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6年，人們愈發清晰地意識到，全球經濟正在脫離線性軌道，邁入一個由非線性、路徑依賴與適應性共同塑造的複雜系統。“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人類經濟社會的每一次前行，都是在混沌中建構秩序的歷程，是在動盪的浪潮中尋找平衡的永恆努力。當舊範式的能量逐漸衰竭，新範式的形態隱約成形。全球經濟正在脫離線性軌道，邁入一個由非線性、路徑依賴與適應性共同塑造的複雜系統。局部的細微變化不再是可忽略的短噪聲，而成為可能撬動整體格局的關鍵節點。歷史積累的慣性也不再是趨勢的線性延伸，而是以隱性約束的方式限定未來演化的可能區間。系統對擾動的敏感性顯著提升，經濟運行呈現出高度不穩定卻韌性猶在的雙重特徵。在這種混沌式演化中，傳統經驗難以提供確定答案，唯有回溯底層結構方能洞見未來方向。混沌並不可畏，它像征著系統的開放性與潛能甦醒的活力。全球財政主導下，結構性改革、產業鏈重組與技術創新正在取代舊的全球化邏輯，重新錨定增長基礎。人類的任務，仍是以理性的勇氣與制度的創新，去抵禦失序的慣性。在混沌中找到規律，在失序中建構秩序，在動盪中做出選擇，這正是文明前行的必由之路。混沌中的規律：全球經濟的非線性演化。在紛繁現象中尋找到深埋其後的演化規律，是宏觀經濟研究的使命。當規律被正確理解，過去才不會被誤解，當下才能被精準定位，未來亦能獲得有邊界的推演空間。宏觀研究的意義，正是在於從歷史中提煉出具有公理性質的底層邏輯。唯有把握這些能穿越周期的演化規律，方能避免被過去的表象誤導，並為未來的趨勢推演建立可信的邊界。進入2026年，人們愈發清晰地意識到，全球經濟正在脫離線性軌道，邁入一個由非線性、路徑依賴與適應性共同塑造的複雜系統。參考IMF最新預測，全球經濟2025年和2026年增長預期值分別為3.2%和3.1%。相比4月預測的2.8%和3.0%有所改善，但2026年增長預測相比2024年10月仍下調了接近0.2個百分點，顯示多重不確定因素下，全球經濟重新進入溫和增長與高不確定性交織的階段。造成當前混沌式非線性演化的根源有三：一是開放的耗散結構下持續的外部衝擊。疫情衝擊、地緣震盪和貿易保護主義重塑全球秩序，全球經濟脫離統一周期的範式，多重壓力相互疊加、彼此放大，迫使各經濟體依賴更高成本的政策手段來維持穩定。二是結構性分化對經濟發展節奏的擾動。不同主要經濟體所處的經濟周期出現明顯錯位，政策取向存在明顯差異，外溢效應在全球範圍內相互疊加，使系統協調性下降、波動更易被放大。三是反身性循環加劇經濟系統不穩定性。在高度不確定與高度敏感的環境中，市場預期與政策行為之間的互動愈發緊密，二者形成自我強化的反饋循環。經濟系統的運行路徑呈現出更強的情緒驅動特徵，預期管理從輔助工具變為核心變數，系統穩定性更依賴信任維持而非結構支撐。表1：2025年10月IMF全球經濟增長預測（%）註：2025和2026年資料為預測資料。資料來源：IMF以及工銀國際整理圖1：全球經濟增速預計趨緩（2021-2030）註：2025及以後資料為預測資料。資料來源：IMF以及工銀國際整理失序中的秩序：全球經濟運行特徵。2026年，全球經濟預計將進一步表現出混沌系統典型的四大運行特徵：一是自適應性。面臨多重壓力，全球經濟展現出超乎意料的韌性。IMF在10月的展望中分別上調了2025年和2026年全球貿易增速1.0和0.4個百分點，顯示關稅的整體擾動弱於預期。得益於私營部門的靈活應對、各國之間的貿易談判，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良好協作，全球貿易體系總體保持開放，使得關稅的擾動相比預期更為積極。二是非線性。過去幾年由財政刺激推動的消費動力正在減弱，而貿易保護、地緣緊張和產業鏈重組等因素造成的結構性摩擦則開始顯現。全球增長將不再遵循傳統周期中的線性路徑，而是表現為多個動力源平行、路徑多樣化的發展模式。三是高敏感性。在高利率、債務負擔與地緣風險交織的環境中，全球市場對預期變化的反應更加迅速和放大，經濟對外部擾動的高敏感性顯著增強。四是雙向性。全球經濟當前正處於雙向臨界狀態，上行潛力與下行風險並存。一方面，高利率與高債務的約束尚未解除，金融脆弱性若被觸發仍可能帶來深度調整。另一方面，歷史經驗表明，混沌往往孕育新秩序，波動正是創新的溫床。在產業鏈重構與技術投入加速的推動下，新增長動能正在不同區域不斷湧現。數位化轉型、人工智慧應用以及綠色轉型投資正在成為帶動全球技術進步與資本支出的關鍵方向。全球經濟當下正運行於舊均衡解構與新均衡生成的過渡區間，在這樣的時代中，預測不再是給出唯一答案，而是理解系統邊界，為多種可能性做好準備。圖2：全球經濟混沌式演化的根源與運行特徵資料來源：工銀國際動盪下的選擇：財政主導的經濟列車駛向何方？全球經濟邁入以財政主導為特徵的新階段。伴隨全球經濟增長動能持續減弱，國際貿易不確定性與地緣政治風險顯著上升，主要經濟體普遍加碼財政擴張以對衝下行壓力。2026年，全球經濟的政策主導預計將繼續從財政層面發揮效力。一方面，全球債務水平屢創新高的現實環境中，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和調控空間明顯受限。高債務水平使利率調整與財政穩定的關聯更為緊密。另一方面，通膨黏性仍未完全消退，貨幣政策必須在維持緊縮以穩定物價和避免經濟過度放緩之間謹慎權衡。過早轉向可能重啟價格壓力，動搖政策信譽。面對人口老齡化、能源轉型、科技競賽與供應鏈韌性重塑，財政政策承擔起產業塑造與戰略投資的關鍵使命。高債務情景下的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取決於財政乘數的高低：若大規模財政刺激能有效轉化為實際經濟產出，那麼稅基的擴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補償政府財政收入，從而避險附加的財政可持續性壓力。如果供給側能夠同步響應，經濟有望實現增長和就業的雙重改善，財政赤字與債務擴張的幅度可能低於初始預期。若經濟刺激效果有限，赤字與債務則可能以更快的速度累積，形成經濟放緩、債務加速的財政陷阱。與以往側重於宏觀均衡和增長的階段相比，如今的全球財政體系更加關注風險管控和債務可持續性。對於擁有貨幣主權、以本幣計價發債的國家來說，財政空間理論上更加寬裕。尤其像美國、歐元區、日本，理論上都能通過擴表化解短期流動性危機，市場對其主權債務的信心也遠高於非主權貨幣發債的市場。然而，債務風險的實質並非只有直接違約，還包括償債的代價——債務是否通過高通膨、貨幣貶值等間接方式進行調整以及財政失衡的風險是否會以市場失控的形式釋放。圖3：2024年主要發達經濟體債務到期平均期限、短期債務融資佔總融資額比例以及再融資需求佔GDP比重資料來源：IMF以及工銀國際整理註：x軸為未償債務平均到期期限（年），y軸為國庫券（短期債務）發行量佔總借款額的比例（%），泡沫大小為再融資需求佔GDP的比重（%）分化中的共振：全球經濟增長新範式。從經濟基本面來看，美國方面，投資與消費的內生動力已逐步放緩，未來隨著庫存周期回落和企業支出趨於謹慎，前置性動力逐步弱化可能使得需求增長面臨一定壓力。預計2026年美國貨幣政策回歸中性利率水平，利率回落至3~3.25%左右，經濟增速方面維持1.8%左右的GDP同比增速。隨著關稅影響逐步傳導至消費端，通膨回落路徑面臨不確定性，預計2026年通膨水平保持在2.9%左右。歐洲方面，經濟仍處於低速增長區間。短期內，財政政策仍對經濟提供一定支撐，但長期來看，債務規模上升已在壓縮財政空間，未來政策對經濟的支撐作用將趨於有限。預計2026年歐元區延續溫和增長，保持大約1.1%的GDP同比增速，通膨水平預計保持在1.8%，利率預計維持在2.15%（主要再融資利率）。日本方面，經濟增長動能正在趨於平緩，通膨結構的不確定性仍較高，經濟工資-物價互動機制雖已形成雛形但仍脆弱。預計日本經濟預計在2026年保持溫和增長，GDP同比增速預計為0.7%左右，通膨回落至1.8%，利率在正常化的處理程序下達到1%。新興市場方面，2025年整體延續了相對穩健的增長趨勢。受益於不斷完善的宏觀風險管理以及政策制定，新興市場經濟穩定性整體有所提升，不過內部仍有分化。總體來看，新興市場在2026年有望維持相對穩健的增長表現，但增長結構與韌性來源差異可能有所擴大，內外條件的共同變化將決定新興市場增長態勢的可持續性。表2：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預測資料資料來源：工銀國際(FT中文網)

摘要：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2025年6月版）》報告指出，全球經濟在經歷一系列衝擊後，正面臨貿易壁壘增加和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帶來的新阻力。預計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將從2024年的2.8%顯著放緩至2.3%，這將是自2008年以來（除全球衰退年份外）最慢的增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在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差距及減貧方面的進展預計仍顯不足。報告強調，全球貿易政策的演變是影響經濟前景的關鍵，貿易限制升級或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可能導致金融壓力累積，進一步拖累增長。主要下行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增長弱於預期、衝突惡化及極端天氣事件。報告呼籲加強多邊政策努力，營造更可預測和透明的貿易環境，並解決EMDEs面臨的衝突、債務和氣候變化等脆弱性問題。各國國內政策需著力控制通膨風險，通過改善稅收和調整支出來增強財政韌性，並通過結構性改革提升制度質量、吸引投資、發展人力資本，以促進就業和長期增長。01 引言在全球經濟經歷了過去幾年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衝擊——從新冠疫情的肆虐到地緣政治衝突的加劇，再到通貨膨脹的飆升——之後，人們曾一度期望世界經濟能夠實現“軟著陸”，逐步回歸穩定復甦的軌道。然而，世界銀行最新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2025年6月版）》報告描繪了一幅更為嚴峻的圖景。報告明確指出，全球經濟正面臨著新的、實質性的阻力，主要源於貿易緊張局勢的顯著升級和全球政策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這份長達百余頁的報告，不僅對當前全球及各區域經濟狀況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對未來幾年的增長趨勢做出了預測，更深入剖析了潛在的風險因素，並為決策者提供了應對策略建議。本文的目的在於系統性地解讀世界銀行的這份報告，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複雜的經濟資料和專業的分析轉化為普通讀者能夠理解的洞察。我們將深入探討報告的核心觀點，解釋其背後的邏輯和問題背景，闡述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發展中經濟體（EMDEs）面臨的獨特挑戰，並梳理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理解這份報告的意義，不僅在於把握全球經濟的脈搏，更在於洞察這些宏觀趨勢如何深遠影響社會發展、企業決策乃至個人福祉。在全球化緊密相連的今天，沒有那個經濟體能夠獨善其身，這份展望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當下、綢繆未來的重要參考框架。它警示我們，前方的道路並非坦途，但同時也指明了通過合作與改革克服挑戰、重塑增長動力的可能路徑。02 背景介紹：波折中前行的全球經濟在進入2025年之際，全球經濟的敘事基調已從審慎樂觀轉向日益擔憂。正如世界銀行在報告開篇《前言》中所強調的，僅在六個月前，“軟著陸”似乎還觸手可及，全球經濟在經歷了一系列天災人禍後顯現出走穩跡象。但這一“窗口期”已經過去，世界經濟再次駛入顛簸水域。若無迅速有效的政策調整，對民生福祉的損害可能十分深遠。報告指出，當前困境並非突如其來，而是過去十餘年間一些深層矛盾和趨勢性變化的累積爆發。國際間在貿易等問題上的分歧，顛覆了二戰後許多有助於減少極端貧困、促進普遍繁榮的政策確定性。以2025年為例，報告預測，僅貿易摩擦一項，就可能使年初預期的全球GDP增長率削減近0.5個百分點，降至2.3%。這標誌著過去17年來（除直接的全球衰退年份外）最疲弱的經濟表現。展望更長遠，預計到2027年，2020年代的全球GDP平均增長率可能僅為2.5%，這將是自1960年代以來增長最慢的十年。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最貧困國家，將在這場經濟逆風中承受最大的衝擊。報告預計，到2027年，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大致能恢復到疫情前的預期水平，但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均GDP水平將比疫情前預期低6%。若不包括中國，這些經濟體可能需要大約二十年時間才能彌補2020年代的經濟損失。這一嚴峻局面背後，是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率連續三個十年的持續下滑：從2000年代的平均5.9%，降至2010年代的5.1%，再到2020年代預計的3.7%。全球貿易增長也呈現類似軌跡，從2000年代的5.1%降至2020年代的2.6%。與此同時，投資增長乏力，債務卻在不斷累積。簡而言之，過去半個世紀驅動全球經濟奇蹟——開發中國家人均GDP增長近四倍，超過10億人擺脫極端貧困——的許多積極力量正在逆轉。而那些曾可能促成相對無痛政策調整的有利條件，如本世紀前二十年的創紀錄低利率，也已成為過去。面對這一切，許多決策者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選擇了觀望，寄希望於形勢能自行好轉。報告明確指出，這是一種錯誤的期待，但採取正確行動永遠為時不晚。因此，世界銀行這份《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增長乏力、風險積聚的複雜背景下發佈的。它試圖為迷霧中的全球經濟航船提供導航，指出潛在的暗礁，並提出可能的航向修正方案。03 核心問題與發現：全球經濟的“新常態”與區域分化世界銀行的報告深入剖析了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核心挑戰及其主要表現，揭示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趨勢和發現。以下圖表簡要展示了報告對2025年及未來幾年全球經濟關鍵指標的預測：2025年全球經濟關鍵指標預測（世行）* 註釋：GDP加權平均是一種計算總體通貨膨脹率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中，每個國家對全球通貨膨脹率的貢獻是根據其在全球經濟總量（以GDP衡量）中所佔的比重來確定的。這意味著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如美國、中國）的通貨膨脹狀況對全球平均通膨率的影響更大。世界銀行在其報告中通常使用這種方法來計算和預測全球及區域的總體經濟指標，以更準確地反映各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實際影響力。1.全球增長顯著放緩，前景黯淡核心資料：2025年全球GDP增長率預計將從2024年的2.8%大幅放緩至2.3%，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不計2009年和2020年全球衰退）的最慢增速。2026-2027年雖預計溫和復甦至年均2.5%，但仍遠低於疫情前十年3.1%的平均水平，也低於1月份的預測值。主要驅動因素：貿易壁壘的急劇增加（特別是美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關稅調整）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政策不確定性飆升，是導致經濟前景惡化的首要原因。這直接衝擊了商業信心、投資意願和全球貿易活動。影響範圍：增長放緩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s）的增長預期都較年初有所下調。近60%的EMDEs預計2025年增速將放緩。2.貿易與投資：昔日引擎動力減弱全球貿易：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3.4%急劇放緩至2025年的1.8%（較1月預測下調1.3個百分點）。儘管2026-2027年預計回升至2.4%-2.7%，但仍遠低於疫情前4.6%的年均增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在2025年初飆升至歷史高位。投資：全球投資增長，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和證券投資流動，受到貿易緊張和不確定性的嚴重影響。FDI流入EMDEs的規模已降至2008年峰值水平的一半以下，且可能持續低迷。3.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EMDEs）：復甦滯後，挑戰嚴峻整體增長：EMDEs整體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4.2%放緩至2025年的3.8%，2026-2027年小幅回升至3.9%，顯著低於2010-2019年平均水平。人均收入與減貧：EMDEs在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差距方面的進展預計持續不足。到2027年，不包括中國的EMDEs產出水平預計仍比疫情前趨勢低4%。在許多貧困或脆弱的EMDEs，貧困率仍將高於疫情前水平。低收入國家（LICs）：LICs的增長前景雖預計有所改善（2025年5.3%，2026-2027年平均6.1%），但這一預測高度依賴於部分衝突國家安全域勢的顯著改善和通膨緩解。即便如此，其人均收入增長仍不足以彌補疫情損失或有效應對極端貧困。超過一半的LICs處於債務困境或高風險狀態。就業挑戰：報告特別強調了EMDEs，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中東北非地區，未來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到2050年將增加超過6億，這對就業創造提出了空前挑戰。4.主要經濟體表現分化與外溢效應發達經濟體：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1.7%降至2025年的1.2%。美國經濟受貿易政策調整影響，2025年增長預計大幅放緩至1.4%。歐元區經濟持續疲軟，2025年增長預計僅為0.7%，受貿易壁壘和外部需求減弱影響。日本經濟復甦同樣乏力。中國：經濟增長預計將從2024年的5%放緩至2025年的4.5%，並在2026-2027年進一步降至3.9%左右。儘管有額外的財政支援，但貿易壁壘和外部需求走弱仍構成壓力，房地產行業持續調整也拖累內需。外溢效應：主要經濟體的增長放緩，特別是貿易政策調整，通過貿易、投資和信心管道對其他經濟體產生顯著的負面溢出效應。EMDEs中與美、歐、中三大經濟體貿易和投資聯絡緊密的國家受影響尤為嚴重。5.通貨膨脹與金融狀況全球通膨：全球總體通膨率仍高於央行目標和疫情前平均水平，預計2025年和2026年均為2.9%。核心通膨在部分經濟體因服務價格持續上漲而保持高位。貿易壁壘的增加可能在短期內對部分國家的消費價格構成上行壓力。金融條件：全球金融條件[1]自2024年底以來總體趨緊，反映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引發的市場波動和風險偏好下降。EMDEs主權債券息差有所擴大，貨幣面臨貶值壓力。6.商品市場：報告預計，受全球增長前景惡化影響，2025年整體大宗商品價格將下跌10%，2026年進一步走軟，主要受油價下跌驅動。布倫特原油價格預計2025年降至平均每桶66美元。金屬價格（不含貴金屬）也因全球製造業前景黯淡而承壓。7.區域展望盤點：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受貿易緊張影響，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5%放緩至2025年的4.5%。歐洲與中亞地區：同樣高度依賴全球貿易，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3.6%放緩至2025年的2.4%。俄羅斯經濟活動因貨幣緊縮而放緩。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增長預計在2025年維持在2.3%的低位，是EMDEs中增長最慢的地區之一，受高貿易壁壘和結構性疲軟困擾。中東與北非地區：石油出口國產油活動擴張[2]部分抵消外部需求疲軟影響，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1.9%回升至2025年的2.7%。南亞地區：仍是增長最快的EMDE區域，但增速也將從2024年的6%放緩至2025年的5.8%。印度經濟增速雖仍領先，但也面臨下行壓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3.5%小幅升至2025年的3.7%，但外部環境惡化和國內挑戰（如債務、高利率）限制了復甦力度。8.下行風險主導，不確定性高企主要風險：貿易壁壘進一步升級、政策不確定性持續高企是最主要的下行風險。其他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增長大幅弱於預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惡化（如烏克蘭、中東衝突）、金融市場壓力積聚（如資產價格無序調整[3]）、極端氣候事件頻發[4]。量化分析：報告模擬了貿易緊張加劇的情景（如美國平均關稅再升10個百分點並引發對等報復），結果顯示2025年和2026年全球增長可能因此再分別降低0.5和0.4個百分點，將世界經濟推向持續疲軟。上行風險[5]：雖然較小，但也存在一些積極因素，如主要經濟體成功達成貿易協定、技術進步（如人工智慧）帶來超預期投資和生產力提升、以及主要經濟體採取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6]。綜上所述，世界銀行的報告描繪了一個增長放緩、風險加劇、分化明顯的全球經濟圖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政策不確定性成為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04 解決方案與建議：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穩定與增長面對全球經濟黯淡的前景和多重下行風險，世界銀行在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旨在幫助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應對挑戰，重塑增長動力。這些建議涵蓋多邊合作、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等多個層面。1.重建全球貿易關係，加強多邊合作核心主張：報告將“重建貿易關係”列為首要任務。證據表明，經濟合作優於任何替代方案，對所有參與方都有利。具體措施建議：化解貿易爭端：鼓勵主要經濟體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貿易分歧，達成持久協議，例如通過降低關稅（報告模擬顯示，若當前貿易爭端得以解決，關稅減半，2025-2026年全球平均增長可提高0.2個百分點）。恢復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強調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關鍵作用，呼籲恢復其全部功能，以增強貿易政策的可預測性，降低貿易成本。深化貿易協定：發展中經濟體應致力於將現有的以關稅為主的優惠貿易協定，轉變為涵蓋跨境監管政策的“深度貿易協定[7]”，以進一步促進GDP增長。單邊開放：對於那些自身關稅水平仍較高的發展中經濟體，報告建議其主動降低對所有貿易夥伴的關稅，以加速自身增長。解讀和延伸：在全球化的今天，“關起門來搞建設”是行不通的。貿易摩擦就像是在全球經濟的高速公路上設定路障，不僅阻礙了商品流通，也打擊了投資信心。只有通過對話協商，拆除壁壘，才能讓全球經濟的引擎重新順暢運轉。2.恢復財政秩序，增強財政韌性背景：連續的經濟衝擊和疫情前的寬鬆政策，已使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財政捉襟見肘。2020年代以來，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財政赤字率接近6% [8]，為本世紀最高。利息支出佔赤字的三分之一。低收入國家尤為艱難，外援減少加劇了預算壓力，超過一半的低收入國家已陷入或面臨高風險的債務困境。具體措施建議：擴大財政空間：發展中經濟體急需擴大財政迴旋餘地。這首先意味著提高國內稅收能力。目前其平均稅收佔GDP比重（約25%）遠低於高收入經濟體（近40%）。加強稅收徵管：通過擴大稅基、加強稅收管理和徵收，減少避稅和利潤轉移。最佳化支出結構：重新審視並調整財政支出優先序，削減高成本、低效率的補貼（如普遍性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將資源更精準地導向低收入家庭和促進增長的領域（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解讀和延伸：國家財政就像一個家庭的帳本。如果總是入不敷出，債台高築，日子就難以為繼。開源（增加稅收）和節流（最佳化支出）是當務之局，確保把錢花在刀刃上，既能救急，也能為長遠發展打基礎。3.加速創造就業，應對人口結構變化背景：全球正經歷一場歷史性的人口結構轉變，許多最貧困國家對就業的需求日益迫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到2050年將增長超過6億；南亞地區同期將增加近3億；中東北非地區也將增加超過1億。具體措施建議：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創造就業的前提。需要實施能夠釋放增長潛力的結構性改革。提升勞動力素質：加大對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投入，使勞動力能夠適應未來市場需求。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市場壁壘，促進勞動力高效匹配。不僅要關注就業數量，更要關注就業質量，例如通過提高生產率、保障良好工作條件、減少非正規就業等。吸引私人投資（特別是FDI）：改善營商環境，提高制度質量，維護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以吸引能夠帶來技術和就業的投資。解讀和延伸：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但前提是他們有工作、有奔頭。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如果經濟增長跟不上，就業機會不足，就可能引發社會問題。政府需要鋪好路（改善營商環境）、搭好橋（提升教育和技能），讓企業願意投資，年輕人能夠樂業。4.EMDEs國內政策重點貨幣政策：在應對持續通膨壓力和緩和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之間取得平衡[9]，需要根據各國具體情況審慎校準。維護央行信譽至關重要，以應對潛在的金融波動和資本外流。結構性改革：這是釋放長期增長潛力的關鍵。重點包括：提升制度質量：改善治理，減少腐敗，保障法治。發展人力資本：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改善勞動力市場功能：促進靈活性和效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數字基礎設施。促進私營部門活力：減少准入壁壘，鼓勵競爭。對脆弱和衝突影響國家（FCS）的特別關注：這些國家面臨艱巨的發展挑戰，需要量身定製的國內改革方案，並輔以協調一致的多邊支援。實現持久和平與穩定是其發展的首要前提。世界銀行的政策藥方強調內外兼修，既呼籲國際社會重塑合作框架，也敦促各國，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深化改革，強身健體。其核心邏輯在於，只有通過開放合作促進全球貿易投資復甦，同時各國努力穩定宏觀經濟、最佳化資源配置、釋放增長潛力，全球經濟才有可能擺脫當前困境，重回可持續發展的軌道。05 結論：十字路口的抉擇與未來展望世界銀行這份報告為我們清晰地揭示了全球經濟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報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診斷和對未來趨勢的預測，更在於它指出了那些曾經驅動全球繁榮和貧困大幅減少的積極力量正在經受嚴峻考驗，甚至出現逆轉。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地緣政治的緊張、政策不確定性的瀰漫，以及氣候變化的持續威脅，共同構成了一幅複雜而充滿挑戰的全球經濟圖景。報告的核心結論是，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如果不能果斷採取正確的政策行動，全球經濟可能會陷入一個增長乏力、不平等加劇、發展成果被侵蝕的“失落的十年”的風險之中。對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這意味著它們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改善民生福祉的努力將面臨更大困難，甚至可能出現倒退。最貧困國家和脆弱地區的民眾將承受最大的痛苦。然而，報告並非完全悲觀。它也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潛在的機遇。通過重建信任與合作，重振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通過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恢復財政可持續性，為發展投資創造空間；通過深化結構性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加速創造就業，各國仍然有機會扭轉不利局面。世界銀行強調，現在是“重設議程”的時刻——以更新的全球合作、審慎的財政態度以及對創造就業的不懈關注為核心。展望未來，全球經濟的航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勇氣和合作意願。如果能夠採納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共同應對挑戰，全球經濟仍有希望重拾減貧的勢頭，並為下一代人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反之，如果短視的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繼續盛行，全球經濟的碎片化將進一步加劇，增長前景將更加黯淡。這份報告是對全球社會的一個重要警示，也是一份行動的路線圖。它提醒我們，在一個深度互聯的世界中，共同的挑戰需要共同的應對。未來的經濟史，將在很大程度上由我們今天在十字路口做出的選擇所書寫。（文章正文結束）【註釋】[1]金融條件：在該報告的語境下，金融條件綜合反映了融資的成本和可獲得性。報告多處指出，由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引發的市場波動、風險偏好下降、利率上升以及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主權息差擴大[10]和貨幣貶值壓力，全球金融條件自2024年底以來總體趨緊。這種趨緊的金融條件會抑制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構成下行壓力，並可能加劇部分EMDEs的債務脆弱性（報告第5、11、12、31、32、34、41、52、57、61、65、73、81、85、89、93、95、97、101、109、113、115、117頁等均有提及或暗示金融條件收緊及其影響）。[2]產油活動擴張：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OPEC+）在2025年4月宣佈逐步取消此前的自願性石油減產措施後，主要石油出口國的原油開採和日產量預計將增加。這種產量的提升，即使在外部需求可能因全球經濟疲軟而減弱的情況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援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和出口收入（報告第78、97、99頁）。[3]資產價格無序調整：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由於貿易緊張局勢升級、政策不確定性持續高企或金融市場風險偏好突然惡化[11]，可能導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股票、債券等資產價格出現劇烈、快速且缺乏基本面支撐的大幅下跌或劇烈波動。這種調整是混亂和破壞性的，可能引發金融壓力，導致信貸緊縮，並對全球實體經濟活動構成嚴重的下行風險（報告第33、34、53頁）。[4]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發生的超出正常氣候波動範圍的災害性天氣和氣候現象的頻率和強度均有所增加。這包括但不限於乾旱、洪水、熱浪、強風暴（如颶風、颱風）、野火等。報告強調這些事件對農業生產、基礎設施、人類健康和整體經濟活動造成嚴重破壞，尤其對脆弱的EMDEs構成持續的下行風險，並可能加劇糧食不安全和貧困問題（報告第xv、3、35、40、82、90、97頁等）。[5]上行風險：在該報告的語境下，“上行風險”指的是那些可能導致未來經濟表現好於當前基準預測的潛在積極因素或情景。儘管“風險”一詞通常帶有負面含義，但在經濟預測中，它也用於描述結果偏離預期的不確定性，包括向好的方向偏離。報告中討論的上行風險主要包括：主要經濟體之間成功達成貿易協定從而緩和貿易緊張局勢、新技術（特別是人工智慧）的加速應用帶來超預期的投資增長和生產力提升、以及主要經濟體可能採取比預期更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這些因素若能實現，將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報告第7、17、23、32、36、57、65、73、81、85、93、97、113、117頁均有提及）。[6]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政府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例如在國防、基礎設施或社會福利等領域的投入）或實施減稅措施，以期刺激總需求，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報告認為，如果主要經濟體採取比基準情景中假設的更為積極和擴張的財政政策，這可能成為一個促使全球經濟增長超出預期的上行因素，但同時也需要警惕其可能帶來的通膨壓力和政府債務可持續性風險（報告第7、36、58頁）。[7]深度貿易協定：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深度貿易協定”指的是那些不僅致力於削減關稅等傳統邊境貿易壁壘，更進一步包含了大量旨在協調或統一成員國之間國內法規和政策（即“境內措施”[12]）條款的貿易協定。這些條款通常涉及技術標準、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智慧財產權保護、競爭政策、政府採購、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規則乃至勞工和環境標準等多個領域。報告建議發展中經濟體積極推動此類協定，因為它們能更有效地降低非關稅壁壘，促進更深層次的經濟一體化和價值鏈整合，從而對GDP增長和生產力提升產生更強的積極影響（報告第xv、58頁）。[8]財政赤字率接近6%：在該報告的語境下，指2020年代以來，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年度總支出平均超出總收入的金額，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6%。國際上通常認為，財政赤字率持續高於3%（例如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3]的標準）就可能引發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因此，接近6%的赤字率屬於一個顯著偏高且令人警惕的水平，表明這些國家的政府財政狀況緊張，嚴重依賴借貸來維持運作，這將快速推高政府債務水平，增加未來的財政風險和償債壓力（報告第xiv、xvi、42、63頁均有提及財政赤字問題）。[9]在應對持續通膨壓力和緩和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在該報告的語境下，這句話描述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面臨的核心困境。一方面，“持續通膨壓力”指的是這些國家內部仍然面臨物價總水平持續上漲的風險，需要中央銀行通過收緊貨幣政策（如加息）來抑制需求，穩定物價。另一方面，“貿易限制帶來的緊縮效應”指的是全球貿易壁壘增加（如關稅上調）對經濟活動產生的負面衝擊，這包括出口減少、投資信心受損、經濟增長放緩等，理論上這種經濟下行壓力可能需要中央銀行通過放鬆貨幣政策（如降息）來加以“緩和”或避險。這種目標衝突使得貨幣政策的決策變得異常複雜和具有挑戰性（報告第7、27、40、62頁）。[10]主權息差擴大：指某國國債收益率與無風險基準債券（如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差額增大，反映市場認為該國償債風險上升，融資成本增加。[11]金融市場風險偏好突然惡化：指投資者突然變得極度規避風險，紛紛從高風險資產撤資轉向安全資產，通常由重大負面消息或不確定性急劇上升引發。[12] 境內措施(behind-the-border measures)：指一國國內影響貿易的法規、標準和程序等非關稅壁壘，而非直接在邊境上徵收的關稅或數量限制。[13]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是確立歐洲聯盟並為歐元區建立奠定法律基礎的關鍵條約，規定了成員國加入歐元區需滿足的經濟趨同標準，包括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上限。 (汽車戰略筆記)

雖然川普在解放日關稅問題上的政策轉向可能使美國經濟免於硬著陸，但瑞銀警告稱，基於硬資料、利率和信貸訊號的綜合因素，美國衰退的風險再次攀升更高的關稅將減少消費者支出，干擾企業生產經營   攝/金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再次大幅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將矛頭直指川普的貿易政策，這場關稅風暴正將世界經濟拖入下行通道，而美國自己卻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6月3日周二，OECD今年第二次下調全球經濟預測，將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從此前的3.3%大幅調降至2.9%。OECD今年3月曾預估，2025年及202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為3.1%及3.0%。之後，川普祭出一系列關稅措施，經濟前景的惡化將波及全球，幾乎沒有例外。其中，美國自食其果，政策組合拳重創本土經濟。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令人震驚地遭遇“腰斬”，從2.8%暴跌至1.6%——這一數字遠低於OECD在3月的預測。OECD首席經濟學家白瑞拉（Alvaro Santos Pereira）表示，經濟增長放緩和貿易萎縮將衝擊收入，並導致就業增長減緩。現在距川普的對等關稅恢復期限僅剩五周左右的時間，川普政府發出緊急信函要求，各國必須在6月4日周三前提交貿易談判的最佳方案。白宮在3日確認，川普政府已通過一封信函正式與所有貿易夥伴進行了溝通。白宮發言人表示，川普政府正按計畫推進，以確保有利的貿易協議。雖然川普在解放日關稅問題上的政策轉向可能使美國經濟免於硬著陸，但瑞銀警告稱，基於硬資料、利率和信貸訊號的綜合因素，美國衰退的風險再次攀升。瑞銀追蹤生產、就業、資本支出、住房、收入和支出等因子的硬資料模型顯示，美國衰退機率為46%。4月那些持續領先於商業周期的關鍵組成部分中，出現了廣泛的疲軟跡象。分析師警告說，一些波動可能與關稅提前效應有關，但強調這種疲軟“在因子組成部分中是廣泛存在的”。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衰退指標——收益率曲線訊號，在今年年初減弱後也再次開始上升。收益率曲線模型顯示衰退機率為18%，瑞銀表示，這一數字高於今年早些時候，但尚未達到危機水平。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紐森日前指出，加州港口已有多艘貨輪取消入港航期，入港貨輪數量也顯著下降。與此同時，貨櫃艙位費在上漲。紐森還指出，近期一系列宏觀經濟資料顯示，美國經濟正趨於萎縮。而且由於供應鏈阻塞和供應短缺，“完全由美國政府自己造成”的負面影響和混亂狀況還在加劇，美國中小企業遭遇了不確定性帶來的災難性打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理事克里斯·沃勒6月2日表示，關稅政策將成為推高美國通膨的主要因素，其對通膨的影響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表現得最為突出。沃勒指出，美貿易政策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更高的關稅將減少消費者支出，干擾企業生產經營。聯準會理事庫克在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進一步闡述了聯準會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她表示，儘管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正在加劇，但美國經濟的基礎依然穩固。庫克特別提到，貿易政策調整已經開始對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例如，製造業產出下滑、部分工廠裝置訂單減少以及企業在不確定性面前收縮投資的行為，都與關稅政策的變化密切相關。她預計，2025年美國經濟擴張速度將較去年顯著放緩，但具體影響仍需進一步觀察。經濟學家預計，隨著美國總統川普的關稅政策產生影響，該國勞動力市場在未來幾個月將出現更明顯的疲軟。不過，這些疲軟跡象目前尚未反映在資料中，這支援了聯準會維持利率不變的立場。美國勞動力市場在未來幾個月將出現更明顯的疲軟  攝/金焱OECD預測美國通膨率今年將走高，這意味著聯準會可能要到2026年才會重新開始降息。如果消費者價格預期脫錨，這一處理程序甚至可能徹底脫軌。川普的政策已成為全球經濟面臨的最緊迫威脅，且短期內看不到解決方案。更糟糕的是，美國貿易夥伴的報復性措施、信心進一步惡化或金融市場的重新定價，都可能讓局面雪上加霜。麥格理分析師表示，連交易員也難以解讀美國貿易政策的走向。該公司在6月3日周二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交易員難以理解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關係正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影響他們作出明確判斷的因素包括不斷演變的關稅政策，這可能促使政府從廣泛性的措施轉向展開更有針對性的行動。川普6月3日周二簽署一項指令，正式將鋼鐵和鋁的關稅從25%提高到50%，將從美東時間6月4日00:01生效。大多數華爾街分析師認為，這表明美國有意推出新的相關產品的特定“戰略”關稅。川普政府目前正就大部分關稅政策與法院進行法律抗爭，這些關稅的依據是《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但鋼鐵和鋁的關稅並不屬於這部分爭議，因鋼鋁關稅依據於另一項授權徵收，因此不受影響。麥格理的分析認為，就其性質而言，許多對等關稅可能會隨時間的推移在新談判協議中被取消，川普長期以來一直將“戰略產品”的本土生產與國家安全聯絡起來。比如在鋼鐵方面，川普曾稱，如果沒有鋼鐵，就沒有國家。對美國而言，移民限制和聯邦政府大幅裁員進一步加劇了貿易相關的經濟拖累。OECD秘書長Mathias Cormann表示，主要阻力來自貿易夥伴報復性措施導致的出口增長放緩、高度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以及淨移民的顯著放緩。該組織還警告，即使經濟活動疲軟的影響將超過支出削減和關稅收入，美國預算赤字仍將進一步擴大。OECD強調，緩解貿易緊張局勢、降低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的協議，對於重振增長和投資、避免價格上漲至關重要。這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政策優先事項。不過， OECD認為，即使川普在關稅問題上改弦更張，由於政策不確定性持續拖累，增長提振和通膨緩解的效果也不會立即顯現。除了全球貿易衝擊，OECD還警告各國財政風險正在加劇，在國防、氣候和人口老齡化方面面臨“巨大”的支出壓力。呼籲各國政府削減非必要支出，並通過擴大稅基來增加收入。 (財經雜誌)

OECD將2025年和202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下調至2.9%受貿易戰影響，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大幅下調中國的補貼和福利支出措施將部分抵消美國關稅影響圖 路透/Benoit Tessier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周二表示，由於川普政府的貿易戰對美國經濟造成更大衝擊，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幅度將超過其幾個月前的預期，OECD下修了經濟展望。OECD表示，2025年和202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計將從去年的3.3%放緩至2.9%，皆低於3月的前次預測值，當時OECD預測今明兩年增長率分別為3.1%和3.0%。但OECD最新經濟展望表示，如果保護主義加劇，進一步加劇通膨，擾亂供應鏈並擾亂金融市場，成長前景可能會更加疲軟。“貿易壁壘進一步增加或政策不確定性延長，將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前景，並可能推高徵收關稅國家的通膨，”OECD秘書長科爾曼(Mathias Cormann)在介紹該報告時表示。科爾曼補充說，如果華盛頓在截至5月中旬的基礎上，將對所有國家的雙邊關稅再提高10個百分點，那麼兩年後全球經濟產出將下降約0.3%。“在這種情況下，關鍵的政策重點是進行建設性對話，以確保持久解決當前的貿易緊張局勢，”科爾曼說。OECD預測，美國經濟今年將僅成長1.6%，明年將僅成長1.5%。OECD計算時假設5月中旬實施的關稅將持續到2025年剩餘時間和2026年。對於2025年，新的預測值大幅下調，OECD此前原預計，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2.2%，明年將為1.6%。OECD警告稱，雖然新關稅可能會激勵美國製造業，但進口價格上漲會擠壓消費者的購買力，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抑制企業投資。同時，關稅收入的增長只能部分抵消《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延長、新的減稅措施和經濟成長放緩而造成的損失。川普的全面減稅和支出法案預計將使美國預算赤字與GDP之比到2026年達到8%，這將是未處於戰爭狀態的發達經濟體中最大的財政缺口之一。由於關稅加劇通膨壓力，預計聯準會今年剩餘時間將維持利率不變，然後在2026年年末前將聯邦基金利率區間下調至3.25-3.5%。OECD表示，在中國，政府對手機和家電等消費品以舊換新計畫的補貼以及增加的福利轉移，將部分抵消美國提高關稅的影響。報告估計，中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將達到4.7%，2026年將達到4.3%，與先前預測的2025年4.8%和2026年4.4%相比變化不大。對歐元區的展望與3月前次預測相同，預計今年和明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1.0%和1.2%，這得益於強勁的勞動力市場和降息，同時，德國增加公共支出將提振2026年的經濟成長率。英國方面，預計今年英國經濟成長率為1.3%，2026年為1.0%，較3月估計的2025年1.4%和2026年1.2%略有下調。 (路透財經早報)

2025年全球展望 不均衡正常化、市場分化、美國例外主義、特殊交易思路 2025 年全球宏觀經濟格局應變得更不穩定，原因是市場面臨越發複雜的局面。宏觀動態和貨幣政策的互動作用將推動商業周期的演變，而新一屆美國政府的潛在政策變化將帶來更多不確定性。技術創新和人工智慧周期的擴散仍將是各個市場的主要驅動因素，同時未來幾個季度變現將更受關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應保持開放的心態和靈活的投資策略。我們的多資產展望的整體主題是：a）國家和地區之間自上而下的宏觀差異造成政策利率的正常化並不均衡；b）政策驅動下各個市場自下而上的分化；c）潛在的放鬆管制以及貿易、財政和能源政策的變化使美國例外主義的延續態勢得到鞏固。 對於 2025 年，摩根大通認為增長前景更具韌性，預計短期內不會出現衰退（2025 年上半年的機率為15%）。美國仍將是全球增長引擎，因為其勞動力市場仍然健康，信用基本面穩固，系統流動性充裕，而且人工智慧相關資本支出也在擴展。2025 年，我們預計全球增長率（4 季度季調後同比）將從 2024 年的 2.7%降至 2.2%（美國從 2.4%降至 2.0%，歐元區從 1.1%降至 0.7%，中國從 4.8%降至 3.2%（假設美國對華關稅升至 60%））。全球 CPI（4 季度季調後同比）預計將從 3.0%降至 2.7%（美國核心 PCE 從2.8%降至 2.3%，歐元區 HICP 從 2.4%降至 2.0%），只是供需失衡方面的差異將使各國通膨放緩的過程更趨分化。

全球經濟正進入新的“低增速常態”。 近日，各大國際組織就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給出了謹慎樂觀的判斷，普遍預測全球經濟增長將在2.7%—3.3%的區間。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計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3.3%，比2024年的3.2%高出0.1個百分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2%，與2024年持平。

2024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復甦、美歐通膨走勢、各國貨幣政策等均呈現明顯不同步，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中短期周期雖恰好共振，但彼此交集卻在弱化。下半年，全球經濟仍將處於溫和復甦處理程序中，但聯準會降息時點、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衝突、歐美選舉周期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仍將催生較大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平衡性，對中國經濟也將產生一系列影響。 一、上半年全球經濟呈“三不同步、一個弱化”特徵 特徵1：全球經濟復甦不同步 2024年上半年，中國、印度、印尼、越南等新興市場國家在國內宏觀政策和外貿回暖等積極因素推動下，經濟復甦節奏快於發達國家。一季度印度經濟增速為7.8%，中國、印尼、越南等國增速也都超過了5%。在發達國家內部，則出現了“美國明強闇弱”和“歐洲由弱趨強”的消長變化。今年以來，美國部分就業資料表現亮眼，5月非農就業人口增長27.2萬人，遠超市場預期的18.5萬人，也高於前值16.5萬人；但製造業、消費、失業等宏觀資料均不及預期，如5月ISM製造業PMI指數降至48.7，較3月的50.3大幅下滑，5月零售銷售月率錄得0.1%，低於預期的0.3%。這表明美國正面臨消費放緩和製造業活動疲軟等問題，疊加長期高利率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復甦基礎並不穩固，經濟復甦動能很可能正在弱化。美國商務部6月末公佈的最終修正資料顯示，一季度美國實際GDP增速按年率計算為1.4%，弱於去年同期的2%。相比之下，歐洲國家則相繼擺脫了技術性衰退陰影，經濟復甦較為溫和。如英國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長 0.2%，環比增長 0.6%；歐元區一季度GDP同比增長0.4%，環比增長0.3%，德、法都取得了意外的經濟增長。5月歐洲製造業PMI為49%，較4月份上升1.3個百分點，創2023年2月以來新高。歐盟委員會春季經濟展望報告也認為，受私人消費擴張、貿易反彈等積極因素推動，歐洲經濟增長表現好於預期，預計歐元區經濟2024年和2025年將分別增長0.8%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