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單日處理交易額突破兆元關口，達1.22兆元，交易筆數近4.2萬筆，創下歷史新高。這一突破，正值中東局勢不確定性仍存、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之際，引發市場關注。CIPS是中國重要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擔當著跨境人民幣支付清算“主管道”的角色，如今正處在“加速奔跑”的時刻。今年3月，其日均處理交易額達9204.5億元，升至一年以來最高值，日均交易筆數為3.574萬筆，較2月的6197.4億元和2.593萬筆顯著增長。究竟有那些力量，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熱度”顯著升溫？當前國際局勢催生的避險需求，是直接催化。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人民幣國際化與可兌換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對上海證券報記者表示，美以伊衝突持續升級，使得美元資產避險屬性弱化，部分跨境資金轉向人民幣結算。與此同時，主要產油國對華原油貿易人民幣結算量有所提升，直接拉動了CIPS交易量。更深層的支撐，來自人民幣自身的穩定性。3月，在美元指數走強、非美貨幣普跌背景下，人民幣韌性顯現，人民幣匯率中間價3月末升至6.9194，累計上漲0.05%，為連續第6個月保持升值。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對記者說，地緣政治風險抬升背景下，人民幣匯率保持相對穩定，人民幣作為相對穩定的結算貨幣，在一定程度上支撐CIPS需求抬升。基礎設施的完善與政策護航，則是一切得以落地的基石。今年2月1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業務規則》正式落地施行，進一步提升了CIPS系統的便利度。王勇表示，CIPS參與者擴圍、跨境人民幣便利化政策落地，疊加貿易、投資等多場景需求共振，共同托舉起交易量的躍升。兆元，不只是一個數字，更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人民幣正在強化的國際支付角色。渣打銀行董事總經理、中國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團隊主管吳雅思表示：“目前，越來越多的全球企業已在跨境貿易、採購及供應鏈等環節廣泛使用人民幣。”資料顯示，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使用佔比已由2020年的16%上升到2025年的近30%，這一佔比有望持續提升。CIPS交易量創下歷史新高，並非偶然。近年來，市場共建與政策扶持雙輪驅動，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持續深化，支付、投資、融資和儲備功能均穩步提升。“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設自主可控的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業內認為，隨著全球“去美元化”趨勢顯現，人民幣跨境支付生態系統建設愈加完善，CIPS單日交易量破兆元，或許只是新的起點。東北證券研究所宏觀經濟首席分析師廖博對記者表示：隨著跨境人民幣政策進一步最佳化，各項改革不斷推進，將有更多經營主體，特別是周邊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經營主體，接受以人民幣進行支付結算。“未來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或有望提速。”明明認為，“十五五”時期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或為人民幣支付帶來更多場景和需求。前景可期，仍需久久為功。尤其是，當前國際形勢下，對全球投資者而言，在支付與投融資中選擇更安全、可靠的貨幣，正成為重要考量。業內認為，如何進一步最佳化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平衡支付便利度和風險控制，並持續完善相關監管體系，或是打開人民幣國際支付新空間的關鍵。 (上海證券報)

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核心支柱，而伊朗相關衝突正成為衝擊這一體系的關鍵因素，疊加全球能源轉型浪潮，石油美元的結構性裂痕持續擴大，這也為人民幣國際化與數位人民幣跨境應用打開了歷史性發展窗口。近期，德意志銀行發佈報告《伊朗對美元的意義：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認為伊朗衝突對美元形成長期深遠影響，關鍵在於它對石油美元體系根基構成的考驗。若該體系的結構性裂痕進一步暴露，將對美元在全球貿易與儲備中的使用、以及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產生重大連鎖效應。報告認為，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核心依託 “全球支付用美元、貿易盈餘存美元” 的邏輯，而 1974 年美沙達成的石油美元協議建構的閉環，是這一邏輯的關鍵支撐。但這一體系早已埋下鬆動伏筆：美國頁岩革命實現能源獨立，中東 85% 原油出口流向亞洲，沙烏地阿拉伯對華出口是對美四倍，石油貿易重心東移；沙烏地阿拉伯推進國防自主化、加入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削弱對美繫結，非美元支付通道落地；俄伊受制裁後，石油貿易大量使用本幣、人民幣等結算，非美元交易成為現實。此次伊朗相關衝突更是從外部對石油美元發起致命衝擊。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安保能力受質疑，“安全庇護換石油美元定價” 的核心機制動搖；荷姆茲海峽通行權與人民幣石油結算掛鉤，成為石油人民幣落地的關鍵催化劑。同時，海灣國家因基礎設施受損、經濟承壓，被迫將美元儲備回流本土，減持美元資產，雖仍受匯率掛鉤制約，但已降低轉向非美元貨幣的門檻。更深遠的是，全球能源轉型正從 “石油需求” 端瓦解石油美元。本十年兩次重大油氣衝擊推高能源安全焦慮，各國紛紛選擇擴大本土化石能源供應、加碼可再生能源、發展核能三大路徑，降低對跨境油氣貿易的依賴。這直接導致全球石油貿易規模萎縮，美元大宗商品定價權失去根基，石油美元面臨 “石油” 和 “美元” 的雙重衝擊，衰落成為不可逆的長期趨勢。石油美元的崩塌，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核心機遇。中國作為中東石油最大買家，為石油人民幣結算奠定貿易基礎，伊朗與多國的人民幣結算談判，更是讓石油人民幣從概念走向實際。石油作為全球第一大大宗商品，其人民幣結算將推動其他商品服務跟進，形成傳導效應；同時帶動中東國家配置人民幣資產，推動人民幣從貿易結算貨幣向儲備貨幣升級，還將在大宗商品定價中形成示範效應，打破美元主導格局。數位人民幣跨境應用則為人民幣國際化築牢基建，與石油人民幣形成協同。其擺脫 SWIFT 和美元代理行的優勢，契合各國脫離美元支付體系的需求，mBridge 項目已實現多國央行數字貨幣跨境支付，在石油貿易中可實現高效、安全的點對點結算。同時，數位人民幣的可程式設計性提升合規性，還能拓展至多領域跨境場景，助力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金融合作，推動人民幣區域化發展。當然，人民幣國際化仍面臨諸多挑戰，海灣國家與美元的匯率掛鉤、全球美元使用慣性、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處理程序等，都決定了這是一個長期過程。抓住當前窗口期，需深化與中東產油國的貨幣金融合作，擴大石油人民幣使用規模；加快數位人民幣跨境基建建設，完善跨境支付系統；持續推進金融市場改革開放，豐富人民幣資產種類，提升人民幣的投資儲備屬性。石油美元的衰落並非意味著人民幣立刻取代美元，但為人民幣躋身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提供了關鍵機會，唯有行穩致遠，才能在全球貨幣體系重構中佔據核心位置。報告正文伊朗對美元的意義：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報告編譯：劉斌 中國（上海）自貿區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伊朗衝突對美元的長期深遠影響，可能在於它對石油美元體系根基構成的考驗。若該體系的結構性裂痕進一步暴露，將對美元在全球貿易與儲備中的使用、以及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產生重大連鎖效應。世界以美元進行儲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世界以美元進行支付。美元在跨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可以說建立在石油美元體系之上：全球貿易石油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這一格局可追溯至 1974 年達成的協議 —— 沙烏地阿拉伯同意以美元為石油定價，並將盈餘資金投資於美元資產，以換取美國的安全保障。由於石油是全球製造業與運輸業的核心投入品，全球價值鏈自然傾向於美元化，全球盈餘也隨之以美元形式積累。早在本次衝突爆發前，石油美元體系的根基便已承壓。中東大部分石油如今銷往亞洲而非美國；受制裁的俄羅斯、伊朗石油已脫離美元管道交易；沙烏地阿拉伯正推進國防自主化，並嘗試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等非美元支付基礎設施。當前衝突通過挑戰美國對海灣地區基礎設施的安全庇護、全球石油貿易的海上安全保障，可能進一步暴露石油美元體系的結構性裂痕。海灣經濟體遭受衝擊，可能促使其減持以美元為主的海外資產儲備。在此背景下，有關 “以人民幣支付石油換取荷姆茲海峽通行權”的消息值得高度關注。本次衝突或將被視為削弱石油美元主導地位、催生石油人民幣的關鍵催化劑 。更大的風險在於：若全球逐步擺脫對全球油氣貿易的依賴，轉向本土燃料、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更具韌性的能源來源，影響將更為深遠。全球南方、歐洲與東北亞的能源選擇將是關鍵觀察方向。脫離石油依賴，其影響力或將與石油改用其他貨幣定價不相上下。一個在國防與能源上更加自給自足的世界，也將是美元儲備持有量更低的世界。中東對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巨大戰略意義不容低估。當前衝突，或許正是壓垮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伊朗對美元的意義：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核心邏輯美元之所以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原因非常簡單：全球商品與服務以美元支付，且各國願意將貿易盈餘以美元資產形式持有。1945—1971 年，美元與黃金掛鉤，全球央行可按每盎司 35 美元的官方價格向聯準會兌換黃金，這便是布列敦森林體系的核心基礎。1971 年，美國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此後，美元進入純信用貨幣時代，其價值依託美國主權信用與全球持有美元債務的意願支撐。美元信用貨幣體系的持續支撐力，源於美元在跨境貿易定價中的主導地位：全球絕大多數商品與服務以美元定價，支付通過美國掌控的支付管道完成。全球貿易盈餘因此以美元累積，並大量回流投資於美國資產。企業傾向於以應收應付的貨幣進行儲蓄與借貸，銀行體系逐步美元化，各國央行持有美元儲備以履行最後貸款人職能，這一切共同推動了美元儲備需求。這一體系的關鍵支柱是石油美元：全球絕大多數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與結算。石油是全球製造業的核心——涵蓋石化、化肥、運輸、工廠與辦公營運，企業因此傾向於以美元為最終產品定價，以此避險核心成本的匯率風險。這也是全球商品與服務以美元計價交易的重要原因。石油以美元定價的根源，可追溯至1974 年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的石油美元協議。簡而言之，沙烏地阿拉伯同意以美元定價石油出口，並將石油盈餘投資於美國國債；作為交換，美國向沙烏地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與軍事保護，海灣合作委員會其他國家隨之跟進。海外對美國國債的結構性需求降低了美國政府融資成本，構成美國為地區提供安全庇護的間接支付方式。這一安排支撐了全球範圍的美元計價與儲蓄，對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至關重要。當前衝突對石油美元體系的衝擊當前衝突已動搖石油美元體系的核心根基——安全換石油定價的機制。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設施與基地遭到襲擊，海灣石油基礎設施受損；荷姆茲海峽通行受阻，美國保障全球石油海運安全的能力受到挑戰，美國安全庇護體系經受根本性考驗。這場衝突對美元的長期影響，在於它對石油美元體系根基的檢驗。長期來看，如果全球石油使用量下降、海灣國家大幅動用現有美元儲蓄、海灣與亞洲的貿易投資關係更加緊密，並最終減少石油美元定價，將對美元在全球貿易與儲蓄中的使用產生重大連鎖影響。系統本身就面臨威脅：許多變化正在進行美以伊衝突爆發前，全球格局已悄然發生諸多變化。我們重點梳理以下幾項已在推進中的關鍵轉變：1、美國已不再是中東石油的最大買家。頁岩革命讓美國實現能源獨立，沙烏地阿拉伯對華石油出口規模已達到對美出口的四倍以上。中東 85% 的原油出口流向亞洲。這一格局已埋下根本性的不穩定因素，有報導稱，中國正推動更多石油貿易以人民幣結算。2、沙烏地阿拉伯已著手推動國防工業自主化。根據《2030 願景》規劃，沙烏地阿拉伯計畫將軍費開支的本土化佔比提升至 50%，旨在降低對國外進口武器的依賴。3、沙烏地阿拉伯已加入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mBridge），並與中國簽署了外匯互換協議。mBridge 項目由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國央行、阿聯央行及沙烏地阿拉伯央行共同參與，利用區塊鏈技術實現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跨境支付。該體系完全不依賴美元代理行或 SWIFT 系統，目前已具備最小可行運行能力。獨立於美元的跨境交易通道已然建成。4、對俄羅斯與伊朗的制裁，已導致大規模石油貿易脫離美元體系開展。俄羅斯與伊朗的石油出口已開始使用盧布、人民幣、盧比等多種本地貨幣定價與交易，非美元支付基礎設施已投入實際應用。這場衝突為石油美元帶來了新的不穩定因素首先，美國的安全庇護體系正經受考驗：這場由美國在該地區發起軍事行動引發的衝突，已導致海灣國家的美軍基地、油田及基礎設施遭受襲擊。除海灣地區外，傳統美國盟友的痛感尤為強烈——歐洲、日本、韓國作為高度依賴海峽通道、韓國作為高度依賴海峽通道的能源進口大國，承受了巨大衝擊。其次，荷姆茲海峽的石油運輸通道，依靠雙邊外交得以維持，而非美國主導的海上安保。部分駛往中國、印度、日本的油輪獲准通行，雙邊外交關係為各國提供了保障。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有報導稱，伊朗正與八個國家談判，若石油貿易以人民幣結算，將允許船隻通行荷姆茲海峽（《電訊報》、CNN、《亞洲時報》、《朝鮮日報》）。這進一步印證了石油定價權的巨大影響力。此次衝突，或將成為削弱石油美元主導地位、開啟石油人民幣時代的催化劑。當然，我們也必須考慮多項緩衝與制約因素。儘管美國已不再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但它很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石油供應國。正如我們此前報告所述，若美國能直接或間接掌控整個西半球的石油供應，其石油儲量將超過歐佩克，從而更有能力主導全球石油貿易規則。在最佳情景下：若美國掌控全球大部分石油供應，美元仍可保持石油貿易的主導計價貨幣地位，儘管美國仍需進一步開發儲量，才能形成足夠盈餘、成為全球最大可貿易石油供應方。在最差情景下：全球石油定價體系可能沿貿易路線與通道出現分裂。可以預見，經荷姆茲海峽運往亞洲的中東石油以人民幣定價，而西半球石油銷往大西洋與太平洋地區的美國傳統盟友時，則以美元定價。另一項重要制約因素是：海灣經濟體與美元深度繫結。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實行美元掛鉤匯率制度，並持有巨額美元儲備作為支撐。為維持匯率掛鉤，這些國家有必要繼續以美元結算石油收入。任何脫離美元收入的跡象，都可能引發針對匯率掛鉤機制的自我實現式做空攻擊。然而，此次危機本身可能迫使海灣國家減持美元儲蓄。衝突已造成海灣國家石油與民用基礎設施受損，衝突升級或長期化將加劇損失。碳氫經濟體短期內將面臨實際產量下滑，長期則面臨化石燃料需求下降的壓力。此外，若安全風險持續籠罩，金融、旅遊、航空等服務業也可能遭受重創。這一切意味著，海灣國家可能需要將更多海外美元儲備回流本土，以支撐國內經濟，並可能根據地區局勢調整經濟多元化規劃。值得肯定的是，海灣地區儲備依然充裕：據全球主權財富基金資料，中東和北非地區央行管理的外匯儲備約2 兆美元，主權財富基金規模約6 兆美元。但即便如此，若美元若為國內投資而減持美元儲蓄，將降低轉向其他貨幣的門檻與阻力。或許最大的長期風險，並非僅僅來自海灣國家放棄美元定價，而是來自全球開始逐步擺脫對石油本身的依賴—— 這正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內容。更大的能源轉型可能即將到來：世界可能從貿易化石燃料轉向國內能源多元化當下局勢與 20 世紀 70 年代存在諸多相似之處。最明顯的是：本十年已發生第二次重大油氣衝擊。在 70 年代，1973 年石油禁運之後爆發了 1979 年伊朗革命；而如今，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又爆發了持續的美以伊衝突。若海灣地區的生產設施遭受實質性破壞，即便當前衝突結束，全球能源價格也可能長期維持在高位。而海峽通道歷史性地成為博弈工具，或將為海運能源價格注入更多風險溢價。即便油價回落，提升能源自給率與本土抗風險能力也勢在必行。1973 年阿拉伯國家對西方經濟體實施的石油禁運，極大推動了能效提升、能源多元化與儲備建設的重大轉型。這一事件加速了加拿大、墨西哥灣、阿拉斯加和北海地區替代油氣資源的開發，幫助經合組織國家降低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它還推動各國建立戰略石油儲備，並為可再生能源與核電的初期投資凝聚了政治共識。美國受到的影響可能最小。與 70 年代不同，如今的美國已實現油氣能源獨立。美國工業不會像無法獲得實物石油的經濟體那樣立即遭受衝擊，反而美國石油生產商將從中受益。儘管汽油價格上漲可能引發消費衝擊，但美國仍可通過出口禁令管控國內油價。美國西德州輕質原油（WTI）、布倫特原油、阿曼原油之間的價差，已反映出全球各地油價的顯著差異。因此，衝突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最為模糊，也最輕微。這意味著美國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度將相對更高。但像歐洲、亞洲和全球南方許多地區這樣依賴能源的地區——這些地區正面臨著對化石燃料貿易的多重威脅——可以說有三個關鍵選擇:第一種選擇是擴大本土化石能源供應。從英國到巴西，具備自主勘探開發油氣資源能力的地區可能更有動力推進本土生產；歐洲與部分亞洲國家甚至可能重新啟用本土煤炭資源。即便全球未脫離化石能源，相關貿易量也極有可能下降，而這一點對外匯市場至關重要。第二種選擇是大力加碼可再生能源。得益於中國龐大的產業產能擴張，如今可再生能源的相對成本遠低於 20 世紀 70 年代，吸引力大幅提升。中國生產了全球80% 的太陽能面板、70% 的風力渦輪機和 70% 的鋰電池（《科學》期刊資料）。中國的過剩產能很可能具備戰略意義，使其在應對新增需求時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許多全球南方經濟體有望加速這一轉型。但歸根結底，第二種選擇也會帶來新的依賴 —— 且主要集中於單一工業大國。真正的能源獨立，或許只能通過第三種選擇實現：核能。歐洲、日本、韓國等美國傳統盟友，可能會顯著聚焦核能發展。與國防建設一樣，核能項目需要長達數年的漫長籌備周期，但將對外匯格局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誠然，全球完全擺脫對石油的依賴存在客觀限制。諸多製造業依賴石油裂解衍生品生產；正如我們此前報告所述，石油對軍事力量至關重要：乘用車可電動化，但軍用戰機、坦克與海軍艦艇在很長時間內仍將以石油為動力。儘管如此，能源結構仍有巨大空間向更可靠、更安全、成本更低的能源形式轉型。若全球從依賴跨境油氣貿易，轉向本土燃料、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最顯著的長期影響將是：歐洲與東北亞的油氣逆差縮小，中東地區的能源盈餘下降。全球石油貿易萎縮，也將為商品與服務定價脫離美元創造更大空間。擺脫石油依賴，其影響力不亞於推動石油改用其他貨幣計價。石油美元體系將同時面臨來自 “石油” 與 “美元” 兩端的雙重衝擊，其地位岌岌可危。結論：這對美元意味著什麼?短期內，我們認為美國的能源獨立可能為美元帶來一定的避險溢價。美國是全球唯一兼具能源獨立且遠離衝突戰場的主要經濟體。然而，美元也面臨一系列重要的抵消因素：包括美國軍費開支擴大帶來的財政風險上升、亞洲與中東為捍衛本幣而減持美國國債等。這意味著即便在短期內，美元在本次危機中也並未大幅走強。本次危機對美元更深遠、更持久的影響，可能在於衝擊其長期根基——即全球以美元為貿易商品與服務定價、並將盈餘以美元資產形式持有的意願。石油美元體系的根基在本次衝突爆發前便已承壓。海灣國家以石油美元定價換取安全保障的長期安排已顯現不穩定跡象：中東石油如今主要銷往亞洲而非美國；受制裁石油已脫離美元管道交易；沙烏地阿拉伯正推進國防自主化，並與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央行試水非美元支付通道。當前衝突進一步暴露了體系的結構性裂痕：美國對海灣基礎設施的安全庇護、全球石油貿易的海運安全保障均受到挑戰，同時可能推動海灣國家減持美元儲蓄。在此背景下，有關“以人民幣支付石油換取荷姆茲海峽通行權”的報導值得高度關注。本次衝突或將成為削弱石油美元主導地位、催生石油人民幣的關鍵催化劑。更大的風險或許在於：若全球逐步擺脫對全球油氣貿易的依賴，轉向本土燃料、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更具韌性的能源來源，影響將更為深遠。全球南方、歐洲與東北亞的能源選擇將是關鍵觀察方向。脫離石油依賴，其影響力不亞於推動石油改用其他貨幣定價。一個在國防與能源上追求更高自給自足的世界，也大機率會減少美元儲備持有。如果經濟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組成部分，那麼加強能源韌性與增加國防開支的方向是一致的。以往投資於海外資產的儲備，將越來越多地被用於建設支援戰略自主的本土能力。未來全球貿易盈餘可能下降，且以美元持有的比例也會降低。這些均是長期利空美元的因素。中東對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巨大戰略意義不容低估。當前衝突，或許正是壓垮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 (點滴科技資訊)

近年來，中國刻意保持人民幣穩定，重視貨幣信譽和可控的國際化，而非出口驅動的貶值，因為貨幣貶值會導致貿易緊張、地區動盪，損害長期戰略目標。中國沒有直接挑戰美元地位，而是致力於建構國家主導、能夠抵禦制裁的金融體系，並逐步將其匯率從與美元緊密掛鉤轉向更多元的架構。過去20年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在有必要時會毫不猶豫讓人民幣走弱。例如2015年出人意料地讓貨幣貶值以應對經濟放緩，2018年至2020年貶值8%以緩衝中美首次貿易戰期間的關稅衝擊。但川普第二任期內，人民幣一直保持穩定。17年來未曾觸及的1美元兌7.3元人民幣，已經成為決策者的非正式心理關口。貶值不再符合中國的戰略目標。其主要貿易夥伴，尤其是歐盟和主要新興市場，早已對中國工業產能過剩和出口激增感到不安。人民幣貶值可能引發區域貨幣競相貶值，一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多年來，中國的貨幣戰略已轉向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同時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政府現在對人民幣升值表現出更高的容忍度。國際化處理程序需要擁抱更多需求和更大的匯率波動，穩定則成為一種審慎選擇，那怕代價是出口刺激減少。因此，中國的匯率政策越來越傾向於全球信任度和擴大人民幣使用範圍，而非短期的價格競爭優勢。非西方意義的全球化中國並未尋求西方那樣以市場為導向的人民幣全球化，相反，人民幣資產流動性低，並受到嚴格的資本管制。危機期間，美元資產可以迅速變現，人民幣資產則不然。這限制了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吸引力，也讓中國將人民幣定位為貿易結算貨幣而非全球資本投資工具的重點得到強化。這種做法背後的地緣政治理由很有說服力。2022年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包括凍結其美元儲備，加劇了中國長期以來的擔憂：任何經濟體在美國金融槓桿和美元武器化面前都是脆弱的。為此，中國迅速擴充了應急金融架構：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數位人民幣（e-CNY）和不斷擴大的貨幣互換網路成為SWIFT的備援和替代方案。香港穩定幣試點、離岸人民幣市場擴張和“南向通”計畫都體現了政策試驗的意圖，這些舉措共同建構了管控嚴格但又多元的跨境資本流動管道。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依然是技術官僚和國家主導，而非依賴自由化金融改革。其進展主要錨定貿易結算、雙邊融資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國有企業接受離岸人民幣計價的海外項目貸款，在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支援了人民幣的海外使用。其目的並非挑戰美元，而是確保中國金融體系乃至經濟在與西方關係進一步惡化時能夠獨立運作。金融脫鉤不再是遙遠的威脅中國不太可能通過突然拋售將其龐大的美債武器化，因為它們仍是其流動性投資組合的核心。風險在於有意減少對美元融資的依賴和將儲備資產多幣種化會帶來漸進的殺傷。近幾個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已降至2008年以來最低水平，目前不足7310億美元，顯示出一種持續遠離美元、轉向黃金和其他主權資產的多元化趨勢。這種調整是有代價的，因為黃金收益率低，流動性也不如美債。然而，中國人民銀行最近一年來持續增持黃金儲備，這是戰略性避險西方制裁的公開訊號。貿易談判表明，華盛頓很難有效削弱中國的核心貿易或技術基礎，但金融制裁仍是美國有力的工具。一旦出現重大沖突，無論是南海還是台海，西方集體幾乎肯定會施以制裁。此類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看似較低，但隨著時間推移，風險正在上升。在所有潛在的“大交易”中，華盛頓都可能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以換取減緩制裁。此舉的影響將遠超中國出口領域，那些依賴中國中間工業品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利潤空間可能被壓縮，甚至被迫要讓貨幣升值。低利潤產業在中國將難以生存，從而加速產業外遷。重新估值與重新錨定多年來，中國非官方的美元掛鉤提供了信譽和穩定性。但這種安排也有代價，最明顯是中美經濟周期的差異越來越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在美國經濟衰退時採取了積極的刺激措施。疫情後形勢逆轉，美國經濟因財政擴張飆升，中國則收緊政策並陷入房地產低迷。如今中國面臨持續通縮，美國仍在應對通膨。儘管中國在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談判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但全球大部分定價和結算仍以美元計價，即使稀土等戰略領域也不例外。雖然“去美元化”不太可能實現，但中國不斷變化的貿易需求已不再需要人民幣與美元緊密掛鉤。中國的商業聯絡正逐漸從美國轉向歐洲、亞洲和全球南方。讓人民幣錨定更廣的貨幣籃子（如CFETS指數，或歐元權重更高的指數），將賦予中國更多的貨幣靈活性，減少美國政策波動的衝擊。這也更能反映中國貿易的地域分佈。從政治角度看，斷開與美元的掛鉤標誌著重大戰略轉向。它清楚表明，中國正加速與美國金融脫鉤，並朝更多極化的貿易秩序轉型。近期CFETS籃子的調整穩步降低了美元權重，增加了新興市場貨幣的作用。如今問題不再是人民幣是否應該重新錨定，而是中國準備以多快速度採取行動。 (中美聚焦)

南洋商報，據位處非洲東南部的贊比亞成為首個接受人民幣繳稅的非洲國家。據彭博社報導，在贊比亞營運的中資礦企開始以人民幣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和稅款，這是非洲大陸對人民幣接受度日漸提高的最新跡象。贊比亞央行星期三（2025年12月31日）在回覆電郵詢問時表示，使用人民幣進行相關支付始於10月。贊比亞是首個確認接受以人民幣繳納礦業稅費的非洲政府。贊比亞是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在北京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處理程序中，非洲正日益成為關鍵戰場，尤其在對中國負債較重的國家。肯尼亞在2025年將所拖欠中國的美元貸款置換成人民幣貸款。衣索比亞也開始就類似安排展開磋商，贊比亞表示將考慮效仿。贊比亞央行說，當地有很大一部分銅出口銷往中國，而中資礦業公司從對華出口中獲得的付款，部分甚至全部已以人民幣結算。央行將外匯儲備多元化和增加儲備作為關鍵目標，購入人民幣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贊比亞央行稱，外匯儲備中持有部分人民幣，將確保贊比亞在償還對中國的債務時更具成本效益。 (環球產經)

2025 年9 月7 日，高盛發佈《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這次會不同嗎？ 》報告，系統梳理人民幣國際化十五年進展，指出當前人民幣全球使用佔比仍遠低於中國經濟貿易地位，但地緣格局變化與政策創新為其加速提供新可能。報告也剖析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獨特路徑、核心驅動因素與新舊挑戰，並結合歷史經驗以給予未來展望。一、現狀：人民幣國際化進展有限，與中國經濟地位嚴重錯配1. 全球使用佔比低：多項指標落後於主要國際貨幣儘管中國自2009 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已十五年，但人民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使用仍處於較低水準。高盛建構的「國際貨幣使用指數」（基於外匯存底佔比、外匯交易量、外幣債券發行、國際銀行債權/ 負債五項指標加權計算）顯示，2024 年人民幣指數僅2.6，遠低於美元的66.6、歐元的23.8、日元的7.2 和英鎊的6.4，近五年未出現。具體分項指標同樣凸顯差距：外匯存底：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存底的佔比長期維持在2% 左右，而美元佔比超60%、歐元約20%；外匯交易：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量的佔比不足5%，美元佔比超80%；外幣債券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發行量佔全球比重低於3%，美元、歐元合計佔比90%；國際銀行業務：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銀行債權與負債佔比不到2%，遠低於美元的50% 以上。2. 經濟貿易地位突出：人民幣使用與實力不匹配中國在全球經濟與貿易的權重已顯著提升，但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未同步跟進：經濟規模：2000-2024 年，中國GDP 全球佔比從6% 升至19%，而美國從30% 降至25%、歐元區從25% 降至6%；貿易地位：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商品貿易國，貢獻全球33% 的製造業增加價值，對140 多個國家而言是比美國更重要的貿易夥伴；人口與產業：中國以17% 的全球人口，支撐起超20% 的全球商品出口，製造業競爭力持續領先，但貿易結算與融資中的人民幣使用佔比仍不到15%。二、驅動：地緣變遷與政策創新開啟新空間1. 地緣格局重塑：去美元化需求上升2022 年俄烏衝突後，美國及其盟友對俄實施包括凍結外匯儲備在內的金融制裁，顯著提升新興市場央行「去美元化」 意願，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外部條件：央行儲備多元化：新興市場央行加速增持黃金與非傳統儲備貨幣，2022-2024 年全球央行黃金購買量創歷史新高，部分國家開始將人民幣納入儲備；貿易結算貨幣調整：2022 年沙烏地阿拉伯考慮對華石油貿易用人民幣結算，2023 年巴西、阿根廷宣佈與中國進行人民幣貿易結算，孟加拉用人民幣支付俄羅斯核電項目款項；「去美元化」 關注度飆升：高盛資料顯示，2020-2025 年新聞與社群平台中「去美元化」 日均提及次數從不足50 次升至350 次以上，反映市場對貨幣體系變革的關注升溫。2. 中國貿易優勢：製造業競爭力支撐人民幣使用中國在全球製造業與商品出口的主導地位，為人民幣在貿易結算與融資的使用提供基礎：出口市佔率提升：以泰國為例，2015-2024 年中國在泰國進口中的佔比從20% 升至26%，同期人民幣在泰國進口收款中的佔比從0.4% 升至3.8%，且人民幣主要替代日元（日本在泰國進口進口量佔比從15% 降至9%，日元收款比從泰國進口 2%；區域貿易連動：在東南亞、中東等中國主要貿易夥伴中，人民幣結算佔比逐步提升，2024 年中國與新興市場貿易中人民幣結算佔比達18%，較2019 年提升10 個百分點。三、路徑：貨幣國際化的通用規律與人民幣特色1. 通用規律：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儲備貨幣根據學術研究（如Gopinath & Stein, 2018），貨幣國際化通常遵循「三步驟」 路徑：第一步：貿易結算與計價：依託出口優勢，推動本國貨幣在跨境貿易中用於結算與計價，形成初始使用情境；第二步：貿易融資與私人金融交易：基於貿易計價需求，延伸至貿易融資（如信用狀、保理），進而拓展至跨境貸款、債券發行等私人金融領域；第三步：官方儲備貨幣：隨著貨幣在貿易金融中使用增加，央行將其納入外匯存底，作為介入貨幣與流動性工具。當前人民幣正處於「第一步向第二步過渡」 階段：貿易結算：2024 年中國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佔比約25%、服務貿易約15%，較2012 年的10%、5% 有提升，但仍低於中國出口全球佔比（17%）；貿易融資：SWIFT 資料顯示，2025 年7 月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中的佔比升至4.5%，較2020 年的2% 翻倍，但仍遠低於美元的80%、歐元的15%；儲備貨幣：尚未突破2% 的瓶頸，且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央行，已開發經濟體配置極少。2. 人民幣特色：離岸市場主導+ FDI 優先與美元、歐元等傳統國際貨幣不同，人民幣國際化呈現兩條獨特路徑：路徑一：重點發展離岸市場（CNH），保留在岸市場（CNY）管控：中國選擇透過離岸市場（如香港、新加坡）推動人民幣跨國使用，而在岸市場仍維持資本管制。 2024 年離岸人民幣市場規模約1.5 兆元，雖較2015 年增長3 倍，但僅為在岸債券市場（150 兆元）的1%；不過離岸人民幣債券（點心債）發行量持續上升，2024 年達5,500 億元，成為離岸擴容的核心載體。路徑二：FDI（外國直接投資）作用大於證券投資：由於中國嚴格的資本管制，外資難以大規模進入在岸股票、債券市場（需透過QFI、滬深港通等有限管道），而FDI 成為人民幣跨境流動的主要形式。 2024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中人民幣計價佔比達30%，遠高於證券投資中的5%；同時，中國吸引的FDI 中人民幣出資佔比升至25%，形成「雙向FDI 驅動」 特徵。四、驅動因素：慣性、經濟規模、地緣與政策1. 核心驅動因子：基於歷史資料的實證分析高盛透過1986-2022 年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的面板回歸分析，發現影響貨幣儲備佔比的三大關鍵因素：慣性（Inertia）： autocorrelation 係數達0.9，意味著每年僅10% 的調整向長期均衡水準靠攏，說明國際貨幣使用具有強烈路徑依賴。例如，美國經濟19 世紀末已超越英國，但美元直到20 世紀50 年代才取代英鎊成為主導貨幣，印證「慣性延緩替代」 規律。經濟規模：經濟體GDP 全球佔比是除慣性外最顯著的驅動因素，且存在「臨界點效應」— 當貨幣使用佔比接近主導貨幣時，GDP 佔比提升會帶來儲備佔比的非線性成長。目前中國GDP 佔比（19%）已接近歐元區（20%），若能突破慣性約束，人民幣儲備佔比可望加速上升。政策可信度：公共債務/ GDP 比率的快速上升會顯著削弱貨幣儲備吸引力（係數- 0.25）。目前美國公共債務/ GDP 超130%，且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引發市場對美元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為其他貨幣提供替代空間。2. 新增變數：地緣政治的影響近年來地緣因素成為貨幣儲備配置的重要考量，學術研究與實際資料均顯示其顯著作用：金融制裁：受美國製裁的國家（如俄羅斯、伊朗）人民幣儲備佔比從不到1% 升至5% 以上，黃金儲備佔比從10% 升至20%；貿易政策不確定性：2018 年中美貿易戰後，中國前20 大貿易夥伴中，12 國提升了人民幣貿易結算佔比，平均增幅達8 個百分點；地緣聯盟：與中國地緣關係密切的國家（如「一帶一路」 沿線），人民幣在其貿易融資中的佔比達8%-12%，遠高於全球平均的4.5%。五、歷史經驗：貨幣替代需長期積累，政策與危機至關重要1. 歷史規律：貨幣主導地位切換漫長且依賴關鍵條件從英鎊到美元的歷史切換（19 世紀末- 20 世紀50 年代），以及日元、歐元的國際化歷程，為人民幣提供三大啟示：時間跨度長：美國經濟1870 年超越英國、1915 年出口超越英國，但美元直到1950 年才在外匯儲備、貿易計價中確立主導地位，歷時超80 年；政策推動關鍵：1913 年《聯邦儲備法》允許美國銀行海外設分支並開展貿易信貸，直接推動美元在貿易融資中的使用，而一戰削弱英國金融體系，加速英鎊衰落；危機影響顯著：1929 年大蕭條導致美元短暫讓位給英鎊，1990 年日本資產泡沫破裂後日元儲備佔比從8% 降至4%，2010 年歐債危機使歐元儲備佔比從25% 降至20%，印證「危機可能延緩甚至逆轉國際化處理程序」。2. 人民幣啟示：避免危機+ 擴大可投資資產是關鍵結合歷史經驗，人民幣國際化需滿足兩大前提：經濟穩定成長：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如房地產硬著陸、債務違約），維持5%-6% 的中速成長，進一步提升GDP 全球佔比至25% 以上；擴大可投資資產：目前中國政府債券（CGB）市場規模約25 兆元，但外資持有佔比僅3%（美元國債外資持有佔比40%），需透過擴容離岸人民幣債券、最佳化互聯互通管道（如債券通）提升外資可及性。六、挑戰：新舊問題交織，平衡管控與開放是核心1. 傳統挑戰：管控與開放的長期矛盾中國policymakers 對資本管制的偏好與外資對開放透明市場的需求，始終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矛盾：資本管制制約流動性：外資進入在岸市場仍需通過有限管道，且面臨額度、匯兌等限制，導致人民幣資產流動性不足（如在岸國債換手率不足5 倍，遠低於美國國債的20 倍）；匯率穩定優先於國際化：2015 年「811 匯改」、2022 年聯准會升息周期中，中國均優先透過資本管制維持匯率穩定，暫時擱置國際化推進；衍生性商品不足：外資避險人民幣匯率風險的工具（如遠期、選擇權）種類有限且交易成本高，削弱長期配置意願。2. 新挑戰：穩定幣與數位貨幣的衝擊金融科技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新變數，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美元穩定幣主導跨境交易：美國《GENIUS 法案》推動美元穩定幣（如USDT、USDC）在全球跨境支付的使用，2024 年美元穩定幣跨境交易規模達1.2 兆美元，而人民幣穩定幣尚處於試點階段，僅限國內場景；數位人民幣（eCNY）推廣有限：儘管中國是最早試點央行數位貨幣（CBDC）的國家之一，但eCNY 在跨境貿易的使用佔比不足0.5%，且未形成與SWIFT 競爭的支付網路，反觀部分中國出口企業已開始使用美元穩定幣進行跨境結算，繞過傳統支付體系。 （資訊量有點大）

2025年8月1日，香港在全球金融科技的版圖上，再次投下一枚意義深遠的棋子。備受矚目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修訂）條例》下的穩定幣發行人牌照制度，於今日正式生效。這不僅標誌著香港對數字資產的監管框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更為精細化的階段，更被視為其鞏固並重塑自身作為「全球Web3中心」雄心壯志的關鍵一步。然而，在這場旨在吸引全球資本與創新的競賽背後，一個更具戰略想像空間的問題浮出水面：當前框架雖然主要聚焦於與港元或美元等主流法幣掛鉤的穩定幣，但它是否也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悄然打開了一扇離岸實驗的“機會之窗”？制度的基石這次新制度的核心，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作為唯一監管機構，對所有希望在香港發行或向零售投資者推廣「法幣參考穩定幣」（Fiat-Referenced Stablecoins）的實體，實施強制性的牌照管理。根據規定，申請牌照的發行人必須滿足一系列嚴格的合規要求，這幾乎涵蓋了穩定幣運營的所有核心環節：全額儲備資產：發行人必須始終持有與其發行在外的穩定幣總量等值的、高品質且高流動性的儲備資產，以確保使用者可以隨時按面值贖回。資金隔離：使用者的資金必須與發行人的自有資金嚴格分開存放，以防止挪用風險。經營者的「適當人選」測試：對公司的管理階層和主要控制人進行嚴格的背景和資質審查。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AML/CFT）：建立並執行健全的AML/CFT協議。資訊揭露：必須向公眾提供清晰、透明的資訊，包括儲備資產的構成和定期的審計報告。值得注意的是，該制度設立了不低的准入門檻。發行人必須擁有至少2500萬港元的實繳股本，這一規定顯然更有利於資金雄厚的大型機構，旨在從源頭上篩選掉潛在的高風險參與者，確保市場的穩定與信譽。相較於近期美國剛剛通過的《GENIUS法案》，香港的製度展現出其獨特的優勢。香港的單一監管機構（HKMA）模式簡化了流程，而美國則因聯邦與州政府的雙層監管體係而更為複雜。此外，香港的框架具有「多幣種」的靈活性，這為那些有全球化抱負的穩定幣項目，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本地“冷”與跨境“熱”儘管制度已經就位，但穩定幣若想在香港本地的日常消費場景中普及，仍面臨巨大挑戰。香港的消費者支付市場已極度飽和，從傳統的Visa、Mastercard，到無處不在的八達通卡，再到來自中國內地的支付寶（AliPay）和微信支付（WeChat Pay），幾乎覆蓋了所有線上線下場景。因此，分析師普遍認為，穩定幣在短期內難以作為獨立的支付工具，在香港零售市場取得突破。然而，本地市場的“冷”，恰恰反襯出跨境應用的“熱”。香港作為全球貿易和金融樞紐的獨特地位，使其成為穩定幣發揮其核心優勢（高效率、低成本的跨境支付）的理想試驗場。律師事務所David Cameron Law Office的合夥人Andy KTLau表示，他觀察到客戶對穩定幣的興趣，正從單純的投機交易，轉向探索其作為線上和線下支付管道的潛力。 Gate Dubai的執行長Edwin Cheung也分享了一個生動的案例：一家旅遊公司正考慮使用穩定幣，來解決從全球各地酒店和合作夥伴處收取款項的難題。在傳統銀行體系下，這個過程有時長達三十天，且在某些國家（如阿根廷、巴西）缺乏順暢的銀行管道。更引人注目的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企業對香港的穩定幣制度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儘管穩定幣在中國內地被禁止使用，但像京東（JD.com）和支付寶等電商巨頭，已確認正在探索將穩定幣應用於其國際業務的可能性。這清楚地表明，香港的穩定幣制度，正被視為中國企業走向全球、處理複雜跨境資金流的潛在解決方案。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這就引出了整個事件中最深刻的部分。雖然目前的討論和首批申請者可能主要集中在與港元或美元掛鉤的穩定幣，但香港金管局精心設計的「法幣參考」和「多幣種」框架，從法理上為未來推出受香港監管的、離岸人民幣（CNH）穩定幣，預留了空間。這一步棋的戰略意義極其深遠。長期以來，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資本帳戶管制和匯率波動等挑戰。而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可以為中國提供一個完美的「防火牆」和「試驗田」。一個在香港發行、完全符合國際反洗錢標準、由透明的離岸人民幣資產100%支援的穩定幣（例如，可稱之為「CNHC」），將擁有以下幾個潛在的巨大優勢：繞開傳統清算體系：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特別是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CNH穩定幣可以繞過由美元主導的SWIFT系統，降低交易成本和時間，並減少對單一貨幣體系的依賴。市場驅動的國際化路徑：與由央行主導的數字人民幣（e-CNY）主要聚焦於國內零售支付不同，一個由市場化機構發行和推廣的CNH穩定幣，更容易被全球市場和使用者所接受，從而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提升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的使用和儲備地位。風險可控的創新實驗：所有的交易和創新都發生在香港這個單獨的關稅區和法律體系內，任何潛在的金融風險都可以被有效隔離，不會直接衝擊中國內地的金融穩定。總結香港穩定幣牌照制度的正式啟動，絕非僅僅是一項行業監管政策。它是香港在全球Web3競賽中，試圖從「追隨者」變為「規則制定者」的野心宣言。短期來看，它的影響將主要體現在B2B和跨國貿易支付領域，為解決傳統金融的痛點提供新的數字化方案。但從更長遠的視角觀察，這個制度的真正價值，或許在於它為一個更大膽的金融構想——人民幣的數字化國際化，提供了現實的路徑和合規的框架。儘管這並非其當前明確的官方目標，但香港無疑已經擺好了棋盤，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由人民幣支援的穩定幣，鋪平了道路。世界將密切關注，香港將如何利用這張獨特的“王牌”，在全球貨幣體系的未來演變中，扮演其關鍵的橋樑與樞紐角色。 （鏈科天下）

知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教授，近日接受媒體專訪穩定幣。以下是他的9大觀點：1.穩定幣本質上是一種以法定貨幣為錨、可以隨時交換的貨幣基金，可以取代銀行轉帳功能。 ……穩定幣本質是取代銀行交易。2.一般人對穩定幣最容易誤解的一點是，認為它能取代法定貨幣。3.穩定幣的“穩定”，最核心的含義就是其價值與法幣是一一對應的，沒有套利空間。當然，也存在著「脫錨」的可能。4、(美國如此大力推崇美元穩定幣)背後有兩股力量在推動，且利益同向。第一股力量是華爾街的投資銀行，他們希望找到更多交易機會。你可以把他們想像成“賭場”，肯定希望賭場裡面能玩的遊戲越多越好，“賭桌”越多越好。 ...，每一筆買賣都能收取手續費。第二股力量是美國政府，因為穩定幣可以繞過現有銀行轉帳的繁瑣流程和嚴格審查，因此他們希望通過穩定幣在支付上的便利性來提升美元和美債的吸引力。5、(是否可以理解成美國政府維持美元霸權的新手段？) 可以這麼定義。其本質就是透過增加支付便利性來達到這一目標。但是，美國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放開金融轉帳的監管，因為擔心這樣的便利性被不法份子利用。6.央行數字貨幣本質上是取代紙幣，其推廣必須和手機支付、網路支付連在一起，而要在國際上推廣網絡支付有較大難度。而穩定幣在這方面相對好一點，它未來主要是面向企業（To B）的商業結算，例如大公司做外貿時，可以直接通過穩定幣帳戶劃款，不經過銀行。7.穩定幣是不可能完全取代銀行的。 ……我堅定地認為，穩定幣在試行一段時間後，各國央行和金融市場監管都會回收控制權，加以限制，不會允許完全自由流動。各國都不希望穩定幣變成巨大的「超主權資金自由流動的遊樂場」。8.人民幣國際化的希望絕不能寄託於穩定幣。9.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放開對穩定幣交易的控制。 （元界）

《穩定幣條例》香港《穩定幣條例》即將實施之際，一場數字貨幣領域的重大變革正在醞釀。最新消息顯示，京東與螞蟻集團已向中國人民銀行提交創新方案，計畫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CNH）錨定穩定幣。這一舉措有望重塑全球數字支付格局，或將首次實質性挑戰美元穩定幣長達八年的市場主導地位。(珩宇智創生態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