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黨】獨角戲｜埃隆·馬斯克與他的“美國黨”

在美國政治中，新政黨的誕生通常伴隨著莊嚴的儀式：一場喧鬧的全國代表大會，一份精心撰寫的綱領，以及一群懷揣共同理想的追隨者。然而，埃隆·馬斯克的“美國黨”（America Party）的問世卻截然不同。它並非誕生於會議大廳，而是宣告於他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X之上。這場政治運動的啟動儀式，是一場由創始人親自發起的網路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5%的投票者支援成立一個新政黨。

隨後，馬斯克發佈了一條推文：“當我們的國家因浪費和貪污而破產時，我們生活在一黨制，而不是民主制。今天，美國黨成立了，為的是把自由還給你” 。這種方式本身就是一段值得解讀的文字——政治被當作一種直接面向消費者的產品發佈，其合法性並非源於草根組織的動員，而是由使用者參與度指標來驗證。

這場政治創業的催化劑，是馬斯克與前總統唐納德·川普之間一場驚心動魄的決裂。導火索是川普力推的一項名為“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的龐大稅收與支出計畫 。馬斯克，這位曾被川普任命為“政府效率部”（DOGE）負責人、被譽為“效率沙皇”的科技巨頭 ，此刻卻調轉槍口，將這項法案斥為“債務奴役”，並將其共和黨支持者譏諷為“豬黨！！”（PORKY PIG PARTY!!）。川普則以牙還牙，不僅威脅要切斷馬斯克的政府合同，甚至暗示可能剝奪其公民身份。正是在這片混亂、個人化且極具現代色彩的爭鬥土壤中，“美國黨”破土而出。

因此，與其說“美國黨”是一個源於廣泛民意的意識形態運動，不如說它是共和黨的一個“個人分支”（personal fork）。當共和黨的主幹（在川普領導下）推出一項馬斯克這位“首席開發者”無法接受的“軟體更新”（即支出法案）時，他便選擇了建立自己的版本。

這場運動的起源與單一法案及其個人化的反對聲音緊密相連。馬斯克的威脅是帶有條件的：“如果這項瘋狂的支出法案通過，美國黨將在第二天成立” 。他的言論主要針對的並非民主黨，而是投票支援該法案的共和黨人，他指責他們背叛了財政緊縮的承諾 。這與其說是一場兩黨之外的第三條道路，不如說是一次黨內分裂。與川普的恩怨情仇構成了這場大戲的敘事引擎，一段曾經的“兄弟情”和“交易夥伴關係” 最終走向破裂。

因此，這個政黨最好被理解為對兩位強權人物之間具體、個人化及意識形態衝突的回應，而非對廣泛社會需求的響應。這是一場派系鬥爭，只不過由於創始人的財富和平台，它得以披上全國性政黨的外衣。

本文旨在將埃隆·馬斯克的“美國黨”解讀為終極的“技術自由主義”（techno-libertarian）項目：一次試圖將顛覆式創新和“第一性原理”思維應用於一個它從根本上誤讀了的政治系統的嘗試。通過審視馬斯克自身充滿矛盾的意識形態、歷史上失敗第三方的幽魂以及美國政治的結構性現實，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黨”並非一個嚴肅的政治載體，而是一份關於21世紀財富、技術與民粹主義怒火融合的深刻評註。

創始人的作業系統：解讀埃隆·馬斯克

任何政治文字的核心都在於其作者。要理解“美國黨”，就必須深入剖析其創始人的政治“文字”——埃隆·馬斯克。他的理念與行為之間充滿了矛盾，而這些矛盾正是其政治項目的驅動力。他以其對“第一性原理思維”（first principles thinking）的執著而聞名——將複雜問題分解至最基本的真理，然後從零開始重構。他將這種方法論應用於治國理政，試圖“拆除政府官僚體系，削減過度監管，並削減不必要的開支” 。這正是他執掌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核心任務。然而，儘管DOGE懷揣著節省數兆美元的宏偉目標，最終實現的成果卻相去甚遠，並因製造混亂、更多地被意識形態而非有效的改革所驅動而備受批評。

馬斯克的整個政治項目，從DOGE到“美國黨”，都基於這樣一種觀念：政府是一個編碼效率低下的陳舊系統，可以通過工程邏輯來“修復”。他將政治問題視為技術問題，認為民主制度中的“低效”——如審議、妥協、制衡——是需要清除的“缺陷”（bug），而非旨在防止獨斷專行的有意設計（feature）。這恰恰體現了他的思維模式：他像一位CEO，在嘗試從內部（作為部門主管）改革“公司”（美國政府）失敗後，決定通過一家新的“創業公司”（第三方政黨）發起一場“惡意收購”。這項冒險很可能失敗，因為政治合法性並非一個待解決的技術難題，而是一份需經協商達成的社會契約。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馬斯克是一位政府補貼的公開批評者，然而他的商業帝國（特斯拉、SpaceX）卻是聯邦合同、貸款和稅收抵免的巨大受益者。川普本人就曾以此為武器，聲稱沒有補貼，馬斯克將“一文不值”。這並非簡單的虛偽，而是技術自由主義世界觀的一個核心特徵：國家不被視為民主夥伴，而被看作是一個有待最佳化的資源池和一套有待規避的規則 。

他的意識形態之旅同樣充滿變數。馬斯克曾將自己描述為“一半民主黨人，一半共和黨人”以及“社會自由派和財政保守派”的中間體。他曾為歐巴馬、希拉里和拜登投過票，但在2022年急轉向右 。

他近期的政治軌跡包括成為川普2024年大選最大的個人捐助者，在全球範圍內支援極右翼運動，並欣然接受“暗黑MAGA”的稱號。這條軌跡揭示了一個事實：他的政治立場與其說是一套連貫的哲學，不如說是一系列實用主義的聯盟和對他所感知的敵人——特別是“覺醒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及他認為扼殺創新的力量——的反應。

最終，馬斯克對X平台的所有權賦予了他一種獨特的權力，模糊了企業與國家權力的界限。他可以通過一次民調來為一個政黨的誕生賦予合法性，放大自己的聲音，並以一種“准國家行為體”的身份運作，同時掌握著軟實力和硬實力。這種權力結構本身就是美國政治中一個前所未有的變數。

往昔選舉的幽魂：一片善意的墳場

任何政治文字都不是在真空中寫就的。“美國黨”的冒險並非創新，而是對眾所周知且大多失敗的政治原型的重混。通過解讀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幾個第三方政黨的故事，我們可以審視馬斯克的政治冒險，並行現一些可預見的失敗模式，而他的項目似乎正準備重蹈覆轍。

西奧多·羅斯福的“公麋黨”（Bull Moose Party）也稱“進步黨”，是第一個幽魂。與馬斯克一樣，羅斯福也是一位極具個人魅力、超越常規的人物。在與時任總統塔夫脫的激烈爭鬥後，他脫離了自己所屬的共和黨。“公麋黨”和“美國黨”一樣，都源於一位領袖的個人信念——即當權派已經失敗。然而，“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擁有一個全面的綱領，旨在抨擊“腐敗商業與腐敗政治之間的不潔聯盟”，並倡導廣泛的社會和民主改革。這使其比馬斯克那個基於個人恩怨的初生平台更具實質內容。

但該黨極度依賴羅斯福的個人魅力。當他在1914年後失去興趣且健康狀況下降時，該黨隨之瓦解。它未能建立一個獨立於其創始人的持久性組織架構。對馬斯克的教訓是：一個建立在個人推特動態上的政黨，其脆弱性不亞於一個建立在個人魅力之上的政黨。

第二個幽魂是羅斯·佩羅（Ross Perot）的“改革黨”（Reform Party），這是最直接的歷史參照。佩羅是一位自費參選的億萬富翁局外人，其競選綱領主張財政責任、平衡預算和杜絕政府浪費。他譴責腐敗的政治體制，吸引了那些感覺被兩黨忽視的選民。馬斯克關於“債務奴役”的言論，正是佩羅當年用圖表展示國債問題的直接迴響。佩羅通過“電視購物節目”和在《拉里·金現場》上的亮相，繞過了傳統媒體。

馬斯克則以一種類似但遠為強大的方式，利用他對X平台的所有權。然而，“改革黨”最終未能制度化。它飽受內鬥和佩羅本人反覆無常的行為（如在1992年競選中途退出，後又在選舉臨近前重新參選）的困擾。至關重要的是，兩大主流政黨收編了他的核心議題——削減赤字——這使得他的政黨在1996年變得無足輕重。

對馬斯克的教訓在於，他所譴責的那個腐敗的“一黨制”體系，在維持自身壟斷地位方面恰恰表現出一種冷酷的效率。這種體系的生存之道並非通過正面交鋒來擊敗威脅，而是通過一種政治上的“吞噬”——即迅速收編和盜用任何獲得民眾支援的新興議題，從而瓦解挑戰者。羅斯·佩羅的改革黨便是最鮮明的歷史教訓。當佩羅在1992年成功地將財政赤字問題推向全國舞台的中心時，兩大主流政黨的回應不是對抗，而是吸收。

到了1996年，當“財政責任”已經成為兩黨共同的口號時，佩羅和他的政黨便失去了最獨特的賣點，其政治生命力也隨之枯萎。因此，“美國黨”面臨著一個致命的戰略悖論：其最大的成功——即迫使全國正視財政紀律——也將是其失敗的開始。一旦該議題獲得足夠關注，兩大黨便會毫不猶豫地採納其說辭，掏空“美國黨”的獨特性，讓選民覺得再無必要將選票投給一個註定無法獲勝的第三方。

最後一個，也是最警示性的幽魂，是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的“綠黨”（Green Party）在2000年的競選。納德的競選活動源於一種信念，即兩大主流政黨在功能上毫無區別——不過是“孿生兄弟”（Tweedledee and Tweedledum）——並且都受制於企業權力。這正是馬斯克“一黨制”批判的理論核心。納德的參選因其“攪局者效應”（spoiler effect）而臭名昭著。他在佛羅里達州獲得的97,488張選票，很可能導致了阿爾·戈爾以僅537票之差輸掉總統大選。

儘管有分析顯示，許多納德的選民本不會投票給戈爾，但“攪局者”的標籤在政治上是致命的，它為選民製造了一種強大的抑制心理。對馬斯克的教訓是：他“集中火力”於少數幾個關鍵選區的策略，無異於主動邀請“攪局者”的標籤。在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為“錯誤”的一方充當攪局者，可能會疏遠他聲稱要代表的“中間80%”的選民。

系統的免疫反應：打破兩黨壟斷

從歷史敘事轉向結構分析，為何第三方政黨總是失敗？答案在於那些如同免疫系統般運作的制度性障礙，它們被設計用來識別並清除對兩黨共生體的威脅。美國的“單一選區多數決制”（single-member, plurality-winner districts），而非比例代表制，是主要的結構性障礙。這一制度不可避免地將政治推向兩個主導政黨的格局（即“迪韋爾熱定律”），並使投票給第三方感覺像是在“浪費選票”。

此外，在全美50個州獲得候選人資格是一項艱巨的法律和財務挑戰，每個州都有其複雜且偏向於老牌政黨的規則。這需要龐大的地麵糰隊和數百萬美元的法律費用，是一個“耗時多年的項目”。由兩黨控制的總統辯論委員會則設定了另一道高牆，要求候選人必須在民調中獲得15%的支援率才能參加辯論。這造成了一個悖論：沒有辯論的曝光度，你無法達到15%的支援率；而沒有15%的支援率，你無法參加辯論。佩羅在1992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參與了辯論；而他在1996年的衰落則因被排除在辯論之外而註定。

最後，儘管馬斯克擁有近乎無限的資金，但競選財務法卻呈現出一個悖論。他可以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如他的“美國PAC”）提供無限資金用於“獨立支出”。但一旦“美國黨”成為一個正式的全國性政黨委員會，它將受到嚴格的個人捐款上限限制（目前為每年44,300美元），這會削弱他最主要的財務優勢。

這些結構性障礙共同構成了一個強大的“免疫系統”，旨在維持兩黨制的穩定。技術樂觀主義者相信顛覆的力量，卻未能充分認識到政治體系獨特的韌性。與可以被更優越產品顛覆的市場不同，政治體系是一套自我延續的規則。馬斯克的策略似乎假設一個更好的“產品”（一個中間派、財政穩健的政黨）自然會贏得市場份額，卻忽略了這個“市場”本身就是由兩個佔主導地位的競爭對手精心設計的，以阻止新進入者。矽谷的顛覆精神在這裡遭遇了它的“盲點”。

馬斯克用“集中力量”破解“一黨制”的說法，彷彿這是一個工程問題。然而，第三方成功的障礙並非市場效率問題，而是結構性和法律性的：贏者通吃、候選人資格、辯論規則。這些不是待最佳化的低效環節，而是兩黨壟斷集團築起的高牆。因此，馬斯克的項目揭示了“技術威權主義”心態中常見的範疇謬誤：將民主視為一個思想市場，以為最佳理念終將勝出，而非一個由明確偏袒現任者的規則所支配的權力協商過程。他的財富可以為他買來一個擴音器，但本身卻無法重寫美國憲法和兩百多年選舉法的原始碼。

一個人的“一黨制”

無論選舉結果如何，“美國黨”都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一座紀念碑，鐫刻著一個深刻政治幻滅、科技寡頭崛起和政治衝突個人化的時代。馬斯克聲稱要“集中火力”於少數幾個關鍵選區的策略，本質上就是經典的攪局者策略。他會從因川普揮霍無度而疏遠的MAGA右翼那裡分票嗎？還是會吸引那些厭惡“一黨制”的溫和派民主黨人和獨立選民？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他只會讓政治算術變得更加混亂，使自己成為他聲稱要反對的那種不負責任的、破壞性的力量。

“美國黨”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它是一場由世界首富領導的反精英運動；一次由企業福利巨頭掀起的財政紀律呼籲；一場通過個人單方面法令發起的“自由”運動。它最終是一個“一人的獨角戲”（Uniparty of One）。

“美國黨”的真正意義或許不在於它能贏得多少選票，而在於它迫使我們思考的問題。當公共廣場被一個政治行動者所擁有時，意味著什麼？技術萬能論在民主制度中的邊界何在？當矽谷的“顛覆者”們重塑了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後，最終將他們完整、無情的目光投向國家本身時，又會發生什麼？

“美國黨”與其說是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如說是它們最令人警醒的症狀。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一個如此破碎的政治體系，以至於一個億萬富翁的雷霆之怒，竟能被誤認為是一場革命。 (一杯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