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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期，美國推出解決俄烏問題“28點和平計畫”，歐洲微妙修改該計畫並主動邀請俄羅斯重返八國集團；與此同時，美日領導人會談後，日本則在涉台、涉軍等問題上不斷挑釁中國。關鍵時刻，中美元首於11月24日通電話，雙方強調打開中美合作新空間，並談及台灣問題、烏克蘭危機等。中方闡明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調中美曾並肩抗擊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當前更應共同維護好二戰勝利成果；美方表示中國為二戰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灣問題對於中國的重要性。此後媒體報導稱，美國單方面要求於11月25日進行美日領導人通話。以上一系列事件預示著國際局勢正出現新的變數。有分析人士認為背後暗含一條地緣政治的主線：美國是選擇大西洋主義還是太平洋主義？
對此，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弗朗西斯·森帕（Francis P. Sempa）撰文分析，美國正處於大西洋主義與太平洋主義的搖擺線上。迫切希望結束俄烏衝突的川普是太平洋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但大西洋主義的勢力在美國外交系統內部根深蒂固，加上歐洲也在竭力拉攏美國重構大西洋聯盟，川普的印太轉型戰略面臨重重阻力。
文章梳理了美國自建國以來以歐洲為中心的“大西洋主義”外交史，指出在後冷戰時代，尤其是中國成為“美國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後，這批“大西洋主義者”為了維護自身影響力和北約的存在，仍固執地將戰略資源與外交注意力過度投入於歐洲事務。作者認為這種政策不僅刺激俄羅斯向中國靠攏，更阻礙美國的印太戰略“轉向”，導致美國未能有效應對挑戰，因而呼籲用“太平洋主義者”取代“大西洋主義者”，將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印太盟友置於優先地位，以實現基於“美國優先”的徹底戰略重構。
這篇文章為理解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矛盾性，即“心思在印太，行動陷歐陸”，提供了一個具有衝擊性的內部視角，對研判未來美國政策可能出現的劇烈擺動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本文原載RealClear Defense，原題為“From Atlanticism to Pacificism”，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編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從大西洋主義到太平洋主義
自美國建國以來，大西洋主義者在美國外交和國防政策領域一直佔據著主流地位。當時大多數北美居民都是歐洲移民，首批移民也主要來自歐洲。美國建國早期與歐洲強國英國開戰，美國在這些戰爭中的盟友也都是歐洲國家。美國的經濟貿易關係主要是與歐洲國家建立的。在南北戰爭期間，美國外交政策的著眼點是阻止歐洲國家承認邦聯獨立。儘管19世紀下半葉美國外交和國防政策的目標也包含追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但歐洲仍然是美國外交和國防政策制定者的核心。
在20世紀，大西洋主義仍然主導著美國外交。一戰末期美國軍隊在西歐前線戰鬥，還曾短暫介入俄國西北部。二戰期間，儘管日本攻擊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領土，美國的戰時政策仍以歐洲為中心。美國在二戰中最有影響力的將領在歐洲戰場作戰，美國、英國、蘇聯召開的戰時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歐洲事務。冷戰早期的政策制定者以大西洋主義者為主，例如哈里·杜魯門、喬治·馬歇爾、喬治·凱南、迪安·艾奇遜。儘管美國在東亞打了兩場耗費巨大的大規模戰爭（譯者註：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大西洋主義者仍然決定著美國外交和國防政策的優先順序。
隨著冷戰以及蘇聯主導歐洲的威脅的結束，北約這一為應對蘇聯威脅而成立的組織開始為自身的存續尋求路徑，例如開展維和行動、介入中東衝突和巴爾幹衝突，在北約東擴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正如喬納森·哈斯拉姆（譯者註：Jonathan Haslam，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在Hubris（譯者註：該書全稱為Hubris：The American Origins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論述了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在冷戰結束後繼續將烏克蘭戰爭設定為美國外交政策優先順序的過程）一書中所言，大西洋主義者在蘇聯的地緣政治威脅消退後仍然在尋求維持和擴張美國在歐洲的地位，從而繼續主導美國外交政策。
冷戰結束後，美國沒有遵循國父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提出的避免永久同盟以及條件允許時應暫時結盟的教導，而是將北約打造成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永久同盟。這種與本國歷史的割裂只有利於大西洋主義者在華盛頓外交政策圈維持自身的權勢，卻無法適應後冷戰時代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環境。
這些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環境包括：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印度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提升，中東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俄羅斯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衰退，歐洲國家抵禦俄羅斯入侵（核打擊除外）的集體能力的提升。華盛頓某些政策制定者後來才意識到美國需要以印太地區為“軸心”，儘管大西洋主義者使得“軸心”一詞更多停留在紙面意義而非現實層面上。隨著被喬什·羅金（譯者註：Josh Rogin，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專欄作家）稱之為對華超級鷹派的埃爾布裡奇·科爾比、羅伯特·萊特希澤、彼得·納瓦羅、邁克·蓬佩奧和史蒂夫·班農成為川普第一個任期的政策班底，太平洋主義者開始將美國的政策重心轉向印太。
然而大西洋主義者又扳回一局，特別是在烏克蘭問題上。早在2008年，小布什政府中的大西洋主義者就在催促北約接納喬治亞和烏克蘭為成員國。歐巴馬執政期間，大西洋主義者發動烏克蘭顏色革命，推翻了親俄的烏克蘭政府，代之以親美的烏克蘭政府。俄羅斯對烏克蘭政變和北約東擴的反應是不難想像的，事實上喬治·凱南、理查德·派普斯（譯者註：Richard Pipes，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傑克·馬特洛克（譯者註：Jack Matlock，美國駐蘇聯最後一任大使）、愛德華·盧特瓦克（譯者註：Edward Luttwak，美國戰略學者、作家）、保羅·亨利·尼采（譯者註：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等眾多外交政策和俄羅斯問題專家已經對此作出了前瞻性的預測。
儘管一帶一路計畫、中國海軍及核武器實力的增長標誌著中國已成為美國目前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對手，但美國的資金和武器還是流向了歐洲，大西洋主義者獲勝了。在大西洋主義者的主導下，僅有部分有限的資源流向烏克蘭，他們還將俄羅斯妖魔化為邪惡帝國，指責俄羅斯與川普合謀操控2016年美國大選。這使得第一屆的川普政府幾乎沒有空間來推行非常符合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外交政策——中俄關係破裂。美國的大西洋主義者削弱了推動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多元化的趨勢，將俄羅斯推向了中國。
這些大西洋主義者在拜登政府是其仍然佔據主流地位，在川普第二任期的最初幾個月他們故技重施，向烏克蘭軍隊提供遠端武器來打擊俄羅斯腹地的重要基地，加深了美國和北約捲入烏克蘭戰爭的程度。他們反對主張印太優先政策的埃爾布裡奇·科爾比擔任國防部關鍵職務，但他們失敗了。他們反覆濫用慕尼黑協定這一類比來促使美國政府進一步介入烏克蘭戰爭。他們還不斷宣傳讓烏克蘭正式加入北約。
諷刺的是，正是這些挑動俄羅斯對烏克蘭開戰的大西洋主義者為北約的存在和擴大和美國對北約的主導權提供了正當化的理由。正是他們在美國迫切需要應對亞洲大國崛起對美國造成的重大挑戰時阻止了美國轉向真正重要的印太軸心。
美國向印太軸心的真正轉向在太平洋主義者取代大西洋主義者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太平洋主義者需要進入華盛頓外交政策圈。在二戰期間以及冷戰早期，“歐洲優先者”和“亞洲優先者”之間的政見之爭和權力鬥爭便已開始上演了，結果是歐洲優先者勝出。鑑於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和蘇聯在冷戰期間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的重大威脅，歐洲優先在當時是無可爭議的正確的戰略。但即使在當時也存在不同的意見，例如羅伯特·塔夫脫（譯者註：Robert Taft，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著名的孤立主義者）、前總統赫伯特·胡佛、小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首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和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都曾主張美國把戰略重心轉向太平洋。用麥克阿瑟的話來說，他們預見到了美國的國運取決於亞太地區。
1950年代的亞洲優先主義者是超越和領先於時代的，現在屬於他們的時代到來了。太平洋主義的國防戰略會把印太地區的海軍、空軍和空間力量放在優先位置，促成和加強這一地區的盟國體系以遏制中國。太平洋主義的國防戰略意味著日本是比英國更重要的盟友，印度是比德國和法國更重要的盟友，澳大利亞、菲律賓、韓國、越南比北約盟友更加重要。大西洋主義者毫無疑問會抗議這種政策轉變，援引他們的慕尼黑協定的敘事，繼續妖魔化俄羅斯，把澤倫斯基描繪成當代丘吉爾。川普總統和他的國防幕僚們似乎開始理解，歐洲和中東的重要性已遠不如過去了，中國和印太才應該是美國國防戰略真正的重心，真正轉向印太意味著在那裡集中美國有限的資源，盟友並不一定是永久的，只有在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時才應當繼續存續。這才是“美國優先”的真正含義。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