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朝日新聞報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月13日前往東京一家醫院，對她的手部狀況進行詳細檢查。來自總理辦公室的消息證實了她的就醫，期間她在醫院停留了大約3小時45分鐘。據透露，高市一直在與類風濕性關節炎作鬥爭，這是一種進行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會導致炎症和關節損傷。據報導，她的病情最近幾周惡化，導致右手兩個手指關節明顯畸形。2月1日，由於健康狀況惡化，高市被迫取消參加預定的早間政治辯論節目。迄今為止，首相高市早苗兌現了她“像馬一樣工作”的承諾，但執政黨和反對黨議員都表示擔心她的工作強度可能會損害她的健康。為了準備11月7日在一個有影響力的國會委員會的首次亮相，高市於凌晨3點剛過離開國會議員宿舍，進入首相官邸，進行工作。她花了大約三個半小時與秘書和其他工作人員一起準備下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該會議定於上午9點開始。預算委員會的程序涉及首相與朝野兩黨議員之間的一系列來回問答。儘管歷屆首相及其秘書通常一大早就開始準備，但凌晨3點開始的情況並不常見。此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也是由於出現了嚴重的健康問題，在2007年第一個任期時，因潰瘍性結腸炎辭職。後因健康問題，於2020年下台，直到遇刺。另有媒體報導，安倍曾將個人主治醫師換成日本著名腫瘤專家高石官均，讓外界懷疑可能是“安倍結腸炎癌變”。10月4日當選自民黨總裁時，高市告訴黨內議員：“我會讓每個人都工作。我會讓你們像馬一樣工作。”“我自己會放棄‘工作與生活平衡’這個詞，”她繼續說道。“我會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繼續工作。”在預算委員會的發言中，主要反對黨日本立憲民主黨的黑岩隆宏提出了擔憂，他說：“我想一些工作人員通宵達旦地起草工作。”當黑岩建議高市從宿舍搬到官邸時，她回答道：“等一系列事件平息下來之後（再搬進去）。現在，我不僅沒有時間收拾行李，而且還處於一種幾乎無法入睡的狀態。”高市說，她在宿舍收到草稿答案時遇到了困難，理由是傳真機出現了問題，“因為我自己不斷修改，我擔心給幫助我的秘書、安保人員和司機帶來不便，”她說。據悉，在高市第一次正式的國會辯論之前，她個人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修改政府各部委準備的回應。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高市在11月4日至6日舉行的國會全體會議提問的答覆草稿中的各處都用紅色墨水進行了更正。這位官員說：“她可能是那種除非親自檢查一切才能放心的人。”事實上，高市上任後立即指示官員研究放寬工作時間的規定。在國會辯論中，反對派議員表示，此類舉措可能會鼓勵過度工作，甚至鼓勵“過勞死”。而高市則表示，她不會容忍導致過勞死的加班，但她表示，政府應該根據人們工作的現實和放鬆管制的需要深化討論。在預算委員會會議上，自民黨的齊藤健表達了對首相健康的擔憂。“你說你會工作、工作、工作，”但說實話，我有點擔心，”他說。“請務必在可以的時候巧妙地放鬆。”高市微笑著點了點頭。 (APD環球觀瀾)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導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2月13日前往東京某醫院，對其手部狀況進行詳細檢查，引發各界關注。首相官邸消息人士證實了此次就診，稱高市在醫院停留約3小時45分鐘。高市早苗當天還前往另外一家牙科醫院就診並接受治療。據悉，高市早苗長期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這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會引發炎症並導致關節損傷。其病情在最近幾周惡化，導致右手兩根手指關節出現明顯變形。據外媒報導，高市在政黨總部向媒體發表講話時，曾被拍到手部有明顯包紮痕跡。當時她本人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承認，因自身類風濕關節炎的宿疾，導致手部腫脹，無法正常工作。2月1日，因健康狀況持續惡化，高市在最後一刻取消了原定參加日本放送協會（NHK）直播的政黨領導人辯論會，此舉當時引發了在野黨廣泛批評。自民黨政策研究委員會執行代理委員長田村憲久解釋稱，高市因競選活動中反覆握手和頻繁走動導致手臂勞損。自2月1日以來，高市早苗一直在公邸讓醫務官為其手部進行治療。 (APD環球觀瀾)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月13日前往了東京都內一家醫院，首相官邸相關人士透露，高市在就醫期間接受了對手部病情的檢查。據報導，高市早苗在醫院停留了約3小時45分鐘。高市早苗1月31日抵達首相官邸時查看右手情況 圖自日媒《每日新聞》稱，高市早苗手部患有的類風濕性關節炎近期病情惡化，她2月1日曾因此臨時缺席原定於當天早上播出的政治辯論節目。日本政府高官此前透露，高市早苗的手部病情加劇，“右手有兩根手指的關節變形”。 (大河報)

古希臘神話中，潘多拉撬開了宙斯的魔盒，貪婪、戰爭、虛妄的惡魔傾瀉人間，唯有希望被永遠封存在盒底。如今，在21世紀的東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以右翼政客的偏執與政治野心，成為新時代的“潘多拉”。她在2026年日本眾議院選舉的勝勢加持下，可能親手撬開日本塵封已久的“潘多拉魔盒”，將修憲、擴軍、篡史三大惡魔釋放出來。這些惡魔將撕碎戰後和平的封印，踐踏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法理底線，讓日本的右傾化狂飆成為實實在在的威脅，也讓國際社會直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嚴峻危機。其突破戰後秩序約束的每一步，都在將地區和平推向未知的危險邊緣。2025年11月21日，在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外，民眾手持標語參加抗議活動，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錯誤言論。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高市將釋放的第一隻惡魔，就是修改憲法，其目標直指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這道戰後和平封印。1947年生效的“和平憲法”第九條，以“永遠放棄戰爭權”“不保持正規軍隊”的鐵律將日本鎖進和平框架，也成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法理檔案構築的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內容之一，絕不能簡單將其視為日本的國內法。自踏入政壇起，高市便將撕碎這一條款作為終極目標。她在此次選舉中叫囂，要將自衛隊寫入憲法並定義為“實力組織”，赤裸裸地向選民呼籲“請讓我修改憲法”。然而，看似簡單的法律條款修改，實則卻是徹底否定“和平憲法”核心精神：一旦自衛隊獲得憲法層面“軍隊”地位，日本將從“專守防衛”徹底轉向軍事化，而國會三分之二席位，正是打開封印的鑰匙。這只惡魔的掙脫將直接踐踏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使戰後東亞和平格局失去重要的制度屏障。緊隨其後的是最為猙獰、最為殘暴的擴軍之魔。高市的修憲叫囂，不是孤立的口號，而是為日本軍事擴張的前奏。在高市及日本右翼策動下，日本擴軍化作一串串觸目驚心的數字與行動：2026財年日本防衛預算飆升至9.04兆日元，連續14年增長；研發射程超1000公里的進攻性導彈，組建“宇宙作戰集團”將軍事觸角伸向太空；鬆綁武器出口限制，在西南諸島密集部署導彈，打造針對周邊國家的“前沿威懾體系”。高市政權還公然試探修改“無核三原則”，踩踏紅線。這只惡魔的肆虐將讓日本“再軍事化”徹底脫離“自衛”本質，可能加劇亞太地區軍備競賽的風險。藏在“潘多拉魔盒”最深處、也最陰毒的，是歷史修正主義的虛妄之魔。這只惡魔消解著歷史真相，是修憲與擴軍的思想溫床。高市的右翼底色，從她踏入政壇的第一天便已昭然若揭：30多年前，她當眾質問時任首相村山富市“憑什麼承認日本侵略戰爭是錯誤的”；此後數十年，她成為參拜靖國神社的“常客”，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等罪行，甚至為美化希特勒的書籍作序，與新納粹勢力勾連。這只虛妄之魔的可怕，在於它試圖抹去歷史傷痕：當一個國家拒絕正視戰爭罪行，卻手握強大軍力，帶來的不僅是地區互信的崩塌，更是對人類正義與和平記憶的踐踏。高市用“國家正常化”謊言包裝，卻掩蓋不了其為軍國主義招魂搖幡的險惡用心。2025年11月21日，在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外，民眾參加抗議活動。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這三隻惡魔並非單獨肆虐，而是相互交織：歷史修正主義為修憲、擴軍提供思想支撐，修憲為擴軍賦予“合法”外衣，擴軍則讓“修正歷史”的危險成為現實。高市甚至將台海問題與“集體自衛權”掛鉤，宣稱“台灣有事是日本的存亡危機”，將中國內政作為其軍事擴張的藉口。當修憲、擴軍、篡史的惡魔撕碎和平封印，曾經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再次感受到現實威脅，戰後亞太和平正被一步步蠶食。潘多拉打開魔盒，源於無知與輕率；而高市撬開日本的“潘多拉魔盒”，卻是蓄謀已久、故意而為。她的激進，並非孤立的冒進，而是日本政壇數十年右傾化、右翼勢力死灰復燃的必然結果：安倍晉三時期的漸進式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為右翼勢力鋪路；美國為實現亞太戰略，長期縱容日本鬆綁軍事約束，為日本軍國主義復甦提供了外部溫床；日本國內親歷戰爭的一代人逝去，和平力量式微，軍工集團與右翼民粹相互裹挾。高市則抓住這一契機，以眾議院選舉為跳板，將個人政治野心凌駕於地區和平之上，讓日本徹底滑向了右傾化狂飆的深淵。神話中的“潘多拉魔盒”，終究留下了希望；而今日東亞的希望，則藏在國際社會的共同行動之中。中國始終堅定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與俄羅斯等國共同捍衛戰後國際秩序；日本國內有識之士抗議高市修憲擴軍行徑；亞洲乃至全球愛好和平的力量，都在發出警惕的聲音。這一道道希望的光芒，足以照亮黑暗。高市可以做一時的“潘多拉”，卻無法讓惡魔永遠肆虐。唯有國際社會共同警醒、共同行動，敦促以高市為代表的日本右翼正視歷史、摒棄執念，停下修憲擴軍的腳步，才能讓“和平憲法”重新成為日本的底線，不讓亞太和平的希望再次被封存在“潘多拉魔盒”的盒底。 (新華網)

▲高市早苗 圖/新華社在2026年2月8日舉行的日本眾議院選舉投票中，首相高市早苗所在的自民黨和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獲得了壓倒性勝利。僅自民黨就獲得316席，超過三分之二，加上維新會的36席，執政聯盟在眾議院將掌握絕對的政治能量，甚至有資格發起修憲動議。雖然2026年1月份突然解散眾議院的做法飽受非議，且被輿論評價為高市早苗押上政治前途的豪賭，但憑藉其自身在日本民間的高人氣和民粹化色彩濃重的政策願景，加上有效的選戰策略，以及對手的內亂，高市早苗豪賭成功。這也意味著，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高市早苗內閣的權力將更不受限。世界或許將看到一個姿態上更為民粹、右傾，甚至極端和好鬥的日本。高市早苗領銜的執政聯盟贏了這場選戰，但日本，卻迎來了一個很不穩定的未來。猝不及防的解散日本自1947年實施現行憲法以來，眾議院的中期解散早已成為政壇常態。事實上，在過往的50屆眾議院中，僅1976年是在議員任期屆滿後自然換屆，其餘均以中途解散的方式提前終結任期。即便如此，由於本屆眾議院屆期尚未過半，高市早苗此次解散眾議院的決定顯得十分罕見。儘管在2025年12月17日，高市早苗在臨時國會閉會後的記者會上稱，新年度預算等亟待處理的事項堆積如山，“根本沒時間考慮解散”眾議院。然而，2026年1月9日，據日本《讀賣新聞》率先援引政府人士的消息報導，高市早苗正在考慮在2月的上半月提前舉行國會選舉。2026年1月13日，高市早苗向自民黨幹部傳達了將在1月23日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的意向。1月19日，高市早苗正式表明，將在1月23日日本通常國會開幕當天解散眾議院，並於2月8日舉行眾議院選舉。這一重大決定的推進過程高度封閉，就連自民黨內的資深大佬、前首相、現任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也未被事前告知。麻生在事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坦言，在解散決定公佈之前，他“對此事一無所知”，並直言這一安排“過於突然，完全超出了預期”。據多家媒體引述黨內人士消息稱，此次解散眾議院的構想僅在高市早苗的核心幕僚圈中秘密醞釀。包括麻生太郎，以及主管選舉和黨務運作的自民黨幹事長鈴木俊一在內，多名黨內高層均未被納入事前協商範圍。直到正式宣佈前約一小時，部分內閣成員才接到緊急通知，被要求趕赴國會。▲2026年1月23日，日本眾議院議長額賀福志郎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宣讀解散詔書，日本眾議院正式解散。這也是日本眾議院60年來首次在國會例會開幕日解散 圖/新華社這種“閃電式解散”的操作方式，不僅引發在野黨的強烈質疑，也在自民黨內部造成明顯震盪。隨著解散決定迅速成真，麻生被指對僅在事後被動“報告”的做法極為不滿，認為自身顏面和黨內威信受到衝擊。鈴木俊一也私下向周圍人士抱怨“還能幹什麼啊”，反映出黨內高層的失落與無力。不過，作為扶植高市早苗擊敗小泉進次郎、讓她登上自民黨總裁之位的“造王者”，麻生太郎並未因此而放棄對高市早苗的支援。在眾議院正式宣佈解散並進入選戰階段後，麻生迅速轉向配合，並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政權支援率仍處高位時解散眾議院“是常識”——公開認可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的決定。與此同時，高市早苗決定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的舉動遭到日本其他政黨集中而猛烈的批評。在日本政治語境中，“通常國會”（也稱“常會”）被賦予明確的制度期待，即政府應在國會開始階段通過首相施政方針演說，系統說明施政方向，並提交年度預算案，接受國會及各委員會的持續性質詢和審議。尤其重要的是，通常國會的一項核心任務是在4月1日新財年開始前完成預算案的審議和通過。高市政府的此次解散決定，被認為不僅大幅拖延預算的審議處理程序，更是對國會正常運作的“制度性中斷”，赤裸裸地暴露出自民黨將本黨選舉利益凌駕於制度規範之上的政治取向。第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指出，政府宣稱解散是為應對物價上漲，但事實上卻會造成政治真空，“在邏輯和道義上都說不通。”日本公明黨黨首齊藤鐵夫指出：“最應該優先考慮的是應對物價高漲的措施，而不是在政局方面做些什麼。”國民民主黨黨首玉木雄一郎也批評稱，“在通常國會伊始解散眾議院，意味著執政黨違背承諾。”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大西廣也指出，高市早苗此舉有濫用解散權之嫌。就連自民黨內也有不同的聲音。一名自民黨高層質疑稱，“在預算通過前解散是不合理的”，屆時不得不編制臨時預算，可能對國民生活和地方政府造成影響。有賭的成分，但也不算豪賭要精準理解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的核心動機，就必須先釐清日本的選舉制度和首相誕生的邏輯。作為君主立憲制國家，日本實行議會制，國會由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兩院共同行使立法權，但眾議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首相的誕生、公共政策的演變，均與眾議院的席位格局密切相關。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採用“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並立制”，旨在兼顧地域代表性和政黨代表性。根據規定，每位選民在眾議院選舉中擁有兩張選票：一張是小選區票，用於選舉所在小選區的議員；另一張是比例代表票，用於選舉所在比例代表選區的政黨代表。具體來看，日本眾議院的465個議席中，289個來自小選舉區。日本全國被劃分為289個小選舉區，每個選區選舉產生1名議員。小選舉區的核心特點是“贏者通吃”，候選人只需獲得本選區的相對多數選票，即可當選議員。這種制度更注重候選人的個人影響力。剩餘的176個議席來自比例代表選區。日本全國被劃分為11個比例代表選區，每個選區根據人口規模分配一定數量的議席，最終根據各政黨獲得的票數比例分配議席。與單一選區制相比，比例代表制更注重政黨的整體支援率，比拚的是政黨的政策綱領和整體口碑。日本首相通過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根據日本憲法的規定，首相由國會從國會議員中選舉產生，通常由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或多數黨聯盟領袖擔任。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進行首相提名選舉，若兩院選舉結果一致，提名者即當選首相；若兩院選舉結果不一致，將召開兩院協商會議，若協商無果，則以眾議院的選舉結果為準。如果眾議院通過內閣不信任案，或信任案被否決，內閣必須總辭職，除非首相在十日內解散眾議院重新訴諸大選。這一規定意味著，控制眾議院多數席位，是高市早苗政權穩定的核心前提。▲2026年2月8日，民眾在日本東京一處投票站投票 圖/新華社由此不難發現，高市早苗之所以要冒著黨內分裂和輿論批評的風險倉促開啟這場選戰，其核心動機正是依靠內閣長期的高支援率，擺脫“朝小野大”的政治困局，鞏固自民黨與維新會聯合政權的執政基礎。在2026年1月28日的街頭演說中，高市早苗直接將國會結構指認為政策推動受阻的關鍵。她解釋稱，備受關注的減稅、積極財政、國防投資等政策遲遲無法推進，並非政策有誤或政府怠惰，而是因為“反對勢力”掌握了法務、預算及憲法審查等關鍵委員會的召委職位，導致執政黨法案“連審議的機會都沒有”。高市強調，目前執政聯盟距離眾議院穩定過半僅差少數席次，她將此次選舉定位為“奪回國會主導權”的關鍵一役，認為只要執政聯盟與友黨陣營取得過半席位，即可重整國會委員會結構，使政策推動真正成為可能。她表示，這是其從政三十餘年來，實現以往難以推進的改革的重要契機。如果回溯高市政權的誕生歷程，便更能理解這份焦慮的根源。事實上，她的上台本身便是一場“驚險的勝利”，而且從誕生之初就根基不穩。在2024年眾議院選舉和2025年參議院選舉中，受黑金醜聞影響，自民黨與公明黨的聯合政權連續失去過半席位，導致石破茂內閣引咎辭職。高市早苗雖當選自民黨總裁，卻隨即面臨公明黨退出聯合執政的困境。更嚴峻的是，立憲民主黨意圖在臨時國會首相指名選舉中整合在野力量，以實現政權更迭。為破解困局，高市早苗不得不推遲首相指名程序，緊急與日本維新會組建新聯盟，最終在2025年10月21日的眾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險勝。在2024年眾議院大選後，自民黨僅獲得191席，與維新會的席位合計僅229席，未達過半數，即便經過選後議員吸納和黨團整合，到解散眾議院前，自民黨與維新會執政聯盟的議席數也僅勉強達到232席，高市內閣隨時面臨在野黨的制衡和挑戰，甚至存在倒台的可能。與政黨根基不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市早苗個人的超高人氣。在眾議院解散前，約七成日本民眾對高市內閣表示支援。趁著民心可用，高市果斷解散議會，為其長期執政和政策推行掃清障礙，這與其說是豪賭，不如說是順勢而為。在2026年1月19日的記者會上，高市早苗也間接印證了這一動機。她強調稱：“為了實現主要政策，完成國家改革，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直面國民、針對是非堂堂正正地接受評判，是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和義務。” 這番表態看似冠冕堂皇，實則暗藏政治算計。自民黨總部去年秋季進行的內部民調顯示，若舉行眾議院選舉，自民黨的支援率和席位預期均處於優勢，一名閣僚曾私下透露：“聽說民調結果並不差，只要操作得當，議席增加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根據日本戰後議會運作的政治慣例，執政聯盟若取得約243席的“安定多數”，則不僅能夠穩定推進立法議程，更能確保在眾議院全部17個常任委員會中掌控過半數席位，並壟斷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職位，從而可以從委員會源頭高效推進立法。若取得261席的“絕對安定多數”，執政聯盟將在所有常任委員會中均佔據絕對多數席位，形成壓倒性優勢，使得在野黨幾乎無法在委員會層面進行有效阻撓。而如今，在獲得超過310席的“三分之二多數”後，執政聯盟已經可以憑藉眾議院內的力量，主動發起修改憲法的動議。▲2026年2月8日，日本東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由民主黨總部為贏得眾議院選舉的候選人貼上紅花標記 圖/視覺中國日本人不喜歡自民黨，但喜歡高市早苗從選前的輿論調查和政治態勢來看，高市早苗帶領執政聯盟獲得過半數席位、成功連任首相幾無懸念。她頗有信心地放話，如果執政聯盟無法獲得過半數席位，自己將立即辭去首相職務。相關媒體在2026年2月3日至5日進行的民調顯示，執政聯盟在總計465個議席中預計將獲得300席以上。自民黨在日本全國289個單一選區中，有接近一半處於優勢或有利狀態，特別是在山口、德島、熊本等保守派地盤，甚至出現全拿的態勢。高市早苗最終獲得比預想還要好的大勝，離不開其精準的選舉策略、對民生議題的炒作，以及反對黨的無能和分裂。首先，就選舉策略而言，高市將個人聲望與首相去留深度捆綁，有效激發了選民的投票熱情。高市早苗深知，選民對自己及內閣的支援率，遠高於對自民黨的支援率，這是此次大選自民黨必須抓住的核心優勢。2026年1月23日至25日的輿論調查顯示，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援率為67%，雖然較2025年12月的75%下降8個百分點，但仍處於高位。這是自2025年10月高市內閣成立以來支援率首次低於7成，但即便如此，其支援率仍遠超上屆石破茂內閣（2024年10月大選前支援率為51%）和更早的岸田文雄內閣（2021年10月大選前支援率為59%）。就個人形象而言，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政壇第一位女性平民首相，她刻意塑造出一種不同於傳統官僚的帶有娛樂感和行動力的公眾人物形象。無論是與李在明同台打架子鼓引發熱議，還是其隨身用品被媒體和支持者追捧到“早苗包”“早苗筆”迅速脫銷，都體現出一種近似偶像化的傳播效應。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可視化、可模仿的個人符號，強化了她與年輕選民之間的情感連接。配合其在政策和外交議題上展現出的強硬姿態，高市成功將“親民”與“強人”兩種通常相互矛盾的氣質結合在一起，從而在年輕選民中建立起一種既有親近感、又具領導權威的政治形象。部分年輕選民甚至根本不關心也不瞭解高市早苗的政見，單純只是想支援“自家姐姐”。正是基於這一現狀，高市早苗制定了“個人拉票”的核心策略，將此次大選定位為“選擇首相的選舉”。她在多個場合強調：“高市早苗是否繼續擔任首相，將由國民來決定。我將以自身作為首相的去留為賭注，直面國民的評判。”同時，高市早苗頻繁親赴小選區為候選人站台。這一策略被基層議員直接採納，例如麻生太郎在競選時便向選民強調：“選我就是選高市早苗，這場選舉是‘高市’與‘野田’之間的抉擇。”▲2026年1月27日，在日本東京秋葉原車站附近舉行的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的街頭演講活動中，民眾舉起抗議標語 圖/新華社這種“以個人為賭注”的表態，不僅激發了支持者的投票熱情，也將選民的注意力從自民黨的負面新聞（如“黑金”醜聞、派系鬥爭）有效轉移到自己的個人形象和政策主張上。對比來看，自民黨的政黨支援率（42%）遠低於高市內閣的支援率（67%）。對於許多選民而言，這需要“捏著鼻子”做出選擇——不過為了支援“自家姐姐”，他們還是從了。其次，在當下日本通貨膨脹加劇、物價上漲壓力較大的背景下，選民對民生政策的關注度遠超外交與安全政策，民生問題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關鍵因素。為此，高市早苗在競選綱領中重點突出民生議題，在各黨黨首的首次街頭演講中，高市早苗將46%的內容用於闡述如何緩解物價上漲，外交安保議題的佔比則大幅降至10%。就其具體政策主張而言，消費稅是日本的核心稅種之一，目前稅率為10%，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享受8%的優惠稅率。高市早苗提出將食品完全排除在消費稅之外，意味著食品將實現“零消費稅”，這將顯著降低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尤其受到低收入群體和家庭主婦的歡迎。然而，這一政策也面臨著諸多爭議，核心問題在於“財源如何保障”。日本目前面臨著巨額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壓力，2025年的財政赤字率超過6%，政府債務餘額佔GDP的比例超過260%，在發達國家中處於高位。拆了東牆後用什麼補，高市早苗沒有明確說明，僅舉例說：“可以考慮調整補助金及租稅特別措施，以及全面調整稅外收入等財政支出和收入。”同時她明確表示，不會依賴特例國債，試圖打消選民對財政惡化的擔憂。但不少經濟學家質疑，在不增加國債、不提高其他稅率的情況下，僅通過調整支出和收入，很難彌補消費稅減免帶來的財政缺口。最後，反對黨的分裂和無能也為高市早苗的贏局創造了有利條件。此次大選，在野黨陣營呈現出“多黨林立，各自為戰”的格局，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明確的政策主張，難以形成對執政聯盟的有效制衡。2026年1月22日，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宣佈合併，成立“中道改革聯合”。這一合併本來被外界寄予厚望，認為其有望整合中道與左翼力量，成為對抗自民黨與維新會聯合政權的核心力量。但從選前的輿論調查來看，中道改革聯合開局即遇冷。該聯盟由理念迥異的政黨勉強拼湊而成：偏向左翼、主張強化社會保障並反對修憲擴軍的立憲民主黨，與以創價學會為根基、政策傾向保守的公明黨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基本矛盾。兩黨合併後，未能形成統一的競選綱領，在消費稅改革、核能政策、外交政策等關鍵議題上存在分歧，導致選民對其缺乏信任。或許正是因此，中道改革聯合的共同代表野田佳彥在演講中過度集中於批評自民黨和高市早苗，反覆指責對方“濫用解散權”、“忽視民生”，卻未能提出清晰、有力的替代方案。這種“只破不立”的戰術，不僅讓選民感到失望，也印證了對手的諷刺——有自民黨幹部毫不客氣地稱該聯盟為“兩個‘窮光蛋’的組合”。除了中道改革聯合，其他在野黨也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合力。恰如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尖銳評論：“這些在野黨都是為了反自民黨而存在。”缺乏積極、統一的政治願景，是它們無法對執政黨構成實質挑戰的根本原因。權力格局的重塑一個更具主導性、更強勢的“高市時代”正在開啟。然而，高市早苗未來的執政之路，仍然面臨著權力集中與制衡、政策推進與民意反饋、外交安全與國內穩定等多重挑戰。首先，高市早苗仍將面臨日本政治體制深層的結構性制約，這集中體現為參議院的制衡。日本參議院的核心職能在於，對眾議院先行通過的法案進行再度審議和檢視，以防止立法草率，因而被譽為“良識之府”和“再考之府”。其議員任期為6年，且不實施解散制度。當執政聯盟控制眾議院但未掌握參議院過半數席位時，即形成“扭曲國會”的局面。此時，參議院的否決或策略性拖延，將成為政治僵局的主要來源。根據日本憲法，眾議院通過的法案若被參議院否決或擱置超過60天，眾議院可以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絕對多數進行“再表決”，並使其最終成立。這意味著，即便高市早苗在眾議院取得三分之二多數，其重大法案的通過仍將依賴在參議院的政治博弈能力。其次，高市早苗成功連任，其國內執政重點將集中在經濟復甦、民生保障與國家安全三個方面，但這些政策的推進都將面臨著超巨額財政赤字的挑戰。日本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經濟復甦乏力，物價上漲、日元貶值、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等問題突出。高市政權表示將繼承“安倍經濟學”，繼續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促進經濟的穩定復甦。在民生保障方面，消費稅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等將是核心議題。高市將試圖通過這些政策鞏固自己的支援基礎，緩解選民的不滿情緒。▲2025年10月28日，在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美國海軍基地，美國總統川普（右）在“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上發表講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左）在旁邊做出手勢 圖/視覺中國在國家安全方面，高市將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增加國防預算。然而，日本高達約23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10月資料）的政府債務佔GDP比率，顯然限制了高市早苗的政策空間。在經濟復甦方面，日本的財政狀況嚴峻，寬鬆的財政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加劇財政赤字和債務壓力。物價上漲的壓力短期內難以緩解，若消費稅改革無法順利落地，可能會進一步影響民眾的生活質量，導致其被民意反噬。在民生保障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需要大量的財政資金支援，而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政策落地的難度較大。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此次眾議院選舉看上去是自民黨的大勝，但也是日本政壇深層矛盾的集中爆發。自民黨長期獨大帶來的腐敗問題、派系鬥爭、政策僵化等，讓選民的不滿情緒日益積累。而在野黨的分裂和無能，讓日本的民主制衡機制難以有效發揮作用。這使得自民黨在多數時期呈現出“唯一可執政黨”的態勢，即便在短暫下野之後，也能憑藉在野陣營的乏力和自身的調整迅速重掌政權。更危險的是，右翼勢力的崛起已深刻重塑了日本的政治生態，使其走向充滿了長期不確定性。高市早苗個人的崛起，本質上是這一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體現。即便未來她退出政治舞台，日本也很難輕易實現轉向。整個社會的思潮和主流政治議程，已在相當程度上被穩固地“右傾化”。參政黨的迅速崛起，正是這一結構性轉變的集中體現。獨立政治分析家有馬晴海指出：“民粹主義者的訴求，在收入增長遲緩或對外國人增多感到不安的年輕選民中獲得了廣泛共鳴。”這也反映在代際政治傾向的分化上：老年人多支援中道改革聯盟，而年輕選民則更多倒向右翼政黨。這些問題並非一場大選能夠解決，而需要日本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深刻反思。 (南方人物周刊)

站在議員名單前，把一朵朵紅花貼在當選議員的名字下方，已經成為每次大選後日本政壇的慣例。如今，在2月8日經歷了36年來第一次冬季眾議院選舉的高市早苗，這次要貼上316個名字。在眾議院465個席位中，執政的自民黨單獨拿到了316個席位，打破了1986年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領導眾議院選舉拿到304席的紀錄。眾議院三分之二的席位被自民黨搜掠，也意味著自民黨可以拿到多個立法委員會的席位，過審具有爭議性的法案時，至少在2028年之前的窗口期內，幾乎暢通無阻。2月8日，在日本東京的自民黨總部，工作人員將象徵成功當選的紅花貼在候選人名字上/新華社發（Pool圖片，金敬勳攝）經此一役，高市早苗重塑了整個眾議院的權力架構，形成了空前強勢的地位。高市早苗本人作為這次戰役的“功臣”，其首相地位也將變得更加強勢。日本報紙和新聞網站紛紛打出了所謂“高市一強”的標題。從“小泉一強”到“安倍一強”，再到如今“高市一強”，三任右翼首相在21世紀的每三個十年裡取得強勢地位，反映了日本社會深厚的保守底色。如此看來，日本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將會繼續往右轉。在一次又一次的“一強”右轉過程中，日本修憲很有可能被擺上議程，奔向“國家正常化”和“重新武裝”的方向，可能已經難以扭轉。高市早苗這場壓倒性的勝利，影響遠比人們想像中要深遠，甚至可能帶來日本政治陰影的某種突變。1一場豪賭趁著選民跟自己的“蜜月期”還沒結束，動用首相權力解散國會，奪取更多眾議院議席，對於高市早苗來說，是一場豪賭。“沒過半數就辭職”“以首相身份，賭上自己的去留”，在選舉前高市早苗信誓旦旦的宣言，自有前車之鑑。安倍晉三2020年下台後，接任的首相菅義偉起初的民調支援率也接近類似高市早苗的70%左右。在當時，自民黨內部也有聲音讓菅義偉解散國會舉行選舉。但菅義偉拒絕了這個提議，一年後民意跌入谷底，再也沒有放手豪賭的本錢，日本政治史也多了個沒多少人會記起的“短命首相”。在眾議院只有一席多數的高市早苗，如果不放手一搏，很有可能會成為又一個“短命首相”。高市早苗/新華社發（Pool圖片，戴維·馬勒伊攝）在宣佈選舉豪賭當天，高市早苗在記者招待會上的一個表態，幾乎讓她在凜冬競選之路上輸得個人仰馬翻。跟其他反對黨的政策一樣，高市早苗宣佈取消8%食品稅，以應對日漸增高的生活成本。但這也意味著，日本政府收入將會少了一大截。疊加高市早苗對國債採取更加“鴿派”的態度，投資者擔心日本國債會被進一步推高，債券市場開始出現震盪，從而波及日本股市表現。這讓人聯想起2022年9月，時任英國首相利茲·特拉斯宣佈大規模減稅刺激經濟，反過頭來促發投資者恐慌拋售英國國債，最終導致其僅執政短短45天就黯然下台。到了2月初，高市早苗一度出現類似類似特拉斯的翻車結局。日本國債規模，早已逼近其GDP總量的兩倍。美國著名金融家、橋水基金創辦人雷·達里歐曾經表示，日本國債是一個管理不善的結果。他認為，隨著日本國債不斷加高，迫使日本央行不斷印刷日元，外國投資者要是投資以日元支付的項目可能會嚴重縮水。日本央行維持利率水平不變　上調2026財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通膨預期，圖為日本銀行總部/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但日本特有的債務持有方式，救了高市早苗的競選之夢。日本國債的最大“債主”不是英國那樣由國外把持，而是日本央行本身。在泡沫經濟陰影下，日本普通家庭儲蓄率非常高，特別是退休人士，特別喜歡把大部分終身積蓄儲存在日本郵政銀行，導致日本郵政銀行有高達1.7兆美元的存款，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儲蓄銀行。換句話說，日本大量老頭老太，正“借錢”給日本政府維持營運。隨著疫情結束，俄烏戰爭導致全球通膨高居不下，日本政府認為糾纏多年的通縮問題，終於可以解決了。安倍晉三多年來試圖在日本本土“製造通膨”從而拉動經濟增長未果，這次高市早苗也許剛好碰到難得的機會，通膨現象可以從外國“進口”到日本，從而重啟昭和時期的高速增長局面。而高市早苗的量化貨幣政策一旦失控，就會走向惡性通膨。在經濟領域，有人把貨幣量化政策比喻為“擠番茄醬”——需要貨幣放水的時候，老是擠不出，但是一旦用力過猛，馬上又會變成貨幣濫發。就好像擠番茄醬那樣，剛開始擠不出，但突然一下子又擠得太多了。東京新宿商圈夜景/圖源：圖蟲·創意一些分析人士擔心，行事極端的高市早苗，拿著番茄醬，不但不會停手，還會狠狠猛搖。如果日元一旦濫發，日本資產被低價賤賣。日元貶值，同時也將導致貧富懸殊，大量原本還能勉強度日的中小企業紛紛倒閉。東京新宿那些幾平米的小小居酒屋和老牌咖啡店，在平成時代還能給社畜們提供一點“小確幸”，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熬不住大量倒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這些中小企業穩住了日本的失業率，年輕人總體上還有個打工的機會。而到了“高市經濟學”的年代，年輕人很可能再也不會面臨工作崗位“供大於求”的機會了。但諷刺的是，把高市早苗捧到“高市一強”地位的，恰好是日本的年輕選民們。2愛豆推廣會自民黨在高市早苗帶領下橫掃眾議院，相比起幾個月前的頹勢，算得上是鹹魚翻生。從2024年10月上台到次年10月下台，當時的自民黨在石破茂的帶領下，內閣支援率長期沒能達到45%，選舉連選連輸，最終與當時的執政夥伴公明黨不但丟掉了參議院，他們在眾議院的多數優勢，也只剩下了一席。同樣一個黨，幾乎同樣一批人，不到半年竟然對保守派來了一次大反殺。回顧整個選戰，自民黨的主軸，就是淡化政綱色彩，強調高市早苗的個人人設。畢竟，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女首相，跟過去首相列表中清一色的中年男人形成鮮明對比。而且，兩個主要反對黨（立憲民主黨和跟自民黨鬧翻了的公明黨）新組建的“中道改革聯合”，是個倉促建立的臨時聯盟，檯面上的領導是兩個年過花甲的禿頂老男人。1月22日，在日本東京，“中道改革聯合”共同代表野田佳彥（左）與齊藤鐵夫在建黨大會上握手/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其中，野田佳彥還在10多年前當過首相。在過去數年，下台後的野田佳彥被拍到經常孤身一人在電車站出口發表演講和派發傳單，路過行人幾乎少搭理，可以說沒剩下多少個人魅力。反觀高市早苗，上台伊始就自帶各種流量，勝選演講時，對著麥克風喊“加班！加班！加班！”跟韓國總統李在明一起秀“架子鼓二重奏”，鮮明的個人形象倒是樹立起來了。在宣佈解散眾議院後，高市早苗和自民黨在Instagram上的帳號更加是高頻刷屏，從演講摘錄到各種花絮視訊，針對年輕選民進行資訊轟炸。在高強度的社交媒體曝光下，自民黨把高市早苗的競選拉票活動策劃成類似偶像見面會那樣的“早苗見面會”（サナ活），還真的製造出一個“早苗狂潮”（サナマニア）。如同經紀事務所推流行偶像周邊的手法，自民黨製造了一批跟高市早苗個人形象密切相關的物品和話題，在競選期間進行炒作——女首相同款粉紅色墨水筆、黑色手提袋和女首相喜歡吃的蝦片。高市早苗的日常用品備受關注不得不說，自民黨這個選戰策略，類似當年針對女性選民把長了一頭捲髮的小泉純一郎類比成“日本的理查德·基爾”。看來，主打總裁的個人魅力，有時候是奏效的。根據NHK和《產經新聞》在2025年年底做的調查，30歲以下日本受訪者對高市早苗的好感度達到90%，包括其他年齡段的總體好感度也有70%左右。在過去一段時間裡，受年輕人歡迎的“政治偶像”，多數來自自由派或者左翼人士。如今，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們似乎也拿到了“政治偶像”的流量密碼。在高市早苗宣佈解散眾議院前夕，她跟同樣屬於右翼陣營的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在東京慶祝生日。高市早苗的幕僚希望選民知道她用的是什麼手提袋，而梅洛尼的幕僚則告訴選民女總理用那個牌子的筆記本。高市早苗靠日式“愛豆”模式推廣增粉，更早上台、更有經驗的梅洛尼則主打“愛跳舞的鄰家女孩”，還有自己的專屬派對舞曲“Io Sono Gerogia”。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圖源：新華社分屬歐亞大陸兩端的這一對“保守雙姝”，表面維持著親善的形象，但背地裡，卻在危險陰暗的政治泥沼中，不斷試探，不斷冒險，不斷突進。對這兩個二戰戰敗國而言，這種反差的形象，格外意味深長。03戰敗國的試探高市早苗在東京給梅洛尼辦生日宴，倆人還發佈了一張P成吉卜力風格的自拍合照。這種被認為是很“卡哇伊”的風格，試圖告訴選民和世人，她們的愛好很普通，審美取向很普通，出身很普通，都只是“普通人的一份子”。梅洛尼（左一）和高市早苗但稍作思考，也許會看出“卡哇伊”風格包裝的背後，是兩個二戰戰敗國的右翼領導人，在暗中摸索二戰結束後國際秩序裂縫的冒險。“保守雙姝”，分別來自二戰期間的兩個軸心國。跟當年張牙舞爪的法西斯不同，如今右翼執政集團的政治邏輯，還是處於獠牙初現的階段。梅洛尼參與創辦的“義大利兄弟黨”，黨徽上的三色火焰，在義大利的政治語境裡指的是墨索里尼墳墓上的火焰。梅洛尼便是如此在極右翼和普通右翼之間的灰色地帶不斷地試探底線。如果說，梅洛尼的野心，還包裹在小心翼翼的政治邏輯中，那高市早苗的圖謀，從上台伊始，就已經昭然若揭了。在日本當下的政治環境裡，高市早苗師承安倍晉三政治衣缽，多年來，背後的右翼勢力一直在為“國家正常化”投石問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昭和妖怪”岸信介，在50年代早已不滿足處於“戰敗國”的狀態，跟主張把日本變成“輕武裝的通商國度”的戰後首相吉田茂分庭抗禮。高市早苗/新華社發（Pool圖片，金敬勳攝）安倍晉三在2006年第一次執政，只維持了短短一年。但他在這短暫的任期期間拋出的“美麗的國家”設想，實際上是他右翼路線最大膽的向外釋放。安倍晉三的“美麗的國家”，不滿足於讓日本止步於成為發達的通商國家，而是要回歸某種“傳統”——修改“和平憲法”，回歸對天皇尊崇，推進對日本過去歷史產生“自豪感”的教育系統，最終讓自衛隊正式成為軍隊，解禁武器出口，撕開“和平憲法”禁止日本在海外發動戰爭的封印，完成“國家正常化”和“重新武裝”的終極目標。在眼下，高市早苗拿到了安倍晉三當年還拿不到的目標——自民黨單獨拿到了316個議席，能夠達到在眾議院推動“修憲”的門檻。按照當前規定，擺在高市早苗眼前的修憲路障還有兩項——參議院自民黨依然是少數；國會即使通過了修憲提案，還要交付全民投票通過。2月8日，在日本東京，工作人員在一處計票站內工作/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但戰後國際秩序鬆動崩裂的聲音已經出現了。“小泉一強”“安倍一強”都達不到的“眾議院超級多數”，如今在“高市一強”局面下出現了。受“在歷史留下名字”的野心驅使下，高市早苗更進一步的試探，譬如把日本自衛隊正式改名為“日本國防軍”的方案，或者推動給憲法增添“高市條款”的行為，已在醞釀之中。畢竟，每個新上任的首相，民意都有一定的壽命。與其坐等選民對自己日漸厭倦，還不如趁著自己還有70%的民意好感度，放手繼續豪賭。如今，高市早苗處於“殺狂了”的狀態，乘著勝選的餘威“一步登天”，可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南風窗)

在8日舉行的日本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獲得316個議席，數量超過2/3。與該黨組建執政聯盟的日本維新會獲得36個議席。在野黨方面，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共同組建的新黨“中道改革聯合”僅獲得49個議席，較選前的167席大幅減少。對於自民黨的勝選，多家日本主串流媒體認為，選舉過程本身、政治動員方式以及未來施政走向均值得冷靜審視。高市早苗將此次選舉簡化為對她的“人氣投票”，自民黨的高支援率並非源於清晰可驗證的施政成果。事實上，在短短十幾天的競選期間，政策討論空間被嚴重壓縮。日本共同社9日說，在接下來的執政中，高市早苗或將加速推進其提出的所謂“負責任的積極財政”，以及加強防衛能力等具有濃厚“高市色彩”的政策。不過日本《每日新聞》說，高市的財政政策至今缺乏清晰的實施藍圖。《朝日新聞》稱，她對“無核三原則”表述的鬆動、對安保政策的調整引發了日本社會對本國今後走向的深層憂慮。這些關乎國家發展方向的重大議題，理應在充分討論和社會共識基礎上穩步推進，而非依靠選舉勝勢倉促定調。簡化為“個人秀場”的選舉共同社9日稱，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確認將於18日召集特別國會，預計當天高市早苗將被選為新一任首相，並組建內閣。據報導，自民黨成為日本二戰後首個單獨獲得眾議院2/3以上席位的政黨。這一選舉結果意味著，如果執政黨支援的法案在參議院被否決，也可以憑藉眾議院2/3以上的贊成票再次表決通過。9日，日本“中道改革聯合”共同代表野田佳彥和齊藤鐵夫在黨內高層會議上宣佈將辭去共同代表職務。“我說了要為此次歷史性慘敗負責並辭職。”野田在會後的記者會上這樣表示。共同社引述他的話說，“不知為何，我們兩人總給人一種過時的感覺”。齊藤表示，“希望選出能讓人感覺到新時代的清新人物”。“中道改革聯合”計畫在13日選出新的領導人。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民黨總部舉行記者會。（視覺中國）對於自民黨的勝選，《日本經濟新聞》9日的社論說，在競選期間，高市早苗將“是否信任自己”作為爭論的焦點，並成功利用自身在右翼陣營的人氣擴大了自民黨候選人的支援率。日本《赤旗報》《每日新聞》等媒體稱，此次選舉儼然演變為圍繞首相本人的“個人秀場”，政策論戰空間被嚴重壓縮。高市將選舉簡化為對她的信任投票，卻始終迴避對經濟、外交、安保等核心議題的系統性闡釋，甚至缺席關鍵黨首辯論。在超短選戰的制約下，選民獲取資訊的管道有限，公共政策討論被情緒化動員所取代。這種以人氣與支援率為核心的政治動員方式，使理性討論退居幕後，長遠看不利於民主政治的健康運行。《日本經濟新聞》評論稱，部分選民對高市的支援並不等同於對其所有政策主張的全面認可，也不意味著對她領導的政府給予“無前提授權”。日本電視新聞網9日引述自民黨一名高層人士的話稱，“如果（執政）未能取得預期成果”，民眾的情緒會因失望而產生反彈，“若僅因為勝選就為所欲為，日本民眾也會認為其過於自負”…… (環球時報)

徐瑾：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保守政治特質，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日本，重歸世界輿論中心。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出人意料，日經股市當日大漲。這不僅暴露出外界對其支援度的低估，更暗示對她即將帶來的早苗經濟學變化或有誤判。國際社會可以不贊同高市早苗的政治觀點，也可以反對她的經濟主張，但不得不承認，對其政策動態必須給予重新審視。從經濟角度而言，早苗經濟學的出現是偶然還是豪賭？也許，與阿根廷的米萊經濟學、聯準會主席華許的政策主張類似，它暗示了保守主義在經濟學領域的趨勢抬頭。2026 年 2 月 8 日，日本選舉開票結果揭曉。這場歷時僅 16 天的閃電選舉，讓上任僅三個月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蛻變：從最初被認為執政根基脆弱，到一躍而起成為手握絕對立法權的強勢領導人。此次，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斬獲 316 席。這一數字具備特殊政治意義 —— 自民黨單獨席位突破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意味著其有能力推翻參議院的否決意見，在憲法規定範圍內推動爭議法案的立法。可以說，日本政壇進入了 “高市時刻”，這一結果突破了不少人的預判。此次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拿下的席次，突破了 2009 年民主黨獲 308 席以來的戰後單一政黨紀錄，成為二戰後日本單一政黨在眾議院獲得的最高席次。這是自民黨之得，也意味著在野黨之失。以往自民黨始終與公明黨聯合執政，形成經典的 “自公體制”，而此次自民黨單獨席位已達絕對多數。日媒評價，這標誌著 “自公體制” 的實際終結，日本邁入高市早苗主導的強勢執政時代。相較於昔日的安倍晉三，高市早苗不僅手握更穩固的立法權，民意基礎也更為堅實，這也讓日本政壇的保守化傾向愈發明顯。不僅東京金融街的從業者關注這一話題，海外經濟圈也在關注，核心問題直指：作為安倍經濟學的繼承者，高市早苗將把日本經濟帶向何方？答案其實早已暗藏在其政策主張中 —— 她提出的經濟政策被稱作 “早苗經濟學”(Sanaenomics)，也被外界視為安倍經濟學的 2.0 版本。高市早苗在政治上的保守化和進攻姿態自不待言，其經濟政策，同樣體現出鮮明的保守特質。早苗經濟學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加強版，實則比起安倍經濟學，它的施策更為進取。核心邏輯是通過激進且有針對性的手段，刺激日本長期低迷的內需。首先，以財政政策主導擴張，主張通過大規模財政投入，重點向高科技、國防產業等戰略性領域傾斜。其次，貨幣政策傾向寬鬆。當前日本已經走出通縮，甚至顯現通膨壓力，日本央行為此已有升息舉措，而高市則對此保持高度謹慎，主張維持寬鬆的貨幣環境，避免過快加息扼殺經濟復甦勢頭。最後，配套經濟政策試圖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薪資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明確反對過早加稅，在大選之前更是階段性取消食品消費稅，這一舉措也成為其選舉獲勝的一大助力。高市早苗的經濟主張，尤其是財政政策，遭遇不少非議。對內，日本掌握財權的財務省長期主張平衡預算，是政府中秉持財政穩健理念的強勢機構，對於擴張性財政政策始終態度審慎；對外，日本的國債規模一路高漲，繼續強調擴張性財政，引發外界對日本債務可持續性的深度擔憂，市場不乏對日本或將陷入債務深淵的預判。該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對應於高市的口號 “工作、工作、再工作”，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正是 “發展、發展、再發展”。一方面，從財政層面而言，其寬鬆並非無差別的廣泛 “撒錢”，而是有條件、有導向的寬鬆。高市早苗對財務省的財政健全化主張早有公開批判，認為過度強調財政健全化會束縛日本的發展步伐，其戰略扶持和補貼的行業也多聚焦於半導體、AI、量子計算等高科技領域。另一方面，對於外界的債務擔憂，她的應對策略其實中國人並不陌生，那就是讓問題在發展中解決，所有政策均圍繞經濟復甦核心展開。貨幣政策上明確反對過快加息，本質是為了避免抑制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意願。對比直接發錢的福利政策，早苗經濟學更偏向供給側改革，同時通過食品消費稅減免等舉措貼合工薪階層的切身利益。可以說，這些舉措也暗中契合了不少日本選民的集體認知 —— 這是日本最後一次爭奪大國地位的關鍵機會。無論對這場選舉的結果感到多麼意外，這一結果的本質，都是日本民眾對穩定與強勢領導的迫切渴望。這一切是否讓你想到川普的競選口號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重新偉大）？確實，兩人某種意義上都屬於保守主義陣營，其政策主張均貼合了本土民眾對國家發展的期待。站在安倍晉三的政策延長線上，高市早苗無疑擁有更好的起點，得益於日本經濟的階段性復甦，其經濟政策也有了更多揮灑空間。評判經濟政策，不能單純以 “寬鬆與否” 為唯一標準。在過去，日本深陷 “失去的 20 年” 甚至 “失去的 30 年” 時，單純的寬鬆政策收效甚微，彼時的日本經濟如同不願喝水的馬，再怎麼推動貨幣與財政寬鬆，也無法啟動內生增長動力。這正契合貨幣政策中的經典 “推繩子效應”（pushing on a string）—— 貨幣政策如同繩子，“能拉不能推”，收緊政策容易見到效果，但寬鬆政策在經濟低迷期卻往往乏力。但如今的日本經濟已今非昔比，正逐步走出漫長的衰退期，進入復甦通道，就業市場也同步回暖，此時的寬鬆政策才有可能真正發揮效用。經濟政策的價值，從來不在於政策本身的優劣，而在於政策與當下經濟體制、發展周期的匹配度。從外界批判最多的財政政策來看，2026 年的日本預算堪稱日本史上最具擴張性的預算草案，總預算首次突破 120 兆日元，達到 122.3 兆日元，較上一年增長 6.3%。對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而言，沒有比財政帳單更能反映核心導向的資訊，錢投向那裡，政策關注就在那裡，選民的支援也往往聚焦在那裡。審視日本的核心支出方向，便能清晰看到日本社會的現實壓力。一方面，社會保障因老齡化加劇成為最大支出項，達 39.1 兆日元；其次，日本的債務償還壓力隨利率升高而持續加大，利息支出大幅反彈，2026 年日本國債費（利息與本金償還）首度突破 30 兆日元；最後，高市將政策核心放在成長戰略行業，投入 18.3 兆日元，重點用於半導體、量子計算和 AI 產業的補貼與研發支援。如果扣除利息支出，再剔除通膨影響，日本基礎性財政支出實際增長率約為 3.8%。這一數字看似仍處於高位 —— 安倍晉三時期財政支出的實際增長率通常僅在 1%-2%，但關鍵差異在於資金的使用方向。若按照消費性支出（如養老金、基礎福利）和投資性支出（如 AI、數字基建、高端製造）劃分，此次投資性支出的增幅創下歷史新高。可見，其政策核心是試圖通過 “適度舉債” 換取未來的稅收增長，讓債務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而非單純的財政負擔。日本經濟的核心痛點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社會財富大量集聚在老年群體手中。在過去，因日本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老年選民在選舉中佔比居高不下，觸動福利尤其是老年人既得利益的政策基本等同於政治自殺，甚至有日本政界人士對筆者感嘆日本政壇存在 “銀髮獨裁” 的現象。無論是在野黨還是自民黨內，多數政客都不敢輕易觸碰福利體系的改革。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政壇的異類，恰恰體現在福利改革與財政支出的重構上。她推動將部分消費性支出從養老金等傳統領域，轉移到國家戰略產業的投資上；針對高資產老年群體，推行 “按負擔能力繳費” 的原則，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也緩和了年輕群體對福利分配失衡的不滿。早苗經濟學的實際效果尚未可知，日本剛好站在經濟復甦的周期節點上。企業盈利持續改善、薪資增長推動個人所得稅增加，讓日本的稅收預測連續創下新高，2025 年度稅收預測達 83.7 兆日元，實現了不計算利息開支的財政盈餘。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財政盈餘目標，並未將利息支出納入計算範圍。可見，早苗經濟學其實是希望打一個時間差：利用稅收大增的窗口期，將新增稅收更多投入國防和科技產業，實現 “發展優先” 的核心政策目標。也正因此，即便財政政策飽受 “揮霍” 的批評，日本政府仍宣稱將在 2026 年實現 28 年來的首次財政盈餘（黑字）。這一目標的底氣，主要來自稅收的持續增長，而稅收增長背後，是經濟實質性增長的推動。高市政府似乎認定，即便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繼續增加，經濟增長也能讓債務問題在發展中逐步解決，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甚至已呈現下降趨勢：得益於名義 GDP 的持續增長，按照 BIS 資料，日本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從 2022 年的 227% 回落，目前維持在 209% 左右。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在全球化的順風時代落幕、逆風時代來臨的當下，各國的經濟政策都愈發注重本土性與針對性，不再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 “萬靈藥”。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高市早苗的保守政治特質，其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這一趨勢並非日本獨有，而是呈現出全球特徵，高市早苗（日本）、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總統）、克里斯托弗•華許（聯準會主席）的政策主張，雖形式迥異，卻折射出同一底層邏輯。三人的主張雖路徑不同，但深層均指向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核心都是反對左翼民粹主義的無度擴張，只是因各國國情差異，選擇了不同的實施路徑。高市早苗代表國家保守主義，主張政府強力引導經濟，重點扶持核心戰略產業，支援財政與貨幣的適度擴張；米萊則是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選擇極限緊縮的休克療法，極度排斥通膨，甚至不惜以通縮換取經濟穩定，以此大幅度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華許代表聯準會的鷹派保守主義，主張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讓貨幣政策回歸中立，強調物價穩定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前提。可以說，早苗經濟學中的產業扶持思路，與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經濟學自然不同，倒是與國民經濟學之父弗裡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念暗通，李斯特堪稱保守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保守主義開創了大規模產業政策的先河。早苗經濟學背後的底層邏輯十分清晰：用溫和通膨配合名義 GDP 增長稀釋債務，用經濟實質性增長掩蓋財政擴張的短期影響。這一策略的實施，建立在日本經濟走出通縮的關鍵節點上 —— 在漫長的通縮期，財政擴張只會帶來更多的壞帳與產能閒置，而在經濟復甦期，適度的財政政策發力，能有效推動經濟增長，對民眾就業和企業經營而言都是利多，這正是順應市場經濟周期的理性選擇。從 1991 年經濟泡沫破裂至今，日本嘗試了零利率、量化寬鬆、負利率、財政刺激等諸多政策，始終未能真正走出衰退，而如今的日本，正處於經濟周期的關鍵轉折期。此時的政策選擇，不再是 “踩剎車”，而是 “踩油門”，用適度的擴張推動經濟徹底走出低迷，這一判斷存在現實合理性。當然，高市早苗的政策，也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豪賭。地緣政治的爭議暫且不論，單是經濟層面，就始終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長期超過 200%，2025 年約 230%，仍處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高位，若債務擴張失控，高市早苗或將成為日本經濟的罪人。但如果這場豪賭成功 —— 讓日本的名義 GDP 增長持續超過債務激增的速度，通過稅收增加實現包含利息支出的真正財政盈餘，推動日本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那麼高市早苗將被寫入日本歷史，成為帶領日本走出 “失去 30 年” 的關鍵領導人。而如果賭輸了，她個人即便日後賠上政治生命，在政策實施的窗口期也已獲得了政治收益。這其實正是現代政治的一大弊端：決策者不承擔自身錯誤的實質性代價，所以政客往往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會選擇豪賭，為了看似觸手可及的勝利鋌而走險。學者塔勒布將其稱之為圍繞 “非對稱風險（Skin in the Game）缺位” 的困境 —— 權力日漸與風險脫節，存在 “收益歸己、損失轉人” 的代理問題。經濟學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其自有運行規律，甚至比政治更為不確定。所有經濟政策都需要在未知中下注，而歷史只會記住最終結果；對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人們往往只會記住你最壞的決策，而忽略你所有正確的選擇。當然，這種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回歸，與上世紀 80 年代里根 - 撒切爾時期的保守主義截然不同。如今的保守主義更強調供給側的革命性重塑，尤其是 AI 技術驅動的產業升級；各國對財政紀律都有清晰的認知，反對無底線的債務擴張；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融合愈發緊密，各國不再單純強調全球化的自由貿易，而是追求安全邊界內的經濟繁榮。這些組合拳，本質上是回歸本地化，呼應了李斯特式的經濟理念 —— 以國家為核心，通過產業扶持、適度貿易保護等手段，實現民族經濟的崛起，而非亞當•斯密式的自由放任。這一趨勢也意味著，未來 10 年，全球經濟政策重心與學術風潮將迎來重大轉變：從過去強調公平分配的進步主義敘事，回歸到效率與秩序的保守敘事。當然，這一轉變並非簡單的歷史重複，AI 技術的迭代、地緣政治的重構、貧富差距的擴大等新議題，都將被融入這一新的時代變奏中。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