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史蒂芬·米勒的冷酷野心

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怒不可遏。那是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就職幾個月後，身為白宮高級顧問的米勒堅信，聯邦政府在遏制非法移民方面遠遠不夠。於是，他馬不停蹄地展開了一連串會議、電話和電郵溝通，深入聯邦官僚體系。據一位國土安全部前官員透露，他對部門中的中低層官員大加斥責。米勒告訴這些官員，若想保住工作，就必須執行一項新政策：以強行將父母與子女分離的方式，懲罰無證移民家庭。

然而，這些要求並未得到執行。原因是，時間尚在2017年，彼時國土安全部長約翰·凱利（John Kelly）已向下屬發出指令：除非得到了他本人的批准，否則一律不得照辦米勒的命令——畢竟，在兩人中，只有凱利是經由美國參議院確認的合法部門主管。

時間快進至八年後的今年五月。如今身為白宮副幕僚長的米勒，依然怒氣衝天，他親自前往華盛頓的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總部，對官員們發火，痛批他們遣返移民的數量遠遠不夠。他告訴他們，別再只盯著那些幫派成員或暴力罪犯的“目標名單”，而應該直接去勞工聚集的Home Depot門店、或便利店7-Eleven，逮捕現場遇到的所有無證移民。

這一次，官員們照辦了。ICE的執法行動迅速升級，在全國範圍內突襲餐廳、農場與工作場所，日均逮捕人數一度突破2000人。今年6月初，洛杉磯Westlake街區的一次突襲引發抗議，川普不顧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反對，出動數千名國民警衛隊士兵與海軍陸戰隊員進駐該市。

從觸發抗議的突襲執法行動，到以軍事化手段平息抗議的鎮壓反應，這場危機幾乎完全出自米勒一手。他在川普政府中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見一斑。據報導，當天陪同米勒造訪ICE總部的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幾乎事事聽命於他。一位川普顧問稱：“現在真正在管國土安全部的人，是史蒂芬。”

而司法部長潘·邦迪（Pam Bondi）整日忙於上福克斯新聞節目，幾乎完全放棄了對司法部的管理權，使得米勒事實上成為“代理司法部長”。正如保守派法律學者愛德華·惠蘭（Edward Whelan）所言，“他才是真正的司法部長”。在白宮內部，幕僚長蘇茜·懷爾斯（Susie Wiles）既不熟悉政策，也提不起興趣——“她每天都像在製作一檔真人秀節目，”另一位顧問說，“而且節目效果還真不錯。”於是，在政策上，米勒幾乎成為最終拍板者。

傳統觀點認為，川普的第一任期與第二任期之間最大區別，在於後者中的川普不再受任何限制。米勒亦然——如今的他是川普最有權勢、也最被授權的顧問。隨著《大政策法案》（大而美法案）的通過，ICE的預算進一步膨脹，足以執行米勒設想的“移民戰役”，某種意義上也使其成為米勒的“私人軍隊”。

米勒的影響力早已超越移民議題，延伸至高等教育、跨性別者權益、反歧視法律乃至外交政策等多個領域。

現年39歲的米勒，既是堅定的意識形態信徒，也是冷血的官僚鬥士。他自詡為唯一能真正貫徹川普激進政策藍圖的人。保守派活動家克里斯托弗·魯弗（Christopher Rufo）表示：“史蒂芬·米勒把川普的直覺式政治轉化為一整套連貫的意識形態綱領。他就是川普第二任期最需要的那個人。”

川普第一任期初期曾任白宮首席策略師的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把米勒比作里根政府的預算主管戴維·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後者曾以大刀闊斧削減聯邦預算而聲名遠播。但班農說，即便是斯托克曼，也比不上如今的米勒。“我不確定還有誰，”他說，“能擁有像他這樣的權力。”

實際上，米勒如今的所作所為，似乎不僅是為川普“抓住時機”，也是在為自己打造更激進、系統化的政策議程——一個甚至比總統本人更極端的藍圖。那麼問題來了：川普是否真正認同米勒的這套主張？

史蒂芬·米勒的“政治出身傳說”如今早已人盡皆知。他成長於加州聖塔莫尼卡——一個自由派濃厚的飛地，父母是富裕的猶太裔民主黨人。而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米勒卻刻意打造出自己“保守派挑釁者”的身份標籤。早在高中競選學生會時，他就祭出一條引人注目的政綱：指責校內清潔人員“工作不力”。在競選演講中他這樣質問道：“難道只有我一個人受夠了整天被人要求撿自己扔的垃圾？明明學校花錢請了一堆清潔工來幹這些事，不是嗎？”

正是在成長過程中，米勒形成了對社會更宏觀的批判。他眼看左翼力量在加州取得控制權，並將其在他看來變成了一個“失敗的州”——而這一失敗，他認為，正是移民所導致。多年後他解釋說，正是加州的經歷使他得出結論：“大規模移民會將政治向左推移”，而美國正因大規模移民而“加州化”。“右翼的一個基本疑問——也是米勒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是一個只會不斷左移的棘輪機制？”也在加州長大的魯弗說，“如果我們的民主制度只會左傾，那其實是在質疑民主本身的根基。”而米勒不接受歷史必然左轉的觀點。在他看來，歷史像鐘擺，可以被反向推動。他的使命，就是將鐘擺推回右邊。

從杜克大學畢業後，米勒先在國會山擔任共和黨助理，2016年加入川普的總統競選團隊，成為他的首席（也是一段時間內唯一的）演講稿撰寫人。川普當選後，米勒被賦予制定移民政策的任務。他立志減少一切類型的移民，不僅僅是非法入境者。這一目標，異常艱難。

正如他早期推動“家庭骨肉分離”政策遭遇挫敗一樣，米勒的其他舉措也屢屢受阻。他與班農聯合起草的“穆斯林旅行禁令”第一版被法院叫停。儘管最高法院最終通過了修改版，但米勒仍覺得許多該被列入禁令的國家被遺漏了。他凍結庇護申請、試圖動用FBI執行移民突襲、甚至提議將關塔那摩監獄用作移民拘押中心——這些舉措都被認為違法或構想不當，因此遭到政府內部抵制。

在許多前同僚紛紛跳槽做說客和顧問時，米勒選擇繼續戰鬥。他創辦了一個名為“美國優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 AFL）的組織，這是多個由川普舊部發起的智庫之一，如由前預算局長拉塞爾·沃特（Russell Vought）創辦的“重塑美國中心”（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前內政政策顧問布魯克·羅林斯（Brooke Rollins）牽頭的“美國優先政策研究院”（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以及由保羅·丹斯（Paul Dans）領導的傳統基金會“2025項目”。

“美國優先法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以訴訟為主要手段。“他很清楚，法律戰將成為核心戰場。”班農這樣評價米勒。這個組織可視作保守派版本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後者在川普第一任期內對其發起了413次訴訟。而米勒通過AFL對拜登政府發起了一系列法律挑戰，目標包括：為少數族裔農民和餐飲業者提供救助、支援LGBTQ+學生權益、擴大投票權等政策。後來，該組織還對IBM與美國航空等公司因多元化政策提出民權投訴。

米勒當時解釋說，他們採取這套法律策略，是為了對抗“針對白人、亞裔、印度裔和猶太裔美國人，基於膚色與族裔血統的陰險且赤裸的歧視”。儘管近年來他痛批針對川普政策發佈的“全國性禁令”是“司法暴政”，但他所主導的“美國優先法律”卻在起訴拜登政府時頻繁主動尋求這類禁令，甚至將其視為勝利而公開慶祝。該組織的訴訟幾乎都提交至德克薩斯州北區聯邦法院——那裡的法官大多由共和黨總統提名，包括川普本人任命的人選。

川普贏得連任後，米勒帶著在第一任期及中間過渡期獲得的“教訓”重新歸來。當過渡團隊官員向他徵詢移民相關崗位（DHS、ICE、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人選建議時，米勒立即提交了一批名單。他甚至還推薦了國務院、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教育部的人選。米勒解釋道，這些職位表面看似與移民無關，但他從第一任期中領悟到，這些部門的阻力同樣會影響移民議程——這一次，他要確保安排自己人入駐。

米勒與AFL首席律師吉恩·漢密爾頓（Gene Hamilton）密切協作，後者曾在白宮任高級法律顧問五個月，隨後重返AFL。他們起草或直接推動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行政命令。這些命令涉及米勒新擴權範圍下的諸多議題：例如終止聯邦政府內的DEI（多元、公平與包容）和環境正義項目；發佈政府僅承認“男性”與“女性”兩個性別的公告；撤銷對家用電器（如淋浴頭、燃氣爐）的節能規定。

其中一些行政命令仍聚焦於他最鍾愛的議題——移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項試圖終結“出生公民權”的行政令。但他最具野心的一步，是促使川普簽署一項總統公告，援引1798年《外國敵人法》（Alien Enemies Act），以“阿拉瓜火車”（Tren de Aragua）黑幫成員為由，驅逐委內瑞拉移民。

米勒是在“美國優先法律”任職期間發現《外國敵人法》的。他在2023年接受播客主持人克雷·特拉維斯（Clay Travis）與巴克·塞克斯頓（Buck Sexton）採訪時，盛讚這部法律：“這項法律自約翰·亞當斯總統時代就存在，它允許在宣佈某國對美構成入侵、掠奪性侵擾或侵犯狀態時，將該國年滿14歲的外籍人士驅逐出境，且無需提供正當法律程序。”（米勒稍有誤讀：該法實際上僅適用於“14歲以上的外籍男性。”）自2月以來，米勒已利用該法將近140名委內瑞拉男子在未經過法律程序的情況下驅逐至薩爾瓦多監獄。儘管聯邦法官數次裁定這類遣返違反法律，米勒仍堅稱法院在此事上“無權過問”。

這一戰略不禁令人聯想到一位前高級政府官員2019年對我講過的話：川普在移民政策上的基本直覺是，“先做了再說，如果被告就被告吧”。這位官員說：“對他來說，一切都是談判——彷彿打官司是第一步，就像他在私營企業裡習慣的那樣。但聯邦法律不同，當你違反聯邦法時，並沒有‘庭外和解’這一步。”如今，在米勒主導下，伴隨一個愈加“配合”的最高法院——最近還限制了聯邦地區法院發佈普遍性禁令的權限——川普有關聯邦法“可以突破”的信念似乎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印證。

擺在米勒面前的挑戰，是他究竟能將這種權力維持多久。他能在川普團隊中常駐不倒，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他的無情與精明。在川普的第一任期中，米勒先後拋棄了兩個昔日盟友——最初將他引薦至川普陣營的班農，以及他在參議院時的老上司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二人一旦失寵，米勒便與之切割。相反，他轉而與賈裡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和伊萬卡·川普（Ivanka Trump）結成聯盟。他在白宮內惡名遠颺，常在川普面前中傷同僚。

在一則洩露的加密群聊記錄中，參與者包括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時任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茲（Mike Waltz）、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副總統J.D.范斯（JD Vance）等高級官員。唯一對川普下令空襲葉門胡塞武裝提出異議的人，是范斯。一位川普顧問指出，那是因為這群人中，只有范斯是民選官員，其餘人都是總統任命，若在米勒面前與川普唱反調，職位便岌岌可危。

與此同時，米勒也是阿諛奉承的典範。在這個崇尚拍馬屁的政府中，他的奉承功夫依然出類拔萃。今年四月，在川普“翻轉”關稅立場後不久，米勒在X平台寫道：“您所見的，是美國歷史上總統最偉大的經濟主戰略。”去年在播客節目中被問到最喜歡的80年代動作片，他回答是尚-克勞德·范·達美（Jean-Claude Van Damme）主演的《血戰》（Bloodsport）——一個頗為冷門的選擇，但也許不難理解：川普本人曾稱《血戰》是“一部不可思議、非常棒的電影”，且在私人飛機上反覆觀看。那位過渡官員告訴我，說川普將米勒視為“不可替代”固然言過其實（畢竟川普圈子裡沒有人真是不可替代），但米勒長期深度參與川普的政治運作，確實讓總統難以想像沒有他會是什麼樣子。

然而，米勒的權力最終可能因比辦公室政治更深層的因素而崩塌。

要將“川普主義”翻譯成連貫的意識形態教義，本身就是一項棘手的工作——正如MAGA陣營中孤立主義派系在美軍空襲伊朗後遭遇的認知混亂。米勒或許是這個“翻譯工程”中做得最出色的人之一。他在關鍵時刻也展現出必要的靈活性，能適應川普的反覆與矛盾。在第一任期內，當政府中的自由貿易派贏得總統信任後，米勒放棄了他曾堅持的保護主義立場。當我問那位第三位顧問，米勒在外交政策上的真實立場時，對方說：“他的立場，就是總統現在腦子裡想的那個立場。”

但在內政議題上，特別是移民方面，米勒就要強硬得多。在川普的第二任期裡，米勒主導制定了一系列極端立場：從ICE的大規模突襲，到動用《外國敵人法》，甚至提出可以在特定情況下暫停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以拘押疑似無證移民。川普似乎也樂得由米勒扮演“移民狠人”的角色。第一任期內，每當有人勸他在移民問題上採取溫和路線，川普總會開玩笑說：“米勒不會答應的。”去年一次競選會議上，他還打趣說：“要是讓米勒做決定，美國人口大概只有一億，而且每個人都長得像他。”儘管這是笑話，卻也折射出一項嚴肅現實：在移民議題上，“米勒主義”是一套比“川普主義”更連貫的思想體系。

米勒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限制派”，主張全面減少美國移民規模，而川普本人卻不時表達不同立場：他曾支援高技能移民的H-1B簽證；提出“川普金卡”計畫，允許外國富豪花500萬美元買綠卡排隊；也對ICE突襲對農業與酒店業的衝擊表示過遺憾。事實上，今年6月初，由於ICE行動引發巨大反彈，川普宣佈農業與酒店行業不再作為突襲目標——但在米勒的強力遊說下，他又反悔了。儘管只是小小一折，卻已透露出一絲潛在裂痕——尤其是當米勒主導的移民政策持續遭遇民意反對時。昆尼皮亞克大學最新民調顯示，57%的美國人不滿川普的移民政策，而這曾是他的政治強項。

不過，就目前而言，米勒先生和川普先生似乎步調完全一致——這意味著米勒先生已經取得了他在川普第一個任期內做夢也想不到的成功和滿足感。

去年，在另一次接受特拉維斯先生和塞克斯頓先生的播客採訪時，米勒先生告訴兩位主持人，如果川普先生重返白宮，大家可以期待看到什麼。

“你們每天早上都會興奮地從床上跳起來，就為了看看邊境發生了什麼，看看移民執法有什麼新動向。你們會把鬧鐘調早兩個小時，只為能多享受兩小時的白晝，觀看驅逐（非法移民的）航班起飛，”他說。

“你們就會那麼興奮。那場面將會如此美妙。”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