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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建黨後第一時間請教了他，要用孟子思想治國？
在川普通過大美麗法案之後，馬斯克宣佈要成立一個新的政黨——美國黨。據熟悉馬斯克的人私下表示，他對組建第三政黨的想法是認真的，但還不清楚他怎麼開始規劃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馬斯克面臨一個直接的挑戰，就是找到盟友，既要有能力，還要願意冒險。因為任何人和他走到一起，都會遭到川普或民主黨的報復。
於是，馬斯克請教了一個有點意外但又沒那麼意外的人物。
柯蒂斯·雅文，筆名黴菌孟子（Mencius Moldbug），一個邊緣或幕後人物。
據紐約時報報導，馬斯克上周聯絡了雅文，就在2028年中期選舉前啟動新政黨的任務進行了交流。
雅文是所謂“科技右派”中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因其對美國傳統民主制度的公開厭惡而備受關注，他最為人所知的身份可能就是君主制的倡導者。
雅文有一個極具挑釁性的觀點，他認為美國的民主已經走到了盡頭，由一位CEO——實質就是一位獨裁者——來管理國家會更好。
早在2011年，雅文就表示川普是“最符合美國君主特質”的兩人之一。2022年，他甚至建議，如果川普再次當選，應任明馬斯克來執掌行政部門。
雅文和馬斯克的私交並不深，但他被認為是矽谷大佬們的“馬基雅維利”。他的朋友包括彼得·蒂爾和馬克·安德森等科技領袖，副總統 J.D. 范斯也曾引用過他的文章。蒂爾和當時擔任安德森·霍洛維茨合夥人的巴拉吉·斯里尼瓦桑在讀了雅文的部落格後與他結為朋友。
美國國務院的一位官員說，“有些人天生就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尼采稱他們為‘時代之人’。柯蒂斯就是這樣的人。”
介紹下雅文奇怪的筆名，黴菌孟子（Mencius Moldbug）。
Mencius (孟子/孟修斯):
致敬東方的儒家思想家： "Mencius" 指的是就是中國的孟子。雅文對前現代的、非民主的政治結構，特別是等級制和君主制，表現出濃厚興趣。
他引用孟子，並不是贊同他“民為貴”的思想，而是借用這位儒家聖賢的形象，來像征一種與西方民主傳統截然不同的、更強調秩序、德治和等級的古老政治智慧。這為他的“反動”（reactionary）立場提供了一種古典和非西方的思想參照。
Moldbug (莫爾德巴格):
這個詞據雅文自己及外界分析，是來自一個造字遊戲。它很可能演變自"gold bug"。
Gold Bug (金甲蟲/金本位支持者):在美國政治語境中，"gold bug" 最初指19世紀末堅決擁護金本位的政治派別，他們通常思想保守，反對通貨膨脹和中央銀行。這個詞後來引申為持有非主流、有時被視為陳舊或頑固的保守經濟/政治觀點的人。
Moldbug (黴菌蟲):雅文將 "gold" 換成 "mold"（黴菌），這帶有一種自嘲和挑釁的意味。"Mold" 象徵著陳舊、腐朽、被遺忘在角落的東西。通過這個詞，他似乎在暗示，他所挖掘和提倡的，正是那些被現代“進步”思想視為發霉、過時的前現代政治思想。
總之，"Mencius Moldbug" 這個筆名可以解讀為：一個挖掘並信奉著被現代社會視為陳腐（Moldbug）的、源自東方古典智慧（Mencius）的政治哲學的人。這個名字本身就概括了他思想的核心：從古老、非民主的傳統中尋找解構和替代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案。
剛好，不久前，紐約客發表了一個關於柯蒂斯·雅文的長篇特寫，談他是如何謀反美國的。一起認識下這個最能體現美國時代精神的黴菌孟子。全文22000字。
Curtis Yarvin’s Plot Against America
The reactionary blogger’s call for a monarch to rule the country once seemed like a joke. Now the right is ready to bend the knee.
柯蒂斯·雅文的“反美陰謀”
極右翼部落格作者曾呼籲由君主統治美國，一度被視為笑談，如今右派卻開始準備俯首稱臣。
by Ava Kofman
2008年春夏之交，當時的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還登記為民主黨人，一位匿名博主以“黴菌孟子”（Mencius Moldbug）之名，在網上連載了一篇標題為《寫給開明進步主義者的公開信》的宣言。這封長達12萬字的“公開信”帶著一個前信徒憤世嫉俗的口吻寫成，主張平等主義不僅無助於改善世界，反而是造成多數問題的根源。
黴菌孟子認為，他那些自詡為“正義之聲”的讀者之所以對此毫無察覺，是因為媒體與學術界共同（儘管可能是無意地）維護著一種自由派共識。對此，他賦予一個稱謂：大教堂（the Cathedral）。
黴菌孟子主張徹底摧毀“大教堂”，對社會秩序進行一場全面“重啟”。他提出要“清算民主、憲法與法治”，最終將政權轉交給一位首席執行官式的領袖（他建議可以是史蒂夫·賈伯斯或馬克·安德森那樣的人），把政府轉型為“一個重度武裝、超高利潤的公司”。
這個新政權將出售公立學校、摧毀大學、取締新聞媒體，並監禁所謂的“非文明人口”。它還將大規模解僱公務員（黴菌孟子後來稱此政策為 RAGE，即“讓所有政府僱員退休”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並終止國際關係，包括安全承諾、對外援助和大規模移民。
黴菌孟子也承認，他的藍圖能否實現，取決於那位首席執行官的理智程度：“顯然，如果他或她是希特勒或斯大林，我們就只是重建了納粹或斯大林主義。”不過，他不屑於那些二十世紀獨裁者的失敗，認為他們太依賴群眾支援。對他而言，任何建立在大眾激情上的合法性，都註定會陷入不穩定。
雖然批評者稱他為“技術法西斯”，但他更喜歡自稱“君主主義者”或“詹姆斯黨人”（Jacobite）——致敬17至18世紀堅持君權神授、反對議會制度的詹姆斯二世支持者。法國大革命是許多反動思想家的死敵，而黴菌孟子則認為，英美兩場革命本身就走得太遠了。
儘管黴菌孟子在《公開信》中對“群眾”毫無好感，但他仍暗示他們尚可派上用場。“共產主義的終結，並不是靠安德烈·薩哈囉夫（Andrei Sakharov）、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和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這些人完成的，”他寫道，“真正需要的是‘哲人’與‘群眾’的結合。”他認為，招募群眾的最佳地點，就是網際網路——這是一個極具遠見的判斷。
很快，黴菌孟子的部落格《不合格的保留意見》（Unqualified Reservations）開始在自由意志主義技術人員、心懷不滿的官僚和自封為“理性主義者”的圈子中流傳開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新反動主義”（Neo-reaction）——又稱“黑暗啟蒙”（Dark Enlightenment）——這一網路思想運動的先鋒。儘管極少有人真的成為君主主義者，但他們對歐巴馬時代那種“自我鼓舞式進步主義”的厭惡，卻在黴菌孟子的異端思想中找到了共鳴。
他最有影響力的概念之一，就是借用電影《駭客帝國》（The Matrix）中男主角基努·裡維斯（Keanu Reeves）的“紅色藥丸”（red pill）隱喻，號召讀者從意識形態的沉睡中醒來，面對令人不安的真相。
2013年，科技新聞網站 TechCrunch 發表了一篇題為《支援君主制的程式設計師》的文章，揭示了“黴菌孟子”的真實身份：舊金山一位40歲的程式設計師——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
在試圖重新設計美國政府的同時，雅文還設想打造一個全新的電腦作業系統，作為未來的“數字共和國”。他創辦了一家名為 Tlon 的公司，取名源自博爾赫斯小說《特隆，烏克巴，奧比斯·特提烏斯》（“Tlön, Uqbar, Orbis Tertius”），該故事描述了一個秘密社團創造的虛構世界最終侵蝕現實。
在為這家初創企業籌資的過程中，雅文儼然成了矽谷大佬們的“馬基雅維利”，他們普遍認同雅文的看法——世界會更好，如果由他們來統治。Tlon 的投資者包括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和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後者由億萬富翁彼得·蒂爾（Peter Thiel）創立。
蒂爾和當時擔任安德森·霍洛維茨合夥人的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在讀了雅文的部落格後與其結為朋友。儘管我看到的郵件顯示，他們當時對公開與他產生聯絡頗為猶豫。2014年，蒂爾在郵件中寫道：“我們現在被牽扯在一起，會有多危險？好在有一點值得安慰：這些人”——指的是社會正義戰士（social-justice warriors）——“就算被陰謀扇了耳光也不會相信它存在（這大概正是左翼衰落的最好寫照）。把我們聯絡起來，反倒讓他們看起來很瘋狂，而他們自己心裡也清楚。”
十年過去，如今的“川派右翼”日益擁抱強人統治，雅文與矽谷及華盛頓精英的關係已不再是秘密。2021年，時任副總統、曾在蒂爾風投公司任職的J·D·范斯（J. D. Vance）在一檔極右翼播客中引用雅文的話，主張未來的川普政府應“解僱所有中層官僚和行政國家中的公務員，用我們自己的人取而代之”，並在法院反對時“無視判決”。
作為安德森·霍洛維茨的負責人之一、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 DOGE）的非正式顧問，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也開始引用他這位“好朋友”的言論，強調要由“創始人型人物”來整頓我們“失控”的官僚體系。而政府人事管理辦公室新任總法律顧問安德魯·克洛斯特則表示，用忠誠者替代公務員將有助於川普打擊“大教堂”。
“有些人天生就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尼采稱他們為‘時代之人’。柯蒂斯就是這樣的人。”一位自“黴菌孟子時代”起就開始閱讀雅文文章的國務院官員告訴我。早在2011年，雅文就表示川普是“最符合美國君主特質”的兩人之一（另一位是克里斯·克里斯蒂）。2022年，他甚至建議，如果川普再次當選，應任命埃隆·馬斯克來執掌行政部門。
在與朋友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的播客中，雅文主張應關閉哈佛等“公民社會機構”。安東目前是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雅文在節目中說：“你不可能一邊做凱撒，一邊還讓別人操縱現實界，這簡直是荒謬透頂。”
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裡，雅文或許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網路怪人，一個數位化的德·梅斯特爾（Joseph de Maistre，19世紀反動思想家）。但現實中，他已成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非自由主義思想家之一，為“第二任期川普政府”的思想原始碼提供了“工程支援”。
“雅文推動了奧弗頓窗口的移動，”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尼希爾·辛格（Nikhil Pal Singh）對我說。他認為，雅文讓那些原本被視為“不可言說”的極端思想重新回到主流話語，為瓦解“行政國家”和“戰後全球秩序”勾畫出路線圖。
如今，這些想法已在“DOGE”中成為現實，川普也開始自稱“國王”，你可能會以為雅文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相反，過去幾個月裡，他一直焦慮不安，擔心機會被浪費。“如果你現在因為川普而亢奮，那就盡情享受吧，”他在大選後兩天寫道，“這是你能硬起來的最高點了。”
許多人視之為美國民主史上最危險的一擊，雅文卻不以為然，認為這只是軟綿綿的“氛圍政變”（vibes coup）。他堅信，若不徹底完成一次真正的獨裁接管，勢必引發強烈反彈。最近與我對話時，他引用了法國“恐怖統治”支持者、哲學家路易·德·聖茹斯特（Louis de Saint-Just）的一句話：“一個人如果只完成一半的革命，那就是在給自己挖墓。”
今年年初，雅文（Yarvin）來到華盛頓特區“慶祝政權更替”，我和他共進了一次午餐。他穿著一貫的裝束：牛仔褲、切爾西靴、皺巴巴的襯衫外套著一件機車皮夾克。他吃了幾口加了香脆洋蔥圈的芝士漢堡後，便把盤子推開。他解釋說，去年自己在與右翼評論員理查德·哈納尼亞（Richard Hanania）就君主制與民主制孰優孰劣展開爭論之後，決定開始服用類似 Ozempic（譯註：一種減重用藥）的藥物。
“我在幾乎所有方面都擊敗了他，”雅文一邊用叉子撥弄盤中的番茄一邊說，“但他有一個巨大的優勢——他不胖，而我胖。”
從結果看，注射似乎起了效果。我吃飯時，他的手機不斷跳出資訊，有些是朋友稱讚他“脫胎換骨”的。他剛剛登上《紐約時報雜誌》的採訪報導，配圖是一張情緒濃重的黑白肖像。直到最近，雅文那一頭披肩亂發和總是不合身的衣著還讓他看上去對外貌毫不在意。
如今，皮夾克在身、髮型凌亂得剛剛好，他冷冷地凝視鏡頭。他的朋友、白人民族主義網站作家史蒂夫·塞勒（Steve Sailer）說，他看起來像“第五位拉蒙樂隊成員”（the fifth Ramone，譯註：Ramones 是美國朋克樂隊，以亂發皮衣形象聞名）。
現實中和文字中一樣，雅文總是表現得自信張揚，幾乎讓人插不上話。他的朋友、右翼科學部落格作者拉齊布·汗（Razib Khan）說：“當‘拉比’在講話時，你就得讓‘拉比’講完。”雅文的朋友和家人也承認，他在溝通方面還有成長空間。他說話總是單調斷斷續續，很少正面回答問題，還常常突然跑題。他話還沒說完，思緒就被別的東西吸引，像一個不斷提示“更快路線”的 GPS。
至於那次《紐約時報》的採訪，雅文倒是鬆了一口氣。“我主要的目標是：怎麼不破壞我和別人之間的關係？”他說。多年來，雅文的主要身份是“蒂爾宇宙”（Thiel-verse）的御用思想家——這是圍繞科技富豪彼得·蒂爾形成的一個由非主流企業家、知識分子和跟班組成的網路。他提到，一位商人朋友曾向記者抱怨蒂爾沒給他公司投夠錢。“那就像是一次出局機會，而他真的就出局了，”雅文故作誇張地嘆了口氣。
他的第二個目標，是“觸達《紐約時報》的讀者群”。這聽起來頗令人意外——畢竟他曾主張政府應關閉這家報紙。“我傾向於與那些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人溝通，”雅文解釋說。
他喜歡講述父系祖父母的故事：一對來自布魯克林的猶太共產主義者，1930年代在一次左翼集會上相識相愛。（至於母系祖父母——來自塔裡敦、夏天在楠塔基特島有別墅的新教上層 WASP——他則幾乎隻字未提。）“美國共產主義當年的氛圍是：‘我們比他們智商高30分，我們註定會贏。’”他說，“就好像所有天才兒童組成一個政黨，要去統治世界。”
雅文的父母是在布朗大學相識的，他的父親赫伯特（Herbert）當時正在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赫伯特未能獲得終身教職（“太傲慢了，”雅文評價道），於是試圖寫“偉大的美國小說”，之後又加入外交體系，成為一名外交官。在那幾年裡，雅文一家曾生活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和賽普勒斯。赫伯特對政府工作始終持懷疑態度，而雅文顯然繼承了這份不屑——他多次主張關閉美國駐外使館。如今，國務院也正在考慮在部分歐洲和非洲國家實施這一策略。
關於童年，雅文談得很少，但朋友與家人告訴我，他的父親可能相當嚴厲、專橫、難以取悅。“他用鐵腕掌控這個家，”一位熟悉內情的人說，“整個家庭都在他控制之下。”（雅文對此激烈反駁。他說，真正控制慾強的人往往內心缺乏安全感，“而這絕不是我父親的樣子”。他認為用“固執”、“強勢”和“令人敬畏”來形容父親更為貼切——“就像一個好管理者。”）
小時候，雅文有時由母親在家授課，跳了三級（他哥哥諾曼跳了四級）。後來，全家搬到馬里蘭州哥倫比亞市，年僅12歲的雅文以高二身份進入當地高中。“當你比同學小很多時，你要麼成了他們可愛的吉祥物，要麼就是個古怪、威脅性的外星人。”雅文說，並補充他顯然屬於後者。
他曾入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數學天才研究項目，並參加該校為資優學生開設的暑期課程“天才青年中心”。他還曾是巴爾的摩地區知識競賽節目《學術挑戰賽》的冠軍。
目前住在雅文家中客房的軟體工程師安德魯·科恩告訴我，他認為雅文的童年似乎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夠好”情結。“我覺得他一直認為，別人看他滑稽、渺小，而他能逃脫這種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表演。”
雅文進入布朗大學，18歲畢業後，又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電腦科學博士學位。他的幾位舊同學告訴我，上課時他常戴著一頂自行車頭盔，看起來總是急於在教授面前炫耀知識。“你是說‘頭盔哥’吧？”當我提到雅文時，一位同學這樣回應。有些人私下打趣說，他那頂頭盔是為了防止新觀點進入他的大腦。
雅文在 Usenet 上找到了更合拍的社群。Usenet 是早期的網路論壇，類似如今的 Reddit 或留言區。在那裡，即使在像 talk.bizarre 這樣以“炫技鬥嘴”為常態的小組中，他對掌控討論的渴望也依然引人注目。他除了發佈笑話、建議、打油詩和“火焰貼”（flames，猛烈抨擊其他使用者的言論）外，還維持著一份“黑名單”（kill file），列出他認為無趣、已遮蔽的使用者。
“他特別在意自己是否被當作那個最聰明的人。”他的初戀女友梅雷迪思·坦納告訴我。她最初正是因為讀到雅文一篇極具文采的“火焰貼”而被吸引，二人交往了數年。“別因為某人會創意滿滿地罵人就和他們談戀愛，”她警告道，“因為那種技巧，遲早會用在你身上。”
雅文二十多歲時的朋友回憶，他是個典型的逆反型人物，喜歡挑釁。“他不是個可愛的小夥子，有時候也挺刻薄，但他那時還不是黴菌孟子。”一位朋友說。在政治和文化立場上，那時的雅文是個自由派——正如坦納所形容的，“一個老嬉皮士”。
他留著馬尾，戴著銀色耳環，參加電子音樂派對時嗑 LSD，寫詩作賦。坦納回憶，有一次她對大學招生中的平權行動提出質疑，還是雅文說服了她平權的必要性。
博士讀了一年半後，雅文決定離開學術界，轉戰科技行業。他曾參與設計早期的移動網頁瀏覽器原型，供後來被稱為 Phone.com 的公司使用。2001年，他在 Craigslist 上認識了劇作家詹妮弗·科爾默，兩人很快開始約會，之後結婚並育有兩個孩子。
Phone.com 上市後，他獲得了一筆約一百萬美元的收益。他用其中一部分買下舊金山海特-阿什伯裡街區附近的一套公寓，剩下的錢則用來自學電腦科學與政治理論。
“我曾習慣於因為聰明而被人誇獎。”他說自己放棄“天才兒童榮譽路線”的原因時表示，“脫離那種‘摸頭式’的讚許體系，是一次陌生又可怕的選擇。”
在“思想荒原”中，他深入研讀一些冷門的歷史和經濟學著作，這些書籍因 Google Books 的普及而變得更容易獲取。他讀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與阿爾伯特·傑伊·諾克（Albert Jay Nock），同時追蹤當時大量新興的政治部落格。
雅文認為，自己“吃下紅色藥丸”的時刻是在2004年總統大選期間。那時，許多朋友因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而向左轉，而他則因另一類謊言而被推向右邊：由喬治·W·布什陣營支援的老兵團體推銷的一則陰謀論，指控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里在越戰中的服役經歷造假。
雅文相信這些指控，認為既然真相如此明確，克里必定會被迫退選。但事情沒有如他預期發生，這讓他開始懷疑自己曾天真相信的種種“事實”。那些“事實”變得不再可靠。他開始思考：我所聽說的約瑟夫·麥卡錫、美國內戰、全球變暖，又有幾分可信？那民主制度本身呢？
在別人的部落格評論區裡多年的激烈論辯之後，他決定開設自己的部落格。而他第一篇文章的開頭就是：“有一天我在車庫裡鼓搗東西，突然決定要建構一套全新的意識形態。”
德國學者漢斯-赫爾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常被認為是通往極右翼思想的“門戶人物”。他是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的一位退休經濟學教授，主張全民選舉取代了“自然精英”的統治；倡導將國家分裂成小而同質的社群；並聲稱應將共產黨人、同性戀者及其他反對嚴格社會秩序的人“強制清除”（physically removed）。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甚至將霍普的臉與直升機配成惡搞圖，用以暗指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將政敵從飛機上推下處決的方式。
儘管霍普支援的是極小政府（minimal state），他卻認為君主制比民主制更能保障自由。
雅文曾差點變成一名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他二十多歲時是灣區程式設計師，同時熱衷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具備所有“易感因素”。直到他讀到霍普的著作《民主：失敗之神》（Democracy: The God That Failed，2001年出版），才徹底改觀。他很快採納了霍普式的“仁慈強人”形象——一個高效治理、避免無謂戰爭、關心臣民福祉的領袖。
“雖然不是照搬，但他的影響直接到幾乎有點過分了。”喬治·華盛頓大學研究威權主義的學者朱利安·沃勒（Julian Waller）說。（霍普本人在郵件中回憶，曾在彼得·蒂爾家舉辦的一場私密聚會上見過雅文。他承認對雅文有影響，但補充說：“對我而言，他的寫作風格太華麗、太囉嗦了。”）
霍普認為，與民選官員不同，君主因將國家與人民視作自己的財產，擁有更強的長期治理動機。熟悉獨裁歷史的人可能會覺得這種說法過於天真——但雅文不這麼認為。
“沒人會洗劫自己的家。”某個下午，在威尼斯海灘的一家露天咖啡館，我向他提問：什麼能阻止他設想中的“CEO 君主”為了私利掠奪國家，甚至奴役人民？他這樣回答，“對路易十四來說，當他說‘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時，掠奪國家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本就是他自己的。”
雅文延續霍普的思路，提出國家最終應分裂為一個個“拼布式”（patchwork）城邦，比如新加坡或迪拜那樣，各由一位主權君主掌控。那些關於合法性、問責機制和繼承權的古老政治難題，則可交由一個秘密董事會解決，該會有權任命或罷免每個“主權公司”（SovCorp）的 CEO——即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至於董事會本身如何產生，目前仍不明確。但雅文曾提議由“航空駕駛員”擔任——他稱他們是“聰明、務實、謹慎的人，且社會已習慣於把生命交託於他們。你還能要求什麼？”）
為了防止 CEO 發動軍事政變，這個董事會將持有加密金鑰，一鍵即可關閉所有政府武器——從核導彈到手槍。
大眾政治參與將徹底終結，唯一的“投票方式”就是“用腳投票”：如果你對某個 SovCorp 的服務條款不滿，可以像從 X（前 Twitter）跳槽到 Bluesky 一樣搬去另一個國家。
雅文顯然並不擔心像他這樣充滿異見的人，在這種制度下會遭打壓。他堅持認為，他設想的國家仍然保留言論自由。“你可以想、可以說、可以寫任何你想說的東西，”他曾承諾，“因為國家根本不在乎。”
每當談到專制政權時，雅文對政府的天生犬儒態度就會消失。他稱讚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Nayib Bukele）是強有力的領導人，還鼓勵川普讓普丁結束自由秩序，“不僅是在俄語區——而是直到英吉利海峽。”
在品嚐炸魷魚圈的間隙，他還讚揚中國和盧安達（儘管他從未造訪過這兩個國家），稱它們擁有“強大的政府”，既保障公共安全，又維持個人自由。他說，在中國，“你可以想什麼，說什麼，基本上都可以。”鑑於某些新聞記錄，他似乎察覺到我面露懷疑。“如果你試圖組織反政府活動，那你會遇到麻煩。”他承認。但他隨即又換上“噴槍式修飾”：
“不過，不是斯大林那種麻煩。你大概就是被‘封殺’了。”
雅文說，對某些人而言，比如冰毒成癮者或四歲小孩，過度自由是致命的。然後，他指了指周圍街區裡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突然開始哭泣。“把這種狀況當成成功的象徵，或者說這就是‘所有制度中最糟糕的，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他邊擦眼淚邊說。
那是對我早前提到的丘吉爾關於民主制度的名言的回應，“這簡直是自欺欺人。”（幾周後我在倫敦見到他，他在向一位上議院議員發表類似講話時又一次情緒崩潰，不過這次的感染力明顯打了折扣。）
在雅文構想中，君主當然會果斷地保護自己的“子民”。在威尼斯海灘那家咖啡館，他稱讚“德蘭西街基金會”（Delancey Street Foundation）——一家非營利戒毒組織，其嚴格的康復項目被他形容為“法西斯式父母管教”。不過，他的一些設想更加極端。
他曾在部落格中開玩笑說，可以把舊金山底層人口轉化為生物柴油，為城市公車供能。接著，他又提出另一個點子：將他們單獨關押，接入虛擬現實系統。無論具體方案為何，他寫道，關鍵在於找到一種“比種族滅絕更人道的替代方式”——即實現與大規模屠殺相同的“社會淨化”效果，卻不背負道德污名。
雅文提出的“美式強人統治”常被視為怪誕的挑釁。可他自己卻認為，這是對當下世界唯一可行的回應——一個多數人根本不適合民主制度的世界。他對我說，“今天的某些非洲國家，聰明人其實已經夠多，可以治理國家，但要舉行全民選舉，讓每位選民都足夠聰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因這類言論，雅文有時會被歸類為“白人民族主義者”，一個他極力迴避但並不完全否認的標籤。在2007年的一篇部落格文章《我為什麼不是白人民族主義者》中，他解釋說，儘管“我並不完全對這種東西過敏”，但“白人性”和“民族主義”這兩個概念在政治上都沒什麼建設性。吃午飯時，他向我坦言自己對那些歷史上的偏執者抱有一絲“惋惜的同情”，因為他們的直覺部分正確，卻缺乏科學支援。
新反動主義者普遍信奉所謂“人類生物多樣性”（human biodiversity）理論——這是一組邊緣化觀點，主張不同種族或族群之間在智力等方面存在差異。雅文通過線上研究逐步認同這一觀點，並借此為貧困、犯罪、教育落差等人口統計差異“提供解釋”。他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這個家裡，我們相信科學——種族科學（race science）。”
幾個小時裡，雅文像個急於成交的拍賣師一樣，反覆推銷他的強人統治設想。我耐心聆聽，儘管時常對他的“事實扭曲”和奇怪跳躍感到困惑。有一度，他突然問道：“如果我們從零建構一個制度，那針對非裔美國人的正確政策應該是什麼？”乍聽之下完全不相關——畢竟我當時正追問他如何定義“第二任期川普政府的成功標準”。
但他接著自問自答，認為解決城市毒品問題和貧困的“顯而易見”的方法，就是“讓教會黑人來管理貧民窟黑人”。儘管雅文是無神論者，但他本人並不主張建立神權統治，而是支援為不同族群設定不同法律體系。他曾引用奧斯曼帝國的“米利特製”（millet system）作為範例——在該制度下，各宗教團體擁有一定自治權。
為了約束“貧民窟黑人”，他說，應該強制他們過上“傳統生活方式”，就像正統派猶太人或阿米什人那樣。“20世紀的方法是：如果我們把學校辦好，他們都會變成統一派教徒。”他說，“但如果你看過《火線》（The Wire）並在巴爾的摩生活過——我兩者都經歷過——那顯然根本行不通。”
直到他長篇演說的最後十分鐘，我才意識到他其實一直在回應我最初的問題。他總結道：“除非我們能徹底重構 DNA，改變人類本質，否則有很多人根本不適合現代生活，只能過傳統生活。這種革命，遠位元朗普—范斯政權做的任何事都要激進。”
雅文以“不知分寸”而著稱。他喜歡分享私人通訊，我對此深有體會——他曾未經同意地向我傳送截圖，內容包括他與妻子、朋友、《紐約時報雜誌》事實核查員以及新政府中某位被提名者的簡訊和郵件。他似乎擔心這些“機智與智慧”的記錄會被歷史遺忘。
儘管對自己與彼得·蒂爾的關係相對低調，他還是提到了兩人去年私下錄製的一段對話視訊，還炫耀億萬富翁送他的40歲生日禮物——弗朗西斯·尼爾森（Francis Neilson）寫的《歐洲的悲劇》（The Tragedy of Europe），這是一本二戰期間出版的時評書籍，雖非首版，但他仍喜出望外。
蒂爾一直擁有“預言者”般的眼光：他聯合創辦了 PayPal，是 Facebook 的首位外部投資人，還建立了資料探勘公司 Palantir——該公司最近剛獲得一份新合同，協助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執行遣返任務。早在支援川普仍被矽谷視為“異端”時，蒂爾就已明確站隊。2022年，他向 J.D. 范斯的參議員競選捐贈了1500萬美元，創下國會歷史上單一候選人所獲最大捐款紀錄。
蒂爾長期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但似乎在2009年前後，受雅文影響發生轉向。當年，他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發表了一篇廣為引用的文章，寫道：“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能夠相容。”雅文隨即在部落格中轉發，標題是《民主恐懼症小範圍走紅》（Democraphobia Goes (Slightly) Viral）。
兩人首次見面是在蒂爾舊金山的家中。從我查閱的私信來看，他們很快建立起一段深入通訊關係。雅文的郵件冗長、帶說教口吻，引用了不少“搭訕藝術家”部落格的理念；蒂爾的回覆則簡潔、直接。兩人似乎都認定美國早已“淪為共產國家”，記者則像“史塔西”那樣監控言論，而科技 CEO 們是這場狩獵的目標。
2014年秋，蒂爾與其員工、黴菌孟子的長期粉絲布萊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合作出版暢銷書《從0到1》，論述初創企業的哲學。在書籍巡迴宣傳前，蒂爾曾向雅文徵求意見：如何應對媒體關於“如何吸引更多女性進入科技行業”的提問。這個前提在他們看來本身就是謬誤——因為他們認為女性天生在電腦科學方面的資質不如男性。
雅文在郵件中寫道：“除非你願意淪為 Google、Y Combinator 等等的笑柄，否則根本不可能‘看起來像美國’。”他建議蒂爾使用搭訕術語中的策略“同意並放大”（agree and amplify）：向提問的記者反問她自己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她很可能根本沒有答案。“目的不是為了讓採訪者上床，而是讓她感到害怕，從而避開這個問題——其他記者也一樣。”他寫道。
有一次晚餐時，蒂爾還請教雅文：“怎麼才能搞垮 Gawker？”（後來事實證明，蒂爾早已秘密資助摔角手霍克·霍根對 Gawker 提起譭謗訴訟，這場官司最終在2016年將該網站送上破產之路。）
根據 BuzzFeed 獲得的郵件記錄，雅文曾向《布萊特巴特新聞》（Breitbart）編輯米洛·揚諾普洛斯吹噓，自己是在蒂爾家中觀看了川普第一次當選的直播，並且“正在為他出謀劃策”。“彼得確實需要有人指點政治，”米洛回信說。雅文回覆：“沒有你想的那麼多！……他早就開悟了，只是表現得很謹慎。”
我最近拜訪雅文位於伯克利的工匠風格住宅時，注意到客廳掛著蒂爾送他的畫像：一張仿角色扮演遊戲卡牌風格的肖像，上面寫著“哲學家”字樣。我正用印有雅文戴王冠漫畫頭像的馬克杯喝茶時，他告訴我，高調炫耀自己與蒂爾（或范斯）的關係其實“有點社死”。
“一個普通的俄亥俄選民會讀……‘黴菌孟子’的文章嗎？當然不會。”范斯在2021年“國家保守主義大會”上一家酒吧裡曾說，“但他們認同我們對美國公共政策未來走向的基本判斷？當然認同。”雅文評價副總統道：“他真是個很酷的人。”今年早些時候，這位副總統剛剛在 X上關注了他。（白宮未就此發表評論。）
儘管雅文試圖保持低調，他還是提到蒂爾“帶點怪咖氣質”，並形容風險投資人安德森是那種“除了他那奇怪、甚至可能非人類構造的頭型外，看起來比彼得正常多了的人”。在安德森投資了雅文的初創公司 Tlon 之後，兩人開始熟識，早在安德森去年公開表態支援川普前，他們就經常發簡訊、一起吃早午餐。
眾所周知，安德森曾建議身邊人閱讀雅文的部落格。“科技圈的人對美德、傳統、審美這些保守主義議題並不感興趣，”一位國務院官員告訴我，“他們更像是右派進步主義者，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有黴菌孟子以這種方式跟他們對話。”（安德森與蒂爾均拒絕置評。）
談到與權勢人物的關係，雅文向我轉述了他在切斯特菲爾德勛爵（Lord Chesterfield）寫給私生子的《致兒子的信》中讀到的一條“給宮廷侍從的絕妙忠告”：“永遠別煩他們，但也別讓他們忘了你還存在。”
雅文在作為初創公司創始人方面的成功遠不如他在“宮廷侍從”角色上的遊刃有餘。他在2013年與一位二十多歲的前“蒂爾獎學金獲得者”共同創辦了 Tlon。他處理電腦科學的方式與處理美國政府如出一轍——帶著他自己稱之為“烏托邦式的自大狂”。
他的宏大目標是建構一個名為 Urbit 的點對點電腦網路，讓使用者能完全掌控自己的資料，不再受道德警察、政府間諜或大型科技公司的控制。在 Urbit 網路中，每位使用者通過一個類似數字護照的 NFT 進行識別。儘管 Urbit 推崇“去中心化”，其系統設計卻基於一種等級森嚴的“虛擬地產”模式，使用者可擁有“行星”、“恆星”或“銀河”。
在最初構思 Urbit 時，雅文將自己稱作這個系統的“王子”，但他始終難以吸引“臣民”加入這片想像中的王國。和他的政治理論一樣，他自創的程式語言大膽、晦澀、常被誤認為惡作劇。他一如既往地反其道而行之，甚至顛倒了 0 和 1 的意義。歷經數十年開發、投入約三千萬美元，Urbit 運作起來更像是雅文少年時代的 Usenet 論壇，而非真正的封建帝國。（行業刊物《CoinDesk》稱它是“速度更慢的 AOL 即時通訊”。）
“它根本無法按預期運作。”一位 Urbit 前員工對我說，並稱雅文是“世界上第一個電腦科學的怪人”。2019年，雅文離開了公司。
不再受投資人束縛後，雅文開始全身投入自稱的“叛逆知識分子”生活。他以本名開設了 Substack 通訊《虛無王子的灰鏡》（Gray Mirror of the Nihilist Prince），如今已是平台上第三受歡迎的“歷史類”出版物。他也成為右翼播客圈的常客，幾乎來者不拒地參加各種聚會。
旅途中，他常舉辦所謂的“辦公時間”——一種鬆散隨意的見面會，與讀者自由交流。到場的多是思考深刻、對自由派道德負罪感和群體思維感到厭倦的年輕男性。吸引這些“轉化者”的，與其說是雅文論證的嚴密性，不如說是他散發出的“越界能量”——他讓聽眾覺得自己正在接觸被進步文化刻意壓制的“禁忌知識”：種族等級、歷史陰謀、民主制度的偽善。
雅文建議他的追隨者不要陷入文化戰爭，比如圍繞多元、公平、包容（D.E.I.）或墮胎的爭論。他認為更明智的做法，是等待民主制度自己崩潰。與此同時，異議者應該專注於建設一個“反建制亞文化”——也就是反“大教堂”的“反大教堂”。
左翼作家薩姆·克里斯（Sam Kriss）曾與雅文辯論，他評價說：“這套理論特別能討好那些相信‘僅憑一堆網路怪念頭和在曼哈頓的頹廢派對’，就能改變世界的人。”
這些人被稱為“異議右翼”（dissident right），這是一個由藝術家與野心家組成的鬆散陣營，活躍在舊金山灣區、邁阿密和紐約下東區的 Dimes Square 微社區。他們因對選舉政治、新冠封控、“覺醒文化”等感到失望而聚集在一起。惡習訊號成為他們反文化魅力的核心：與其公開標註代詞、使用“無家者”“Latinx”“涉罪人士”等被認可的說法，他們反而復活了“gay”“retarded”等貶義詞。
播客節目《紅色恐慌》（Red Scare）的主持人達莎·內克拉索娃（Dasha Nekrasova）與安娜·哈奇揚（Anna Khachiyan）是這場文化運動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之一。2021年，蒂爾資助了一場在紐約舉辦的“反覺醒”電影節，雅文也在其爆滿的活動中朗誦了詩作。Urbit 現已託管一本仿《紐約書評》風格的文學雜誌。
保守派評論員索拉布·阿赫馬里（Sohrab Ahmari）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你是一位聰明的猶太裔美國都市人，對尼采主義與優生學議題感興趣，你不會去加入那些舉著火把喊‘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的遊行隊伍。你會加入‘異議右翼’。”
雅文如今已是這個圈子的“元老級邊緣人”，他把這個圈子比作20世紀70年代的舊金山男同性戀亞文化，或“迷失的一代”文學現代主義者群體——這些人因邊緣身份而彼此緊密團結。他說，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銷量不高，但朋友們如埃茲拉·龐德和T.S.艾略特“知道他做的事有價值”。“異議右翼”的創作者亦是如此，他們的努力在雅文看來被“偏執的大教堂”徹底忽略了。
今年四月，雅文還向現任國務院公共外交代理副部長達倫·比蒂提議，讓“異議右翼藝術辣妹”接管威尼斯雙年展的美國館。
最近，雅文試圖將自己積累的文化資本轉換為“現實權力”。去年，他重返 Urbit，擔任“戰時 CEO”。之後，公司多位高管相繼辭職。今年2月，他又從安德森·霍洛維茨處獲得新一輪融資。根據一篇未發佈的 Substack 草稿，他最新的構想是把 Urbit 打造成一個精英私密俱樂部，成員將成為“新公共領域的明星——一個新 Usenet，一個新數位化雅典，註定將永存”。
川普就職典禮前一晚，我開車送雅文前往華盛頓水門飯店舉辦的一場黑領結“加冕舞會”（。該活動由新反動主義出版商 Passage Press 策劃，近期該社出版了雅文的新書《灰鏡第一卷：擾亂》（Gray Mirror, Fascicle I: Disturbance），這是他計畫中的四卷政治重構藍圖的第一本。
該書附註大多是維基百科條目的二維碼連結，包括：“去納粹化”“朕即國家”“當代主義（歷史分析）”等。在我小心駕駛穿越結冰街道時，雅文解釋，在伊麗莎白時代，最傑出的藝術與科學頭腦都聚集在宮廷。我問他是否認為川普的“宮廷”也有類似之處，他大笑起來：“哦不，”他說，“我的天。”
與多數記者一樣，我被拒絕入場，只能在大堂酒吧點了杯酒。站在我旁邊的是一位穿著牛仔帽和酒紅色天鵝絨西裝的男子——雅文的忠實粉絲，名叫亞歷克斯·馬克薩。他在舊金山經營一家公司，提供派對大巴服務，空閒時做一些雅文表情包。他說，他之所以喜歡雅文的作品，是因為“它讓我感覺我掌握了一些華盛頓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無法有效反駁的東西”。
他原本想參加舞會，但門票已經售罄，價格飆升到兩萬美元。不久之後，我遇到了雅文的兩位朋友，他們鼓勵我和同行記者假裝有票，一起混進去。馬克薩已經通過類似方式進入。“哈哈，我就問了一下‘寄放大衣在那’，然後就直接溜進去了。”他發簡訊說。
Passage Press 宣傳這場舞會為“MAGA 之夜遇見科技右翼”。這一說法並不誇張。在一個粉紫燈光瀰漫的宴會廳裡，國務院的安東、因仇穆斯林言論聞名的川普親信勞拉·盧默、以及“比薩門”陰謀論的傳播者傑克·波索比克，與風投人士、加密貨幣加速主義者、Substack 明星作家們混跡一堂。
當晚早些時候，賓客享用香煎扇貝和菲力牛排時，舞會主講人史蒂夫·班農登台發言，呼籲“大規模驅逐出境”，宣稱要“毀滅行政國家”，並將馬克·祖克柏關進監獄。
八年前，首代“另類右翼”意見領袖邁克·瑟諾維奇（Mike Cernovich）曾聯辦一場“可悲者舞會”（DeploraBall），諷刺希拉里·克林頓曾稱川普支持者為“一籃子可悲人群”。那場活動一度混亂不堪，記者和抗議者蜂擁而至。他的合夥人之一，網名“烤阿拉斯加”的蒂姆·吉奧內特，因在 Twitter 發佈反猶內容被踢出組織。
如今，“烤阿拉斯加”成了晚宴甜點的名字——似乎是對吉奧內特的“致敬”。他當時正因參與2021年1月日國會騷亂而處於緩刑期。（第二天，川普赦免了他。）
瑟諾維奇推著嬰兒車在會場中漫步，像個自豪的父親感嘆這場運動走到今天。“我成了現場年紀最大的人之一！”他次日下午發推稱，“這才是真正的右翼。能量爆棚，智商爆表。”
2008年，雅文在他的《公開信》中呼籲成立一個“反動先鋒黨”，秘密組織政治反抗。而這場“加冕舞會”已清晰地表明，不再需要地下組織了——他那群沉迷網路的反建制精英，如今，正是新體制本身。
雅文穿著他前一晚在蒂爾家舉辦的派對上穿的同一套晚禮服——包括一條亮紅色的束腰帶。正如《Politico》報導的那樣，那場派對上，范斯笑著對他說了一句：“你這個反動法西斯！”這套禮服他去年結婚時也穿過。
雅文的第一任妻子於2021年因遺傳性心臟病去世，終年五十歲。這晚舞會，他由現任妻子克里斯汀·米利泰洛陪同出席。克里斯汀曾是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同時也是一名小說創作者。她自稱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吃下了紅色藥丸”（即被“喚醒”），當時她因線上葡萄酒零售公司的客服工作被裁而陷入困境。
她第一次接觸雅文，是在 YouTube 上看他辯論美國獨立革命的合法性。隨後她讀完了他寫的全部文章。2022年，她給雅文發了一封充滿欽佩的郵件，尋求關於如何進入紐約異議右翼文學圈的建議。幾周後，他們一起喝了酒，見了面。
最近，雅文開始自比為一位“黑暗精靈”，他的角色是“引誘高等精靈”（即藍州精英），在他們那“高貴金色的大腦中”種下“黑暗的懷疑種子”。（在這個受托爾金啟發的隱喻體系中，紅州保守派被視為“哈比人”，應當臣服於由“黑暗精靈”構成的新統治階層。）
不過他並非一直如此“詩意”地表達觀點。2011年，挪威極右翼恐怖分子安德斯·貝林·佈雷維克在一處夏令營殺害69人（其中多為青少年）後的第二天，雅文寫道：“如果你想把挪威變成某種新東西，你需要讓現在的統治階層——至少是他們的孩子——加入你、追隨你。”他讚揚佈雷維克選對了目標（“是共產黨人，不是穆斯林”），但譴責其手段：“強姦是β，誘惑才是α。別屠殺夏令營，要招募夏令營。”
雅文自己的“招募工作”似乎進展順利。在舞會的開放酒吧區，我遇到了斯蒂維·米勒，他是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大二學生，從七年級起就開始讀雅文的作品。（雅文告訴我，他遇到過不少“祖母綠世代”（Zoomers）天才少年在十來歲就讀他的文章，因為他的“高智商文風”會吸引“高智商磁鐵”。）
兩年前，米勒在馬里蘭鄉村參加“Vibecamp”——一個極客和程式設計師的聚會。雅文早早離開後，請米勒幫他在華盛頓策劃一個屬於自己的聚會，後來被稱為“Vibekampf”。此後，米勒成為雅文的第一個私人實習生。
“我的父母是我深愛的紐約猶太自由派，他們完全無法理解這一切。”他說。
半小時後，我被請出了舞會，當晚還有多名記者被逐出場外。安保誤以為我那位大堂結識的朋友馬克薩也是記者，也將他驅離——不過他在被請出前還是成功擠到人群前拍了張與“黑暗精靈”的合照。
即便是對川普最悲觀的批評者，也對總統在第二任期內推行專制的速度感到震驚。他迅速將權力集中在行政機構手中——而且常常集中到全球最富有者的手中。
埃隆·馬斯克雖非官員，卻率領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橫掃聯邦政府，解僱數萬名公務員，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並奪取財政部支付系統的控制權。
與此同時，政府對公民社會發動了全面攻勢：撤銷哈佛大學及其他被視為“意識形態灌輸堡壘”的大學的聯邦撥款，懲罰曾為川普對手辯護的律師事務所。
在移民執法方面，政府擴大了遣返規模：三名在美國出生的兒童被驅逐至宏都拉斯，一批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被遣送至非洲，還有兩百多名委內瑞拉移民被關押在薩爾瓦多的一所最高安全等級監獄中，或將在那裡終老。
美國公民如今面對的是一個聲稱擁有“失蹤”他們權力的政府——無需法律程序。正如川普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時所說：“下一個就是本土出產的。”
沒有強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一個人的怪誕想法——比如一場毫無邏輯的貿易戰——將不再被過濾。它們直接變成了政策，造福他的家人與盟友。
自今年一月以來，網際網路上已出現一個“家庭作坊式”產業，專門追蹤政府這些混亂行為與雅文言論之間的聯絡。
雖然雅文遠沒有某些 Bluesky 使用者幻想的那樣——是個能直通白宮的“拉斯普丁式人物”——但公眾會產生這種印象也並非毫無根據。
上月，一位匿名 DOGE（政府高效部門）顧問對《華盛頓郵報》表示：“所有政策崗位的人都讀過雅文，這已是公開的秘密。”總統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最近還轉發了雅文的推文。
范斯公開呼籲美國“撤出歐洲”，這正是雅文長期以來的訴求。
去年春天，雅文提出應將所有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加薩地帶，並將其開發為“奢華度假勝地”。他在 Substack 寫道：“有人剛剛說‘海景房’嗎？新加薩——當然由賈裡德·庫什納開發——是地中海的洛杉磯，一個全新的特許城市，建在人類最古老的海域上，絕美的地產，配上完美如蘋果公司般的治理體系。”
而就在今年2月，川普在與以色列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的聯合記者會上，突然提出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構想，稱他設想中的加薩將成為“中東的裡維埃拉”。
每當我問起雅文是否意識到他的寫作與現實事件之間的共鳴時，他總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態度。他似乎把自己視作“純理性的通道”——對他而言，唯一的謎團是為什麼別人花了這麼久才趕上他的思路。
“你可以編造謊言，但真相只能被發現。”他對我說。
我們當時在倫敦，雅文正在參加由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共同發起的“負責任公民聯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保守派會議。（他私下評價彼得森是個“講究打扮的人”，並稱其“散發出一種古怪的自戀能量”。）
此行還有兩位千禧一代電影人同行——愛德華多·吉拉爾特·布魯恩（Eduardo Giralt Brun）和阿隆索·埃斯金卡·迪亞斯（Alonso Esquinca Díaz），他們正拍攝一部關於雅文的紀錄片。影片風格仿照《灰色花園》（Grey Gardens）那種“攝影機恰巧在場”的自然主義人物肖像片。但進展並不順利：雅文總是重複相同的獨白，導致素材高度雷同。導演們也擔心，他的一些種族主義言論會讓觀眾感到反感。
某天下午，迪亞斯拍到雅文在倫敦與莫里斯·格拉斯曼勛爵（Lord Maurice Glasman）一起畫像。格拉斯曼是英國工黨的“後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家，因支援脫歐並與史蒂夫·班農等人保持對話而被稱為“工黨的 MAGA 勛爵”。他們交談期間，雅文拿出手機，向格拉斯曼展示他如何“黑進”聊天機器人 Claude，並讓其稱呼自己為 N 字開頭的種族歧視詞彙。
某些思想家或許會羨慕雅文獲得的關注，但他本人卻將這種影響力貶為“虛假貨幣”——因為它尚未兌換成他真正渴望的“革命成果”。他對 DOGE冷嘲熱諷，稱其“充滿自由意志主義的 DNA”；對川普的關稅計畫也不屑一顧，認為“不夠重商主義”。
在 Substack 的一篇新文章中，他批評政府派出便衣移民執法人員（ICE）逮捕大學生和教授，只因他們的政治言論——他並非基於道德理由反對，而是因為“這類暴力視覺效果容易激起反彈”。
雅文的神諭式言論與對現實政治的徹底蔑視，引發了一條病毒式轉帖：他的頭像下配上一句話——“你反對政權的行動在實踐中很有效。但它在理論上有效嗎？”
保守派活動家克里斯托弗·魯弗（Christopher Rufo）曾將他比作“一名沉悶的青少年，總覺得一切都沒有意義”。我則覺得，他更像是一個“反動的金發姑娘”（reactionary Goldilocks）——除了他腦海中那個“精準到毫米”的理想專制政權，他對任何現實都無法滿意。
這種對控制的渴望，也在他的人際關係中有所體現。不久前，我在伯克利拜訪了他的前未婚妻莉迪亞·勞倫森。兩人於2021年9月開始交往，起因是一篇雅文在 Substack 上發佈的“徵友廣告”，稱自己“剛剛失去了鰥夫的貞操”，想要結識“處於生育年齡”的伴侶。
勞倫森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兼編輯，她當天就回了郵件：“我過去是自由派，但我的智商真的很高，我想要孩子，而且我特別好奇想跟你聊聊。”雅文還與其他回應廣告的女性進行過 Zoom 約會，其中包括現已入獄的加密貨幣企業家薩姆·班克曼-弗裡德的前女友卡羅琳·埃裡森。但最終，雅文與勞倫森陷入了一段“燃盡式”的戀情。
“我們的關係理念就是：‘我們要一起當天才，還要生天才寶寶。’”她告訴我，“我雖然有點調侃，但這真的就是當時的狀態。”
像雅文一樣，勞倫森也是個早熟兒童，大學早早畢業。她也經營過一個有固定粉絲的部落格，筆名是克拉麗絲·索恩（Clarisse Thorn），內容涉及性積極主義、BDSM 與搭訕藝術（pickup artistry）。兩人爭吵頻繁，時常圍繞政治議題。儘管勞倫森已不再認同左翼立場，但她也未完全接受新反動主義。
當我問她是否曾改變過雅文的任何觀點，她說：“我至少說服他在我面前不再說 N 字開頭的詞。”（雅文後來告訴本刊，他使用該詞並非出於“南方種植園主的心態”。）
據勞倫森說，兩人爭吵的根源在於雅文“專制的依附模式”。他們每次爭執時，雅文都會堅持要求她提出理性理由來“結束衝突”。她覺得，雅文的攻擊方式就像他在公共辯論中那樣——“他會編造看起來有理的解釋，但其實是假的；他攻擊指出他問題的人格，這就像對靈魂發起 DDoS 攻擊。”她在一封郵件中寫道，引用了網路攻擊中“多點壓制系統”的術語。
勞倫森的朋友詹姆斯·達馬也與雅文決裂。他回憶說：“他會開個粗俗玩笑，拿莉迪亞的身材或外貌打趣，沒人笑出來，他就會對莉迪亞發火，說她‘太高傲’。”（雅文的初戀女友坦納也描述過類似的諷刺與控制模式。）
2022年夏天，兩人分手，當時勞倫森正懷孕。雅文告訴我，也許他對親密關係的渴望讓勞倫森覺得“壓迫、窒息”，他也承認自己有一個壞習慣，“總喜歡拿帶刺的玩笑刺人”。不過他否認在關係中故意殘忍。（他補充說，分手後自己的“本能反應”是：“我會逮到機會就把她貶低一下”——而且，他強調，“我非常擅長這個。”）
2022年12月，孩子出生幾周後，雅文起訴爭取部分監護權，最終勝訴。這場家庭法院訴訟至今仍充滿敵意。調解員去年曾表示：“父母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存在嚴重分歧。”
如今，兩人共同撫養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勞倫森也開始頻繁思考雅文的童年。“他有種‘班級小丑’的特質，非常渴望關注。”她說。在她看來，雅文選擇這種激進意識形態，或許是一種“重複強迫症”——一種心理防禦機制，用來重新解釋他童年所經歷的被排斥。作為“美國最知名的活君主主義者”，他可以告訴自己：別人排斥的是他那古怪的思想，而不是他這個人。
她懷疑他一開始玩“君主主義”只是種思想實驗，是 Usenet 上的某種段子，結果卻像博爾赫斯小說中那個虛構世界一樣，逐漸變得真實起來。
“是不是因為你找到了一個世界，在那裡人們崇拜你，任由你隨意調侃，於是你乾脆就住進了那個世界？”她問道。
過去十年間，自由主義在政治光譜的左右兩翼都遭遇衝擊。來自左派的批評者認為，自由主義那種漸進、克制的風格根本無法應對氣候變化、貧富不均、民族主義右翼崛起等一系列緊急問題；而保守派則將自由主義描繪為一頭“文化利維坦”，肆意踐踏傳統價值。
在《自由主義為何失敗》（Why Liberalism Failed，2018）一書中，聖母大學政治學家帕特里克·迪寧（Patrick Deneen）認為，美國當代對個人自由的強調，是以家庭、信仰和社群為代價的，使我們變成“越來越孤立、自主、非關係性、充滿權利卻失去力量、焦慮、無助且孤獨的人”。
其他“後自由主義”理論家，如阿德里安·弗梅爾（Adrian Vermeule），則主張國家應在天主教“共善”（common good）的名義下限制部分個人權利。
雅文所呼籲的，其實是一種更直接、更具本能滿足感的東西：徹底焚燬舊世界，從零開始重建。
自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興起以來，政治領導人日益將治理視為企業管理，把公民當作顧客，將公共服務私有化。這一轉變帶來了更嚴重的不平等、更脆弱的社會保障網路，也催生了這樣一種廣泛觀感：民主本身就是這些問題的根源。這種氛圍，恰恰為雅文推崇的“高效威權主義”製造了土壤。
“在新自由主義統治下，如果人們覺得無論是全球變暖，還是軍事機器都無法改變，那雅文的方案就會顯得特別誘人。”歷史學者蘇珊·施耐德（Suzanne Schneider）對我說，“你可以躺平、擺爛，讓別人來掌控一切。”
雅文對“人類福祉”幾乎隻字不提，對“人類”這個概念本身也興趣寥寥。在他的作品中，人們不是被驅趕的羊群、需要糾正的蠢貨，就是被左翼傀儡師操縱的木偶。
儘管雅文擅長吸引注意力，但他的理論經不起推敲。他的邏輯充斥著偽三段論，推理經常是為了驗證自己偏執直覺而強行“回溯修補”。他涉獵廣泛，但只是把所學當作素材，為一出反動童話服務：從前，人人安於本分、社會和諧；然後啟蒙運動來了，帶著“平等主義的高尚謊言”，把世界拖入混亂。
雅文常批評學術界把歷史拍成“漫威電影”——非黑即白，非英雄即惡棍。但他自己又能提供什麼補充視角呢？他曾把拿破崙稱作“初創企業家”；支援“莎士比亞作品其實是牛津第十七代伯爵所作”的修正主義理論；還聲稱美利堅內戰——他稱之為“脫離戰爭”（War of Secession）——讓黑人美國人的生活變得更糟。
他曾得意地宣稱：“史料的妙處在於，有時候只要一個就能證明你的觀點。”——這句話恐怕會讓所有歷史學家倒吸一口冷氣。
對雅文最徹底的批評，有時反倒來自右翼陣營。保守派活動家克里斯托弗·魯弗（Christopher Rufo）寫道，雅文是個“詭辯家”，他的辯論風格包含“幼稚的辱罵、妄想發作、狂用斜體、無意義的跑題、炫耀式書單，以及卡通片式的引用。”他還補充道：“當你試圖弄清楚他究竟在想什麼時，會驚訝地發現——其實他並沒想什麼。”
對雅文觀點最寬容的回應，來自理性主義圈的部落格作者，他們以“連最離奇的觀點也願意證偽”為傲。但即便是這些耐心十足的人，也已漸生倦意。著名電腦科學家斯科特·阿倫森（Scott Aaronson）說，他與雅文的交談中從未被視為“平等對話者”，而只是一個“被洗腦的人”。
“他好像總覺得，只要再給我一篇關於‘快樂奴隸唱歌’的文章，再來一段關於羅斯福總統的獨白，我就會‘頓悟’。”阿倫森說。
也許，“智識嚴肅性”從來就不是雅文的重點。他的爭議性論戰，已然成為右翼陣營中一部分人尋找“書呆子怨恨”與“富豪意志”理論依據的工具。
“這個人沒有一套連貫的理論體系，”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告訴我，“他只不過是把一些共和黨人渴望聽到的想法說出了口。”
很容易想像，一個將“權力崇拜”與“人性蔑視”結合的世界觀最終會走向何處——一些人稱之為法西斯主義。就像他的意識形態死敵——布林什維克一樣，雅文似乎堅信，實現烏托邦唯一的障礙，就是“不夠狠”。
他聲稱向他的體制過渡將是和平的、甚至是愉悅的，但暴力的想像在他作品中頻頻浮現。就在今年三月的一篇 Substack 文章中，他寫道：
“除非君主真的準備對貴族或大眾實施種族滅絕，否則他必須爭取他們的忠誠。你總不能像撲殺禽流感火雞那樣把這些人全泡沫處理掉，對吧？”
雅文對這個人物特寫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些“建議”，有些頗具想像力——比如與前女友來一場公開辯論，或邀請我跟隨他前往多哈，與奧薩馬·本·拉登的兒子奧馬爾·本·拉登見面。
但也有些建議過於干預。有一次，他連續發來九條簡訊，反對我使用“極端”（extreme）這個詞，解釋說這是個“帶敵意的貶義詞”，建議我刪掉。（諷刺的是，在我們之前的錄音採訪中，他多次自誇比現政府任何人都“更極端”。）
水門飯店“加冕舞會”幾天後，他還寫信給《紐約客》，抱怨我未經出版商許可進入現場。他希望此事別演變成“水門事件2”，還自稱“毫無疑問是這個圈子裡最友善的媒體對象！”（不過，考慮到他的出版商、舞會主辦人喬納森·基普曼、曾建議共和黨應“吊死這些記者”（“lamppost the journos”），這或許確實是一個不高的門檻。）
今年冬天某個清晨，我醒來發現雅文給我發了28條簡訊，表達他對我報導方式的擔憂。
“問題在於你的採訪過程太鬆散，我能感受到它正在生成低品質內容——因為它不夠對抗。”他寫道。“如果過程不具對抗性，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對抗什麼。”
他一度懷疑我是否“太笨，無法理解他的觀點”，或是否已經陷入喬治·奧威爾稱之為“思想阻斷”（crimestop）的自我審查。
他還建議我觀看《他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一部關於東德劇作家與秘密警察之間關係的奧斯卡獲獎影片。他寫道，片中的史塔西探員“能寫出劇作家的思想內容，甚至不需要真正思考。他不是反對異議觀點，而是讓這些觀點根本無法進入他大腦。”
在電影結尾，那位秘密警察“覺醒”了，開始同情劇作家的立場。雅文顯然把自己比作那位劇作家。
而我，在他眼中，逐漸變成了“NPC”（遊戲中“非玩家角色”）。他提出對我進行“沃伊特-康普夫測試”（Voight-Kampff Test，科幻片《銀翼殺手》中的反應測試），以分辨我是否是人類。
他設想的測試，是我們就“白板理論”（blank slate theory）與“種族主義”（他解釋說，指的是“人類生物多樣性”）展開一場辯論並全程錄音。
我告訴他，我的採訪流程不包括接受按需測試後，他隨即發來一張截圖，是 W.H. 奧登（W. H. Auden）寫於1968年8月的詩《奧古斯特1968》，講述蘇聯出兵鎮壓“布拉格之春”的事件：
食人魔所能為，
是人所不能為之事；
但有一獎賞他永不能得：
食人魔永遠掌握不了“語言”。
他繼續說，雖然他之所以接受採訪，是因為“沒有壞的曝光，只有曝光”，但如果可以的話，他現在想要“封殺這篇文章”。
令我震驚的是，這些激烈私信，與他曾建議蒂爾和其他朋友在面對媒體時保持“冷靜”的策略截然相反。
2013年 TechCrunch 揭露雅文身份之後，企業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曾在郵件中提議，“可以讓‘黑暗啟蒙’的讀者集中火力，把這敵意強烈的記者人肉出來”。
雅文勸阻了他。“海蒂斯特會怎麼說？”雅文反問，指的是白人至上搭訕部落格“城堡海蒂斯特”（Chateau Heartiste）。“真正的 Alpha 答案，幾乎總是：什麼都別說，什麼都別做。”
“我們要去那兒，Kristine？”布倫坐在副駕駛，轉過鏡頭拍向我旁邊後排的她。
她說自己其實也不太清楚。“說實話，他每次都臨時告訴我，”她解釋道，“就像當一條狗。你知道你要上車了，但你不知道是要去狗公園，還是去獸醫那裡，等到了才知道。”
“自發性，”雅文插話道。
“這是一個說法，”Kristine調侃道。
我們正前往拜訪雷諾·卡繆（Renaud Camus），這位78歲的小說家兼政論作家在2011年發表了煽動性的宣言《大替代理論》（The Great Replacement），聲稱自由派精英正密謀用來自非洲和中東的移民替代白人歐洲人。
該標題詞組已成為全球白人民族主義者的戰鬥口號：從2017年夏洛茨維爾的遊行者高喊“你們不能取代我們”，到2019年紐西蘭基督城的大屠殺——凶手的宣言與卡繆的作品同名，造成51名穆斯林遇害。
當我們駛上山坡時，卡繆的城堡——普呂約城堡的高牆映入眼簾。
“有人知道他是不是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親戚嗎？”雅文問道，“我想不是吧？但他是那種可愛的、年長的、同性戀的法國文人。”
布倫是委內瑞拉人，他開玩笑地說，如果卡繆門口掛著“不准外國人進入”的牌子，他該怎麼辦。
“那你是來取代我們的嗎？”Kristine打趣道。沒人回應。
雅文按響門邊那隻精緻的金屬鈴，不久我們就被皮埃爾·若利貝爾（Pierre Jolibert）迎入門內——他是卡繆的伴侶。
在樓上，卡繆已備好香檳等候。修剪整齊的白鬍子、棕色燈芯絨外套、領結和金色懷錶鏈，他活脫像位19世紀的文人雅士。卡繆用帶著英國口音的流利英語講述，他當年是因為藏書太多，巴黎的小公寓放不下，只得“被迫”買下這座建於14世紀初的城堡。那已經是35年前的事了。如今，面對書房中堆積如山的書，他苦笑著說，在這裡也快放不下了。
香檳開喝後，雅文連續向卡繆發問，不過幾乎沒給對方完整回答的時間。他問卡繆如何看待貝當（Philippe Pétain）、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拿破崙三世、拿破崙一世、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恩斯特·馮·薩洛蒙（Ernst von Salomon）、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以及巴茲爾·邦廷（Basil Bunting）。這不像一場交流，更像是一位前智力競賽冠軍渴望被表揚的炫技展示。
我們下樓吃午餐——熱氣騰騰的鴨胸肉、洛林咸派和紅酒。雅文繼續他的盤問：卡繆怎麼看待托馬斯·卡萊爾？米歇爾·韋勒貝克？路易十四？如果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今天還在，他會跟他說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如何看待新冠病毒實驗室洩漏理論？
每當雅文問出特別怪異的問題時，卡繆就發出高音調的咯咯笑聲。但當雅文反覆追問法國第一夫人布麗吉特·馬克宏是否“其實是個男人”時，卡繆顯然困惑了。“我們現在面對的是這個大陸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卡繆激動地說，指的是非白人移民湧入歐洲的現象，“你管布麗吉特是不是女的，重要嗎？”
布倫讓兩人走到窗邊，他好從屋外拍攝。雅文望著腳下那片整齊劃分的田野，說“種族大替代”是“歷史上最大的罪行之一”。“比大屠殺還大嗎？我不知道……現在還沒完全顯現出來。”他從抵達那刻起就在喝酒，顯得情緒激動。
“我有三個孩子，”他對卡繆說，“他們會不會被排隊槍斃，推進萬人坑？”他們討論的是讓·拉斯派（Jean Raspail）的末世小說《聖徒營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該書描繪了印度移民入侵歐洲、摧毀文明的情景。
他已泣不成聲：“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活到22世紀。我不希望他們經歷某種瘋狂的後殖民大屠殺。”
甜點、咖啡和一杯瓜德羅普的朗姆酒之後，是傍晚散步時間。卡繆拄著木手杖，帶著雅文走過普呂約小鎮。春天提前到來，一株櫻花樹上已綻放細小花朵。
他們路過教堂時，雅文拿出手機，給卡繆看他和勞倫森（Laurenson）所育幼兒的照片。“這個孩子的母親不是我妻子，”他說得意味深長。片刻後，他開始朗讀C.P.卡瓦菲（C.P. Cavafy）的詩，再次淚流滿面。
雅文和卡繆走在前頭，布倫與迪亞茲（Díaz）則停下評估拍攝情況。布倫說，雅文讓他想起電影《空前絕後滿天飛》（Airplane!）裡那個喋喋不休的乘客，話太多，把鄰座乘客逼得自殺。“不知道卡繆先生此刻是什麼感受。”我們低聲說。
沒過多久就知道了。第二天，卡繆把日記發到了網上：
“如果思想交流是商業交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那我今天‘出口’的思想量，不到我‘進口’量的百分之一。
來訪者從抵達到離開，整整五小時，幾乎沒停過地快聲大嗓說話。只有在談到他亡妻，或更奇怪地說到某些政治局勢時，他才中途抽泣。”
當我們再次回到城堡時，天已全黑。
“非常感謝您的款待、您的鴨肉，還有您的城堡，”雅文環顧四周說，“您花了多少錢買下它的？”
Kristine一把挽住雅文的手臂，嗔道：“你不能這麼直接問人家！”
卡繆送給雅文幾本自己的書作紀念，但雅文的思緒似乎已飛向明天。他即將飛往巴黎，與一群“紅丸一代”的Z世代青年見面，還有極右翼煽動者埃裡克·澤穆爾（Éric Zemmour）——他曾競選法國總統。
走向車子的路上，雅文滿臉少年般的興奮。他轉頭問我和攝製組：
“剛才表現得好嗎？是不是挺好的？” (不懂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