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3企業陷入傳承危機，127萬名70歲以上老闆無人接班

日本企業多為家族經營，如今卻陷入嚴重的傳承危機！至2025年末，有高達127萬名70歲以上的中小企業主沒有接班人，相當於全日本1/3企業面臨後繼無人的傳承危機。

此外，日本許多企業還陷入中層高管斷層、人口老化、高遺產稅以及接班人短缺等困境，不少企業被迫尋找出售，日本正面臨一場席捲全國的家族企業接班危機。

驚！全日本三分之一家族企業陷入傳承危機

日本著名私募基金“日本產業推進機構”的CEO津阪純在一次受訪時提到，曾有一名61歲日本企業主請他協助賣掉公司。此位老闆對他說：“我賣力工作大半輩子，但孩子完全不想接手這門生意。”

這位61歲日本企業主苦於家族生意“後繼無人”並非孤例。據報導，日本企業多為家族經營，比例高達90%以上，但很多企業卻找不到接班人。

世界經濟論壇提供的一個資料顯示，到2025年底為止，將有127萬名70歲以上的日本中小企業主沒有接班人，相當於全日本三分之一企業面臨傳承危機。

對這些創業者來說，其困境往往不是因為企業經營不善，而是其子女不願意接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中小企業既找不到接班人，也難以聘到職業經理人，而中層高管人才斷層，使得日本企業的領導問題更加嚴峻。

日本家族企業因人口老化、高遺產稅與接班人短缺，被迫尋求出售，帶動私募基金交易激增。當下，日本正面臨一場席捲全國的家族企業接班危機。

隨著人口老化加速、繼承稅居高不下，以及新生代普遍不想承接家業，傳統以世代傳承為榮的中小企業主，正被迫面對一個昔日被視為禁忌的選項——把幾代人辛苦養育的公司賣給私募基金。這股趨勢不僅正在重塑日本的企業生態，更引爆一場規模空前的私募基金投資熱潮。

貝恩（Bain & Co.）資料顯示，日本私募基金市場連續4年成交金額超過3兆日元（約合200億美元）。而PitchBook資料則顯示，2025年以來日本私募基金交易總額較2024年同期激增超過30％，達到291.9億美元。推動成交量飆升的核心力量，正是大批面臨接班困境的日本家族企業。

當日本中小企業找不到接班人，更雪上加霜的是，日本擁有全球最嚴格的遺產稅制度。

根據Tax Foundation資料，日本遺產稅最高可達55％，且繼承人必須在10個月內繳清稅款。對於許多日本家族企業繼承人而言，要在短時間內籌到巨額現金是非常困難的，迫使他們不得不出售股權或乾脆賣掉整個公司，因此，私募基金自然成為一個具吸引力的買家。

Neuberger Berman統計指出，目前日本有超過65％企業收購案與接班問題直接相關。這種大環境變化，使企業出售不再像過去那樣被視為失面子的行為，反而逐漸成為理性選項。

遺產重稅引發日本家族企業拋售潮，這在十年前，把公司賣給外國基金在日本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

Reed Smith併購專家普魯士表示，以前，日本企業主強烈抗拒“賣給外人”；但隨著本土基金崛起、外資基金成功翻轉企業（比如夏普出售予郭台銘的鴻海集團），以及市場對治理、資本效率的要求提高，日本家族企業主的態度也逐年轉變。

比如私募基金KKR，曾在2013年收購Panasonic（松下）集團旗下健康事業，並改名為PHC控股公司，後成功於2021年上市，這些成功併購案例，也逐漸消除日本家族企業主的疑慮。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日本人才斷層亦放大了接班危機。日本自199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的“就業冰河期世代”，因經濟泡沫破裂而缺乏職涯發展，形成了中層管理人才斷層。如今，許多日本中小企業既找不到接班人，也難以聘到職業經理人，使得日本企業的領導問題更加嚴峻。

日本政府自2015年後展開的公司治理改革，也間接推高了私募基金投資活動。這類措施包括強制引進外部董事、要求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等措施，使許多大型日本企業開始切割非核心事業，催生大量收購案。

此外，日元疲弱使日本資產對外資基金而言變得相對便宜，加上日本低利率環境有利槓桿收購，進一步刺激私募基金活動。

本分的黃昏！日本家族企業傳承危機中的價值斷裂

在日本社會的精神圖譜中，“本分”是一個承載著深遠文化重量的詞彙。它不止於安守本位、盡職盡責的表層含義，更深植於一種對身份、傳統與共同體之間神聖契約的堅守。

對於佔日本企業總數九成以上的家族企業而言，這份“本分”曾經是經營的靈魂：它意味著創業者對“家名”與“家業”綿延不絕的責任，意味著對代代相傳的技藝與商譽的守護，意味著對員工、客戶乃至所在社區的一份超越契約的終身承諾。

然而，如今席捲日本的家族企業傳承危機，其最深刻的本質，正是這種支撐了日本戰後經濟奇蹟的“本分”倫理，在人口、經濟與價值觀的巨變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系統性斷裂。

一、本分之重：作為精神支柱的傳統經營倫理

要理解這場危機的撕裂性，必須先理解“本分”在傳統日本家族企業中的具體形態。

它首先體現為一種血脈相繼的絕對責任。企業不是單純追求利潤的法人，而是家族名譽、生存根基與社會地位的物化象徵。將畢生心血打造的、甚至從父輩手中接過的企業完好地傳遞給子輩，是創業者人生圓滿的核心標誌，是其對祖先與後代的“本分”。

其次，它體現為一種共同體主義的經營觀。許多中小企業主視員工為“家族”的延伸，即便在經濟低谷期也極力避免裁員，以此履行對共同體的“本分”。同時，他們深耕地方，與地域經濟緊密繫結，其存在本身就是社區穩定的磐石。

最後，它還意味著對特定技藝與品質的執著，即“工匠精神”。這種精神拒絕短視的利潤最大化，追求在專業領域內做到極致，這是對職業與顧客的“本分”。

這份厚重的“本分”，在過去構成了強大的凝聚力與長期主義動力，但也為今日的危機埋下了伏筆。它將企業的命運過於緊密地繫於單一家庭的生物學延續上，並將所有者的個人生命價值與企業存續完全等同。

二、本分之困：當傳統責任遭遇現代性衝擊

當下的傳承危機，正是上述“本分”倫理在多個層面遭遇的困境總和。

血脈傳承鏈的斷裂：家庭“本分”的失靈。根據調查，高達64.6%的個體戶子女明確表示“不打算繼承家業”。這並非簡單的個人職業選擇，而是對家族“本分”鏈條的主動或被動掙脫。近距離目睹父輩“艱辛”與“不穩定”的成長經歷，消解了繼承家業的神聖感。

日本年輕一代在全球化與個人主義思潮中，更傾向於追求自我實現（“有想做的事”），傳統家族責任所賦予的“本分”，在其價值序列中大幅後移。

當血脈中的繼承者缺席，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傳承“本分”便失去了落腳點，令許多日本創業者陷入“後繼無人，何以面對祖先”的精神困境。

財務枷鎖下的無力：履行“本分”的物質基礎坍塌。日本高額的遺產稅（最高55%）及其苛刻的現金繳納期限，不僅是一個財務問題，更是一個倫理困境。

它使許多繼承者即便有“本分”之心，也無“本分”之力。為了在十個月內籌措巨額現金，往往被迫分割資產、出售核心股權或整個企業。

這意味著，即便子女願意繼承，也可能為支付稅款而喪失控制權，使得“守護家業”這一核心“本分”在事實上無法完成。稅制無形中成為了斬斷家族傳承之手的利刃。

經營環境的嬗變：共同體“本分”的沉重負擔。全球化競爭、數位化浪潮與嚴格的公司治理改革，要求企業更具效率、靈活性與資本回報意識。而傳統家族企業主對員工終身僱傭的承諾、對地方社區的深厚投入，這些曾被視為崇高“本分”的行為，在新時代的財務壓力下可能成為沉重的負擔。

當“本分”與“效率”發生衝突時，堅守者感到力不從心，這也讓潛在的外部職業經理人或內部年輕一代望而卻步——他們未必願意或能夠承擔如此沉重的非經濟責任。

三、本分之變：從“守護家名”到“守護企業”的價值遷移

正是在這種全方位困境下，向私募基金出售企業，從一個“背叛本分”的禁忌選項，逐漸演變為一種“重新定義本分”的理性選擇。這一轉變，標誌著日本企業家核心責任認知的深刻遷移。

“體面終局”中的責任延續。對於許多無子嗣繼承或子女無意繼承的企業主而言，將企業出售給聲譽良好的私募基金，可以被視為在絕境中履行了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本分”。

其責任核心從“必須將企業留在家族手中”，轉向“必須確保企業這個生命體、員工這個共同體得以存活和發展”。通過與私募基金談判，保留品牌、維持主要營運、保障員工就業，創業者在這種退出中，依然實踐了對員工與社區的“本分”。

日本產業推進機構執行長接觸的案例中，企業主的嘆息背後，正是這種責任倫理的無奈轉型：既然無法完成血脈傳承的“第一本分”，那麼至少通過審慎出售，履行對企業生命延續的“最終本分”。

專業資本帶來的“本分”解脫與重構。

私募基金的介入，在客觀上切割了“家族”與“企業”之間過於緊密的、有時是情緒化的捆綁。

基金帶來的資本、專業管理知識和治理結構，替代了日漸稀薄的家族人力資本與可能僵化的傳統管理模式。這解除了創業者或其子女在無力經營時仍被迫硬撐的“道德枷鎖”。

同時，基金對效率與增長的追求，實際上是在新的所有權結構下，重新定義了企業對員工（提供更有競爭力的平台）、對客戶（提供更優質的產品服務）、對資本（提供合理回報）的“本分”。

這是一種更接近現代商業契約精神的“本分”，雖然少了些人情溫存，卻可能更清晰、更可持續。

社會認知的悄然革命。私募收購案例的成功（如PHC控股的上市），以及政府治理改革對資本效率的強調，正在重塑社會評價體系。

企業主的“成功”與“尊嚴”，不再僅僅與“家族世代經營”掛鉤，也與“在關鍵時刻為企業找到最佳歸宿、實現資產價值與社會價值最大化”聯絡起來。

這種認知變遷，為陷入傳承困境的創業者提供了難得的社會心理緩衝，使其出售決策不再背負沉重的“敗家”污名，從而為“本分”的內涵注入了更多的理性與靈活性。

《一波說》余論：在黃昏中尋找新的晨曦。

日本家族企業的傳承危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經濟結構轉型，更是一場靜默的價值觀革命。

傳統的、基於血脈、共同體與終身承諾的“本分”倫理，在人口斷層、經濟壓力與代際價值觀變遷的合力衝擊下，正經歷著痛苦的嬗變。私募基金的崛起，既是這一危機的產物，也成為了催化乃至部分解決危機、重新定義商業倫理的力量。

然而，挑戰依然存在。私募資本主導的整合，能否妥善保存那些蘊含在家族企業中的獨特“匠魂”、地方性知識以及深厚的信任網路？效率至上的邏輯，是否會過度沖刷日本經濟中那些曾由“本分”所滋養的長期主義、穩定性與人情溫度？這需要在企業出售後的整合中，注入超越短期財務回報的文化智慧。

未來的出路，或許在於建構一個更具彈性的“新本分”框架。它應當尊重個人選擇與代際差異，通過政策調整（如遺產稅改革）為願意繼承者掃清障礙，同時也為無意或無力繼承者提供體面退出的制度與社會認同。它鼓勵企業更早地進行現代化治理和知識管理，降低對特定家族成員的絕對依賴。最終，健康的商業生態可能需要多種“本分”共存：既有百年老店對傳統的堅守，也有通過併購獲得新生的轉型，還有職業經理人對專業責任的踐行。

日本家族企業的“黃昏”，並非價值的徹底湮滅，而是一種過於緊繃、單一的傳統責任形態的鬆綁與重構。在“本分”的古老基石之上，正在生長出更具多樣性、更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責任形式。這場危機帶來的陣痛，或許正是日本社會經濟倫理走向又一次成熟蛻變所必須經歷的黎明前的黑暗。 (一波說商業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