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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威脅！美國眼中的中國生物醫藥
今年4月，美國國家新興生物技術安全委員會（NSCEB）發佈了一份極具份量的報告。這份題為《Charting the Future of Biotechnology》的報告，首次從國家安全高度全面審視美國生物技術面臨的全球競爭格局，將中國生物醫藥產業視作最具戰略挑戰性的對手。
報告措辭強硬，明確指出：“中國在過去20年將生物技術作為國家戰略重點，大規模投入資源，使其在多個生物技術核心領域實現顯著趕超，並由此構成對美國主導地位的直接挑戰。”
NSCEB援引多項行業資料指出，中國已經通過20年的政策傾斜、產業叢集發展與資本驅動，從研發到製造建構起完整的生物科技體系。
一些封包括：
● 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市值增長：2016-2021年，中國生物科技企業的市值增長了100倍，達到約3000億美元，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生物科技市場；
● 2010年全球高被引合成生物學論文中，美國佔比45%，中國僅13%；2023年中國反超，佔60%，美國僅7%；
● 2024年，美國行業協會調研顯示，79%的美國生物製藥公司依賴中國公司（如藥明康德）參與其生產流程；
● 2014–2022年，美國高達28%的API進口來自中國；常用藥如布洛芬、對乙酰氨基酚、氫化可的松等，進口比例超過90%來自中國；
● 中國已建成100多個生物技術研發園區和17個產業叢集，形成規模化、系統化研發生態
報告甚至稱，藥明康德、華大基因等“國家隊企業”，正成為“生物版的華為”，具備在全球供應鏈中形成主導地位的能力。
幾乎在同一時間，TIME發佈題為《美國輸不起與中國的生物科技競賽》（The U.S. Can’t Afford to Lose the Biotech Race with China）的文章，將中國描繪為美國生物科技霸權地位的“系統性挑戰者”。Axios也在一篇題為《中國生物科技崛起，美國正奮力追趕》（China's biotech boom leaves U.S. playing catch-up）的報導中指出，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藥物發展的關鍵”。
在美國看來，中國已不再只是低成本代工或fast-follower，而是成為可以威脅美國產業領導權的科技力量。
然而，儘管美國政府頻頻警示中國生物科技的崛起風險，但2024-2025年的實際交易趨勢卻呈現出另一種面貌：中國創新藥正在被美方企業大規模買入。
據GlobalData統計，2024年MNC與中國Biotech企業的授權交易總額高達415億美元，較2023年增長66%，創下歷史新高。即便聚焦中美之間，BD交易總額也從157億美元增至213億美元。這些交易涉及康方生物、恆瑞、百奧賽圖、再鼎、樂普、百濟神州等一批中國創新藥企，其產品涵蓋ADC、雙抗、代謝病、心血管RNAi等熱門賽道。
中方企業提供的是成本更優、進展更快、潛力巨大的候選藥物，而MNC則在管線老化、本地研發疲軟的背景下，急需外部活水。
換句話說，正是在美國生物技術生態普遍低迷之際，中國反而成為“賣方市場”的主角。DealForma資料顯示，2025年迄今首付款超5000萬美元的授權協議中，中國公司已佔42%，幾乎每兩筆就有一筆來自中國。這是一種難以忽視的結構性轉變。
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下，美國眼中的中國生物醫藥愈發微妙。
01 臨床超車：從數量到質量
美國人最先警覺到的，是臨床試驗數量上的“倒掛”。
Axios援引GlobalData資料稱，2024年，中國開展的臨床試驗數量首次超過美國，達到7100項以上，而美國為約5900項。這一拐點意味著中美在新藥研發的主戰場上首次出現角色互換。
根據BBLSA發佈的分析（《Exploring the US-China Biotech Boom》），2024年中國生物醫藥企業在全球研發候選資產中的市場份額已達到約27%。
這背後不僅是數量的增長，更是質量結構的變化。Axios指出，中國的生物科技公司已經從主要仿製美國研發成果的“跟隨者”，轉變為能夠自主開發新療法的創新者，這些新療法有可能在癌症治療、自身免疫疾病等領域取得主導地位。
中國生物醫藥企業不僅“做得多”，而且“開始做得難”。
中國企業逐步積累了自主智慧財產權與國際多中心試驗經驗。百濟神州的BTK抑製劑澤布替尼，全球III期註冊試驗由其主導完成並獲得FDA批准，成為首個中國自主研發、主導全球臨床並在美上市的新分子實體；康方生物開發的PD-1/VEGF雙抗，在全球III期試驗中對晚期肺癌患者展現出優於默沙東K藥的療效，成為全球範圍內最受關注的臨床試驗之一。
類似案例還有很多。三生國健的全人源抗體SGLS-102進入美國NDA審查；再鼎醫藥主導的PARP抑製劑進入FDA優先審評通道；還有信達、君實通過與Eli Lilly、Coherus等企業合作加速全球註冊。這些跡象顯示出中國企業的“原研產品全球通用”路徑正在被市場驗證。
02 全球製造樞紐：中國CDMO
在過去十年間，美國醫藥界對中國生物醫藥製造環節的依賴逐漸加深。尤其是在生物製藥的關鍵中間體、原料藥和無菌製劑工藝上，中國CDMO企業如藥明康德、凱萊英、合全藥業、博騰股份等，已建立起全球領先的製造能力與交付網路。
據Evaluate Pharma資料，2024年全球前20家CDMO企業中，中國公司佔據5席，且在“創新分子小試-中試-商用”一體化服務上逐漸取得技術壁壘優勢。藥明康德2024年營收已接近400億元，客戶覆蓋包括輝瑞、強生、默沙東、阿斯利康在內的幾乎所有Top 20藥企。
與此同時，中國的產業基礎設施也在迅速升級。根據CBRE 2024年4月發佈的資料，北京、上海在全球實驗室與研發用地建設中的新增面積排名首次超越波士頓、倫敦等傳統醫藥中心，成為國際藥企海外部署的重要承載地。這背後不僅是土地與政策支援，更是實驗室基建、配套設施、上下游供應鏈等系統性能力的體現。
中國CDMO企業，不僅服務於跨國藥企的商業化生產，還深入參與新藥早期開發、CMC流程與全球註冊支援等環節，其國際營收佔比逐年提升。
然而，這一被需要的現實也引發美方的焦慮。
在NSCEB的評估中，美國對中國關鍵藥品生產能力的依賴已被定性為“國家安全漏洞”，建議將“生物製造基礎設施”納入《國家關鍵技術框架》，並推動重建本土生物製藥製造體系。
一方面，NSCEB認為美國在關鍵藥物和原料藥的供應上過度依賴中國，這種依賴構成國家安全隱患。另一方面，NSCEB指出，美國本土的生物製造能力尚不足以支撐新興生物技術的大規模開發和產業化應用，必須在生物反應器、基礎設施和專業人才儲備方面加快投資和擴展。
03 被需要的中國
一邊是政策風險上升、產業安全擔憂擴散，另一邊卻是實際交易活躍、合作深度空前。
明星交易層出不窮。例如康方生物與Summit，三生製藥與輝瑞，以及百奧賽圖、百濟神州、再鼎、樂普等也紛紛與輝瑞、默沙東、GSK等巨頭達成數億美元等級的交易。
中方企業在國內競爭內卷、支付壓力加大的環境下，越來越依賴出海變現，而跨國藥企在研發管線老化、本地效率下滑的背景下，則高度依賴中方提供優質資產。
更深層次的繫結，體現在研發、臨床、生產等鏈條的全面耦合。中國既是全球醫藥公司降低研發成本的重要環節，也是提升新藥推進效率的核心依託。
與此同時，中資企業也在向全球共研邁進。2024年起，部分中美企業開始嘗試“管線雙申報”，即同一款候選藥物同步向FDA與NMPA提交註冊檔案，打造“東西兩端共研共批”的新模式。
甚至在某些中早期項目中，中方企業擔任全球項目牽頭方，美方僅作為區域註冊與商業化合作夥伴。
而一些中國企業在授權的同時也要求保有全球臨床開發的權利，例如百利天恆與BMS的ADC資產交易與後續合作。
這使得“脫鉤”在生物醫藥領域的推進步履維艱。相反，一個“共生體系”正在形成：中國提供製造、資料、試驗與早期管線，美國提供監管、品牌與上市窗口。這是一種博弈型合作：彼此警惕，卻又高度繫結。
對來自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早期管線依賴，同樣引起美國業界擔憂。
前美國FDA局長Scott Gottlieb在Stat News的專欄中指出，美國藥物研發成本過高，特別是在Ⅰ期臨床環節，這些成本和監管壁壘正在推動製藥業務逐步向中國轉移。
Scott Gottlieb稱：“當美國製藥公司從中國引進藥物化合物時，他們實際上是在轉移本應用於支援波士頓肯德爾廣場或北卡羅來納三角研究園等創新中心的資金。”
並指出，若美國希望在全球生物醫藥競爭中縮小與中國的差距，就必須在早期臨床研究環節率先破局。
他特別強調，應充分利用AI演算法與真實世界資料（RWD）來最佳化試驗設計、降低入組門檻，並加速候選藥物進入臨床階段的速度，幫助美國產業重回先機。
04 美國的戰略雙軌
全方面飛速發展的中國生物製藥產業，讓美方終於全方位警鈴大作。
“美國生物技術產業曾是全世界的羨慕對象，但如果我們不夠謹慎，任何藥物都可能在中國製造。”
TIME更是直接指出：“幾十年前，我們未能維持我們作為半導體製造業全球領導者的地位。這個錯誤要求我們採取極其昂貴、困難和不確定的措施來彌補損失。如今，當我們在生物技術領域面臨類似的風險時，我們絕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NSCEB在提出了一個“戰略雙軌”，主張美國應加快本土生物技術創新，同時採取措施遏制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快速發展。
NSCEB呼籲設立獨立投資基金，由獨立營運方管理，專門支援具備國家安全價值、但暫時得不到主流資本支援的生物科技初創企業，以防止其因外資缺口而落入對競對手中。
另外，NSCEB直言，美國情報體系與生物科技行業之間“嚴重脫節”，許多企業高管甚至未被告知其所面臨的風險來源和外部威脅。NSCEB建議，美方應設立跨部門資訊協調機制，允許具備科學素養的官員參與情報解密與企業對話，並推動情報共享的“按需可視化”，以便企業能夠在董事會層面做出戰略調整。
事實上，真正的“雙軌”可能並不完全在美國政府的控制範圍內。儘管美國政府強調“管控風險”，即通過限制投資、技術出口、臨床合作、原料藥依賴；另一方面，美國醫藥產業不得不繼續依賴中國的製造體系、臨床能力與技術夥伴。
在政策層面，美國商務部與財政部多次討論是否將部分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列入“敏感技術實體清單”；而在產業層面，美國本土藥企、CRO巨頭甚至風險基金仍在積極尋求與中國企業的商業接觸。
05 寫在最後
2025年，香港恆生生物科技指數飆升32%，而納斯達克生物技術指數則下跌15%。Endpoints News報導稱：“毫無疑問，在美國生物技術行業陷入困境之際，中國生物技術行業表現相對較好。”
政策多變、監管趨嚴、資金撤退、管線老化，疊加地緣不確定性，使得許多美國Biotech公司融資困難，甚至面臨退市風險。這種反差，反而倒逼產業資金流向中國。
但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生物技術行業創新都變得更加高難度，而全球生物醫藥合作也正進入一個高風險、高回報、高度動態的新階段。企業需要具備更強的地緣政治風險研判能力，採取更靈活、多元化的合作策略，並可能需要加強本土化佈局以對衝風險。
而這，也決定了中美之間的下一階段競爭，不再只是資本與技術的博弈，而是路徑與信任結構的較量。 (動脈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