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曾經的出口冠軍

曾經的出口世界冠軍「德國製造」正在失去光環，中國從客戶變成對手，美國揮舞關稅，德國經濟根基正在劇烈動搖。

幾十年來，德國人對自己的定位和經濟成功的秘訣可以用一句簡潔的口號來概括：德國製造。它的核心是高度專業化的工業，以汽車、機械和其他高價優質產品供應全球有支付能力的客戶，同時一步步降低成本。越來越多的中間產品先來自亞洲工廠，後來又轉向東歐。

1980年代中期，德國憑藉這種雙重策略登上「出口世界冠軍」的寶座，這個頭銜被政界和企業界驕傲地掛在嘴邊，儘管當時就已有經濟學家對其商業模式的持久性表示懷疑。即使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超過德國，這個頭銜仍被牢牢捍衛。

如今，永恆出口繁榮的夢想徹底破滅，醒來格外痛苦：曾經的客戶中國變成了毫不留情的競爭對手；而曾經充滿自由市場和開放邊境的地方，如今卻有一位美國總統用關稅和進口配額折騰德國企業。

德國幾十年來賴以繁榮的根基正嚴重鬆動。 「出口亞軍」的頭銜也可能很快就保不住。隨之而去的，還有整整一個時代的德國自信。原因足夠讓我們認真檢視：事情到底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德國還能再實現轉身嗎？還是會像曾經的經濟帝國一樣走向衰落？

因為事實很清楚：到目前為止，每個冠軍最終都會下台。

第一章 歐洲，家門口的生意

不過，我們得先回到起點。今天人們的目光大多投向美國和中國，但要真正理解德國繁榮的根基，還得看看這一切是從那裡開始的：歐洲。

2024年，德國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二都流向了歐洲其他國家。機械、汽車、化學產品－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歐洲這樣暢銷。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霍爾格·戈爾格（Holger Görg）說，這絕非偶然。 「國家最喜歡和鄰居做生意：運輸成本低、文化相近、法律體系相似。」這些都極大便利了貿易往來。

貨物在歐洲內部邊境來回穿梭，在德國加工後出口，反過來也一樣。真正讓聯繫如此緊密的，主要是20世紀90年代的幾個重大政治轉折：1993年歐盟成立，不久後開始籌備貨幣聯盟。 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後，成員國之間徹底消除了匯率風險，單一市場變得更深，貿易更加便利。

同時，歐盟本身也在擴張：90年代中期奧地利、芬蘭、瑞典加入，2004年迎來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和波羅的海三國的大規模東擴。對德國來說，這意味著更大的內部市場，也意味著新的合作夥伴融入價值鏈。尤其是汽車工業，不僅獲得了額外銷售市場，還在東歐找到了成本更低的工廠。

施羅德政府推出的「2010議程」也為出口經濟注入了強勁動力。戈爾格回憶：「2000年代初，德國也被稱為『歐洲病夫』。」這項宏大改革計畫讓勞動市場更加靈活，也讓德國經濟在國際上重新具備競爭力。

歐盟國家之間聯繫有多緊密，從聯邦統計局的數據看得一清二楚：去年德國十大出口目的地中有八個是歐洲國家，包括法國、荷蘭、波蘭、義大利和奧地利。波蘭如今已升至第四位，甚至超過了中國。儘管經歷了脫歐，英國依然名列前十。

第二章 亞洲－從成長引擎到競爭對手

在歐盟擴張的同時，地球另一端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市場。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成為全球化的加速器，也為德國開啟了全新篇章：機械與汽車開始大規模流向遠東。

戈爾格說：“中國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就已經出現在視野裡，但規模很小。1990年它僅排在德國貿易夥伴第18位。2001年入世後立刻躍升到第十位，2008/09年金融危機之後穩居前五。”

出口世界冠軍德國遇上了飛速崛起的“世界工廠”，起初獲益匪淺。 「直到今天，汽車、機械製造和化學仍然是對華出口的三大支柱。」與此同時，廉價中間產品、電子產品和紡織品從亞洲大量湧入德國市場。

亞洲當然不只是中國。 2000年代，韓國、台灣、馬來西亞也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半導體、電子元件、電池、機械和汽車零件在各國之間來回流動。印度從2010年代中期開始嶄露頭角，尤其在服務和IT領域，同時也逐漸成為汽車和化工的潛力市場。

同時，德國不斷拓展能源和原料管道。 2000年代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進口激增，德國機械和汽車企業也在這個全球最大國家大舉投資。土耳其成為重要的供應商、生產基地和出口市場。

2014年，成功模式首次出現明顯裂痕：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隨之而來的製裁讓德國出口商深感不安。企業主管們仍希望這只是暫時擾動。但短短幾年後，疫情和俄烏戰爭徹底打破幻想，無情暴露了德國長期成功模式最致命的弱點：對外部供應商、廉價俄羅斯天然氣、出口、開放邊境以及親自由貿易政府的過度依賴。

同時，中德力量對比也在發生巨變。這位正在崛起的東亞大國如今已能出口高科技產品，主導電動車市場，掌控電池、藥品、電子等關鍵供應鏈。德國汽車企業在華市場份額持續下滑，而中國廠商卻帶著巨額補貼的電動車大舉進軍歐洲。

結果是：曾經的出口巨人如今對華貿易出現670億歐元的逆差——這是有史以​​來與任何一個國家最大的逆差。

與其他亞洲國家同樣多為逆差：越南、孟加拉輸出紡織品和鞋類，台灣、馬來西亞供應半導體和電子產品。在許多亞洲國家眼裡，德國如今主要只是個「客戶」。

第三章 美國－關稅與服務之間

早在關注中國之前，美國就是歐洲以外德國最重要的市場。 1986年，德國貿易順差的近四分之一來自對美生意。

多年來，對美出口持續穩定成長。 2010年代，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談判本應是水到渠成的下一步：減少關稅、減少官僚、統一標準。但TTIP因政治阻力、消費者抗議以及食品和環保標準之爭最終擱淺。儘管如此，貿易關係一度保持穩定。

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局勢驟然生變：對鋼鋁加徵懲罰性關稅、威脅德國汽車企業、猛烈批評德國對美巨額順差。跨大西洋貿易關係幾十年來從未如此政治化。拜登執政期間氣氛有所緩和，但2025年初川普第二次上台，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和關稅威脅再次籠罩。

看似矛盾的是，德國對美出口起初反而持續成長。戈爾格解釋：「德國企業在美競爭的主要對手是中國、日本等出口國，這些國家被川普加了更高的關稅，反而讓德國產品更有競爭力。」這產生了一種悖論效應：德國貨依然搶手。

問題在於，這能持續多久？川普對德國對美順差——全球最高——極為不滿。

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德國經濟的可靠港灣。今天卻更像驚濤駭浪中的遠洋航行。

第四章 未來會怎樣？

那麼接下來呢？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霍爾格‧戈爾格說：「中國和美國仍是巨大的市場。」但顯然不能再繼續老路。如果不想在下一次地緣政治危機中受制於人，鋼鐵、晶片、藥品等安全相關產品的生產必須更多回歸歐洲，即使成本更高。同時，出口結構必須改變：少一些汽車和機械，多一些服務以及德國企業仍具競爭優勢的產品。

好消息是，這些企業和產品都存在。宏觀經濟與經濟周期研究所科學主任塞巴斯蒂安·杜利恩（Sebastian Dullien）認為：「德國在電動出行、製藥、機械製造以及氣候友好技術領域仍有很大機會保持領先。」同樣有機會的還有機器人以及「德國傳統工程優勢與人工智慧最新進展相結合」的所有領域，巴克萊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安·凱勒（Christian Keller）補充道。

全球向服務經濟的轉型也無法繞開德國，尤其人口老化將大幅推高醫療和照護需求。 「這些服務無法進口，只能本地提供。」杜利恩說。但凱勒同時警告：如果高生產力的工業職位被公共管理、護理等職位取代，人均收入將難以維持，必須在數位技術、研發等高生產力服務領域實現成長。

凱勒因此提醒，不要過早放棄現有產業，而應逐一分析競爭力下降的真正原因：「是因為過於依賴廉價能源？那在德國確實難以為繼。還是因為監管不斷增加、官僚主義、高工資、風險資本不足？那就應該透過結構性改革清除這些障礙，而不是直接放棄相關行業。」

總之，要保住現有繁榮水平，德國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塑造自己。也許這一次，與其向前看，不如向後看一眼：75年前，年輕的聯邦德國就曾經成功完成過一次驚人的轉型。 ❖ （德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