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歐盟已是晚期的大清

近期，歐盟的一系列表現，讓那些預言“美歐分歧將持續擴大”的朋友大跌眼鏡：

曾一度號稱要祭出“反脅迫工具”大殺器的歐盟，繞開大多數成員國會商，光速和川普達成所謂的“貿易協議”，看得連法國都覺得是在投降。馮德萊恩從華盛頓回到布魯塞爾的椅子墊還沒坐熱，又光速夥同一群歐洲領導人再赴華盛頓為澤倫斯基壯膽。

談著的明明是烏克蘭的事，離開時卻被白宮發了個聲明，單說“已就互惠、公平和平衡貿易協定框架達成一致”，再把之前的“協議”內容重申並細化了一下，這次一片安靜。

就這麼被吃得死死的，連歐洲人自己都看不下去，德國軍工企業萊茵金屬公司CEO帕佩格感慨道：“在談判中，歐洲只能坐在‘小孩那桌’”。

看似還有一戰之力的歐盟，為何卻如此渙散？恍惚間讓人想到35年前那個同樣龐然大物的蘇聯幾乎頃刻間的瓦解。孰不知美國對歐盟進行了為期更久、入毒更深的“和平演變”。如今的歐盟，已經喪失了在戰略格局上進行全面自救的能力，雖然發展水平依然看似名列前茅，但事實上已經不再屬於世界一極，並正持續沉淪。

看似發達的經濟體，是如何被“劫持”的？

雖然從資料來看，其經濟體量依舊龐大，但稍加比較，就能一窺歐洲經濟相對美國的衰退。2008年，歐盟和美國的經濟體量幾乎是並駕齊驅，但到2024年，歐盟GDP已經不到美國的2/3。1995年，歐洲的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95%，而到2023年，已經滑落到80%。

歐洲人常常引以為傲社會福利的突出（整體福利支出佔GDP的26.8%），但是根據經合組織資料，那怕是被讚譽為“歐洲火車頭”的德國，其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也比美國低了16%。美國家庭近幾年的消費開支整體依然在增長，直到今年貿易戰起，捱到了年中才考慮削減開支。而麥肯錫的調查顯示，2023年80%的歐洲消費者已經在節衣縮食了。

微觀層面中的企業，萎縮之勢更為嚴峻。2015年，全球市值前100名的公司中，有52家是美國公司，28家是歐洲公司。十年後，美國的總數增加到58個，而歐洲的數量則下降到18個。

這背後又暴露出歐洲經濟的一大致命問題——錯過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在全球量子投資方面，十家頂尖科技公司中有五家位於美國，四家位於中國，歐盟沒有一家。此時，全球前20大科技叢集中，歐洲僅剩下1個，2017年時，它明明還有6個……

這種落後還遠遠不止技術上的落後，而是轉化成了來自大洋彼岸的市場壟斷。從2017年開始，歐洲約70%的基礎AI模型由美國開發，美國三大科技巨頭佔據歐洲雲端運算市場三分之二的份額，而最大的歐洲雲營運商僅佔歐盟市場的2%。資訊與通訊的主動權易手將帶來什麼，咱都懂的。

而且現實已經給不了歐盟多少掉頭的時間，受制於環保政策和對天然氣的依賴，歐盟能源電力價格高企，持續削弱產業競爭力。2020年後，歐盟經濟遭遇了新冠疫情、美國出台《通膨削減法案》以及俄烏衝突三連炸，不斷的對俄制裁加劇了歐盟的能源危機，推高製造業成本，又導致了歐洲對美國的能源依賴，並刺激了歐洲產業和資金大量外流。

根據德國央行的資料，自2010年以來，由於德國企業將資源轉移到了德國以外的地方，這導致超過6500億歐元資本淨流出。其中，近40%的資金外流發生在2021年之後。按德國經濟研究所（IW）統計，僅2022年德國對外投資導致的資金淨外流就高達1250億歐元。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資料，歐盟國家在2023年湧入美國的所有外國直接投資中佔45%，總額達2.4兆美元。從2010年以後短短13年時間，歐盟對美國的出口份額就從14%上升到了21%，其中近半數增幅發生在俄烏衝突後。

由此又帶來下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通過金融對歐洲的“劫持”。如今的現狀是：摩根大通等美國銀行在批發銀行服務市場佔據主導地位，而貝萊德等基金管理巨頭則操縱和監督著歐洲大部分投資。美國佔全球股票價值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少不了歐洲大陸如上文這樣一浪高過一浪的“捐輸”。

尤其黑色幽默的是，如今歐洲自己的對外貿易結算，美元佔比居然能超過70%，快要讓人遺忘歐元的存在。

就在今年上半年，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還在暢想：儘管美國關稅政策會對歐洲經濟造成“短期干擾”，但這對於歐洲來說是一個“獨特機遇”——川普對歐盟徵收關稅會成為歐洲大陸“走向獨立”的開始。

現實證明，歐洲大陸反而正在成全川普的“煢煢獨立”。而它們自己在物價上漲、能源依賴和產業外流中，透支著自己的發展潛力，它們的經濟正在被持續地“劫持”。

如此眾多的政府，又是如何被“奪舍”的？

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多黨制議會，國家元首或行政首腦權力較小，且權力來源依附於議會選舉。這從制度層面為美國滲透提供了條件。

而且美國與歐洲的特殊關係並非是現在才開始的，其滲透可謂源遠流長。據統計，從1946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美國和蘇聯/俄羅斯共進行了117次黨派選舉干預。其中81次是由美國進行的。而這81次干預中，將近1/3發生在歐洲，位居美國干涉區域之冠。

與其他國家策動政變或內戰不同，美國對歐洲主要是採取干預選舉，上世紀美國實施的此類行徑，1/3發生在歐洲，法德悉數在列。

所以知道美國為何對“干預大選”這麼敏感了吧。

而且美國的選舉干預不僅是針對他國政府，向歐洲與各國議會的滲透也是不遺餘力，各種經濟贊助與“青年領袖”計畫層出不窮，形成了代理人的培植梯隊。甚至有評論認為，美國對選舉的干預，就是“挑選演員的節目”，還無所謂被扶植的當事人在本國陣營的切換，只要能遵循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就已經被曝出該組織資助了大量在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等西歐國家的各類組織，甚至不乏一些反對派組織。當時美國國內就有質疑，認為在“民主根深蒂固的國家”投錢是浪費資金。

對比下如今的現實？是浪費還是超額投資？

而這種投資還不僅僅是花在歐洲政府、黨派及其選舉之間，還有各類社會組織與媒體也“躬逢其盛”，美國借此大吹法螺，打著兜售價值觀的旗號培植各種關係網，關鍵時刻能助自己一臂之力。隨手一例，在過去數年，正是受美國資助的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環球安全中心等智庫，密集舉辦各類研討會、智庫活動，鼓動歐盟追隨美國“小院高牆”政策。

此處插播一句，NED的第二任總裁戴蒙·威爾遜，其在小布什政府時期的任職正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歐洲事務高級主任。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歐盟居然還耳濡目染，受到NED工作模式啟發，在2013年也成立了“歐洲民主基金會”，旨在向其他國家的政治活動者尤其是反政府勢力提供快速、靈活的活動資金，與美國組團“灑向人間都是怨”。

而和科技行業並稱臥龍鳳雛的，就是歐盟的媒體行業。如今歐洲在傳媒領域越來越受美系基金會的贊助，也沒有自己的社交媒體和搜尋引擎。他們曾以為沒有傳媒巨頭就是自由的標誌，孰不知宣傳陣地你不佔領自然會被美國佔領，到最後全成了資訊繭房的標籤。

美國對歐洲的滲透還深入到了產業一線，走向了資本家的對立面。二戰後，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受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及美孚、通用的巨頭的資助，打著反共和工會的旗號，打入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之中，甚至不惜以賄賂和僱傭涉黑暴徒的極端手段，搶奪左翼工會的設施和財務，以此獲得歐洲上層的支援，擴大自身的影響。

隨著黑白兩道打出的“赫赫威名”，這個表面上的“工會”甚至得到了馬歇爾計畫的專項資金支援，以及中情局的秘密扶持。在未來的幾十年，其在歐洲的攤子也是越鋪越大，滲透到了一大批歐洲工會和學生組織中，並且橫跨左右翼。

而這樣的運作最終又反哺回了政界。以法國為例，僅由這條線就能拉出一張長長的政客名單，這些人均參加過AFL在法國滲透相關組織或受其資助，包括：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及其內閣成員弗朗索瓦·菲永、澤維爾·達科斯、埃爾韋·莫林和米歇爾·阿略特-瑪麗，以及前國民議會主席伯納德·阿科耶、多數議會黨團主席讓-弗朗索瓦·科佩，還有左翼的法國社會黨原第一書記讓-克里斯托夫·康巴德利斯、前總理萊昂內爾·若斯潘。

該組織在歐洲以外的活動更為奔放，在20多年前委內瑞拉針對查韋斯的政變、海地針對阿里斯蒂德的政變中，都能看到其身影。西歐自然不需要如此“大動干戈”，但在這冷熱之間，我們也可以一窺其對西歐政壇的溫水煮青蛙。

軍隊方面同樣也是如此。二戰後，歐洲國家在逐漸向美國和北約讓渡防務權利，冷戰後更是加速了這一趨勢。而美國充分利用了北約這一工具，建立由其所引領的地緣安全體系，滲透進了歐洲各國軍隊。在北約東擴的處理程序中，美國對東歐國家提出“文官控軍、情報部門去蘇化、司法改革”等政治基準，達標方可啟動入約談判，甚至直接為其國防部、國安委提供顧問與課程。

這種模式相較之前更為直接地介入到歐洲各國的軍事事務，而當這些被換過腦筋的軍人進入到本國和北約的軍事指揮機關後，能進一步貫徹美國的戰略意圖，達到由“摻沙子”到“換腦子”的功效，乃至隨著這些軍人的從政產生外部效應。

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最近剛被中國外交部點名“不再進行任何交往”的捷克總統帕維爾，其加入軍隊後曾學習情報課程，東歐劇變後先後在美國馬里蘭州貝塞斯達、英國坎伯利以及倫敦皇家國防研究學院進修，並曾在美國開展軍事外交。其在軍隊中的最高任職是捷克軍隊總參謀長、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在其升職過程中涉及伊拉克戰爭、歐烏關係、以巴問題、中國敏感問題，曾一次次公開發聲站隊美國立場。這樣的案例遠非個案，而這樣的人在掌握軍隊甚至國政權力之後，會對本國與歐洲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也就不言自明了。

分化與監聽，助催“奪舍”的兩劑猛藥

帕維爾的案例背後還反映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歐洲決策日趨“中東歐化”，即中東歐一批冷戰後才投靠美國陣營的國家在表象上出現了“皈依者狂熱”，引導議題，騎劫歐盟決策。

美國早在世紀之交，就在蓄意培育這股勢力，當時就發明了“老歐洲”和“新歐洲”這樣的術語，歐盟的東擴反而成了美國不斷混入“新歐洲”代言人的機遇，待到形成氣候之時，歐盟的決策便屢屢被這些來自中東歐的政客帶節奏，我們很納悶歐洲國家是如何在產業政策、難民問題、對東方關係上如此“昏招迭出”，損人利美不利己，其實相當部分與決策的“中東歐化”息息相關。

最新的兩個案例便是俄烏衝突與提高防務支出。早在俄烏衝突前半年，西歐國家還在徘徊調停之時，中東歐國家便已經搶先提高調門，並且包括軍事在內的各類援助湧入烏克蘭，當時援助排行榜位居前列的除了美國，便是波蘭、捷克、波羅的海三國，當時援助額最高的已逼近國內GDP的1%（“老歐洲”們普遍低於0.1%乃至更低）。且援助兌現率奇高，上述六國同期的兌現率均在80%以上，波蘭甚至達到100%，當時美國的兌現率也不過38.2%。

眾所周知，美國一直希望歐洲各國提高防務支出。又是波蘭帶頭，在2022年3月通過《保衛祖國法》，決定從2023年起將國防支出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此示範效應，為美國提供素材，刺激歐洲諸國再紛紛表態。

“新歐洲”如此出挑，“老歐洲”其實也在緩慢換血。除了干預選舉、軍事操縱、滲透媒體和社會組織外，美國還有一招便是間諜監控。而這其中目前暴露得最為清晰的就是德國。

國內很熟悉2014年“棱鏡門”事件，卻未必知曉其後面在德國發酵到了何等誇張的程度。被“棱鏡門”曝光的被直接監控的德國政商領袖，就多達300人，包括國防部、經濟部、內政部等多個要害部門，明著暴露的間諜就高達十幾人之多。

而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就在這些事情剛剛被曝光的時候，德國時任總理默克爾在接受採訪時居然表示，很難說服華盛頓改變自己的方式。儘管存在分歧，但德國依然希望和美國情報機構繼續合作。並強調“德國從反恐和其他方面的合作中獲益”。

這就是某些人口中“本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政治家”。

更為黑色幽默的是，德國議會對於“棱鏡門”監聽成立了調查委員會，結果該委員會成立於2014年3月末，同年7月初，這個要去調查美國監控的組織就被爆料又遭受到了美國情報網的監視。到2015年6月，德國就放棄了對竊聽事件的調查。直到2023年的爆料仍在顯示，美國情報部門可以輕鬆調閱德國國防部的通訊。

此時的德國媒體和教科書，早已將此事翻篇，連篇累牘的宣傳，都會將大規模監控稱為東方陣營的特產。

這就是號稱歐盟雙引擎的德國，這就是號稱“最偉大政治家”的治下。這樣的國家，怎能指望制定那怕是相對獨立的政策？怎能指望和它還能去進行稍微機要一些的戰略協同？幸虧歐洲現在還在和平年代，一旦真到戰時，柏林的篩子恐怕比德黑蘭要大得多。

正如一隻蟑螂被看到時，滿屋已是怎樣的慘不忍睹。美國在德國內部的情報網，還只是冰山一角。年初剛和川普在扯皮格陵蘭的丹麥，早在多年前已有爆料，僅是對默克爾的監聽，丹麥就已參與。而在丹麥的這個情報網，不僅是只針對德國與丹麥之間，法國、瑞典、挪威都有涉及。在此之外，還有一張覆蓋全歐洲的大網。

這其中有多少上不了檯面的事情被美國偵知，我們只能腦補。但我們知道的是，川普多次用足夠下流的口吻，揭露包括馬克宏在內的歐洲政要隱私，甚至直達床笫之間，而他們對於如此不講規則的斯文掃地，卻是安靜如雞。

當一個組織、一個政權，內部都被滲透到這一步時，後面會發生什麼。熟知國民黨反動派歷史的朋友，心裡都該有答案了。

如今的歐盟，才是真正的“腦死亡”

綜上，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當今的歐盟：經濟上被劫持、政治上被奪舍。在世界多極化浪潮滾滾向前的時刻，一個對外無法自主、對內四分五裂的歐盟，卻喪失了自己作為“一極”的資格。

別說經濟體量還足夠大，按安格斯·麥迪遜的推算，1820年的GDP天下第一是中國的清朝，佔比高達32.91%，可是清朝有未來嗎？

歐盟親手拆掉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別看法國領導人至今還在前仆後繼地給戴高樂獻花，可法國重返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已經過去了小一代人的時間；法國深度介入中東的泥潭，引爆困擾歐洲的難民潮，已經過去了十多年；戴高樂為法國留下的遠東遙相策應的外交遺產，被連續三任法國總統揮霍了個乾淨，乃至去年汽車關稅問題、今年台灣問題，歐洲向著東方發難的急先鋒都是法蘭西。

歐盟親手拆掉了自己的地緣協同，別看歐洲教科書裡對從黎塞留到俾斯麥的縱橫捭闔溢美備至，可當歐洲有機會將巴黎、柏林與莫斯科連接成前所未有的地緣共同體時，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當選的歐洲領導人卻以各種理由拆解了這樣的合作，並且參與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之中，最終引爆中東亂局與俄烏衝突，在難民潮湧與槍林彈雨裡，再來一場貿易戰的滄海橫流，驗證了自己的空間與能力都萎縮並猥瑣到了幾百年來的最低點。

歐洲還親手拆掉了自己的責任擔當，以及必須以此為基礎才可能形成的凝聚向心力。過去幾十年從防務到主權的讓渡，讓歐洲在遺忘“獨立自主”和空喊口號“人民自主”裡變得扭曲而虛偽。少數還有一點工業和國防體系的國家，嘴炮“防務自主”漫天震響，但始終不肯為歐洲安全付出足以取代駐歐美軍的代價；力推東擴轟轟烈烈，卻一直設計不出一個協調區域平衡、防範組織核心權力被稀釋的完善設計。最終在半推半就裡，讓每一步表面的擴張都在預告整個組織的死亡。

通過俄烏衝突與貿易戰，我們看到了足夠諷刺的一面，馬克宏說北約“腦死亡”了，其實北約有被美國竊據的大腦，它沒有死。真正腦死亡的是歐盟。俄烏衝突強化了美國對歐洲的限制，貿易戰測出了歐洲虛弱的底色。當川普施展在我們熟悉的歷史裡足夠拙劣的手腕，想要擺脫俄烏戰場的泥潭之時，偌大一個歐洲，卻在幾十年劫魂奪魄裡麻木地沒有多少反制的策略，喊了這麼多年的“歐洲覺醒”，被一通亂拳的“美國優先”撕裂了個粉碎。

即使沒有俄烏衝突，沒有貿易戰，歐洲自己在“和平演變”中的衰落也是肉眼可見，就以默克爾主政下常被譽為“經濟火車頭”的德國為例，一面是經濟資料大發展，一面卻是基建、環保、數位化全方位落後。施羅德為默克爾留下的是一整套“2010議程”的改革方案，而默克爾留給蕭茲的卻是德國工業4.0變成了工業0.4，外加不久之後就因為詐騙一般的“明斯克協議”破產而引爆的俄烏衝突，連同“北溪二號”因爆炸泛起的泡沫。

在一地雞毛的大環境下，我們肉眼可見的就是歐洲政壇代表人物的凋零。在我們的成長的歲月裡，從戴高樂與阿登納、到蓬皮杜與施密特、再到密特朗與科爾、希拉克與施羅德，曾經的歐洲風雲人物們是何等的意氣風發、書寫著他們那雖然破碎但能連篇萬里的江山，並讓北大西洋對岸不得不有所收斂。

而如今的歐洲政壇又推得出什麼樣的人物能及於他們乃至萬一，無論是地緣政治、經濟改革、產業調整、社會福利……他們中那一個做出了那一項政績能被歐洲老百姓那怕能誇滿一個月？他們中那一個又表現過那一項擔當又能被這個世界記住那怕一小時？我們看到的只是居高位者如過江之鯽，政黨輪替速度不斷加快、政治光譜差別不斷縮小、政治人物本身不敢承擔分內權責，遑論去在一體化處理程序中去“敢為天下先”。

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曾經如此解釋政治人物的重要性：“法國威懾戰略的核心便是國家元首，即我本人。”

而今我能想到的卻是這樣一句感慨：“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

這是一曲輓歌。凡讀史者，到此都會停留一會兒，放空傾耳一番，聆聽這一曲黎塞留、科爾貝爾、梅特涅、塔列朗、加富爾、俾斯麥……但凡有靈，都會參與合唱的輓歌。

政治人物的修為，只是一種表象的整合，歸根結底是一條路線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全方位的破產。歐美長期形成了一種制度慣性，歐洲靠讓渡自己的防務、主權乃至部分經濟利益，建構了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大西洋聯盟，通過追隨美國獲取一定的制度性紅利，並能集中更大精力發展經濟，甚至得以分享些許制定和行使規則的權力，進而得到超出自身實力地位的好處。

包括歐盟在內的不少聲音都會將其形容為“第三條道路”，但事實上，這種“主權換福利”， 畢竟是服務於別人的利益，在他人刺刀下一心搞經濟的模式，在當前這個世界已經走到了盡頭。固守該模式帶來的後果，發展陷入瓶頸的規則制定者，第一個就會把刺刀對準肥碩的小弟們。而習慣了躺在那裡歲月靜好的他們，圓滾滾地甚至忘記了撒腿跑。

歐盟的主要大國，脫胎於帝國主義殖民時代的列強，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曾有過兩面性，靠著當年的家底與慣性，利益和美國並不完全重合時，還是能鬥爭一陣。但經歷了長達80年的“和平演變”，如今可供鬥爭的資本越來越少，妥協越來越多，伴隨著洗不脫的帝國主義原罪，正在日益滑向反動的深淵。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格外令人齒冷的就是，在這種滑落中，它們正在追隨美國，不斷挑釁我們的核心利益。不管是合作掏空“一個中國”的內涵，還是在東海南海問題上說三道四、煽風點火，它們已經成了常客。

就在過去這一年，法國、荷蘭、德國等多國跑到台海“自由航行”，被“台獨”死硬分子吳釗燮感激涕零為“捍衛台海”；就在今年6月的一次研討上，它們的智庫正在公然鼓吹什麼德國要脫離“中國框架”去認識“真正的台灣”。就在這個8月，馬克宏還在大言不慚不在烏克蘭問題上對俄強硬，以後就無法對華強硬。

還記得上文剛寫到的麼？犢耳！

不要再幻想什麼“兩弱對一強”、“唇亡齒寒”，如今歐洲的邏輯是“取償於宋”，被“和平演變”高度滲透的歐盟，也已經幾乎不容許一個能對霸權說“不”並能貫徹之的人來掌舵。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曾長嘆：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家園的夢想已經破滅，取而代之的是一場噩夢，歐洲正在經歷著一場“劃時代的崩潰”。

不用急著嘆，這才只是開始。對歐盟來說，這會是雙重的崩潰，既是“獨立歐洲”理念的崩潰，也是崩潰後所投奔的帝國及其理念，在不久後的二次崩潰，連帶掀翻五百年來起源於歐洲的整個帝國殖民的根基。

夜很長，餐桌也很長。但它們的夜，恰恰是所有被壓迫者一定會到來的晴天。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