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 Andreessen：AI 本質是軟體，真正革命並非 ChatGPT，十年內機器人將是地球最大新型產業並帶動中高端就業

在不久前結束的第一屆里根經濟論壇上，a16z 聯合創始人 Marc Andreessen 圍繞 AI 以及美國再工業化的戰略拐點展開了系統性討論。

Andreessen 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技術的深刻轉折點，尤其是 AI 的轉折點正在到來。AI 不再僅限於模型和雲端運算，還將走向“具身化”——也就是機器人。

未來將出現 數十億台機器人在現實中運行、勞動、製造、服務，我們需要大力發展未來的製造業崗位，這些崗位將圍繞機器人系統的設計與製造展開。

AI 正在從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雙極對抗，轉向製造端的硬體之爭。中國實際上複製了“American System”的路徑，通過保護主義和產業叢集的方式重建其工業能力。

美國是否希望繼續成為工業超級強國，是一個政策選擇，而非技術問題。未來 AI 驅動的經濟體將呈現出不同於以往服務經濟的結構，這將牽動貿易、移民、監管等多方面的政策安排。

AI 和能源的崛起可能帶來一個新的產業時代，但美國當前政策在製造業和科技加速之間存在分裂。一方面是傳統製造業復興派，傾向通過關稅和產業激勵推動重工業回流；另一方面是技術加速主義派，更聚焦晶片、AI、能源驅動的新經濟。兩條路徑在川普陣營中也有所體現。

“American System”的本質不只是關稅，而是通過整個產業生態來實現工業叢集與增長，包括主機廠與數千家零部件供應商共同組成的完整鏈條。英國產業崛起靠的是重保護、輕出口，隨後走向自由貿易。美國也曾由麥金利從高關稅走向“互惠主義”，先通過保護培育能力，再以關稅作為談判籌碼獲取外國市場。

從 1870 到 1970，美國經歷了兩輪高速增長。第一輪靠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輪則由太空競賽與電子、電腦技術推動。但自 1970 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增速大幅下降，轉向服務業和金融化，並主動去工業化，這些都是一系列明確政策的結果。這套轉型雖然帶來矽谷、Austin 等地的知識密集型繁榮，但犧牲了更廣泛的經濟基礎。

低增長與去工業化加劇了美國的民粹情緒，因為缺乏經濟增長時，社會資源分配就成為零和博弈，導致社會撕裂。這些問題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化鴻溝中表現得更明顯：大城市成為高知識精英與服務底層的兩極結構，而中產階級被擠出城市，回流鄉村，卻發現鄉村早已沒有新的經濟機會。

今天的城市病根在於“知識經濟”將所有增長集中於都市，造成極端不平衡。農業時代或工業時代資源是分散的，但知識經濟使得精英集中到矽谷、紐約等地，拉高城市生活成本，而中產家庭無法承受。

最終導致的局面是：城市只剩下精英與低收入階層，真正維繫社會穩定的中產階層被制度性排擠。

這是一場制度性重構帶來的地緣社會解構。無論是西雅圖的微軟、亞馬遜高管被本地政客要“國有化”，還是舊金山的系統性崩塌，都是“金融化 + 去工業化 + 知識工作極度集中”的直接產物。歐洲亦然，在巴黎、倫敦等地也出現了“高端精英 + 客戶底層”的結構，整個西方進入“中產出逃、城市失衡”的危險臨界點。

這些都是選擇，而不是不可抗的技術力量或歷史命運。我們總是聽到製造業已經過時、沒必要再搞，但事實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內所經歷的去工業化和能源轉型，都是具體的政策選擇帶來的結果。

比如 1971 年尼克松提出的“獨立計畫”（Project Independence），原計畫在 2000 年前建成 1000 座核電站，讓美國電網全面轉向核能，從而加速電動車普及並擺脫中東能源依賴，結果卻因他本人設立的 EPA 與 NRC 導致計畫失敗，這是一個典型的因監管政策逆轉而錯失產業轉型的案例。

現在華盛頓正在重新評估包括核能、稀土、城市建設等一系列新政策選項。例如，在加州 Solano County，我們已經購入了相當於 4 倍曼哈頓面積的土地準備建設新城市，這些政策性工程的窗口正在重啟。

AI 是一項關鍵變數，也是美國目前最強的戰略領先點之一。但這需要政策配合，否則會因各州的監管立法而被扼殺。比如加州差點在半年前立法禁止 AI，是典型的“自毀長城”。歐洲已基本通過過度監管把 AI 判了死刑，很多 AI 人才正因此遷移到美國。今天 AI 正在美國真實發生，機會窗口完全存在，關鍵是我們要不要抓住它，這是我們的選擇，而非命運安排。

AI 本質是軟體，目前的應用，如 ChatGPT，本質只是移動應用，尚未創造實體就業大潮。但下一波轉折已經開始，那就是“具身化 AI”，也就是機器人。這個趨勢已經在無人機與自動駕駛領域實現：無人機已可自主飛行，自動駕駛汽車已實際運行中。

未來十年將迎來人形機器人等通用機器人大規模落地，形成地球上最大的新型產業，可能比人類歷史上任何產業都大，且需要大量設計、製造、部署的中高端製造崗位。

正確的路徑不是“把舊製造業拉回來”，而是“全力建構未來製造業”，打造超級自動化工廠與機器人供應鏈。

Elon Musk 所說的“外星無畏艦（alien dreadnought）”式超級工廠將成為標準模式，背後是數以千計的新工業品類與地區級產能部署。這將帶來美國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工業革命，釋放全新層級的經濟增長，並從根本上回應“如何振興鄉村經濟”的問題。

AI 只有從“軟體”邁向“硬體”，才能解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撕裂，真正實現廣泛就業與產業平衡。僅停留在軟體，結果只是讓舊金山、紐約、洛杉磯和 Austin 更加富裕，並不會為鄉村帶來新的發展路徑。

新型工業革命不僅將重建美國製造體系，也將重構整個國防產業體系。從戰機、導彈、雷達到供應鏈體系，都需要 AI 驅動的系統重建，AI + 硬體結合帶來的產業級機會已經顯現。

在移民問題上，需要將“低技能”與“高技能”移民完全分開討論。當前一些政策邏輯存在自相矛盾的荒謬，比如一邊說 AI 會替代大量就業崗位，另一邊卻要求再引入 1 億來自第三世界的低技能移民。在 AI + 自動化浪潮下，低技能勞動力的邊際效用正在降低，而我們更需要的是建構新產業的人才密度和研發能力。

真正緊迫的是“高技能移民”政策的變革。AI、機器人、大規模系統工程所需的人才基礎極為稀缺，美國必須吸引全球最聰明的人來建造未來。而當前圍繞大學外籍生、簽證政策、affirmative action 等一系列制度，已在無形中對中產階級家庭產生極大擠出效應，尤其是那些來自非沿海、傳統白人社區的聰明孩子，已幾乎不可能進入頂級大學，這會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

頂尖大學的錄取體系已經演變為“白人 DEI”（贊助人+體育特招）與“少數族裔 DEI”雙重傾斜的結構，中產階級在其中被徹底邊緣化。這背後既是移民結構的變化，也是政治正確驅動的制度性排他，正在深刻改變美國社會的機會結構。

問題根源不是地域分歧，而是數十年來教育、住房、醫療等核心制度的結構性封閉與失能。但積極面在於，美國內部仍有大量人才長期未被教育系統、產業系統充分吸納。他們具備潛力，只是被系統性切斷了機會管道。AI 與機器人革命帶來的高生產率增長，若政策設計正確，有望重新吸納這些人群，形成廣義的“技術全民參與型增長”。

當前真正的瓶頸包括能源（核電重啟）、晶片（產能與裝置）、關鍵礦產、過度監管體系等，這些都清晰明確，關鍵在於執行和政策共識。過去幾十年，凡是被科技深度觸及的行業——如電視、電子遊戲、電子消費品，成本都大幅下降，而住房、醫療、教育這三項美國夢的核心支柱卻持續價格暴漲，原因在於這三者都被高度監管、政府供給限制、需求端補貼三重機制所扭曲。

他還表示，高增長環境讓政治問題更容易解決，讓國家更團結、更樂觀，也讓社會重新相信“下一代可以過得更好”這件事。而解決如醫療這類結構性失控問題，並非沒有案例。

比如眼科手術（如雷射矯正術）作為醫療領域中少數非政府主導、非醫保覆蓋、由個人自費完成的服務，其價格曲線近似摩爾定律，技術快速迭代，價格不斷下降，服務質量不斷提升。這是技術觸達 + 放鬆監管的直接體現，也是醫療、教育、住房等領域可能實現變革的範式樣本

這場戰鬥不在於“技術能不能”，而在於“社會是否願意”。國家必須重新集體選擇是否要推進真正的技術滲透與制度重構，以實現住房可負擔、教育可接入、醫療可普惠的“技術再工業化”未來。 (有新Ne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