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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2025年6月版）》深度解讀——全球經濟新常態下的挑戰與應對之道
摘要：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2025年6月版）》報告指出，全球經濟在經歷一系列衝擊後，正面臨貿易壁壘增加和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帶來的新阻力。預計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將從2024年的2.8%顯著放緩至2.3%，這將是自2008年以來（除全球衰退年份外）最慢的增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在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差距及減貧方面的進展預計仍顯不足。報告強調，全球貿易政策的演變是影響經濟前景的關鍵，貿易限制升級或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可能導致金融壓力累積，進一步拖累增長。主要下行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增長弱於預期、衝突惡化及極端天氣事件。報告呼籲加強多邊政策努力，營造更可預測和透明的貿易環境，並解決EMDEs面臨的衝突、債務和氣候變化等脆弱性問題。各國國內政策需著力控制通膨風險，通過改善稅收和調整支出來增強財政韌性，並通過結構性改革提升制度質量、吸引投資、發展人力資本，以促進就業和長期增長。
01 引言
在全球經濟經歷了過去幾年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衝擊——從新冠疫情的肆虐到地緣政治衝突的加劇，再到通貨膨脹的飆升——之後，人們曾一度期望世界經濟能夠實現“軟著陸”，逐步回歸穩定復甦的軌道。然而，世界銀行最新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2025年6月版）》報告描繪了一幅更為嚴峻的圖景。報告明確指出，全球經濟正面臨著新的、實質性的阻力，主要源於貿易緊張局勢的顯著升級和全球政策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這份長達百余頁的報告，不僅對當前全球及各區域經濟狀況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對未來幾年的增長趨勢做出了預測，更深入剖析了潛在的風險因素，並為決策者提供了應對策略建議。
本文的目的在於系統性地解讀世界銀行的這份報告，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複雜的經濟資料和專業的分析轉化為普通讀者能夠理解的洞察。我們將深入探討報告的核心觀點，解釋其背後的邏輯和問題背景，闡述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發展中經濟體（EMDEs）面臨的獨特挑戰，並梳理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理解這份報告的意義，不僅在於把握全球經濟的脈搏，更在於洞察這些宏觀趨勢如何深遠影響社會發展、企業決策乃至個人福祉。在全球化緊密相連的今天，沒有那個經濟體能夠獨善其身，這份展望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當下、綢繆未來的重要參考框架。它警示我們，前方的道路並非坦途，但同時也指明了通過合作與改革克服挑戰、重塑增長動力的可能路徑。
02 背景介紹：波折中前行的全球經濟
在進入2025年之際，全球經濟的敘事基調已從審慎樂觀轉向日益擔憂。正如世界銀行在報告開篇《前言》中所強調的，僅在六個月前，“軟著陸”似乎還觸手可及，全球經濟在經歷了一系列天災人禍後顯現出走穩跡象。但這一“窗口期”已經過去，世界經濟再次駛入顛簸水域。若無迅速有效的政策調整，對民生福祉的損害可能十分深遠。
報告指出，當前困境並非突如其來，而是過去十餘年間一些深層矛盾和趨勢性變化的累積爆發。國際間在貿易等問題上的分歧，顛覆了二戰後許多有助於減少極端貧困、促進普遍繁榮的政策確定性。以2025年為例，報告預測，僅貿易摩擦一項，就可能使年初預期的全球GDP增長率削減近0.5個百分點，降至2.3%。這標誌著過去17年來（除直接的全球衰退年份外）最疲弱的經濟表現。展望更長遠，預計到2027年，2020年代的全球GDP平均增長率可能僅為2.5%，這將是自1960年代以來增長最慢的十年。
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最貧困國家，將在這場經濟逆風中承受最大的衝擊。報告預計，到2027年，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大致能恢復到疫情前的預期水平，但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均GDP水平將比疫情前預期低6%。若不包括中國，這些經濟體可能需要大約二十年時間才能彌補2020年代的經濟損失。這一嚴峻局面背後，是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率連續三個十年的持續下滑：從2000年代的平均5.9%，降至2010年代的5.1%，再到2020年代預計的3.7%。全球貿易增長也呈現類似軌跡，從2000年代的5.1%降至2020年代的2.6%。與此同時，投資增長乏力，債務卻在不斷累積。
簡而言之，過去半個世紀驅動全球經濟奇蹟——開發中國家人均GDP增長近四倍，超過10億人擺脫極端貧困——的許多積極力量正在逆轉。而那些曾可能促成相對無痛政策調整的有利條件，如本世紀前二十年的創紀錄低利率，也已成為過去。面對這一切，許多決策者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選擇了觀望，寄希望於形勢能自行好轉。報告明確指出，這是一種錯誤的期待，但採取正確行動永遠為時不晚。
因此，世界銀行這份《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增長乏力、風險積聚的複雜背景下發佈的。它試圖為迷霧中的全球經濟航船提供導航，指出潛在的暗礁，並提出可能的航向修正方案。
03 核心問題與發現：全球經濟的“新常態”與區域分化
世界銀行的報告深入剖析了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核心挑戰及其主要表現，揭示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趨勢和發現。以下圖表簡要展示了報告對2025年及未來幾年全球經濟關鍵指標的預測：
2025年全球經濟關鍵指標預測（世行）
* 註釋：GDP加權平均是一種計算總體通貨膨脹率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中，每個國家對全球通貨膨脹率的貢獻是根據其在全球經濟總量（以GDP衡量）中所佔的比重來確定的。這意味著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如美國、中國）的通貨膨脹狀況對全球平均通膨率的影響更大。世界銀行在其報告中通常使用這種方法來計算和預測全球及區域的總體經濟指標，以更準確地反映各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實際影響力。
1.全球增長顯著放緩，前景黯淡
核心資料：2025年全球GDP增長率預計將從2024年的2.8%大幅放緩至2.3%，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不計2009年和2020年全球衰退）的最慢增速。2026-2027年雖預計溫和復甦至年均2.5%，但仍遠低於疫情前十年3.1%的平均水平，也低於1月份的預測值。
主要驅動因素：貿易壁壘的急劇增加（特別是美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關稅調整）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政策不確定性飆升，是導致經濟前景惡化的首要原因。這直接衝擊了商業信心、投資意願和全球貿易活動。
影響範圍：增長放緩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s）的增長預期都較年初有所下調。近60%的EMDEs預計2025年增速將放緩。
2.貿易與投資：昔日引擎動力減弱
全球貿易：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3.4%急劇放緩至2025年的1.8%（較1月預測下調1.3個百分點）。儘管2026-2027年預計回升至2.4%-2.7%，但仍遠低於疫情前4.6%的年均增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在2025年初飆升至歷史高位。
投資：全球投資增長，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和證券投資流動，受到貿易緊張和不確定性的嚴重影響。FDI流入EMDEs的規模已降至2008年峰值水平的一半以下，且可能持續低迷。
3.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s）：復甦滯後，挑戰嚴峻
整體增長：EMDEs整體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4.2%放緩至2025年的3.8%，2026-2027年小幅回升至3.9%，顯著低於2010-2019年平均水平。
人均收入與減貧：EMDEs在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差距方面的進展預計持續不足。到2027年，不包括中國的EMDEs產出水平預計仍比疫情前趨勢低4%。在許多貧困或脆弱的EMDEs，貧困率仍將高於疫情前水平。
低收入國家（LICs）：LICs的增長前景雖預計有所改善（2025年5.3%，2026-2027年平均6.1%），但這一預測高度依賴於部分衝突國家安全域勢的顯著改善和通膨緩解。即便如此，其人均收入增長仍不足以彌補疫情損失或有效應對極端貧困。超過一半的LICs處於債務困境或高風險狀態。
就業挑戰：報告特別強調了EMDEs，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中東北非地區，未來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到2050年將增加超過6億，這對就業創造提出了空前挑戰。
4.主要經濟體表現分化與外溢效應
發達經濟體：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1.7%降至2025年的1.2%。美國經濟受貿易政策調整影響，2025年增長預計大幅放緩至1.4%。歐元區經濟持續疲軟，2025年增長預計僅為0.7%，受貿易壁壘和外部需求減弱影響。日本經濟復甦同樣乏力。
中國：經濟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5%放緩至2025年的4.5%，並在2026-2027年進一步降至3.9%左右。儘管有額外的財政支援，但貿易壁壘和外部需求走弱仍構成壓力，房地產行業持續調整也拖累內需。
外溢效應：主要經濟體的增長放緩，特別是貿易政策調整，通過貿易、投資和信心管道對其他經濟體產生顯著的負面溢出效應。EMDEs中與美、歐、中三大經濟體貿易和投資聯絡緊密的國家受影響尤為嚴重。
5.通貨膨脹與金融狀況
全球通膨：全球總體通膨率仍高於央行目標和疫情前平均水平，預計2025年和2026年均為2.9%。核心通膨在部分經濟體因服務價格持續上漲而保持高位。貿易壁壘的增加可能在短期內對部分國家的消費價格構成上行壓力。
金融條件：全球金融條件[1]自2024年底以來總體趨緊，反映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引發的市場波動和風險偏好下降。EMDEs主權債券息差有所擴大，貨幣面臨貶值壓力。
6.商品市場：
報告預計，受全球增長前景惡化影響，2025年整體大宗商品價格將下跌10%，2026年進一步走軟，主要受油價下跌驅動。布倫特原油價格預計2025年降至平均每桶66美元。金屬價格（不含貴金屬）也因全球製造業前景黯淡而承壓。
7.區域展望盤點：
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受貿易緊張影響，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5%放緩至2025年的4.5%。
歐洲與中亞地區：同樣高度依賴全球貿易，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3.6%放緩至2025年的2.4%。俄羅斯經濟活動因貨幣緊縮而放緩。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增長預計在2025年維持在2.3%的低位，是EMDEs中增長最慢的地區之一，受高貿易壁壘和結構性疲軟困擾。
中東與北非地區：石油出口國產油活動擴張[2]部分抵消外部需求疲軟影響，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1.9%回升至2025年的2.7%。
南亞地區：仍是增長最快的EMDE區域，但增速也將從2024年的6%放緩至2025年的5.8%。印度經濟增速雖仍領先，但也面臨下行壓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3.5%小幅升至2025年的3.7%，但外部環境惡化和國內挑戰（如債務、高利率）限制了復甦力度。
8.下行風險主導，不確定性高企
主要風險：貿易壁壘進一步升級、政策不確定性持續高企是最主要的下行風險。其他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增長大幅弱於預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惡化（如烏克蘭、中東衝突）、金融市場壓力積聚（如資產價格無序調整[3]）、極端氣候事件頻發[4]。
量化分析：報告模擬了貿易緊張加劇的情景（如美國平均關稅再升10個百分點並引發對等報復），結果顯示2025年和2026年全球增長可能因此再分別降低0.5和0.4個百分點，將世界經濟推向持續疲軟。
上行風險[5]：雖然較小，但也存在一些積極因素，如主要經濟體成功達成貿易協定、技術進步（如人工智慧）帶來超預期投資和生產力提升、以及主要經濟體採取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6]。
綜上所述，世界銀行的報告描繪了一個增長放緩、風險加劇、分化明顯的全球經濟圖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政策不確定性成為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
04 解決方案與建議：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穩定與增長
面對全球經濟黯淡的前景和多重下行風險，世界銀行在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旨在幫助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應對挑戰，重塑增長動力。這些建議涵蓋多邊合作、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等多個層面。
1.重建全球貿易關係，加強多邊合作
核心主張：報告將“重建貿易關係”列為首要任務。證據表明，經濟合作優於任何替代方案，對所有參與方都有利。
具體措施建議：
化解貿易爭端：鼓勵主要經濟體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貿易分歧，達成持久協議，例如通過降低關稅（報告模擬顯示，若當前貿易爭端得以解決，關稅減半，2025-2026年全球平均增長可提高0.2個百分點）。
- 恢復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強調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關鍵作用，呼籲恢復其全部功能，以增強貿易政策的可預測性，降低貿易成本。
- 深化貿易協定：發展中經濟體應致力於將現有的以關稅為主的優惠貿易協定，轉變為涵蓋跨境監管政策的“深度貿易協定[7]”，以進一步促進GDP增長。
- 單邊開放：對於那些自身關稅水平仍較高的發展中經濟體，報告建議其主動降低對所有貿易夥伴的關稅，以加速自身增長。
解讀和延伸：在全球化的今天，“關起門來搞建設”是行不通的。貿易摩擦就像是在全球經濟的高速公路上設定路障，不僅阻礙了商品流通，也打擊了投資信心。只有通過對話協商，拆除壁壘，才能讓全球經濟的引擎重新順暢運轉。
2.恢復財政秩序，增強財政韌性
背景：連續的經濟衝擊和疫情前的寬鬆政策，已使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財政捉襟見肘。2020年代以來，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財政赤字率接近6% [8]，為本世紀最高。利息支出佔赤字的三分之一。低收入國家尤為艱難，外援減少加劇了預算壓力，超過一半的低收入國家已陷入或面臨高風險的債務困境。
具體措施建議：
擴大財政空間：發展中經濟體急需擴大財政迴旋餘地。這首先意味著提高國內稅收能力。目前其平均稅收佔GDP比重（約25%）遠低於高收入經濟體（近40%）。
加強稅收徵管：通過擴大稅基、加強稅收管理和徵收，減少避稅和利潤轉移。
- 最佳化支出結構：重新審視並調整財政支出優先序，削減高成本、低效率的補貼（如普遍性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將資源更精準地導向低收入家庭和促進增長的領域（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
解讀和延伸：國家財政就像一個家庭的帳本。如果總是入不敷出，債台高築，日子就難以為繼。開源（增加稅收）和節流（最佳化支出）是當務之局，確保把錢花在刀刃上，既能救急，也能為長遠發展打基礎。
3.加速創造就業，應對人口結構變化
背景：全球正經歷一場歷史性的人口結構轉變，許多最貧困國家對就業的需求日益迫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到2050年將增長超過6億；南亞地區同期將增加近3億；中東北非地區也將增加超過1億。
具體措施建議：
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創造就業的前提。需要實施能夠釋放增長潛力的結構性改革。
提升勞動力素質：加大對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投入，使勞動力能夠適應未來市場需求。
- 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市場壁壘，促進勞動力高效匹配。不僅要關注就業數量，更要關注就業質量，例如通過提高生產率、保障良好工作條件、減少非正規就業等。
- 吸引私人投資（特別是FDI）：改善營商環境，提高制度質量，維護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以吸引能夠帶來技術和就業的投資。
解讀和延伸：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但前提是他們有工作、有奔頭。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如果經濟增長跟不上，就業機會不足，就可能引發社會問題。政府需要鋪好路（改善營商環境）、搭好橋（提升教育和技能），讓企業願意投資，年輕人能夠樂業。
4.EMDEs國內政策重點
貨幣政策：在應對持續通膨壓力和緩和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之間取得平衡[9]，需要根據各國具體情況審慎校準。維護央行信譽至關重要，以應對潛在的金融波動和資本外流。
結構性改革：這是釋放長期增長潛力的關鍵。重點包括：
提升制度質量：改善治理，減少腐敗，保障法治。
- 發展人力資本：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
- 改善勞動力市場功能：促進靈活性和效率。
-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數字基礎設施。
- 促進私營部門活力：減少准入壁壘，鼓勵競爭。
對脆弱和衝突影響國家（FCS）的特別關注：這些國家面臨艱巨的發展挑戰，需要量身定製的國內改革方案，並輔以協調一致的多邊支援。實現持久和平與穩定是其發展的首要前提。
世界銀行的政策藥方強調內外兼修，既呼籲國際社會重塑合作框架，也敦促各國，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深化改革，強身健體。其核心邏輯在於，只有通過開放合作促進全球貿易投資復甦，同時各國努力穩定宏觀經濟、最佳化資源配置、釋放增長潛力，全球經濟才有可能擺脫當前困境，重回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05 結論：十字路口的抉擇與未來展望
世界銀行這份報告為我們清晰地揭示了全球經濟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報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診斷和對未來趨勢的預測，更在於它指出了那些曾經驅動全球繁榮和貧困大幅減少的積極力量正在經受嚴峻考驗，甚至出現逆轉。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地緣政治的緊張、政策不確定性的瀰漫，以及氣候變化的持續威脅，共同構成了一幅複雜而充滿挑戰的全球經濟圖景。
報告的核心結論是，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如果不能果斷採取正確的政策行動，全球經濟可能會陷入一個增長乏力、不平等加劇、發展成果被侵蝕的“失落的十年”的風險之中。對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這意味著它們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改善民生福祉的努力將面臨更大困難，甚至可能出現倒退。最貧困國家和脆弱地區的民眾將承受最大的痛苦。
然而，報告並非完全悲觀。它也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潛在的機遇。通過重建信任與合作，重振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通過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恢復財政可持續性，為發展投資創造空間；通過深化結構性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加速創造就業，各國仍然有機會扭轉不利局面。世界銀行強調，現在是“重設議程”的時刻——以更新的全球合作、審慎的財政態度以及對創造就業的不懈關注為核心。
展望未來，全球經濟的航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勇氣和合作意願。如果能夠採納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共同應對挑戰，全球經濟仍有希望重拾減貧的勢頭，並為下一代人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反之，如果短視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繼續盛行，全球經濟的碎片化將進一步加劇，增長前景將更加黯淡。
這份報告是對全球社會的一個重要警示，也是一份行動的路線圖。它提醒我們，在一個深度互聯的世界中，共同的挑戰需要共同的應對。未來的經濟史，將在很大程度上由我們今天在十字路口做出的選擇所書寫。
（文章正文結束）
【註釋】
[1]金融條件：在該報告的語境下，金融條件綜合反映了融資的成本和可獲得性。報告多處指出，由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引發的市場波動、風險偏好下降、利率上升以及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主權息差擴大[10]和貨幣貶值壓力，全球金融條件自2024年底以來總體趨緊。這種趨緊的金融條件會抑制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構成下行壓力，並可能加劇部分EMDEs的債務脆弱性（報告第5、11、12、31、32、34、41、52、57、61、65、73、81、85、89、93、95、97、101、109、113、115、117頁等均有提及或暗示金融條件收緊及其影響）。
[2]產油活動擴張：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OPEC+）在2025年4月宣佈逐步取消此前的自願性石油減產措施後，主要石油出口國的原油開採和日產量預計將增加。這種產量的提升，即使在外部需求可能因全球經濟疲軟而減弱的情況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援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和出口收入（報告第78、97、99頁）。
[3]資產價格無序調整：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由於貿易緊張局勢升級、政策不確定性持續高企或金融市場風險偏好突然惡化[11]，可能導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股票、債券等資產價格出現劇烈、快速且缺乏基本面支撐的大幅下跌或劇烈波動。這種調整是混亂和破壞性的，可能引發金融壓力，導致信貸緊縮，並對全球實體經濟活動構成嚴重的下行風險（報告第33、34、53頁）。
[4]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發生的超出正常氣候波動範圍的災害性天氣和氣候現象的頻率和強度均有所增加。這包括但不限於乾旱、洪水、熱浪、強風暴（如颶風、颱風）、野火等。報告強調這些事件對農業生產、基礎設施、人類健康和整體經濟活動造成嚴重破壞，尤其對脆弱的EMDEs構成持續的下行風險，並可能加劇糧食不安全和貧困問題（報告第xv、3、35、40、82、90、97頁等）。
[5]上行風險：在該報告的語境下，“上行風險”指的是那些可能導致未來經濟表現好於當前基準預測的潛在積極因素或情景。儘管“風險”一詞通常帶有負面含義，但在經濟預測中，它也用於描述結果偏離預期的不確定性，包括向好的方向偏離。報告中討論的上行風險主要包括：主要經濟體之間成功達成貿易協定從而緩和貿易緊張局勢、新技術（特別是人工智慧）的加速應用帶來超預期的投資增長和生產力提升、以及主要經濟體可能採取比預期更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這些因素若能實現，將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報告第7、17、23、32、36、57、65、73、81、85、93、97、113、117頁均有提及）。
[6]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政府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例如在國防、基礎設施或社會福利等領域的投入）或實施減稅措施，以期刺激總需求，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報告認為，如果主要經濟體採取比基準情景中假設的更為積極和擴張的財政政策，這可能成為一個促使全球經濟增長超出預期的上行因素，但同時也需要警惕其可能帶來的通膨壓力和政府債務可持續性風險（報告第7、36、58頁）。
[7]深度貿易協定：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深度貿易協定”指的是那些不僅致力於削減關稅等傳統邊境貿易壁壘，更進一步包含了大量旨在協調或統一成員國之間國內法規和政策（即“境內措施”[12]）條款的貿易協定。這些條款通常涉及技術標準、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智慧財產權保護、競爭政策、政府採購、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規則乃至勞工和環境標準等多個領域。報告建議發展中經濟體積極推動此類協定，因為它們能更有效地降低非關稅壁壘，促進更深層次的經濟一體化和價值鏈整合，從而對GDP增長和生產力提升產生更強的積極影響（報告第xv、58頁）。
[8]財政赤字率接近6%：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2020年代以來，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年度總支出平均超出總收入的金額，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6%。國際上通常認為，財政赤字率持續高於3%（例如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3]的標準）就可能引發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因此，接近6%的赤字率屬於一個顯著偏高且令人警惕的水平，表明這些國家的政府財政狀況緊張，嚴重依賴借貸來維持運作，這將快速推高政府債務水平，增加未來的財政風險和償債壓力（報告第xiv、xvi、42、63頁均有提及財政赤字問題）。
[9]在應對持續通膨壓力和緩和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在該報告的語境下，這句話描述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面臨的核心困境。一方面，“持續通膨壓力”指的是這些國家內部仍然面臨物價總水平持續上漲的風險，需要中央銀行通過收緊貨幣政策（如加息）來抑制需求，穩定物價。另一方面，“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指的是全球貿易壁壘增加（如關稅上調）對經濟活動產生的負面衝擊，這包括出口減少、投資信心受損、經濟增長放緩等，理論上這種經濟下行壓力可能需要中央銀行通過放鬆貨幣政策（如降息）來加以“緩和”或避險。這種目標衝突使得貨幣政策的決策變得異常複雜和具有挑戰性（報告第7、27、40、62頁）。
[10]主權息差擴大：指某國國債收益率與無風險基準債券（如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差額增大，反映市場認為該國償債風險上升，融資成本增加。
[11]金融市場風險偏好突然惡化：指投資者突然變得極度規避風險，紛紛從高風險資產撤資轉向安全資產，通常由重大負面消息或不確定性急劇上升引發。
[12] 境內措施(behind-the-border measures)：指一國國內影響貿易的法規、標準和程序等非關稅壁壘，而非直接在邊境上徵收的關稅或數量限制。
[13]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是確立歐洲聯盟並為歐元區建立奠定法律基礎的關鍵條約，規定了成員國加入歐元區需滿足的經濟趨同標準，包括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上限。 (汽車戰略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