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貨幣正常化，是大家早有預期的黑天鵝事件。而此時此刻，距離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會議已不足48小時。隔夜指數掉期（OIS）市場給出加息25個基點的機率，已經從12月初的20%飆升到如今的94%。算是板上釘釘了。題圖來自：視覺中國“區區”25個基點，從0.5%到0.75%，對於聯準會來說可能只是鮑爾打個噴嚏的幅度……但對於日元而言，這是自1995年以來，整整30年未曾觸及的“極寒高地”。全球廉價資金的錨點，將因此鬆動。來源：日經中文網一、慾望重燃日本早就不是那個深陷通縮的國家了。截至2025年10月，日本核心CPI（除生鮮食品）已連續28個月維持在央行2%的目標上方。更關鍵的是服務業PPI。2025年11月的PPI月率公佈值為0.4，前值為0.3，預測值為0.3，表明PPI在短期內依然呈現上升趨勢。‌這意味著通膨已經從“油價貴導致運費貴”轉變為“理髮師和護工要求漲工資”。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去年的資料就能說明問題。當年核心CPI同比上漲2.7%，其中捲心菜漲價60%，粳米漲價近50%，國民級零食銅鑼燒提價15%……起初市場還把這歸咎於日元貶值帶來的輸入性通膨，但2025年春斗談判給出了關鍵訊號：企業平均加薪5.46%，創近34年來新高。普通人更有錢了，那服務價格是不是也該跟著漲？這股購買力在下半年終於傳導到了消費端，通膨就從"進口的煩惱"變成了"內生的慣性"，實現夢寐以求的“良性循環”。日本那躺平了三十年的物價，終於翹起來了。據日本銀行的報告，日本的產出缺口已經連續三個季度為正值。簡單來說，就是需求罕見地超過了供給。低慾望了幾十年的日本社會，終於重燃了對消費的慾望。但是，“高慾望社會”與長期以來的低利率環境並不匹配。美國與日本通膨均在3%左右，但聯準會的利率是3.75%，日本現在僅為0.5%；美債10年期收益率4.15%，日債同類品種才1.9%。1990年日本通膨3%時，政策利率是6%；2006年政策利率0.5%時，通膨不到1%。顯然，不管橫向還是縱向對比，如今的利率都與通膨的嚴重倒掛，早該被市場糾錯了。同時，匯率也是個大問題。在聯準會降息、而日本已經兩度加息的情況下，美元兌日元在11月份反而一度突破157，距離2024年日本政府干預的160紅線僅一步之遙。進口原油成本同比上漲28%，液化天然氣漲價34%，最終導致終端商品全面漲價。所以植田和男在名古屋懇談會上說：匯率對價格影響大於以往。而且據《日本經濟新聞》披露，美方暗示日本應先“自救”再談干預。怎麼自救？如果不願意看到匯率戰升級，加息是最體面的方案。問題是，加息後，債務怎麼辦？日本政府負債1333.6兆日元，佔GDP比重仍然超過260%。2024財年，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已佔預算的22.4%；如果加息25個基點，意味著政府的年利息支出還要再增加3.3兆日元。代價無疑是非常大的。所以日本近兩年日本雖然有明確的加息訴求，但進行得非常緩慢。2024年3月結束負利率並放棄YCC，將利率升至0-0.1%；7月再加息至0.5%，每一步都在測試市場的承受能力。時間再來到今年，12月剛發佈的企業工資報告預計，2026財年加薪幅度與2025年相當，再一次給了日本央行小幅加息的底氣。植田和男在12月1日的講話特意將 "今後" 改為 "12月會議"，把 "調整寬鬆幅度" 換成 "加息"，簡直就是明示了。截至12月12日，市場對加息的預期已達94%，這意味著真正加息時的 "意外衝擊" 將大幅降低。但是，除了“意外”，意料之中的影響，並不會缺席。二、蝴蝶效應還是那個經典的問題。近20餘年，全球絕大部分經濟體都在大量印鈔，導致物價都有明顯的上漲。主要經濟體中，只有日本的物價幾乎沒有變化。這很明顯不正常。尤其是，日本長期維持著超低利率，放水力度幾乎冠絕全球。按照最簡單的邏輯關係：商品價格=貨幣量/商品數量。日本人口這些年變化不大，可以視為商品數量基本不變。既然商品價格也沒變，只能說明，流通在日本社會的貨幣總量也幾乎沒有變化。那這麼多年印的這麼多日元，都去那了？在地球上，能夠維持十年而不衰的交易，日元套利絕對算一個。所以相比作為貨幣，日元的定位更傾向於投資工具。過去十年，全球投機者以0.1%甚至負利率借入日元，兌換成美元後投向美債、美股乃至新興市場，每年坐享3%-5%的息差收益。這類交易規模超過1兆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1.2%。加息25個基點，日元融資成本從0.5%升至0.75%，而美債收益率約4.15%，息差從3.65%縮小至3.4%。看似不多，但影響很大。因為全球很多量化基金的底層融資貨幣就是日元。雖然，那怕加到0.75%，相比於美元的4%（假設聯準會2025年降息後的水平）或者歐元的3%，日元依然便宜。從0.5%達到0.75%，意味著資金成本提升了50%，模型中的槓桿成本參數將產生巨大改變，可能觸發演算法的自動去槓桿。2024年7月日本加息0.25%，日元兩周內升值7.5%，直接導致大批未避險匯率風險的基金虧損超過10%。更慘烈的是踩踏效應。當部分交易者開始平倉，日元升值會引發更多人跟風拋售海外資產償還日元，形成“資產拋售-日元升值-更多拋售”的惡性循環。2025年12月初的市場動盪已現端倪：外資一周內淨賣出1.2兆日元日本股票，同時減持 800億美元美債，全球債券指數單日下跌0.8%。這一次，一旦0.75%落地，且日本央行暗示“明年繼續”，我們將看到兆美元等級的資產大挪移。這些資金會從那裡撤出？首先是美國國債。日本投資者是美債最大的海外持有者，規模高達1.2兆美元。而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從2024年的1.2%升至2025年12月的1.9%-2.0%區間，而美債收益率僅從3.8%升至4.15%，優勢大幅縮小。避險後的日債收益率將更具備吸引力，資金必然回流日本。目前，日本投資者已連續3個月減持美債，累計拋售規模達230億美元。等到加息落地，這一趨勢很可能加速。因為當市場押注聯準會12月降息機率近90%時，日本卻在加息，這必將徹底打亂全球資本流動節奏。高盛的模型預測，這種政策分化可能導致美元兌日元在2026年一季度跌至145。其次是新興市場的高收益債。每次全球流動性收緊，新興市場總是最先遭殃。據IIF的資料，2024年流入新興市場的外資中，有18%來自日元套息交易。一旦這些資金撤離，後果不堪設想。比如2013年“縮減恐慌”時，印度、印尼等國的股市暴跌20%，本幣貶值15%，不得不緊急加息捍衛匯率。而2025年的情況更複雜：新興市場外債/ GDP比率已從2013年的25%升至38%，其中60% 以美元計價。再加上美元相對日元貶值，等於是雙重打擊，面臨“資本外流-匯率貶值-通膨高企”的惡性循環。比如印尼盾、印度盧比和南非蘭特等高度依賴日元套息交易資金的貨幣，12月初以來累計貶值均超過2%。……總而言之，日本加息，不僅僅是日本的家務事，更是全球流動性的抽水機。這對於高估值的科技股來說，這肯定不是好消息。三、尾聲最後，再回到日本國內。對銀行巨頭而言，加息是毫無疑問的利多，長期以來被零利率壓得喘不過氣的淨息差終於有了改善空間。三菱UFJ銀行預測，加息25個基點將使其2026財年淨利潤增加4800億日元，淨息差從0.7% 升至0.95%。但好不容易有起色的房地產必將被重錘。日本房價自2012年以來累計上漲45%，很大程度依賴低息房貸支撐。當前日本房貸平均利率僅1.1%，若加息傳導至零售端，房貸利率升至1.5%，將使東京一套80平米公寓的月供增加1.2萬日元，預計2026年新房成交量將下降12%。此外，對大量的中小企業而言，加息也是災難。據帝國資料銀行的統計，全日本有約15%的企業只能勉強償還利息，無力償還本金。你可以認為，它們都是在長期的低利率環境中被慣壞了。一旦利率上升至0.75%，再加上企業借貸利差，實際融資成本大機率將突破2%，觸發“創造性破壞”，破產率與失業率都將上升。在宏觀經濟層面，這叫“出清”。雖然短期會經歷房價回呼、股市震盪的陣痛，但長期來看，只有讓利率回歸正常水平，才能真正走出那二十年的陰影。當全球最後一個低利率堡壘崩塌，流動性迅速退潮，下一個寵兒又將是誰？ (虎嗅APP)

近期有不少同學提出疑問：為何中美降息，日本卻要加息？這是否會導致資金回流日本，進而引發人民幣資產和美元資產價格下跌？我給大家講，不必過慮，這些想法都是錯的。真正主導全球貨幣走勢的，始終是中美兩大經濟體，日本經濟體量有限。判斷全球資本流向與資產趨勢，核心應聚焦中美兩大經濟體，二者才是全球貨幣走勢的決定性力量。從經濟權重來看，美國GDP佔全球比重約26%，中國約17%，兩國GDP合計佔全球四成多；而日本GDP僅佔全球4%，規模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因此，分析全球資本流向，應聚焦於中美貨幣政策的互動與導向，而非過度放大日本的政策調整。此外，各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均為服務本國經濟，不存在所謂“通過自殘來坑害他國”的陰謀論，因此無需對日本加息進行過度解讀。那麼，日本為何在此時選擇加息？日本在本輪全球寬鬆周期中選擇加息，從經濟資料看是因為通膨和勞動力形勢。但實際上，背後中國的購買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日本長期受老齡化、少子化困擾，陷入債務通縮與低慾望社會的循環。過去三年，日本經濟出現短暫起色，旅遊業復甦、東京房價創新高。這一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的是中國買家的強勁需求，無論是新加坡還是日本東京的樓市，都明顯受益於中國購買力的拉動。但是，近期日本首相發表對中國不友好的言論，此舉無異於自斷財路。在失去三十年的背景下，日本經濟的短暫回暖本應依託中國市場，但其相關舉措短視且缺乏感恩之心。失去中國買家支撐後，日本經濟大機率重回蕭條，屆時其加息政策也將轉向降息。2026年將是全球流動性大寬鬆周期，以中美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均處於降息通道，貨幣寬鬆將為全球資本市場與大宗商品帶來結構性機會。三年前我已明確看多黃金，2024年9月提出“信心牛”的判斷。2026年在全球貨幣寬鬆的大背景下，我建議大家對2026年資產價格可以保持適當樂觀。投資決策不宜被短期情緒與片面資訊干擾，系統學習財經知識與宏觀分析方法，把握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動向與基本面趨勢，才能在複雜市場環境中理性佈局、控制風險，抓住真正屬於趨勢的機會。 (澤平宏觀展望)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連續50個月上漲、超2萬種食品價格上漲……日本國內通膨呈現頑固化特徵。導致日本當前嚴重通膨局面的原因何在？首先是輸入型通膨傳導。日本本身資源匱乏，作為外向型經濟，上游大量依賴進口，下游依賴出口，大宗商品如能源、糧食、原材料等價格上漲導致日本物價相應上漲。尤其是日本央行多年奉行超低利率政策導致日元持續貶值，加劇了這一局面。其次是供應端缺口難補。米類價格在日本通膨統計中佔比較高。從2024年夏季開始，受極端高溫致大米歉收等因素影響，米價持續上漲，成為本輪通膨的重要推手。日本農林水產省資料顯示，2024年日本國產大米批發價格同比上漲217%。今年以來，雖然日本農林水產省採取新的政府儲備米投放方案，但米價仍處高位。而日本農業從業者平均年齡較大，大量農田荒廢致使供應短期難以彌補。再次是貨幣政策遲滯。經歷了長期持續通縮壓力和“幾次虛假通膨曙光導致過早收緊政策”後，日本央行應對通膨“投鼠忌器”。雖然核心通膨目標已經超過日本央行的預定目標達3年之久，但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此前一直秉持“通膨暫時論”，貨幣正常化處理程序遲緩，變相縱容了通膨加劇。這是11月17日遊客在日本東京的一家餐廳用餐。賈浩成攝（新華社）最後是新財政刺激政策助推。被視為“安倍繼承人”的高市早苗無視經濟環境變化，延續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路線。高市早苗在施政演說中稱其內閣首要任務是應對物價上漲問題，並於11月21日批准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但其中發放補貼及削減汽油稅等舉措適得其反，可能加劇長期通膨。這些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導致日本通膨“高燒不退”、頗具黏性，並顯示出從輸入型向內生型擴散的長期趨勢，恐將持續困擾日本民眾生活。 (經濟日報)

日本便利店推出了一款新品“烤肉醬汁拌飯”，只有米飯加醬汁，沒有任何配菜！每份售價含稅268日元，約合人民幣12元。（“烤肉醬汁拌飯”廣告圖）（實際的“烤肉醬汁拌飯”）日本網友看到後徹底繃不住了，感嘆日本經濟已經這麼糟糕了嗎！？“【話題】羅森100便利店的便當區現在有‘烤肉醬汁拌飯’。儘管經濟不景氣，但這實在太令人悲傷了，引發熱議。”（截圖來自日本網友@tkzwgrs）“日本終於走到這一步了嘛~”（截圖來自日本網友評論）“日本已經變成窮國了。”（截圖來自日本網友評論）“不管‘烤肉醬汁拌飯’多便宜，我都不會買。這會讓我變得憂傷。用醬汁拌米飯來賣簡直是個笑話，實際上根本沒人會買。”（截圖來自日本網友@taka12cars）“在富裕國家，肯定不會賣這樣的便當，哈哈。遊客看到這種情況會怎麼想？”（截圖來自日本網友@LackPoint0）還有網友忍不住吐槽，“烤肉醬汁拌飯”的價格並不便宜。“我一開始以為這個‘只要100日元（約合人民幣4.5元）？！太棒了！！’然後我查了一下，發現含稅要268日元（約合人民幣12元）。完全就不是‘窮鬼飯’。”（截圖來自日本網友@scarletwing_AI）“不，我想問問，為什麼一份只是澆了醬汁的米飯要賣270日元？”（截圖來自日本網友@12koku）“如果只要110日元（約合人民幣5元），我就會自己加肉放上去。268日元，嗯……”（截圖來自日本網友@POINTERNULL6）“最令人驚訝的是，只是米飯加醬汁就要賣268日元，對吧？你想花300日元吃這個嗎？還不如買杯麵呢？”（截圖來自日本網友@0616colini）也有網友表示，如果只是用醬汁拌飯，感覺並不好吃。“我試過了，但是不好吃。如果是有用肉油做的醬汁，味道還不錯。如果只是把醬汁澆在上面，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截圖來自日本網友@mutsunokami4041）“我想說的是，簡單地把醬汁澆在白米飯上並不能讓米飯變得很好吃。真正美味的是米飯泡在烤肉的醬汁中。”（截圖來自日本網友@etsuranyo12）便利店接受媒體採訪，給出了這樣的解釋：“近年來，許多家庭飲食方式逐漸出現‘在米飯上加調味料’、‘依自己喜好自由搭配配菜’等更為省時省事的風潮，本次推出的商品，正是為了滿足這類需求而生。”“負責研發的同事在吃烤肉時，常會忍不住把肉在米飯上沾一下，那沾滿肉汁的米飯特別好吃，這也成為了這款商品誕生的契機。”（實際的“烤肉醬汁拌飯”）關於部分日本網友將“烤肉醬汁拌飯”稱為“日本經濟衰退的象徵”一事，羅森100便利店回應道：“我們收到了來自網友的各種意見，也意識到大家的反應不一，包括‘我在家也這麼吃’、‘我其實挺喜歡的’等表示認同的評論。我們沒有將其作為‘當前社會狀況的象徵’的意思。”“我們認真對待所有意見，並將繼續努力開發方便顧客購買的產品。”（實際的“烤肉醬汁拌飯”）當被問及推薦的食用方法時，羅森100便利店表示：“這款產品本身並非‘完整的便當’，而是基於您可以‘自由搭配自己喜歡的配菜’這一理念而設計的。例如，可以加入烤雞串或炸雞，能讓醬汁的味道更加濃郁。在上面放一個煎蛋或溏心蛋，或是搭配切好的蔬菜、沙拉雞肉，營養均衡，方便您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搭配。”（實際的“烤肉醬汁拌飯”）不管怎麼說，日本網友的吐槽是停不下來了……Ref：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a472ef2ca753338dbc1a52e18c7c3e0a9c530a4a/comments--------------------曉福L:12塊在長春能吃盒飯，一葷一素，米飯管夠，要再2塊能吃盒飯自助或者一碗飯何老田1:深圳12塊錢都能吃豬腳飯了兩號都炸了:他們那種包一片海苔，加一個梅子，甚至就灑點鹽的飯糰和這也沒什麼區別呀？秋天回你電話:豬蹄飯沒有豬蹄只有汁黑黑黑黑黑黑黑22:我覺得還挺實用的，12塊吃一頓午飯…本IP想在外面吃飽便當最便宜也要15刀 (InsDaily人物)

日本，快要被踢出發達國家隊伍了。這話不是我說的，有一本書《日本跌出發達國家之日》作者是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他認為：目前的政策可能讓日本在發達國家中真正"掉隊"。一篇國際評論提到：日本已從昔日發達國家的頂尖位置跌落至發達國家 "守門人" 的地位。這聽上去像是標題黨，可惜不是。資料是冰冷的。這張圖是美國最富有州和最貧窮州跟G7之間的人均GDP對比圖，你瞧，美國最窮的州，密西西比州，人均GDP是5.1萬美元。而作為G7核心成員的日本，人均GDP是3.3萬美元，排在最後一名。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這意味著，在美元計價的世界裡，日本甚至已經快要跌出'美國貧困線'了。日本國民在世介面前，實實在在地變窮了。在這個榜單上，曾經那個號稱"買下美國"的日本，早就被美國甩得連尾燈都看不見，如果說輸給大哥美國是"雖敗猶榮"，但輸給韓國，真的讓日本人覺得是奇恥大辱。根據OECD（經合組織）的統計，早在2018年，在這個衡量老百姓真實生活水平的PPP"購買力平價指標上，韓國就已經完成了對日本的歷史性超越。什麼意思呢？這意味著，首爾的普通白領，現在的購買力實際上比東京的白領高出了近20%。為什麼會這樣？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尤其是去日本旅遊，以及定居的人反饋，日本很好，很文明啊。按教科書的標準，日本仍然還在發達國家。無論人均GDP還是人類發展指數（HDI）、產業結構，這些都是滿足的，尤其是它的基礎設施與制度成熟度，完備的法律體系、極低的國內政治風險、以及像毛細血管一樣發達的公共交通和醫療系統。它看起來像一個好學生，然而，教科書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只記錄了過去的輝煌，卻無法捕捉正在發生、和未來即將發生的潰敗。日本正在成為廉價的代名詞，全球遊客手裡揮舞著美元、歐元和人民幣，把日本當成了一個巨大的"奧特萊斯"。但在經濟學家的眼裡，"便宜"從來不是發達國家的勛章，而是貧窮的遮羞布。你可能會問，不就是東西賣得便宜點嗎，怎麼就扯到"跌出發達國家"這麼嚴重的帽子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從商業模式的本質上來科普一下，到底什麼是發達國家，什麼是開發中國家。簡單來說，區別就在於你靠什麼賺錢：是靠"不可替代的技術"，還是靠"廉價的勞動力"？所謂發達國家，玩的是"定義權"。他們站在產業鏈的頂端，做的是從0到1的創新。因為技術獨家、品牌強勢，所以他們擁有定價權。所謂發達國家，玩的是"定義權"。他們站在產業鏈的頂端，做的是從0到1的創新。因為技術獨家、品牌強勢，所以他們擁有定價權。也就是微笑曲線的兩端。比如美國的輝達、蘋果，或者曾經日本的索尼。他們賣的是"稀缺性"，所以那怕價格定得高，你也得買。這也意味著，他們的國民只需工作更短的時間，就能換取更高的報酬。而開發中國家，玩的是"性價比"。他們通常處於產業鏈的中下游，做的是從1到100的加工。因為技術壁壘不高，大家都會做，所以只能通過壓低成本來競爭。怎麼壓低成本？要麼靠破壞環境，要麼靠壓榨勞動力的工資，要麼就像現在的日本一樣——靠貨幣貶值。有小夥伴說了，這破壞環境和壓榨勞動力，我懂，但貨幣貶值怎麼理解呢？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員工。你的公司因為產品技術老舊，賣不動了。這時候老闆有兩個選擇：A（發達國家模式）：砸錢搞研發，做出一款別人做不出來的牛逼產品，然後漲價賣給客戶。B（開發中國家模式）：研發太累太難了，咱們直接全員降薪30%吧！這樣產品的成本就低了，雖然東西還是那個爛東西，但因為賣得便宜，客戶湊合著也就買了。日本現在的"弱勢日元"政策，本質上選的就是B。有小夥伴可能不解："貨幣貶值我懂，但這跟降薪有什麼關係？工資條上的日元也沒少發啊？"這正是"弱勢貨幣"最具有欺騙性、也最殘忍的地方——它是一場"隱形的集體降薪"。我們換個最通俗的演算法，就馬上就懂了。假設王富貴是在一家外資企業上班的日本工程師，月薪30萬日元。匯率沒跌時月薪等於3000美元。匯率暴跌後：月薪變成了2000美元。王富貴幹的活一點沒少，對國際資本而言，僱傭他的成本直接打了67折！這就是靠"賤賣"國民的勞動力，來換取國際競爭力的模式。這不就是日本政府替勞動力向全世界宣佈："快來買我吧，我的勞動力現在便宜了30%！"王富貴說："我不出國，也不花美元，我在日本國內花日元，有什麼影響？"大錯特錯。日本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國家，石油、天然氣、糧食（小麥、大豆）統統依賴進口。日元一貶值，意味著國家進口能源和糧食的成本飆升，最終這些成本都會通過電費、油價、面包和牛奶的價格，轉嫁到每一個普通人的頭上。所謂的"日元貶值"，本質上就是國家在國際市場上，把日本國民的勞動力進行了"打折促銷"。對一家美國公司而言，覺得現在的日本真香：雇一個優秀的日本工程師竟然比雇一個美國實習生還便宜。但如果是日本人，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明明像以前一樣努力工作，但在世界看來，他的勞動卻變得越來越"不值錢"了。這就是野口悠紀雄說的：依靠貨幣貶值來維持經濟，是一種"毒癮"。真正的發達國家，通常希望自己的貨幣強勢，這樣國民就能用更少的錢，買遍全世界的優質商品和資源。而只有缺乏競爭力的開發中國家，才會被迫通過貶值貨幣，靠"賤賣"國內的資源和勞動力，來換取一點點可憐的出口份額。但這還不是最絕望的。提到日本，我們腦海裡浮現的是什麼？索尼、松下、豐田、任天堂。這些名字響亮嗎？響亮。但請注意，這些全部都是上個世紀、甚至上上個世紀誕生的"老人家"。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測試"：此時此刻，打開你的手機。你能找到任何一個日本人發明的、改變了你生活方式的全球級應用嗎？美國給了世界Google、Facebook、Amazon，APPLe還有現在的OpenAI、gemini、特斯拉等中國給了世界TikTok、temu、微信、大疆無人機、如今還有deepseek以及更多的AI領域產品會冒出來。而日本呢？是一片死寂的空白。在過去最為關鍵的移動網際網路20年，日本交出的答卷幾乎是零。在全球"獨角獸企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公司）榜單上，美國有600多家，中國有300多家。而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日本，能叫得上名字的獨角獸，一隻手都數得過來。這是為什麼？難道是日本人不聰明了嗎？當然不是。日本的諾貝爾獎拿得手軟，基礎科研依然強悍。真正的問題在於，日本患上了嚴重的"大企業依存症"。在日本的社會文化裡，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的"人生巔峰"，不是在車庫裡創業搞出一個賈伯斯式的奇蹟，而是按部就班地進入豐田、三菱這樣的大財閥，穿上筆挺的西裝，在這個巨大的齒輪裡安安穩穩地轉動40年，直到退休。風險，在日本社會被視為猛獸。而在矽谷或杭州，風險被視為機會。野口教授悲觀地預言：當全球的資本和人才都在瘋狂湧向AI、新能源、區塊鏈這些新大陸時，日本卻還在守著上個世紀"家電王國"和"燃油車霸主"的舊地圖修修補補。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其實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誰擁有更多頂級的企業，誰就能獲得最強大的支撐力量。同時，這也能幫助其化解債務、貨幣超發等問題。這是時寒冰老師新書裡的一句話，概括得很好，我常常拿來用。有個做外貿的朋友，有一次他跟我吐槽，日本客戶居然問他要傳真號碼。朋友當時都懵了：這都什麼年代了，怎麼還要傳真號？難道還要我去博物館借一台機器來收檔案嗎？但在日本客戶的眼裡，這事兒極其嚴肅。為什麼日本戒不掉傳真機？野口悠紀雄在書中把這種現象稱為"組織性的硬化"。這種對"物理接觸"的迷戀，已經發展到了一種近乎變態的程度。最經典的例子就是"鞠躬印章"。在日本職場，下屬給上級蓋章時，印章不能正著蓋，必須向左傾斜一點。為什麼？因為這看起來像是在向旁邊上司的印章"鞠躬"行禮。這那裡是商業流程？這分明是封建禮教的活化石。這種"儀式感"雖然在文化上很有趣，但在經濟上卻是致命的。野口教授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當全世界都在拚命通過數字高速公路加速時，日本卻在一絲不苟地修繕那條早已過時的碎石路。這已經不是技術差距了，這是維度的差距。就像你開著中國電動汽車在高速公路上狂奔，而旁邊的一位老紳士正騎著一匹血統純正的馬，優雅地向你脫帽致意。他很體面，但他註定會被甩在身後。就拿支付來說，去日本旅遊，現金用的多。我覺得很落後，但有人反駁二維碼是日本發明的，為什麼他不用啊？因為巴拉巴拉，說了一堆陰謀論。正確答案其實是"加拉帕戈斯綜合症"。因為舊的東西"太好用"了。你在日本用現金有過不愉快的體驗嗎？幾乎沒有。日本的鈔票很乾淨、ATM機遍佈每一個便利店，幾乎沒有假幣。當一個國家的"現金體驗"做到極致完美時，它就失去了進化的動力。這就好比諾基亞當年的鍵盤手機太好用了，好用到它覺得觸控式螢幕簡直是多此一舉。說到這裡，我們要收起看客的心態了。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嘲笑日本。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日本即便"跌倒"，依然有著豐厚的家底。它的海外資產龐大，它的基礎科學依然紮實。但恰恰是因為它曾經如此強大，它的"衰退"才更具有某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參考意義。在財經歷史上，我們見過拉美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見過蘇聯式的"休克療法"，但日本向世界展示了一種全新的衰退模式——"溫水煮青蛙式的凋零"。社會學家大前研一稱之為"低慾望社會"：年輕人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子，甚至連升職加薪的慾望都沒有。既然努力工作也追不上父輩的財富積累，既然改變不了早已固化的階層，不如選擇"躺平"。有人可能會反駁："日本雖然國內不行了，但它還有龐大的'海外日本'！日本連續30多年是世界最大債權國，豐田、軟銀在海外賺的錢是天文數字！"沒錯，這正是最讓人細思極恐的地方。所謂的"海外日本"，確實富可敵國。但請問，這跟住在高知縣、每天擠電車領著30年前工資的富貴先生，有一毛錢關係嗎？"海外日本"是日本財閥和國際資本的狂歡，而日本本土，只是一座軀殼。豐田在美國賺的，軟銀在中國賺的，它們回流到日本變成工人的工資了嗎？還是直接在海外進行了再投資，或者變成了華爾街帳面上的數位遊戲？為什麼當下的日本，右翼勢力開始抬頭？為什麼高市早苗能獲得支援率？因為當經濟的大餅無法做大時，政治家只能通過製造"外部敵人"來轉移內部矛盾。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年的日本為什麼會發瘋一樣發動侵略戰爭？教科書會告訴你是因為軍國主義。但我們從錢的角度看，因為國內的經濟循環死掉了。1931年9月，世界金融的老大哥——英國，實在扛不住大蕭條的壓力，宣佈放棄金本位。英鎊應聲暴跌。我們之前講過，日本也是金本位，那麼日元未來的趨勢將如何？假設當時的日元在金本位下：100日元能換49美元，如果將來日本也跟著放棄金本位，日元肯定暴跌，估計100日元只能換20美元。如果你是財閥，你會怎麼做？"先跑為敬"在巨大的利潤面前，不會選擇民族主義，只會"做空祖國"他們開始瘋狂地賣出日元，買入美元，1931年12月，日本政府終於扛不住了，不得不宣佈放棄金本位。日元瞬間崩盤，暴跌了40%以上。我們之前說過，日本是一個島國，大部分資源需要靠進口，包括糧食，當時日本農村的赤貧，農民要賣兒賣女換取口糧。貧富差距大到極致，老百姓根本沒錢消費，國內市場徹底飽和。財閥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怎麼辦？資本的邏輯只有一條：向外擴張。日本走上了那條不歸路。如果說1931年的日元崩盤，多少還帶點"被外部環境影響；那麼近十年的"廉價日本"，則完全是一場"自導自演的悲劇"。這就是大名鼎鼎、至今仍被某些人奉為神話的——"安倍經濟學"。安倍經濟學的核心邏輯其實簡單粗暴：政府帶頭做空自己的貨幣，主動讓日元暴跌。他們的算盤是這樣打的：只要日元跌了，日本製造在國外就便宜了 -> 出口就爆了 -> 企業利潤就漲了 -> 股價就飛了 -> 最後（理論上）會滴灌給老百姓漲工資。但這套邏輯裡，藏著一個致命的BUG。誰受益了？持有股票的富人、擁有海外資產的大財閥、以及華爾街的外國資本。誰買單了？手裡只有死工資的普通打工人、靠養老金過活的老人。因為日元貶值，進口的能源、糧食價格暴漲。普通人手裡的存款，雖然數字沒變，但實際購買力被"稀釋"了30%-50%。結果是什麼？日本的基尼係數，我讓AI做了一個統計表格。看'市場真實差距'，日本早已是貧富懸殊的重症患者（0.57），這反映了安倍經濟學只讓極少數人暴富，卻讓大多數人特別是老年人在市場上失去了賺錢能力。而我們看到的所謂'溫和的差距'（0.38），是日本政府靠瘋狂透支信用卡——巨額國債，通過養老金和醫療補貼硬生生'拉'回來的資料。現在的"安倍經濟學"，是用國民的錢包去換取漂亮的GDP和股價。野口悠紀雄之所以痛批這是讓日本"跌出發達國家"的毒藥，原因就在於此：按理說，當務之急應該是改革僵化的體制，擁抱數位化，給年輕人希望。但我們看到的卻是截然相反的景象：日本政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右轉"當一個執政黨無法再向國民承諾"明年會更有錢"時，為了維持統治合法性，它只剩下一張牌可打——製造"外部敵人"。經濟上的無能，往往是政治冒險的溫床。一個自信的發達國家，靠技術征服世界。而一個衰退的開發中國家，往往傾向於靠展示肌肉來掩飾虛弱。可是歷史無數次證明：你可以用刺刀暫時支撐起一個搖搖欲墜的寶座，但你永遠無法坐在刺刀上，去復興一個繁榮的經濟。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通過貶低日本來獲得某種廉價的優越感。恰恰相反，我是懷著一種極度清醒，甚至戰戰兢兢的心態寫下這些文字的。日本是我們最好的鏡子。它曾經走過的彎路，它正在經歷的陣痛——老齡化的重壓、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匯率的陷阱、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天然的免疫力。嘲笑日本很容易，但讀懂日本很難。野口撕開了日本的面具，而我們需要做的，是藉著這道寒光，審視自己。 (小獅子的書房)

高市早苗現在面臨一個極為擰巴的政治困局——處理不好的話，她可能就不是“日本柴契爾”，而是“日本特拉斯”了。高市早苗的不當言行，搞得日本的經濟最近是一瀉千里。單就觀光行業來看，現在12月份乃至1月份的赴日訂單，基本上能退掉的都退掉了；再加上最近層層加碼的各種進口限制，對於日本不少行業從業者而言，這個年末假期顯然不太好過。不過，如果站在高市早苗的背景和選民基礎上分析，她的言行倒也不奇怪。事實上，高市早苗的背景，可以說“位元朗普還要川普”——她是日本“鐵鏽帶”的代表人物，也是日本經濟結構性問題的結果。高市早苗出身在奈良縣——奈良是日本的古都，不過經濟卻不怎麼樣，在日本全國這幾年甚至是吊車尾的水平，也是全日本唯一一個人均GDP連300萬日元都不到的都道府縣。與之相比，首都東京的人均GDP是800萬日元。如果我們去看日本的各縣人均GDP和收入（縣民所得），可以看到奈良的經濟一直持續在惡化。2011年的時候，東京的人均收入是521.9萬日元，奈良是255.5萬日元——東京是奈良的整整兩倍；到了2021年的時候，東京的人均收入是576.1萬日元，每年增長個1%左右，奈良結果還下跌到了254.9萬日元。至於人均GDP的對比就更加離譜——2023年的統計顯示，奈良縣敬陪末座，293.8萬日元；東京都高居榜首，810.5萬日元，差距已經達到了2.8倍。日本經濟常年存在“一極集中”的問題——人口和各種生產資料不斷彙集在首都東京，使得東京以外的城市（俗稱地方）的經濟持續惡化，和東京的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甚至在東京內部還要再集中——比如說東京的核心商務區港區，其GDP竟然佔到了東京全體的一半。同時，奈良身為古都，遍地佛寺，而且還不靠海的特殊性，也極大限制了其發展經濟的手腳。正如西安挖地鐵時不時會挖出文物一樣，奈良的城市建設和產業發展，也會受到古都身份的限制。因此，奈良縣的經濟實在乏善可陳——當地城規限制，酒店都建不起來，每年大家從大阪京都過來喂喂小鹿、看看佛寺，就又會回到大阪或者京都去了。這倒也不只是奈良的問題，京都（417萬日元）、大阪（460萬日元）也是半斤八兩好不到那裡去。由於關西地方歷史上是曾經和東京分庭抗禮的古都，因此普遍有著虎落平陽的心態。這和其它縣份還不一樣——其它縣份從來就沒闊過，反而這樣的心裡落差沒有那麼重。這種“祖上曾經闊過，現在落魄了”的地方，放在美國就是鐵鏽帶了。所以這一類地方，特別容易出鷹派政客，高喊“Make xxx Great Again”、“xxx Is Back Again”——大阪的橋下徹、吉村洋文、京都的前原誠司、再加奈良的高市早苗，本質上都是這種虎落平陽情緒在選票上的體現。這種思潮在日本甚至有一個專門的詞語——關西地方主義。日本政府倒也不是說沒想過振興地方。安倍政府上來以後就高喊觀光立國，積極挖中國和韓國的牆腳。之前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大幅度降低單次簽證的申請門檻（憑上海戶口的身份證和護照即可直接下籤），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中韓遊客的確“拯救”了日本不少中小城市——隨著中國和韓國的經濟發展，中韓不少地方的人均GDP（例如上海或者首爾），其實比日本這些地方的GDP要高。例如，香港5.4萬美元，換算成日元將近850萬日元，超過了東京；上海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3.0萬美元，換算成日元也已經有480萬日元，超過了除了東京、愛知以外的大部分縣份。因此，到這些地方旅遊，在經濟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入境旅遊業是一個高度外向的行業。雖然我們說日本的經濟本身是高度外向型經濟，但是旅遊業的外向和製造業的外向還是有很大的不同。製造業的外向，啞巴英語足矣——做過外貿的老師都知道，和老外採購商打交道，對面的英語往往也是三腳貓水平，大家互相發發郵件、打打電話、比劃比劃，最後總歸能談成生意。這是因為買賣雙方往往在同一行業，知識背景相似，理解起來還是很快的。所以，那怕是聽起來頗為令人莞爾的“Engrish”，也能做起很大的全球企業。但是，靠著三腳貓英語做觀光業這樣的服務業，那要出大事。服務業的客戶很多是普通民眾，要是語言講不利索，別說做大了，很多時候根本做不起來生意。比如中國國內入境旅遊做得好的張家界，當地為了做韓國遊客的生意，朝鮮語標語隨處可見，大家也或多或少能說上幾句；日本現在稍微高級一點的酒店、樂園、景點、餐廳，為了做中國人和韓國人的生意，也會配有會講漢語、朝鮮語等的服務人員；同時，當地也會有中國、韓國移民“同胞服務同胞”，做起如“白牌車”這樣一肩挑起司機和導遊服務的生意。這就導致了結構性的就業偏差：一方面，資方為了服務外國客戶，天天抱怨會外語的人才不夠多；另一方面，由於漢語、朝鮮語學習有難度，不諳漢語、朝鮮語的普通民眾，是沒法找到此類服務業工作，無法享受到觀光立國的紅利的。同時，遊客作為出口經濟的一部分增加了對當地商品的需求，必然會引致當地通貨膨脹。日本現在最典型的問題，就是民宿問題和白牌車問題。民宿這些由中國投資者購入土地興建，由經營管理簽證移民到日本的中國人管理，面向中國遊客租出的簡易住宿設施，正在提高觀光目的地的土地和房產的價格；白牌車這些由中國移民駕駛，服務中國遊客交通需求的非營運車輛，也在提高日本的車輛售價。這種“中國人在日本服務中國人”的離岸經濟，普通日本人根本無從參與，也沒有能夠參與到其中的技能和機會，門兒都摸不著。同時，遊客在當地的需求，也會提高當地食品、景點、甚至交通的價格。對於奈良這樣收入低、景點多的地方，這種通貨膨脹對於沒有“上車”，沒有享受到觀光立國的福利的普通民眾而言，明顯地影響到了日常生活。因此，日本很多地方的普通民眾在指桑罵槐，藉著遊客的一些不文明行為大喊反對過度旅遊，要求對中國施加各種限制。這本質上和MAGA之類的反移民主義沒有區別——都是由於本國民眾沒有享受到紅利而產生的排外主義思潮。如果留意日本這幾年的政壇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地方主義和極右的崛起。剛剛說的大阪維新會（吉村洋文、前原誠司）是地方優先主義的代表（其核心政綱是讓日本把大阪設立為副首都），而參政黨（神谷宗幣）是排外主義的代表。自由民主黨和傳統上的中間派公明黨由於政治獻金問題決裂以後，為了維持政權，是勢必要向這兩者靠攏的——而最終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形成的“自維聯立政權”，也極大助長了關西地方主義的志氣。我們具體到高市她本人來講。對於高市而言，安倍立下的觀光立國政策，已經在奈良等“鐵鏽帶”地區積累了足夠的怨氣，出身於奈良的高市，實在不敢說進一步擴大觀光立國政策，這會直接摧毀她的政治基礎，讓她連議員都選不上；但是選上議員以後，要想獲得自民黨議員的支援當首相，就必須考慮那些來自“受益於觀光立國的地方”的議員，以及經團聯等經濟界組織的意見。因此，高市現在面臨一個極為擰巴的政治困局——處理不好的話，她可能就不是“日本柴契爾”，而是“日本特拉斯”了。因此，中方是完全可以持續施壓的——在日本業界的怒火下，高市早苗“要麼道歉、要麼下台”幾乎已經是定局了。 (FT中文網)

世界銀行曾警惕全球經濟“日本化”，所以日本經濟未來走勢不僅關於日本自身，對全球經濟都有啟發意義。而對中國尤其如此，因為日本是東亞發展“雁陣模式”的頭雁，且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日本的經濟軌跡，包括經濟奇蹟及之後的回落，人口結構轉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等，與中國有很高的相似度，所以日本是中國經濟參考的“樣板”。《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一書是微觀視角的前瞻性之作。作者基於二十多年的深度觀察和一手採訪資料，既有對企業具體案例的細緻剖析，展現企業在經濟變革中的困境與突破，又有對整體經濟形勢的宏觀把握與分析。本書提供兼具批判性與建設性的分析，為理解日本經濟未來走向提供關鍵洞見。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知名日本經濟研究專家、資深財經評論家，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前高級研究員*文章摘自《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一書，作者為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一代人的機遇就像每一次基因突變一樣，每一家新企業都是一次新的嘗試。大多數企業都會以失敗告終，大約一半的企業甚至只能存活四年的時間。就像罕見的有益突變使微生物進化為哺乳動物，經濟的進化也是由少數生機勃勃的企業推動的。從1895年至1930年，美國誕生了1 300家汽車企業，數量驚人，有的使用汽油作為動力，有的使用木材，有的使用蒸汽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的甚至使用了電池。至20世紀30年代，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只剩下三家。總之，99.8%的嘗試都失敗了。然而，汽車本身不僅存活了下來，而且重塑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見證了這種演進模式，最近電腦和網際網路的興起也同樣如此。正是這種勇於嘗試的精神推動日本在二戰之後實現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在短短27年的時間裡（1946—1973年），日本從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貧困國家轉變為一個工業強國。這一速度超過了之前的任何國家，也超過了之後除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這一高速增長時代如此奇妙，25歲的農村釀酒師之子盛田昭夫（Akio Morita）可以創辦一家小微企業，並親眼看著它成長為索尼這樣的大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鐵匠之子本田宗一郎（Soichiro Honda）未受過良好教育，卻能創辦一家生產摩托車的企業，並將其打造成能夠與豐田和日產相抗衡的汽車巨頭。實際上，在1989年日本股票市場上市的1700家非金融企業中，有一半是二戰以後建立的（Whittaker，1997，第32頁）。失敗太少，則成功寥寥與所有的經濟熱潮一樣，失敗者在數量上遠遠多於成功者。幸運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不僅允許成功者乘勢而上，還能保障那些由於競爭失敗而失去生計的人能夠重新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甚至建立另一家企業。每個人都能分享發展的成果，這得益於1953—1973年年均增速高達9%的持續增長、充分就業、平等分配，以及那些擁有更多才幹而不是金錢的人能夠實現社會流動。經濟進步與個人保障相輔相成，這是日本成功的關鍵所在。由於大多數初創企業會失敗，除非一個國家能為失敗者提供一定的保障，否則就不會有多少人勇於嘗試。失敗太少，則成功寥寥。如果年輕企業能夠應用新思維和新技術，那麼很多曾經輝煌一時的老牌企業就會黯然失色，因為它們無法拋棄曾造就其成功但目前已經過時的體系。索尼就是一個典型而又可悲的例子，它曾經試圖生產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電子閱讀器，但是都以失敗告終。即使老牌企業能夠調整發展方向，也往往只是迫於新進入者的壓力。正是由於特斯拉的迅速崛起，福特、大眾和其他巨頭才紛紛涉足電動汽車領域。不幸的是，大多數日本汽車製造商，尤其是豐田，仍在抵制向電動汽車轉型。正如自然界中新物種取代舊物種一樣，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也需要領先企業的定期更替。這就是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這一著名概念。如果說自然選擇推動了生物的進化，那麼，推動生活水平提高的就是“經濟選擇”，即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的進步。這種經濟選擇曾是日本高增長時代的標誌。新企業的“出生率”，即新企業佔現有企業總數的比例，高達12%，而“死亡率”則為5%（MITI，2018a，第492頁）。如果公眾支援創造性破壞，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就必須確保企業生死存亡引發的動盪不會使個人遭遇滅頂之災。當前美國和歐洲民粹主義抬頭的原因，就是沒有吸取這一教訓（Broz et al.，2021；Anelli et al.，2019）。不幸的是，對於如何保護那些受創造性破壞傷害的人這一關鍵問題，日本給出了錯誤的答案。為了應對兩次石油價格衝擊之後經濟增速突然減半的困境，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發生轉變。該國領導人以社會穩定的名義放慢了創造性破壞的速度。私人部門提供的安全網曾使經濟選擇不至於引發政治動盪，但是現在已非如此。長期執政的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也拒絕建立一個明確由政府出資的大型安全網。他們把維持工人在當前企業的現有工作作為首要保障。這導致選民向政客施壓，那怕是瀕臨倒閉的企業，也要政府施以援手。政府甚至提供工資補貼以使企業維持冗員，這使得新挑戰者更難取代在位者，那怕後者效率更低。在所有富裕國家中，只有日本的新企業發現最大的困難在於從外部籌集發展所需的資金。結果，企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急劇下降，目前在27個富裕國家中位居後列。在一個典型的富裕國家，每年高達一半的生產率增長，即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僅來自效率更高的新企業的誕生，也來自生產率更低的老企業的退出。然而，在日本，企業更替只貢獻了大約10%的生產率增長（Acs et al.，2008；Decker et al.，2014，第12頁）。難怪日本GDP的總體增長率如此之低。人們常常忽視的一點在於，企業出生率之所以如此之低，正是因為企業死亡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新企業無法獲得必要的勞動力、資金甚至不動產，因為這些都被老企業佔用了。這就是企業死亡率最低的國家，其企業出生率也最低的原因。在數字時代重拾“創造性破壞”日本在政治上崇尚穩定，並謊稱這根源於日本古老的價值觀，這為商界反對競爭的行為提供了合理的理由。高增長時代最成功的企業在政界盟友的支援下，通過設定障礙打擊後起之秀，並鞏固自己的主導地位。結果，在日本排名前26位的電子硬體企業中，只有一家是在1959年以後誕生的。相比之下，在美國排名前26位的電子產品製造商中，有三分之二是1965年以後成立的，有一半到1991年還沒有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日本的問題在於，它的企業巨頭與其他經濟體中有著幾十年歷史的企業一樣，發現很難改弦易轍。日本的龍頭企業誕生於模擬時代，當時引領創新潮流的是資本密集型和縱向一體化的大型企業，它們試圖在企業內部完成每項工作。如今，我們生活在數字時代，新的技術體制需要新的企業架構。創新的前沿越來越多地由更具企業家精神的小企業引領。此外，很多創新通過新企業與巨頭之間的合作，形成了暢銷市場的商品。輝瑞公司名下的新冠疫苗是由一家總部位於德國的初創企業拜恩泰科（BioNTech）發明的，來自土耳其的移民創立了這家企業。這是數字時代商業機構所謂開放式創新的一個典型例子，亨利·切斯布羅教授曾經分析並倡導過這種企業間合作的形式（Henry Chesbrough et al.，2006a）。誠然，日本在數位技術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是，就從這類投資中所獲的收益而言，日本在63個經濟體中令人沮喪地敬陪末座（IMD，2022，第103頁）。儘管從2008年至2021年全球電子產品銷售額激增40%，但日本前十大電子硬體製造商的全球銷售額均出現了下滑，而日本電子企業的總銷售額則驟降了大約30%（JEITA，2020，第2頁）。背棄創造性破壞是日本經濟增長乏善可陳的根源所在。日本經濟在高增長時期年均增長率接近9%，在步入成熟階段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年均增長約4%，而在過去30年中，儘管一位又一位的日本首相承諾要實現2%的增長，但是增長速度放緩至僅有0.7%的水平。為了恢復增長，商界必須再次為新的挑戰者提供安全的環境。這並不要求日本將新自由主義等外國模式嫁接到自己身上，它只需要重拾自己曾經擅長的那些做法。《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作者】理查德·卡茨【內容簡介】本書深入剖析了決定日本經濟走向的核心衝突：充滿活力的新興創業企業(瞪羚企業)與根基深厚的傳統企業巨頭(大象企業)之間的博弈。二戰後，以大型企業集團為主導的發展模式締造了日本經濟奇蹟。然而，面對數位化浪潮加速、人口老齡化加劇以及國際競爭格局劇變，這一模式的僵化與創新乏力日益凸顯。與此同時，由風險資本支援的初創企業憑藉敏捷創新與顛覆性技術悄然興起，挑戰日本舊有的秩序。本書聚焦這一關鍵轉型期，既分析創業企業在金融科技、人工智慧、生物科技等領域打破壟斷、注入活力的探索，也解析傳統企業巨頭依託資源優勢與市場勢力，推進組織變革和數位化轉型的艱難實踐。這場角力不僅關乎企業成敗，更將重塑日本經濟結構、創新能力與全球競爭力。書中探討政策、文化、資本如何影響瞪羚企業與大象企業之間的競爭，並指出日本經濟的未來取決於新興力量引領變革，並帶動傳統巨頭涅槃重生。與傳統上從宏觀視角解析日本經濟發展和失去的數十年的著作不同，本書從微觀視角為理解日本經濟以往困境的成因與未來發展趨勢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IPP評論)

編按：本月以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系列爭議舉動引發廣泛關注與擔憂。她先是聲稱“台灣有事”或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又流露出將修改“無核三原則”中“不引進核武器”條款等企圖，嚴重破壞中日關係政治基礎，更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高市的表態正對東亞和平穩定和戰後國際秩序構成深刻挑戰，也使得日本國內各界嘩然。近日，日本股價持續下跌，反映出市場對中日關係惡化的憂慮。對此，日本經濟學家、Terra Nexus CEO田代秀敏接受專訪時指出，高市早苗內閣近期的一系列舉動給中日關係帶來重大影響，或將給日本經濟帶來根本性打擊，而與中國建構長期穩定政治關係才是日本的正確選擇。全文整理如下。作為長期觀察日中經濟與產業的人，我必須指出，高市內閣對中國和中日關係的認知，與現實嚴重脫節。如果無法樹立正確認知，謀求與中國的長期穩定友好關係，將給日本帶來災難性後果。2023年11月14日，在日本橫濱拍攝的進出口汽車集散場地。新華社記者張笑宇攝01. 高市言論破壞日中關係，引發日本企業界恐慌中國市場對日本究竟意味著什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問題已經過時。現在，兩國企業早已不是誰上誰下的垂直關係，而是「水平分工」關係。日本和中國的企業各自製造自己擅長的零件，然後組裝起來，形成產品。中國企業的產品包含日本企業生產的零件，反之，日本的產品中也包含只有中國企業才能製造的零件。對日本來說，中國早已成為「無法脫鉤」的存在。但是，雙方對彼此的需要並不是對等的。中國的經濟體量已是日本的近5倍。如果日中貿易、投資往來完全中斷，中國固然會遭遇困擾，但對日本而言，就不僅是損失層面的問題了。毫不誇張地說，這對日本來說事關「生死」。首當其衝的是影視業。除了眾所周知的近期日本電影暫緩在華上映外，電視劇業亦可能受到衝擊。如今日本的電視台在製作高成本連續劇時，都將在中國市場銷售作為獲取利潤的前提，就連富士電視台等偏右保守媒體也不例外。如果電視劇的對華出口也受到影響，損失將是巨大的。同樣恐慌的還有旅遊業。中國遊客是日本旅遊業最大客源（佔外國遊客總數的20%—25%），也是消費力很強的族群。中國遊客銳減，日本的百貨等零售業也將蒙受巨大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旅遊和零售業是日本重要的“就業蓄水池”，特別是在人口過疏化的地方，非常依賴旅遊業帶來的經濟利益和就業機會。如果失去中國遊客，日本部分地區經濟將遭到沉重打擊。5月15日，在日本東京，遊客在惠比壽站附近的一棟高層欣賞城市景觀。新華社記者賈浩成攝更深層次的風險在於供應鏈。幾乎所有日本產業的供應鏈都與中國關聯。如果供應鏈受到影響，日本企業將陷入無以為繼的窘境。02. 再不回頭，恐使日本經濟“全盤崩潰”2012年，日本「購島」事件導致日中關係惡化，日本的機械、汽車產業受到重創，兩國雙邊貿易直到2017年才顯露回暖跡象。若這次事態發展同樣嚴峻、持久，對日本的衝擊將遠超13年前，甚至可能動搖日本經濟根基。這絕非危言聳聽。首先，日中產業融合深度今非昔比。2012年時，大多數中國企業仍處於為日本供應零件的階段。但短短十餘年，中國企業極速成長，如前文所述，日中之間已形成「水平分工」，許多日本企業生產零件的最大買家是中國。倘若失去這個大買家，日本不少工廠或將被迫停工。7月3日，在日本橫濱一處港口拍攝的待售車輛。新華社記者賈浩成攝這種融合從金融市場的變化中亦可見一斑。過去，日本股市中有「中國關聯股票」這一分類，匯集了與中國貿易關係密切的上市企業。而今，多數上市企業都與中國存在業務關聯，這一分類也失去了意義。其次，中國自身技術實力今非昔比。2012年，日本業界仍能抱持「中國離不開日本關鍵零件」的希望，但如今，我們從中國企業的晶片研發案例中就能發現，如果買不到，中國完全有可能自己造。輝達CEO黃仁勳力促恢復對華晶片銷售，核心考量之一就在於擔憂美國限制措施反而加速了中國AI晶片自給處理程序，導致輝達錯失中國市場。日本企業亦然：一旦日中經貿“脫鉤”，中國企業將全面推進自主製造，那麼日本企業就有可能永遠失去這個“大買家”。第三，日本面臨的內外環境今非昔比。2012年，日本尚可指望美國市場消化自己的零件，但如今，美國本土製造業已大幅衰退。以iPhone為例，目前唯一在美國生產的零件只有康寧公司的玻璃螢幕和外殼，而這也只是為了「應付」川普。日本已無法如過去那樣向美國大規模出口零件。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正面臨物價高漲、日元持續貶值和經濟成長乏力的困境，第三季又在美國關稅政策衝擊下再現GDP負增長。在此情況下，若日本不能與中國保持穩定的經濟聯絡，或將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03. 日本需要長期穩定的日中友好關係在我看來，高市政權恐怕還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的「舊夢」裡，那時，日本經濟還擁有「壓倒性優勢」。他們沒有真正理解，如今日中產業已處於“水平分工”的“對等立場”，而且日本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更高。放眼亞洲，中國的影響力也早已超過日本人固有認知。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近期發布的「東南亞影響力指數」顯示，中國是東南亞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夥伴，美國以微弱差距位列第二，而日本僅居第三。高市內閣應該認識到，對日本而言，日中關係遠比日美經濟關係重要。所謂的盟友美國以降低單方面徵收的「對等關稅」為條件，迫使日本為美國政府指定的美國國內領域投資5500億美元，其中90%的收益將歸美方所有——這已完全背離正常的經貿合作。而中國不會這樣做。2024年3月19日，在日本東京拍攝的日本銀行總部。新華社記者張笑宇攝因此，為了日本自身的發展，也為了東亞的繁榮，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與中國建立長期穩定的政治關係。11月17日，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會長筒井義信在與高市早苗會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經濟交流的前提是政治關係穩定」。高市內閣亟需正確認識中國與日中關係。 （聚焦中國China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