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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 大量內幕曝光！7 年「潛伏」調查扒出 AI 帝國真面目，奧特曼坐立難安公開陰陽
回到 2019 年，OpenAI 還只是一個實驗室、一個小作坊，Sam Altman 也 Y Combinator 裡的一員，甚至還有一次創業失敗的經歷。
那時的 OpenAI 是什麼樣子？前《華爾街日報》記者、現《MIT 技術評論》的人工智慧高級編輯 Karen Hao，最有發言權。她在當時就得到機會深入內部，與 Greg Brockman、Ilya Sutskever 等人交流。
她也慢慢發現，這家公司有相當多的「隱雷」。在 Karen Hao 的筆下，Sam Altman 像是一位善於控制敘事的「說書人」，而非一個以一致性和透明度為基礎的 CEO。他與馬斯克的恩怨，從頭到尾都像是 PUA 的一次精彩演繹。
事實證明，這些「隱雷」在後來導致了 OpenAI 一系列的「宮斗」大戲，以及接二連三的人員出走。
她最深的擔憂來自於：這樣的人，並不直言真相，卻能在不撒謊的前提下，取得你全部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在 Karen Hao 的這本《Empire of AI》之外，還有幾本聚焦 OpenAI 的書即將問世。其中包括由 Ashlee Vance 撰寫的一部作品，獲得了 OpenAI 極少授予的「幕後存取權」。Sam Altman 曾在公開回應中表示，雖然沒有一本書能百分百精準地還原一切，但這些作者確實花了不少時間，試圖貼近事實與複雜性。
相較之下，《Empire of AI》的觀察更貼近記者視角，Karen 並未獲得同等等級的內部權限，這也使她的書在某些讀者看來，可能更具批判性與距離感。
上周，Karen Hao 的新書《Empire of AI》正式出版，這是她近 7 年來為 MIT Technology Review、《華爾街日報》和《大西洋月刊》報導人工智慧的結晶。書中基於 300 多次採訪，涉及約 260 人，其中包括 90 多名現任和前任 OpenAI 員工的 150 多次採訪，以及大量的通訊和檔案資料。本文為節選，經編譯調整，帶你走回 2019 年時，一切都還沒發生，但已經埋下種子的時刻。
2019 年 8 月 7 日，我來到了 OpenAI 的辦公樓。當時 31 歲的 Greg Brockman 是 OpenAI 的首席技術官，不久後他還會成為公司總裁，他從樓梯下來迎接我，臉上帶著略顯遲疑的微笑，和我握手。
「我們從沒讓過一個外人這樣深入接觸公司，」他說。
那時，除了 AI 研究圈內的人，很少有人聽說過 OpenAI。而作為 MIT 科技評論專門報導人工智慧進展的記者，我一直密切關注著這家公司的動向。
在那之前的幾年裡，OpenAI 在 AI 研究領域有點像「被抱養的孩子」。它提出了「十年內實現 AGI（通用人工智慧）」的大膽設想——許多 AI 專家對此完全不信。
對業界來說，OpenAI 資金充足得有些過分，但方向又不夠清晰，把大量錢花在了宣傳上，而同行們經常批評他們的研究並不新穎。
有的人對其又愛又恨——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OpenAI 宣稱不追求商業化，它曾是一個難得的學術樂園，是「邊緣想法」的避難所。
然而，在我到訪前的六個月裡，OpenAI 接連發生的變化，顯示出公司在軌道上正經歷一次大轉向。首先，是他們「吊胃口」般地宣佈卻又拒絕開放 GPT-2，引發無數爭議。
接著，Sam Altman 突然離開了 YC，出任 OpenAI CEO，並公佈了新的「有限利潤」結構。我已經安排好到訪，OpenAI 隨後又宣佈與微軟達成交易，讓後者擁有優先商業化權，並且強制只能使用微軟的雲平台 Azure。
這些消息帶來了新的爭議、外界的激烈猜測，以及越來越多的關注，影響開始超越科技圈本身。當我和同事們報導 OpenAI 的發展時，難以體會整個事態的份量。
可以肯定的是，OpenAI 正開始對 AI 研究產生實質影響，並改變政策制定者的認知。公司轉型為部分盈利組織的決定，將在業界和政府範圍引起連鎖效應。
某個深夜，在我編輯的建議下，我寫郵件聯絡了 OpenAI 的政策總監 Jack Clark（之前已採訪問過他）：我會在舊金山停留兩周，現在正是報導 OpenAI 歷史的關鍵時刻，他們願意接受深度專訪嗎？Clark 把我轉給了公司公關負責人，對方同意了 OpenAI 重新向公眾「自我介紹」。他們給了我三天可以採訪管理層、進入公司內部的時間。
為什麼一定是 AGI ?
Brockman 和我在一間玻璃會議室坐下，OpenAI 的首席科學家 Ilya Sutskever 也在場。他們肩並肩坐在長桌一側，氣氛分明：Brockman 是工程師、實幹派，身體前傾，略顯緊張，試圖留下好印象；而 Sutskever 則是學者兼哲學家，靠在椅背上，悠閒淡定。
我打開筆記本，開始提問。「OpenAI 的使命是確保 AGI 造福人類。為什麼要在這個目標上投入數十億美元，而不做別的事情？」
Brockman 堅決點頭，顯然很習慣為 OpenAI 辯護。「我們如此關心 AGI，並認為必須建造它，是因為它能幫助解決那些人類自身難以企及的複雜問題。」
他舉了兩個 AGI 信徒常用的例子：氣候變化——「超級複雜的問題，我們怎麼解決？」醫療健康——「看看醫療現在在美國多重要，怎麼才能讓大家獲得更好、成本更低的治療？」
說到這裡，他分享了朋友的親身經歷：朋友患有罕見疾病，為了確診奔波於各類專科醫生之間，過程既費力又沮喪。假如有了 AGI，可以整合各領域專長，這樣的人不再需要為尋求答案耗費巨大精力和情緒。
「為什麼非得要 AGI，而不是 AI 就能做到？」我追問。
這個區分很重要。AGI 一詞曾經鮮有人提，被視為技術詞典中的「冷門條目」。但部分由於 OpenAI 的推動，現在它逐漸變得主流。
OpenAI 的定義是，AGI 是 AI 研究的理論頂點：一種軟體，擁有與人類同等的複雜性、靈活性和創造力，大部分（尤其具有經濟價值的）任務上能與人類媲美甚至超越。
但這裡的關鍵詞是「理論上的」。
數十年來，學界一直爭論，基於二進制晶片的軟體是否能真正模擬大腦和諸如意識等生物過程，實現「智能」。至今還沒有確切證據說明這是可能的。而且，這還沒觸及「該不該這樣做」的倫理問題。
而 AI，是當下流行用來描述現有/近期可以實現的技術，依靠強大的模式識別能力（即機器學習）已經在氣候應對與醫療等領域顯示出巨大應用潛力。
Sutskever 也加進了討論。他說，面對這些複雜的全球挑戰，「本質的瓶頸在於，人類太多了，但溝通不夠快，效率不夠高，還總有利益衝突。」而 AGI 不同，「想像一下，一整個智能電腦網路，大家都做醫學診斷，結果以極快速度交流。」
聽起來，這似乎意味著 AGI 目標就是「取代人類」？事後我與 Brockman 單獨聊時，把問題拋給了他。
「不，」Brockman 立刻否認。「這非常關鍵。技術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我們要創造新技術？人類幾千年來一直這麼做，是因為技術服務於人。AGI 也是如此——至少我們想像和期望中它應該如此。」
不過，他也承認，任何技術都會造成一些職業消失，同時創造新的崗位。OpenAI 的挑戰，就是要打造那種讓所有人擁有「經濟自由」，能在新世界繼續「有意義生活」的 AGI。如果能做到，將是把「生存」從「必須勞動」中解放出來。
「我其實覺得，那會非常美好。」
談話過程中，Brockman 重申了一個大前提：「其實我們並不是決定 AGI 會不會到來的人。」
這是矽谷常用的論調：「反正別人也會做。」 「形勢已經不可逆轉，我們唯一能影響的是，AGI 出生時的初始條件。」
「OpenAI 是什麼？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究竟在做什麼？我們的使命就是確保 AGI 造福全人類。具體做法就是：建造 AGI 並將其經濟成果分發出去。」
他語氣篤定，好像已經完全解答了我的疑問。但其實我們只是繞了一圈，又回到了出發點。
沒人知道 AGI 到底長啥樣
我們的對話像打轉的圈，不知不覺就到了時間。我希望獲得更多具體資訊：OpenAI 到底在做什麼？他們卻表示，事物本身就難以明確——他們自己也無法預知。
既然如此，怎麼就如此確信 AGI 一定「利大於弊」呢？我換個角度追問，請他們舉幾個負面影響的例子。畢竟 OpenAI 建所的最初理由之一，就是要比別人先造出「好」的 AGI，防止「壞」的先出現。
Brockman 試著回答：比如 Deepfake 深度偽造技術，「目前來看用它做的事情未必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自己補充了氣候變化相關的問題：近年來，美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一項研究發現，為訓練越來越大的 AI 模型，碳排放量驚人且持續上升，AI 自身也是環境負擔。
全球資料中心分佈及對應導致的氣候變化指數
Sutskever 坦言，「這點毋庸置疑」，但他認為回報值得，因為 AGI「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反過來彌補環境損耗」。不過，他沒能給出具體實例。
「資料中心越“綠色”當然越好，」他說。
「毫無疑問。」Brockman 接話。
Sutskever 持續闡述：「資料中心是最大的能源、用電消耗者。」
「全球佔比大約 2%。」我補充。
「比特幣大約 1%？」Brockman 問。
「哇！」Sutskever 突然情緒激動，但聊到這裡已近 40 分鐘，這番表現有點像刻意為之。
後來他還在《天才製造者》的採訪中對《紐約時報》記者 Cade Metz 說過毫無諷刺地表示，「我覺得，很可能整個地球表面最終都會被資料中心和電站覆蓋。」會有一場「計算能力的海嘯……像自然災害一樣」。AGI 和它需要的資料中心「太有用了，不可能不被建造」。
我再次質疑：「也就是說，你們在豪賭，AGI 能在它自己帶來環境災難之前解決全球變暖？」
「我不會太鑽牛角尖，」Brockman 趕緊打斷。「整體來看，我們正站在 AI 進步的坡道上。這已經超出 OpenAI 本身，是整個領域在向前。而社會也實際從中受益。」
「微軟那天宣佈投資 10 億美元，市值漲了 100 億美元。說明資本市場也相信，短期技術都能帶來正向回報。」
因此，OpenAI 的策略很簡單：跟上 AI 進步的步伐。「這才是我們應當堅持的標準。只要不斷向前，我們就沒偏離道路。」
當天晚些時候，Brockman 又重申，OpenAI 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沒人知道 AGI 到底長啥樣。他和同行們只能邊做邊摸索，逐步發現這項技術的真正形態。
他的話聽起來像那句名言：米開朗基羅雕大衛，確信雕像本就藏在石頭裡，他要做的只是不斷打磨。
原本安排可以在公司食堂與員工共進午餐，但突然變故，讓我必須離開大樓——Brockman 特意全程陪同。我們走到街對面的露天咖啡館，那是 OpenAI 員工最愛去的小據點。
這成了我後續參訪的主旋律：很多樓層不讓看，會議不讓參加，受訪者經常偷偷望向負責公關的同事，緊張自己有沒有失言。後來我得知，我離開後，Jack Clark 在內部 Slack 上專門警告員工「除非正式安排否則不要私下和我說話」；門衛還收到我的照片，被要求如果未經批准看到我進樓就要特別注意。
這一切顯得異常，畢竟 OpenAI 一直標榜「透明」。我開始納悶：如果研究最終都是公開造福社會的，他們究竟在隱藏什麼？
午餐及接下來的時間，我進一步瞭解 Brockman 為何要創辦 OpenAI。他少年時就沉迷於「複製人類智能」的想法，閱讀英國數學家圖靈那篇經典論文點燃他的激情。
論文開頭「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提出「機器能思考嗎？」並引出了圖靈測試的思想：只要機器和人對話，不被分辨出身份，就已算過關——這是 AI 領域「入門故事」之一。
Brockman 當年為此寫了個圖靈測試小遊戲，上傳後有 1500 多次訪問，讓他覺得「我就想搞這樣的事」。
2015 年，AI 取得飛躍進展，Brockman 覺得是時候追回初衷，加入 OpenAI 成為聯合創始人。他給自己寫下筆記，「只要能推動 AGI 實現，那怕打掃衛生也願意做。」
2019 年結婚，他還特地在 OpenAI 的辦公室舉辦儀式，背景是公司六邊形 Logo 定製的花牆，Sutskever 親自主持儀式。實驗用的機械手臂充當「伴郎」，拿著戒指守在過道上，頗有末世科幻的畫面感。
「我這輩子就想幹 AGI 這事，」Brockman 說。
「是什麼力量驅動你？」我問。
「你覺得這輩子有多大機率會遇到顛覆文明的新技術？」他反問。
他堅信，自己和團隊，有獨特條件來推動技術變革。「我真正想參與的，是那種‘如果少了我事情就不會這樣展開’的問題。」
事實上，他並不想只做個「打雜的人」，而是真正想做 AGI 的「舵手」。他身上有強烈的渴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故事可以像講述歷史偉大創新者那樣被後人傳頌。
一年前，他曾在一個小型高端創業者聚會自嘲：「有誰記得著名的 CTO？」現場沒人能舉出那個 CTO 的名號。「這就說明問題。」
2022 年，他成為 OpenAI 總裁。
那種技術真的造福全人類了？
整個採訪期間，Brockman 始終強調，OpenAI 結構的調整併不意味著使命變了。新引進的「有限利潤」和新投資人反而增強了使命感。「我們找到了真正以使命優先而不是回報優先的投資人，這真是稀有。」
OpenAI 終於有足夠的長期資源來擴展模型，領先競爭對手。Brockman 說，這非常關鍵，否則 OpenAI 的理想就會落空。假如 OpenAI 落後，就沒機會引領「人類造福的 AGI」變革。
後來我才意識到，這一假設——「非快不可，否則一切歸零」，正推動所有 OpenAI 的關鍵舉措和一切深遠後果。每一次研究進展都像倒計時一樣，不能以「穩妥」為主，而是必須搶在別人前衝到終點。
這也就成了 OpenAI 消耗巨量資源的理由：算力消耗（不考慮環境代價）、資料蒐集（那怕未經同意，不等法規完善）。
Brockman 再次提到微軟市值上漲 100 億美元，「這說明 AI 確實開始給現實世界帶來價值。」但他也承認，這些價值現在還是被大企業「集中享用」。所以 OpenAI 的目標是二次分配 AGI 收益，讓所有人都能受益。
「歷史上有那種技術真的實現了成果普惠？」我問。
「其實可以看看網際網路……」他有點躊躇，然後回答。「當然也有問題對吧？任何顛覆性技術，都很難做到‘利大於弊’、‘弊端最小化’。」
「火也是例子，」他說，又補充，「火有負面影響，所以人類要學會控制，有一致的標準。」
「汽車也是好例子。很多人有車、車子帶來好處，但也有很多外部性，對世界未必全是積極。」他語氣遲疑地結束。
「我理解我們的願景，其實和‘網際網路的積極面’、‘汽車的積極面’、‘火的積極面’差不多。只是具體技術實現方式天差地別。」
他說到這兒眼睛一亮：「你看，電力設施、水電公司都是高度集中的實體，為所有人低成本高效率地提供生活改善。」這是個不錯的比喻。但他似乎仍然不能說清 OpenAI 怎麼成「公用事業」。或許是靠普惠基本收入，或許有其他方式。
他最後回到確定的那一點：OpenAI 致力於分配 AGI 紅利、讓每個人都獲得經濟自由。「我們說的是真的。」
「到目前為止，技術確實讓整個社會進步，但副作用是集中效應更強。」他總結說，「AGI 可能更極端。如果所有價值都被某一方鎖死呢？社會已經在朝那個方向走——但我們還沒見過那一步。我不希望看到那樣的世界，也不願意成為那個世界的推手。」
一切若只如初見
2020 年 2 月，我在 MIT 科技評論刊發了這篇報導，基於我在公司裡的觀察、三十多次採訪和一些內部資料。
「公司的宣傳和實際運作之間出現了錯位，」我寫道。「長久以來，內部的強烈競爭和對資金的渴求逐漸侵蝕了其早期承諾的透明、開放與協作理念。」
幾個小時後，Elon Musk 連續發了三條推特回應：
「OpenAI 理應更開放（imo）。」
「我對 OpenAI 沒有控制權，瞭解也很有限。對 Dario 負責安全沒信心」，他指的是時任研究負責人 Dario Amodei。
「所有開發高階 AI 的組織都應被監管，包括特斯拉。」
隨後，Sam Altman 發了一封郵件給全體員工。
「關於 MIT 的報導，我想談談我的看法。雖然不算災難性，但確實是負面報導。」
他坦言，報導確實指出了外界認知與 OpenAI 現實的脫節。對此，公司無需改變日常運作，只要微調對外表述就行。
「我們學會了靈活調整，這是好事，」他說，包括調整組織結構、提升保密等級，「都是為達成使命更好地學習。」
他建議，暫時不要理會這篇報導，等幾周後再集中對外宣講公司堅守初衷。「正好借 API（應用介面）方案表達我們的開放和紅利分配戰略。」
「我最在意的是，有人洩露了公司內部檔案。」他表示公司已開展調查，會持續通報進展。
他還建議 Amodei 與 Musk 當面溝通，對方「這次批評算溫和」，但「也是不好的事」。為避免誤解，他寫道，Amodei 的工作和 AI 安全極其重要。以後公司也應該找到合適時機，公開為團隊辯護（但現在先別成新聞口中交鋒的反面對立）。
從那以後，OpenAI 三年沒有再接受我的採訪。 (APP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