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教育問題”被寫進國會調查信,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又被推上風口浪尖。
近日,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確認,已應眾議院下屬“對華特別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要求,向國會提交了涉及中國學生及科研活動的詳細資料。
雖然校方強調“未披露任何個人身份資訊”,但這一舉動仍引發軒然大波——在中美關係緊繃的當下,它不僅關乎幾千名留學生的隱私,更折射出美國教育系統與政治系統之間日益緊張的裂縫。
3月中旬,美國國會“對華特別委員會”向包括普渡大學在內的六所知名高校發出調查信,理由是“國家安全”。
信件由共和黨籍眾議員、委員會主席 John Moolenaar 簽署,收件人除普渡外,還包括:史丹佛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南加州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以及馬里蘭大學。
在信中,Moolenaar聲稱,美國大學“對外國學生尤其是中國學生的高度依賴,已經讓敏感技術暴露在風險之下”。
他寫道:
“我們的大學正被外國對手利用,以非法方式獲取關鍵研究成果與先進科技。
太多高校仍將學費和資金置於國家安全與美國學生利益之上。”
信件要求各校提供詳細資料,包括:
委員會要求在4月1日前提交完整資料。信中措辭尖銳,甚至稱“美國學生簽證系統已成為北京的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
這一行動立即引起輿論震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當時回應稱:
“我們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切實保障中國留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得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
面對來自國會的直接要求,普渡大學選擇了配合。
根據印第安納州《Journal & Courier》和NPR/WFYI的報導,普渡在4月1日正式向委員會提交了一封由教務長 Patrick Wolfe 簽署的信件,以及近50頁附件資料。
這封信的開頭寫道:
“感謝委員會對普渡大學在中國學生招生與科研安全政策方面的關注。
普渡始終把美國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致力於在國家安全與學術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資料顯示:
檔案同時附有各學院國際學生資料、研究資金來源、入學前院校分佈等資訊。
Wolfe在信中強調,所有國際學生的簽證與背景審查都經過嚴格核查,並表示普渡嚴格遵守國防部、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的安全規定。
他特別指出:
“所有提供的資訊均為彙總統計,不含任何可識別個人身份的內容。
普渡大學不會向外部機構洩露學生隱私。”
但即便如此,這份“資料報告”依舊讓外界嘩然——因為在當前政治語境下,任何涉及“中國學生”的統計數字,都會被賦予超出教育範疇的含義。
普渡的回函曝光後,媒體和學界迅速炸鍋。
一方面,部分美國議員稱讚此舉“負責任、透明”,認為大學“應協助政府防範技術外洩”;
另一方面,大量學者與留學生批評,這一要求本質上是政治干預校園自治。
印第安納公共廣播(WFYI)評論稱:
“在知識追求與政治防範之間,大學正被迫選擇立場。”
在社交平台上,留學生們的反應更為直接。
有中國學生寫道:
“我們只是來讀書的,不想被當成威脅。”
“如果今天能要求交中國學生資訊,明天也能要求交印度、阿拉伯學生的名單。”
美國學者也表達擔憂——這類調查可能導致國際學生產生“寒蟬效應”,減少申請意願,甚至影響美國科研體系的開放性。
一位工程學院教授匿名表示:
“如果研究人員開始被國籍區分,而非學術成果評判,那將是美國創新力真正的衰退。”
輿論還指出,這種調查可能造成“隱形歧視”。
在美中緊張的氛圍中,華人學者和學生已經長期面對簽證延誤、合作項目受限、甚至被調查的風險。
如今,連學校都被要求上交資料,這種“制度化不信任”正在擴大。
普渡大學的這一事件,並不是孤立的。
自2024年底以來,美國政壇保守派不斷推動“教育安全化”議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普渡事件更像是一場“預演”——測試大學在政治壓力下的反應。
而這也讓美國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開放、交流與信任——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教育問題正被政治化、國籍化。
當學術合作被簡化為“安全漏洞”,當留學生的身份被等同於“潛在風險”,美國大學賴以自豪的國際化與多樣性,正在被慢慢侵蝕。
當留學生變成“統計對象”,教育信任正被削弱
截至目前,美國國會尚未公佈普渡等高校提交資料的後續處理方式。
普渡大學保持低調,未再對外回應。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資料上交風波”已經在全美校園埋下陰影。
從簽證到科研,從實驗室到課堂,留學生正被捲入一場並非由他們引起的政治浪潮。
一句來自學界的評論或許最能概括這場事件的本質:
“當學生被要求證明自己無罪,教育就已經有了敵人。” (留學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