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的尷尬

高市早苗現在面臨一個極為擰巴的政治困局——處理不好的話，她可能就不是“日本柴契爾”，而是“日本特拉斯”了。

高市早苗的不當言行，搞得日本的經濟最近是一瀉千里。單就觀光行業來看，現在12月份乃至1月份的赴日訂單，基本上能退掉的都退掉了；再加上最近層層加碼的各種進口限制，對於日本不少行業從業者而言，這個年末假期顯然不太好過。

不過，如果站在高市早苗的背景和選民基礎上分析，她的言行倒也不奇怪。事實上，高市早苗的背景，可以說“位元朗普還要川普”——她是日本“鐵鏽帶”的代表人物，也是日本經濟結構性問題的結果。

高市早苗出身在奈良縣——奈良是日本的古都，不過經濟卻不怎麼樣，在日本全國這幾年甚至是吊車尾的水平，也是全日本唯一一個人均GDP連300萬日元都不到的都道府縣。與之相比，首都東京的人均GDP是800萬日元。

如果我們去看日本的各縣人均GDP和收入（縣民所得），可以看到奈良的經濟一直持續在惡化。2011年的時候，東京的人均收入是521.9萬日元，奈良是255.5萬日元——東京是奈良的整整兩倍；到了2021年的時候，東京的人均收入是576.1萬日元，每年增長個1%左右，奈良結果還下跌到了254.9萬日元。至於人均GDP的對比就更加離譜——2023年的統計顯示，奈良縣敬陪末座，293.8萬日元；東京都高居榜首，810.5萬日元，差距已經達到了2.8倍。

日本經濟常年存在“一極集中”的問題——人口和各種生產資料不斷彙集在首都東京，使得東京以外的城市（俗稱地方）的經濟持續惡化，和東京的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甚至在東京內部還要再集中——比如說東京的核心商務區港區，其GDP竟然佔到了東京全體的一半。

同時，奈良身為古都，遍地佛寺，而且還不靠海的特殊性，也極大限制了其發展經濟的手腳。正如西安挖地鐵時不時會挖出文物一樣，奈良的城市建設和產業發展，也會受到古都身份的限制。因此，奈良縣的經濟實在乏善可陳——當地城規限制，酒店都建不起來，每年大家從大阪京都過來喂喂小鹿、看看佛寺，就又會回到大阪或者京都去了。

這倒也不只是奈良的問題，京都（417萬日元）、大阪（460萬日元）也是半斤八兩好不到那裡去。由於關西地方歷史上是曾經和東京分庭抗禮的古都，因此普遍有著虎落平陽的心態。這和其它縣份還不一樣——其它縣份從來就沒闊過，反而這樣的心裡落差沒有那麼重。

這種“祖上曾經闊過，現在落魄了”的地方，放在美國就是鐵鏽帶了。所以這一類地方，特別容易出鷹派政客，高喊“Make xxx Great Again”、“xxx Is Back Again”——大阪的橋下徹、吉村洋文、京都的前原誠司、再加奈良的高市早苗，本質上都是這種虎落平陽情緒在選票上的體現。這種思潮在日本甚至有一個專門的詞語——關西地方主義。

日本政府倒也不是說沒想過振興地方。安倍政府上來以後就高喊觀光立國，積極挖中國和韓國的牆腳。之前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大幅度降低單次簽證的申請門檻（憑上海戶口的身份證和護照即可直接下籤），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中韓遊客的確“拯救”了日本不少中小城市——隨著中國和韓國的經濟發展，中韓不少地方的人均GDP（例如上海或者首爾），其實比日本這些地方的GDP要高。例如，香港5.4萬美元，換算成日元將近850萬日元，超過了東京；上海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3.0萬美元，換算成日元也已經有480萬日元，超過了除了東京、愛知以外的大部分縣份。因此，到這些地方旅遊，在經濟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但是，入境旅遊業是一個高度外向的行業。雖然我們說日本的經濟本身是高度外向型經濟，但是旅遊業的外向和製造業的外向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製造業的外向，啞巴英語足矣——做過外貿的老師都知道，和老外採購商打交道，對面的英語往往也是三腳貓水平，大家互相發發郵件、打打電話、比劃比劃，最後總歸能談成生意。這是因為買賣雙方往往在同一行業，知識背景相似，理解起來還是很快的。所以，那怕是聽起來頗為令人莞爾的“Engrish”，也能做起很大的全球企業。

但是，靠著三腳貓英語做觀光業這樣的服務業，那要出大事。服務業的客戶很多是普通民眾，要是語言講不利索，別說做大了，很多時候根本做不起來生意。比如中國國內入境旅遊做得好的張家界，當地為了做韓國遊客的生意，朝鮮語標語隨處可見，大家也或多或少能說上幾句；日本現在稍微高級一點的酒店、樂園、景點、餐廳，為了做中國人和韓國人的生意，也會配有會講漢語、朝鮮語等的服務人員；同時，當地也會有中國、韓國移民“同胞服務同胞”，做起如“白牌車”這樣一肩挑起司機和導遊服務的生意。

這就導致了結構性的就業偏差：一方面，資方為了服務外國客戶，天天抱怨會外語的人才不夠多；另一方面，由於漢語、朝鮮語學習有難度，不諳漢語、朝鮮語的普通民眾，是沒法找到此類服務業工作，無法享受到觀光立國的紅利的。

同時，遊客作為出口經濟的一部分增加了對當地商品的需求，必然會引致當地通貨膨脹。日本現在最典型的問題，就是民宿問題和白牌車問題。民宿這些由中國投資者購入土地興建，由經營管理簽證移民到日本的中國人管理，面向中國遊客租出的簡易住宿設施，正在提高觀光目的地的土地和房產的價格；白牌車這些由中國移民駕駛，服務中國遊客交通需求的非營運車輛，也在提高日本的車輛售價。這種“中國人在日本服務中國人”的離岸經濟，普通日本人根本無從參與，也沒有能夠參與到其中的技能和機會，門兒都摸不著。

同時，遊客在當地的需求，也會提高當地食品、景點、甚至交通的價格。對於奈良這樣收入低、景點多的地方，這種通貨膨脹對於沒有“上車”，沒有享受到觀光立國的福利的普通民眾而言，明顯地影響到了日常生活。

因此，日本很多地方的普通民眾在指桑罵槐，藉著遊客的一些不文明行為大喊反對過度旅遊，要求對中國施加各種限制。這本質上和MAGA之類的反移民主義沒有區別——都是由於本國民眾沒有享受到紅利而產生的排外主義思潮。

如果留意日本這幾年的政壇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地方主義和極右的崛起。剛剛說的大阪維新會（吉村洋文、前原誠司）是地方優先主義的代表（其核心政綱是讓日本把大阪設立為副首都），而參政黨（神谷宗幣）是排外主義的代表。自由民主黨和傳統上的中間派公明黨由於政治獻金問題決裂以後，為了維持政權，是勢必要向這兩者靠攏的——而最終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形成的“自維聯立政權”，也極大助長了關西地方主義的志氣。

我們具體到高市她本人來講。對於高市而言，安倍立下的觀光立國政策，已經在奈良等“鐵鏽帶”地區積累了足夠的怨氣，出身於奈良的高市，實在不敢說進一步擴大觀光立國政策，這會直接摧毀她的政治基礎，讓她連議員都選不上；但是選上議員以後，要想獲得自民黨議員的支援當首相，就必須考慮那些來自“受益於觀光立國的地方”的議員，以及經團聯等經濟界組織的意見。

因此，高市現在面臨一個極為擰巴的政治困局——處理不好的話，她可能就不是“日本柴契爾”，而是“日本特拉斯”了。因此，中方是完全可以持續施壓的——在日本業界的怒火下，高市早苗“要麼道歉、要麼下台”幾乎已經是定局了。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