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公務員去年誰賺的最高？《薩克拉門托蜂報》（Sacramento Bee）最新報導揭示，加州政府薪資最高的一群員工，幾乎都不是政客或高級公務員，而是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系統內部的教練、醫生和醫學中心主管。根據蜂報最新更新的加州州政府員工薪資資料庫（包含2024年UC系統資料），UC系統年薪最高的25名員工，收入介於170萬至470萬美元之間。榜首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金熊」（Golden Bears）橄欖球總教練賈斯汀·威爾考克斯（Justin Wilcox）奪得，他的年收入高達470萬2500美元。對於這些名列前茅的教練來說，所謂的「薪資」往往不僅僅是學校支付的工資，而是一整套「其他報酬」（other pay）的組合。在UC系統中，橄欖球和籃球教練的「其他報酬」往往包括贊助商費用、門票分成、電視轉播權收益、績效獎金等。換句話說，他們的收入與學校的體育商業化緊密掛鉤。除了教練外，UC醫學中心的醫生和主管們也名列高薪榜單。他們的「其他收入」主要來自臨床醫療服務，由患者和保險公司支付。2024年，年收入排名第二的UC員工是洛杉磯加大（UCLA）籃球隊總教練邁克爾·克羅寧（Michael Cronin），總收入達414萬8150美元。第三名是UCLA男性診所主任傑西·米爾斯（Jesse Mills），收入397萬4061美元。第四名為UCLA整形外科教授傑森‧魯斯塔伊安（Jason Roostaeian），收入372萬6,550美元；緊追在後的是UCLA消化疾病科主任，年收​​入368萬3750美元。這些醫生的薪酬中，大部分來自高端醫療服務和科研計畫的收益。對許多加州大學附設醫院而言，他們既是醫療專家，也承擔推動醫院創造收入的任務。在UC大學系統年薪排名前25名的員工中，有20人的收入超過所有其他加州州政府員工。作為對比，2024年加州政府收入最高的公務員是加州教師退休基金（CalSTRS）前首席投資官克里斯托弗·艾爾曼（Christopher Ailman），其年薪總額為170萬美元，僅相當於UC高薪榜最末位員工的水平。換句話說，在加州，「最賺錢的公務員」幾乎都在大學系統裡，而非州政府大樓。過去幾十年，加州大學體系的部分部門逐漸商業化，體育、醫療與研究機構成為收入引擎。大學透過體育賽事吸引贊助與轉播費，透過醫學中心吸收病患與保險資源，透過科學研究合作引進企業資金。這些機制讓加州大學系統不再只是教育機構，也成為龐大的半商業化體系。而在這個體系中，那些最具知名度的教練與醫生，自然也成了收入最高的「公務員」。看來，當民眾仍在討論教師加薪、公部門預算削減時，另一端的「大學公務員階級」早已進入百萬年薪時代。 （北美商業見聞）

美國聯邦政府今次臨時停擺，到上周五（10月10日）已是第10天，白宮當日正式啟動大規模裁員，司法部證實預計首批被炒聯邦政府公務員逾4,200人，橫跨多個部門，引發工會與國會強烈反彈。美國總統川普宣稱今次裁員是專門針對民主黨人，揚言民主黨要為政府停擺負責。政商界人士批評白宮趁政府停擺之際清算公務員，形同政治報復。白宮威脅解僱數千公務員，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預計裁442人。 彭博社美媒引述白宮遞交法院文件顯示，首批被裁撤的員工來自7個主要部門和機構。白宮預算管理局顧問比利在法院文件中表示，具體裁員人數仍在變動，隨後可能調整。多個涉及裁員的部門，包括衞生與公共服務部、住房與都市發展部、環保署與財政部等，均證實裁員通知已發出。川普上周五在內閣會議上表示，白宮是故意解僱民主黨想要的公務員，作為民主黨阻礙政府恢復運作的懲罰，「我很不願意告訴你，但我們確實在削減民主黨的項目。我們將削減一些非常受歡迎、但共和黨人不喜歡的民主黨項目。因為我們認為，這件事（指聯邦政府停擺）是他們先發起的。」涉多個公眾服務部門《華盛頓郵報》仔細翻查發現，今次裁員行動主要針對日常工作內容、與川普政府優先事項不一致的部門。例如衞生與公眾服務部，轄下一個專注家庭和社區政策的部門幾乎全數被炒，住房和城市發展部，轄下專注於公平住房的辦公室也被裁撤，教育部一個專注提高中學生學業成績的部門亦是如此。依照聯邦政府指引，被炒員工有30至60天不等的待通知期，安排交接手續。凍結民主黨州份基建資金川普還頒令，要求聯邦政府凍結紐約州、伊利諾伊州和加州3個民主黨主政州份，合計至少280億美元（約2,179億港元）基建資金。美國新聞網Axios報導，川普內閣有官員擔憂，裁員與閂水喉有明顯政治報復意味，國稅局一名匿名員工直言，「我不認為各機構領導層真想失去如此多員工。」美媒還披露，在聯邦政府停擺最初幾天，川普政府官員已經私下建議各機構，在政府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大舉裁撤人手可能違法。依照聯邦《反財赤法案》規定，政府不能承擔或支出任何未經國會撥款的資金，意味政府停擺屬於資金耗盡狀態，不能產生新的開支。裁撤公務員範圍廣泛，涉及的遣散費承諾高昂，依照該法案，此舉或屬違法行為。國會撥款委員會民主黨籍領袖、參議員穆雷批評稱，川普政府旨在透過大舉裁撤公務員，給美國人民帶去更多痛苦，「沒有人逼迫川普傷害美國人，只是他自己想這麼做，這不是他第一次如此，沒有人應該被這樣的騙徒嚇倒。」美政府被裁員部門（部分）衞生及公共服務部（HHS）●預計裁員人數：1,100至1,200人●負責聯邦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發放，合計為全美近40%人口提供醫療保障。據報被裁員的部門與醫保相關。國土安全部（DHS）●預計裁員人數：176人●設有負責拘捕及驅逐非法移民的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及負責防災事務的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暫未說明被裁員工所屬機構。財政部●預計裁員人數：1,446人●負責多個與財政政策相關機構，被裁員工據報來自國稅局（IRS）、鑄幣局（USM），以及負責打擊洗錢和金融犯罪的金融犯罪執法網絡。教育部●預計裁員人數：466人●今年3月已裁撤約半數人手，主要涉及負責管理學生經濟援助、確保弱勢社群接受平等教育相關機構。今次裁員前幾乎只有維持運作的基本人手。環境保護署（EPA）●預計裁員人數：20至30人●被裁員工來自保護空氣質素、防治水污染、監督有害廢物處理等機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預計裁員人數：442人●負責提供住房補貼，關照退伍軍人、貧困社群和少數族裔群體平等住房計劃等。能源部●預計裁員人數：187人商務部●預計裁員人數：315人 (香港文匯報)

導讀當前，青年群體在就業中的求穩心態正在擴散。如果說前些年街道辦等基層單位招錄的“清一色全是清華、北大的碩士畢業生”，還引發了“人才浪費”“大材小用”等討論。那麼近來，北大等頂級高校則開始組織“公務員模擬考試”，甚至主動與考公類教培機構合作辦班。隨著越來越多的名校生“上岸體制”，他們的工作體驗究竟如何？通過追蹤4位頂尖高校出身的“體制人”真實的職場經歷，本文展現了他們進入體制的複雜驅動力和不同際遇。他們中，有人如魚得水卻擔心年齡的硬傷，一邊武裝自己一邊等待著“破格提拔”，有人受體制內父母的影響把穩定看作福利，有人隨大流進入體制卻倍感消耗，有人則時刻醞釀著向外逃離。作者指出，憑藉選調生身份進入體制的他們，擁有很好的開端基礎，再配合端正的工作態度和不斷磨煉的情商，一般都能很快在工作中脫穎而出。但在這裡，他們學習的不再是專業知識和技能，比拚的不再全然是智力和能力，他們需要不斷“去能力化”從而提高自己的“體制內專業度”，去努力掌握體制內才有的約定俗成的規矩；一些看似不足為道的問題，卻經常不經意間決定了他們的職位陞遷與職場平順與否。本文原載《青年探索》2025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如果把四個案例合成到一起，從整體上勾勒這些一流高校畢業的“體制人”的大致特徵則是：年紀輕，通常二十四五歲進入公務員隊伍；個人素質普遍較高，聰明伶俐，思維敏捷，領悟力好，舉一反三；學歷高，清一色985以上高校畢業；帶著一點青澀的乖乖學生氣，又有點社會閱歷的小大人模樣，不同於網際網路上的“整頓職場”生，從校門到“碗”裡都是不折不扣的乖覺好學生。想像職場：從一流高校畢業生 到“體制人”的個體決策敘事▍研究對象浮現：一流高校中的“考碗族”近年來，不少高校應屆畢業生紛紛報考公務員職位，立志進入機關事業單位而成為體制內的一分子，他們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同時也獲得了一個群體名稱“考碗族”。這些來自不同高校、不同專業、不同生源地的青年四處參加公務員考試，為的是在就業形勢嚴峻的當下找到一個穩定的落腳點，歷來被稱為“鐵飯碗”的公務員工作是他們求職的優先目標。2020年以來就業形勢愈發嚴峻，大到企業組織小到學生個體都會逐漸做出更穩定、更有保障的決策，而不願意去冒險做一些短期內看不到效益的事情。對於出生於90年代的畢業生來說，他們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也賦予了其一個鮮明特點：在考慮工作時，物質獎勵與薪水不再是最主要的衡量標準，有些是追求平淡與穩定，有些是真的想去基層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大學生就業價值觀開始具有明顯向體制內卷的特徵，特別是在一流高校中，“考碗族”隊伍越來越龐大。體制內工作對於名校生、留學生等群體煥發出巨大的吸引力，甚至包括過去被視為不具備吸引力的鄉鎮公務員、街道辦人員等基層崗位。2020年8月，一則杭州市餘杭區街道辦的招聘錄用公告在網路上引起關注，其街道辦招錄的8名工作人員，“清一色全是清華、北大的碩士畢業”，引發了諸如“人才浪費”“大材小用”的大討論。在報考群體中，應屆畢業生與往屆生和社會人士相比，整體上佔據政策優先性，在這種情況下，高校負責就業的行政部門也在不斷做出應對。很多“985”“211”高校就業中心的教師以前未必會把學生“考公”當作年度重要工作來抓，但現在公務員考試、中央選調生考試已經成為部門業績考核的重要“KPI”，甚至是各學校之間競爭力的指標。還有一些考公類教培機構跟各大高校合作，針對該校有志於“考公”和考選調的學生設定“定製班”。在北京大學，力行計畫、知行計畫、“薪火班”選調生返校培訓等與公考直接掛鉤的政務實習機會也越來越“供不應求”。較高的社會地位、豐富的機遇與挑戰、真實的服務社會的場域、寬廣的改變社會的平台、提供便捷通道的定向選調政策，無不在吸引著一流高校大學生走上“考碗”的就業之路。而“碗”內究竟是“圍城”還是“避風港”，局中人的感受最真實。這些在社會情勢、學校托舉、個人擇業的綜合考量下最後選擇了進入政府機關做公務員的名校畢業生，帶著追求平淡穩定的心境或者有價值的工作的就業想像，其實際的工作感受如何？他們如何在剛工作的一兩年之內反思自己的就業選擇？本文的研究問題緣起於此，希望對準確把握高學歷青年人才的就業狀況、進一步做好青年就業工作有所啟發。▍從一流高校畢業生到公務員：四個案例畫像本研究尋找從一流高校中走出的大學生“體制人”，特別聚焦其職業選擇動機、職業感知、職業適應等情況。通過本文的一位研究者在校內實習和暑期政務實習的機會，找到了已在政府機構工作的第一位受訪者，然後採用滾雪球的方法並遵循資訊飽和原則，獲得了與另外5位受訪者的交談機會。為避免落入方便抽樣無法涵蓋所有情況的陷阱，採取了“邊界分析法”，即請求受訪者推薦與其相似和相反兩端的個體作為訪談對象，以儘可能窮盡“反差感”和“逃離”與否的極端情況。最終本研究所找到的6位訪談對象，已足以能夠構成“邊界分析”的兩頭——職場想像與工作現實強反差的和弱反差的、一度想要逃離的和堅定決心紮根的；另一方面每一位受訪者也都是獨特的，他們以一流高校畢業生身份進入體制內就業的動機不同、進入方式不同、遭受的經歷與對經歷的感知也不同，這種不同的產生機制也是用於描繪體制內就業前後理想與現實反差的重要證據。由於本研究意在分析大學生“考碗族”的職業感知“反差感”的成因與應對，從想像與現實、駐足與逃離兩個維度出發，本研究弱化了此兩類特點不鮮明、特徵與主要案例具有同質性的兩位受訪者，最後將其中4位受訪者作為從一流高校畢業生轉變成為公務員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個案資訊如表1所示。正式訪談階段採用半結構訪談法收集口述材料，並獲得受訪者對訪談內容進行錄音的同意。由於研究問題涉及個人職業規劃、工作細節等不便透露的資訊，資料呈現對個體進行了匿名化處理。（一）趙小理：有備而來中的期待渴求趙小理，讀新媒體專業，通過選調去了政府某部門，自認為是一位在遭受企業“毒打”後追逐社會服務理想的“體制人”。趙小理在同學心目中是一位政治理想強烈、工作熱情飽滿、“如魚得水”的“體制人”，實際訪談下來發現確實如此。不同於其他受訪者，趙小理曾有過清晰的“新聞人”“調查人”理想，在新傳行業工作兩年後，考研上岸了985高校的新媒體專業，但兩年不如意的工作經歷讓他堅定不移地要報考公務員，對這份工作的堅定選擇可謂是“有備而來”。穩定性、工作壓力、薪酬，這些他都考慮過，但這些都不是他進入政府部門的最重要理由。“小組研討，大家依次講自己的公務員報考經歷和職業選擇原因，好幾位工作七八年的，感覺就是各種條件妥協之下報考又幸運上岸，聽完就是：這不是我想要成為的樣子。”“我是有服務社會的理想和抱負的，本來我想去當社會調查類記者，後來覺得相較於記者，直接從政既有瞭解的機會、也有直接推動解決的機會，我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本身的。”儘管工作壓力大，也夾雜著“理想”之外的瑣碎，但這份工作的根本價值是他“心悅誠服”的，個中酸甜苦辣在他看來皆是“樂在其中”，是自己不斷前進的證明。趙小理的特點在於，他完全理解並認同公務員工作的方方面面，他既告訴自己要“能接受自己逐漸泯然，自身價值與平台組織強掛鉤而無法凸顯”，同時也“時刻做好準備”，抓緊一點一滴的時機武裝自己。所謂“繁瑣的不符合高大上預期的端茶倒水改格式的差事”，對於已經有過工作經歷的他來說是“習以為常的，幹什麼工作最開始不是這樣的呢？”當然，趙小理也坦言自己在政府部門的工作內容比其他崗位要來得更“務實”些，相對來說瑣事也就少些。“與其抱怨領導佈置的任務你不滿意，不如建立自己能力的壁壘和護城河。能不能有自身的提高，不依託於平台或其他，自身的強大才是硬道理。況且，咱們公務員本來就是‘人民公僕’，‘僕’這個字形象且到位，是很耐人尋味的。”趙小理對公務員工作的認知雖然也經歷了一些改觀，但他始終能夠正視並悅納它，因而非常快速地就找到並擺正了自己的位置。當被問及對目前的選調生政策有什麼看法時，他出人意料地說“選調生下基層”的必選項並不是他期待的。“優秀的人組織自然會找機會給他下基層、提拔的機會，但對我來說，我剛剛適應了這裡的工作節奏，有了一定成果，就要離開這裡去基層，我的連續的表現機會就斷了”。對他來說，年齡是硬傷，他迫切渴求也時刻準備著一切能夠嶄露頭角的機會，等待著“破格提拔”的到來。（二）錢小雙：意志傳承下的舒適愜意錢小雙，本科人類學專業畢業就通過選調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是一位早早“堅定理想信念”的人，受專業和父母的影響過早作出“將政府部門就業作為首選”的職業定向，但成為公務員後對崗位認同感並不強烈。類似趙小理，錢小雙也是對政府部門工作有著自始至終的堅定選擇，早早就規劃了進入體制的就業路徑。他表明一方面自己人類學的專業難以找到對口的工作，另一方面其父母雙體制內的身份使其對體制內工作有著天然的“意志傳承”，於是決定進入體制。錢小雙的朋友圈裡有一段非常華麗的作為高端會議的海外列席組小組秘書的經歷展示，從朋友圈文案中看似乎他對工作給自己帶來的政治效能感頗為滿意並希望父母以此為榮。而他則指著這條朋友圈坦言：“發這些只是為了回應朋友和父母對公務員高大上的普遍印象，並以此獲得外部的表揚和內心的安慰，其實工作內容是很枯燥瑣碎的。”“網際網路喜歡給人打雞血，那體制呢？體制內靠黨性、靠良心、靠政治站位。這些就是我站位的體現，但我的人生理想不過是吃好喝好罷了。”對錢小雙來說，工資少已經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他不會因此而在生活中計較得失，也沒有計畫攢錢，公務員已經給他提供了職業安全感。儘管也煩惱於頻繁的加班，苦悶於宏大工作想像之外的瑣事纏身，但因為是在較小的年紀進入職場，他自嘲能滿足“吃好喝好”這些工作的“基本價值”已足夠，因而也就生活得相對舒適愜意。（三）孫小花：命運推動下的找尋平衡孫小花，通過選調去了政府某部門，是一位一度想要“逃離”而又被規訓的“體制人”。孫小花進入體制是“命運的推動”，而非本願的選擇。最初計畫進入網際網路就業的她抱著“隨大流”的想法報了一些體制內的崗位，結果一路輕輕鬆鬆過五關斬六將拿到了令導師、家長和自己都滿意的選調機會，加上對自身專業背景在網際網路“賺大錢”的想法不看好，她非常突然又懵懂地進入了體制內，因而對公務員工作的印象建構也是“隨大流”的：穩定、輕鬆、工資少、實現公共服務理想。然而事實是，加班多、工作忙才是孫小花的日常。在剛工作時孫小花經歷了輪崗，原本所在處室和輪崗處室兩頭的工作都要兼顧但又兩頭不討好，這使她感到了強烈的工作壓力。工作幾個月後，她發現這種加班不同於學生時代的晚自習，那是能在消耗時間的同時“學到東西”的，而工作則完全是“任務量大、重複性高、自我效能感低、無意義地加班”。她曾一度想出國讀博享受自由，但又覺得剛畢業還一事無成，終究沒有逃離的足夠勇氣。孫小花是個熱愛生活的女生，熱衷於打卡新鮮事物，愛精心裝點自己的生活。而端上“鐵飯碗”後，她談道“在這兒只能‘局裡局氣’地穿搭，穿T恤走在辦公樓裡就格外不自在，天天白襯衫黑褲子又好沒意思。所以我買了各種顏色的襯衫、各種裙襬的半身裙、各種款式的小領結、各種花樣的胸針，只能在有限的空間裡‘花枝招展’了”。也只有在工作與生活的夾縫中不斷尋求平衡，她才覺得自己勉強不與還在學校或是在體制外的同齡人脫軌。（四）李小意：自我探尋中的自我否定李小意，新媒體碩士畢業後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曾面臨高薪的網際網路工作和穩定的政府部門工作之間的抉擇，最終選擇了政府部門就業。李小意進入體制更多是源於“服從父母意志”或“解鎖人生體驗”，是一種自我探尋之路上的“意料之外的選擇”，可這種選擇的結果卻不斷被其自身質疑甚至否定。他深諳新媒體營運，熟練掌握微信工作號和非工作號、微博好友圈和非好友圈的應用，他的社交平台是“前後台”分明的：前台是他向外營造的粉紅色的世界，後台才是他自己點滴記錄的真實。在他社交平台的公開內容中，幾乎是清一色工作的美妙圖景：高大上的活動、高站位的知識內容、高頻次的會議精神轉發。只有工作號的朋友圈簽名透露了一絲絲端倪：“順遂即可”。李小意戲稱自己的能力是“將一切合理化起來”，這可以說是他在暫留此地和不斷尋找出逃的夾縫間，摸索出的一種尋求平衡的方式。而在李小意的社交平台好友圈裡，不乏他對“加班”“住單位辦公”的吐槽：“假期第三天依然在單位，總結一下職場大怨種：投行的工作時長、學生助理的工作內容、起征點的工資收入”。在發洩對工作的不滿之外，還可以看到大量的“出逃性發言”：“下班得知最想去的網際網路崗位今年不招人，是命運要把我拴死在這裡嗎？”“夢到面試入職網際網路了，恨不得醒來就去上班，刻在骨子裡的想換工作。”李小意是一位真正做出“出逃”行動的體制人，與他的交談從“等我先在體制苟到28歲分了房再說吧”變為“等我過了五年服務期再說吧”再變為“我已經在繼續向網際網路投簡歷了，管它什麼服務期，不過就是被辭退罷了，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可以看到，李小意逐漸堅定了逃離體制的意向，但這種逃離仍在根據現實條件的變化不斷調整。這四個案例對“體制人”的職場想像與現實感受之間的反差基本構成了一個維度上從低到高的四個點位：從堅定決心紮根到極度想要逃離。當然，每一位受訪者都是獨特的，各自的動機不同、進入方式不同、遭受的經歷與對經歷的感知也不同，但他們皆是以一流高校畢業生身份成功走上公務員崗位，可以作為“群像”的代表。這些一流高校畢業生都曾經對公務員的職業有著諸多的美好想像，對政府部門就業的種種隱性福利有憧憬甚至臆想的成分；而當帶著“從政渡人”美好願望的他們興致勃勃地走上工作崗位，卻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被現實潑了冷水。不適的與抗拒的、堅守的與改變的；或躊躇徘徊，深感對工作的不適應並身處其中自我懷疑，想方設法試圖出逃；或正在被“敲打”繼而變得柔軟，不斷放棄幻想認清現實，探索體制內的生存法則。他們也在自我詢問：“學而優則仕”並不是一條好的出路嗎？職業期望與實際感知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自己該如何掙扎地面對？在這些問題背後，必然有著更為微妙的個體世界。▍從大學生到公務員的職場想像與個體選擇四位已經成為“體制人”的個案進行職業選擇之初，都經歷了來自政府政策、社會環境、重要他人等對體制印象的建構，對政務部門工作的某些優勢產生了好感和嚮往。他們最開始會這樣描繪“碗”內工作的圖景：合適的工作強度、得到保障的業餘時間、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完善的福利體系、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基於地位的社會網路資源……而真正進入體制之後，他們基於自身經歷重構了對“體制”的印象：繁瑣細碎而又高強度的工作內容帶來低效能和高倦怠，待遇補貼的實際落實情況造成較大的心理反差，優待政策的籠統與模糊導致個體感到並不被信任，履職能力與政府單位的實際要求不相匹配，對發展出路的疑慮使得缺乏長期留在體制的信心和動力……特別對於一流高校畢業生來說，他們在進入體制前對“價值感”“獲得感”的討論是較多的，而在進入體制後感到不適的淺層原因，也更多歸結於此。換句話說，他們期待進入政府部門實現“士大夫”之志，但實際可能只是一個端茶倒水的“小角色”。這意味著先自持一個“精英身份”的職場想像，但“又窮又忙又沒意思”的工作現實卻偏離了個體最初的角色預設，裂解了身份優越感，這種反差帶來了對個體的職業規劃甚至職業生存的挑戰，他們必須經常思考自己的去留，做出適應性的進一步選擇。（一）“精英身份”的職場想像：優秀大學生與公務員職業地位的相互建構生命歷程理論認為個體自我的生活與生命中重要他者的生活是相互聯絡的，人們所嵌入的變動的關係網路可以被看作一種社會控制，互動世界與社會關係網能夠將個人與發生在社會中更廣闊的社會變化聯絡起來。由於大多受訪者在進入政府部門前是第一次求職，他們對體制的印象更多是在與其父母、導師、朋友等重要他者的互動中建構的，這指引他們做出了考公務員的決策。當孫小花談及其選擇政府部門工作時，她所談論的政府部門就業印象的來源與呈現可以作為代表。“父母傳統思想肯定是覺得公務員好。”“導師給我做思想工作，說我最終的歸宿是去體制，這是他作為過來人的經驗。”“之前在網際網路的同事們說網際網路對我這種非核心崗還是不太友好，尤其在網際網路已經飽和的情況下；但當公務員只要沒有太高的物慾，基本的衣食住行組織一定會有保障；但要想像企業一樣沒事就出去旅個游，背著大牌包是不可能的。工資滿足不了你，也不可能給這麼多自由。”從她的表述中看到，在這一過程中她受到了家庭、導師、同事等重要他人包括社會觀念的影響，對網際網路工作和政府部門內工作有了簡單的認識。綜合4位受訪者的回答來看，這種對體制的印象無外乎從個體的物質層面、精神層面出發，與外部工作環境和社會環境有強關聯，並且這種印象是優劣兼具的。穩定的職業保障、實現仕途抱負的路徑、服務社會創造價值的機會、較輕的工作壓力、較短的工作時長、豐富的生活福利等，被他們普遍提及，並投射到孫小花們身上。這些一流高校的畢業生們都曾或多或少提到他們在進入政府部門尤其是以選調生身份進入時，985高校畢業生的身份是被特別考慮在內的就業優勢，或者說反過來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公務員的職業地位來保持其優秀大學生的精英身份。李小意就充分感受到了這種“被照顧”的感覺：“領導知道你是名牌高校畢業的會比較器重你。”“如果其他方面都差不多，它能夠讓你更加突出，不會像在企業就唯績效論。學歷是讓你更勝一籌的優勢，且這種優勢是時刻伴隨你的。”孫小花得益於導師的門生“遍天下”而獲得額外青睞：“在單位現在名牌高校畢業生還不是特別多的情況下，會碰到一些已經在政府部門乾得很好的校友。我的處長就是我導師的在職碩士。他遇到學校、學院相關的新聞就會和我分享，或者看到我朋友圈裡他認識的老師也會跟我聊。”儒家傳統文化倡導“學而優則仕”，自古以來國家公職人員都被賦予了較高的社會地位，象徵著一種精英身份。而當中國大學每年不斷擴招，向社會持續供應高學歷人力資源時，普通高校畢業生的精英身份不斷被消解，勞動市場尋求優質人力資源時往往將目標轉向名校和更高學歷的大學生。政府部門的職業身份一方面成為其重新標識或者說強化精英身份的一條路徑，另一方面優秀高校畢業生的身份也能夠幫助其先於他人脫穎而出。趙小理先前有過在企業工作的經驗，曾在工作中感受過較之他人能力不足而帶來的地位劣勢，就非常希望用公務員的社會地位來彌補這種負向的身份體驗。“名牌高校的身份也給我了一定的加持，尤其我在做完一個比較出色的工作後，領導們會說果然是這所學校出來的，而不誇我個人的能力，確實身份會給我帶來一些助力。但這種身份優勢在體制外尤其是我之前那種全能力導向的企業就很難體現出來。”（二）“骨感”的工作現實：精英身份的裂解真正入職一段時間後，“體制人”對“鐵飯碗”的實際感知發生了鮮明的轉變，大致可概分為“適應”與“不適”兩類。這種印象形塑一部分來源於入職前對體制內職場想像建構的證實和延續，另一部分則來自親歷職業後的推翻與重塑。1. 期待落空帶來的壓力感知在李小意看來，公務員系統對“能力”的考核標準與網際網路行業完全不同，“在網際網路是拿能力說話，而在這邊能力不是最重要的。那些有能力又老實的人是苦大頭。”錢小雙也經常拿網際網路行業與自己的工作對比，“現在的單天工作時長包括周末加班時長甚至比在網際網路還要累”，認為自己“超級不值錢”。就算是最認同公務員職業的趙小理也看到，“體制內多的是躺平不幹活的老人，新人一旦表現出十分馴服，就會被不停攤派額外的工作，任勞任怨也不會多一分工資。”“穩定”的福利卻反而招致更大的工作強度，單調的工作內容被低效的工作方式擠佔，向上生長的空間被不唯能力論的晉陞路徑所限制，服務社會的理想被低價值的工作內容取締，逐漸縮減的福利待遇令人期待落空。在此，一流高校畢業生的身份成了“雙刃劍”——高學歷帶來了高期待，高期待帶來了高標準和高關注，相應地也就給個體帶來了一定壓力和負擔。李小意認為“我更覺得這工作其實門檻很低，之前幹任何工作學任何專業，只要會考試都能考”，這讓他感覺自己的“名牌高校畢業生身份太招搖了，一定要把姿態放得很低，才能避免成為別人的靶子”。孫小花也深有同感並不堪重負，“人家會覺得以你的學歷應該太勝任這個崗位了，給出來的東西一定得有高品質，但是我沒有，所以會給我帶來很大的壓力和負擔。”實際上，一流高校畢業生選擇進入體制並不都是想躺平過小日子，更多還是追求職業成就感和工作效能感的，但當這種追求與工作實際性質不匹配時，成就感的消失使得所謂體制內工作的意義與價值變得更像是一種外在的“面子”，裡子是空心的。2. 能力危機伴隨優勢裂解低價值的工作內容意味著低成就感，低效率的工作方式則意味著低效能感。在李小意和孫小花的日常工作裡，辦文辦會是大頭。如果說寫文字材料還算有一定的“含金量”，那麼一些慣性的低效與慣習的留痕在他們入職前對這份工作的“高大上”認知中是難以預見的，而在入職後則成了習以為常的無奈甚至掛在嘴邊的調侃：“等那天文字工作都交給Chat GPT了，咱也就只能幹干擺席卡的活了。”對孫小花來說，被這些雞毛蒜皮的工作填滿的生活是致命的，尤其是“領導不走我不走”的無效加班，使她甚至慢慢養成了這樣的節奏：“不到下班的時候沒有工作動力”。簡單又高重複的工作使她日益喪失了自己的專業技能和學習能力，而被填滿的時間也使她無暇專注能力提升，那怕要逃離，她也時常擔心自己已經深陷體制而不具備抽離的能力。李小意因為時刻懷抱要逃離的心思，在他眼裡，這份工作的優勢被消解的同時劣勢被放大，所以經常不由自主地對眼下的工作進行反思：“這份工作至少得有一點是讓你滿意的，如果它很閒但沒什麼錢，我可以接受，剩下大把的時間回家干副業也可以；或者是它很累但是錢很多或者很有意義，我也能接受，但它不能一頭都不佔啊。”（三）職場想像與工作現實的反差：個體選擇的主動性影響選調生培養制度是中國選拔優秀年輕幹部的一項重要舉措，自1965年開始至今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大批一流高校畢業生通過選調生考試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成為省市級政府重點培養的後備幹部人才。本世紀開始，各地方組織部門開始面向國內重點院校招錄定向選調生進入各地黨政部門工作。與傳統選調生的不同點在於，由於招錄院校和招錄對象的特殊性，定向選調生制度具有一定的“引智”色彩，對一流高校畢業生也有諸多優惠政策，日益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優秀年輕人走上“考碗”之路。從省級層面來看，有以江蘇省名校優生定崗特選計畫、吉林省定向招錄高層次選調生計畫等為代表的招錄政策，四川省甚至將定向選調生政策視為省級層面重大的工程項目之一。再者，一流高校也相應在對選調生招錄工作的教育、選拔和培訓以及後續跟蹤支援上花費了越來越多精力。正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為吸引畢業生擇業時面向政府部門，諸多一流高校在絕大部分省區市建立了校地合作、開拓基層實習實踐基地、成立選調就業服務相關學生群團組織、開展選調生考試培訓、組織選調生校友返校宣講等。政策倡導、學校引導和地方政府對人力資源的爭奪，構成了本文的研究對象——從一流高校畢業的“體制人”對職場想像的基本語境，也是職場想像與工作現實之間的反差的制度根源。1. 價值偏好決定個體選擇從個體的動機來看，本文的四個案例剛好分成兩類：在工作前便對體制有著清晰、全面考察的大學生，他們往往是主動選擇進入體制，如趙小理和錢小雙；在工作前僅僅對體制有著模糊想像的大學生，他們往往是被“命運推動”意外地進入體制，如孫小花和李小意。主動選擇者對“體制人”的職場想像是更全面和真實的，因而他們在經歷親身的職業體驗後，其印象建構往往是被證實、被延續、在可接受範圍內被補充；而意外選擇者則要經歷艱難的想像重構過程，因其職場想像具有被動性與模糊性，想像與現實構成了反差。具體來看，主動選擇意味著“鐵飯碗”工作是行動者的首選，他們或出於發展仕途的志向或出於服務社會的價值或出於專業導向等，在較早時間就確立了職業目標並相應地進行政府部門職業的準備與規劃。一方面，他們有著有更長的時間和更豐富的管道深入瞭解體制的“內幕”，對體制的認識和考察更為清晰真實；另一方面，主動性意味著他們對政府部門工作有著更為強烈的認同感，因而在進入體制後面對出乎意料的困境時，他們的包容性更強，能夠積極調整心態尋求適應和解決問題的方式。趙小理進入體制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堅定選擇：“當初跨專業考新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一定的社會理想和抱負，想當記者做調查類的工作；後來覺得直接從政可能既有做社會研究的機會，同時又能把這種機會付諸實踐，調查到問題後直接推動解決。所以公務員就是我理想的工作。”相似地，錢小雙甚至在本科期間就早早確定了政府部門的就業路徑，儘管這種選擇一定程度上受父母意志的影響，但他確實是發自內心認同這份工作的價值，這促使他對這份工作進行了較為清晰、全面和深入的瞭解，並最終為其規避了一部分潛藏的風險。意外選擇則意味著行動者並非自己主動選擇進入體制的，也並沒有強烈、單一、堅定進入體制的意向。這類“考碗族”往往在一開始擁有“市場”或“體制”這涇渭分明的就業路徑選擇，且政府部門工作並非他們的堅定首選。以孫小花為例，是“命運”推動她進入體制，非常突然又懵懂。在職業選擇之初她一門心思準備投身網際網路領域，也有過多份在網際網路公司實習的經歷，對類似工作情景有著較為深入的認識和切身的體驗。同時，她也投入了絕大多數的時間和精力面試網際網路崗位並最終得到了一份“非核心崗”的網際網路工作，父母、導師和她自己對這份工作都不看好。而考公甚至一開始都不是她的選項，出於“多一個備選”“隨大流”“低成本”的想法，她機緣巧合開始考公。當這種“隨性”成為重大選擇的“確然”以後，她勸服自己接受並認同這份工作，不曾仔細考量過的劣勢也就變成了她眼裡確定無疑的陷阱，因此她的認同感無疑是被動的、脆弱的。與孫小花類似，感受到較大職業身份反差、有過逃離念頭並付諸行動的李小意，其進入體制內是一種反抗中的妥協，“不去體制就是對不起家人”。因而，他只能把自己最終進入體制的選擇自我和解為“解鎖新的人生體驗”，其職業價值與身份認同終究與體制是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馳的。對李小意和孫小花而言，“考碗”更多是一種補充性選擇，或出於隨大流的跟風，或出於給父母交代的敷衍，或出於尋求人生體驗的新奇，但都一路開掛似的得到這一機會並最終陰差陽錯地進入其中。他們對體制內工作的優勢有著充分期待的同時，對其劣勢並沒有足夠的認知和適應性，也就更強烈感知到體制內就業的職業想像與真實的工作現實的反差。2. 資訊壁壘造就特殊事件此外，本研究的四個案例在“碗”裡的位置並不一致，這也導致其各自的感受大相逕庭。李小意把各人的處境看作“命”：“體制的東西很多都是看‘命’。比如選崗之前你根本不瞭解這個崗位這個部門是幹嘛的，因為你不是‘碗裡’的人；就算認識‘碗裡’的人，不認識具體口的人也沒用；認識具體口的人，他不跟你說實話也沒用；也有一些過得很快樂的人，或是已經分了房的、職級不錯、保障也給得很到位。但很多新進來的年輕人很難這樣，所以這裡面有很大的資訊壁壘”。這就是已被諸多研究者所驗證過的“體制壁壘”的分化效應。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既有國外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一般性特徵，又有其自身的鮮明特色，政府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20世紀90年代，國內學者開始解析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各種形態，如城鄉分割、區域分割、所有制或部門分割、行業分割等，並通過相關的實證研究證實了具體的分割形態及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形成機制和形態演變。林楠和邊燕傑最先提出在中國城市存在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的分割，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首先依附於單位，而職業次之，通過進入國有部門就業能夠明顯提高社會經濟地位。此後關於勞動力市場的“國有-非國有”部門分割的研究不斷湧現，人們也稱之為“體制內-體制外”的體制分割或“公有制-非公有制”的所有制分割，諸多學者都指出部門分割是當代勞動力市場中最重要的分割因素，所有制是本源的分割類型。既有研究也基於體制內、外的差異證實了這一壁壘會體現在福利待遇（住房、醫療、教育等）、工資報酬、發展空間、主觀工作體驗、職業流動等多方面。也因此，關於體制內的“傳說”鮮少流露於外界，“資訊不透明”是體制的鮮明特點，儘管“考碗”也被比喻為是“玻璃房裡的考試”，但在體制內工作則並非在“玻璃房”中。不同於網際網路等企業工作的“公開性”，體制內工作尤其是公務員工作往往因其“機密”的工作內容（資訊不對稱）、“難接觸”的工作體驗（實習機會少）和“不可說”的工作環境（缺少引路人）而給其蒙上了一層“體制外人”難以透視的面紗，而恰恰這些“碗內”獨有的不足為外人道的工作內容、工作環境是影響就業感知的重要方面。關於這部分的空白或想像給真正走入體制的新人當頭一棒。到了這個階段，這些被當做具有精英身份的體制人必須調整自己的認知，即究竟什麼是“最好的”工作？什麼是“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在找工作過程中，我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也不知道什麼對我來說是最好的，只是選擇大家都覺得好的。找工作和讀書不一樣，你知道清北就是全中國最好的學校，但沒有一份工作你可以說它是一個最好的工作。”孫小花就是帶著這樣的認知一直徘徊在“別人認為適合的”與“自己認為最好的”兩種工作之間。而對“最好的”的追求恰恰是一流高校畢業生的思維慣性。當他們在“適合的”與“最好的”之間難以抉擇並不願意承擔自我決策的重負時，就很容易歸因到“命運”“別人都這麼認為”這些玄之又玄的外在因素。幾位受訪者都談到，這種身處其中的煩惱在“碗”內不能也不敢同同事說，同家人朋友講也難以得到理解，只能艱難尋求自己的“同類”，這種迷茫和孤獨無疑更會加劇他們的壓力感和反差感。（四）駐足還是逃離：從“考碗族”變成“體制人”後的二次選擇從“考碗族”變成“體制人”，當職場想像與工作現實之間的“反差”已是既定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工作經驗的積累，“體制人”們的行動路徑出現了駐足與逃離的分化。相似的是，從一流高校畢業的體制人們在經歷了複雜的掙扎過程後，大多會從“被動”轉向為“主動”積極尋求適應，試圖通過自我開解來合理化工作壓力，通過尋找價值來為工作賦予意義，社會危機的解除也給其帶來喘息和轉圜的可能。對於孫小花而言，就算產生過逃離的想法，也不過是“萌生了想要出國，或者繼續讀個博，或者在國外窮游，每天享受著自由的時光”，但她並沒有展開周密細緻的離職計畫，也沒有明確離職後選擇何種崗位。換言之，她對當前工作的排斥更多是一種對當下處境的不滿，而非對工作價值本身的不認同。而當“碗”的優勢開始顯現，她漸漸主動開始尋求自洽的解釋：一方面通過與“同病相憐”人訴說以緩解自身的壓力，另一方面主動地補充知識技能慢慢去適應體制的節奏和工作，逐步主動培養“政府思維”。如她所言，現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這種“躺平”或許意味著主動尋找出路自我和解，或許意味著看不到未來出路的自我矇蔽；無論如何，孫小花已經不再像先前那般排斥體制內工作了，而選擇至少短時間內駐足此地，尋求“不適中的同床共枕”（uncomfortable bedfellows）。不同於孫小花，李小意則有著反覆徘徊但螺旋上升的離職意向，截至本文寫完初稿，他已經堅定表示要不顧一切代價現在就向體制外行業投簡歷。儘管他曾多次因為企業發展的不景氣、五年服務期的限制、個人的謹慎性格等暫緩離職的行動，但自始至終，他都堅定自己的離職意向，並持續性地做出具體的行動。“看到我處長生活的樣子基本能想到我二三十年後大概也就這樣，我不願意過這種一眼望到頭的生活。”“我覺得我每天都在演劇本殺扮演一個人設。雖然幹久了一定程度上會被培養所謂‘政府思維’，但它只是你看問題的角度，底層的價值觀其實蠻難被改造的，我還是會有自己的堅持，我也覺得我現在內心更強大了。”對他而言，最初進入體制即是一種“燃燒自己照亮家人”的被迫之選，而在能給爸媽交代後，沉重的“碗”內反差立刻使其“犟驢”似的決定逃離。不同於孫小花，李小意深知自己的職業價值觀和人生路徑規劃，他對企業工作表達了鮮明的傾向性，也多次表達了對政府部門工作底層邏輯和工作價值的不認可。較之企業，他所排斥的體制低效的工作節奏、非純能力導向的評價標準等，才是他尋求逃離的根本動力。當然，這種逃離並非盲目扎猛子似的，李小意也曾一度綜合考慮儘可能降低離職風險的選擇，然而，他仍舊擔心自己在體制待得越久，未來能走的路越窄，沉沒的成本越大。他認為在體制留守是越來越被體制規訓的過程，他覺得自己終有一天完全無法進入市場。在“碗”內的每一天，他都在擔心“進來之後就跳不出去了，幹不了很業務性的工作”。當被問及“如果現在走，什麼都撈不到，會不會覺得虧”時，他笑著回答“回到最開始來這裡的目的，就是‘解鎖人生體驗’，走過這麼一遭，無論是離職還是被辭退，也都不遺憾了。”無論是自我安慰，還是真情實感，李小意初入體制內職場的體驗還遠未結束。▍結語從“考碗族”到“體制人”，一流高校的畢業生經歷了反覆權衡的選擇過程，政策倡導、重要他人的影響和社會經濟形勢的劇變等影響了他們的職場初體驗。因個體選擇的主動或被動，工作前對職場的想像與工作後的職場體驗之間存在或低或高的反差，使得他們或是選擇通過自我開解來合理化工作壓力、通過尋找價值來為工作賦予意義，或是在失意的狀態下反覆嘗試尋求逃離的機會。本研究中四位典型個案選擇“考碗”的動機之一在於他們所建構的體制內職場想像能夠滿足他們期許的某種生活方式，而他們排斥體制工作對自我價值和個性能力的壓抑從而想要逃離的行動同樣顯示出這種動機。如果把四個案例合成到一起，從整體上勾勒這些一流高校畢業的“體制人”的大致特徵則是：年紀輕，通常二十四五歲進入公務員隊伍；個人素質普遍較高，聰明伶俐，思維敏捷，領悟力好，舉一反三；學歷高，清一色985以上高校畢業；帶著一點青澀的乖乖學生氣，又有點社會閱歷的小大人模樣，不同於網際網路上的“整頓職場”生，從校門到“碗”裡都是不折不扣的乖覺好學生。憑藉選調生身份進入體制的他們，擁有很好的開端基礎，配合自己端正的工作態度和不斷磨煉的情商，一般都能很快在工作中脫穎而出。但在這裡，他們學習的不再是專業知識和技能，比拚的不再全然是智力和能力，他們需要不斷“去能力化”從而提高自己的“體制內專業度”，去努力掌握體制內才有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一些看似雞毛蒜皮不足為道的問題，卻經常不經意間決定了他們的職位陞遷和職場平順與否。誠然，既然選擇了某種職業，必然會面對這一職業或行業的慣例；但對於對政府部門就業抱有高“社會價值”期待的他們來說，掌握規矩不是問題，規矩的存在本身才是真正的問題。對於從“最好的學校”走出來的他們來說，“鐵飯碗”或許是他們瞻前顧後審慎決策出的“次優解”，但或許人生本來就不是解答題。已經步入體制“正軌”的他們，有些人以最快方式迅速學習、調整併適應，將體制內的制度環境作為實現相應的生活方式的一種手段；有些人憑藉高自律逼自己一把，打算“脫軌”去進入新的賽道，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節奏。或適應或逃離，都是在不斷尋求自身與當下境遇的合宜的切口。他們自比為現下網路流行語“河蚌青年”，“在人生的長河中開開合合，在‘躺’和‘卷’的兩個極端間遊走，時而想苟在原地閒散一生，時而想努力逃跑”，在“仰臥起坐”間不斷嘗試自我合理化。也許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恰好是體制的“鐵飯碗”已經給“體制人”提供了穩定的基礎條件，才能讓這些從一流高校走向體制的畢業生們在初探職場後，誓要用自己的能力在體制內外作為一番天地。誠然，本文所選取的個案不能代表中國入職公務員系統的全部高校畢業生，由其得出的研究結論能否推廣到一般情況還有待進一步驗證，在普遍性、可靠性方面存在挑戰。訪談的樣本量偏小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從四類典型出發建構從大學生到公務員路徑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分析的證據和要素呈現也可能不夠充分。但本文嘗試進行超越個案的類型化概括，也一定程度上走出個案、呈現了“駐足”與“逃離”兩條典型路徑，路徑上的不同個體“考碗”之路一路走來的歷程仍可啟發我們更好理解大學生的職業認知、職業選擇與職業感知。特別對於孫小花、李小意這類帶著較高期望進入體制，又失望迷茫意欲逃離的“考碗族”來說，他們終究是做出了離經叛道而又令人不住為其勇氣咋舌的選擇，這也是本文格外將視角聚焦於“逃離”者，意欲探尋他們的內心世界的最初目的。如何幫助在“碗”內感到失意的個體適應反差、降低其試錯成本；而體制又該如何更好地甄別適應它的人，是尋找消解反差之法的重要考量。適應的那部分人是否能夠長久地適應並最終悅納體制，逃離的那部分人又是否能夠無悔於自己的選擇並尋得內心真正的皈依，則是需要持續追蹤的話題。馬克思在其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對青年選擇職業的態度及其影響作出了深刻探討，強調青年人的職業選擇既是通向踐行人生使命和理想的道路，更是奠定青年一生發展基調的重大命題，需在充分發揮主體能動性的同時獨立、審慎選擇。這就要求青年人不要成為受社會風氣、私慾名利擺佈的傀儡，而應忠於自身的專業愛好與性格特點、職業理想與人生信念。誠如馬克思所言，“我們的使命絕不是求得一個最足以炫耀的職業，而要是能長期從事卻始終不會使我們感到厭倦、始終不會使我們勁頭低落、始終不會使我們的熱情冷卻的職業”。無論是馬克思談到由虛榮心所致的“對某種職業的突然熱情”，還是“由自己幻想而生的職業美化”，抑或是“從遠處觀察的靠不住的職業判斷”，都無法長久地支撐個體的職業信念。這一點在本文的研究對象身上也得到了確證——“幻想”著、“遠觀”著的孫小花、李小意在徬徨中進退兩難；有備而來、心悅誠服的趙小理、錢小雙則在堅定中持續深耕。特別對於本文所著重刻畫的一流高校畢業生而言，其精英身份帶來的“最好的”與“合適的”間的兩難抉擇，或許也可從馬克思所言在“最廣闊的場所”追求“人類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境界”中，找尋到安慰與啟示。 (文化縱橫)

美國聯邦政府於9月30日正式進入關門（政府停擺）狀態，這是自2018–2019年以來的首次全面政府停擺。由於國會未能在財政年度結束前通過新的撥款法案，聯邦機關部分活動被迫中斷，75萬公務員面臨無薪休假或臨時停職。本次停擺的直接誘因是國會兩黨在預算撥款方案上的激烈對立。共和黨控制眾議院與參議院並主導撥款方案，但民主黨堅持要求在新法案中維持《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ACA）相關補貼、阻止對醫療、社會福利的重大削減；共和黨方面則堅持其支出削減與優先事項方向。參議院最終否決了一項共和黨提出的“短期撥款”方案，令停擺幾成定局。川普及其幕僚曾向國會發出警告，稱若立法停滯，將有“不可逆”聯邦僱員裁員舉措啟動。同時，行政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已下令各部門準備“減少編制”（reduction in force, RIF）方案，以備撥款中斷情況下的持續運作或裁員。按照政府停擺慣例，並非所有機構都會完全關閉。那些被認定為“關鍵”（excepted 或 essential）的職能仍將運作，如國防、邊境安全、空中交通管制、應急救援等，但工作人員可能在期間不能領取薪資或延遲支付。但大部分非關鍵職能將暫停：聯邦航空局（FAA）將讓大約 11,000 名員工休假。儘管空中交通管制仍需運行，但部分支援性崗位將停工。衛生與公共服務部（HHS）預計約 41% 員工將被 furlough（暫時停職）。其中，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將遣散約 64% 的人員。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計畫暫停約 75% 的員工。運輸安全管理局（TSA）與其他交通部門的部分人員仍將上崗以維持安全與秩序。此外，合同承包商、聯邦撥款項目、科研資助和補貼項目也可能遭受延遲或暫停。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估算，此次停擺可能使每天多達 75 萬聯邦工作人員被迫休假。過去歷史經驗表明，停擺每延續一天就可能對經濟、公共服務以及勞工信心造成進一步衝擊。勞工團體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指控 OMB 與 OPM 發佈的裁員準備命令違反《反赤字法》（Antideficiency Act）。他們認為，命令可能變相繞開法律保障的“停職”程序，直接迫使部分政府僱員失業。民主黨議員強烈抨擊川普及共和黨操弄預算談判策略，指其將公共服務置於政治對抗下的犧牲品。共和黨方面則反駁稱，民主黨利用醫療補貼要求“綁架”整個撥款法案。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對政府關門普遍不滿：約 65% 的登記選民反對停擺。政治分析人士認為，此次停擺恐將成為2026年中期選舉的一大戰場。如果預算僵局無法迅速打破，停擺可能持續數日甚至數周。隨著時間推移：聯邦員工的家庭經濟壓力將加劇。延誤或暫停的公共項目可能帶來更高的再啟動成本。社會服務、科研項目、社區機構可能受到長期衝擊。民眾對政府功能失能的失望可能加劇政治極化。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有迴旋空間。國會隨時可以重新啟動預算談判、通過臨時撥款法案（continuing resolution），恢復政府運作。歷史經驗顯示，停擺雖帶來重壓，卻並非無解。 (北美商業見聞)

青出於藍的關鍵，在於是否能狠下心來，對自己動刀、切掉毒瘤。這次不是標題黨。繼去年底決議將政府機構從30個縮減至21個後，隔壁越南政府繼續大刀闊斧改革！日前，在河內舉行的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第46次會議上，已全票通過重組行政單位的決議：將現有的63個省，精簡至34個。動作如此之大，堪稱是暴風驟雨式的變動！這不是簡單的兩個數字。最直接的，行政單位縮減這麼多，相關人員也必然「精簡」。你想一想，一個縣幾所學校合併都千難萬難，大量教師、主任、副校長之流四處托關係保飯碗……何況是這麼多個省？有多少越南公務員要下崗？至少10萬。其次，合併省份後，地圖、身份證、駕照、教科書、戶口本、交通指標、字典等等……全部都得換。如此之麻煩，老百姓自然也有怨言。但是，越南政府宣佈，改革後每年節約的錢，將用於資助學生、發展義務教育：從2025年9月起，越南開始推行15年免費教育。此令一出，越南人立刻反對轉支援。藉著這一勢，6月3日，越南國會正式批准《人口條例》修正案，將「除特殊情況外，家庭只允許生育一至兩個孩子」的規定，改為「允許夫婦自行決定生育時間、數量和間隔」。說人話就是，廢除實行長達37年的計畫生育政策，避免陷入中日韓如今的困境。也就是說，民眾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政府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表面上看，受傷的似乎只有數以萬計的公務員。怎麼讓「代價」得了好處，反而向基本盤揮刀？或許，這才是越南改革2.0最本質的變化。01. 對自己動刀很多人都有一種「上國」盲目自大的情節，認為周邊的小老弟都應該學習自己的成功經驗。至少在如今，這種思維可能有些過時。過去三十年，越南確實是摸著中國過河；但此時此刻，在改革的深度上，或許已經青出於藍。青出於藍的關鍵，在於是否能狠下心來，對自己動刀、切掉毒瘤。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如火如荼，一派欣欣向榮；東南亞其他地區經濟也在蓬勃發展。只有越南，幾十年如一日不停地打仗，一度成為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人均GDP只有50-60美元，食物嚴重不足，甚至絕大多數軍人都貧血。直到1986年，阮文靈上位，衝破重重阻礙做了三件大事，局面才開始好轉：1.改善對華關係；2.從柬埔寨撤軍；3.改革開放。越南的改革開放叫作“革新開放”，基本上完全照搬北方鄰居。問題是，你要“新”，“舊”的利益必然受損：實行市場經濟，計畫經濟下官員的權利將全方位縮減；不打仗了，必然縮減軍費……他們能答應？當然能，得加錢。發展的前提是穩定。為了維穩，當局只能允許根深蒂固的實權派享有一些特權，以此獲取支援，並藉此打壓南方派，穩上加穩。怎麼讓？例如允許軍隊經商，允許官員一定程度的貪污。這種做法看似離譜，但在那個時代，卻有其合理性。誰都逃不脫真香定律。軍隊得到實際財富後，立刻就轉變為革新的鐵桿支持者；允許官員腐敗也是同理。其次，喝慣紅酒吃慣牛排後，誰還願意回去啃窩窩頭？越南軍隊和官員食髓知味，即便阮退位後，他們仍會堅定支援革新，保證政策的連續性。簡單來說就是：利用人性，驅使實權派為革新開放保駕護航。在「革新開放」初期，這種政策確實有利於快速推進改革。但人的貪慾，是無止盡的。早在60年代，為瞭解決軍隊缺糧的問題，越南當局就採用屯田制，將大量耕地劃給各地部隊。革新開放後，越南房地產市場一片大好。軍隊依賴原先掌握的大片土地，有模有樣做起房地產生意。各種工程兵團，成立建築公司專門協助蓋樓；電子通訊部隊，靠著技術優勢，搖身一變成為通訊營運商，迅速佔據全國一半以上的業務；運輸部隊建立物流公司，走路過橋無需繳費；空軍則成立航空公司…有些越南將領，甚至明目張膽兼任董事長。時至今日，軍方創辦了西貢新港公司、龍羅工程建設控股公司、319公司、住房和城鄉建設公司、越南直升機運輸公司、機場建設公司、軍事商業聯合銀行等超過300家企業，年收入數百億美元，接近全國GDP的10%。……軍方如此囂張，允許「部分腐敗」的越南官員們，當然也差不到那裡去。2012年，越南ZZ局委員蘇輝若的女兒蘇靈香，腳踩高跟鞋視察工地的照片，一度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當時，這位「貴女」年僅24歲，剛從新聞學院畢業，就被任命為某國有建築企業的負責人。在越南，這種人被稱為「王孫公子」 (conông cháu cha )，比財閥有過之而無不及。客觀來講，允許經商的軍隊、允許部分貪污的官員，初期確實為越南改革做出了貢獻。但隨著他們逐漸壟斷全國電信、港口機場、房地產、銀行業，完成了財閥化、世襲化後，性質就不一樣了。他們互相庇護、勢力盤根錯節，嚴重拖累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運作效率，已經成為國家繼續向前的巨大阻礙。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被稱之為「國難」。對自己來一刀，刻不容緩。02. 燃燒的熔爐砍掉大量行政機構，不只是為了省錢，更是一場效率革命。正如日韓經歷過的坑，我們一個沒落地踩下去。越南的情況，也類似二十年多年前的中國，只是嚴重程度有些不同。地方上一大堆沒事幹的行政機構、基本靠蓋章混日子；有事幹的也效率拉胯，企業想要蓋個章，得到處跑浪費時間，領導簽字數月。即將加入WTO，如此行事，怎麼招商引資、怎麼吸引外商？後來發生了什麼不適合展開，大家都有記憶。省級以下機構精簡了47%，大量軍隊旅館消失，一場全社會的大裁員後，全國僅下崗的公務員就超過400萬人。巨大的市場活力卻因此被釋放出來。2000年，全國吸引外資飆升至400億美元，2002年，突破500億……東南沿海大量工廠就是在那幾年，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這些種種，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於當年營商環境和行政效率的改善。越南的情況，還要更嚴重。早在1996年，越共八大上，腐敗就被正式列為越南面臨的「四大危機」之一。2004年，越南國會提出控制軍隊經商議案，遭到軍方代表一致否決；2007年，越南政府再次要求全面禁止軍隊經商，再次被否決…2012年5月，越共正式成立中央預防與反貪腐工作指導委員會，由阮富仲親自擔任主任。力度空前巨大，被稱為「熔爐」運動。「熔爐燒旺了，濕柴火扔進去也得燃燒。」經過10年努力，到2022年，越南的國際營商環境排名，迅速從第113位提升至第70位，取得了巨大成果。成功扭轉了自己的國際形象，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吸引了大量外資注入。但是，這還不夠。2024年，越南女首富、房地產大亨張美蘭，因貪污罪、行賄罪、違反銀行經營活動，被胡志明人民法院宣佈判處死刑。這是越南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審判，共2700名證人、10名國家檢察官和將近200名律師參與審判。為什麼要這麼多人，看看下面這些數字：1. 僅張美蘭偽造的貸款資料就有916份。2. 出庭被告多達78人。3. 警方整理的檔案多達6噸，有近2500份檔案和100萬張紙條。4. 直接受害者多達4.2萬人，間接受害者無法統計。涉及的官員包括越南央行前官員、檢查總署前官員、國家審計署前官員等等等等…地產和銀行是一對好搭檔：一個重資產，挪用大量資金加槓桿；一個放高利貸，給別人加槓桿。想也想得到，以越南過去多年的營商環境，這起案件必然牽扯到一個巨大的權、錢關係網。根據越南檢方的說法，張美蘭前後挪用了440億美元資金，而2022年越南全國的GDP才4763億美元。其中270億美元，不知去向，佔一多半…也就是說，還有更大的幕後者，並沒有落網。可能是沒有查到，更可能是暫時動不了。既然如此，熔爐運動就遠遠沒有到停止的時候，政府效率、國家營商環境依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還不夠。03. 尾聲任何良性改革的本質，都是讓生產關係去適應生產力。但這種改革必然伴隨陣痛。2021年，越南實行《官員財產公開法案》，成為全球第138個公開官員財產的國家：官員不僅要上報個人資產，還要上報父母、妻兒的資產，即便子女已移居國外，也必須如實上報。即便已經退休，一旦被查出在任期間有腐敗行為，也會被追責到底。除了打擊面廣，打擊力道更是空前。把金額換算成人民幣，貪污300元不僅要追究刑事責任，而且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貪污金額達到1.7萬元，刑期就超過3年；貪污超過34萬，直接處以死刑。如此激進，直接導致公務員離職潮。2020 -2022年，越南全國有近4萬名公職人員辭職。其中，教育部門16,000人，衛生部門12,000多人。例如2022年10月，由於對車檢服務領域的大規模調查，加上約400名人員和車檢人員被拘留，導致全國汽車檢測體系崩潰，導致數十萬輛車輛的檢查出現延誤。又例如2022年底到2023年初，越南全國陷入醫療裝置嚴重短缺的困境。……社會一度混亂，是陣痛的體現之一。但應該為此妥協嗎？很明顯，越南當局並沒有，反而還在加強。根據2023年越南國家競爭力調查報告，即便營商環境提高了這麼多，但外企在越南辦理手續的時間成本，仍要比中國東南沿海高出30%以上。對於迫切想要承接產業鏈​​的越南而言，這是不可忍受的。所以這次越南對全國行政機構大刀闊斧地精簡，可以認為是傚法當年中國當年的舉動，也可以看作是熔爐運動的更進一步。沒有任何事應該是理所當然的。想讓民眾覺得養活百萬漕工值得，請先展現自己的價值。 （最華人）

2月26日，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立法會發表2025至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以下簡稱「財政預算案」）時公佈，預計香港2024/2025年度綜合赤字為872億港元，財政儲備在2025年3月31日預計為6473億港元。 為政府經營開支，2025/2026年度所有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及區議會全體人員將一致凍薪，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 一、財政赤字持續加劇 1. 赤字規模與儲備下降

美國100萬公務員還是屈服了。 按照白宮披露的資料，就在上周，100萬美國聯邦公務員回覆了電子郵件，匯報他們前一周做了什麼。 算了一下，這大概佔到美國聯邦公務員的三分之一（不包括地方公務員）。馬斯克可謂旗開得勝。 他現在風頭正盛，可謂華盛頓第一紅人。

“幸福福田”官微顯示，廣東深圳福田區推出基於DeepSeek開發的AI數智員工，上線福田區政務大模型2.0版，除了有DeepSeek通用能力外，還結合各部門各單位實際業務流程，量身定製個性化智能體，首批滿足240個業務場景使用。 基於DeepSeek的人工智慧政務應用。圖片來源：幸福福田 目前，福田區已上線11大類70名“數智員工”，覆蓋政務服務全鏈條—— ■ 通過240個政務場景終端的精準解析，覆蓋公文處理、民生服務、應急管理、招商引資等多元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