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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伯特·A·佩普（Robert A. Pape）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
精確打擊無法摧毀伊朗的核計畫——也無法推翻其政權。
在過去一周裡，以色列在伊朗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空襲行動，試圖達成一項前所未有的目標：僅憑空中力量推翻一個政府，並徹底消滅其主要軍事能力。以色列試圖憑藉空襲和精密的情報網路而不動用地面部隊來實現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標，這在現代戰爭史上沒有先例。美國在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巴爾幹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期間的大規模戰略轟炸中，都未曾單靠空襲實現過類似目標；蘇聯和俄羅斯在阿富汗、車臣、烏克蘭也未曾做到這一點。以色列自己在歷次與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的衝突中，甚至在最近的加薩行動中，也從未嘗試過如此行動。
作為中東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事件以來，以色列憑藉精確制導武器和卓越情報，在戰術層面取得了多次成功。以色列國防軍（IDF）已刺殺了伊朗代理組織（包括真主黨）的大部分中高層領導人。在今年4月的一輪導彈交火中，以軍還摧毀了伊朗的多種防空與導彈能力。最近對伊朗的襲擊也殺死了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級指揮官，摧毀了關鍵的政權通訊系統，重創了重要經濟目標，並削弱了伊朗的部分核項目。
然而，即便屢獲“戰果”，以色列似乎正陷入“智能炸彈陷阱”——對精確武器和情報的過度自信讓以色列領導人誤以為，他們不僅能阻止伊朗實現核突破，甚至有能力推翻伊斯蘭共和國政權，但結果往往令以色列的安全形勢更加嚴峻。無論空中打擊多麼精準和密集，都無法確保徹底摧毀伊朗的核項目，更無法為德黑蘭的政權更迭掃清道路。事實上，如果歷史經驗可以借鑑的話，以色列對技術優勢的過度依賴反而會激發伊朗的意志，促使其最終實現與原本相反的目標——成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更危險對手。除非進行（幾乎不可能的）地面入侵，或得到美國的直接軍事支援（川普政府對此態度謹慎），以色列在伊朗及其周邊的軍事“勝利”都可能是曇花一現。
以色列空襲伊朗核設施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擔心伊朗缺乏製造核武器的能力——到2025年，伊朗已經掌握了製造簡單原子彈（如美國當年投放在廣島和長崎的那種）的技術——而是擔心伊朗已經接近獲得製造核彈所需的裂變材料。伊朗有兩條路徑可以獲得這種材料：一是通過在鈾礦、埃斯特凡的鈾氣化廠，以及福爾多和納坦茲的濃縮設施（其中一些已被以色列打擊）對鈾進行濃縮，提升到足以製造核武的純度；二是通過提取核反應堆（如布什爾的運行反應堆）中自然產生的鈈。
以色列在摧毀這些設施方面面臨三大障礙。首先，伊朗大部分核項目（包括鈾濃縮設施）都深埋地下。福爾多設施埋在幾百英呎（一英呎 =0.3048 米）厚的山體之下，納坦茲的新地下設施深度與福爾多相仿，建設多年。到目前為止，以色列並未對福爾多動手，對納坦茲的打擊也僅限於電力系統，而沒有直接摧毀埋於地表75英呎以下的離心機和濃縮鈾儲備。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以色列具備美國研發、重達3萬磅、能徹底摧毀福爾多的深層穿透炸彈的運載能力。至今未打擊納坦茲較淺的地下艙室，說明以色列可能受到美國的限制，或自身火力有限。以色列軍事高層似乎也默認：沒有美國的支援，對福爾多的“決定性打擊”根本不可能。前國防部長加蘭特就強調，美國“有責任”加入以色列打擊伊朗核項目的軍事行動。
那麼如果美國動用“鑽地彈”參戰，會如何？即便川普總統答應了加蘭特請求，對福爾多實施轟炸，即便美方重型鑽地彈真能打穿福爾多最深處，以色列和美國以兩國之力，消除伊朗獲得核武的能力依然面臨重重挑戰。兩國都不可能像“完成任務”那樣，確信伊朗完全失去核能力；相反，美以對伊朗設施的打擊反而會讓美國自己成為伊朗報復的直接對象，而問題遠未真正解決。
其次，除了濃縮設施外，布什爾核反應堆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該反應堆可以改造用於生產核武器所需的鈈。只要反應堆存在，相關風險就無法徹底消除。如果以色列摧毀布什爾反應堆，極有可能導致類似車諾比的放射性污染雲擴散，影響噹地約20萬居民以及波斯灣沿岸的其他人口中心。此舉也可能激發伊朗用彈道導彈對以色列的迪莫納核設施進行報復。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即便對核設施實施大規模空襲，倖存部分及其重建能力仍會留有巨大不確定性。沒有現場檢查，以色列無法精準評估伊朗鈾濃縮能力和現有濃縮鈾的損毀情況。伊朗極不可能允許國際核查組，更不可能讓美國和以色列人員評估損毀細節，或追蹤離心機零部件製造地點。突擊隊雖可嘗試滲透偵察，但將面臨伊朗武裝反擊的高風險。如此一來，即使美國參與，以色列也永遠無法確信伊朗已喪失核能力。伊朗秘密重建核武的疑慮將揮之不去，正如2003年美國因擔心伊拉克暗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發動地面戰爭一樣。
公開資料顯示，伊朗的濃縮鈾儲備足以證明，以色列徹底且永久摧毀伊朗核項目的目標幾乎不可能實現。即便假設以色列已有效摧毀了納坦茲的全部濃縮鈾，福爾多的60%濃縮鈾庫存依然存在。國際原子能機構5月的報告顯示，福爾多的60%濃縮鈾庫存已從2月份的275公斤增至408公斤——只需再進一步濃縮，這些物質足夠製造十枚核彈（製造一枚核彈約需40公斤高丰度鈾）。除非空襲能夠確保摧毀福爾多90%以上的60%濃縮鈾，否則伊朗至少還能保留足夠製造一枚，甚至多枚核武器的裂變材料——更不用說它還擁有276公斤20%濃縮鈾，足夠製造另外兩枚核彈。
由於伊朗濃縮鈾產量大幅提升，要徹底杜絕核計畫重建的可能性，以色列還必須摧毀大量離心機以及離心機製造廠，而這些廠址從未被公開。隨著伊朗努力隱匿剩餘能力，以色列的情報只能依賴越來越模糊的估算，恰恰在伊朗有最大動力加快進度的時刻。結果就是，以色列——那怕有美國協助——也無法確保伊朗真正失去製造核彈的能力。圍繞伊朗秘密重啟核武的擔憂將始終縈繞，就像當年美國因擔憂伊拉克暗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發動伊拉克戰爭一樣。
既然在軍事上無法消除伊朗核能力，以色列為何執著於政權更替？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多次暗示，轟炸行動已讓伊朗政權變得“虛弱”，民眾起義一觸即發。然而，要實現政權更替，遠非炸死高層領導那麼簡單。這意味著不僅要“斬首”伊朗全部高級官員和強硬派，還必須扶持一個願意徹底放棄核武計畫、並承諾永不追求核武的新政權。換言之，以色列必須複製美英1953年推翻摩薩台、扶植巴列維國王那樣的“劇本”。
但不同於1953年美英的政變（依靠本地軍隊），以色列實際上想依靠空中力量“遙控”政權更替，而不是依賴本地勢力。這種做法必然引發廣泛的民族主義反彈，根本不可能真正動搖伊朗政權。歷史證明，僅靠空襲推翻政權幾乎從未成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戰略轟炸”理論一度風靡，寄希望於轟炸能激起民眾起義，迫使政府妥協。但在過去百餘年的40多次空襲實踐中，無論轟炸密集還是分散，都未能有效促使民眾推翻本國政府。
政權更迭是一個過於雄心勃勃的目標。
三十多年前“精確武器”的問世並未改變這一事實。即便擁有高度精準的“智能炸彈”，空中定點清除領導人往往依賴的不只是情報與技術，更多時候還要靠運氣。1986年，美國首次嘗試通過精確打擊“斬首”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Qaddafi）。導彈擊中了卡扎菲的帳篷，但他早已離開現場。卡扎菲聲稱自己的女兒在襲擊中身亡，利比亞隨後於1988年策劃報復，炸燬泛美航空103號班機，導致數百名平民喪生。1991年、1998年和2003年，美國都曾試圖用空襲精確“斬首”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每次都寄望於情報和技術優勢能一擊致命，但均告失敗，直到美軍地面入侵才真正終結了薩達姆政權。
即便空襲真的擊斃了領導人，局勢往往也不會如預期那般簡單。1996年，俄羅斯利用反輻射導彈鎖定車臣領導人杜達耶夫（Dzhokhar Dudayev）通話訊號後將其炸死，但很快，一位更為激進的新領導人上台，將俄軍逐出車臣，三年後俄羅斯又不得不通過一場殘酷的地面戰爭重新掌控該地區。在“精確打擊”時代，唯有空中打擊與本地地面部隊“錘砧配合”時，空軍力量才真正實現過政權更替——比如2001年美軍聯合阿富汗地方武裝推翻塔利班政權，以及2011年推翻卡扎菲。但與美國在阿富汗、利比亞的行動不同，以色列似乎既不願意，也不具備在伊朗進行類似大規模地面作戰的能力來顛覆伊朗政權。
最後，扶持“友好政權”面臨的最大障礙其實是目標國的民眾情感——即民族主義。當本地居民面對外國勢力，特別是外來軍事干預即將掌控他們的國家時，民族主義情緒會迅速高漲。這正是美國試圖在伊拉克、阿富汗扶植民主政權最終遭遇恐怖主義頑強抵抗的根本原因，也是以色列如今征服加薩進展艱難的深層癥結。空襲斬首本地領導人，只會進一步激化這種牴觸心理。民眾再如何不滿現政權，也並不意味著他們就願意接受一個會殺掉他們不同意的領導人的外國主子來統治。以色列其實在自身經驗中已屢屢驗證這一點：每當其“斬首”一名恐怖組織頭目，繼任者從未對以色列更加友善。伊朗也不會例外。
以色列的空中力量無法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計畫；伊朗完全可以在西方情報與監督更加薄弱的情況下，秘密重建其核能力。如果以色列真有發動針對伊朗政權的軍事政變的計畫，恐怕早已付諸實施。沒有美方的介入與支援，以色列只能獨自面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危險的伊朗，而自己卻無計可施。
當前局勢下，衝突正逐步升級為特拉維夫與德黑蘭之間的“城市戰爭”——以色列和伊朗開始對彼此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進行打擊。隨著平民傷亡不斷增加，兩個國家的立場反而可能愈發強硬，後果愈加難以收拾。
而川普政府則在加薩戰爭中進一步縱容以色列，並在核談判前公開威脅要對伊朗採取軍事打擊，如今談判已徹底破裂。二十多年後，美國或許會像當年出兵伊拉克一樣，捲入與伊朗的戰爭。
但美軍介入並非不可避免。如果伊朗保持克制，川普或許會被說服，避免捲入另一場“無休止的戰爭”。畢竟，“9·11”恐襲是華盛頓最終決定對伊拉克發動預防性戰爭的主要動因。在沒有重大挑釁的情況下，很少有美國領導人，尤其像川普這樣極為看重形象的人，願意輕易發起類似的軍事冒險。在那種情況下，以色列將不得不獨自面對伊朗可能秘密發展核能力的風險——最終，它或許無法跳出“智能炸彈的困境”（這裡是指並再次面對依賴空襲所帶來的侷限性），也難以擺脫中東新一輪的泥潭。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