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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在前後相距約三年的時間內，對位元幣（Bitcoin）等非主權加密貨幣，表達了「位元幣是一種與美元競爭的騙局」和「位元幣不會對美元構成威脅」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就任總統的前兩天（2025年1月18日），川普宣佈發行個人迷因幣（Memecoin）加密貨幣，取名為川普幣（$TRUMP）。在川普就任的當天，美國第一夫人也發行了個人迷因幣，取名為梅蘭妮亞幣（$MELANIA），美國總統及夫人以非常規方式向全世界傳遞美國政府將全面放鬆對非主權加密貨幣監管的訊息。不僅如此，川普在上任三天後簽署《強化美國在數位金融科技領域領導地位》的行政令，要求成立總統的“數位資產市場工作組”，新設“數位資產委員會”，以研究位元幣戰略儲備等立法事項，從而將美國打造成“加密貨幣的世界之都”。
基於區塊鏈技術的位元幣等非主權加密貨幣，被許多國家認定為一種數位資產。在支持者眼裡，位元幣等加密貨幣是展現美國自由市場價值的重要載體。在美國前總統拜登於2022年3月9日正式簽署的「數位資產行政令」英文文字中，涉及美國價值觀的詞語表述就有多達12處，其核心目的在於表達「應確保美國的核心民主價值在發展數位資產方面得到尊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國透過立法保障和長臂管轄，迫使各國在數位資產技術標準制定、數位資產跨國交易與數位資產監管規則等諸多方面，都必須符合美國倡議和推行的「捍衛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權」的所謂「普世價值」。美國政府也透過簽署《強化美國在數位金融科技領域領導地位》行政令，建立數位穩定幣與美元掛鉤的機制，將美元權力從貨幣領域向加密演算法領域滲透，試圖透過強權在新的數位金融生態系統中體現「美國優先」和建立領導地位，從而將美國的霸權思維和行徑延伸到數位金融領域。
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待非主權加密貨幣的寬鬆態度有所不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區塊鏈技術在提升新質生產力水平中的作用，但是為了捍衛貨幣主權、防範金融風險和維護金融穩定，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對位元幣等加密貨幣採取了嚴厲的監管措施。自2017年起中國就禁止金融機構參與位元幣交易，並關閉了國內加密貨幣交易所；2021年，中國進一步全面禁止加密貨幣挖礦和相關交易。同時，中國致力於推動人工智慧、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 2024年11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印發《推動數位金融高品質發展行動方案》，明確了未來數位金融發展的目標和路徑，規劃到2027年底，在中國基本建成與數位經濟發展高度適應的金融體系，推動數位金融成為支援實體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與美國透過總統行政令明確禁止政府機構推動或發行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不同，中國不但積極開展法定數位貨幣的研究和開發，而且數位人民幣（e-CNY）已經全面走入現實應用場景，與此配套的跨境支付結算網絡建設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和領先優勢。
本文基於國內外關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美國金融霸權的論著，以及美國國會官網記錄的正式法案（或法案提案）和白宮網站發布的總統行政令等文獻資料，對川普政府全面轉向發展非主權加密貨幣的緣由和目的進行剖析，解讀美國政府將數位穩定幣與美元掛鉤、建立國家數位資產戰略儲備並禁止政府機構發行央行數位貨幣的戰略意圖，助力中國突破美國對數位人民幣的「戰略圍剿」和全面提升中國全球數位金融話語權。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想源自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其理論核心在於突出市場及市場主體優先的自由競爭，同時也代表了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主張個體的平等和自由，在價值觀上推崇個人利益最大化，並奉行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核心哲學的經濟路線和金融主義發展為核心的邏輯和經濟概念，其發展為核心的哲學趨勢。新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主張可歸納為政府干預最小化、財產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和經濟金融全球化等四個維度，而非主權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結構、私鑰財產保護、演算法共識設計和無國界交易流通等特點，則高度契合新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秉承的主要理念。
（一）去中心化特徵契合政府介入最小化
首先，非主權加密貨幣透過區塊鏈技術實現去中心化的貨幣發行，從而能夠脫離主權國家中央銀行的控制，契合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過度壟斷和干預的主張。新自由主義理論批判政府對貨幣發行的壟斷，認為國家壟斷貨幣發行容易導致通貨膨脹和經濟扭曲，所以應允許個人和機構發行自己的貨幣。透過私有化貨幣發行以鼓勵市場競爭，以提高貨幣體系的運作效率和激勵金融科技創新，進而利用貨幣市場中的競爭和「去國家化貨幣體系」來實現經濟發展的穩定和高效。例如位元幣的固定總量設計（2,100萬枚），可以避免政府透過增發貨幣干預經濟並引發通貨膨脹的經濟後果，而透過演算法剛性約束貨幣成長速度（每4年減半），也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佛里曼基於規則的固定貨幣成長率政策主張相一致，符合新自由主義理論實現政府干預最小化的理想。
其次，非主權加密貨幣的中心化結構透過智慧合約和去信任化協議（Trustless Protocol），將經濟規則編碼為不可竄改的加密演算法。這種基於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的分散式信任設計，使貨幣交易不再依靠傳統的政府或金融機構提供信用擔保，呼應了新自由主義透過制度設計約束政府權力的理論主張。例如，非主權的加密貨幣
再次，非主權加密貨幣點對點交易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其能夠規避傳統銀行和政府的審查，尤其在一些金融監管比較嚴格或政治環境不穩定的國家或地區，非主權加密貨幣提供了一個“去政府化”的替代方案，使得個人能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地實現資本流動和交易，這也與新自由主義最小化政府干預的理念高度契合。例如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透過預先編寫的智能合約來自動執行組織規則，這種適用於所有參與者的規則具有高透明度和不可篡改性，展示出無須政府介入的交易執行或違規處理特點，與新自由主義推崇的基於“自發秩序”的市場治理模式相契合。
（二）演算法共識機制賦權市場自由化
首先，新自由主義理論批判政府與大型金融機構的壟斷權力，強調市場作為資源分配的核心機制，主張透過自由競爭實現效率最大化。非主權加密貨幣的運作依賴演算法共識機制（如工作量證明PoW、權益證明PoS、去中心化交易所DEX、去中心化自治組織）。在交易規則、資源配置、市場競爭和交易價格等方面實現了更高程度的市場自由化，體現了新自由主義者對自由市場的追求；而且，基於區塊鏈技術和演算法共識機制的去中心化的非主權加密貨幣交易市場，透過數學演算法取代中介機構，利用點對點交易和分散式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削弱了傳統商業銀行在支付清算領域的中心化角色，從而使得金融資源配置不再受傳統金融體系的束縛，這與新自由主義反對尋租性壟斷的立場高度一致。
其次，新自由主義提倡市場自由競爭和私人企業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非主權加密貨幣一方面為個人和企業提供了透過區塊鏈技術發行數位貨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這種開放的、無國界的金融體系鼓勵私人參與、競爭和創新。加密貨幣的多樣性和市場競爭性可以促使不同的數位貨幣在技術、效率和穩定性等方面不斷改進，從而提升整體市場的效率和表現，這與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市場主導和自由競爭理念相吻合。
再一次，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政府不應直接干預市場價格，經濟主體之間的交易價格應由市場力量自由形成。非主權加密貨幣的價格形成，正是市場參與者自由交易的結果。加密貨幣的市場價格不受政府機構的直接干預（如匯率或價格管制），主要由全球範圍內的市場供需情況決定，其波動性能夠反映供需關係及市場的真實預期，這與新自由主義倡導市場自主調節、反對價格管制的主張一致。不僅如此，非主權加密貨幣市場上存在著萬種代幣競爭，其生存與否由市場選擇決定，實踐了哈耶克「多貨幣競爭提升經濟效率」的構想。
（三）私鑰資產保護機制鞏固財產私有化
新自由主義主張企業私有化並強調個人資產權的保護，非主權加密貨幣的產權系統與此保持一致，強化個體經濟主權並捍衛私有財產權。非主權加密貨幣的興起和發展，透過區塊鏈技術架構和加密演算法機制，在數位世界中重新定義了私人財產權的實現和保護方式。在實踐中，非主權加密貨幣對私有財產權的保障主要透過非對稱加密技術實現，其金鑰體系包括公鑰地址（相當於帳戶）和私鑰地址（相當於數位簽章），私鑰的持有者擁有資產的絕對控制權，理論上任何人無法透過技術手段剝奪（除非私鑰洩露或遺失），這種財產所有權保護方式的核心邏輯在於去中心化和控制項權。
在傳統銀行體系中，私有資產實際上由金融機構託管，現實中會存在被凍結或沒收的風險（如政府制裁並凍結帳戶）。非主權加密貨幣資產則由用戶直接透過私鑰實現完全掌控，並可以離線保存，無須依賴銀行託管或支付平台存儲，具有更好的安全性。且個體無須依賴政府信用背書或金融機構擔保即可實現價值儲存與轉移。另外，非主權加密貨幣網路由分散的全球節點維護，政府或金融機構很難介入和乾涉個人對財產的絕對擁有權，單一政府在通常情況下也無法關閉或審查鏈上資產，這種產權保護機製完全契合新自由主義的「保護私有財產權為基本人權」的理論主張。
（四）無國界交易支付深化經濟金融全球化
首先，新自由主義理論推動經濟金融全球化，主張資本、商品與服務的跨國自由流動，非主權加密貨幣透過去中心化帳本技術，可以不依賴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SWIFT）等傳統跨境匯款中介系統，而實現資金的無國界即時支付。例如位元幣、以太幣（Ethereum）等加密貨幣公鏈，讓用戶以更低的費用快速完成跨國轉帳。數位穩定幣泰達幣（Tether USD，USDT）和美元穩定幣（USD Coin，USDC）交易則可以繞過傳統金融體系的監管壁壘，成為便利跨境資本流動的新工具，體現了資本全球自由流動的新自由主義訴求，完全契合新自由主義對資本自由化和減少摩擦成本的理論主張，也與「華盛頓共識」的經濟共識經濟化和減少經濟交易倡議，也與「華盛頓共識」的經濟經濟化金融經濟倡議，也與「華盛頓共識」倡議的經濟經濟化金融經濟理論主張，也與「華盛頓共識」的經濟經濟化金融經濟交易也與「華盛頓共識」倡議，也與「華盛頓共識」的經濟經濟化金融經濟理論主張，也與「華盛頓共識」倡議的經濟經濟化和減少全球經濟理論主張，也與「華盛頓共識」的經濟經濟化金融經濟倡議，也與「華盛頓共識」倡議的經濟經濟化和減少全球化交易。非主權加密貨幣交易流通的技術特性，可視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數位時代的延伸，從而形成「數位華盛頓共識」（Digital Washington Consensus）。
其次，非主權加密貨幣作為一種全球化的數位資產，突破了傳統投資的地域分割和監管限制，為投資者提供了突破監管和自由選擇資產組合的新機會，這與新自由主義提倡全球自由市場和推動全球經濟整合的理念相契合。有學者透過實證研究發現包含加密貨幣的資產組合有著更好的投資回報，並且在相同回報水平下，非主權加密貨幣的被納入也能有效降低資產組合的投資風險。
再一次，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全球經濟整合會降低貿易摩擦和最小化跨國交易成本。非主權加密貨幣則透過提供快速、無中介的交易和支付方式，在重塑全球貿易規則和交易潛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國際貿易中，自動執行「貨到付款」條款的智慧合約能夠減少信用證開立和人工審核成本，數位支付業已成為加速和簡化全球貿易的關鍵因素，區塊鏈技術則可以穩定全球供應鏈並確保國際貿易的透明度、安全性和效率。
綜上所述，非主權加密貨幣透過技術手段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轉化為可操作的製度實踐，成為數位時代新自由主義的「技術具象化」實驗。然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完全競爭和市場有效等基本假設，在現實經濟中都無法滿足。與此類似，實務上非主權加密貨幣市場在機構資本的大規模介入下呈現高度中心化特徵，主流區塊鏈平台和交易中心也會因資本過度集中，而出現寡頭化現象，交易所等中介機構則形成新的權力中心，這與新自由主義理論設想的完全競爭市場存在顯著偏差。不僅如此，缺乏監管的去中心化市場在市場失靈時可能導致蓄意欺詐和價格泡沫等系統性風險，如特拉幣（Terra）和露娜幣（Luna）崩盤事件，表明新自由主義所追求的基於“自發秩序”的市場穩定和高效，難以在去中心化的私人加密貨幣交易中實現。完全去中心化的系統也難以協調網路安全和協議升級等公共事務，從而極有可能引發“公地悲劇”，違背新自由主義鼓勵市場自由競爭的理論初衷。
在數位智慧技術全面改變傳統經濟、金融業態的大背景下，美國透過將美元霸權、監管權力、技術標準和國際制裁嵌入數位金融生態，推動金融權力從貨幣層面向演算法層、資料層的控制升級，意圖實現金融霸權突破傳統金融體系邊界而向數位網路滲透。在具體實施中，首先，美國長期主導金融創新的私營部門在非主權加密貨幣領域已形成龐大利益網絡，並且美國銀行業也擔心數位美元會直接與銀行存款競爭而導致「去中介化」風險；其次，美國公眾對政府可能利用數位美元監控私人交易存在強烈的隱私擔憂，而且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派之爭也導致數位美元發展在美國已高度政治化（如共和黨就以「威脅自由」為由強烈反對發展數位美元）；再次，透過大力支援位元幣等非主權加密貨幣，也有助於川普與助其成功入駐白宮的私人加密貨幣利益集團完成政商之間的利益勾兌。基於上述因素，川普政府第二任期透過支援已有成熟市場基礎的非主權加密貨幣來延續和鞏固美國的全球金融霸權，無疑是政治阻力最小、運作效率最高並最符合邏輯的選擇。重返白宮後，川普政府強化了數位金融領域的「美國優先」策略，透過簽署總統行政令將加密穩定幣錨定美元和美國國債，對內放鬆對非主權加密貨幣監管，鼓勵傳統金融體系與數位區塊鏈生態的高度融合；對外強行輸出監管規則和技術標準，全面遏制其他國家主權數位貨幣發展，以期實現美國金融權的重構。
（一）利用加密穩定幣維護美元世界貨幣地位
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是美國金融霸權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基礎，世界貨幣地位賦予美元大宗商品計價（如石油美元）、全球支付結算、國際儲備和資產或財富持有等重要功能或角色，美國可以利用美元霸權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貨幣霸權收益，例如美國可以透過發行美元獲得巨額鑄幣稅，聯準會透過將經濟量來量化投資在全球的經濟範圍內產生能量指數從全球新通指數產生波動。
位元幣等非主權加密貨幣的出現，一度被認為對美元的霸權地位構成了威脅。然而，美國政府則透過立法或簽署總統行政令以促進加密穩定幣發展、轉變加密貨幣監管政策等方式，努力維護數位時代的美元霸權。如表1所示，拜登政府通過的《21世紀金融創新與技術法案》，明確了非主權加密貨幣的穩定幣和資產屬性分類，穩固了美元在非主權加密貨幣交易中的計價和支付結算地位，並透過第14067號行政令為數位資產和加密企業提供了合規發展路徑。川普政府則更進一步，透過簽署《強化美國在數位金融科技領域領導地位》行政令，穩固數位穩定幣與美元掛鉤的機制。目前約95%的穩定幣（如泰達幣和美元穩定幣）都以1∶1比例錨定美元，且發行商需持有美元現金或美國國債作為穩定幣的發行儲備（或信用擔保）。美元數位穩定幣的普及抑制了其他國家推動本幣國際化和發展央行數位貨幣的積極性，有利於鞏固美元在跨國支付和加密交易中的核心地位。
另外，《指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將非主權加密貨幣中的穩定幣定義為用於支付或結算的數位資產，其貨幣價值固定與美元掛鉤。為尋求發行穩定幣的機構建立明確的許可程序，並實施相對寬鬆、量身定製的監管標準。根據《指導和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對於發行超過100億美元穩定幣的發行者，適用聯準會對存款機構的監管框架以及貨幣監察局對非銀行發行者的框架，允許對市值低於100億美元的發行者進行州級監管。 《指導和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同樣要求發行商需持有美元現金或美國公債作為儲備。例如發行泰達幣和美元穩定幣的加密平台「泰達幣」（Tether）和「世可互聯網金融」（Circle）等機構，持有的短期美國國債規模龐大，截至2024年9月31日，「泰達幣」（Tether）持有845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券，「世可互聯網金融」（Circle）持有151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券，「世可互聯網金融」（Circle）持有151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券，「世可互聯網金融」（Circle）持有151億美元的美國國庫券，「世可互聯網金融」（Circle）持有151億美元。由於泰達幣和美元穩定幣等數位穩定幣佔據全球加密貨幣交易量70%以上，並且相當部分的新興市場國家用戶為規避本幣通膨（如阿根廷和土耳其）而大量持有美元穩定幣。這種錨定穩定幣與美元和美國國債的設計，會直接擴大美元需求和增強美元流動性，實質上已經形成「數位美元化」。不僅如此，川普在出席位元幣2024大會上承諾將位元幣列為美國的戰略儲備資產。響應這項承諾的《戰略位元幣儲備法》，則嘗試透過建立國家位元幣戰略儲備以強化美元地位，進而利用區塊鏈技術將美元霸權延伸至數位領域，以此來建立並穩固美國的數位金融霸權。
（二）透過「合規化」監理框架把控規則制定權
在目前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中，美國透過操控國際金融組織、掌控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並同時進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滲透，以在全球範圍內行使其金融霸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WB）和其他專業性金融技術委員會等關鍵國際金融組織中，美國具有絕對的領導權和規則制定權。美國可以透過加權投票權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便制定服務於美國自身利益的貸款條件，而對受援國則開出接受金融自由化、開放市場等嚴苛條件，以便美國資本實施滲透；而且，美國還將國際規則從開放多邊轉向排他性“俱樂部”，設置高準入門門檻以競爭對手選擇性接納盟友和排斥。不僅如此，美國政府和資本利益集團透過收購或資助媒體、智庫和學術機構操控全球輿論，宣傳兜售「金融自由化」「市場至上」等美式價值觀，以維護美國在金融領域的規則主導權和美元霸權。
美國利用其塑造國際貨幣體系和市場博弈規則的結構型貨幣權力，在數位時代繼續維護和鞏固金融霸權，為此美國政府積極推動制定加密貨幣（數位資產）的「合規化」監管框架及政策，努力對外輸出強調「美國優先」的相關制度和規則。如表2所示，美國透過證券交易委員會將非主權加密貨幣納入證券監管框架，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則負責對加密貨幣進行定義和分類，金融犯罪執法網絡則對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執行反洗錢和反恐怖主義融資監管和審查，例如全球知名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就被美國監管機構以相關罪名起訴。美國財政部也透過其下屬機構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實施制裁並迫使全球交易平台接受KYC/AML規則，並且透過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FATF）和二十國集團（G20）等國際組織推廣其監管標準，要求盟友同步實施加密資產反洗錢規則。例如歐盟《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法案》（The Markets in Crypto Assets Regulation Bill）的製訂就受到美國影響，限制非合規穩定幣的流通，間接擴大了美國金融制裁的覆蓋範圍。這種由美國定義的「合規化」監管規則在全球範圍內的強制實施，實質上是傳統金融霸權在數位金融領域的延伸和滲透。
在實踐中，美國透過批准位元幣現貨交易所交易基金和「位元幣+以太坊」混合交易所交易基金等投資產品，並制定相應的交易規則，將位元幣等非主權加密貨幣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一方面消解其威脅美元霸權的可能和潛力，另一方面提供明確規則以吸引加密貨幣企業和美元資本回流美國，轉化為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補充工具。另外，相較拜登政府對非主權加密貨幣及數位資產相對較嚴的監管態度，在川普2.0時代，美國國會眾參兩院組成跨黨派委員會，以《21世紀金融創新與技術法案》和《指導和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為基礎，計劃在2025年底前推動加密貨幣市場結構立法，同時縮減貨幣執法小組，成立「透過強制其他國家的加密企業遵守美國主導的監管規則，要求全球數位貨幣標準必須符合美國利益，以期將美國建成“全球加密貨幣創新和投資中心”，強化美國在加密貨幣市場上的全球主導地位，維護美元體系的權威性並建立數位金融霸權。
（三）透過技術標準制定與算力壟斷控制金融基礎設施
美國金融霸權也體現為對全球金融基礎設施和技術標準的全面掌控，目前美國控制著全球支付結算系統、證券交易所、信用評等體系和金融資訊服務等主要金融基礎設施，並主導了全球金融科技標準的發展。美國主導建構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和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CHIPS）為核心的全球銀行業基礎設施，能夠影響全球貿易結算、資本市場交易和金融產品投資，在支付清算系統、信用評級和金融交易平台等領域的技術標準主導權，使其在國際金融資訊技術和資訊服務方面具有明顯競爭優勢，美國利用這種技術優勢和金融基礎設施控制權，在全球範圍內根據自身利益需要進行製裁財務地位
美國試圖透過主導加密貨幣的底層技術標準制定並對外輸出規則，控制數位金融產業鏈，強化美國在數位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將技術標準競爭提升至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高度，並自2020年開始由美國國務院發布《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列出關鍵和新興技術名單、戰略目標與主要行動。美國政府會根據科技發展趨勢和全球情勢變化，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NSTC）和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牽頭組成「關鍵和新興技術快速行動小組」（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Rapid 18個政府部門，定期更新在2024年底更新後的技術名錄中，明確要求在先進計算、人工智慧、數據技術、通訊和網路技術領域主導標準制定。其中，在關鍵和新興技術名單中的第9大類「資料隱私、資料安全和網路安全技術」的細項中，囊括了分散式帳本、數位資產、數位支付、數位身份和生物辨識等與數位金融相關的幾乎所有關鍵技術。美國一方面主導技術標準制定和扶持本土企業，另一方面透過「實體清單」（Entity List，EL）和「外國直接產品」（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FDP）規則限制其他國家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從而將去中心化技術重新中心化為美國控制的資源，讓區塊鏈、數位支付和網路安全等金融權。
美國也透過控制關鍵的運算資源和數據處理能力，以保持其在數位金融交易、風險評估和市場分析等方面的領先優勢。如上圖所示，美國目前擁有全球領先的運算能力和資料中心基礎設施，使其在全球金融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在此基礎上，美國對內提升算力投資，對外則透過出口限制來打壓競爭者，以確保美國國家算力的壟斷地位。 2024年9月，美國政府成立“智算中心基礎設施特別工作組”，透過整合政府資源推動人工智慧資料中心建設，以提升其全球算力競爭力。 2024年12月，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向美國國會建議開啟「人工智慧曼哈頓計畫」以國防優先權強化人工智慧算力資源，大幅提升美國國內的算力投資。在意識到這種潛在影響之後，美國透過立法或監管干預，將傳統的金融支付結算系統與加密市場連接，透過監管控制美元穩定幣發行方（如Circle和Tether）及合規交易平台（如Biance和Coinbase），並允許傳統金融機構開展加密貨幣投資和結算業務〔如支付巨頭維薩（Visa）貝寶（PayPal）也推出了自有穩定幣並提供穩定幣結算業務〕，從而重構以美元為核心的跨境支付新通道，進而維持對全球資金流動的支配權和監控權，確保美元在數位支付生態中的核心地位。例如美國新出現的科技-金融複合體（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蘋果支付+雲端運算），使得美元體系與矽谷科技創新結合，便於美國掌控全球資金流與資料流。
（四）透過「演算法美元」和數位制裁遏制競爭對手
近年來，美國的金融霸權被頻繁地當作地緣政治武器（例如切斷俄羅斯銀行接入美元支付清算系統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以實施金融制裁），在全球範圍內大搞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美國藉由維護國家安全和捍衛「自由、民主、人權」的所謂美式價值觀，濫用美元國際貨幣地位和全球金融基礎設施控制權以實施長臂管轄和國際制裁，實現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脅迫和金融欺凌。如表3所示，美國透過制定《國家緊急狀態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以製裁反擊美國敵人法》（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以製裁反擊美國敵人法》（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s Act）等多部國內立法，對特定國家、組織或個人實施制裁。截至2024年，美國已對古巴、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委內瑞拉等全球近40個國家實施經濟或金融制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響。由此可看出，長臂管轄與對外製裁是美國金融霸權的重要表徵。
為提升金融霸權在數位經濟時代的韌性，美國透過吸收區塊鏈技術和納入加密貨幣而實現制裁工具的自我強化和數位化，對外金融制裁從傳統的美元支付結算使用制裁向加密貨幣錢包地址和區塊鏈智能合約制裁延伸。自2022年以來，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OFAC）在更新其特別指定國民（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SDN）名單時，不斷增加受制裁的個人和公司的加密貨幣錢包地址。美國金融霸權也逐漸從「石油美元」升級到「演算法美元」。川普政府透過行政令明確將穩定幣視為“擴大美元國際主導地位的工具”，透過將美元與加密穩定幣綁定，可以透過鏈上追蹤體系對制裁對象的資金流向進行監控和凍結，相比傳統金融制裁，使用區塊鏈自動凍結受制裁地址更加高效且難以規避。同時，美國為打壓競爭對手，開始實施「演算法美元」管控。截至2024年，美國擁有全球近40%的位元幣算力，透過控制算力，美國可以影響區塊鏈網路的交易驗證過程，甚至潛在幹擾特定位址的交易確認，從而限制被制裁方使用加密貨幣網路。此外，美國透過晶片出口限制間接控制加密演算法框架的全球應用，並透過多次升級對華晶片出口限制，竭盡所能地遏制中國在人工智慧大模型、數位支付和央行數位貨幣領域的發展。 2024年5月22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投票通過《加強海外關鍵出口限制國家框架法案》，禁止向中國輸出包括高效能運算伺服器、專用人工智慧晶片組、人工智慧軟體演算法、開發工具包等一系列高階人工智慧產品和關鍵技術。
為防止其他國家推出競爭性數位貨幣削弱美元地位，美國開始狙擊主權數位貨幣，同時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其他國家建立獨立的加密（數位）貨幣清算體系。川普政府透過總統行政令《強化美國在數位金融科技領域領導地位》，明確向央行數位貨幣發難，禁止各（聯邦政府）機構在美國境內或境外採取任何行動建立、發行和推廣央行數位貨幣，這項禁令實質上將其他國家的主權數位貨幣全部隔離在美國的金融體系之外，因為美國政府認為這將「威脅到金融體系的穩定、個人隱私和美國的主權」。而且，這種限制不僅涵蓋美國境內企業和金融機構，還會透過其盟友體系擴大影響範圍，例如美國透過長臂管轄威脅制裁支援數位人民幣的所有交易所，以限制數位人民幣的跨境使用，維護美元的霸權地位。
如前所述，美國金融霸權本質上是「貨幣霸權」「規則霸權」和「技術霸權」的高度結合，其根基在於美元體系、國際組織控制權、話語權壟斷及軍事支撐。美國試圖基於非主權加密貨幣發展重建其數位金融霸權，但長期對其他國家實施單方面的政治恐嚇、經濟制裁和金融欺凌，正在逐漸透支並耗盡美國的國家信用，這反過來會嚴重侵蝕美國數位金融霸權的建構基礎。不僅如此，隨著全球經濟多極化和新興國家崛起，這個霸權體係也正面臨系統性挑戰，未來的國際金融秩序或將呈現「多元競爭」與「區域合作」並存的特徵，中國主導的新興力量全面參與全球數位金融規則制定，將是打破美國單極霸權的關鍵因素。
為強行推進數位金融領域內的「美國優先」策略，繼續維護並鞏固美國的全球金融霸權，對被其視為最有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中國數位人民幣，美國政府採取媒體抹黑、立法限制和聯合盟友抵制等各種手段以進行全面打壓和遏制。
（一）抹黑數位人民幣國際形象
其一，美國政府透過操控媒體和資助「網路水軍」對數位人民幣進行惡意指控，利用各種輿論平台散佈中國政府會透過數位人民幣交易來監控和追蹤用戶交易數據的謠言，捏造並渲染中國政府會利用數位人民幣進行隱私侵犯和間諜活動，以抹黑數位人民幣的國際形象，在全球範圍內製造「使用隱私貨幣」的公眾使用個人貨幣。例如美國《華爾街日報》等媒體一方面承認數位人民幣的技術優勢，另一方面卻渲染中國政府對數位人民幣使用者及其交易資訊“缺乏隱私保護”，並臆測中國政府會藉助數位人民幣推廣應用而擴大監控能力。
其二，受美國政府資助的各類智庫或研究機構炮製虛假資訊並發布報告，對數字人民幣進行指責，並給數字人民幣打上“數字威權主義”的標籤，聲稱數字人民幣的交易應用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從而為美國政府制定政策打壓數字人民幣發展提供理論和證據支撐。例如美國地平線諮詢公司（Horizon Advisory Partners LLC）在其2023年發布的《中國數位貨幣的全球擴張風險》報告中，表示數位人民幣可能被中國用於規避國際制裁並滲透他國金融系統。美國國會於2024年通過《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惡意影響基金授權法案》，撥款16.25億美元用於專門資助西方反華智庫（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配合美國政府發布包括數位人民幣等內容的涉華負面報告。
其三，美國政客炒作數位人民幣“監視外國公民”和“威脅國家安全”，將數位人民幣與“人民幣國際化威脅”相關聯，塑造中國“技術威權”的負面形象。例如，2021年美國三名共和黨參議員稱數位人民幣應用程式“可能攜帶網路病毒”或成為“間諜活動的載體”，以防範“數據安全風險”為由，致信美國奧委會並要求禁止美國運動員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使用數位人民幣。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於2025年3月25日正式發布的《年度威脅評估》中，強調中國的人工智慧技術和數位人民幣的發展應用，將對美國的金融基礎設施安全和數位金融主導地位構成重大風險或「直接威脅」。
（二）透過行政立法和域外執法遏制數位人民幣發展
其一，美國透過數位貨幣相關法案或總統行政令立法禁止主權數位貨幣，甚至直接提出限制數位人民幣使用的法案，以實現打壓遏制數位人民幣發展的目的。例如2022年5月美國有議員提出《保護美國人免受威權數位貨幣侵害法案》，以「威脅美國金融安全」為由要求國會通過法案封殺支援數位人民幣交易的應用程序，並禁止美國公民和機構使用數位人民幣。 2022年，美國參議員比爾·卡西迪和馬沙·布萊克本提出了《拒絕絲綢之路法案》，要求美國監管機構制定數字人民幣使用的安全指南, 同時要求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披露其數字人民幣儲備持有和結算使用情況。 2025年1月，經川普簽署生效的《強化美國在數位金融科技領域領導地位》總統行政令，明確禁止任何機構在美國境內外發行或使用央行數位貨幣（包括數位人民幣）。另外，美國眾議院議員湯姆·埃默於2025年3月新提出的《反對央行數位貨幣監視法案》，稱央行數位貨幣本質上是“奧威爾式監控工具”，據此要求政府禁止聯準會發行央行數位貨幣。上述總統行政令或法案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中國的數位人民幣，但透過全面否定央行數位貨幣的合法性並禁止其發行使用，無疑會給美國遏制數位人民幣發展提供操作空間，幫助其全面阻礙數位人民幣的跨境應用試點和國際化進程。
其二，美國將國內金融監管法規的管轄範圍和執法機構的執法權限向域外延伸，以違反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規定等理由，對美國以外的數位人民幣使用者和支付結算服務提供者啟動監管調查，並以沒有遵守美國金融監管法規為藉口對當事人或機構進行起訴或實施制裁。美國也透過泛化並濫用資料合規、國家安全和投資者保護等概念或規定，不斷強化針對數位貨幣進行域外執法和「長臂管轄」的正當性，以方便對數位人民幣的跨境應用實施污名化指控和打壓遏制。為防止數位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的落地應用對美元支付結算地位的削弱，美國以利用數位人民幣交易「規避金融制裁」滲透他國金融系統和「實施國際金融脅迫」等莫須有罪名，不斷推動對數位貨幣「長臂管轄」的實踐擴張。
（三）聯合盟友共同抵制數位人民幣應用場景
一方面，美國透過聯合盟友制定與數位貨幣相關的技術標準和監管規則，以實現對數位人民幣技術標準的國際化應用（如「多邊央行數位貨幣橋」m-CBDC Bridge計畫）的打壓和圍堵。並且，美國拉攏盟友不斷渲染中國數位人民幣會帶來“技術威脅”，聲稱數位人民幣的發展旨在削弱美元主導地位和顛覆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可能成為中國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工具，並呼籲盟友要警惕中國數位人民幣發展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帶來的挑戰。在此基礎上，美國聯合歐盟、日本等傳統盟友以加強數位貨幣技術標準和交易監管規則制定，意圖透過制定技術規則和設置監管壁壘來限制數位人民幣的跨境應用和全球推廣。美國也聯合盟友專門針對數位人民幣提出監管和執法等多方面的限制性措施，要求其他國家、國際金融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對原有監管規定和製裁措施的可能漏洞進行填補，甚至迫使美國金融服務機構與數位人民幣乃至中國金融市場“脫鉤”，以阻礙數位人民幣技術標準和應用場景的國際化推廣標準。
另一方面，美國透過鼓動盟友、甚至對他國進行政治脅迫和外交施壓的方式，以聯合抵制數位人民幣的國際合作和應用場景。美國曾試圖利用七國集團（G7）、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等多邊平台，推動將數位人民幣納入「需警惕的跨境支付工具」範疇，限制數位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同時透過「清潔網路」等倡議排除中國技術和鼓動盟友制定限制性政策。例如，法國在2023年宣佈將與中國在數位人民幣計畫上展開合作，探索跨境支付和金融技術創新。然而美國為遏制數位人民幣在歐洲的推廣，防止其削弱美元在歐洲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透過外交手段向法國政府施壓，以「存在技術風險」為由，要求法國退出與中國在數位貨幣領域的合作，以阻撓數位人民幣的國際應用場景擴展。
數位金融話語權涉及一國在全球數位金融體系中的規則制定權和影響力，面對美國對數位人民幣的“戰略圍剿”和單方面發起的“數位金融冷戰”，中國需要透過建構“技術自立+輿論引導+多邊合作+有效反制”的立體化應對策略體系，以提升數位金融權傾向中國正在發展的主權數位貨幣e-CNY及其跨境支付結算網絡，將成為提升國家全球金融話語權難得的歷史機會和有效途徑。為此，中國需要持續提升具有實體經濟支撐和強大國家信用擔保的主權數位貨幣的國際化水平，加速拓展數位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的商品定價、交易支付和價值貯藏應用場景，全面掌控數位貨幣在發行、流通、定價和支付結算等不同環節的技術標準和監管規則制定，並聯合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建構基於多邊合作的數位貨幣全球治理機制，創新「數位金融文明」發展範式，在未來的大國金融競爭和博弈中取得先機。
非主權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結構、私鑰財產保護、演算法共識設計和無國界交易流通等特點，與新自由主義理論體系主張的政府干預最小化、財產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和經濟金融全球化高度契合。透過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技術手段，非主權加密貨幣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轉化為可操作的製度實踐，成為數位時代新自由主義的「技術具象化」實驗。
美國在金融領域實施「美國優先」策略，將加密穩定幣錨定美元和美國國債，對內放鬆非主權加密貨幣監管，鼓勵傳統金融體系與數位區塊鏈生態的高度融合；對外積極輸出監管規則和技術標準，全面遏制其他國家主權數位貨幣發展，透過立法將美元霸權、監管權力、技術
美國的金融霸權本質上是技術、規則與貨幣權力的複合體，即透過算力壟斷確保技術代差，利用標準制定鎖定產業鏈控制權，依賴金融基礎設施強化美元體系的全球滲透，隨著美元穩定幣合規化與去中心化金融的深度融合，美元霸權或將在數位時代以更強大且頑固的形式延續；然而，這種霸權的主要力量延續中國；
中美在數位金融領域的競爭不僅是技術實力的比拚，更是治理理念與發展典範的較量。一方面，美國對華的極限施壓和算力壟斷企圖正受到中國演算法創新的衝擊〔如深度求索（DeepSeek）以低算力實現高性能人工智慧大模型〕，美元支付清算體係也面臨數位人民幣跨境支付網絡的挑戰〔如多邊央行數位貨幣橋（mBridge）項目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中國以數位人民幣為平台，在技術標準推廣、監管規則輸出、合作模式創新及發展範式構建等四個層面，不斷提出解決方案和貢獻中國智慧，並且正在逐步構建以技術標準為基礎、監管協調為紐帶、多邊治理為保障、普惠發展為目標的新型「數位金融文明」發展範式。在此過程中，中國將數位貨幣競爭提升到「數位文明形態之爭」的維度，為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變革注入東方制度智慧。 （美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