經濟增長率只有1.7%~1.8%；而如果我們提高稅收，如果這項減稅法案沒有通過，那將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增稅，但他們的預測經濟增長仍維持在1.8%。所以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加速成長。
我真正的擔憂在於，也許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導致這項稅務法案無法及時通過。所以我呼籲參議院的同事們支援圖恩（Thune）領袖提出的7月時間表。
韋斯頓：最後一個問題。成長是你和總統整個政策的核心。那你說的成長是指什麼？你預期的成長是多少？什麼時候實現？因為目前我們離3%的成長還有不小的距離。
貝森特：我認為我們很快就能達到3%的成長。
韋斯頓：「很快」具體是多久？幾個月？幾季？幾年？
貝森特：我說的是「幾個季度」。我們將在幾個季度內達到3%的成長，而且是可持續的。
看看吧，我最近與各行各業交流時發現，美國在創新方面領先全球，我們已經開始看到實際的生產力提升，這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
我認為隨著監管放鬆、稅收政策帶來的確定性，以及從2018年到2019年開始實施的全面資本支出扣除政策，曾為工業經濟注入了巨大動力。我相信，到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將突破3%，並在今年年底前迎接轉折點。
韋斯頓：財政部長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到來。 （衛斯理的投研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