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巨變

在主串流媒體上消失的日子裡,阿根廷仍然在默默發育。

據阿根廷國家統計局的資料,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年增5.8%,成為西半球成長最快的國家。

一季度,阿根廷進口年減42.8%,環比增長17.7%,佔GDP比重飆升至32%,幾乎回歸到了1890年代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阿根廷卻仍能維持連續16個月貿易順差,同樣是近半個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現象。

通膨持續放緩,5月的資料是43.5%,但環比僅上升1.5%,為5年來最慢。

在全球經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這不得不說是亮眼的成績。

不過,當所有資料都在變好的時候,你必須得問一句:代價是什麼?


根據阿根廷國家統計和人口普查研究所(INDEC)的資料,第一季阿根廷失業人口約179萬,經濟活動率、就業率分別只有48.2%、44.4%。

同時,作為放開管制的成果,個體經營者的比例雖然從21.9%增長至23.5%,但也導致未註冊的僱員比例從35.7%上升至36.3%。

就業市場的嚴峻,導致阿根廷的貧窮率從2023年12月的41.7%,一度飆升至54.3%。

大批民眾無法忍受生活品質下降,尤其是本來就反對米萊的左派選民,紛紛走上街頭聚眾示威。

好壞消息都有。

雖然並不能說改革已經成功了;但也絕對不能武斷地認為,從來沒人做過這種事,所以他一定會失敗。

時至今日,所有理智的人都必須承認,米萊的一切操作,並非盲目的民粹主義舉動。

這至少是次偉大的嘗試。

01. 自由的極致

資本產生的收益,需靠時間累積。

教科書上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商品價格成正比,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獲得超額利潤的根源,是利用勞動者剩餘時間產生剩餘價值。

這與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基本上相仿。

奧地利經濟學派則不同,他們認為:資本的積累,並非數量與時間結合順其自然的結果──人的行為才是決定收益的根本原因。

隨著時間的推移,受損耗、通膨、預期等因素影響,人們對當下商品的價值評估,高於未來完全相同的商品。

也就是說,時間本身不但不會給商品增值,反而是一種損耗。

實際利潤必須大於這個損耗,才能維持正向發展。

怎麼保證利潤大過損耗?取決於價格的變動。

而價格的變動,取決於資本結構的不斷最佳化。而這些,歸根結底是人的行為。

只有在人為的引導下,資本才能在市場中完成運作和結構最佳化。

所以,任何對人的行為的干預,都是對市場良性發展的破壞。

一句話概括:

人是理性的,市場是高效率的,價格是唯一的資訊訊號──只要政府不插手,萬物自然歸序。

儘管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的初衷,都是希望市場繁榮。

但各國往往都是透過金融手段促進信用擴張,引誘資本去尋求擴大生產規模,加速財富流動創造繁榮。

由於這種調控和繁榮並非自然發生的,人為造成的供需不平衡遲早會導致產能過剩、財富正常流通難以為繼,經濟蕭條隨之而來。

因而才會呈現會一個個經濟周期。

僅僅從邏輯上看,奧派的理論似乎無懈可擊。

但長久以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都很小眾。

全球各國政府基本上沒有採用的,學校裡也基本上不教。

原因顯而易見。

如果奧派是對的,那麼政府本身的定位就會變得尷尬: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在幫倒忙,沒有他們經濟會發展得更快、更好。

從這個角度來看,奧派對自由化的信仰,其實遠遠超越了經濟領域。

最核心的原因是我們常見的一句話: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

而絕大多數政府機構,並不來源於市場的選擇,當然也不會完全站在市場的角度。

因此對於市場經濟而言,政府所做的一切決策,必然都是不夠合理、不夠有效率的。

將決策權交給市場本身,才能讓效率最高、效益最大。

例如,一個城市要建立那些公共設施和服務,並不是來源於市場的原則,而是政府部門的自行判斷。

居民上繳的稅收價值,理論上在市場上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務;但交給政府機構去統一操作,最終效果一定是大打折扣。

……

總而言之,簡單來說,奧派認為政府機構不僅應該放棄對市場的干預,並否定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必要性……甚至解構了政府這個概念存在的合理性。

米萊的經濟改革,大致上是秉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

“我成為總統不是為了獲得權力,而是把權力還給你們。”

現在回過頭來看,「你們」指的或許不只是具體的每一個阿根廷公民,也是自由市場本身。

當然,後者是由前者的每一個個體所組成。

正如上文所說,所謂將權力還給每一個人,就是讓市場更有效率運轉。

至少表面上,至今為止的新一屆阿根廷政府也確實是這麼做的。

最核心的表現,其實就是以總統的身份,削弱本來應該由他代表的政府機構。

阿根廷上上下下無數被下崗的公務員,此時此刻大概都想質問一句:

02. 陛下為何造反?

現在有個詞,叫作拉美化。

拉美化的表現有很多:

現代國家體制建構失敗、政權更迭、政府腐敗、民粹氾濫、社會治安惡化、貧富懸殊擴大、外交關係不穩定、經濟制度不穩定、法律對產權保護不力、金融開放反覆無常等等…

最明顯的現像是,隨著中產大規模返貧、貧富懸殊擴大,失去了推動國家現代化的中堅力量。

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很可能都是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出了岔子。

即所有拉丁美洲國家普遍的統一特徵:滯後工業化、過度都市化。

阿根廷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例子。

阿根廷的自然資源極其豐富,甚至「阿根廷」這個詞,原本就是白銀的意思。

早從19世紀開始,當地就舉全國之力投入農牧養殖業、被稱為“世界糧倉”,人均GDP躍居全球第六。

富饒的土地帶來的大量財富,自然促進了都市化處理程序,但也抑制了對工業化的動力。

尤其在巴拿馬運河開通後,美洲航線的重要性直線下降,阿根廷立刻就成為“世界的盡頭”,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躺著賺錢。

1946年,貝隆當選阿根廷總統。

競選口號是:反資本主義、反外國資本,擁抱貧民和工人階級。

在實現工業化的關鍵時期,為了兌現承諾,貝隆大力推動各種產業國有化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國外商品進出口,想要實現自循環。

表面上看,這跟閉關鎖國沒什麼兩樣。

本質上,就是加大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

根據奧派的觀點,無論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只要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越多,就必然導致資本運作的效率越低。

同時,由於權力自我集中和封閉運作的本質。

在缺乏有效監督和製衡的條件下,國有企業最終只會往集權、壟斷和威權方面發展,而不是提高本身的競爭力。

事實也確實如此。

無腦國有化的結果,是市場的運作效率迅速下降、所有人都人浮於事,給產業升級帶來了巨大阻力,競爭力越來越低。

但這卻成了寡頭家族的天堂,他們利用公共支出、財政、債務和貨幣印刷制度,瘋狂攫取公共財富,彼此結黨。

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

雖然客觀上,這種模式對國家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主觀上,並非所有人都反對。

甚至在很多時候,大多數人是被支援的。

除了宏大敘事之外,關鍵還是「福利」這兩個字。

僅第一任期內,貝隆就蓋了50萬套房,送給低收入民眾住、圖書館、醫院、學校等基礎設施大量興建,同時大幅提高勞動者薪資。

……

貝隆到底是拯救窮人的英雄,還是拖垮國家的罪人,至今在阿根廷都讚否兩論。

但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施政方式,一定很受選民歡迎。

絕大部分的普通人都是短視的,大家更在乎短期切身利益,而忽略長遠利益。

所以後來的歷屆左派政府,同樣沿用這套玩法,為了填平巨額財政赤字,只有不斷對外舉債、對內超發貨幣。

完善社會福利是好事,但一定要以健康的經濟為基礎,不然只是無根之萍。

搞得經濟崩潰後,國民再選支援自由主義的總統上去。

新總統為了發展經濟只能削減福利開支,立刻又引發民怨。

貝隆主義馬上再度復活,保護主義把自由主義趕下台。

如此循環往復……以至於近半個多世紀,阿根廷政府更迭多達29次。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左右兩派的分歧,本質上、很大程度上就是讓市場更自由、還是更受控制,或者說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

不斷左右橫跳,阿根廷經濟偶爾迴光返照,但衰退的趨勢卻沒啥變化。

政府支出長期超過收入,外債無限增加、貨幣無限超發,通膨不斷上升,匯率一貶再貶。

正如米萊所說的,通貨膨脹稅給民眾帶來極大的痛苦,給市場造成極大的困擾。

到2022年,也就是他上台之前,阿根廷的貧困人口超過1400萬,貧困率超過37%,遊街活動頻發,整個社會也開始急轉向右。

03. 國家是否該退場?

現在再回過頭看。

此時此刻的阿根廷,你既可以認為它仍處於延續半個多世紀的左右橫跳中。

此刻向右,不久後還是會向左。然後在激烈的社會震盪中,下一屆政府又右傾。

繼續循環往復。

但也可以認為,這個國家確實被米萊政府作為奧派理論的試驗場,正在進行前所未有的試驗。

據阿根廷放鬆監管及國家轉型部的資料,總統米萊執政15個月以來,累計解僱近五萬公務員,併計劃再裁掉7萬人。

最終目標是,把中央政府規模從18個部門減少到9個,副部級部門從106個減少到54個…

如此種種,外界稱之為「電鋸式改革」。

正如上文所說,根據奧派的觀點,精簡政府機構表面上是為了節省開支,深層次的目的則是提高資本運轉效率。

至少從資料上,確實是這樣的。

一季度,阿根廷建築業增長了9.9%,貿易增長了9.3%,農業和相關行業增長了6%,採礦活動增長了5.7%,製造業增長了4.2%,各個行業基本都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

國家與政府的概念,並非一開始就有的,未來也一定不會永遠存在。

它是人類這個物種,漫長歷史中的短暫階段。

從曾經的君主制,到現今的民族國家也好、皿煮國家……存在一條明確的暗線:生產力越發達,政府機構擁有的權力越小,逐漸分度給每個個人。

整體上,「國家」這個組織的形成與發展,至今為止的最大原因,是在生產力有限的情況下,規模龐大的「共同體」是獲得利益最高效的方式。

回到現實中,在實現相對無限生產力、每個人本身的素質大幅提高之前,完全無政府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今時今日的生產力,雖然遠遠達不到「無限」的程度,但也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同。

那麼過去沿用了幾個世紀的製度,是否還適用?

姑且稱之為從有到無的過度階段。

在這個階段,政府機構依然存在,但不再具備實際的權力;各類官員也依然存在,但不再擁有任何榮譽性,而是變成純粹的職業。

關鍵的問題就在於,什麼是權力?

政府機構對市場的干預,是權力的體現;那麼,過度自由導致資本過於集中,以壟斷反作用於自由市場,同樣是濫用權力。

兩者本質上並沒有區別。

政府機構的權力和壟斷企業的權力,行使者都是人,而人是不可能完全客觀的,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以對自己有利為出發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讓市場得到無限的自由,最終的結果同樣違背奧派理論的初衷。

自由是好事,但如何解決過度自由帶來的反噬,如何將之限定在一個合理的範疇之內,如何實現有效的監督。

而不僅是經濟理論用於實際必然產生的出入,也是阿根廷正在嘗試解決的事情:從根本上改變了「選官」制度。

阿根廷政府新出台公務員聘用新機制,對年齡劃了一條紅線:必須年滿45歲才有資格參加公務員選拔。

一方面,是摒棄那些只會當官的“職業官員”,他們只會遵守教條和形式主義,外行領導內行人。

如果人到40多歲,依然想從政,要嘛他很有追求,要嘛本身算得上功成名就,想更進一步。

例如前段時間的馬斯克從政,他確實不擅長政治鬥爭,但確實知道怎樣才能提高一個組織的效率。

另一方面,還可以儘量防止官官相授、政治資源變相傳承的情況。

例如,你45歲了,你爸正常來說至少70歲,該退休了。

即便他曾經是官員,退休之後依然能給你部分資源,但裙帶關係畢竟不如在位時那樣牢靠。

如果這些政策能夠持續下去,政府機構乃至其中的每一個人員,他們存在的意義將是為自由市場服務,而不再是自行判斷如何去「調控」市場。

顯然,米萊政府的一系列舉措,與馬斯克精簡美國政府預算、越南精簡行政機構看著類似,其實有本質上的不同。

後者只是想讓政府機構更有效率,並沒有改變政府的職能;前者雖然保留了半數機構,但對政府職員的定位都變了。

後者是過去幾個世紀、在許多國家多次發生過的事,前者則歷史首次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嘗試。

兩者孰對孰錯,目前沒有人能完全說得準。

但前者一旦真的成功,必然會引得其餘經濟體紛紛傚法──不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

正如曾經新生資本力量推翻了王權,自由市場的力量雖然現階段不可能完全取代國家機構,但很可能將其改造成服務自身的機構。

整個世界的運行模式,也將因此重塑。

不論如何,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格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