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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湧現的超大規模“學生官”，揭開了頂級名校生的仕途內情
導讀
當前，青年群體在就業中的求穩心態正在擴散。如果說前些年街道辦等基層單位招錄的“清一色全是清華、北大的碩士畢業生”，還引發了“人才浪費”“大材小用”等討論。那麼近來，北大等頂級高校則開始組織“公務員模擬考試”，甚至主動與考公類教培機構合作辦班。隨著越來越多的名校生“上岸體制”，他們的工作體驗究竟如何？
通過追蹤4位頂尖高校出身的“體制人”真實的職場經歷，本文展現了他們進入體制的複雜驅動力和不同際遇。他們中，有人如魚得水卻擔心年齡的硬傷，一邊武裝自己一邊等待著“破格提拔”，有人受體制內父母的影響把穩定看作福利，有人隨大流進入體制卻倍感消耗，有人則時刻醞釀著向外逃離。
作者指出，憑藉選調生身份進入體制的他們，擁有很好的開端基礎，再配合端正的工作態度和不斷磨煉的情商，一般都能很快在工作中脫穎而出。但在這裡，他們學習的不再是專業知識和技能，比拚的不再全然是智力和能力，他們需要不斷“去能力化”從而提高自己的“體制內專業度”，去努力掌握體制內才有的約定俗成的規矩；一些看似不足為道的問題，卻經常不經意間決定了他們的職位陞遷與職場平順與否。
本文原載《青年探索》2025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如果把四個案例合成到一起，從整體上勾勒這些一流高校畢業的“體制人”的大致特徵則是：年紀輕，通常二十四五歲進入公務員隊伍；個人素質普遍較高，聰明伶俐，思維敏捷，領悟力好，舉一反三；學歷高，清一色985以上高校畢業；帶著一點青澀的乖乖學生氣，又有點社會閱歷的小大人模樣，不同於網際網路上的“整頓職場”生，從校門到“碗”裡都是不折不扣的乖覺好學生。
想像職場：從一流高校畢業生 到“體制人”的個體決策敘事
▍研究對象浮現：一流高校中的“考碗族”
近年來，不少高校應屆畢業生紛紛報考公務員職位，立志進入機關事業單位而成為體制內的一分子，他們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同時也獲得了一個群體名稱“考碗族”。這些來自不同高校、不同專業、不同生源地的青年四處參加公務員考試，為的是在就業形勢嚴峻的當下找到一個穩定的落腳點，歷來被稱為“鐵飯碗”的公務員工作是他們求職的優先目標。2020年以來就業形勢愈發嚴峻，大到企業組織小到學生個體都會逐漸做出更穩定、更有保障的決策，而不願意去冒險做一些短期內看不到效益的事情。對於出生於90年代的畢業生來說，他們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也賦予了其一個鮮明特點：在考慮工作時，物質獎勵與薪水不再是最主要的衡量標準，有些是追求平淡與穩定，有些是真的想去基層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大學生就業價值觀開始具有明顯向體制內卷的特徵，特別是在一流高校中，“考碗族”隊伍越來越龐大。體制內工作對於名校生、留學生等群體煥發出巨大的吸引力，甚至包括過去被視為不具備吸引力的鄉鎮公務員、街道辦人員等基層崗位。2020年8月，一則杭州市餘杭區街道辦的招聘錄用公告在網路上引起關注，其街道辦招錄的8名工作人員，“清一色全是清華、北大的碩士畢業”，引發了諸如“人才浪費”“大材小用”的大討論。
在報考群體中，應屆畢業生與往屆生和社會人士相比，整體上佔據政策優先性，在這種情況下，高校負責就業的行政部門也在不斷做出應對。很多“985”“211”高校就業中心的教師以前未必會把學生“考公”當作年度重要工作來抓，但現在公務員考試、中央選調生考試已經成為部門業績考核的重要“KPI”，甚至是各學校之間競爭力的指標。還有一些考公類教培機構跟各大高校合作，針對該校有志於“考公”和考選調的學生設定“定製班”。在北京大學，力行計畫、知行計畫、“薪火班”選調生返校培訓等與公考直接掛鉤的政務實習機會也越來越“供不應求”。
較高的社會地位、豐富的機遇與挑戰、真實的服務社會的場域、寬廣的改變社會的平台、提供便捷通道的定向選調政策，無不在吸引著一流高校大學生走上“考碗”的就業之路。而“碗”內究竟是“圍城”還是“避風港”，局中人的感受最真實。這些在社會情勢、學校托舉、個人擇業的綜合考量下最後選擇了進入政府機關做公務員的名校畢業生，帶著追求平淡穩定的心境或者有價值的工作的就業想像，其實際的工作感受如何？他們如何在剛工作的一兩年之內反思自己的就業選擇？本文的研究問題緣起於此，希望對準確把握高學歷青年人才的就業狀況、進一步做好青年就業工作有所啟發。
▍從一流高校畢業生到公務員：四個案例畫像
本研究尋找從一流高校中走出的大學生“體制人”，特別聚焦其職業選擇動機、職業感知、職業適應等情況。通過本文的一位研究者在校內實習和暑期政務實習的機會，找到了已在政府機構工作的第一位受訪者，然後採用滾雪球的方法並遵循資訊飽和原則，獲得了與另外5位受訪者的交談機會。為避免落入方便抽樣無法涵蓋所有情況的陷阱，採取了“邊界分析法”，即請求受訪者推薦與其相似和相反兩端的個體作為訪談對象，以儘可能窮盡“反差感”和“逃離”與否的極端情況。最終本研究所找到的6位訪談對象，已足以能夠構成“邊界分析”的兩頭——職場想像與工作現實強反差的和弱反差的、一度想要逃離的和堅定決心紮根的；另一方面每一位受訪者也都是獨特的，他們以一流高校畢業生身份進入體制內就業的動機不同、進入方式不同、遭受的經歷與對經歷的感知也不同，這種不同的產生機制也是用於描繪體制內就業前後理想與現實反差的重要證據。由於本研究意在分析大學生“考碗族”的職業感知“反差感”的成因與應對，從想像與現實、駐足與逃離兩個維度出發，本研究弱化了此兩類特點不鮮明、特徵與主要案例具有同質性的兩位受訪者，最後將其中4位受訪者作為從一流高校畢業生轉變成為公務員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個案資訊如表1所示。正式訪談階段採用半結構訪談法收集口述材料，並獲得受訪者對訪談內容進行錄音的同意。由於研究問題涉及個人職業規劃、工作細節等不便透露的資訊，資料呈現對個體進行了匿名化處理。
（一）趙小理：有備而來中的期待渴求
趙小理，讀新媒體專業，通過選調去了政府某部門，自認為是一位在遭受企業“毒打”後追逐社會服務理想的“體制人”。趙小理在同學心目中是一位政治理想強烈、工作熱情飽滿、“如魚得水”的“體制人”，實際訪談下來發現確實如此。不同於其他受訪者，趙小理曾有過清晰的“新聞人”“調查人”理想，在新傳行業工作兩年後，考研上岸了985高校的新媒體專業，但兩年不如意的工作經歷讓他堅定不移地要報考公務員，對這份工作的堅定選擇可謂是“有備而來”。
穩定性、工作壓力、薪酬，這些他都考慮過，但這些都不是他進入政府部門的最重要理由。“小組研討，大家依次講自己的公務員報考經歷和職業選擇原因，好幾位工作七八年的，感覺就是各種條件妥協之下報考又幸運上岸，聽完就是：這不是我想要成為的樣子。”
“我是有服務社會的理想和抱負的，本來我想去當社會調查類記者，後來覺得相較於記者，直接從政既有瞭解的機會、也有直接推動解決的機會，我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本身的。”
儘管工作壓力大，也夾雜著“理想”之外的瑣碎，但這份工作的根本價值是他“心悅誠服”的，個中酸甜苦辣在他看來皆是“樂在其中”，是自己不斷前進的證明。趙小理的特點在於，他完全理解並認同公務員工作的方方面面，他既告訴自己要“能接受自己逐漸泯然，自身價值與平台組織強掛鉤而無法凸顯”，同時也“時刻做好準備”，抓緊一點一滴的時機武裝自己。
所謂“繁瑣的不符合高大上預期的端茶倒水改格式的差事”，對於已經有過工作經歷的他來說是“習以為常的，幹什麼工作最開始不是這樣的呢？”當然，趙小理也坦言自己在政府部門的工作內容比其他崗位要來得更“務實”些，相對來說瑣事也就少些。
“與其抱怨領導佈置的任務你不滿意，不如建立自己能力的壁壘和護城河。能不能有自身的提高，不依託於平台或其他，自身的強大才是硬道理。況且，咱們公務員本來就是‘人民公僕’，‘僕’這個字形象且到位，是很耐人尋味的。”
趙小理對公務員工作的認知雖然也經歷了一些改觀，但他始終能夠正視並悅納它，因而非常快速地就找到並擺正了自己的位置。當被問及對目前的選調生政策有什麼看法時，他出人意料地說“選調生下基層”的必選項並不是他期待的。
“優秀的人組織自然會找機會給他下基層、提拔的機會，但對我來說，我剛剛適應了這裡的工作節奏，有了一定成果，就要離開這裡去基層，我的連續的表現機會就斷了”。
對他來說，年齡是硬傷，他迫切渴求也時刻準備著一切能夠嶄露頭角的機會，等待著“破格提拔”的到來。
（二）錢小雙：意志傳承下的舒適愜意
錢小雙，本科人類學專業畢業就通過選調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是一位早早“堅定理想信念”的人，受專業和父母的影響過早作出“將政府部門就業作為首選”的職業定向，但成為公務員後對崗位認同感並不強烈。類似趙小理，錢小雙也是對政府部門工作有著自始至終的堅定選擇，早早就規劃了進入體制的就業路徑。
他表明一方面自己人類學的專業難以找到對口的工作，另一方面其父母雙體制內的身份使其對體制內工作有著天然的“意志傳承”，於是決定進入體制。錢小雙的朋友圈裡有一段非常華麗的作為高端會議的海外列席組小組秘書的經歷展示，從朋友圈文案中看似乎他對工作給自己帶來的政治效能感頗為滿意並希望父母以此為榮。而他則指著這條朋友圈坦言：
“發這些只是為了回應朋友和父母對公務員高大上的普遍印象，並以此獲得外部的表揚和內心的安慰，其實工作內容是很枯燥瑣碎的。”
“網際網路喜歡給人打雞血，那體制呢？體制內靠黨性、靠良心、靠政治站位。這些就是我站位的體現，但我的人生理想不過是吃好喝好罷了。”
對錢小雙來說，工資少已經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他不會因此而在生活中計較得失，也沒有計畫攢錢，公務員已經給他提供了職業安全感。儘管也煩惱於頻繁的加班，苦悶於宏大工作想像之外的瑣事纏身，但因為是在較小的年紀進入職場，他自嘲能滿足“吃好喝好”這些工作的“基本價值”已足夠，因而也就生活得相對舒適愜意。
（三）孫小花：命運推動下的找尋平衡
孫小花，通過選調去了政府某部門，是一位一度想要“逃離”而又被規訓的“體制人”。孫小花進入體制是“命運的推動”，而非本願的選擇。最初計畫進入網際網路就業的她抱著“隨大流”的想法報了一些體制內的崗位，結果一路輕輕鬆鬆過五關斬六將拿到了令導師、家長和自己都滿意的選調機會，加上對自身專業背景在網際網路“賺大錢”的想法不看好，她非常突然又懵懂地進入了體制內，因而對公務員工作的印象建構也是“隨大流”的：穩定、輕鬆、工資少、實現公共服務理想。
然而事實是，加班多、工作忙才是孫小花的日常。在剛工作時孫小花經歷了輪崗，原本所在處室和輪崗處室兩頭的工作都要兼顧但又兩頭不討好，這使她感到了強烈的工作壓力。工作幾個月後，她發現這種加班不同於學生時代的晚自習，那是能在消耗時間的同時“學到東西”的，而工作則完全是“任務量大、重複性高、自我效能感低、無意義地加班”。
她曾一度想出國讀博享受自由，但又覺得剛畢業還一事無成，終究沒有逃離的足夠勇氣。孫小花是個熱愛生活的女生，熱衷於打卡新鮮事物，愛精心裝點自己的生活。而端上“鐵飯碗”後，她談道“在這兒只能‘局裡局氣’地穿搭，穿T恤走在辦公樓裡就格外不自在，天天白襯衫黑褲子又好沒意思。所以我買了各種顏色的襯衫、各種裙襬的半身裙、各種款式的小領結、各種花樣的胸針，只能在有限的空間裡‘花枝招展’了”。也只有在工作與生活的夾縫中不斷尋求平衡，她才覺得自己勉強不與還在學校或是在體制外的同齡人脫軌。
（四）李小意：自我探尋中的自我否定
李小意，新媒體碩士畢業後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曾面臨高薪的網際網路工作和穩定的政府部門工作之間的抉擇，最終選擇了政府部門就業。李小意進入體制更多是源於“服從父母意志”或“解鎖人生體驗”，是一種自我探尋之路上的“意料之外的選擇”，可這種選擇的結果卻不斷被其自身質疑甚至否定。
他深諳新媒體營運，熟練掌握微信工作號和非工作號、微博好友圈和非好友圈的應用，他的社交平台是“前後台”分明的：前台是他向外營造的粉紅色的世界，後台才是他自己點滴記錄的真實。在他社交平台的公開內容中，幾乎是清一色工作的美妙圖景：高大上的活動、高站位的知識內容、高頻次的會議精神轉發。只有工作號的朋友圈簽名透露了一絲絲端倪：“順遂即可”。
李小意戲稱自己的能力是“將一切合理化起來”，這可以說是他在暫留此地和不斷尋找出逃的夾縫間，摸索出的一種尋求平衡的方式。而在李小意的社交平台好友圈裡，不乏他對“加班”“住單位辦公”的吐槽：
“假期第三天依然在單位，總結一下職場大怨種：投行的工作時長、學生助理的工作內容、起征點的工資收入”。
在發洩對工作的不滿之外，還可以看到大量的“出逃性發言”：
“下班得知最想去的網際網路崗位今年不招人，是命運要把我拴死在這裡嗎？”
“夢到面試入職網際網路了，恨不得醒來就去上班，刻在骨子裡的想換工作。”
李小意是一位真正做出“出逃”行動的體制人，與他的交談從
“等我先在體制苟到28歲分了房再說吧”
變為
“等我過了五年服務期再說吧”
再變為
“我已經在繼續向網際網路投簡歷了，管它什麼服務期，不過就是被辭退罷了，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可以看到，李小意逐漸堅定了逃離體制的意向，但這種逃離仍在根據現實條件的變化不斷調整。
這四個案例對“體制人”的職場想像與現實感受之間的反差基本構成了一個維度上從低到高的四個點位：從堅定決心紮根到極度想要逃離。當然，每一位受訪者都是獨特的，各自的動機不同、進入方式不同、遭受的經歷與對經歷的感知也不同，但他們皆是以一流高校畢業生身份成功走上公務員崗位，可以作為“群像”的代表。
這些一流高校畢業生都曾經對公務員的職業有著諸多的美好想像，對政府部門就業的種種隱性福利有憧憬甚至臆想的成分；而當帶著“從政渡人”美好願望的他們興致勃勃地走上工作崗位，卻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被現實潑了冷水。不適的與抗拒的、堅守的與改變的；或躊躇徘徊，深感對工作的不適應並身處其中自我懷疑，想方設法試圖出逃；或正在被“敲打”繼而變得柔軟，不斷放棄幻想認清現實，探索體制內的生存法則。他們也在自我詢問：“學而優則仕”並不是一條好的出路嗎？職業期望與實際感知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自己該如何掙扎地面對？在這些問題背後，必然有著更為微妙的個體世界。
▍從大學生到公務員的職場想像與個體選擇
四位已經成為“體制人”的個案進行職業選擇之初，都經歷了來自政府政策、社會環境、重要他人等對體制印象的建構，對政務部門工作的某些優勢產生了好感和嚮往。他們最開始會這樣描繪“碗”內工作的圖景：合適的工作強度、得到保障的業餘時間、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完善的福利體系、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基於地位的社會網路資源……而真正進入體制之後，他們基於自身經歷重構了對“體制”的印象：繁瑣細碎而又高強度的工作內容帶來低效能和高倦怠，待遇補貼的實際落實情況造成較大的心理反差，優待政策的籠統與模糊導致個體感到並不被信任，履職能力與政府單位的實際要求不相匹配，對發展出路的疑慮使得缺乏長期留在體制的信心和動力……特別對於一流高校畢業生來說，他們在進入體制前對“價值感”“獲得感”的討論是較多的，而在進入體制後感到不適的淺層原因，也更多歸結於此。
換句話說，他們期待進入政府部門實現“士大夫”之志，但實際可能只是一個端茶倒水的“小角色”。這意味著先自持一個“精英身份”的職場想像，但“又窮又忙又沒意思”的工作現實卻偏離了個體最初的角色預設，裂解了身份優越感，這種反差帶來了對個體的職業規劃甚至職業生存的挑戰，他們必須經常思考自己的去留，做出適應性的進一步選擇。
（一）“精英身份”的職場想像：優秀大學生與公務員職業地位的相互建構
生命歷程理論認為個體自我的生活與生命中重要他者的生活是相互聯絡的，人們所嵌入的變動的關係網路可以被看作一種社會控制，互動世界與社會關係網能夠將個人與發生在社會中更廣闊的社會變化聯絡起來。由於大多受訪者在進入政府部門前是第一次求職，他們對體制的印象更多是在與其父母、導師、朋友等重要他者的互動中建構的，這指引他們做出了考公務員的決策。
當孫小花談及其選擇政府部門工作時，她所談論的政府部門就業印象的來源與呈現可以作為代表。
“父母傳統思想肯定是覺得公務員好。”
“導師給我做思想工作，說我最終的歸宿是去體制，這是他作為過來人的經驗。”
“之前在網際網路的同事們說網際網路對我這種非核心崗還是不太友好，尤其在網際網路已經飽和的情況下；但當公務員只要沒有太高的物慾，基本的衣食住行組織一定會有保障；但要想像企業一樣沒事就出去旅個游，背著大牌包是不可能的。工資滿足不了你，也不可能給這麼多自由。”
從她的表述中看到，在這一過程中她受到了家庭、導師、同事等重要他人包括社會觀念的影響，對網際網路工作和政府部門內工作有了簡單的認識。綜合4位受訪者的回答來看，這種對體制的印象無外乎從個體的物質層面、精神層面出發，與外部工作環境和社會環境有強關聯，並且這種印象是優劣兼具的。穩定的職業保障、實現仕途抱負的路徑、服務社會創造價值的機會、較輕的工作壓力、較短的工作時長、豐富的生活福利等，被他們普遍提及，並投射到孫小花們身上。
這些一流高校的畢業生們都曾或多或少提到他們在進入政府部門尤其是以選調生身份進入時，985高校畢業生的身份是被特別考慮在內的就業優勢，或者說反過來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公務員的職業地位來保持其優秀大學生的精英身份。李小意就充分感受到了這種“被照顧”的感覺：
“領導知道你是名牌高校畢業的會比較器重你。”
“如果其他方面都差不多，它能夠讓你更加突出，不會像在企業就唯績效論。學歷是讓你更勝一籌的優勢，且這種優勢是時刻伴隨你的。”
孫小花得益於導師的門生“遍天下”而獲得額外青睞：
“在單位現在名牌高校畢業生還不是特別多的情況下，會碰到一些已經在政府部門乾得很好的校友。我的處長就是我導師的在職碩士。他遇到學校、學院相關的新聞就會和我分享，或者看到我朋友圈裡他認識的老師也會跟我聊。”
儒家傳統文化倡導“學而優則仕”，自古以來國家公職人員都被賦予了較高的社會地位，象徵著一種精英身份。而當中國大學每年不斷擴招，向社會持續供應高學歷人力資源時，普通高校畢業生的精英身份不斷被消解，勞動市場尋求優質人力資源時往往將目標轉向名校和更高學歷的大學生。政府部門的職業身份一方面成為其重新標識或者說強化精英身份的一條路徑，另一方面優秀高校畢業生的身份也能夠幫助其先於他人脫穎而出。
趙小理先前有過在企業工作的經驗，曾在工作中感受過較之他人能力不足而帶來的地位劣勢，就非常希望用公務員的社會地位來彌補這種負向的身份體驗。
“名牌高校的身份也給我了一定的加持，尤其我在做完一個比較出色的工作後，領導們會說果然是這所學校出來的，而不誇我個人的能力，確實身份會給我帶來一些助力。但這種身份優勢在體制外尤其是我之前那種全能力導向的企業就很難體現出來。”
（二）“骨感”的工作現實：精英身份的裂解
真正入職一段時間後，“體制人”對“鐵飯碗”的實際感知發生了鮮明的轉變，大致可概分為“適應”與“不適”兩類。這種印象形塑一部分來源於入職前對體制內職場想像建構的證實和延續，另一部分則來自親歷職業後的推翻與重塑。
1. 期待落空帶來的壓力感知
在李小意看來，公務員系統對“能力”的考核標準與網際網路行業完全不同，
“在網際網路是拿能力說話，而在這邊能力不是最重要的。那些有能力又老實的人是苦大頭。”
錢小雙也經常拿網際網路行業與自己的工作對比，“現在的單天工作時長包括周末加班時長甚至比在網際網路還要累”，認為自己“超級不值錢”。就算是最認同公務員職業的趙小理也看到，
“體制內多的是躺平不幹活的老人，新人一旦表現出十分馴服，就會被不停攤派額外的工作，任勞任怨也不會多一分工資。”
“穩定”的福利卻反而招致更大的工作強度，單調的工作內容被低效的工作方式擠佔，向上生長的空間被不唯能力論的晉陞路徑所限制，服務社會的理想被低價值的工作內容取締，逐漸縮減的福利待遇令人期待落空。
在此，一流高校畢業生的身份成了“雙刃劍”——高學歷帶來了高期待，高期待帶來了高標準和高關注，相應地也就給個體帶來了一定壓力和負擔。李小意認為“我更覺得這工作其實門檻很低，之前幹任何工作學任何專業，只要會考試都能考”，這讓他感覺自己的“名牌高校畢業生身份太招搖了，一定要把姿態放得很低，才能避免成為別人的靶子”。孫小花也深有同感並不堪重負，
“人家會覺得以你的學歷應該太勝任這個崗位了，給出來的東西一定得有高品質，但是我沒有，所以會給我帶來很大的壓力和負擔。”
實際上，一流高校畢業生選擇進入體制並不都是想躺平過小日子，更多還是追求職業成就感和工作效能感的，但當這種追求與工作實際性質不匹配時，成就感的消失使得所謂體制內工作的意義與價值變得更像是一種外在的“面子”，裡子是空心的。
2. 能力危機伴隨優勢裂解
低價值的工作內容意味著低成就感，低效率的工作方式則意味著低效能感。在李小意和孫小花的日常工作裡，辦文辦會是大頭。如果說寫文字材料還算有一定的“含金量”，那麼一些慣性的低效與慣習的留痕在他們入職前對這份工作的“高大上”認知中是難以預見的，而在入職後則成了習以為常的無奈甚至掛在嘴邊的調侃：
“等那天文字工作都交給Chat GPT了，咱也就只能幹干擺席卡的活了。”
對孫小花來說，被這些雞毛蒜皮的工作填滿的生活是致命的，尤其是“領導不走我不走”的無效加班，使她甚至慢慢養成了這樣的節奏：“不到下班的時候沒有工作動力”。簡單又高重複的工作使她日益喪失了自己的專業技能和學習能力，而被填滿的時間也使她無暇專注能力提升，那怕要逃離，她也時常擔心自己已經深陷體制而不具備抽離的能力。
李小意因為時刻懷抱要逃離的心思，在他眼裡，這份工作的優勢被消解的同時劣勢被放大，所以經常不由自主地對眼下的工作進行反思：
“這份工作至少得有一點是讓你滿意的，如果它很閒但沒什麼錢，我可以接受，剩下大把的時間回家干副業也可以；或者是它很累但是錢很多或者很有意義，我也能接受，但它不能一頭都不佔啊。”
（三）職場想像與工作現實的反差：個體選擇的主動性影響
選調生培養制度是中國選拔優秀年輕幹部的一項重要舉措，自1965年開始至今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大批一流高校畢業生通過選調生考試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成為省市級政府重點培養的後備幹部人才。本世紀開始，各地方組織部門開始面向國內重點院校招錄定向選調生進入各地黨政部門工作。與傳統選調生的不同點在於，由於招錄院校和招錄對象的特殊性，定向選調生制度具有一定的“引智”色彩，對一流高校畢業生也有諸多優惠政策，日益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優秀年輕人走上“考碗”之路。從省級層面來看，有以江蘇省名校優生定崗特選計畫、吉林省定向招錄高層次選調生計畫等為代表的招錄政策，四川省甚至將定向選調生政策視為省級層面重大的工程項目之一。
再者，一流高校也相應在對選調生招錄工作的教育、選拔和培訓以及後續跟蹤支援上花費了越來越多精力。正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為吸引畢業生擇業時面向政府部門，諸多一流高校在絕大部分省區市建立了校地合作、開拓基層實習實踐基地、成立選調就業服務相關學生群團組織、開展選調生考試培訓、組織選調生校友返校宣講等。政策倡導、學校引導和地方政府對人力資源的爭奪，構成了本文的研究對象——從一流高校畢業的“體制人”對職場想像的基本語境，也是職場想像與工作現實之間的反差的制度根源。
1. 價值偏好決定個體選擇
從個體的動機來看，本文的四個案例剛好分成兩類：在工作前便對體制有著清晰、全面考察的大學生，他們往往是主動選擇進入體制，如趙小理和錢小雙；在工作前僅僅對體制有著模糊想像的大學生，他們往往是被“命運推動”意外地進入體制，如孫小花和李小意。主動選擇者對“體制人”的職場想像是更全面和真實的，因而他們在經歷親身的職業體驗後，其印象建構往往是被證實、被延續、在可接受範圍內被補充；而意外選擇者則要經歷艱難的想像重構過程，因其職場想像具有被動性與模糊性，想像與現實構成了反差。
具體來看，主動選擇意味著“鐵飯碗”工作是行動者的首選，他們或出於發展仕途的志向或出於服務社會的價值或出於專業導向等，在較早時間就確立了職業目標並相應地進行政府部門職業的準備與規劃。一方面，他們有著有更長的時間和更豐富的管道深入瞭解體制的“內幕”，對體制的認識和考察更為清晰真實；另一方面，主動性意味著他們對政府部門工作有著更為強烈的認同感，因而在進入體制後面對出乎意料的困境時，他們的包容性更強，能夠積極調整心態尋求適應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趙小理進入體制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堅定選擇：“當初跨專業考新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一定的社會理想和抱負，想當記者做調查類的工作；後來覺得直接從政可能既有做社會研究的機會，同時又能把這種機會付諸實踐，調查到問題後直接推動解決。所以公務員就是我理想的工作。”相似地，錢小雙甚至在本科期間就早早確定了政府部門的就業路徑，儘管這種選擇一定程度上受父母意志的影響，但他確實是發自內心認同這份工作的價值，這促使他對這份工作進行了較為清晰、全面和深入的瞭解，並最終為其規避了一部分潛藏的風險。
意外選擇則意味著行動者並非自己主動選擇進入體制的，也並沒有強烈、單一、堅定進入體制的意向。這類“考碗族”往往在一開始擁有“市場”或“體制”這涇渭分明的就業路徑選擇，且政府部門工作並非他們的堅定首選。以孫小花為例，是“命運”推動她進入體制，非常突然又懵懂。在職業選擇之初她一門心思準備投身網際網路領域，也有過多份在網際網路公司實習的經歷，對類似工作情景有著較為深入的認識和切身的體驗。同時，她也投入了絕大多數的時間和精力面試網際網路崗位並最終得到了一份“非核心崗”的網際網路工作，父母、導師和她自己對這份工作都不看好。而考公甚至一開始都不是她的選項，出於“多一個備選”“隨大流”“低成本”的想法，她機緣巧合開始考公。當這種“隨性”成為重大選擇的“確然”以後，她勸服自己接受並認同這份工作，不曾仔細考量過的劣勢也就變成了她眼裡確定無疑的陷阱，因此她的認同感無疑是被動的、脆弱的。
與孫小花類似，感受到較大職業身份反差、有過逃離念頭並付諸行動的李小意，其進入體制內是一種反抗中的妥協，“不去體制就是對不起家人”。因而，他只能把自己最終進入體制的選擇自我和解為“解鎖新的人生體驗”，其職業價值與身份認同終究與體制是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馳的。對李小意和孫小花而言，“考碗”更多是一種補充性選擇，或出於隨大流的跟風，或出於給父母交代的敷衍，或出於尋求人生體驗的新奇，但都一路開掛似的得到這一機會並最終陰差陽錯地進入其中。他們對體制內工作的優勢有著充分期待的同時，對其劣勢並沒有足夠的認知和適應性，也就更強烈感知到體制內就業的職業想像與真實的工作現實的反差。
2. 資訊壁壘造就特殊事件
此外，本研究的四個案例在“碗”裡的位置並不一致，這也導致其各自的感受大相逕庭。李小意把各人的處境看作“命”：
“體制的東西很多都是看‘命’。比如選崗之前你根本不瞭解這個崗位這個部門是幹嘛的，因為你不是‘碗裡’的人；就算認識‘碗裡’的人，不認識具體口的人也沒用；認識具體口的人，他不跟你說實話也沒用；也有一些過得很快樂的人，或是已經分了房的、職級不錯、保障也給得很到位。但很多新進來的年輕人很難這樣，所以這裡面有很大的資訊壁壘”。
這就是已被諸多研究者所驗證過的“體制壁壘”的分化效應。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既有國外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一般性特徵，又有其自身的鮮明特色，政府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者開始解析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各種形態，如城鄉分割、區域分割、所有制或部門分割、行業分割等，並通過相關的實證研究證實了具體的分割形態及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形成機制和形態演變。
林楠和邊燕傑最先提出在中國城市存在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的分割，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首先依附於單位，而職業次之，通過進入國有部門就業能夠明顯提高社會經濟地位。此後關於勞動力市場的“國有-非國有”部門分割的研究不斷湧現，人們也稱之為“體制內-體制外”的體制分割或“公有制-非公有制”的所有制分割，諸多學者都指出部門分割是當代勞動力市場中最重要的分割因素，所有制是本源的分割類型。
既有研究也基於體制內、外的差異證實了這一壁壘會體現在福利待遇（住房、醫療、教育等）、工資報酬、發展空間、主觀工作體驗、職業流動等多方面。也因此，關於體制內的“傳說”鮮少流露於外界，“資訊不透明”是體制的鮮明特點，儘管“考碗”也被比喻為是“玻璃房裡的考試”，但在體制內工作則並非在“玻璃房”中。
不同於網際網路等企業工作的“公開性”，體制內工作尤其是公務員工作往往因其“機密”的工作內容（資訊不對稱）、“難接觸”的工作體驗（實習機會少）和“不可說”的工作環境（缺少引路人）而給其蒙上了一層“體制外人”難以透視的面紗，而恰恰這些“碗內”獨有的不足為外人道的工作內容、工作環境是影響就業感知的重要方面。關於這部分的空白或想像給真正走入體制的新人當頭一棒。到了這個階段，這些被當做具有精英身份的體制人必須調整自己的認知，即究竟什麼是“最好的”工作？什麼是“最適合”自己的工作？
“在找工作過程中，我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也不知道什麼對我來說是最好的，只是選擇大家都覺得好的。找工作和讀書不一樣，你知道清北就是全中國最好的學校，但沒有一份工作你可以說它是一個最好的工作。”
孫小花就是帶著這樣的認知一直徘徊在“別人認為適合的”與“自己認為最好的”兩種工作之間。而對“最好的”的追求恰恰是一流高校畢業生的思維慣性。當他們在“適合的”與“最好的”之間難以抉擇並不願意承擔自我決策的重負時，就很容易歸因到“命運”“別人都這麼認為”這些玄之又玄的外在因素。
幾位受訪者都談到，這種身處其中的煩惱在“碗”內不能也不敢同同事說，同家人朋友講也難以得到理解，只能艱難尋求自己的“同類”，這種迷茫和孤獨無疑更會加劇他們的壓力感和反差感。
（四）駐足還是逃離：從“考碗族”變成“體制人”後的二次選擇
從“考碗族”變成“體制人”，當職場想像與工作現實之間的“反差”已是既定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工作經驗的積累，“體制人”們的行動路徑出現了駐足與逃離的分化。相似的是，從一流高校畢業的體制人們在經歷了複雜的掙扎過程後，大多會從“被動”轉向為“主動”積極尋求適應，試圖通過自我開解來合理化工作壓力，通過尋找價值來為工作賦予意義，社會危機的解除也給其帶來喘息和轉圜的可能。
對於孫小花而言，就算產生過逃離的想法，也不過是“萌生了想要出國，或者繼續讀個博，或者在國外窮游，每天享受著自由的時光”，但她並沒有展開周密細緻的離職計畫，也沒有明確離職後選擇何種崗位。換言之，她對當前工作的排斥更多是一種對當下處境的不滿，而非對工作價值本身的不認同。而當“碗”的優勢開始顯現，她漸漸主動開始尋求自洽的解釋：一方面通過與“同病相憐”人訴說以緩解自身的壓力，另一方面主動地補充知識技能慢慢去適應體制的節奏和工作，逐步主動培養“政府思維”。如她所言，現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這種“躺平”或許意味著主動尋找出路自我和解，或許意味著看不到未來出路的自我矇蔽；無論如何，孫小花已經不再像先前那般排斥體制內工作了，而選擇至少短時間內駐足此地，尋求“不適中的同床共枕”（uncomfortable bedfellows）。
不同於孫小花，李小意則有著反覆徘徊但螺旋上升的離職意向，截至本文寫完初稿，他已經堅定表示要不顧一切代價現在就向體制外行業投簡歷。儘管他曾多次因為企業發展的不景氣、五年服務期的限制、個人的謹慎性格等暫緩離職的行動，但自始至終，他都堅定自己的離職意向，並持續性地做出具體的行動。
“看到我處長生活的樣子基本能想到我二三十年後大概也就這樣，我不願意過這種一眼望到頭的生活。”
“我覺得我每天都在演劇本殺扮演一個人設。雖然幹久了一定程度上會被培養所謂‘政府思維’，但它只是你看問題的角度，底層的價值觀其實蠻難被改造的，我還是會有自己的堅持，我也覺得我現在內心更強大了。”
對他而言，最初進入體制即是一種“燃燒自己照亮家人”的被迫之選，而在能給爸媽交代後，沉重的“碗”內反差立刻使其“犟驢”似的決定逃離。
不同於孫小花，李小意深知自己的職業價值觀和人生路徑規劃，他對企業工作表達了鮮明的傾向性，也多次表達了對政府部門工作底層邏輯和工作價值的不認可。較之企業，他所排斥的體制低效的工作節奏、非純能力導向的評價標準等，才是他尋求逃離的根本動力。當然，這種逃離並非盲目扎猛子似的，李小意也曾一度綜合考慮儘可能降低離職風險的選擇，然而，他仍舊擔心自己在體制待得越久，未來能走的路越窄，沉沒的成本越大。他認為在體制留守是越來越被體制規訓的過程，他覺得自己終有一天完全無法進入市場。在“碗”內的每一天，他都在擔心“進來之後就跳不出去了，幹不了很業務性的工作”。當被問及“如果現在走，什麼都撈不到，會不會覺得虧”時，他笑著回答“回到最開始來這裡的目的，就是‘解鎖人生體驗’，走過這麼一遭，無論是離職還是被辭退，也都不遺憾了。”無論是自我安慰，還是真情實感，李小意初入體制內職場的體驗還遠未結束。
▍結語
從“考碗族”到“體制人”，一流高校的畢業生經歷了反覆權衡的選擇過程，政策倡導、重要他人的影響和社會經濟形勢的劇變等影響了他們的職場初體驗。因個體選擇的主動或被動，工作前對職場的想像與工作後的職場體驗之間存在或低或高的反差，使得他們或是選擇通過自我開解來合理化工作壓力、通過尋找價值來為工作賦予意義，或是在失意的狀態下反覆嘗試尋求逃離的機會。本研究中四位典型個案選擇“考碗”的動機之一在於他們所建構的體制內職場想像能夠滿足他們期許的某種生活方式，而他們排斥體制工作對自我價值和個性能力的壓抑從而想要逃離的行動同樣顯示出這種動機。
如果把四個案例合成到一起，從整體上勾勒這些一流高校畢業的“體制人”的大致特徵則是：年紀輕，通常二十四五歲進入公務員隊伍；個人素質普遍較高，聰明伶俐，思維敏捷，領悟力好，舉一反三；學歷高，清一色985以上高校畢業；帶著一點青澀的乖乖學生氣，又有點社會閱歷的小大人模樣，不同於網際網路上的“整頓職場”生，從校門到“碗”裡都是不折不扣的乖覺好學生。
憑藉選調生身份進入體制的他們，擁有很好的開端基礎，配合自己端正的工作態度和不斷磨煉的情商，一般都能很快在工作中脫穎而出。但在這裡，他們學習的不再是專業知識和技能，比拚的不再全然是智力和能力，他們需要不斷“去能力化”從而提高自己的“體制內專業度”，去努力掌握體制內才有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一些看似雞毛蒜皮不足為道的問題，卻經常不經意間決定了他們的職位陞遷和職場平順與否。誠然，既然選擇了某種職業，必然會面對這一職業或行業的慣例；但對於對政府部門就業抱有高“社會價值”期待的他們來說，掌握規矩不是問題，規矩的存在本身才是真正的問題。
對於從“最好的學校”走出來的他們來說，“鐵飯碗”或許是他們瞻前顧後審慎決策出的“次優解”，但或許人生本來就不是解答題。已經步入體制“正軌”的他們，有些人以最快方式迅速學習、調整併適應，將體制內的制度環境作為實現相應的生活方式的一種手段；有些人憑藉高自律逼自己一把，打算“脫軌”去進入新的賽道，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節奏。或適應或逃離，都是在不斷尋求自身與當下境遇的合宜的切口。他們自比為現下網路流行語“河蚌青年”，“在人生的長河中開開合合，在‘躺’和‘卷’的兩個極端間遊走，時而想苟在原地閒散一生，時而想努力逃跑”，在“仰臥起坐”間不斷嘗試自我合理化。也許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恰好是體制的“鐵飯碗”已經給“體制人”提供了穩定的基礎條件，才能讓這些從一流高校走向體制的畢業生們在初探職場後，誓要用自己的能力在體制內外作為一番天地。
誠然，本文所選取的個案不能代表中國入職公務員系統的全部高校畢業生，由其得出的研究結論能否推廣到一般情況還有待進一步驗證，在普遍性、可靠性方面存在挑戰。訪談的樣本量偏小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從四類典型出發建構從大學生到公務員路徑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分析的證據和要素呈現也可能不夠充分。但本文嘗試進行超越個案的類型化概括，也一定程度上走出個案、呈現了“駐足”與“逃離”兩條典型路徑，路徑上的不同個體“考碗”之路一路走來的歷程仍可啟發我們更好理解大學生的職業認知、職業選擇與職業感知。特別對於孫小花、李小意這類帶著較高期望進入體制，又失望迷茫意欲逃離的“考碗族”來說，他們終究是做出了離經叛道而又令人不住為其勇氣咋舌的選擇，這也是本文格外將視角聚焦於“逃離”者，意欲探尋他們的內心世界的最初目的。
如何幫助在“碗”內感到失意的個體適應反差、降低其試錯成本；而體制又該如何更好地甄別適應它的人，是尋找消解反差之法的重要考量。適應的那部分人是否能夠長久地適應並最終悅納體制，逃離的那部分人又是否能夠無悔於自己的選擇並尋得內心真正的皈依，則是需要持續追蹤的話題。
馬克思在其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對青年選擇職業的態度及其影響作出了深刻探討，強調青年人的職業選擇既是通向踐行人生使命和理想的道路，更是奠定青年一生發展基調的重大命題，需在充分發揮主體能動性的同時獨立、審慎選擇。這就要求青年人不要成為受社會風氣、私慾名利擺佈的傀儡，而應忠於自身的專業愛好與性格特點、職業理想與人生信念。誠如馬克思所言，
“我們的使命絕不是求得一個最足以炫耀的職業，而要是能長期從事卻始終不會使我們感到厭倦、始終不會使我們勁頭低落、始終不會使我們的熱情冷卻的職業”。
無論是馬克思談到由虛榮心所致的“對某種職業的突然熱情”，還是“由自己幻想而生的職業美化”，抑或是“從遠處觀察的靠不住的職業判斷”，都無法長久地支撐個體的職業信念。這一點在本文的研究對象身上也得到了確證——“幻想”著、“遠觀”著的孫小花、李小意在徬徨中進退兩難；有備而來、心悅誠服的趙小理、錢小雙則在堅定中持續深耕。特別對於本文所著重刻畫的一流高校畢業生而言，其精英身份帶來的“最好的”與“合適的”間的兩難抉擇，或許也可從馬克思所言在“最廣闊的場所”追求“人類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境界”中，找尋到安慰與啟示。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