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分析川普與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之間這項協議,對金融市場、地緣格局以及美國中長期國力演變可能產生的影響。
我們不持任何政治立場,也不對相關各方作價值評判,僅基於公開資訊與可驗證事實進行梳理與拆解,希望為讀者提供一個更立體的觀察視角,幫助在理解世界時擺脫單一敘事的侷限。
握手發生在一個看似普通的下午。
2025 年 11 月 18 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2 點 47 分,一場簡短的握手儀式在鏡頭前完成。
畫面並不戲劇化,話語也極為克制,但資本市場卻先一步給出了本能反應:
僅僅六個小時內,三家美國大型防務承包商的盤後成交量飆升了 340%,布倫特原油價格日內波動幅度達到 4.2%,債券市場幾乎紋絲不動——
這反而說明,大多數人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剛剛見證了一個可能影響未來十年的轉折點。
這次握手的主角,是美國總統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
雙方宣佈達成一項規模空前的和平時期戰略安排:沙烏地阿拉伯方面提出一份金額高達 1 兆美元的資本規劃,未來將持續投入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人工智慧產業、民用核能以及國防製造業;
作為回報,美國將授予沙烏地阿拉伯“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開放 F-35 隱身戰鬥機的軍售大門,推進依據《123 協議》的民用核技術合作,並推動恢復沙烏地阿拉伯參與“亞伯拉罕協議”相關談判的處理程序。
表面上看,這只是一份“框架協議”,當天輿論反應遠稱不上喧囂。
但如果把時間拉長,這更像是一次對未來幾十年的地緣格局重構:它將重塑能源流向,改寫中東安全架構,並在歐美、中東與亞非之間增加新的力量平衡變數。
更微妙的是,這一切發生時,全球不少分析師還沉浸在上周聯準會會議紀要的句讀之間。
我們來跟你認真解讀一下。
要理解這場變化,必須先從最“冷冰冰”的東西說起:資金。
到 2025 年第三季度,沙烏地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PIF)管理的資產規模約為 9250 億美元。
PIF 管理 9250 億美元、未來承諾 6000 億–1 兆美元,對美國直接投資
此次對美合作框架中,PIF 承諾在未來七年向美國直接投下 6000 億至 1 兆美元。
這裡的“直接”,有兩個含義:
而是進入現實世界裡看得見的項目:製造工廠、半導體廠、超大規模資料中心、核電站以及國防工業生產線。
這些錢落地之後,最直觀的變化是就業。
根據美國勞工部門對防務與先進製造業的測算,每 100 萬美元資本支出,大約能帶來 0.3~0.6 個全職崗位。
按照保守口徑估算,6000 億美元意味著約 18 萬個工作機會;如果最終規模逼近 1 兆美元,這一數字可能接近 60 萬。
更重要的是,這些崗位並不是零工平台上的臨時時薪工,而是工程師、技師、焊工、程式設計師——
集中分佈在美國選舉格局中極為關鍵的“搖擺州”: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密歇根、亞利桑那、佐治亞、北卡羅來納以及德克薩斯。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2009 年,美國推出《復甦與再投資法案》(ARRA),十年內預算總額約 8310 億美元,官方宣稱“創造或挽救”了約 250 萬個工作崗位。
沙烏地阿拉伯此次的投資承諾,一旦完全兌現,在就業貢獻上將逼近這一規模,但不需要美國國會新增一分錢財政撥款,也不會直接抬升聯邦赤字。
在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未來十年美國累計赤字可能達到 22.1 兆美元的當下,如此體量的外部資本,相當於給美國財政掘出了一條新水渠。
在外國央行增持美債基本放緩的背景下,這條管道為美元計價資產引入了一類“股東型”的長期資金,而不只是“債主型”的被動配置者。
真正讓這份協議“不同以往”的,是它在安全與防務上的安排。
沙烏地阿拉伯獲得“主要非北約盟友”(MNNA)地位後,將正式進入一個全球僅有 18 個國家在內的小圈子(其中包括以色列、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
這張“身份卡”背後,是一整套此前無法觸及的管道:
優先採購關鍵防務物資、參與新一代武器系統的聯合研發、獲取部分敏感技術資料、並有機會在測試評估階段使用美國軍備裝置。
F-35 是其中最受關注的一塊。
利雅德方面正就首批 24 架 F-35 的軍售展開談判,並預留未來十年增購至 72 架的選項。
按照單機含配套保障設施與培訓約 1.2 億美元估算,整個項目金額可能超過 150 億美元。
這不僅是一筆大生意,更是一次“代際跨越”。
F-35 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空中作戰邏輯:雷達隱身、感測器融合、網路中心戰能力,讓戰場從“誰的飛機飛得快、飛得高”,變成“誰的資訊更多、誰看得更清楚”。
以波斯灣地區為例,伊朗目前的防空體系主要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蘇制架構,經過多年本土升級固然有提升,但要在遠距離識別並鎖定第五代隱身戰機,難度極高。
地面裝備同樣在升級。
沙烏地阿拉伯計畫採購 300 余輛配備貧鈾裝甲與新一代火控系統的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
葉門戰場曾暴露出沙烏地阿拉伯裝甲部隊在面對非對稱威脅時的脆弱:昂貴裝備在簡陋武器面前損失慘重。
升級之後的坦克體系,加上訓練體系與與美軍裝甲師的聯演,更像是整個作戰理念的更新:從以往偏重靜態防禦,向機動化、聯合兵種作戰轉型。
這一切背後的邏輯,是在波斯灣西岸構築一到多層的常規威懾網——
讓伊朗依託伊拉克、葉門、敘利亞等地代理人展開行動的成本顯著上升,同時減少每次出現地區危機時美國親自出兵的壓力,把部分安全責任“外包”給更強的本地盟友。
真正棘手的問題,在核能合作部分。
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正在就一份依據《原子能法》第 123 條制定的合作協議展開談判。
沙烏地阿拉伯早就在“2030 願景”中寫明,計畫到 2040 年建成約 17 吉瓦核電裝機容量,如今境內卻還沒有任何一座投入運行的核反應堆。
對美國而言,所謂“黃金標準”早已寫進範本:合作方承諾不在本國境內自行開展鈾濃縮和乏燃料再處理。
2009 年阿聯簽署協議時,就接受了這一條款,後來也成為後續協議的參考範本。
沙烏地阿拉伯至今不願照搬這一做法。
王儲曾明確表示,如果伊朗邁向核武器門檻,沙烏地阿拉伯也不會坐視不理,而是要擁有自己的“選項”。
表面上看,這是為了核電燃料的能源安全;但任何熟悉核技術的人都知道,濃縮設施天然具有“雙重用途”。
從工程角度看:能生產 3.5% 低丰度鈾燃料的離心機,通過增加級聯數量、延長運轉時間,理論上就有能力進一步提高丰度,直至達到 90% 以上的武器級水平。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保障監督體系,就是為防止這一過程失控而存在的。但歷史經驗提醒我們,這套體系並非無懈可擊:
伊朗在納坦茲的秘密濃縮設施,曾多年未被外界察覺;朝鮮在 2003 年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三年後便完成了首次核試驗。
一旦美國在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協議中放鬆“黃金標準”,就等於打開了一個區域性先例。
土耳其已經對本土濃縮能力表達過興趣,埃及也在探討核選項。
十年之後,中東從“一個擁有實際核能力而不公開承認的國家”,變成“多個具備快速突破潛力的國家”,並非不可能的情景。
這種風險不是抽象的道德焦慮,而是一種一旦形成就難以逆轉的結構性隱患。
協議的第三個支柱,是關係正常化。
2020 年 9 月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使以色列與阿聯、巴林、摩洛哥和蘇丹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
沙烏地阿拉伯一直被視為這條鏈條上的“終極一環”:一旦利雅德加入,意味著阿拉伯世界的領頭國家在事實上承認以色列在中東的長期存在,為數百億美元等級的貿易、投資與防務合作打開新通道。
但沙烏地阿拉伯早早擺出了前提條件:巴勒斯坦問題必須出現可被視為“可信”的雙國方案進展。
具體包括:約旦河西岸需要保持領土連貫性,未來巴勒斯坦建國的路徑要有清晰的政治與法律設計,同時在東耶路撒冷的地位上,必須為巴勒斯坦一方保留某種形式的參與或准入安排。
問題在於,這些要求與以色列國內政治現實存在尖銳碰撞。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納坦雅胡依賴極右翼政黨維繫執政聯盟,而這些政黨幾乎在所有場合都反對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建國處理程序;
沙烏地阿拉伯王儲則要面對本國宗教保守力量與社會輿論:儘管沙烏地阿拉伯外交已顯著向務實合作轉向,但國內民意整體上對巴勒斯坦仍抱有強烈情感支援。
於是,談判變成了一種高難度的“走鋼絲”:
倘若巴勒斯坦建國議題停滯不前,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的正常化處理程序就可能半途而廢;
如果以色列為了推進協議在定居點等關鍵問題上作出讓步,納坦雅胡的執政聯盟可能垮台,從而使整個處理程序被迫重啟。
美國選擇在此押上一手,試圖在這些互相牽制的約束條件中找到一個“剛剛好”的平衡點。
但從經驗看,這並不是一個勝算特別高的賭注。
把視角再拉遠一些,一幅新的區域結構正在隱約成型。
伊朗如今幾乎被一圈軍事存在包圍:
美國在卡達、巴林、科威特和阿聯部署有部隊;
沙烏地阿拉伯的軍備升級速度達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少見的水平;
以色列擁有核威懾能力,並在歷史上多次對周邊國家的核設施實施先發制人打擊(如 1981 年的伊拉克與 2007 年的敘利亞行動);
而全球約 21% 的石油供應要經過荷姆茲海峽,這條要道如今在事實上由一個擁有壓倒性常規優勢的安全體系長期巡邏。
在這樣的環境下,德黑蘭的選項並不多:
它可以通過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代理力量製造摩擦,但這些更多是一種消耗與騷擾;
它可以選擇加速推進核計畫,卻必須同時考量可能引發的空襲風險;
它也可以嘗試與其他大國深化合作,但俄羅斯深陷自身地區衝突,難以投入足夠資源,而中國在中東一貫奉行謹慎、平衡的政策,不願捲入高烈度對抗。
對其他大國而言,這個新格局同樣帶來壓力。
過去二十年裡,中國與中東產油國的能源與貿易紐帶迅速加深,成為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以及多數海灣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之一。
2024 年中國原油日均進口量約 1060 萬桶,其中約 48% 來自波斯灣地區,“一帶一路”倡議也將中東視作聯通亞歐非的關鍵節點。
如果美沙關係在安全與高技術領域進一步靠攏,沙烏地阿拉伯在部分關鍵項目上更偏向與美國深度捆綁,那麼其他國家在能源供應、技術合作、基礎設施投資上的議價空間都將發生變化。
例如,一些海灣國家在 5G 建設等領域,可能會更加謹慎地平衡與美國防務合作和與其他國家數字合作之間的關係,“數字絲路”在當地的推進節奏有可能因此出現再平衡。
俄羅斯同樣面對現實掣肘。
自 2015 年起,莫斯科通過介入敘利亞局勢、向埃及、阿爾及利亞、伊拉克等國出口武器,努力擴展在中東的存在感。
但與美國相比,它既難以提供同等等級的防務技術,也拿不出規模接近的長期投資,更難提供穩定政權所需的“安全保險”。
從華盛頓的視角看,這更像是一種“重塑主導權”的嘗試:
通過與那些更看重政權安全、在理念上相對務實的夥伴進行交易式結盟,來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再次鞏固自身的核心影響力。
任何大規模戰略合作,都不可能只有收益而沒有成本,只是成本往往不會寫進新聞通稿。
沙烏地阿拉伯過去幾年中,曾有過一些引發全球輿論強烈關注的人權案件。
一位長期生活在美國的知名評論人士在境外發生的不幸事件,曾被多國媒體持續追蹤,美國情報系統也對相關背景進行了評估,外界普遍認為事件與高層決策密切相關。
那件事的細節至今仍充滿疑問,也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討論沙烏地阿拉伯政治與新聞環境時繞不開的話題。
如今,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推進這套全新合作框架,在事實上意味著:這段爭議性的章節,正在被悄然翻篇。
雙方沒有把改革作為先決條件,沒有就司法透明度設定硬性約束,也沒有在新聞或政治問題上附加過多條款。
傳遞出的訊號很直接:在關鍵利益面前,價值觀議題可以退居二線。
從國際關係史角度看,這並不新鮮。
冷戰時期,只要某些國家能在大方向上配合遏制蘇聯擴張,美國就願意在政治體制問題上保持“選擇性寬容”。
一些拉美、非洲與亞洲的高度集權政權,曾在這種格局中獲得長期外部支援。
這種做法在短期內也許能提供穩定,但長期風險同樣真實存在:
缺乏制度合法性、嚴重依賴強制手段維持統治的政權,一旦出現經濟危機或社會撕裂,往往會在極短時間內發生劇烈變動,而接替者往往對原先的外部支持者缺乏好感。
1979 年的伊朗革命,就是典型案例——這段歷史的陰影直到今天仍影響著區域格局。
沙烏地阿拉伯並不能完全免疫於類似壓力。
年輕人失業率持續在 25% 上方徘徊,“2030 願景”提出的經濟多元化目標推進並不輕鬆,補貼改革對中產階層的擠壓逐步顯現。
這個國家的政治合法性,長期依託三塊基石:石油收入、宗教權威以及強有力的安全管控。
一旦國際油價遭遇大幅下跌,或社會內部的不滿情緒在某個時點集中爆發,政權穩定性就可能在短時間內承受巨大考驗。
在這種結構下,美國實際上是把自己繫結在一個高度個性化、對資源依賴很強的政治體繫上:一旦局勢出現波動,是否繼續投入與支援,就會變成一個極難抉擇的現實問題。
從策略角度看,最負責任的做法不是給出一個“肯定”或“否定”的判斷,而是認真推演不同路徑的後果。
可以粗略想像三種情景,它們並非占卜,而是基於歷史經驗與既有激勵結構推演出的三條軌道。
情景一:高度成功的整合
沙烏地阿拉伯投資按計畫落地,大規模項目有序推進,就業增長達到預期上限。
“亞伯拉罕協議”擴展至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等更多國家,中東常規威懾體系有效約束伊朗的區域行動。
核合作在嚴格監督下進行,沒有實質性突破風險。油價保持在全球經濟可承受的區間。
最終,一個以美沙以色列為核心軸心的安全與經濟網路,成為中東秩序新的組織力量,其他大國在該區域的影響力受到一定擠壓,美國在全球的戰略空間重新擴展。
粗略機率評估:約 35%
情景二:效果有限、隱憂猶存
部分投資因官僚流程、監管阻力或經濟波動而延宕,實際創造的崗位只有 20 萬左右。
巴勒斯坦建國處理程序反覆拉鋸,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遲遲無法真正落地。
伊朗通過代理人組織加大襲擾力度,葉門胡塞武裝導彈襲擊沙烏地阿拉伯能源設施,布倫特原油一度突破 110 美元。
美國被迫進行有限的軍事介入,以穩定局勢。核監督體系形式上仍在運作,但各方猜忌明顯增加,這條軸心關係雖未崩塌,卻佈滿裂痕。
大致機率:約 50%
情景三:失控的連鎖反應
核保障體系出現嚴重漏洞,沙烏地阿拉伯被發現暗中推進鈾濃縮突破。
以色列出於安全考慮,對相關設施發動空襲,引發地區軍備競賽全面升級。伊朗跨越核門檻,土耳其、埃及也加快獲取“突破能力”的步伐。
局勢從低烈度衝突一步步升級為美伊直接對抗,油價突破 150 美元,全球經濟陷入嚴重衰退,“核不擴散”體系遭受根本性打擊。
這種極端情形的機率相對較低,但並非可以完全忽略:
大致機率:約15%
這些情景不一定會如數上演,但都是在現有結構與激勵下可以被認真對待的可能路徑。
2025 年 11 月 18 日簽署的這份協議,更像是美國為“後單極時代”開出的一張新籌碼:
用高度務實的交易方式,
換取長期的安全合作與資本投入;
在現實利益層面壓過價值觀分歧;
把穩定性置於一切政治理想之前。
這種路徑未必一定失敗。
過去 80 年裡,美國正是通過一系列同盟體系:北約、美日同盟、與海灣國家的安全安排,在很長時間裡維持了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證明了“共同利益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壓過意識形態差異”。
但這一次的賭注,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集中在一個區域、幾個人物以及極其敏感的技術門檻之上。
按照目前的時間表:
首批 F-35 戰機預計會在 2026 年春季抵達沙烏地阿拉伯;
首批核電項目有望在 2028 年前後破土動工。
十八個月之內,外界就能看到這場“豪賭”的前幾個實質性訊號:
協議已經簽下,流程已經啟動,回到“要不要做”這一命題已無意義。
真正重要的問題,變成了:在押下這枚籌碼的同時,是否對可能出現的多種後果,包括最理想的、次優的、以及最壞的做足了準備?
這才是這場握手真正的重量所在。 (capitalw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