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不到一周時間,澳大利亞16歲以下的青少年,將大批次地消失在社交媒體——澳大利亞的16歲以下人群“社媒禁令”法案(《2024網路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將在12月10日生效。
法案要求多個主流社交平台停止對16歲以下未成年人提供服務,即便家長同意,未成年人也不能註冊或使用社媒。
經過一年多的拉鋸,多個社媒平台表示將在澳大利亞遵守這一禁令。有被波及的平台發佈公告,似有怨氣地表示,平台為幫助使用者與親友建立連接,是私密的溝通平台,但澳大利亞政府對此持不同立場,平台雖“強烈反對”,但“將遵守該法規”。“自2025年12月10日起,澳大利亞所有16歲以下使用者的帳戶將被鎖定。”
不遵守的社媒平台將面臨巨額罰款。按照法規,新法律生效後,若企業未能採取合理措施加以阻止,法院可對企業進行民事處罰,違者最高可被處以4950萬澳幣(約合2.3億元人民幣)的罰款。
不過,違反規定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不會受到懲罰。
據央視新聞,12月3日,澳大利亞通訊部長安妮卡·威爾斯稱,即將執行的禁令,是為了確保“阿爾法世代”,也就是“10後”青少年“不被掠奪性的演算法吸入煉獄”,堅信“短暫的不適是值得的,因為它會帶來長遠的好處”。
但並非所有人都買單。據報導,在該背景下,一些孩子開始尋找其他途徑來滿足對社交媒體的需求。一些不太知名的公司開始爭取青少年市場,它們甚至付費給未成年網紅來推廣產品。
澳政府多次表示,其停用應用程式名單是“動態的”,可能會有新的應用程式被列入其中。一些聲音擔憂,這種“一刀切”做法,可能會帶來更多潛在風險。比如,若遷移到監管較少的平台,青少年會更加隱瞞自己的社媒使用情況;遇到不良或有害內容、經歷,他們可能會更不願意跟父母說。
澳大利亞不是第一個出手的國家。過去幾年,歐洲、亞洲、東南亞、北美等地區,也相繼推出管理辦法,限制青少年使用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出,截至2024年底,有79個教育體系在法律或政策上禁止學生在校園使用智慧型手機,佔全球教育體系的40%。同時,一些禁令變得更加嚴格。
把目光拉遠,不難發現,無論現實的爭論有多激烈,全球監管者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共識:把孩子們的童年從演算法中奪回來。
儘管各國監管者從越來越多的方面處理青少年“手機沉迷”問題,澳大利亞即將生效的這項法律,在目前依然是力度空前的。它是全球範圍內首個落地的青少年社媒禁令,至於法律如何落地,仍需一段時間的觀察。
“一刀切”的嚴厲背後,有一群遭遇傷痛的家長們。
“如果一年前就有這項法律,奧利或許還活著。”澳大利亞的喪子母親米婭·班尼斯特近日受訪時說。
2023年,她的13歲的獨子奧利被診斷出神經性厭食症。她形容兒子“曾經是個能讓房間亮起來的孩子”。但是,厭食症是個被普遍認為女孩才會罹患的病,不被理解的奧利開始上社媒尋求幫助,卻接連遭遇打擊。
米婭認為社媒加劇了奧利的精神危機,關聯包括,奧利在Snapchat、YouTube 上沉迷各種身材、健身和飲食控制內容,越看越焦慮,自我厭惡加重,演算法像是識別出了他的脆弱點,持續用類似內容把他困在一個狹窄的世界裡。同時他還遭遇了線上霸凌,有同學在 Snapchat 上公開喊話“你去死吧”。
2024年1月,奧利在家中自殺身亡。米婭認為,社媒演算法和網路霸凌,明顯加速了兒子病情惡化,最後促成悲劇。這些讓她成為澳大利亞社媒禁令的最堅定的推動者之一。
另一位悲痛的家長,墨爾本的韋恩·霍爾茲沃斯,則是因為17歲的兒子遭遇“裸聊勒索”去世,後來成為了禁令倡導者。回溯事件時,這位父親發現,兒子16歲以前就被“線上掠食者”盯上了。他也認為,如果早一點有此禁令,悲劇就不會發生。
成為倡導者後,韋恩還發現,自己成為一些未成年人的傾訴對象。有3名女生找他,說正在遭受裸聊勒索。“家長可能要等到看到信用卡帳單才會知道這件事,”他說:“所以這種情況非常普遍。昨晚發生了,今晚還會發生。”
時間往前,2018年,14歲的澳大利亞童模多莉·埃弗雷特(Dolly Everett)在長期遭受校園霸凌和網路霸凌後自殺,被視為澳大利亞網路霸凌時代的起點事件。
多莉曾就讀於昆士蘭州一所寄宿學校。由於家鄉教育選擇有限,北領地農村地區的許多學生經常要離開家人數千公里去上寄宿學校。
其父沒有透露霸凌細節,但表示其遭受霸凌,以至於她覺得需要“逃離這個世界的邪惡”。去世前,這位少女完成了一幅畫,上面寫著“即使你的聲音顫抖也要說出來”。這起死亡事件令這個關係緊密的牧民社區悲痛欲絕,許多人在網上發佈了支援資訊,並分享了自己遭受欺凌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經歷。
這些案件受人關注,但也只是現實的一部分,最嚴禁令背後,是澳大利亞網路欺凌的普遍性。
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間,有機構對3454名10至17歲的澳大利亞青少年進行了調查,發現69%的人在過去12個月內經歷過網路欺凌。其中,56%的女孩曾遭受網路欺凌,男孩的這一比例為50%。
多莉去世後,澳大利亞國家反欺凌中心(NCAB)的傑裡米·布萊克曼曾接受採訪稱,網路欺凌與現實欺凌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可以是持續不斷的,全天候24小時不間斷。
他解釋,網際網路上的匿名性,會讓人們更難對受害者產生任何同情心。這意味著,“更多孩子可能會成為欺凌者”,而“多莉”,也可能是任何人的孩子。
對多起惡性事件的關切,促成了澳大利亞“最嚴禁令”,不過目前,“一刀切”的禁令僅此一例。當下主流的監管思路,還是如何從智慧型手機、社媒處“搶回”孩子的時間和注意力。
家長是陪伴孩子最多的人,但是越來越有心無力。一位家長張曦告訴南風窗,她曾允許初二的孩子使用手機,每天1小時。但她很快發現,孩子會上癮,且難以克制。孩子總是以查資料、打卡等理由獲取裝置,“拿了手機就去看其他的”。張曦嘆息,自己沒法時刻盯著孩子。
若晚上忘了將平板收回,孩子就會偷偷把平板拿回房間,“一玩就玩到凌晨一兩點”。
“管不住”是全球家長的共同經歷。據報導,9月12日,新加坡數位發展及新聞部(MDDI)發佈的調查顯示,只有37%的新加坡家長對自己引導孩子養成數字習慣的能力充滿信心,其餘63%的人對此缺乏信心或完全沒有信心。
普遍的育兒困境,還催生了民間的“自救”。2024年,英國出現了“無智慧型手機童年”(Smartphone Free Childhood)組織。最初,這只是兩位家長為了尋找志同道合者,而建立的聊天群組。
沒曾想,這一倡議在極短時間內產生了連鎖反應。短短6個月,有超10萬人簽署“家長協議”,承諾在孩子14歲前不給他們買智慧型手機,16歲前不讓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據其官網顯示,截至12月5日,已有超過16萬人簽署協議,覆蓋英國超過40%的學校。
然而,僅靠家庭無法扭轉局勢。對很多父母來說,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自制力差”的孩子,而是一整套經過精密算計的成癮設計——孩子只要多點幾次,演算法就會記住他的偏好,一條接一條地推過去。
這些年來,全球多個國家已先後出台相關政策。
早期,相關討論主要集中在學校課堂紀律層面。學生們可以帶手機進校,上課不能玩,但下課隨意。智能裝置在校內的管理,主要依靠學生自覺和教師監督。
而今,從校園內手機的使用限制,到社交媒體年齡准入紅線,各國措施越來越“嚴格”。
近日,中國教育部出台《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條措施》明確提出,嚴格規範智能終端產品入校管理,嚴禁手機等電子產品進入課堂;同時,在校園之外則積極倡導家長與學生攜手開展“息屏行動”,共同破解網路過度依賴的困局。
不久前,新加坡教育部同樣表明,根據現行指導原則,中學生在上課期間期間不得用智慧型手機和智能手錶。從明年1月起,管控範圍將從課堂,擴大到課間、社團活動和補習等所有在校時段。
一些國家直接立法行動。法國早在2018年通過法案,禁止15歲以下學生在校使用手機。歐盟則通過《通用資料保護條例》(GDPR),將資料保護的年齡門檻設定為16歲。
除了澳大利亞的立法,今年11月底,馬來西亞政府同樣宣佈,計畫從明年起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馬來西亞通訊部長法赫米·法齊勒稱,此舉參考了澳大利亞的相關做法。他表示,該舉措可保護青少年免受色情、詐騙等網路犯罪侵害。
這場針對青少年的智能裝置“斷舍離”行動正在全球蔓延。
在過去十餘年裡,智慧型手機一度被視為進步的工具。國外不少學校也曾大力推行“自帶裝置”(BYOD)政策,鼓勵學生把自己的手機和平板電腦帶入課堂,作為輔助學習的工具。人們普遍認為,更早接觸網際網路能為孩子提供更廣闊的認知視野。
但如今,這一信念開始動搖。
資料顯示,在2010-2015年之間,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發生斷崖式下跌。焦慮症、抑鬱症及自殺率,在經歷了多年平穩後,突然陡峭上升。這一趨勢在青春期女孩中尤為顯著。
這一時間窗口,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前置攝影機的廣泛應用,以及社交媒體興起高度重合。過去屬於戶外遊戲和真實社交的兒童時代,正在被“手機式童年”不可逆地取代。
這源自社交媒體的底層設計邏輯。讀書有章節,電視有結尾,但社交媒體的資訊流是無窮盡的。其無限滾動機制,讓使用者無法預知下一條內容是什麼。這種隨機的獎賞反饋機制,會持續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
神經科學研究表明,負責理性決策和衝動控制的大腦前額葉皮層,通常要到25歲左右才能發育完全。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一項長期研究發現,每天使用智能裝置超過7小時的7-10歲兒童,其大腦皮層出現了過早變薄的現象。這與語言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的各種指標下降呈現相關性。
美國兒科學會的研究也發現,與未擁有智慧型手機的同齡人相比,擁有智慧型手機的12歲兒童患抑鬱症的機率高出30%,肥胖率高出40%,睡眠不足機率高出60%。
這些全球性的措施和討論,更多是出於健康干預,為了讓孩子們回歸到真實世界中安全成長。
中國其實也意識到這些問題,並試圖築起一道安全網。
2021年,國家新聞署就下發了通知,嚴格限制未成年人網路遊戲時間,並強制推行實名認證和人臉識別技術。這一度被稱為“史上最嚴”的防沉迷規定。
從資料層面看,效果顯著。據《2024中國遊戲產業未成年人保護進展報告》資料顯示,2024年,超七成未成年人(包含已不玩遊戲的未成年人)的遊戲時長小於3小時。較2021年,未成年人遊戲總時長、消費流水等資料都大幅下降。
但家長的焦慮依然存在。事實上,很多孩子並未真的離開螢幕。
身份冒用在此過程中變得常態化。儘管有實名認證,但在實際操作中,未成年人使用長輩身份證註冊帳號的情況屢見不鮮。一些老年監護人缺乏對智能裝置的認知,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配合完成了實名認證和人臉識別。
這還催生了相關的黑產鏈條。據央視報導,在某些帳號交易平台上,由於需求旺盛,部分商家月成交量巨大,超過“900多萬筆交易”。甚至有未成年人在短時間內花費巨資購買所謂的“成品號”以繞過限制。有家長稱,孩子購買帳號,10天內就充值超1萬元,事後也沒法申請退費。
不過,越來越多教育者也意識到,“防沉迷”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沒有手機後,應該讓孩子們做什麼?
在社交平台上,關於“沒有手機做什麼”的討論更揭示了某種荒蕪。
有初中生發帖提出相關問題。評論區裡,最高讚的回覆是:會找手機。有人說,自己把家裡翻個遍,找不到手機再回房間寫作業,之後睡著。第二高讚的回答為“做題”。還有人說,自己會“拿書桌上的東西假裝打包,或者自言自語,假裝直播聊天”。
在被沒收手機後,許多青少年面臨的是巨大的無聊和空虛。除了做題、發呆、睡覺,他們似乎很難找到其他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活動。
當立法者試圖通過切斷連接來“拯救”孩子時,爭議聲並未消失。學術界對此提出擔憂和質疑。
有學者認為,對於這些青少年而言,網路可能是他們獲取身份認同和情感支援的管道。如果現實世界無法提供溫暖和接納,強行切斷網路連線,可能會將這些脆弱的孩子推向更孤立無援的處境。
波士頓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長期研究兒童遊戲的演變。在他看來,並非智慧型手機偷走了童年,而是現代社會先剝奪了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獨立性和玩耍的權利,智慧型手機才趁虛而入。
在過去幾十年中,隨著城市化處理程序的加速,家長對治安問題的過度擔憂,以及學業競爭的極化,兒童在物理世界中的活動半徑被極度壓縮。街道、公園這些曾經屬於兒童的“第三空間”逐漸消失。他們的課餘時間被日程表填滿,即使在家裡,也往往處於成人的監視之下。
當現實世界變得過度受控、缺乏自由且充滿評價壓力時,孩子們自然會湧向那個看起來自由、刺激且擁有自主權的網路世界。
限制和禁令只是第一步。拿走了孩子手中的螢幕後,更重要的是,如何教會孩子與技術共處,以及如何修復那個越來越不適合青少年成長的現實社會。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