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社論｜鮑爾改變了聯準會的“框架”

央行放棄了其在2020年提出的“高於目標的通膨也能有益”的思路。

聯準會主席傑羅姆·鮑爾周五以偏鴿派的措辭發出了未來貨幣條件將更寬鬆的訊號，由此推動股市飆升。

不過，從長遠看更重要的是，鮑爾與聯準會逆轉了2020年的政策“框架”表述，那套表述釋放了對通膨更高容忍度的訊號。

所謂“框架”，出自聯準會對其基本政策假設與指南的定期審視。2020年的那番表述，堪稱美國貨幣政策史上時機最糟糕的之一。

它出現在疫情封控期間，而不久之後通膨就爆發，成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當時，聯準會採納了所謂的“靈活平均通膨目標制”（flexible 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FAIT）。按聯準會的說法，這意味著為彌補此前一段時期通膨低於2%的情況，可以在隨後一段時期容忍通膨高於其2%的目標。我們當時就警告，這是一場“跳入貨幣未知領域、且可能代價高昂”的嘗試。事實也確如此：通膨在2022年6月攀至9.1%的峰值。

周五，聯準會向這一做法說了再見，回到了傳統的“靈活通膨目標制”，目標仍為2%的通膨。

這是一個改進，但也因一個缺憾而打了折扣：聯準會未能承認自身在點燃疫情時期通膨中的作用，而這波通膨我們至今仍未完全擺脫。鮑爾依舊將本十年的通膨飆升主要歸因於疫情及其導致的供應短缺。至少，他正把聯準會的政策框架恢復到2020年之前的狀態。

令人失望的是，鮑爾與聯準會無視了對央行進行更大幅度變革的必要。一大問題是，聯準會為何需要一個通膨目標。國會賦予聯準會的職責是維持貨幣穩定，而一個長期的2%目標意味著美元購買力將持續下滑。

為何不以零通膨為目標？聯準會擔心這有時會讓經濟陷入通縮。這種風險確實存在，但從歷史記錄看相對較小。近年來對通縮的擔憂被誇大，反倒促使聯準會製造了更大的問題，比如21世紀初那場對通縮的小型恐慌，導致貨幣政策失誤，進而釀成住房繁榮與隨後的崩盤。

聯準會也錯過了勾勒“回歸危機前貨幣政策”的路徑。當年，央行把購債侷限於美國國債，並通過公開市場操作（open-market operations）實施政策。量化寬鬆在恐慌時也許必要，但原本應是暫時的。相反，聯準會一直維持著約7兆美元的資產負債表，並向大型銀行的準備金支付利息。聯準會若能回到此前在經濟政策中更為克制的角色，會更好。

假如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任命的下一任主席是基於眼界與能力，而不是因為承諾永遠讓利率保持低位，那麼這些都會成為其施政的若干機遇。川普當年提名鮑爾時關注的是後者，這被證明是一個錯誤。

鮑爾周五似乎也靠近了這樣一種看法，即關稅不會導致永久性更高的通膨。他說：“一個合理的基線假設是，其影響將相對短暫，只會帶來一次性的價格水平上移。”這正是市場樂見的，即便他並未釋放具體降息訊號。鮑爾與聯準會仍在從他們那場巨大的通膨錯誤中復原，而把這件事收尾，也將是他以主席身份離任的恰當方式。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