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紛紛下調預期，並指出，形勢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升級，不確定性達到歷史高點，經濟前景被不斷加劇的下行風險主導。最新資料顯示，按當前的發展，2020年代前七年的全球平均增速可能成為1960年代以來任何一個十年的最慢增速。譚主通過資料分析捕捉到，信心的波動背後，一系列關鍵問題正浮出水面：當前的國際貿易衝突對誰的影響比較大？高關稅政策是否會導致全球貿易模式的轉變和國際貿易格局重組？未來如何維持全球貿易增長？面對這些宏大而複雜的命題，資料，可以給出一些啟示。「 規律與例外 」美國關稅的影響如何評估？過去一段時間，有很多報導和分析都在討論美國關稅的影響。作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國，許多主要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的貿易政策變化引發各國擔憂，這很自然。不過，譚主想分享一組資料。美國與很多國家的雙邊貿易量，位居世界前列，比如：美國-中國、美國-墨西哥、美國-加拿大、美國-德國。這一輪關稅衝擊下，4月，中國、墨西哥、加拿大、德國對美國出口分別環比下降13.6%、12.7%、17.5%、15.9%。這些波動看似劇烈，但對全球貿易總量的影響相對有限。統計資料顯示，4月，全球貿易總量環比僅下降1.4%。算總數，4月，美國進口環比暴跌近20.0%。按此前美國佔全球進口13%的比例計算，理論上應拖累全球貿易約2.6%，是實際降幅的近2倍。這個差值，對國際貿易意義重大。因為它打破了一項長期規律：全球貿易波動與美國貿易波動的高度正相關性。以進口資料為指標，過去十年，全球貿易的變化趨勢與美國貿易的變化趨勢基本同步。然而，近期，這兩條原本重合的曲線開始偏離：從去年年末開始，美國的進口量出現大起大落，全球的進口量卻變化相對平穩。這樣一個現象表明，美國政策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沒有那麼大。全球貿易體系正逐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展現出更強的獨立性和韌性。長期資料，呈現著同樣的結論。近年來，全球貨物貿易量基本保持增長。唯一明顯下降出現在2020年，但這主要是受疫情影響。2017年至2021年，川普入主白宮，美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然而，全球貨物貿易量仍保持增長。2021年至2025年，拜登延續了川普的部分政策，並加強在科技等領域的貿易封鎖。即便如此，疫情後全球貿易依然復甦。這表明，從某些層面來說，國際貿易體系已逐步適應並超越美國政策的影響。這一輪關稅衝擊下，國際貿易走向與美國貿易走向進一步交錯，使得這樣的趨勢更加凸顯。「 生存與發展 」新的增長如何醞釀？那麼，這種超越美國政策影響的力量，從何而來？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與美國直接相關的雙邊關係內部調整，和全球貿易體系的結構性變化。過去一段時間，許多國家都在尋求貿易替代，來消除美國關稅衝擊的短期影響。然而，這樣的策略，代價是開發中國家的“向下競爭”，為了維持成本優勢，開發中國家不得不壓低勞動力和資源價格。長此以往，開發中國家容易陷入低水平經濟循環，國際貿易也很難持續增長。貿易替代的侷限，反映了國際貿易結構性的問題——開發中國家的劣勢地位。資料顯示，即使在最惠國待遇下，開發中國家的農產品出口面臨平均近20%的進口關稅，紡織品和服裝平均面臨6%的進口關稅，遠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些高關稅本就在限制開發中國家的競爭力。沒有美國加征的關稅，其他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仍可能存在，持續削弱開發中國家的市場地位。貿易替代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緩解關稅衝擊，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結構性問題。新的增長點，需要從新的貿易結構中去尋找。國際貿易衝突是一個契機，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全球生產模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當前，全球87%的貿易都發生在美國之外。2024年，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的貿易增速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這些地區正在通過技術創新與戰略投資，重塑生產模式。其中，中東地區，特別值得拿出來說說。中東地區是超越自己在國際貿易格局中原本的位置，找到新的增長點的典型代表。傳統上，中東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主要依賴於石油出口。近年來，中東國家正加速佈局人工智慧、清潔能源等新興產業。研究資料指出，按當前的發展，到2035年，這些投入將貢獻中東地區GDP預計增長量的20.9%。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入不僅推動了中東的經濟發展，還在改變中東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戰略地位。早些年，我們甚至很少將中東地區視為單獨的一個貿易區，而是習慣於將世界劃分為亞洲、歐洲和北美三大貿易區。如今，情況截然不同。新的產業，幫助中東成為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關鍵節點：阿聯通過哈利法港和傑貝阿里自由區的建設，成為了亞洲與歐洲之間的轉運中心。沙烏地阿拉伯通過吉贊和延布港項目，支援全球技術產品的供應鏈。科威特通過改善商業環境和引入電子清關系統，提升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爭力。中東在全球貿易中的上升地位反映了全球經濟權力平衡的轉移，這對於上面所說的，開發中國家突破國際貿易的結構性桎梏，十分有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中東的轉型，不是最近才有的，而是基於長期戰略規劃的主動變革。如果將製造業發展規劃作為評估戰略規劃能力的指標，會發現，阿聯、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的發展規劃早在2016年，貿易保護主義剛剛抬頭時，就已經推出。如今，戰略規劃和適應能力同樣重要。譚主梳理了貿易量最靠前的開發中國家的規劃，發現，多數國家都有這樣的認識。中國自然不必多說，其他國家中：亞太國家、中東國家的發展規劃總體做得比較早。拉美國家這兩年也跟上了。時代的背景已經變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層出不窮，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需要兼顧適應性與長期主義的規劃，在全球經濟中重塑自身地位。這種融合適應與遠見的能力，是超越各種阻礙影響的力量來源。「 分化與連接 」全球貿易重組的方向是什麼？新的國際貿易格局，正在這些力量推動下逐漸形成。我們可以從全球主要貿易國的夥伴關係入手，通過貿易網路連線性的變化，觀察全球貿易重組的方向。譚主梳理了美國之外全球前五大貿易國——中國、德國、荷蘭、日本、韓國的貿易夥伴關係變化。將對比的坐標，設為今年與2016年（美國陷入貿易保護主義之前）：上圖中，標出了排名變化顯著（排名變化大於3）的國家，分別用實線表示上升，虛線表示下降，不同顏色代表不同地區。一眼看過去，增長的實線顏色不少，許多國家都在尋求新的貿易夥伴，而虛線顯示，傳統貿易夥伴的相對重要性在下降。國際貿易格局正在變得更加多元。“多元”這個詞，過去幾年大家應該聽得很多了。我不買你的東西，還有他的東西可以買，似乎這就叫“多元”。但選誰，各國呈現出了不同的偏好，背後體現了“多元”理念的差異。這種差異，會影響貿易網路的韌性和擴展性。拿德國來說。德國在上面幾張圖中非常突出，因為只有它的變化是單色的，這表明德國主要貿易夥伴的變化集中在歐洲內部。譚主進一步梳理了美國的貿易夥伴關係變化，發現其也呈現出相似的特點：美國貿易夥伴的變化，集中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國家和歐洲。這表明，這些國家的變化基本都在它們各自所屬的貿易集團內部，體現了其對地緣政治聯盟的優先考慮。過去幾年，美歐老牌貿易大國以“貿易多元化”為由，歐洲實則抱守“歐洲中心主義”，美國實則推動“近岸外包”等策略。現實證明，這種做法往往導致貿易網路的不確定性和收縮性增加。比如，歐洲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了其在亞洲市場的競爭力。美國“近岸外包”因成本上升反而削弱了其供應鏈效率。相比之下，中國、日本和韓國選擇的夥伴覆蓋了更多地區：中國尤其突出。一方面，亞太國家逐漸在中國貿易夥伴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一半以上是亞太國家，包括韓國、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和印度等。另一方面，除了深化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國還與拉丁美洲、中東等地區的國家建立了更加緊密的聯絡。相關地區國家在中國貿易夥伴排名中的大幅上升。日本和韓國也在深化亞太地區合作的同時，加強與歐洲、中東等地區的貿易聯絡。這些實踐，代表了“多元”的另一個方向：多元化不僅僅是貿易夥伴變化，更是貿易網路的地域廣度和合作深度的擴展。相比於美歐的區域集中，跨區域多元有一個特點是，相關國家不僅參與生產環節，也參與高附加值環節（如研發、技術標準制定）。區分二者，有一個簡單的辦法：是在創造價值，還是在瓜分利益？拿中國與拉美地區的合作來說。如圖中所示，過去十年，拉美地區之於中國貿易地位的提升十分顯著。2024年，中國與拉美貿易額增長至2015年的2倍多。這個資料背後，中國不僅有效分散了市場風險（這在中國尋求美國農產品進口替代中有所體現），通過參與拉美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合作和產業投資，中國幫助拉美國家提升其經濟附加值的同時，雙方在價值鏈上的位置也在共同提升。2025年，全球貿易格局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美國關稅政策的反覆無常雖然製造了不確定性，但也促使全球貿易體系加速向真正多元的方向發展。通過資料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美國仍是全球貿易的重要參與者，但其影響力正在逐漸減弱。開發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正成為全球貿易新的增長點。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化並未成為絕唱，而是以新的形式重塑著國際貿易格局。多元化的貿易合作以及國際關係關係的重構，都表明全球貿易體系正在適應新的挑戰，並朝著更有韌性和包容性的方向發展。 (玉淵譚天)

儘管2020年以來發生了一系列衝擊，但截至目前全球經濟表現得相當出色。但是，容錯空間正在縮小。全球債務總額在新冠疫情前夕就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而現在比那時還高出近25%。這種債務負擔有可能削弱所有經濟體抵禦貿易關稅上升這新一輪衝擊的能力。雖然債務對於推動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它應被理解為一種遞延稅收形式。通過借債而不是徵稅，政府能夠進行長期投資，在不給當代人造成負擔的情況下使未來的納稅人受益；或者在經濟緊急情況下，當增稅只會加深經濟衰退時，通過借債來支撐國民經濟增長和收入。然而，最終總要付出代價，如果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沒有超過借貸成本的上升速度，就必須通過提高稅收來償還債務。因此，持續的債務高企就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這個障礙比任何時候都高。在過去十五年裡，開發中國家借債成癮，以創紀錄的速度積累了大量債務：平均每年佔GDP的6個百分點。如此快速的債務積累往往以眼淚告終。事實上，債務積累引發金融危機的機率大約是一半對一半。此外，這種債務飆升不時被四十年來最快的利率上漲所打斷。一半發展中經濟體的借貸成本翻了一番，淨利息成本佔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從 2007 年的不到 9% 上升到2024年的 20%左右，僅此一項就構成了一場危機。雖然截至目前世界已經設法躲過了 2008-2009年那種“系統性”的金融崩盤，但太多的發展中經濟體現在正處於厄運循環之中。為了償還債務，許多國家正在削減對教育、醫療保健和基礎設施的投資——而這些是對未來增長的必要保障。對於符合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貸款資格的七十八個貧困國家來說尤其如此。這些國家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佔未來十到十五年進入全球勞動力市場的 12 億年輕人中的很大一部分。然而，世界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卻選擇了鋌而走險。希望又一次戰勝了經驗，他們把寶押在全球增長即將加速和利率即將下調上——剛好足以拆除債務炸彈。這種消極應對是可以理解的。設計一個能夠確保全球債務可持續性並為有需求的國家迅速進行債務重組的 21 世紀體系是極其困難的。在這樣一個體系缺失的情況下，已取得的進展速度過慢，難以避免不斷上升的債務風險。但在債務問題上，世界無法再承受十年的漂移與否認。在目前的政策下，全球增長不會很快加速，這就意味著主權債務與 GDP 的比率在本十年的剩餘時間可能會繼續攀升。目前的貿易戰和創紀錄水平的政策不確定性只會讓前景變得更糟。在2025年初，經濟學家們的共識預測預計今年全球增長 2.6%，這個數字現在下調到2.2%，比2010年代的普遍水平低了近三分之一。利率也不會下調。在發達經濟體，央行設定的利率預計今明兩年平均3.4%，是 2010- 2019年期間年平均水平的五倍多。這將使發展中經濟體的困境雪上加霜。在這個公共資源稀缺的時代，需要全面動員私人資本來促進未來五年的增長和發展。但外國私人資本不太可能流入增長前景疲軟的高負債經濟體。私人投資者將做出正確的假設，即經濟增長的任何收益都將被徵稅用於償還債務。因此，減少債務應該是債務與 GDP 比率持續高企的發展中經濟體的首要任務。但我們也需要對更廣泛的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國際債務可持續性評估體系亟需升級。目前的體系太快地認定各國只是需要貸款來渡過難關，而如今大多數低收入國家實際上都已資不抵債，需要的是債務核銷。各國政府還需要改掉向國內債權人借債的習慣；內債的增加正在扼殺國內私營部門的積極性。減少債務後，下一個優先事項是加快增長。假裝增長會神奇回歸是愚蠢的。阻礙貿易和投資的政策——如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應該盡快並儘可能地取消。對於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對所有貿易夥伴平等削減關稅可能是恢復增長的最快方式。發展中經濟體也可以通過打造更加有利於投資的監管環境而獲得大量收益。而這些收益可以用來將國家的重點轉回到發展上，特別是通過加大對健康、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俗話說，“當你已經掉進坑裡的時候，最明智的事情是停止挖掘”。超低利率時代鼓勵了太多國家超前消費。而一連串的自然和人為災害使這些國家在過去五年窮於應付。但現在審慎行事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應當恢復使用過去關於什麼是過度主權債務的標準，叫做40-60上限，即低收入經濟體佔 GDP 的 40%，高收入經濟體佔GDP的60%，其他經濟體介於兩者之間。 (聯合國貿易網路)

6月10日，世界銀行官網發佈了主題為“全球經濟面臨貿易相關的阻力”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全球經濟正遭遇強勁逆風，主要源於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和全球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EMDE） 來說，前景暗淡抑制了它們促進創造就業和減少極端貧困的能力。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低迷，使得這種充滿挑戰的環境因進一步複雜化。需要開展全球合作，以恢復更加穩定的全球貿易環境，並擴大對脆弱國家的支援，包括對處於脆弱和衝突局勢中的國家的支援。各國內部政策措施對於遏制通脹風險和增強財政韌性也至關重要。為了釋放就業創造和長期增長的潛力，改革的重點應放在提升制度質量、吸引私人投資和加強人力資本及勞動力市場上。”概要：全球展望隨著貿易壁壘大幅上升和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全球增長正在放慢速度。預計 2025 年增速將降至 2.3%，較之前的預測大幅下調，預計 2026-2027 年僅會出現不溫不火的復甦。如果貿易限制升級或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存在，增速可能會更低。其他下行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的增速低於預期、衝突惡化和極端天氣事件。需要採取多邊政策努力，為解決貿易緊張局勢營造一個更具可預測性和透明度的環境。政策制定者需要控制通脹並加強財政狀況，同時還要進行改革，以提升制度質量，刺激私人投資，改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市場運作。區域預測在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和全球不確定性升高的情況下，所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EMDE） 地區都面臨著充滿挑戰的前景，相對於 1 月份的預測，所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EMDE） 地區 2025 年的增速預測都有所下調。預計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以及歐洲與中亞地區（這兩個地區都高度依賴全球貿易）的增速將放緩，南亞增速也將在較小程度上放緩。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由於貿易壁壘高企和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弱點阻礙了經濟活動，預計該地區在預測期內的經濟增速將在所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處於最低。在大宗商品出口國集中的地區，包括中東與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預計外部大宗商品需求前景疲軟將拖累增長。報告總結：《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由世界銀行集團發佈，分析了全球經濟的現狀、挑戰與前景，重點關注貿易政策、通脹、金融發展等方面。1. 報告基本資訊發佈機構：世界銀行發佈時間：2025年6月資料截止日期：2025年6月3日2. 全球經濟概況增長放緩預計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放緩至2.3%，為2008年以來最慢增速（除全球衰退外），主要受貿易壁壘增加和政策不確定性影響。發展中經濟體在縮小與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差距、減少極端貧困方面進展不足。通脹與金融狀況全球通脹仍高於央行目標，部分發達經濟體通脹上升，服務業價格壓力持續。全球金融條件較2024年底收緊，股市波動，債券收益率上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風險。3. 各區域經濟展望東亞和太平洋地區2025年增長預計放緩，受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影響，中國經濟增長也將減速。歐洲和中亞地區增長同樣面臨放緩壓力，受全球貿易不確定性和高能源價格等因素影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預計增長最低，受高貿易壁壘和結構性弱點制約。中東和北非地區增長受外部商品需求減弱拖累，但部分能源出口國因國內因素有增長動力。南亞地區增長預計放緩，印度等國面臨通脹和財政挑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增長預計先升後降，受全球貿易環境、政治不穩定和債務問題影響。4. 主要經濟體情況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下調，受貿易政策變化、金融市場波動和信心下降影響，2025年預計增長1.4%。歐元區經濟增長乏力，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高能源價格和競爭力下降影響，2025年預計增長0.7%。日本經濟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0.2%回升至2025年的0.7%，但面臨外部需求疲軟等挑戰。中國貿易政策變化對經濟活動有影響，2025年經濟增長預計放緩，政府採取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援內需。5. 風險與挑戰下行風險貿易壁壘進一步升級、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極端氣候事件增多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資本外流、債務風險上升等問題。上行風險貿易緊張局勢緩和、主要經濟體達成貿易協議、技術進步推動投資增長等。6. 政策建議全球層面加強多邊合作，解決貿易不平衡，恢復可預測、透明的貿易環境。應對脆弱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困境，提供援助和支援。推動全球氣候變化適應和減緩措施。國家層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需控制通脹，加強財政管理，提高稅收收入，優先支出。進行結構性改革，提高制度質量，吸引私人投資，發展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市場。衝突國家需實現持久和平與穩定，以促進就業和經濟發展。重要圖表解讀：A sharp increase in trade tensions and policy uncertainty is set to drive global growth this year to its slowest pace since 2008, outside of outright global recessions. These headwinds have led to growth forecasts being cut in nearly 70 percent of all economies—across all regions and income groups.由於貿易緊張局勢和政策不確定性的急劇增加，今年全球增長預計將降至自2008年以來（不包括全球衰退年份）的最慢速度。這些不利因素已導致近70%的所有經濟體（涵蓋所有地區和收入群體）的增長預測被下調。Global growth is projected to slow to 2.3 percent in 2025, nearly half a percentage point lower than the rate that had been expected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Over 2026-27, a tepid recovery is anticipated, with growth averaging only 2.5 percent and leaving global output materially below January projections. While the outlook is far from a global recession, the forecasts imply that average global growth in the first seven years of the 2020s will be the slowest of any decade since the 1960s.全球增長預計將在2025年放緩至2.3%，比年初預期的水平低近0.5個百分點。在2026-27年期間，預計將出現緩慢復甦，平均增長僅為2.5%，全球產出將顯著低於1月的預測水平。儘管前景並非全球衰退，但預測顯示，2020年代的前七年全球平均增長將是自1960年代以來任何十年中最慢的。圖1 全球產出的增長變化圖1展示了從2005年到2027年全球產出增長的變化情況，其中紅色柱代表預測資料。可以明顯看出，2025年及之後的全球增長預期相較於前幾年有明顯下滑趨勢，這與上文描述的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分析相符合。The expected deterioration in growth is broad-based, with most of the world’s economies slowing relative to last yea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weaker external environment, progress by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EMDEs) in spurring job creation and reducing extreme poverty rates, is anticipated to remain insufficient, leaving poverty rates above pre-pandemic levels in many low-income and fragile EMDEs.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的惡化將具有廣泛的全球性影響，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速將低於去年。在外部環境疲軟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在促進就業創造和降低極端貧困率方面取得的進展預計將不足，許多低收入和脆弱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貧困率將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上。圖2. 2025 年經濟增長放緩或被下調的經濟體佔比情況圖2顯示, 預計 2025 年約有 50% 的經濟體將出現增長放緩。同時，約有 70% 的經濟體的增長前景相較於 2025 年 1 月的預測已被下調。黑色橫線表示 50% 的比例，可以看到無論是增長放緩還是預測下調，其佔比均超過了 50%。與 2025 年 1 月的預測相比，增長前景的惡化主要是由於政策不確定性大幅增加，這在最近幾個月達到了創紀錄的高點。一般來說，政策不確定性的激增可能會使全球的消費者和企業陷入癱瘓。因此，全球投資和貿易（長期發展的兩個重要驅動因素）的預期復甦已受到干擾。特別是全球貿易增長，預計 2025 年將急劇放緩至 1.8%。Worsening growth prospects relative to January projections are driven primarily by a surge in policy uncertainty, which reached record highs in recent months. More generally, spikes in policy uncertainty can be paralyzing for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globally. As a result, a prospective recovery in two important driver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global investment and trade—has been disrupted. Global trade growth, in particular, is expected to slow sharply in 2025, to 1.8 percent.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的惡化將具有廣泛的全球性影響，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速將低於去年。在外部環境疲軟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在促進就業創造和降低極端貧困率方面取得的進展預計將不足，許多低收入和脆弱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貧困率將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上。圖3 全球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變化情況圖 3 顯示了從 2000 年到 2025 年全球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變化情況，數值越高表示不確定性越高。可以看到，自 2025 年初以來，該指數急劇上升，已經達到遠超 1960 - 2024 年間最高值的水平，這表明全球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在 2025 年大幅增加。這種高不確定性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貿易政策的變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升級等。高不確定性通常會使企業和投資者陷入困境，導致投資和貿易活動的減少，從而抑制全球經濟增長。The subdued outlook is subject to further downside risks, including more persistent or higher policy uncertainty, a further escalation of trade tensions, heightened volatility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creased conflict and geopolitical stress. In particular, a sudden escalation in trade tensions in the near term could result in global trade seizing up , accompanied by a widespread collapse in confidence, surging uncertainty, and stress in financial market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shocks would reduce global growth by 0.5 and 0.4 percentage point in 2025 and 2026,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tipp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an extended period of anemic growth.當前的低迷前景仍面臨進一步的下行風險，包括政策不確定性更持久或更高、貿易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金融市場波動性加劇以及衝突和地緣政治壓力增加。特別是，短期內貿易緊張局勢的突然升級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陷入停滯，伴隨信心的廣泛崩潰、不確定性激增以及金融市場的壓力。這些衝擊的疊加將使 2025 年和 2026 年的全球增長分別比基準預測降低 0.5 和 0.4 個百分點，使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增長乏力的時期。圖4 全球增長在不同情景下的變化趨勢圖 4 直觀地展示了全球增長在不同情景下的變化趨勢，強調了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較大，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受衝擊最為顯著。政策制定者需要關注這些風險因素，採取措施以減輕潛在的負面影響，並努力創造有利條件以推動經濟增長。Over the longer run, a major challenge confronts many EMDEs—ensuring the creation of sufficien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rapidly growing working-age populations—including in the poorest two regions—Sub-Saharan Africa (SSA) and South Asia (SAR)—and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NA). Taken together, SSA, SAR, and MNA are anticipated to add about 1 billion people to their working-age populations between 2025 and 2050. This increase is historically large relative to previous episodes of rapid working-age population expansion, in both numerical and percentage terms. Absent sufficient new job creation, variou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ressures could rise in countries with fast-growing populations.從長遠來看，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面臨一個重大挑戰，即為迅速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南亞（SAR）和中東及北非（MNA）地區尤為突出。預計從 2025 年到 2050 年，這三個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增加約 10 億人。無論從絕對數字還是從百分比來看，這一增長相對於以往的快速勞動年齡人口擴張期都是歷史性的。如果缺乏足夠的新就業機會，人口增長迅速的國家可能會面臨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壓力的上升。圖5 不同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變化圖5展示了從2025年到2030年不同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變化情況，包括絕對變化（深藍色柱）和相對變化（橙色柱）。從圖中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和南亞（SAR）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極為顯著，這為當地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如果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這些地區可能會面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壓力。相對而言，東亞和太平洋地區（EAP）以及歐洲和中亞地區（ECA）的勞動年齡人口則呈現減少趨勢，這可能會帶來不同類型的經濟和社會挑戰，如人口老齡化等。補充筆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EMDE）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區域可參考下圖：定義與範圍新興市場通常是指那些正在經歷快速增長和工業化的經濟體，它們通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如較高的增長率、快速的城市化處理程序、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以及對外國投資和技術轉讓的開放態度等。發展中經濟體則是指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人均收入較低、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相對薄弱的國家或地區。分類低收入開發中國家 ：包括一些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通常面臨高貧困率、有限的基礎設施和較低的人類發展水平等挑戰。中等收入國家 ：中等收入國家又可以進一步分為上中等收入國家和下中等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如不平等加劇、環境可持續性挑戰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等。快速工業化經濟體 ：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這些國家擁有龐大、相對年輕的勞動年齡人口，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改革促進了其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顯著增長。主要經濟體亞洲 ：亞洲是 EMDE 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發展上表現出色。其中，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拉丁美洲 ：巴西、墨西哥等國家在經濟規模和影響力方面也較為突出。中東歐 ：包括波蘭、匈牙利等國，這些國家在經濟轉型和增長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特點經濟增長潛力大 ：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龐大的勞動力人口和不斷擴大的消費市場，這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潛力和機遇。市場開放程度逐步提高 ：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和技術，推動經濟發展，許多 EMDE 不斷開放市場，放寬貿易和投資限制，加強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經濟結構轉型 ：從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逐步向工業和服務業轉型，一些國家在製造業、資訊技術、金融服務業等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 ：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因此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較大，如交通、能源、通訊等領域。全球經濟意義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隨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上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全球貿易格局的重塑 ：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貿易規模和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促使全球貿易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全球投資與金融市場的變化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金融市場不斷開放和發展，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流入，對全球投資和金融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重塑 ：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的發展，使其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促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向多元化和分散化方向發展。 (晚筀筆記)

摘要：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2025年6月版）》報告指出，全球經濟在經歷一系列衝擊後，正面臨貿易壁壘增加和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帶來的新阻力。預計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將從2024年的2.8%顯著放緩至2.3%，這將是自2008年以來（除全球衰退年份外）最慢的增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在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差距及減貧方面的進展預計仍顯不足。報告強調，全球貿易政策的演變是影響經濟前景的關鍵，貿易限制升級或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可能導致金融壓力累積，進一步拖累增長。主要下行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增長弱於預期、衝突惡化及極端天氣事件。報告呼籲加強多邊政策努力，營造更可預測和透明的貿易環境，並解決EMDEs面臨的衝突、債務和氣候變化等脆弱性問題。各國國內政策需著力控制通膨風險，通過改善稅收和調整支出來增強財政韌性，並通過結構性改革提升制度質量、吸引投資、發展人力資本，以促進就業和長期增長。01 引言在全球經濟經歷了過去幾年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衝擊——從新冠疫情的肆虐到地緣政治衝突的加劇，再到通貨膨脹的飆升——之後，人們曾一度期望世界經濟能夠實現“軟著陸”，逐步回歸穩定復甦的軌道。然而，世界銀行最新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2025年6月版）》報告描繪了一幅更為嚴峻的圖景。報告明確指出，全球經濟正面臨著新的、實質性的阻力，主要源於貿易緊張局勢的顯著升級和全球政策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這份長達百余頁的報告，不僅對當前全球及各區域經濟狀況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對未來幾年的增長趨勢做出了預測，更深入剖析了潛在的風險因素，並為決策者提供了應對策略建議。本文的目的在於系統性地解讀世界銀行的這份報告，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複雜的經濟資料和專業的分析轉化為普通讀者能夠理解的洞察。我們將深入探討報告的核心觀點，解釋其背後的邏輯和問題背景，闡述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發展中經濟體（EMDEs）面臨的獨特挑戰，並梳理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理解這份報告的意義，不僅在於把握全球經濟的脈搏，更在於洞察這些宏觀趨勢如何深遠影響社會發展、企業決策乃至個人福祉。在全球化緊密相連的今天，沒有那個經濟體能夠獨善其身，這份展望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當下、綢繆未來的重要參考框架。它警示我們，前方的道路並非坦途，但同時也指明了通過合作與改革克服挑戰、重塑增長動力的可能路徑。02 背景介紹：波折中前行的全球經濟在進入2025年之際，全球經濟的敘事基調已從審慎樂觀轉向日益擔憂。正如世界銀行在報告開篇《前言》中所強調的，僅在六個月前，“軟著陸”似乎還觸手可及，全球經濟在經歷了一系列天災人禍後顯現出走穩跡象。但這一“窗口期”已經過去，世界經濟再次駛入顛簸水域。若無迅速有效的政策調整，對民生福祉的損害可能十分深遠。報告指出，當前困境並非突如其來，而是過去十餘年間一些深層矛盾和趨勢性變化的累積爆發。國際間在貿易等問題上的分歧，顛覆了二戰後許多有助於減少極端貧困、促進普遍繁榮的政策確定性。以2025年為例，報告預測，僅貿易摩擦一項，就可能使年初預期的全球GDP增長率削減近0.5個百分點，降至2.3%。這標誌著過去17年來（除直接的全球衰退年份外）最疲弱的經濟表現。展望更長遠，預計到2027年，2020年代的全球GDP平均增長率可能僅為2.5%，這將是自1960年代以來增長最慢的十年。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最貧困國家，將在這場經濟逆風中承受最大的衝擊。報告預計，到2027年，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大致能恢復到疫情前的預期水平，但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均GDP水平將比疫情前預期低6%。若不包括中國，這些經濟體可能需要大約二十年時間才能彌補2020年代的經濟損失。這一嚴峻局面背後，是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率連續三個十年的持續下滑：從2000年代的平均5.9%，降至2010年代的5.1%，再到2020年代預計的3.7%。全球貿易增長也呈現類似軌跡，從2000年代的5.1%降至2020年代的2.6%。與此同時，投資增長乏力，債務卻在不斷累積。簡而言之，過去半個世紀驅動全球經濟奇蹟——開發中國家人均GDP增長近四倍，超過10億人擺脫極端貧困——的許多積極力量正在逆轉。而那些曾可能促成相對無痛政策調整的有利條件，如本世紀前二十年的創紀錄低利率，也已成為過去。面對這一切，許多決策者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選擇了觀望，寄希望於形勢能自行好轉。報告明確指出，這是一種錯誤的期待，但採取正確行動永遠為時不晚。因此，世界銀行這份《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增長乏力、風險積聚的複雜背景下發佈的。它試圖為迷霧中的全球經濟航船提供導航，指出潛在的暗礁，並提出可能的航向修正方案。03 核心問題與發現：全球經濟的“新常態”與區域分化世界銀行的報告深入剖析了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核心挑戰及其主要表現，揭示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趨勢和發現。以下圖表簡要展示了報告對2025年及未來幾年全球經濟關鍵指標的預測：2025年全球經濟關鍵指標預測（世行）* 註釋：GDP加權平均是一種計算總體通貨膨脹率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中，每個國家對全球通貨膨脹率的貢獻是根據其在全球經濟總量（以GDP衡量）中所佔的比重來確定的。這意味著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如美國、中國）的通貨膨脹狀況對全球平均通膨率的影響更大。世界銀行在其報告中通常使用這種方法來計算和預測全球及區域的總體經濟指標，以更準確地反映各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實際影響力。1.全球增長顯著放緩，前景黯淡核心資料：2025年全球GDP增長率預計將從2024年的2.8%大幅放緩至2.3%，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不計2009年和2020年全球衰退）的最慢增速。2026-2027年雖預計溫和復甦至年均2.5%，但仍遠低於疫情前十年3.1%的平均水平，也低於1月份的預測值。主要驅動因素：貿易壁壘的急劇增加（特別是美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關稅調整）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政策不確定性飆升，是導致經濟前景惡化的首要原因。這直接衝擊了商業信心、投資意願和全球貿易活動。影響範圍：增長放緩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s）的增長預期都較年初有所下調。近60%的EMDEs預計2025年增速將放緩。2.貿易與投資：昔日引擎動力減弱全球貿易：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3.4%急劇放緩至2025年的1.8%（較1月預測下調1.3個百分點）。儘管2026-2027年預計回升至2.4%-2.7%，但仍遠低於疫情前4.6%的年均增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在2025年初飆升至歷史高位。投資：全球投資增長，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和證券投資流動，受到貿易緊張和不確定性的嚴重影響。FDI流入EMDEs的規模已降至2008年峰值水平的一半以下，且可能持續低迷。3.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s）：復甦滯後，挑戰嚴峻整體增長：EMDEs整體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4.2%放緩至2025年的3.8%，2026-2027年小幅回升至3.9%，顯著低於2010-2019年平均水平。人均收入與減貧：EMDEs在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差距方面的進展預計持續不足。到2027年，不包括中國的EMDEs產出水平預計仍比疫情前趨勢低4%。在許多貧困或脆弱的EMDEs，貧困率仍將高於疫情前水平。低收入國家（LICs）：LICs的增長前景雖預計有所改善（2025年5.3%，2026-2027年平均6.1%），但這一預測高度依賴於部分衝突國家安全域勢的顯著改善和通膨緩解。即便如此，其人均收入增長仍不足以彌補疫情損失或有效應對極端貧困。超過一半的LICs處於債務困境或高風險狀態。就業挑戰：報告特別強調了EMDEs，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中東北非地區，未來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到2050年將增加超過6億，這對就業創造提出了空前挑戰。4.主要經濟體表現分化與外溢效應發達經濟體：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1.7%降至2025年的1.2%。美國經濟受貿易政策調整影響，2025年增長預計大幅放緩至1.4%。歐元區經濟持續疲軟，2025年增長預計僅為0.7%，受貿易壁壘和外部需求減弱影響。日本經濟復甦同樣乏力。中國：經濟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5%放緩至2025年的4.5%，並在2026-2027年進一步降至3.9%左右。儘管有額外的財政支援，但貿易壁壘和外部需求走弱仍構成壓力，房地產行業持續調整也拖累內需。外溢效應：主要經濟體的增長放緩，特別是貿易政策調整，通過貿易、投資和信心管道對其他經濟體產生顯著的負面溢出效應。EMDEs中與美、歐、中三大經濟體貿易和投資聯絡緊密的國家受影響尤為嚴重。5.通貨膨脹與金融狀況全球通膨：全球總體通膨率仍高於央行目標和疫情前平均水平，預計2025年和2026年均為2.9%。核心通膨在部分經濟體因服務價格持續上漲而保持高位。貿易壁壘的增加可能在短期內對部分國家的消費價格構成上行壓力。金融條件：全球金融條件[1]自2024年底以來總體趨緊，反映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引發的市場波動和風險偏好下降。EMDEs主權債券息差有所擴大，貨幣面臨貶值壓力。6.商品市場：報告預計，受全球增長前景惡化影響，2025年整體大宗商品價格將下跌10%，2026年進一步走軟，主要受油價下跌驅動。布倫特原油價格預計2025年降至平均每桶66美元。金屬價格（不含貴金屬）也因全球製造業前景黯淡而承壓。7.區域展望盤點：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受貿易緊張影響，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5%放緩至2025年的4.5%。歐洲與中亞地區：同樣高度依賴全球貿易，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3.6%放緩至2025年的2.4%。俄羅斯經濟活動因貨幣緊縮而放緩。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增長預計在2025年維持在2.3%的低位，是EMDEs中增長最慢的地區之一，受高貿易壁壘和結構性疲軟困擾。中東與北非地區：石油出口國產油活動擴張[2]部分抵消外部需求疲軟影響，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1.9%回升至2025年的2.7%。南亞地區：仍是增長最快的EMDE區域，但增速也將從2024年的6%放緩至2025年的5.8%。印度經濟增速雖仍領先，但也面臨下行壓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3.5%小幅升至2025年的3.7%，但外部環境惡化和國內挑戰（如債務、高利率）限制了復甦力度。8.下行風險主導，不確定性高企主要風險：貿易壁壘進一步升級、政策不確定性持續高企是最主要的下行風險。其他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增長大幅弱於預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惡化（如烏克蘭、中東衝突）、金融市場壓力積聚（如資產價格無序調整[3]）、極端氣候事件頻發[4]。量化分析：報告模擬了貿易緊張加劇的情景（如美國平均關稅再升10個百分點並引發對等報復），結果顯示2025年和2026年全球增長可能因此再分別降低0.5和0.4個百分點，將世界經濟推向持續疲軟。上行風險[5]：雖然較小，但也存在一些積極因素，如主要經濟體成功達成貿易協定、技術進步（如人工智慧）帶來超預期投資和生產力提升、以及主要經濟體採取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6]。綜上所述，世界銀行的報告描繪了一個增長放緩、風險加劇、分化明顯的全球經濟圖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政策不確定性成為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04 解決方案與建議：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穩定與增長面對全球經濟黯淡的前景和多重下行風險，世界銀行在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旨在幫助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應對挑戰，重塑增長動力。這些建議涵蓋多邊合作、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等多個層面。1.重建全球貿易關係，加強多邊合作核心主張：報告將“重建貿易關係”列為首要任務。證據表明，經濟合作優於任何替代方案，對所有參與方都有利。具體措施建議：化解貿易爭端：鼓勵主要經濟體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貿易分歧，達成持久協議，例如通過降低關稅（報告模擬顯示，若當前貿易爭端得以解決，關稅減半，2025-2026年全球平均增長可提高0.2個百分點）。恢復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強調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關鍵作用，呼籲恢復其全部功能，以增強貿易政策的可預測性，降低貿易成本。深化貿易協定：發展中經濟體應致力於將現有的以關稅為主的優惠貿易協定，轉變為涵蓋跨境監管政策的“深度貿易協定[7]”，以進一步促進GDP增長。單邊開放：對於那些自身關稅水平仍較高的發展中經濟體，報告建議其主動降低對所有貿易夥伴的關稅，以加速自身增長。解讀和延伸：在全球化的今天，“關起門來搞建設”是行不通的。貿易摩擦就像是在全球經濟的高速公路上設定路障，不僅阻礙了商品流通，也打擊了投資信心。只有通過對話協商，拆除壁壘，才能讓全球經濟的引擎重新順暢運轉。2.恢復財政秩序，增強財政韌性背景：連續的經濟衝擊和疫情前的寬鬆政策，已使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財政捉襟見肘。2020年代以來，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財政赤字率接近6% [8]，為本世紀最高。利息支出佔赤字的三分之一。低收入國家尤為艱難，外援減少加劇了預算壓力，超過一半的低收入國家已陷入或面臨高風險的債務困境。具體措施建議：擴大財政空間：發展中經濟體急需擴大財政迴旋餘地。這首先意味著提高國內稅收能力。目前其平均稅收佔GDP比重（約25%）遠低於高收入經濟體（近40%）。加強稅收徵管：通過擴大稅基、加強稅收管理和徵收，減少避稅和利潤轉移。最佳化支出結構：重新審視並調整財政支出優先序，削減高成本、低效率的補貼（如普遍性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將資源更精準地導向低收入家庭和促進增長的領域（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解讀和延伸：國家財政就像一個家庭的帳本。如果總是入不敷出，債台高築，日子就難以為繼。開源（增加稅收）和節流（最佳化支出）是當務之局，確保把錢花在刀刃上，既能救急，也能為長遠發展打基礎。3.加速創造就業，應對人口結構變化背景：全球正經歷一場歷史性的人口結構轉變，許多最貧困國家對就業的需求日益迫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到2050年將增長超過6億；南亞地區同期將增加近3億；中東北非地區也將增加超過1億。具體措施建議：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創造就業的前提。需要實施能夠釋放增長潛力的結構性改革。提升勞動力素質：加大對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投入，使勞動力能夠適應未來市場需求。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市場壁壘，促進勞動力高效匹配。不僅要關注就業數量，更要關注就業質量，例如通過提高生產率、保障良好工作條件、減少非正規就業等。吸引私人投資（特別是FDI）：改善營商環境，提高制度質量，維護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以吸引能夠帶來技術和就業的投資。解讀和延伸：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但前提是他們有工作、有奔頭。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如果經濟增長跟不上，就業機會不足，就可能引發社會問題。政府需要鋪好路（改善營商環境）、搭好橋（提升教育和技能），讓企業願意投資，年輕人能夠樂業。4.EMDEs國內政策重點貨幣政策：在應對持續通膨壓力和緩和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之間取得平衡[9]，需要根據各國具體情況審慎校準。維護央行信譽至關重要，以應對潛在的金融波動和資本外流。結構性改革：這是釋放長期增長潛力的關鍵。重點包括：提升制度質量：改善治理，減少腐敗，保障法治。發展人力資本：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改善勞動力市場功能：促進靈活性和效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數字基礎設施。促進私營部門活力：減少准入壁壘，鼓勵競爭。對脆弱和衝突影響國家（FCS）的特別關注：這些國家面臨艱巨的發展挑戰，需要量身定製的國內改革方案，並輔以協調一致的多邊支援。實現持久和平與穩定是其發展的首要前提。世界銀行的政策藥方強調內外兼修，既呼籲國際社會重塑合作框架，也敦促各國，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深化改革，強身健體。其核心邏輯在於，只有通過開放合作促進全球貿易投資復甦，同時各國努力穩定宏觀經濟、最佳化資源配置、釋放增長潛力，全球經濟才有可能擺脫當前困境，重回可持續發展的軌道。05 結論：十字路口的抉擇與未來展望世界銀行這份報告為我們清晰地揭示了全球經濟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報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診斷和對未來趨勢的預測，更在於它指出了那些曾經驅動全球繁榮和貧困大幅減少的積極力量正在經受嚴峻考驗，甚至出現逆轉。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地緣政治的緊張、政策不確定性的瀰漫，以及氣候變化的持續威脅，共同構成了一幅複雜而充滿挑戰的全球經濟圖景。報告的核心結論是，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如果不能果斷採取正確的政策行動，全球經濟可能會陷入一個增長乏力、不平等加劇、發展成果被侵蝕的“失落的十年”的風險之中。對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這意味著它們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改善民生福祉的努力將面臨更大困難，甚至可能出現倒退。最貧困國家和脆弱地區的民眾將承受最大的痛苦。然而，報告並非完全悲觀。它也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潛在的機遇。通過重建信任與合作，重振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通過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恢復財政可持續性，為發展投資創造空間；通過深化結構性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加速創造就業，各國仍然有機會扭轉不利局面。世界銀行強調，現在是“重設議程”的時刻——以更新的全球合作、審慎的財政態度以及對創造就業的不懈關注為核心。展望未來，全球經濟的航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勇氣和合作意願。如果能夠採納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共同應對挑戰，全球經濟仍有希望重拾減貧的勢頭，並為下一代人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反之，如果短視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繼續盛行，全球經濟的碎片化將進一步加劇，增長前景將更加黯淡。這份報告是對全球社會的一個重要警示，也是一份行動的路線圖。它提醒我們，在一個深度互聯的世界中，共同的挑戰需要共同的應對。未來的經濟史，將在很大程度上由我們今天在十字路口做出的選擇所書寫。（文章正文結束）【註釋】[1]金融條件：在該報告的語境下，金融條件綜合反映了融資的成本和可獲得性。報告多處指出，由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引發的市場波動、風險偏好下降、利率上升以及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主權息差擴大[10]和貨幣貶值壓力，全球金融條件自2024年底以來總體趨緊。這種趨緊的金融條件會抑制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構成下行壓力，並可能加劇部分EMDEs的債務脆弱性（報告第5、11、12、31、32、34、41、52、57、61、65、73、81、85、89、93、95、97、101、109、113、115、117頁等均有提及或暗示金融條件收緊及其影響）。[2]產油活動擴張：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OPEC+）在2025年4月宣佈逐步取消此前的自願性石油減產措施後，主要石油出口國的原油開採和日產量預計將增加。這種產量的提升，即使在外部需求可能因全球經濟疲軟而減弱的情況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援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和出口收入（報告第78、97、99頁）。[3]資產價格無序調整：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由於貿易緊張局勢升級、政策不確定性持續高企或金融市場風險偏好突然惡化[11]，可能導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股票、債券等資產價格出現劇烈、快速且缺乏基本面支撐的大幅下跌或劇烈波動。這種調整是混亂和破壞性的，可能引發金融壓力，導致信貸緊縮，並對全球實體經濟活動構成嚴重的下行風險（報告第33、34、53頁）。[4]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發生的超出正常氣候波動範圍的災害性天氣和氣候現象的頻率和強度均有所增加。這包括但不限於乾旱、洪水、熱浪、強風暴（如颶風、颱風）、野火等。報告強調這些事件對農業生產、基礎設施、人類健康和整體經濟活動造成嚴重破壞，尤其對脆弱的EMDEs構成持續的下行風險，並可能加劇糧食不安全和貧困問題（報告第xv、3、35、40、82、90、97頁等）。[5]上行風險：在該報告的語境下，“上行風險”指的是那些可能導致未來經濟表現好於當前基準預測的潛在積極因素或情景。儘管“風險”一詞通常帶有負面含義，但在經濟預測中，它也用於描述結果偏離預期的不確定性，包括向好的方向偏離。報告中討論的上行風險主要包括：主要經濟體之間成功達成貿易協定從而緩和貿易緊張局勢、新技術（特別是人工智慧）的加速應用帶來超預期的投資增長和生產力提升、以及主要經濟體可能採取比預期更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這些因素若能實現，將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報告第7、17、23、32、36、57、65、73、81、85、93、97、113、117頁均有提及）。[6]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政府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例如在國防、基礎設施或社會福利等領域的投入）或實施減稅措施，以期刺激總需求，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報告認為，如果主要經濟體採取比基準情景中假設的更為積極和擴張的財政政策，這可能成為一個促使全球經濟增長超出預期的上行因素，但同時也需要警惕其可能帶來的通膨壓力和政府債務可持續性風險（報告第7、36、58頁）。[7]深度貿易協定：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深度貿易協定”指的是那些不僅致力於削減關稅等傳統邊境貿易壁壘，更進一步包含了大量旨在協調或統一成員國之間國內法規和政策（即“境內措施”[12]）條款的貿易協定。這些條款通常涉及技術標準、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智慧財產權保護、競爭政策、政府採購、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規則乃至勞工和環境標準等多個領域。報告建議發展中經濟體積極推動此類協定，因為它們能更有效地降低非關稅壁壘，促進更深層次的經濟一體化和價值鏈整合，從而對GDP增長和生產力提升產生更強的積極影響（報告第xv、58頁）。[8]財政赤字率接近6%：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2020年代以來，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年度總支出平均超出總收入的金額，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6%。國際上通常認為，財政赤字率持續高於3%（例如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3]的標準）就可能引發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因此，接近6%的赤字率屬於一個顯著偏高且令人警惕的水平，表明這些國家的政府財政狀況緊張，嚴重依賴借貸來維持運作，這將快速推高政府債務水平，增加未來的財政風險和償債壓力（報告第xiv、xvi、42、63頁均有提及財政赤字問題）。[9]在應對持續通膨壓力和緩和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在該報告的語境下，這句話描述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面臨的核心困境。一方面，“持續通膨壓力”指的是這些國家內部仍然面臨物價總水平持續上漲的風險，需要中央銀行通過收緊貨幣政策（如加息）來抑制需求，穩定物價。另一方面，“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指的是全球貿易壁壘增加（如關稅上調）對經濟活動產生的負面衝擊，這包括出口減少、投資信心受損、經濟增長放緩等，理論上這種經濟下行壓力可能需要中央銀行通過放鬆貨幣政策（如降息）來加以“緩和”或避險。這種目標衝突使得貨幣政策的決策變得異常複雜和具有挑戰性（報告第7、27、40、62頁）。[10]主權息差擴大：指某國國債收益率與無風險基準債券（如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差額增大，反映市場認為該國償債風險上升，融資成本增加。[11]金融市場風險偏好突然惡化：指投資者突然變得極度規避風險，紛紛從高風險資產撤資轉向安全資產，通常由重大負面消息或不確定性急劇上升引發。[12] 境內措施(behind-the-border measures)：指一國國內影響貿易的法規、標準和程序等非關稅壁壘，而非直接在邊境上徵收的關稅或數量限制。[13]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是確立歐洲聯盟並為歐元區建立奠定法律基礎的關鍵條約，規定了成員國加入歐元區需滿足的經濟趨同標準，包括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上限。 (汽車戰略筆記)

世界銀行警告關稅上調可能導致全球貿易崩潰下調美國增長預測，維持對中國的預測不變預計2025年全球通膨將達到2.9%，高於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資料圖 路透/Mike Blake世界銀行周二將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下調0.4個百分點至2.3%，稱更高的關稅和不確定性加劇對幾乎所有經濟體都構成了“重大阻力”。在其半年度《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世界銀行下調了對近70%的經濟體的預測，包括美國、歐洲以及六個新興市場地區。世行上次給出預測是在六個月前，即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前。川普宣佈提高關稅，導致美國實際關稅稅率從3%以下急升至15%左右的近一個世紀以來最高，且政策反反覆覆，令全球貿易受擾，並招致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報復。世界銀行並未預測全球經濟將陷入衰退，但表示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將是2008年以來除衰退時期之外最弱的一年。世行預計，到2027年，全球GDP年均增長率將僅為2.5%，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最慢。世界銀行將美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測較1月時下調0.9個百分點至1.4%，將2026年增長預測下調0.4個百分點至1.6%。世行表示，貿易壁壘不斷上升、“創紀錄的不確定性”以及金融市場波動加劇預計將對民間消費、貿易和投資造成壓力。白宮反駁這一預測，稱最近的經濟資料表明美國經濟更加強勁。白宮發言人Kush Desai表示：“世界銀行的預測與資料脫節：2025年第一季度，實體企業裝置投資大增近25%；4月實際可支配個人收入環比勁增0.7%；而且美國人已經看到連續三份就業和通膨報告強於預期。”他還稱，目前國會正在審議的一項全面預算方案將提供稅收減免，並“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復甦”。世界銀行預計中國經濟將增長4.5%，維持了1月時的預測，稱北京仍有貨幣和財政空間來支援經濟並刺激增長。世界銀行預測，2025年全球貿易將增長1.8%，低於2024年的3.4%，約為2000年代5.9%水平的三分之一。這一預測基於截至5月底生效的關稅，其中包括美國對大多數國家進口產品加征的10%關稅。川普4月宣佈上調關稅，但隨後將生效期推遲至7月9日，以便有時間進行談判，世行未將這些措施納入考量。世界銀行表示，鑑於關稅上調和勞動力市場吃緊，預計2025年全球通膨將達到2.9%，仍高於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全球經濟前景的風險仍然明顯偏向下行，”世界銀行報告稱。世行模型顯示，如果美國平均關稅在已實施的10%的基礎上再增加10%，且其他國家採取相應的報復措施，2025年經濟增長可能會再下降0.5個百分點。報告稱，貿易壁壘升級將導致“今年下半年全球貿易陷入停滯……同時伴隨信心普遍崩潰、不確定性大增和金融市場動盪”。儘管如此，報告仍顯示，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低於10%。世界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Ayhan Kose在接受路透採訪時表示：“不確定性仍然是一個強大的拖累因素，就像跑道上的迷霧。這導致投資放緩，並令前景蒙陰。”但他表示，有跡象表明貿易對話有所增加，這可能有助於消除不確定性，供應鏈正在適應新的全球貿易格局，而不是崩潰。他表示，全球貿易增長可能在2026年小幅反彈至2.4%，人工智慧（AI）的發展也可能促進增長。“我們認為，不確定性最終會下降，”他說道。“一旦我們面對的這種迷霧消散，貿易引擎可能會重新運轉，但速度會有所放緩。”他表示，儘管情況可能會惡化，但貿易仍在繼續，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仍在實現強勁增長。他還表示，許多國家也在討論新的貿易夥伴關係，這在未來可能會帶來回報。世界銀行表示，自1月以來，全球經濟前景“大幅惡化”，主要原因是發達經濟體在2024年增長1.7%後，目前預計2025年將僅增長1.2%。世界銀行將歐元區經濟增長預測下調0.3個百分點至0.7%，將日本增長預測下調0.5個百分點至0.7%。世界銀行表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25年預計將增長3.8%，1月的預測為4.1%。貧窮國家將遭受最嚴重的衝擊。到2027年，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均GDP將比疫情前水平低6%，這些國家（不包括中國）可能需要20年時間才能彌補2020年代的經濟損失。 (路透財經早報)

近日，世界銀行官網發佈2025年度中國企業調查報告，報告中涉及營商環境的59個測評點中，上海有22項達全球最優水平。上海達全球最優水平的項目數，超過在2023年世行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中列首批經濟體第一的新加坡。詳見↓2023年起，世行發佈新的營商環境評估方法論——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採用專家調查和企業調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資料採集，用於衡量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營商環境狀況。2023年，世行公佈首批經濟體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結果，新加坡列第一。此次公佈的2025年度中國企業調查報告是第二批經濟體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的重要組成部分，將與後續的專家調查報告共同組成完整結果。世行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通過量化的方式，最直觀地反映出各經濟體的營商環境發展程度，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間備受關注。此次公佈的中國企業調查報告中，中國多項測評點已經達到或接近全球最優水平，上海表現尤其亮眼。這些調查資料不僅將納入最終結果，更充分說明了企業對於上海營商環境的高度評價。報告顯示，在供電可靠性方面，上海企業填報的停電次數和停電時長均為0次，達全球最優水平。作為所有企業運行必不可缺的基礎設施，供電是衡量營商環境的重要指標。對於規模較大的企業，早通電一天就早一天投入生產，相當於變相節約了成本；而對於半導體等高精尖行業，穩定的電力供應更是企業生產的必要保證。報告顯示，上海企業填報的停電次數和停電時長均為0次，這意味著上海電力供應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這背後，離不開上海不斷完善的電力基礎設施、電力調度能力，更離不開相關部門對企業在電力供應、調度、檢修等方面的貼心服務。不只是供電可靠性，此次上海共有22項測評點達全球最優水平。在獲取金融服務方面，上海電子支付費率成本為0；在市場公平競爭方面，世行考察企業更換網際網路提供商的感受度，上海企業該項感受度得分為96.2；在解決商業糾紛方面，上海商事調解可替代性得分為100……上海在這些測評點上均已達到全球最優水平。除此之外，上海在納稅時長、貸款申請時長、網際網路穩定性、仲裁可替代性、政府採購和招投標便利性等測評點上也達到全球先進水平。世界銀行開展的中國企業調查，是由專業機構按照世界銀行分層抽樣法，對2189家中國企業的所有者或高層管理人員進行訪談而完成，具有高度的權威性。上海企業調查資料結果充分說明，上海市在對標國際通行標準、最佳化制度規則、改善政務服務質量、提升企業辦事效率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近年來，上海持續深化營商環境改革，每年發佈新版營商環境行動方案。今年發佈的行動方案8.0版中，將“企業感受”作為題眼，同時進一步對標世行標準，在市場准入、獲取經營場所、公用基礎設施服務、勞動就業服務、金融服務、國際貿易、納稅、解決商業糾紛、促進市場競爭等10個方面持續最佳化，努力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近期，上海還將推出最佳化營商環境“十大攻堅突破任務”，針對8.0版營商環境方案進一步聚焦重點、加力攻堅，切實提升企業感受，更好支撐經濟高品質發展。 (上海發佈)

近日，2024年度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則於當地時間周二（22日）在會議開幕間的一場發佈會上發表了講話，向來世界各國的金融主管官員等參會人員，介紹了美國的經濟和前景以及美國對於世界經濟發展的看法。 不過，雖然美聯社等美國媒體的關注點在於葉倫對於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孤立主義”政策的批判，但在境外的社交網路上，不少外國網民卻更關注發生在葉倫講話期間的一個突發事件。 美國財政部官方社交帳號發佈的一段葉倫講話的完整視訊就顯示，當時，一位來自《金融時報》記者正向葉倫提問。這位名叫柯比·史密斯（Colby Smith）的記者的問題是，鑑於葉倫先前曾表示“濫用關稅”是一種錯誤做法，她希望葉倫能詳細說說這種做法在短期內對於美國的經濟，以及長遠而言對美元作為一個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會造成什麼影響。 而就在史密斯問到美元地位的部分時，葉倫講台前的美國財政部的徽章突然脫落，然後“咣當”一聲掉到了地上。就連葉倫自己都被這一幕給驚到了，還低頭看了一眼。

（圖片: 世界銀行）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的金融部門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收入水平對應。那些收入較高的國家脆弱性較低或處於中等水平，而收入較低的國家中有一半以上面臨高風險。另外，很多EMDE國家在實現深化本地資本市場等金融業發展目標方面陷於停滯，但它們在提高個人金融服務包容性和金融部門“綠化”方面取得了進展。 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銀行持有的政府債務大幅增加，暴露水平現已達到十年來的最高位。這給金融部門帶來了額外風險，尤其是在那些宏觀經濟政策薄弱、面臨公共債務可持續性挑戰的國家。 此外，由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的氣候變化相關風險高於發達經濟體，氣候融資缺口也更大，氣候變化對它們來說格外具有挑戰性。在EMDE國家，銀行是最主要的融資來源，但它們提供的氣候融資非常有限。EMDE的銀行業主管當局正著手採用旨在解決與氣候相關的金融部門脆弱性、填補氣候融資缺口的工具，並對工作方法進行創新，但在此過程中他們需要避免金融穩定和金融普惠的重要目標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