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9 月7 日,高盛發佈《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這次會不同嗎? 》報告,系統梳理人民幣國際化十五年進展,指出當前人民幣全球使用佔比仍遠低於中國經濟貿易地位,但地緣格局變化與政策創新為其加速提供新可能。報告也剖析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獨特路徑、核心驅動因素與新舊挑戰,並結合歷史經驗以給予未來展望。
1. 全球使用佔比低:多項指標落後於主要國際貨幣
儘管中國自2009 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已十五年,但人民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使用仍處於較低水準。高盛建構的「國際貨幣使用指數」(基於外匯存底佔比、外匯交易量、外幣債券發行、國際銀行債權/ 負債五項指標加權計算)顯示,2024 年人民幣指數僅2.6,遠低於美元的66.6、歐元的23.8、日元的7.2 和英鎊的6.4,近五年未出現。
具體分項指標同樣凸顯差距:
外匯存底: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存底的佔比長期維持在2% 左右,而美元佔比超60%、歐元約20%;
外匯交易: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量的佔比不足5%,美元佔比超80%;
外幣債券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發行量佔全球比重低於3%,美元、歐元合計佔比90%;
國際銀行業務: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銀行債權與負債佔比不到2%,遠低於美元的50% 以上。
2. 經濟貿易地位突出:人民幣使用與實力不匹配
中國在全球經濟與貿易的權重已顯著提升,但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未同步跟進:
經濟規模:2000-2024 年,中國GDP 全球佔比從6% 升至19%,而美國從30% 降至25%、歐元區從25% 降至6%;
貿易地位: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商品貿易國,貢獻全球33% 的製造業增加價值,對140 多個國家而言是比美國更重要的貿易夥伴;
人口與產業:中國以17% 的全球人口,支撐起超20% 的全球商品出口,製造業競爭力持續領先,但貿易結算與融資中的人民幣使用佔比仍不到15%。
1. 地緣格局重塑:去美元化需求上升
2022 年俄烏衝突後,美國及其盟友對俄實施包括凍結外匯儲備在內的金融制裁,顯著提升新興市場央行「去美元化」 意願,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外部條件:
央行儲備多元化:新興市場央行加速增持黃金與非傳統儲備貨幣,2022-2024 年全球央行黃金購買量創歷史新高,部分國家開始將人民幣納入儲備;
貿易結算貨幣調整:2022 年沙烏地阿拉伯考慮對華石油貿易用人民幣結算,2023 年巴西、阿根廷宣佈與中國進行人民幣貿易結算,孟加拉用人民幣支付俄羅斯核電項目款項;
「去美元化」 關注度飆升:高盛資料顯示,2020-2025 年新聞與社群平台中「去美元化」 日均提及次數從不足50 次升至350 次以上,反映市場對貨幣體系變革的關注升溫。
2. 中國貿易優勢:製造業競爭力支撐人民幣使用
中國在全球製造業與商品出口的主導地位,為人民幣在貿易結算與融資的使用提供基礎:
出口市佔率提升:以泰國為例,2015-2024 年中國在泰國進口中的佔比從20% 升至26%,同期人民幣在泰國進口收款中的佔比從0.4% 升至3.8%,且人民幣主要替代日元(日本在泰國進口進口量佔比從15% 降至9%,日元收款比從泰國進口 2%;
區域貿易連動:在東南亞、中東等中國主要貿易夥伴中,人民幣結算佔比逐步提升,2024 年中國與新興市場貿易中人民幣結算佔比達18%,較2019 年提升10 個百分點。
1. 通用規律: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儲備貨幣
根據學術研究(如Gopinath & Stein, 2018),貨幣國際化通常遵循「三步驟」 路徑:
第一步:貿易結算與計價:依託出口優勢,推動本國貨幣在跨境貿易中用於結算與計價,形成初始使用情境;
第二步:貿易融資與私人金融交易:基於貿易計價需求,延伸至貿易融資(如信用狀、保理),進而拓展至跨境貸款、債券發行等私人金融領域;
第三步:官方儲備貨幣:隨著貨幣在貿易金融中使用增加,央行將其納入外匯存底,作為介入貨幣與流動性工具。
當前人民幣正處於「第一步向第二步過渡」 階段:
貿易結算:2024 年中國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佔比約25%、服務貿易約15%,較2012 年的10%、5% 有提升,但仍低於中國出口全球佔比(17%);
貿易融資:SWIFT 資料顯示,2025 年7 月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佔比升至4.5%,較2020 年的2% 翻倍,但仍遠低於美元的80%、歐元的15%;
儲備貨幣:尚未突破2% 的瓶頸,且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央行,已開發經濟體配置極少。
2. 人民幣特色:離岸市場主導+ FDI 優先
與美元、歐元等傳統國際貨幣不同,人民幣國際化呈現兩條獨特路徑:
路徑一:重點發展離岸市場(CNH),保留在岸市場(CNY)管控:中國選擇透過離岸市場(如香港、新加坡)推動人民幣跨國使用,而在岸市場仍維持資本管制。 2024 年離岸人民幣市場規模約1.5 兆元,雖較2015 年增長3 倍,但僅為在岸債券市場(150 兆元)的1%;不過離岸人民幣債券(點心債)發行量持續上升,2024 年達5,500 億元,成為離岸擴容的核心載體。
路徑二:FDI(外國直接投資)作用大於證券投資:由於中國嚴格的資本管制,外資難以大規模進入在岸股票、債券市場(需透過QFI、滬深港通等有限管道),而FDI 成為人民幣跨境流動的主要形式。 2024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中人民幣計價佔比達30%,遠高於證券投資中的5%;同時,中國吸引的FDI 中人民幣出資佔比升至25%,形成「雙向FDI 驅動」 特徵。
1. 核心驅動因子:基於歷史資料的實證分析
高盛透過1986-2022 年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的面板回歸分析,發現影響貨幣儲備佔比的三大關鍵因素:
慣性(Inertia): autocorrelation 係數達0.9,意味著每年僅10% 的調整向長期均衡水準靠攏,說明國際貨幣使用具有強烈路徑依賴。例如,美國經濟19 世紀末已超越英國,但美元直到20 世紀50 年代才取代英鎊成為主導貨幣,印證「慣性延緩替代」 規律。
經濟規模:經濟體GDP 全球佔比是除慣性外最顯著的驅動因素,且存在「臨界點效應」— 當貨幣使用佔比接近主導貨幣時,GDP 佔比提升會帶來儲備佔比的非線性成長。目前中國GDP 佔比(19%)已接近歐元區(20%),若能突破慣性約束,人民幣儲備佔比可望加速上升。
政策可信度:公共債務/ GDP 比率的快速上升會顯著削弱貨幣儲備吸引力(係數- 0.25)。目前美國公共債務/ GDP 超130%,且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引發市場對美元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為其他貨幣提供替代空間。
2. 新增變數:地緣政治的影響
近年來地緣因素成為貨幣儲備配置的重要考量,學術研究與實際資料均顯示其顯著作用:
金融制裁:受美國製裁的國家(如俄羅斯、伊朗)人民幣儲備佔比從不到1% 升至5% 以上,黃金儲備佔比從10% 升至20%;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2018 年中美貿易戰後,中國前20 大貿易夥伴中,12 國提升了人民幣貿易結算佔比,平均增幅達8 個百分點;
地緣聯盟:與中國地緣關係密切的國家(如「一帶一路」 沿線),人民幣在其貿易融資中的佔比達8%-12%,遠高於全球平均的4.5%。
1. 歷史規律:貨幣主導地位切換漫長且依賴關鍵條件
從英鎊到美元的歷史切換(19 世紀末- 20 世紀50 年代),以及日元、歐元的國際化歷程,為人民幣提供三大啟示:
時間跨度長:美國經濟1870 年超越英國、1915 年出口超越英國,但美元直到1950 年才在外匯儲備、貿易計價中確立主導地位,歷時超80 年;
政策推動關鍵:1913 年《聯邦儲備法》允許美國銀行海外設分支並開展貿易信貸,直接推動美元在貿易融資中的使用,而一戰削弱英國金融體系,加速英鎊衰落;
危機影響顯著:1929 年大蕭條導致美元短暫讓位給英鎊,1990 年日本資產泡沫破裂後日元儲備佔比從8% 降至4%,2010 年歐債危機使歐元儲備佔比從25% 降至20%,印證「危機可能延緩甚至逆轉國際化處理程序」。
2. 人民幣啟示:避免危機+ 擴大可投資資產是關鍵
結合歷史經驗,人民幣國際化需滿足兩大前提:
經濟穩定成長: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如房地產硬著陸、債務違約),維持5%-6% 的中速成長,進一步提升GDP 全球佔比至25% 以上;
擴大可投資資產:目前中國政府債券(CGB)市場規模約25 兆元,但外資持有佔比僅3%(美元國債外資持有佔比40%),需透過擴容離岸人民幣債券、最佳化互聯互通管道(如債券通)提升外資可及性。
1. 傳統挑戰:管控與開放的長期矛盾
中國policymakers 對資本管制的偏好與外資對開放透明市場的需求,始終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矛盾:
資本管制制約流動性:外資進入在岸市場仍需通過有限管道,且面臨額度、匯兌等限制,導致人民幣資產流動性不足(如在岸國債換手率不足5 倍,遠低於美國國債的20 倍);
匯率穩定優先於國際化:2015 年「811 匯改」、2022 年聯准會升息周期中,中國均優先透過資本管制維持匯率穩定,暫時擱置國際化推進;
衍生性商品不足:外資避險人民幣匯率風險的工具(如遠期、選擇權)種類有限且交易成本高,削弱長期配置意願。
2. 新挑戰:穩定幣與數位貨幣的衝擊
金融科技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新變數,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美元穩定幣主導跨境交易:美國《GENIUS 法案》推動美元穩定幣(如USDT、USDC)在全球跨境支付的使用,2024 年美元穩定幣跨境交易規模達1.2 兆美元,而人民幣穩定幣尚處於試點階段,僅限國內場景;
數位人民幣(eCNY)推廣有限:儘管中國是最早試點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國家之一,但eCNY 在跨境貿易的使用佔比不足0.5%,且未形成與SWIFT 競爭的支付網路,反觀部分中國出口企業已開始使用美元穩定幣進行跨境結算,繞過傳統支付體系。 (資訊量有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