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超級大逆襲！

APEC會議，讓韓國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

韓國是個很神奇的國家，堪稱經濟逆襲的典範。

韓國領土只有1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中國遼寧省的2/3，但它的經濟總量卻與俄羅斯差不多，俄羅斯土地面積1700萬平方公里，足足是韓國的170倍。

而且韓國很多都是山地，土地很貧瘠，不像東北黑土地那麼肥沃，能種東北大米；韓國也沒什麼資源、礦產，煤、石油這些都沒有；地理位置上，偏居東北亞一小角，也不像新加坡那樣正好在馬六甲海峽的頂頭，承擔了全球90%的集裝箱轉運……

有一個品牌專家曾經說，衡量一個國家競爭力的強弱，要看它有多少世界級品牌。

韓國就是這樣看似“一無所有”的條件，創造了三星、LG、現代、SK海力士、樂天、浦項鋼鐵等世界級品牌。

韓國的文化、韓劇風靡了全世界，韓國的化妝品、零食隨處可見；三星的手機世界第一，電視世界第一，還能做2nm的晶片，建馬來西亞的雙子塔；LG的洗衣機、電視賣到了美國、歐洲。

原來講“亞洲四小龍”，現在韓國把其他三小龍遠遠甩開，2021年7月，聯合國貿發會議正式認定韓國為發達國家，韓國成為亞洲4個發達國家之一（日本、新加坡、以色列、韓國）。

2023年，韓國人均GDP達到3.55萬美元，日本同期為3.38萬美元。也就是說，韓國的人均GDP，已經連續兩年超越日本。

為什麼說韓國是逆襲，是奇蹟呢？我們再看看它的起點有多低。

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把整個半島打成了焦土，3年的戰爭讓韓國損失了10%的人口，幾乎所有城市和工廠都被摧毀。

戰爭結束後，韓國成了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1960年，韓國人均GDP在82美元左右，比當時的索馬里還要窮。日本1964年辦奧運會的時候，韓國還比朝鮮更窮。

當時國際上有個著名的韓國命題，認為韓國是個“毫無希望”的國家。

從赤貧到發達，韓國取得今天的成績，可以說是“坐了火箭”一樣。

韓國為什麼能夠原地起飛呢？

經濟學上有很多說法，但都繞不過一個“漢江奇蹟”。

1961年，軍人朴正熙通過政變上台，他是一個政治強人，有一個十分清晰的目標——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

朴正熙就是朴槿惠的父親。朴槿惠有一本自傳，叫《絕望鍛鍊了我》，其中就講過當年韓國經濟起飛那段歷程。

漢江奇蹟其實就是典型的“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對內靠“產業政策”，對外靠“出口導向”，去實現“後發者優勢”的競爭策略。

一開始，女工們織假髮，工人們生產膠合板，韓國靠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用一些微不足道的產品，一分一分地賺取外匯。

然後朴正熙舉全國之力，扶持幾個大財閥，韓國當時正式宣佈了“重化工業化宣言”，大力投資鋼鐵、造船、機械等，於是浦項鋼鐵、現代造船就得到了國家支援。

甚至可以說，韓國一開始的崛起是一部“勾結”史，政府、銀行、財閥結成鐵三角。

除了重化工業，韓國當時也意識到“半導體比黃金更貴重”，而且半導體還能夠解決其資源匱乏的先天侷限，於是下定決心發展半導體。

1967年的時候，朴正熙在總統府宴請電子工程系教授金完熙博士，吃完飯後，朴正熙拿出一個摩托羅拉電子管，跟金完熙說：“一手提包的電晶體價格就超過了滿滿一糧倉韓國出口的棉紡織品”，然後說，韓國也想發展電子工業，請金博士幫忙。

金完熙就被聘請為總統顧問。據說，當時每次朴正熙見完金完熙之後，都會給他一個神秘的黃色的信封，這個信封裡有2000美元，用來給他支付往返韓國和美國的機票。

三星、SK海力士，都是從那之後，逐漸開始起步。

從1962年到1989年，韓國的人均GDP從82美元飆升到5500美元，增長了50多倍，這就是震驚世界的漢江奇蹟。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菲利普·阿吉翁有一本書叫《創造性破壞的力量》，它的副標題叫“經濟巨變與國民財富”。

其中就講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都是從落後實現追趕，為什麼日本後來“失去了30年”，而韓國卻從追趕型經濟不斷持續向前？

這個問題很重要，對當下也有借鑑和啟發意義。

在阿吉翁的研究中，落後國家要想實現追趕，有三個辦法：第一個是向先進國家學習技術；第二個是改善資源配置；第三個提高管理技能。

有兩種國家，一種是落後的國家，另一種是在創新前沿的國家。阿吉翁通過大量的資料建立一個模型，這個模型中有一個“臨界值”。

如果一個國家越是落後，離技術前沿越遠，就應該採取集中力量的“追趕策略”，而越過“臨界值”，就應該轉變為“創新策略”，這個時候，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企業家精神、法治的市場經濟就更重要。

阿吉翁認為，一些國家之所以實現了中等富裕，後來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為各種原因和阻力，在追趕策略達到臨界點後，沒能及時調整相關策略。

韓國經濟從1960年到1995年的騰飛，就是建立在“追趕策略”上，國家給財閥提供金融支援、商業和貨幣保護，要不是因為這樣，韓國可能還是個農業經濟體。

韓國的財閥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達到頂點，當時現代、三星、LG、大宇和SK，5家企業佔了韓國GNP的54%左右。韓國人一生繞不開三件事，死亡、稅收和三星。

韓國是怎麼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繼續起飛呢？

阿吉翁認為，是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發揮了全面的自然實驗作用。

金融危機讓大宇等財閥破產，其它一些財閥也遭到重創。

而且當時IMF要求韓國開放外國直接投資，1998年韓國通過改革，外國人在韓國企業最高持股比例達到了55%，IMF還要求韓國強化執行反壟斷法等，這些措施讓韓國對國內和國際進一步開放。

韓國政府也在這些基礎上，進一步改革，韓國因此因禍得福。

相比之下，日本當時也是靠“追趕策略”，1949年建立了強勢的通產省，給大型產業提供資金補貼等，實現了1950到1985年的經濟騰飛，但後面因為沒有擺脫財閥限制，沒能更好實現“創新策略”，導致增長孱弱，也就是所謂的“失去的30年”。

當然，日韓今天也面臨很多問題，比如階層固化、人口結構問題、全球最低生育率等，也經歷了一些“返鄉潮”“學歷貶值”“醫療崩壞”“臨時工時代”“啃老族”等現象。

諾貝爾獎阿吉翁的研究，以及鄰國韓國、日本的經驗，也彷彿告訴我們這樣的道理：

第一，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資源匱乏和經濟危機，反倒成就了韓國的科技與開放，而一些躺在資源金山上的國家，卻陷入“資源的詛咒”。

“得”與“失”不是絕對的，“得”未必是好事，“失去”也不一定是壞事，起點低，紮根期長，有的時候是一個必然過程。萬事皆是塞翁馬，關鍵在於破局與選擇。

第二，阿吉翁的觀點，到了“臨界點”之後，從“追趕策略”調整為“創新策略”很重要，一些失敗的國家，主要原因是制度調整得太慢，比如日本，背後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大型財閥不僅阻止競爭對手進入，還反對轉向前沿創新型增長的改革。

最後，用美國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李普塞特的一句話，“只懂得一個國家的人，他實際上什麼國家都不懂。” (格上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