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川普如何瓦解美國八十年的偉大成就

上周，幫助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子彈轟炸迎來第80個周年紀念，而這恰逢一個極其詭譎的時刻。部分原因在於，我們無法紀念這一天而不同時回想起那項令人震驚的“曼哈頓計畫”——它造就了核武器。

“曼哈頓計畫”是巍然屹立的人類工程與成就之一。可川普政府卻在系統性地拆解二戰與“曼哈頓計畫”留給我們的研究文化——正是這種文化推動了美國的繁榮。

在近代史的其他任何時刻，都沒有那個國家如此徹底地背棄自身的核心國力。曾令“曼哈頓計畫”取得成功的那些要素，如今正遭到圍攻。隨著對科學與健康研究的毀滅性削減，這屆政府也在背離美國一段由移民的創新與遠見持續賦能、不斷更新的歷史。最終，美國也許會發現，我們揮霍掉了“曼哈頓計畫”賜予的最大餽贈——到頭來，那份餽贈並不是原子彈本身，而是一種讓科學與政府協同工作的全新觀念。

“曼哈頓計畫”之所以得以發生，本身就近乎奇蹟。差不多兩年時間裡，美國軍方似乎對研製原子彈這件事毫無興趣。

1939年至1941年，來自希特勒治下歐洲、以猶太難民為主的一群科學家（其中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找上美國政府，會見軍方官員。他們向對方講解了核裂變的發現、其對戰爭的影響，以及他們擔心希特勒會先一步研製出原子彈的理由。

軍方對此不以為然。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回憶說，1939年10月，也就是希特勒攻佔波蘭之際，他們的一次會面後，“那些上校始終保持疏離。他們很客氣、也會笑，但從未指望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一枚真正可用的原子彈。”

其中一位上校還用不屑的口吻對維格納和愛德華·泰勒說，他願意拿出1萬美元獎勵任何人，只要能發明出“死亡射線”，並通過“殺死一隻山羊”來證明有效——言下之意，他覺得這種離奇的項目都比一枚能撬動宇宙基本構件之力的原子彈更靠譜。

推動此事的是來自法西斯歐洲的難民，這絕非偶然。原子能先驅恩里科·費米的妻子勞拉·費米後來寫道：“這些人——他們出生在匈牙利、德國和義大利——瞭解獨裁國家的組織方式；他們想到研究與軍事應用之間可能存在聯絡；在德國，所有科學工作也許都已納入戰爭動員。美國本土出生長大的物理學家還沒找到走出象牙塔的門：前者見過軍國體制與權力集中，後者所見唯有民主與自由企業。”

物理學家阿瑟·霍利·康普頓——後來負責在1942年12月於芝加哥大學一座舊壁球場內建成世界第一座核反應堆——也解釋說：“美國政府並未把新興科學領域的研究視為國家實力的重要來源。華盛頓沒有任何個人或機構擁有足夠權力，去妥善處理一項雖緊迫而至關重要、卻尚未被清楚定義的科學新發展。這根本不在我們的傳統之中。”

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並未持續太久。後來被稱為“曼哈頓計畫”的項目是一項20億美元的工程，到1945年已在田納西州橡樹嶺、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等地僱用了數十萬美國人。與其平行的二戰工程還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輻射實驗室”（Rad Lab），該實驗室在雷達方面開創先河，這些努力永遠改變了美國與世界。

由此萌生出政府支援的科學、技術與教育傳統。這些領域化作國家實力的源泉，並在此後八十年間，可以說成為美國經濟霸權與繁榮的首要驅動力。

從“曼哈頓計畫”發展而來的橡樹嶺、洛斯阿拉莫斯、伯克利等國家實驗室，成為戰後數十年驚人科學技術進步的脊樑。隨後又有國家科學基金會（1950年成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 DARPA（1958年成立）、以及戰後成為主要資助方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此外還有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與能源部（DOE）等一系列機構。

相對溫和的政府投入帶來的回報卻驚人巨大；僅DARPA一項，就孕育出網際網路、GPS以及莫德納（Moderna）的新冠疫苗。

而今天，恰逢◻️◻️自身的研發投入起飛之時，川普政府卻在抹去這份遺產。像國家科學基金會這樣的機構被抽空；這屆政府對大學發起的戰爭，已經導致全國眾多科學與健康實驗室出現巨額削減；共和黨掌控的國會與川普政府一起，正在扼殺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等技術的進步，而世界其他國家大多熱衷採用這些技術，這很可能讓美國不僅落後，甚至連賽道都難以進入。

就連天氣預報和高品質的政府資料採集這類最基本的公共需求也面臨被破壞的風險；官員們開始回撤諸如飲用水氟化和兒童疫苗的強制接種等公共衛生成果。由小羅伯特·F·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主管的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正把看似指日可待的研究突破列為削減對象——其中包括有望用於應對膠質母細胞瘤、胰腺癌等高致死性疾病的mRNA療法。

此外，這屆政府還對移民發動戰爭，並且對那些來到美國謀求發展、取得科研突破、以及創立有望改變世界的初創企業的外國研究人員與留學生抱持敵意。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正是美國一流大學的吸引力、對科學的開放以及民主傳統，把最聰明的頭腦吸引到了這片土地——正如當年將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以及“曼哈頓計畫”的多數核心參與者召至美國一樣。

在美國最頂級的“商業俱樂部”——市值超過2兆美元的五家公司中，移民及其後代在每一家裡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從蘋果（Apple）的史蒂夫·賈伯斯（敘利亞移民之子）與Google的謝爾蓋·布林（出生於莫斯科），到輝達（Nvidia）的黃仁勳（出生於台灣），再到亞馬遜（Amazon）——其創始人傑夫·貝索斯所獲得的一筆關鍵早期投資，來自他的養父，一位古巴難民。

更讓人困惑的是，對大學與政府資助研究的攻擊竟然出自川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而正是該政府在2020年主導了與現代“曼哈頓計畫”最為接近、且同樣艱巨的“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以驚人速度研發並分發新冠疫苗。同樣令人困惑的還有：這種發展模式竟被一些人物所削弱，例如埃隆·馬斯克（Elon Musk）——他曾是移民學生——以及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後者的財富來自網景（Netscape），而網景的誕生離不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資助推動的發明。

當今世界正站在人工智慧（AI）突破的懸崖邊——隨著時間推移，其變革性或可與二戰期間對“開啟原子能時代”相提並論。然而，我們能否守住自身的科學優勢，仍是一個未知數。

如果◻️◻️能夠利用我們自我造成的傷口，去發明並鎖定21世紀的未來，我們或將發現，自己已經揮霍掉“曼哈頓計畫”留給我們的最大餽贈。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