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球科技圈都在刷屏一件事！ 中國研發總投入已經超越美國，登頂全球第一！ 消息最早是日本公佈的，我給你們看看具體的情報： 北京時間2026年8月8日，《日本經濟新聞》甩出一條讓全球科技圈炸鍋的消息——引用日本文部科學省7日發佈的《2026年科技指標》，2024年中國企業與高校研發總投入達97.1萬億日元（約4.15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1%；

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男（中央）出席金融政策會議（7月31日，日本央行總部） 此前，日本央行已在6月上一次會議上實施加息，目前將觀察其對經濟和物價的影響…… 日本銀行（央行）7月31日舉行金融政策會議，決定維持作為政策利率指標的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目標在1.0%不變。由於擔憂中東局勢緊張和原油價格上漲可能推動日本物價進一步上漲，且日本央行已在6月上一次會議上實施加息，目前將觀察其對經濟和物價的影響。 維持政策利率不變的決定，由日本央行9名政策委員中的多數贊成票通過。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男將在31日下午舉行記者會，對此次的政策決定進行說明。

中村直文：近年來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持續下降，以18歲時的平均身高來看，日本早已被中國和韓國超過。不僅是身材，日本人的社交範圍和住宅面積也在縮水…… 帶閣樓的3個榻榻米大小的房間（左）、縱深約1米的立飲式酒館。部分圖像經過加工。 中村直文：洛杉磯道奇隊的大谷翔平身高超過190釐米，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中也有出色表現。再看看那些不輸給世界對手的日本排球選手等，讓人感覺日本人的體格似乎正一年比一年高大。 然而，與日本運動員在國際賽場上的出色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實際上已陷入停滯。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資料，近年來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持續下降，20至30歲的年輕男性平均身高也僅略高於170釐米，長期徘徊不前。以18歲時的平均身高來看，日本早已被中國和韓國超過。

2026年6月1日，軟銀集團市值超過豐田汽車——日本企業市值第一的位置，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易主。 兩天后，日經225指數收於68402.13點，再創歷史新高。此時，日本市值前三名是：軟銀、豐田、鎧俠。一個是押注OpenAI、Arm和AI基礎設施的軟銀，一個是被AI資料中心需求推到風口的NAND巨頭鎧俠。 日本股市的旗幟，正在從汽車時代，切向AI資本開支時代——這不是孤立事件。 過去一年，多家投行都在反覆提到一個判斷：日本可能正在經歷一場“經濟結構的大升級”。巴菲特的波克夏從2020年開始買入日本五大商社——伊藤忠、丸紅、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住友商事，並持續加倉，如今對五家公司持股均已超過10%。這筆交易表面上買的是低估值、高分紅、強現金流，背後押的其實是日本企業治理、資本回報和通膨環境的系統性變化。

荷姆茲海峽遲遲不開，日本扛不住了。據央視新聞，受中東局勢影響，日本國內對能源穩定供應的擔憂加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月10日表示，將在5月上旬以後，追加釋放約相當於20天用量的國家石油儲備。隨著伊朗戰爭持續，日本經濟已經遭受嚴重衝擊，3月份消費者信心惡化程度創下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之最。此前報導日本經濟產業省的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底，日本國內石油儲備總量相當於其254天的用量。由於荷姆茲海峽通行受阻，日本政府從3月16日起總共釋放了約8000萬桶石油儲備，相當於日本45天的石油用量。這也是日本自1978年建立國家石油儲備制度以來釋放量最多的一次。日本或將於6月面臨“石腦油危機”不過，這次釋放並未緩解相關行業對石油供應不足的焦慮。一些行業團體呼籲日本政府追加投放石油儲備，其中醫療行業更敦促確保“石腦油”供應。“石腦油”由原油加工獲得，是醫用手套、注射器以及透析用品等醫療用品的關鍵原料。業內人士指出，如果當前狀況持續，日本將於6月面臨“石腦油危機”，危及大批患者健康。日本正尋求替代路線從海外運輸原油據悉，日本政府正尋求從繞過荷姆茲海峽的替代路線運輸原油，並從中東以外地區採購原油，預計5月原油進口量能達到去年同期的約60%，缺口部分將通過釋放國家石油儲備的方式補充。這一計畫目前仍在討論中。日本3月原油進口量約為5200萬桶，降至201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3月到港原油大多在美以攻擊伊朗前已裝運出港，4月以後的進口量預計將進一步大幅下滑。日本消費者情緒快速惡化調查顯示，衡量日本消費者情緒的指數在3月份降至33.3，為近一年來的最低點，較2月份下降6.4點，創下自2020年4月以來的最大月度降幅。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消費者情緒正在減弱。”並下調了其經濟評估。在此前2月份的調查中，日本政府曾表示信心正在顯現改善跡象。 (金華晚報)

西條都夫：圍繞日本經濟，“貧富差距擴大”的敘事被反覆提及。但貧富差距真的在擴大嗎？實際上，日本的恩格爾係數自2005年左右開始緩慢上升，近年漲幅更是急劇擴大。食品價格上漲，不少人的生活受到擠壓……西條都夫：圍繞日本經濟，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貧富差距擴大”的敘事（Narrative）被反覆提及。在這種敘事下，由於非正式就業擴大以及過度的新自由主義，日本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昭和時代的“全民中產”社會已經成為過去。在此前的大選中，屬於左派的某政黨也提出了“向超級富豪徵稅”的口號，並主張這才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道路。但是，日本的貧富差距真的在擴大嗎？厚生勞動省2025年12月公佈的《收入再分配調查》呈現出來的日本經濟狀況與社會普遍觀念略有不同。該調查顯示，從2023年反映家庭收入分佈均等程度的基尼係數（取值範圍為0～1，越接近於0，差距越小，越接近1，差距越大）來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尼係數較上次調查有所上升，但再分配的基尼係數則基本持平，貧富差距既沒有擴大，也沒有縮小。從不同年齡層來看，老年群體的收入和資產差異較大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老年人的經濟狀況強烈反映長期職業經歷、人際關係以及運氣等個人因素，因此與年輕一代相比，老年一代內部的貧富差距必然更大（大竹文雄所著的《日本的不平等》）。因此，在老齡化不斷加劇的日本，出現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屬於自然趨勢，這被認為是推高初次分配基尼係數的主要原因。值得關注的是，從初次分配中扣除稅金和社會保險費，並加上社會保障福利（包括公共養老金和醫療等實物福利）後的再分配基尼係數基本持平。事實上，並非只有此次調查呈現出這種傾向，自1999年調查以來一直都是這樣的趨勢，再分配基尼係數僅在0.37～0.39的範圍內小幅上下波動。順便一提，日本人的意識也出人意料地缺乏變化。日本內閣府2024年夏季實施的《國民生活相關輿論調查》顯示，自認為屬於中產階層的國民達到89%，遠高於1.7%的上層和8.7%的下層。對於老齡化程度位居世界前列的日本，應該如何評價當前貧富差距停止擴大的情況？儘管存在諸多不足，但這或許證明稅收和社會保險等再分配機制目前仍在切實發揮作用。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竹中正治分析稱：“在過去10多年裡，勞動力短缺問題持續存在，在此期間失業率下降，最低工資提高，而且從非正式就業轉為正式就業的聘用情況增加。這也為抑制貧富差距擴大發揮了效果”。另外，他指出問題在於媒體只熱衷於追逐變化，卻對“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漠不關心的認知偏差。他嚴厲地指出：“媒體會大肆報導貧富差距擴大的新聞，卻對差距並未擴大這類反向資訊視而不見。這恐怕正在扭曲整個社會的認知”。不過，也不能只因為差距沒有擴大就一味樂觀。日本一橋大學特聘教授小鹽隆士在近期題為《收入差距與貧困的近年動向》的論文中指出，當前日本經濟正處於“大家一起變窮”的狀態。日本並沒有像美國那樣湧現出大量人工智慧（AI）新貴等超級富豪，上層階層與其他群體的差距沒有大幅拉開。儘管這一點看似不錯，但長期低增長的結果是收入分佈的重心向低端下移。再加上近期日元貶值導致進口物價、尤其是食品價格上漲，給家庭經濟帶來沉重壓力。當前日本亟待直面的社會經濟課題恐怕正是貧困風險。日本總務省2月公佈的2025年恩格爾係數凸顯了這一問題。恩格爾係數反映食品支出佔消費支出的比重，通常家庭或國家越貧困，係數越高，越富裕則係數越低。2025年，日本的兩人及以上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升至28.6%，接近44年前1981年的水平。該係數自2005年左右開始緩慢上升，近年漲幅更是急劇擴大。受日元貶值與氣候不佳導致歉收影響，維持生存必需的食品價格上漲，不少人的生活受到擠壓。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單親家庭。支援母子家庭等的NPO法人“單身媽媽論壇”理事長小森雅子表示：“母親獨自一邊撫養年幼孩子一邊工作，處境相當艱難。我們甚至聽到有人說，她們每頓飯的伙食費必須壓縮到100日元以內”。所謂就業冰河期一代的問題也一直遺留至今。雖然目前這一代人中仍有不少人有工作收入，問題尚未表面化，但他們對十幾年後必將到來的退休生活準備不足。如何支撐這一群體，亟需找到解決方案。如果錢能夠從天而降，隨意撒錢也未嘗不可，但現實並非如此。日本政府自身公佈的分析顯示，2020年春季為應對新冠疫情向全體國民發放的每人10萬日元的特別定額補貼中，最終轉化為實際消費的僅佔22%，其餘都被用於儲蓄。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牽頭討論含補貼式稅額抵扣等政策的“國民會議”已經啟動。會議需要重視的不應是“薄利多撒”式的普惠，而是精準投向真正需要的群體，提高“再分配效率”。為防止貧困代際傳遞、差距擴大與固化，維護社會健康發展，這正是日本當下值得聚焦的課題。 (日經GO)

日元購買力創新低《日本經濟新聞》網站日前報導，受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影響，反映日元綜合實力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創53年來新低，日元購買力持續下降。國際清算銀行最新資料顯示，今年1月，日元實際有效匯率指數降至67.73，為1973年日本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來最低水平。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是衡量一國貨幣綜合實際購買力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購買力持續走弱，反映出日本經濟長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日本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利率長期偏低，對日元實際有效匯率形成持續壓力。 (譯通社)

徐瑾：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保守政治特質，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日本，重歸世界輿論中心。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出人意料，日經股市當日大漲。這不僅暴露出外界對其支援度的低估，更暗示對她即將帶來的早苗經濟學變化或有誤判。國際社會可以不贊同高市早苗的政治觀點，也可以反對她的經濟主張，但不得不承認，對其政策動態必須給予重新審視。從經濟角度而言，早苗經濟學的出現是偶然還是豪賭？也許，與阿根廷的米萊經濟學、聯準會主席華許的政策主張類似，它暗示了保守主義在經濟學領域的趨勢抬頭。2026 年 2 月 8 日，日本選舉開票結果揭曉。這場歷時僅 16 天的閃電選舉，讓上任僅三個月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蛻變：從最初被認為執政根基脆弱，到一躍而起成為手握絕對立法權的強勢領導人。此次，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斬獲 316 席。這一數字具備特殊政治意義 —— 自民黨單獨席位突破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意味著其有能力推翻參議院的否決意見，在憲法規定範圍內推動爭議法案的立法。可以說，日本政壇進入了 “高市時刻”，這一結果突破了不少人的預判。此次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拿下的席次，突破了 2009 年民主黨獲 308 席以來的戰後單一政黨紀錄，成為二戰後日本單一政黨在眾議院獲得的最高席次。這是自民黨之得，也意味著在野黨之失。以往自民黨始終與公明黨聯合執政，形成經典的 “自公體制”，而此次自民黨單獨席位已達絕對多數。日媒評價，這標誌著 “自公體制” 的實際終結，日本邁入高市早苗主導的強勢執政時代。相較於昔日的安倍晉三，高市早苗不僅手握更穩固的立法權，民意基礎也更為堅實，這也讓日本政壇的保守化傾向愈發明顯。不僅東京金融街的從業者關注這一話題，海外經濟圈也在關注，核心問題直指：作為安倍經濟學的繼承者，高市早苗將把日本經濟帶向何方？答案其實早已暗藏在其政策主張中 —— 她提出的經濟政策被稱作 “早苗經濟學”(Sanaenomics)，也被外界視為安倍經濟學的 2.0 版本。高市早苗在政治上的保守化和進攻姿態自不待言，其經濟政策，同樣體現出鮮明的保守特質。早苗經濟學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加強版，實則比起安倍經濟學，它的施策更為進取。核心邏輯是通過激進且有針對性的手段，刺激日本長期低迷的內需。首先，以財政政策主導擴張，主張通過大規模財政投入，重點向高科技、國防產業等戰略性領域傾斜。其次，貨幣政策傾向寬鬆。當前日本已經走出通縮，甚至顯現通膨壓力，日本央行為此已有升息舉措，而高市則對此保持高度謹慎，主張維持寬鬆的貨幣環境，避免過快加息扼殺經濟復甦勢頭。最後，配套經濟政策試圖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薪資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明確反對過早加稅，在大選之前更是階段性取消食品消費稅，這一舉措也成為其選舉獲勝的一大助力。高市早苗的經濟主張，尤其是財政政策，遭遇不少非議。對內，日本掌握財權的財務省長期主張平衡預算，是政府中秉持財政穩健理念的強勢機構，對於擴張性財政政策始終態度審慎；對外，日本的國債規模一路高漲，繼續強調擴張性財政，引發外界對日本債務可持續性的深度擔憂，市場不乏對日本或將陷入債務深淵的預判。該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對應於高市的口號 “工作、工作、再工作”，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正是 “發展、發展、再發展”。一方面，從財政層面而言，其寬鬆並非無差別的廣泛 “撒錢”，而是有條件、有導向的寬鬆。高市早苗對財務省的財政健全化主張早有公開批判，認為過度強調財政健全化會束縛日本的發展步伐，其戰略扶持和補貼的行業也多聚焦於半導體、AI、量子計算等高科技領域。另一方面，對於外界的債務擔憂，她的應對策略其實中國人並不陌生，那就是讓問題在發展中解決，所有政策均圍繞經濟復甦核心展開。貨幣政策上明確反對過快加息，本質是為了避免抑制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意願。對比直接發錢的福利政策，早苗經濟學更偏向供給側改革，同時通過食品消費稅減免等舉措貼合工薪階層的切身利益。可以說，這些舉措也暗中契合了不少日本選民的集體認知 —— 這是日本最後一次爭奪大國地位的關鍵機會。無論對這場選舉的結果感到多麼意外，這一結果的本質，都是日本民眾對穩定與強勢領導的迫切渴望。這一切是否讓你想到川普的競選口號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重新偉大）？確實，兩人某種意義上都屬於保守主義陣營，其政策主張均貼合了本土民眾對國家發展的期待。站在安倍晉三的政策延長線上，高市早苗無疑擁有更好的起點，得益於日本經濟的階段性復甦，其經濟政策也有了更多揮灑空間。評判經濟政策，不能單純以 “寬鬆與否” 為唯一標準。在過去，日本深陷 “失去的 20 年” 甚至 “失去的 30 年” 時，單純的寬鬆政策收效甚微，彼時的日本經濟如同不願喝水的馬，再怎麼推動貨幣與財政寬鬆，也無法啟動內生增長動力。這正契合貨幣政策中的經典 “推繩子效應”（pushing on a string）—— 貨幣政策如同繩子，“能拉不能推”，收緊政策容易見到效果，但寬鬆政策在經濟低迷期卻往往乏力。但如今的日本經濟已今非昔比，正逐步走出漫長的衰退期，進入復甦通道，就業市場也同步回暖，此時的寬鬆政策才有可能真正發揮效用。經濟政策的價值，從來不在於政策本身的優劣，而在於政策與當下經濟體制、發展周期的匹配度。從外界批判最多的財政政策來看，2026 年的日本預算堪稱日本史上最具擴張性的預算草案，總預算首次突破 120 兆日元，達到 122.3 兆日元，較上一年增長 6.3%。對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而言，沒有比財政帳單更能反映核心導向的資訊，錢投向那裡，政策關注就在那裡，選民的支援也往往聚焦在那裡。審視日本的核心支出方向，便能清晰看到日本社會的現實壓力。一方面，社會保障因老齡化加劇成為最大支出項，達 39.1 兆日元；其次，日本的債務償還壓力隨利率升高而持續加大，利息支出大幅反彈，2026 年日本國債費（利息與本金償還）首度突破 30 兆日元；最後，高市將政策核心放在成長戰略行業，投入 18.3 兆日元，重點用於半導體、量子計算和 AI 產業的補貼與研發支援。如果扣除利息支出，再剔除通膨影響，日本基礎性財政支出實際增長率約為 3.8%。這一數字看似仍處於高位 —— 安倍晉三時期財政支出的實際增長率通常僅在 1%-2%，但關鍵差異在於資金的使用方向。若按照消費性支出（如養老金、基礎福利）和投資性支出（如 AI、數字基建、高端製造）劃分，此次投資性支出的增幅創下歷史新高。可見，其政策核心是試圖通過 “適度舉債” 換取未來的稅收增長，讓債務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而非單純的財政負擔。日本經濟的核心痛點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社會財富大量集聚在老年群體手中。在過去，因日本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老年選民在選舉中佔比居高不下，觸動福利尤其是老年人既得利益的政策基本等同於政治自殺，甚至有日本政界人士對筆者感嘆日本政壇存在 “銀髮獨裁” 的現象。無論是在野黨還是自民黨內，多數政客都不敢輕易觸碰福利體系的改革。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政壇的異類，恰恰體現在福利改革與財政支出的重構上。她推動將部分消費性支出從養老金等傳統領域，轉移到國家戰略產業的投資上；針對高資產老年群體，推行 “按負擔能力繳費” 的原則，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也緩和了年輕群體對福利分配失衡的不滿。早苗經濟學的實際效果尚未可知，日本剛好站在經濟復甦的周期節點上。企業盈利持續改善、薪資增長推動個人所得稅增加，讓日本的稅收預測連續創下新高，2025 年度稅收預測達 83.7 兆日元，實現了不計算利息開支的財政盈餘。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財政盈餘目標，並未將利息支出納入計算範圍。可見，早苗經濟學其實是希望打一個時間差：利用稅收大增的窗口期，將新增稅收更多投入國防和科技產業，實現 “發展優先” 的核心政策目標。也正因此，即便財政政策飽受 “揮霍” 的批評，日本政府仍宣稱將在 2026 年實現 28 年來的首次財政盈餘（黑字）。這一目標的底氣，主要來自稅收的持續增長，而稅收增長背後，是經濟實質性增長的推動。高市政府似乎認定，即便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繼續增加，經濟增長也能讓債務問題在發展中逐步解決，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甚至已呈現下降趨勢：得益於名義 GDP 的持續增長，按照 BIS 資料，日本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從 2022 年的 227% 回落，目前維持在 209% 左右。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在全球化的順風時代落幕、逆風時代來臨的當下，各國的經濟政策都愈發注重本土性與針對性，不再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 “萬靈藥”。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高市早苗的保守政治特質，其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這一趨勢並非日本獨有，而是呈現出全球特徵，高市早苗（日本）、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總統）、克里斯托弗•華許（聯準會主席）的政策主張，雖形式迥異，卻折射出同一底層邏輯。三人的主張雖路徑不同，但深層均指向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核心都是反對左翼民粹主義的無度擴張，只是因各國國情差異，選擇了不同的實施路徑。高市早苗代表國家保守主義，主張政府強力引導經濟，重點扶持核心戰略產業，支援財政與貨幣的適度擴張；米萊則是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選擇極限緊縮的休克療法，極度排斥通膨，甚至不惜以通縮換取經濟穩定，以此大幅度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華許代表聯準會的鷹派保守主義，主張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讓貨幣政策回歸中立，強調物價穩定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前提。可以說，早苗經濟學中的產業扶持思路，與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經濟學自然不同，倒是與國民經濟學之父弗裡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念暗通，李斯特堪稱保守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保守主義開創了大規模產業政策的先河。早苗經濟學背後的底層邏輯十分清晰：用溫和通膨配合名義 GDP 增長稀釋債務，用經濟實質性增長掩蓋財政擴張的短期影響。這一策略的實施，建立在日本經濟走出通縮的關鍵節點上 —— 在漫長的通縮期，財政擴張只會帶來更多的壞帳與產能閒置，而在經濟復甦期，適度的財政政策發力，能有效推動經濟增長，對民眾就業和企業經營而言都是利多，這正是順應市場經濟周期的理性選擇。從 1991 年經濟泡沫破裂至今，日本嘗試了零利率、量化寬鬆、負利率、財政刺激等諸多政策，始終未能真正走出衰退，而如今的日本，正處於經濟周期的關鍵轉折期。此時的政策選擇，不再是 “踩剎車”，而是 “踩油門”，用適度的擴張推動經濟徹底走出低迷，這一判斷存在現實合理性。當然，高市早苗的政策，也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豪賭。地緣政治的爭議暫且不論，單是經濟層面，就始終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長期超過 200%，2025 年約 230%，仍處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高位，若債務擴張失控，高市早苗或將成為日本經濟的罪人。但如果這場豪賭成功 —— 讓日本的名義 GDP 增長持續超過債務激增的速度，通過稅收增加實現包含利息支出的真正財政盈餘，推動日本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那麼高市早苗將被寫入日本歷史，成為帶領日本走出 “失去 30 年” 的關鍵領導人。而如果賭輸了，她個人即便日後賠上政治生命，在政策實施的窗口期也已獲得了政治收益。這其實正是現代政治的一大弊端：決策者不承擔自身錯誤的實質性代價，所以政客往往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會選擇豪賭，為了看似觸手可及的勝利鋌而走險。學者塔勒布將其稱之為圍繞 “非對稱風險（Skin in the Game）缺位” 的困境 —— 權力日漸與風險脫節，存在 “收益歸己、損失轉人” 的代理問題。經濟學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其自有運行規律，甚至比政治更為不確定。所有經濟政策都需要在未知中下注，而歷史只會記住最終結果；對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人們往往只會記住你最壞的決策，而忽略你所有正確的選擇。當然，這種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回歸，與上世紀 80 年代里根 - 撒切爾時期的保守主義截然不同。如今的保守主義更強調供給側的革命性重塑，尤其是 AI 技術驅動的產業升級；各國對財政紀律都有清晰的認知，反對無底線的債務擴張；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融合愈發緊密，各國不再單純強調全球化的自由貿易，而是追求安全邊界內的經濟繁榮。這些組合拳，本質上是回歸本地化，呼應了李斯特式的經濟理念 —— 以國家為核心，通過產業扶持、適度貿易保護等手段，實現民族經濟的崛起，而非亞當•斯密式的自由放任。這一趨勢也意味著，未來 10 年，全球經濟政策重心與學術風潮將迎來重大轉變：從過去強調公平分配的進步主義敘事，回歸到效率與秩序的保守敘事。當然，這一轉變並非簡單的歷史重複，AI 技術的迭代、地緣政治的重構、貧富差距的擴大等新議題，都將被融入這一新的時代變奏中。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