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9 月7 日，高盛發佈《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這次會不同嗎？ 》報告，系統梳理人民幣國際化十五年進展，指出當前人民幣全球使用佔比仍遠低於中國經濟貿易地位，但地緣格局變化與政策創新為其加速提供新可能。報告也剖析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獨特路徑、核心驅動因素與新舊挑戰，並結合歷史經驗以給予未來展望。一、現狀：人民幣國際化進展有限，與中國經濟地位嚴重錯配1. 全球使用佔比低：多項指標落後於主要國際貨幣儘管中國自2009 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已十五年，但人民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使用仍處於較低水準。高盛建構的「國際貨幣使用指數」（基於外匯存底佔比、外匯交易量、外幣債券發行、國際銀行債權/ 負債五項指標加權計算）顯示，2024 年人民幣指數僅2.6，遠低於美元的66.6、歐元的23.8、日元的7.2 和英鎊的6.4，近五年未出現。具體分項指標同樣凸顯差距：外匯存底：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存底的佔比長期維持在2% 左右，而美元佔比超60%、歐元約20%；外匯交易：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量的佔比不足5%，美元佔比超80%；外幣債券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發行量佔全球比重低於3%，美元、歐元合計佔比90%；國際銀行業務：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銀行債權與負債佔比不到2%，遠低於美元的50% 以上。2. 經濟貿易地位突出：人民幣使用與實力不匹配中國在全球經濟與貿易的權重已顯著提升，但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未同步跟進：經濟規模：2000-2024 年，中國GDP 全球佔比從6% 升至19%，而美國從30% 降至25%、歐元區從25% 降至6%；貿易地位：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商品貿易國，貢獻全球33% 的製造業增加價值，對140 多個國家而言是比美國更重要的貿易夥伴；人口與產業：中國以17% 的全球人口，支撐起超20% 的全球商品出口，製造業競爭力持續領先，但貿易結算與融資中的人民幣使用佔比仍不到15%。二、驅動：地緣變遷與政策創新開啟新空間1. 地緣格局重塑：去美元化需求上升2022 年俄烏衝突後，美國及其盟友對俄實施包括凍結外匯儲備在內的金融制裁，顯著提升新興市場央行「去美元化」 意願，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外部條件：央行儲備多元化：新興市場央行加速增持黃金與非傳統儲備貨幣，2022-2024 年全球央行黃金購買量創歷史新高，部分國家開始將人民幣納入儲備；貿易結算貨幣調整：2022 年沙烏地阿拉伯考慮對華石油貿易用人民幣結算，2023 年巴西、阿根廷宣佈與中國進行人民幣貿易結算，孟加拉用人民幣支付俄羅斯核電項目款項；「去美元化」 關注度飆升：高盛資料顯示，2020-2025 年新聞與社群平台中「去美元化」 日均提及次數從不足50 次升至350 次以上，反映市場對貨幣體系變革的關注升溫。2. 中國貿易優勢：製造業競爭力支撐人民幣使用中國在全球製造業與商品出口的主導地位，為人民幣在貿易結算與融資的使用提供基礎：出口市佔率提升：以泰國為例，2015-2024 年中國在泰國進口中的佔比從20% 升至26%，同期人民幣在泰國進口收款中的佔比從0.4% 升至3.8%，且人民幣主要替代日元（日本在泰國進口進口量佔比從15% 降至9%，日元收款比從泰國進口 2%；區域貿易連動：在東南亞、中東等中國主要貿易夥伴中，人民幣結算佔比逐步提升，2024 年中國與新興市場貿易中人民幣結算佔比達18%，較2019 年提升10 個百分點。三、路徑：貨幣國際化的通用規律與人民幣特色1. 通用規律：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儲備貨幣根據學術研究（如Gopinath & Stein, 2018），貨幣國際化通常遵循「三步驟」 路徑：第一步：貿易結算與計價：依託出口優勢，推動本國貨幣在跨境貿易中用於結算與計價，形成初始使用情境；第二步：貿易融資與私人金融交易：基於貿易計價需求，延伸至貿易融資（如信用狀、保理），進而拓展至跨境貸款、債券發行等私人金融領域；第三步：官方儲備貨幣：隨著貨幣在貿易金融中使用增加，央行將其納入外匯存底，作為介入貨幣與流動性工具。當前人民幣正處於「第一步向第二步過渡」 階段：貿易結算：2024 年中國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佔比約25%、服務貿易約15%，較2012 年的10%、5% 有提升，但仍低於中國出口全球佔比（17%）；貿易融資：SWIFT 資料顯示，2025 年7 月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佔比升至4.5%，較2020 年的2% 翻倍，但仍遠低於美元的80%、歐元的15%；儲備貨幣：尚未突破2% 的瓶頸，且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央行，已開發經濟體配置極少。2. 人民幣特色：離岸市場主導+ FDI 優先與美元、歐元等傳統國際貨幣不同，人民幣國際化呈現兩條獨特路徑：路徑一：重點發展離岸市場（CNH），保留在岸市場（CNY）管控：中國選擇透過離岸市場（如香港、新加坡）推動人民幣跨國使用，而在岸市場仍維持資本管制。 2024 年離岸人民幣市場規模約1.5 兆元，雖較2015 年增長3 倍，但僅為在岸債券市場（150 兆元）的1%；不過離岸人民幣債券（點心債）發行量持續上升，2024 年達5,500 億元，成為離岸擴容的核心載體。路徑二：FDI（外國直接投資）作用大於證券投資：由於中國嚴格的資本管制，外資難以大規模進入在岸股票、債券市場（需透過QFI、滬深港通等有限管道），而FDI 成為人民幣跨境流動的主要形式。 2024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中人民幣計價佔比達30%，遠高於證券投資中的5%；同時，中國吸引的FDI 中人民幣出資佔比升至25%，形成「雙向FDI 驅動」 特徵。四、驅動因素：慣性、經濟規模、地緣與政策1. 核心驅動因子：基於歷史資料的實證分析高盛透過1986-2022 年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的面板回歸分析，發現影響貨幣儲備佔比的三大關鍵因素：慣性（Inertia）： autocorrelation 係數達0.9，意味著每年僅10% 的調整向長期均衡水準靠攏，說明國際貨幣使用具有強烈路徑依賴。例如，美國經濟19 世紀末已超越英國，但美元直到20 世紀50 年代才取代英鎊成為主導貨幣，印證「慣性延緩替代」 規律。經濟規模：經濟體GDP 全球佔比是除慣性外最顯著的驅動因素，且存在「臨界點效應」— 當貨幣使用佔比接近主導貨幣時，GDP 佔比提升會帶來儲備佔比的非線性成長。目前中國GDP 佔比（19%）已接近歐元區（20%），若能突破慣性約束，人民幣儲備佔比可望加速上升。政策可信度：公共債務/ GDP 比率的快速上升會顯著削弱貨幣儲備吸引力（係數- 0.25）。目前美國公共債務/ GDP 超130%，且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引發市場對美元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為其他貨幣提供替代空間。2. 新增變數：地緣政治的影響近年來地緣因素成為貨幣儲備配置的重要考量，學術研究與實際資料均顯示其顯著作用：金融制裁：受美國製裁的國家（如俄羅斯、伊朗）人民幣儲備佔比從不到1% 升至5% 以上，黃金儲備佔比從10% 升至20%；貿易政策不確定性：2018 年中美貿易戰後，中國前20 大貿易夥伴中，12 國提升了人民幣貿易結算佔比，平均增幅達8 個百分點；地緣聯盟：與中國地緣關係密切的國家（如「一帶一路」 沿線），人民幣在其貿易融資中的佔比達8%-12%，遠高於全球平均的4.5%。五、歷史經驗：貨幣替代需長期積累，政策與危機至關重要1. 歷史規律：貨幣主導地位切換漫長且依賴關鍵條件從英鎊到美元的歷史切換（19 世紀末- 20 世紀50 年代），以及日元、歐元的國際化歷程，為人民幣提供三大啟示：時間跨度長：美國經濟1870 年超越英國、1915 年出口超越英國，但美元直到1950 年才在外匯儲備、貿易計價中確立主導地位，歷時超80 年；政策推動關鍵：1913 年《聯邦儲備法》允許美國銀行海外設分支並開展貿易信貸，直接推動美元在貿易融資中的使用，而一戰削弱英國金融體系，加速英鎊衰落；危機影響顯著：1929 年大蕭條導致美元短暫讓位給英鎊，1990 年日本資產泡沫破裂後日元儲備佔比從8% 降至4%，2010 年歐債危機使歐元儲備佔比從25% 降至20%，印證「危機可能延緩甚至逆轉國際化處理程序」。2. 人民幣啟示：避免危機+ 擴大可投資資產是關鍵結合歷史經驗，人民幣國際化需滿足兩大前提：經濟穩定成長：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如房地產硬著陸、債務違約），維持5%-6% 的中速成長，進一步提升GDP 全球佔比至25% 以上；擴大可投資資產：目前中國政府債券（CGB）市場規模約25 兆元，但外資持有佔比僅3%（美元國債外資持有佔比40%），需透過擴容離岸人民幣債券、最佳化互聯互通管道（如債券通）提升外資可及性。六、挑戰：新舊問題交織，平衡管控與開放是核心1. 傳統挑戰：管控與開放的長期矛盾中國policymakers 對資本管制的偏好與外資對開放透明市場的需求，始終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矛盾：資本管制制約流動性：外資進入在岸市場仍需通過有限管道，且面臨額度、匯兌等限制，導致人民幣資產流動性不足（如在岸國債換手率不足5 倍，遠低於美國國債的20 倍）；匯率穩定優先於國際化：2015 年「811 匯改」、2022 年聯准會升息周期中，中國均優先透過資本管制維持匯率穩定，暫時擱置國際化推進；衍生性商品不足：外資避險人民幣匯率風險的工具（如遠期、選擇權）種類有限且交易成本高，削弱長期配置意願。2. 新挑戰：穩定幣與數位貨幣的衝擊金融科技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新變數，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美元穩定幣主導跨境交易：美國《GENIUS 法案》推動美元穩定幣（如USDT、USDC）在全球跨境支付的使用，2024 年美元穩定幣跨境交易規模達1.2 兆美元，而人民幣穩定幣尚處於試點階段，僅限國內場景；數位人民幣（eCNY）推廣有限：儘管中國是最早試點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國家之一，但eCNY 在跨境貿易的使用佔比不足0.5%，且未形成與SWIFT 競爭的支付網路，反觀部分中國出口企業已開始使用美元穩定幣進行跨境結算，繞過傳統支付體系。 （資訊量有點大）

2025年8月1日，香港在全球金融科技的版圖上，再次投下一枚意義深遠的棋子。備受矚目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修訂）條例》下的穩定幣發行人牌照制度，於今日正式生效。這不僅標誌著香港對數字資產的監管框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更為精細化的階段，更被視為其鞏固並重塑自身作為「全球Web3中心」雄心壯志的關鍵一步。然而，在這場旨在吸引全球資本與創新的競賽背後，一個更具戰略想像空間的問題浮出水面：當前框架雖然主要聚焦於與港元或美元等主流法幣掛鉤的穩定幣，但它是否也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悄然打開了一扇離岸實驗的“機會之窗”？制度的基石這次新制度的核心，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作為唯一監管機構，對所有希望在香港發行或向零售投資者推廣「法幣參考穩定幣」（Fiat-Referenced Stablecoins）的實體，實施強制性的牌照管理。根據規定，申請牌照的發行人必須滿足一系列嚴格的合規要求，這幾乎涵蓋了穩定幣運營的所有核心環節：全額儲備資產：發行人必須始終持有與其發行在外的穩定幣總量等值的、高品質且高流動性的儲備資產，以確保使用者可以隨時按面值贖回。資金隔離：使用者的資金必須與發行人的自有資金嚴格分開存放，以防止挪用風險。經營者的「適當人選」測試：對公司的管理階層和主要控制人進行嚴格的背景和資質審查。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AML/CFT）：建立並執行健全的AML/CFT協議。資訊揭露：必須向公眾提供清晰、透明的資訊，包括儲備資產的構成和定期的審計報告。值得注意的是，該制度設立了不低的准入門檻。發行人必須擁有至少2500萬港元的實繳股本，這一規定顯然更有利於資金雄厚的大型機構，旨在從源頭上篩選掉潛在的高風險參與者，確保市場的穩定與信譽。相較於近期美國剛剛通過的《GENIUS法案》，香港的製度展現出其獨特的優勢。香港的單一監管機構（HKMA）模式簡化了流程，而美國則因聯邦與州政府的雙層監管體係而更為複雜。此外，香港的框架具有「多幣種」的靈活性，這為那些有全球化抱負的穩定幣項目，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本地“冷”與跨境“熱”儘管制度已經就位，但穩定幣若想在香港本地的日常消費場景中普及，仍面臨巨大挑戰。香港的消費者支付市場已極度飽和，從傳統的Visa、Mastercard，到無處不在的八達通卡，再到來自中國內地的支付寶（AliPay）和微信支付（WeChat Pay），幾乎覆蓋了所有線上線下場景。因此，分析師普遍認為，穩定幣在短期內難以作為獨立的支付工具，在香港零售市場取得突破。然而，本地市場的“冷”，恰恰反襯出跨境應用的“熱”。香港作為全球貿易和金融樞紐的獨特地位，使其成為穩定幣發揮其核心優勢（高效率、低成本的跨境支付）的理想試驗場。律師事務所David Cameron Law Office的合夥人Andy KTLau表示，他觀察到客戶對穩定幣的興趣，正從單純的投機交易，轉向探索其作為線上和線下支付管道的潛力。 Gate Dubai的執行長Edwin Cheung也分享了一個生動的案例：一家旅遊公司正考慮使用穩定幣，來解決從全球各地酒店和合作夥伴處收取款項的難題。在傳統銀行體系下，這個過程有時長達三十天，且在某些國家（如阿根廷、巴西）缺乏順暢的銀行管道。更引人注目的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企業對香港的穩定幣制度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儘管穩定幣在中國內地被禁止使用，但像京東（JD.com）和支付寶等電商巨頭，已確認正在探索將穩定幣應用於其國際業務的可能性。這清楚地表明，香港的穩定幣制度，正被視為中國企業走向全球、處理複雜跨境資金流的潛在解決方案。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這就引出了整個事件中最深刻的部分。雖然目前的討論和首批申請者可能主要集中在與港元或美元掛鉤的穩定幣，但香港金管局精心設計的「法幣參考」和「多幣種」框架，從法理上為未來推出受香港監管的、離岸人民幣（CNH）穩定幣，預留了空間。這一步棋的戰略意義極其深遠。長期以來，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資本帳戶管制和匯率波動等挑戰。而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可以為中國提供一個完美的「防火牆」和「試驗田」。一個在香港發行、完全符合國際反洗錢標準、由透明的離岸人民幣資產100%支援的穩定幣（例如，可稱之為「CNHC」），將擁有以下幾個潛在的巨大優勢：繞開傳統清算體系：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特別是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CNH穩定幣可以繞過由美元主導的SWIFT系統，降低交易成本和時間，並減少對單一貨幣體系的依賴。市場驅動的國際化路徑：與由央行主導的數字人民幣（e-CNY）主要聚焦於國內零售支付不同，一個由市場化機構發行和推廣的CNH穩定幣，更容易被全球市場和使用者所接受，從而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提升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的使用和儲備地位。風險可控的創新實驗：所有的交易和創新都發生在香港這個單獨的關稅區和法律體系內，任何潛在的金融風險都可以被有效隔離，不會直接衝擊中國內地的金融穩定。總結香港穩定幣牌照制度的正式啟動，絕非僅僅是一項行業監管政策。它是香港在全球Web3競賽中，試圖從「追隨者」變為「規則制定者」的野心宣言。短期來看，它的影響將主要體現在B2B和跨國貿易支付領域，為解決傳統金融的痛點提供新的數字化方案。但從更長遠的視角觀察，這個制度的真正價值，或許在於它為一個更大膽的金融構想——人民幣的數字化國際化，提供了現實的路徑和合規的框架。儘管這並非其當前明確的官方目標，但香港無疑已經擺好了棋盤，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由人民幣支援的穩定幣，鋪平了道路。世界將密切關注，香港將如何利用這張獨特的“王牌”，在全球貨幣體系的未來演變中，扮演其關鍵的橋樑與樞紐角色。 （鏈科天下）

知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教授，近日接受媒體專訪穩定幣。以下是他的9大觀點：1.穩定幣本質上是一種以法定貨幣為錨、可以隨時交換的貨幣基金，可以取代銀行轉帳功能。 ……穩定幣本質是取代銀行交易。2.一般人對穩定幣最容易誤解的一點是，認為它能取代法定貨幣。3.穩定幣的“穩定”，最核心的含義就是其價值與法幣是一一對應的，沒有套利空間。當然，也存在著「脫錨」的可能。4、(美國如此大力推崇美元穩定幣)背後有兩股力量在推動，且利益同向。第一股力量是華爾街的投資銀行，他們希望找到更多交易機會。你可以把他們想像成“賭場”，肯定希望賭場裡面能玩的遊戲越多越好，“賭桌”越多越好。 ...，每一筆買賣都能收取手續費。第二股力量是美國政府，因為穩定幣可以繞過現有銀行轉帳的繁瑣流程和嚴格審查，因此他們希望通過穩定幣在支付上的便利性來提升美元和美債的吸引力。5、(是否可以理解成美國政府維持美元霸權的新手段？) 可以這麼定義。其本質就是透過增加支付便利性來達到這一目標。但是，美國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放開金融轉帳的監管，因為擔心這樣的便利性被不法份子利用。6.央行數字貨幣本質上是取代紙幣，其推廣必須和手機支付、網路支付連在一起，而要在國際上推廣網絡支付有較大難度。而穩定幣在這方面相對好一點，它未來主要是面向企業（To B）的商業結算，例如大公司做外貿時，可以直接通過穩定幣帳戶劃款，不經過銀行。7.穩定幣是不可能完全取代銀行的。 ……我堅定地認為，穩定幣在試行一段時間後，各國央行和金融市場監管都會回收控制權，加以限制，不會允許完全自由流動。各國都不希望穩定幣變成巨大的「超主權資金自由流動的遊樂場」。8.人民幣國際化的希望絕不能寄託於穩定幣。9.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放開對穩定幣交易的控制。 （元界）

《穩定幣條例》香港《穩定幣條例》即將實施之際，一場數字貨幣領域的重大變革正在醞釀。最新消息顯示，京東與螞蟻集團已向中國人民銀行提交創新方案，計畫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CNH）錨定穩定幣。這一舉措有望重塑全球數字支付格局，或將首次實質性挑戰美元穩定幣長達八年的市場主導地位。(珩宇智創生態科技)

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迎來標誌性里程碑。6月18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宣佈與標準銀行、非洲進出口銀行、阿布扎比第一銀行、大華銀行等六家全球領先外資機構正式簽署合作協議。本次簽約標誌著CIPS系統首次成功接入非洲、中東、中亞地區及新加坡離岸人民幣中心的核心外資銀行，全球服務網路覆蓋實現歷史性跨越。此次被納入CIPS直參行列的六家機構地域分佈極具戰略意義。在非洲地區，由非洲最大銀行之一的標準銀行及專注於泛非貿易的非洲進出口銀行強力進駐；在中東地區，阿聯金融重鎮阿布扎比第一銀行成為區域樞紐；在中亞地區，引入兩家重量級機構（具體名稱待公佈），填補區域空白；在新加坡地區，東南亞金融中心由大華銀行深度對接。大華銀行表示，人民幣在跨境支付和貿易結算中的規模持續上升。超過50%的跨境結算量在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及東盟區域，這些正是大華銀行的核心業務市場。2024年全年，大華銀行跨境人民幣結算量實現翻番，同時該行也預期人民幣在國際投資、支付和貿易當中的使用佔比會繼續提升。央行行長潘功勝在2025陸家嘴論壇演講時提及，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按全口徑計算，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三大支付貨幣。近期，中國人民銀行等多部門聯合印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務便利化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中提出，要提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功能和全球網路覆蓋。跨境清算公司增強與金融機構協同聯動，共同提升對“走出去”企業的服務水平。此外，行動方案還提出，要推動更多銀行加入CIPS，持續擴大CIPS網路覆蓋範圍。加強CIPS建設，完善系統功能，研究推動區塊鏈技術應用，為人民幣計價的全球貿易、航運及投融資提供安全高效的結算清算服務。 (中國商報)

▎香港穩定幣，左右徘徊。圖源：unsplash穩定幣的賽場，競爭日益激烈。這廂美國參議院剛剛投票通過穩定幣Genius法案，那廂香港《穩定幣條例》也迎來了新動向。就在5月30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憲報刊登《穩定幣條例》，這意味著《穩定幣條例》正式成為法例。至此，香港特區正式將法幣穩定幣納入監管框架中，虛擬資產監管機制趨於完善。香港立法會議員吳傑莊也發推表示，預計今年年底，機構可向金管局申請成為合規穩定幣發行商。儘管該消息在內地掀起軒然大波，也引發了諸多傳統媒體的競相報導，X平台更是高喊香港“搶跑”美國，但從整個加密市場來看，該法案的影響還遠遠不如美國的Genius法案。美國吃肉，香港喝湯，似乎已然成為了加密市場的一種慣性。另一方面，在一片”起個大早、趕個晚集“的吐槽聲中，香港穩定幣的實際需求與應用場景也正在受到質疑。香港通過穩定幣法案填補監管空白追溯香港的穩定幣法案，在監管走向方面，進展雖不言迅速，也算位於全球前列。早在2023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與金融管理局就發表檔案表示，為監管法幣穩定幣發行人、引入發牌制度等立法建議收集公眾意見。2024年3月，香港金管局宣佈推出穩定幣發行人“沙盒”，同年7月，金管局在結束了為期數月的公眾諮詢後發佈諮詢檔案，為後續的草案進行鋪墊。2024年12月6日，香港政府於憲報刊登了《穩定幣條例草案》，並於12月18日提交香港立法會完成一讀。時間來到今年，5月21日，香港立法會三讀正式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下稱“條例”），標誌著香港正式設立法幣穩定幣發行人的發牌制度，為香港成為全球虛擬資產中心奠定堅實基礎。從條例本身來看，與對於虛擬資產的態度一致，香港遵循“相同活動、相同風險、相同監管”原則，建立了完整、明確、靈活的監管制度。從具體內容來看，該草案對於穩定幣給出了明確定義，在美國支付穩定幣的基礎上涵蓋更為廣泛，提出以穩定幣發行人的牌照制度為主要監管模式，明確適用於牌照制度的是“掛鉤資產為單一或多個法幣”的穩定幣，監管聚焦於法幣穩定幣。香港對穩定幣持牌人有實體要求，要求申請牌照的機構必須是在香港設有實體公司，或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持牌人必須有至少2,500萬港元的最低繳足股本，儲備與贖回亦有規定，持牌人必須確保儲備資產市值在任何時候都至少相等於其流通面值，禁止分數儲備模式，即至少具備1：1的全額資產儲備，且儲備資產必須與其他資金隔離，並定期向公眾披露儲備資產詳情；贖回自由，持牌人必須向提出有效贖回要求的持有人支付指定穩定幣的面值，不得附加繁瑣條件和不合理費用。穩定幣銷售主體也有限制，穩定幣發行持牌人以及獲證監會發牌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是主要的銷售主體。值得注意的是，從管轄權來看，除了在香港直接發行穩定幣外，以港幣為錨定貨幣的穩定幣同樣受到香港管轄外，境內與境外均有涵蓋。整體來看，香港穩定幣監管呈現出審慎與包容並存的態度，此點可與美國最新的Genius法案進行類比。香港境外雖有涉足，但著重強調本地發行，而美國則明顯具備域外強制管轄，只要服務美國使用者的發行商均受到管轄；從主體論，香港允許金融機構參與，也容納非金融機構入駐，美國對此則考慮金融體系的衝擊與系統性風險，原則上對如Meta等科技公司發行穩定幣更為苛刻。另一方面，香港也並未強制對儲備資產作出要求，但美國儲備資產指明美元、美債等資產，為美債釋放需求。透明度方面，香港僅作定期披露要求，但美國則要求每月公開審計，CEO/CFO負有責任，合規成本更高。更為需要關注的是，美國法案中有明顯主導全球穩定幣規則之勢，但香港更多提及國際合作事宜，而非話語權界定。儘管存在諸多差異，對香港本身而言，穩定幣的立法，仍意義深遠。一方面，本次立法正式將法幣穩定幣納入監管框架中，再度完善香港本土的虛擬資產監管機制，法幣與穩定幣的合規出入金被打開，可有效推動傳統金融機構與Web3的彌合，吸引傳統機構與使用者參與，既是一次政府與市場聯動的有益嘗試，也為虛擬資產行業蓬勃發展提供了驅動；另一方面，港元穩定幣的強勢入駐也填補了市場空白，當前市場超過99%的穩定幣以美元穩定幣為主，港元的加入佔據了新的生態位，既降低了美元穩定幣的依賴度，提高了支付方面的安全性與自主權，也有利於分散風險，充當中美貨幣橋樑。實際上，在美元輻射力在加密領域持續增強的背景下，融入穩定幣生態也是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定位的必要途徑。此外，港元穩定幣的推行，也為香港資產代幣化打開了空間，後續該領域將有望湧現更多實例。香港再度搶跑美國卻引發一片質疑頗為有趣的是，由於美國Genius法案尚處於參議院修訂中，香港率先立法，也讓市場有了“搶跑”的呼聲。遺憾的是，縱觀香港在加密領域的進展，不論是虛擬資產宣言的發佈，還是比特幣、以太坊現貨ETF的批准，交易所牌照制度，樁樁件件，實則都是搶跑，但最後的結局，僅能用差強人意來形容。又拿出老生常談的資料來進行對比，美國比特幣現貨ETF的總資產淨值達到1276億美元，而香港僅有4.4億美元，美國以太坊現貨ETF總資產淨值為87美元，而香港僅有0.5億美元，差距非常懸殊。上幣數量也可見一斑。以香港規模最大的持牌合規交易所HashkeyExchange為例，上幣總數僅為19個，其中，散戶可購買的僅有4個，分別是BTC、ETH、LINK以及AVAX。同類型對比美國合規交易所Coinbase，可交易資產達到294個，遠超Hashkey。對此種情景，市場對香港的加密產業，時常透露些許“起個大早、趕個晚集”的遺憾。僅從這次法案來看，儘管媒體報導不斷，但市場的關注度卻非常有限，甚至有人質疑又是一次牌照的買賣。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比特幣突破11萬美元的新高後，彭博社的文章直指原因是美國的穩定幣法案，卻對同一時間的香港穩定幣條例著墨缺缺。市場的看衰，自然並非空穴來風。穩定幣格局本就呈現出頭部化效應相當集中的特徵，美元穩定幣一家獨大。USDT是絕對的領導者，市場份額達到1520億美元，佔據市場總額的62.29%；USDC市場規模約603億美元，佔比為24.71%，僅僅這兩者，就佔據市場總量的80%以上，而這兩者，恰恰就是美元穩定幣。若再往後，USDe、USDS、DAI也全都是錨定美元的穩定幣，在此背景下，儘管香港推出了港元穩定幣，但市場需求顯然值得斟酌。此外，港幣本就實行美元聯絡匯率制度，再細分到港元穩定幣，頗有一種"美元穩定幣的穩定幣“之感。從目前來看，香港穩定幣主要的面向區域仍然是本土，在與內地通道難以打開的現狀下，應用場景顯然更側重於批發側，市場競爭力有限，而使用人數的多少，卻恰恰決定了該類穩定幣的後續發展。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也對此作出瞭解釋，表示穩定幣的其中一個主要場景是跨境、跨司法管轄區的支付。香港立法會議員吳傑莊也表示，未來將重點推動兩個方向：一是創造更多穩定幣應用場景，包括實體零售、跨境貿易等領域；二是完善穩定幣市場屬性，包括向持有者釋放穩定幣利息，以提升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本次穩定幣的出台，均開啟了資產代幣化的新浪潮，但對於當地的CBDC而言，卻是極大的挑戰。實際上，早在美國當局明確拒絕發行數字美元後，全球部分國家就對CBDC產生了猶疑，核心是大部分國家的法定貨幣，與美元強關聯，若無數字美元，CBDC結算極易成為無根之壤。而美國本次穩定幣法案，也再度宣告數字美元的幻想終結。香港，也體現出類似趨勢。同為數字貨幣，港元穩定幣與數位港元，表現出微妙的競合關係。面向群體一致，自然有競爭，使用者多會擇一處之，資源傾斜也會錙銖必較；但零售市場與跨境市場之間，又存在藕斷絲連的合作關係，例如數位港元針對零售市場，港元穩定幣針對跨境支付，不僅效率提升，還可避開其他國家的貨幣主權等問題。但短時間內，競爭顯然要更為凸顯。香港穩定幣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內地與香港緊密相連，對於港元穩定幣能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問題，市場也產生了熱議。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肖耿則在採訪中表示，中國香港合法發行穩定幣，還意味著將來會有與人民幣掛鉤的並由中國香港監管的穩定幣資產管理平台，將推動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化。邱達根議員在法案審議中也表示道，香港考慮將人民幣納入法定穩定幣。誠然，在數字鑄幣權白熱化的當下，香港穩定幣在一定程度上可間接推動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但在當下過早的提及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人民幣穩定幣，實則仍有噱頭的意味。另一方面，提到人民幣國際化，數位人民幣也是擺脫不了的話題。雖然進入2025年以來，北京、廣州、上海、浙江等多地發佈數位人民幣試點工作發展計畫，應用工作部署也從統籌規劃呈現出細化與實施性強的特點，場景應用邁入精細化融合階段，但從頂層來看，數位人民幣卻似乎有所降溫。援引移動支付網資料，縱觀數位人民幣發展的主要時間節點，上一次央行發佈數位人民幣白皮書是在2021年，上一批試點城市公佈是2022年12月，即便是應用資料披露，最近的披露資料也只到2024年9月，階段時間節點正在持續拉長。政策用語也有所變化，從最初的“積極穩步推進”“堅定不移推進”到如今的“穩妥有序推進”“紮實推進”，足以看出，主管機構央行對於數位人民幣的推廣節奏實則是在循序漸進的放緩中，態度也正在從積極活躍向內收縮，強調以“穩”當頭。論及緣由，不外乎是使用者使用習慣難以改變、職能協同的關係以及生態推進、治理機制等問題，甚至於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首任所長姚前的落馬，也或多或少讓高層對於數位人民幣更為審慎。展現出來的局面是，定位於零售的數位人民幣，反而在政企服務、同業機構與跨境方面進展更為迅速。目前來看，相比之後可能出現的穩定幣，數位人民幣與數位港元的互動顯然要更為緊密。回到主題，穩定幣也好，數位人民幣也罷，無論是依託何幣種邁向何種路徑，數字時代下鑄幣權的大戰號角已然吹響，若不提早佔據生態位，後續在金融領域終將淪為被動。而香港的這一步棋，既是在非法穩定幣交易肆虐下的現實要求，也是在數字貨幣發展中維護支付主權的必然舉措。長遠來看，這或許也是香港繼續發揮窗口與橋樑角色的戰略之一。在創新與風控中，香港顫顫巍巍的又走了一步，儘管當下仍舊不被看好，但拉長時間線回頭，相信這，仍然是歷史的重要時刻。 (鈦媒體)

先說美國的穩定幣。【GENIUS法案主要內容】《GENIUS法案》（全稱《引導和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是美國首個針對穩定幣的聯邦立法框架，旨在通過明確監管規則平衡金融創新與風險防控，同時鞏固美元在數字金融中的主導地位。該法案自2025年初提出後，經歷了多次修訂與程序性投票，最終在參議院獲得兩黨支援並通過，目前正等待眾議院審議及總統簽署生效。★發行資質與許可：要求穩定幣發行方必須取得銀行牌照或接受聯準會直接監管，僅允許獲得聯邦或州許可的銀行、信用合作社或非銀行機構發行支付型穩定幣。★儲備金要求：強制要求穩定幣發行方持有等值美元或短期美債（93天內到期）作為儲備，現金儲備須存放於聯邦保險銀行，美債需通過一級交易商持有，禁止任何形式的“部分準備金”操作。所有穩定幣必須以現金、短期美國國債或其他高流動性資產進行1:1全額儲備。★監管與審計：實施T+1審計報告制度，每月提交經四大審計的儲備證明，財政部設立“穩定幣監控中心”即時追蹤鏈上交易。發行方需每月公開披露儲備構成，並由註冊會計師進行年度審計，特別是對於市值超過500億美元的發行商。★市場准入限制：禁止科技公司（市值超250億美元）自主發行穩定幣，外國發行商需在美國設立實體並繳納5億美元保證金。★反洗錢與合規：將穩定幣發行方歸類為《銀行保密法》下的金融機構，需履行全面的反洗錢義務，包括消費者身份識別、盡職調查以及可疑活動報告【天才法案有什麼影響】這就要說到比特幣了，比特幣之前漲到十萬美元，那麼持有者出現了一個需求，就是要在高位賣出去，然後等它跌下來再買回來，這樣你才能賺錢，否則你手上永遠持有的是比特幣。不是現實的貨幣，你沒法買東西購物啊。美國國稅局將比特幣視為財產，出售比特幣時，需根據持有時間繳納資本利得稅；如果通過挖礦、質押、空投或作為工作報酬接收比特幣，這些比特幣將按普通收入徵稅，適用普通所得稅稅率。那麼，比特幣這麼多年長成那個樣，交稅不是要崩潰了？所以比特幣持有者賣了之後不會持有美元，而是持有穩定幣。穩定幣也是民間發行的。美國最初的穩定幣是USDT（泰達幣），它由Tether公司於2014年推出。USDT的誕生背景是加密貨幣價格波動巨大，市場需要一種相對穩定的數字貨幣作為交換媒介，以便更好地連線字貨幣世界與法幣世界。USDT錨定美元進行1:1兌換，宣稱有等量的美元儲備做抵押。這種設計借鑑了“金本位制”的理念，即紙幣需要維持與黃金的可兌換性。然而，USDT也存在諸多爭議，例如關於其儲備金的透明度和實際持有的質疑。儘管如此，USDT的推出為穩定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並成為市場上使用最廣泛的穩定幣之一。然後這回美國這個法案是啥意思？你發行的每一個數字美元都要對應一個真實的美元，或者一美金的美國國債。唉巧了不是，美國接下來要發新的十兆國債，正愁沒人買呢。。。之前咱們說了，我賣了比特幣，持有穩定幣，是為了不交稅，但是現在稅務局一看，你的穩定幣和美元，構成了法律上的1:1的關係，也得到了聯邦政府的認可，那就得交稅了。。。這回法案還有一點是，要確認加密貨幣持有者身份，此前美國逼著瑞士銀行放棄為儲戶保密，然後那些黑錢選擇通過比特幣來隱藏自己的資產，這個法案的推出，把這個黑產給阻斷了。意思是把比特幣直接給招安了。【2022年TerraUSD崩盤始末】2022年TerraUSD的崩盤事件後（穩定幣一周內價值歸零），各地監管機構都開始意識到，穩定幣市場的有序發展需要清晰且明確的監管框架。2022年TerraUSD（UST）崩盤事件是加密貨幣史上影響最深遠的系統性風險事件之一。該事件不僅導致演算法穩定幣UST與其姐妹代幣LUNA在一周內價值歸零，還引發全球加密市場超400億美元損失。TerraUSD（UST）是由Terraform Labs開發的演算法穩定幣，其宣稱通過“雙代幣機制”維持與美元的1:1錨定。具體原理是：使用者可通過銷毀1美元價值的LUNA代幣鑄造1枚UST，反之亦可銷毀UST贖回LUNA。這種設計高度依賴市場供需平衡和LUNA市值支撐。至2022年4月，LUNA市值達410億美元，UST流通量達180億美元。2022年5月8日，UST因Anchor協議（提供20%年化收益的存款產品）大規模資金撤出開始脫鉤，價格跌至0.985美元。Terraform Labs隨即通過消耗比特幣儲備（約30億美元）救市，短暫恢復錨定。5月9日UST再次暴跌至0.6美元，引發市場恐慌性拋售。為維持UST價格，系統自動增發LUNA代幣（最高單日增發65億枚），導致LUNA供應量暴漲而幣價暴跌，形成“崩盤-增發-再崩盤”的螺旋。5月13日，LUNA價格從峰值119美元跌至0.0001美元，UST徹底脫鉤。UST崩盤引發加密行業全面下跌：比特幣單周跌幅達30%，以太坊跌破2000美元，主流DeFi協議TVL縮水60%。多家交易所暫停UST/LUNA交易，持有相關資產的機構（如三箭資本）接連破產。2024年6月，美國SEC與Terraform Labs達成和解，創始人Do Kwon需支付45億美元罰金並終身禁止證券交易。韓國法院對其發出國際逮捕令，指控其違反資本市場法和欺詐。【香港穩定幣】2025年5月21日，香港立法會正式三讀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該條例預計於2025年內正式生效實施。條例實施後，任何人如在業務過程中在香港發行法幣穩定幣，或在香港或以外發行宣稱錨定港元價值的法幣穩定幣，都必須向金融管理專員申領牌照。旨在建立法幣穩定幣發牌制度，完善虛擬資產監管框架，平衡金融創新與風險防控。★發牌制度：三類活動需申請牌照在香港發行法幣穩定幣；在境外發行錨定港元價值的穩定幣；向香港公眾推廣相關穩定幣。無牌或違規行為最高可處罰款1000萬港元及監禁十年★儲備與贖回機制:發行人需以高流動性資產（如現金、國債）全額儲備，確保流通面值100%覆蓋；持牌人須按面值無條件贖回，並公開披露贖回流程與費用。★合規門檻最低實繳資本2500萬港元；實體公司須設在香港，管理層需通過“適當人選”審查。★首批沙盒企業在金融領域，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是一種創新的監管方式，允許金融科技公司或創新金融產品在一定範圍內進行試驗，同時受到監管機構的監督和指導。首批企業包括京東旗下的京東幣鏈科技、圓幣創新科技，以及渣打銀行、安擬集團與香港電訊的合資公司。其中渣打合資公司計畫發行港元穩定幣，探索跨境支付場景。★作用香港的穩定幣立法既是金融創新的試驗，也是全球數字金融治理的重要樣本，未來將影響跨境支付、資產代幣化及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穩定幣在跨境支付中可降低90%手續費，並縮短結算時間至分鐘級。香港預計通過離岸人民幣穩定幣試點，與數位人民幣形成互補，強化國際結算功能。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商業邏輯自洽)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尚希認為，人民幣國際化離不開財政，而財政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需要宏觀思維。他與合作者在新著《貨幣之母與風險之錨——解碼現代財政金融關係的新邏輯》中提到，要為全球提供優質的人民幣資產，其底層資產就是國債。只有當中國國債成為優質的全球性資產時，人民幣國際化才有可能性。資產業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隨著跨境資本市場的進一步放開，資產業務的突破口是打通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回流途徑。需在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基礎上，儘量創造條件讓人民幣流通到境外，擴大人民幣的使用範圍和對象，活躍境外人民幣資金池，並形成一定的市場規模。而隨著人民幣資產規模的擴大，需要有與之匹配的金融產品和衍生工具來活躍境外資金池。另外，本國貨幣國際化，意味著可以從全球獲取鑄幣稅，貨幣化程度越高，獲取的全球鑄幣稅就越多，金融的國際競爭力也就越強。一國的金融競爭力代表一國在全球配置資源和分配風險的能力，這需要國債這種金融工具來加持。財政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需要宏觀思維。財政平衡、赤字不大、國債不多、貿易順差高，從宏觀思維看這些情況可能不一定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財政赤字、經常項目赤字與人民幣國際化現代貨幣理論認為，財政赤字是以政府支出的形式創造出非政府部門的儲蓄。按照現代貨幣理論的理解，開放經濟環境中一國經常項目赤字應被視為其他國家以對該國的債權形式而累積起來的淨儲蓄。如果財政赤字導致總需求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對國外產出的需求（進口規模擴大），進而促使經常帳戶形成赤字（當然，還有一種更激進的情況，政府甚至可以通過直接購買外國產出的方式來增加經常項目赤字）。從這一角度看，財政赤字與經常項目赤字之間存在密切聯絡。傳統理論中的“特裡芬難題”（特裡芬教授在其著作《黃金與美元危機》中提出的觀點）描述了這樣的情形：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必然導致世界各地的大量需求，從而使美國國際收支形成長期逆差的狀態。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必須保持幣值穩定，這又要求美國必須保持順差的狀態。根據“特裡芬難題”的描述，當本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時，必定會增加他國對本國貨幣的外部需求，用於國際結算。為滿足這一需求，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可以通過資本帳戶貸出或經常帳戶逆差來供應貨幣。不同於美元，如果要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鑑於當前資本帳戶依然沒有進一步鬆動的空間，則需要經常項目赤字來供應人民幣，與此同時，對人民幣匯率的控制形式也將變得更有彈性。然而，目前中國的經常項目是順差狀態，要想實現上述這一過程可能需要一定的周期。但需要注意的是，經常項目赤字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此，結合現代貨幣理論的視角來看，如果擴大財政赤字可以促使經常項目赤字，那麼在資本帳戶尚未完全放開的前提下，以此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否在實踐中可行，值得關注。人民幣債券與人民幣國際化（一）財政赤字與債券資產基於財政的邏輯，財政赤字產生了政府債務，是赤字性債務。不同於赤字性債務，基於金融的邏輯，在資本市場上債務與赤字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關係（央行在一、二級市場購買國債，國有商業銀行購買國債），是赤字貨幣化，也就是貨幣財政化。現代貨幣理論認為，財政赤字是政府部門為非政府部門帶來了儲蓄，這些儲蓄便是非政府部門對政府部門的債權。財政赤字形成淨負債，政府在市場上出售利息更高的國債供公眾選擇，私人部門將擁有政府債券形式的淨金融資產。同本國居民一樣，在開放經濟中，外國居民也可以累積本國政府以本國貨幣計價的負債（國債），這就形成了部分非政府部門的儲蓄留存在外國居民的手中。據此視角，通常可以認為，政府發放的可獲利債券的總量約等於財政赤字規模。（二）債券市場與人民幣國際化在信用本位制下，主權信用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資產時重要的是其安全性。鑑於債券資產天然具有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等特點，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會增加來自國外對以該國貨幣（本幣）計價金融資產（國債）的需求。當本幣計價的金融資產流動性增強以後，就產生了流動性收益。因此，穩步推進金融市場開放有助於滿足境內外投資者對於國際儲備資產的配置需求。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貨幣的國際化需要國際性的金融市場和金融中心作為資本流動的管道和載體。歷史上，美元的國際化地位與美國的國際債券市場密不可分。美國的國際債券市場具有明顯的優勢，其發行規模更大、資產流動性更高，有效地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為美元成為各國的儲備資產保駕護航。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元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境外投資者受到美國高收益資產的吸引，並出於投資便捷性的考慮，對美國資本市場的投資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主要集中在債券市場。儘管這些年美國債券市場的投資收益率明顯降低，但是對境外投資者仍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與投資美國國際債券可以分享發達金融市場帶來的高額利潤、獲得資產保值、增強投資的資產流動性以及降低風險不無聯絡。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日本將日元國際化的重點放在了亞洲。日元國際化過程中的“武士債券”作為一種新的金融工具，推動了日本債券市場的改革和發展，間接推動了日元國際化的處理程序。目前，人民幣國際化主要有兩種實現方式：一是傳統方式，主要涉及進出口貿易、對外援助、對外投資與吸引外資、跨境消費等領域的人民幣流出通道（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放開的背景下，傳統方式依舊是目前人民幣國際化過程的主要途徑）；二是以人民幣為信用工具的投資方式，人民幣債券作為重要的信用工具之一，可以加速推動人民幣由貿易貨幣向投融資貨幣和儲備貨幣轉變，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反之，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提高也有助於拓展國內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豐富市場參與主體。債券市場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是相輔相成的。債券市場開放有利於打通人民幣回流管道。中國的債券市場開放包括引入境外發行機構的一級發行市場開放和引入境外投資者的二級交易市場開放。其中，在一級市場上，境外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的人民幣債券是“貓熊債券”。“貓熊債券”市場作為跨境人民幣交易的市場之一，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理論上，“貓熊債券”的發行主體從市場上募集人民幣資金後，可以匯出境外使用。具體來看，可以將資金用於人民幣跨境貿易、跨境投融資活動，也能用於各金融子市場之間的套利活動，推動境內外匯率、利率等人民幣資金價格的接軌，還能通過與各種人民幣跨境流動方式的聯絡，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境外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的相關負債項，以推動人民幣儲備資產的形成，提升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從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處理程序。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大幅加息的環境下，人民幣的融資成本優勢體現出來。2022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佈的《關於境外機構境內發行債券資金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進一步規範了“貓熊債券”的管理。當前“貓熊債券”市場上銀行間市場是主要發行場所，2022年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規模佔總發行規模的97%。此外，非金融企業發行意願增強。2022年境外發行主體中非金融企業發行主體佔比達80%，並且這一趨勢在2023年更為明顯，2023年1-8月，該佔比上升至89.7%。此外，在二級市場上，自2015年以來，中國債券市場在引入更多符合條件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放寬業務限制、取消投資額度管理、簡化匯兌手續等方面，不斷加深開放程度，境外投資中國債券市場的便利度在提升，這些利多因素更有利於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力。人民幣資產與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增加國際儲備貨幣的種類和數量，各國在選擇國際儲備貨幣時，可以進行更加多樣化的儲備貨幣組合，這樣可以降低儲備貨幣單一帶來的風險，減少某些儲備貨幣的幣值波動幅度過大而造成的資產縮水，也可以減少非國際貨幣國家受到的來自國際的經濟衝擊，從而保證國際金融秩序的健康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末，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幣儲備規模為2984億美元，佔比2.69%，較2016年人民幣剛加入特別提款權時提升1.62個百分點，在主要儲備貨幣中排名第五。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80多個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一）培育人民幣資產規模是實現國際化的基礎資產業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隨著跨境資本市場的進一步放開，資產業務的突破口是打通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回流途徑。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放開的情況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需要在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基礎上，儘量創造條件讓人民幣流通到境外，擴大人民幣的使用範圍和對象，活躍境外人民幣資金池，提供交易、投資和風險管理的市場條件，使境外流通的人民幣能夠享受到與其他可自由兌換貨幣一樣的待遇（如可以用於存貸款、結算支付、資產管理、套利避險等全方位金融活動），並形成一定的市場規模，這應是實現國際化的堅實基礎。相關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9月底，境外機構持有境內股票、債券等人民幣金融資產規模合計達到9.3兆元。2022年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顯示，2019-2022年人民幣外匯交易在全球市場的份額由4.3%增長至7.0%，排名由第八上升至第五，是市場份額增長速度最快的貨幣。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的資料顯示，2022年底，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佔比為3.91%，同比上升1.9個百分點，排名第三；截至2023年9月底，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佔比為5.8%，同比上升1.6個百分點，排名上升至第二。（二）人民幣資產規模的擴大需要豐富的金融產品與金融工具隨著人民幣資產規模的擴大，需要有與之匹配的金融產品和衍生工具來活躍境外資金池。但從當前人民幣金融產品與人民幣金融工具的發展情況看，人民幣國際債券的官方發行、離岸人民幣股票、跨境人民幣基金、人民幣對其他貨幣兌換交易的發展程度還較低，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和特別提款權債券，以及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期貨才剛剛起步。這些情況客觀上限制了人民幣資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進而影響到人民幣國際化的處理程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離岸人民幣市場中的產品在逐步豐富。例如，2023年中國證監會發佈的《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放寬幣種限制，允許境內企業在境外發行上市，通過人民幣募集資金、分紅配息；2023年香港交易所推出“港幣-人民幣雙櫃檯模式”，為發行人和投資者提供港幣和人民幣計價股票選擇，為離岸人民幣配置提供新的資產選擇；內地與香港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合作業務正式開通，全球投資者獲准進入在岸衍生品市場避險利率風險。廣東省政府、海南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在香港地區和澳門地區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豐富了離岸人民幣市場信用級人民幣金融產品。中銀香港建立人民幣央票回購做市機制，為境外投資者提供人民幣流動性支援工具。鑄幣稅與人民幣國際化在信用貨幣時代，儲備貨幣發行者身份具有特殊性。儲備貨幣發行者儲備本幣與非發行者儲備本幣之間，除了儲備程度與需求動機不同之外，還有一個根本性區別在於，發行者可以在貨幣國際化的過程中徵收境外的鑄幣稅，從而使鑄幣稅與國際金融產生聯絡。換言之，一旦貨幣充當國際交易的媒介，非發行國居民只要持有這一貨幣，原本屬於國內範圍的鑄幣稅就得到國際延伸和擴展（本幣在一國國內發行能獲得鑄幣稅，當其發行超越國界，為國外作為儲備貨幣所持有，本幣發行國就能獲得範圍覆蓋國內和國際的鑄幣稅），自然而然就具有了國際屬性。鑄幣稅的國際擴展能力的實現是以貨幣強勢為前提的，貨幣強勢的表現就是不斷增加貨幣吸引力，在貨幣國際化的處理程序中逐步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現代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際鑄幣稅通常被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所佔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被各國央行或貨幣當局作為外匯儲備，美國、歐盟、英國和日本政府因此每年都可以獲得可觀的鑄幣稅。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以10.92%的權重成為第五種籃子貨幣。2022年5月1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佈上調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的權重至12.28%。自“入籃”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特別提款權價值顯著提升。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幣國際化深入推進的過程就是中國逐漸由國際鑄幣稅繳稅轉變為徵稅的過程。自2009年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來，2009-2017年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周期。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要“穩慎紮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未來10年的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有望走得更加穩慎紮實，變得質量更高、更加穩健與更可持續。 (財經ThinkT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