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非聖但臣直?白宮幕僚長「毒舌」採訪揭開川普2.0秩序之謎

引言

“我絕不唯命是從，我也不是個女巫，”蘇西·威爾斯（Susie Wiles）說，“我想時間會證明我是否有作用。”

從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之於雷根，到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之於福特，那雙敢於直視總統的眼睛往往是元首意志與國家理性之間最後的緩衝帶。但在川普的政治宇宙裡，規則從不是先驗前提，忠誠往往勝過專業，直言冒犯常被視為背叛。那麼，在這樣一位朝令夕改、獨斷專行的總統身邊，白宮幕僚長（chief of staff，又稱「白宮辦公廳主任」）還能否扮演傳統意義上的「守門人」？

12月16日，《名利場》（Vanity Fair）記者、暢銷書《守門人》（The Gatekeepers: How the White House Chiefs of Staff Define Every Presidency）的作者克里斯·惠普爾（Chris Whipple），從白宮西翼撬開了川普第二任期的秘聞。作為歷史上第一位擔任白宮幕僚長的女性，蘇西·威爾斯具有卓爾不凡的政治才能，是那個始終坐在鏡頭之外、卻幾乎無處不在的「影子掌權者」。在這組石破天驚的專訪中，她的坦率令人脊背生寒。她談論川普有“酗酒者般的性格”；直言副總統范斯是“十年來始終如一的陰謀論者”，其政治轉向不過出於算計；質疑馬斯克是公開的氯胺酮使用者；甚至平靜承認，川普的某些司法行動就是政治報復。她既為總統辯護，又在關鍵事實前毫不退讓地糾偏。

當混亂被管理、激進被流程化、個人意志被包裝成協調後的國家決策，川普反而變得更危險莫測？而威爾斯究竟是在為美國政治止血，還是在幫助一種我行我素的權力運作獲得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合法性？

01. 白宮幕僚長的功能轉型

《名利場》刊發的這篇訪談發佈後，白宮群臣非但沒有急於撇清幹系或憤怒指摘，而是眾志成城地獻上了一場精心編排的忠誠大合唱。威爾斯迅速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指責報導“斷章取義”，是“別有用心的攻擊”。隨後，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衛生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Robert Kennedy Jr.）、內政部長道格·伯古姆（Douglas Burgum）等近二十位高級官員公開發聲支援她，就連曾被她嘲諷的預算主管拉塞爾·沃特（Russell Vought）、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i Bond）本人以及自己。副總統范斯甚至在公開演講中自嘲可能確實是一名“陰謀論者”，並強調威爾斯是“總統所能要求的最佳幕僚長”。國務卿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表示，目前世界上沒有人能比威爾斯更勝任她現在的工作。白宮新聞秘書盛讚她是“總統最忠誠、最重要的顧問”，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 Jr.）亦發文稱：“當其他所謂的朋友離開時，蘇西始終站在我父親身邊。”

在保守派輿論場中，部分川普支持者將爭議的矛頭直接指向白宮本身，認為不應允許像《名利場》這樣的自由派刊物獲得深入採訪的機會。在他們看來，這類媒體天然帶有政治立場，而採訪本身就意味著為對手提供攻擊素材。右翼媒體《聯邦黨人》主編莫莉·海明威（Mollie Hemingway）在社群媒體上直言，她對部分右翼人士試圖獲得左翼媒體認可的行為感到反感，並認為這種做法既無必要，也缺乏現實意義。 《加州郵報》評論版編輯喬爾·波拉克（Joel Pollack）則指出，他難以理解共和黨人為何持續向「立場對立、並試圖削弱其政治基礎」的主流或中間偏左媒體提供採訪便利，並強調記者不是共和黨的政治盟友，尤其是《紐約時報》和《名利場》這類被認為與民主黨議程高度重合的媒體。保守派電台主持人達娜·洛施（Dana Loesch）亦提醒共和黨政治人物不應對傳統媒體抱有過高期待，認為即便白宮態度友好，也難以換來真正中立或積極的報導。

部分評論進一步將討論引向傳播策略層面。體育與政治評論平台OutKick創始人克萊·特拉維斯（Clay Travis）建議，共和黨今後應盡量避免接受傳統媒體的深度採訪，而轉向直播或“準直播”形式，直接向公眾傳遞資訊。在他看來，傳統媒體往往透過選擇性摘引來塑造敘事框架，而直播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髮言的完整性與脈絡。這種態度甚至在白宮高層內部也呼應。副總統范斯以玩笑的方式表示，“如果有人從這篇《名利場》的報導中吸取教訓，我希望這個教訓是我們應該少接受主流媒體的採訪。”

保守派陣營對《名利場》採訪的防禦姿態反而凸顯了威爾斯在川普第二任期中的重要地位，也側面反映了白宮幕僚長的「守門人」身份。水門事件核心人物、尼克森時期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恩（John Dean）曾在回憶錄在《迷途野心：白宮歲月》（Blind Ambition: The White House Years）中批判了「帝王總統」的危險傾向。他表示，總統試圖超越憲法與國會的約束，將行政權力擴大到極致；如果幕僚阿諛奉承，不敢仗義執言，總統便會愈發一意孤行，最終導致政治災難。迪恩強調，優秀的幕僚長必須敢於“對抗”，而不是“迎合”。

川普顯然不是一個易於「對抗」的上司。川普在第一任期選用了四位白宮辦公廳主任，其中一位以代理身份工作了一年，侍奉難度可想而知。威爾斯將川普的行為特徵形容為「酗酒者式的性格」。這個比喻源自於她早年與酗酒家人相處的經驗，意指一種高度自信、抗拒外在糾錯、並由情緒驅動決策的特質。面對這樣的上司，威爾斯調整了自身定位。副總統范斯如此概括她的理念：“人們有一種想法……即他們的目標是控制總統、影響總統……而蘇西的觀點恰恰相反：她是一個促成者。美國人民選舉了唐納德·川普，她的工作就是促成他的願景，並使之成為現實。”

在實際操作中，這意味著當總統已形成明確意圖時，威爾斯的工作重心轉向如何有效執行，並管理可能產生的後果。例如，在赦免2021年1月6日國會騷亂相關人員的問題上，她曾提出區分不同情形處理的建議，但在總統堅持整體赦免後，她便轉向關注執行細節。在關稅政策上，儘管內部存在分歧，她仍指示團隊圍繞總統設定的方向進行修補和調整。她不需要評判決策本身，而是致力於讓行政機器有效運作。

川普對威爾斯的倚重或許正源自於威爾斯務實的決策翻譯能力。他並不期待幕僚長的價值評判，更需要一種將個人判斷轉化為行政指令的能力。威爾斯恰恰擅長巧妙地將「意氣用事」整理為可操作、可辯護、可在官僚體系中流轉的政策文字，從而與總統形成一種以效率為基礎的合作關係。威爾斯不需要透過制衡來獲得權威，而是在執行層面展現自己不可取代。因此，她是川普第二任期權力運作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節點。

在川普治下的白宮，總統的注意力是稀少且高耗的資源。川普思維跳躍、議題發散，任何試圖全程深度參與的嘗試都可能被捲入情緒風暴。在此環境中，真正的權力體現在擇機而入的智慧，而非持續在場陪伴。在威爾斯的輔佐下，川普的白宮正從一個充斥宮廷陰謀的戲劇舞台，轉變為一個指令清晰、分發高效的中央樞紐。她大幅減少了第一任期氾濫的洩密，簡化了決策流程，建立了以絕對忠誠為基礎的垂直匯報鏈。當然，川普衝動、反覆的決策風格未曾改變，但其執行卻變得前所未有地高效一致。這種秩序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極大放大了其政策衝擊力。

威爾斯清楚川普身邊都是怎樣的人，對他們的動機和弱點瞭如指掌，也知道如何在不打亂整體結構的前提下，讓他們各司其職、各盡其用。在川普的政治體系中，這種能力值得所有人敬畏。川普的競選工作人員曾透露，川普稱讚威爾斯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有時甚至稱她為“蘇西·川普”。

02. 政策執行中的緩衝與邊界

在川普第二任期內，蘇西·威爾斯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管理一系列極具爭議的政策的執行過程，並控制其衍生影響。這既體現在她與橢圓形辦公室外川普政治盟友的互動中，也貫穿關稅、軍事行動及移民執法等關鍵領域，更涉及對司法工具政治化使用的內部應對。

1. 與矽谷邏輯的碰撞

如果說威爾斯代表的是以傳統政治技藝避險混亂的內部力量，那麼馬斯克則構成了川普第二任期中最具破壞性的外部因素。根據威爾斯在訪談中的描述，馬斯克有著極具個性化的行事風格，常以極端工作節奏推進改革，甚至白天睡在行政辦公樓內。這種近乎不設邊界的投入方式在白宮內部引發了明顯的不安。

馬斯克試圖將矽谷式的組織邏輯直接移植到聯邦政府體系。通過新設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馬斯克主導了一輪大規模行政重組：多個項目被迅速關停，大量僱員被解僱，既有流程被跳過或重設。在支持者看來，這是對官僚體系積弊的必要清理；但在熟悉政府運作規律的威爾斯看來，這種高度壓縮、缺乏緩衝的改革方式存在不小的風險。

相關影響很快就體現在具體政策層面。隨著部分對外援助項目被凍結或中斷，非洲多地的免疫接種計劃受到波及，持續運行二十餘年的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亦面臨執行受阻的局面。威爾斯並未在內部討論中以道德或情感訴求展開反對，而是將爭論焦點集中於行政執行的邊界問題。她指出，即便在川普簽署的凍結對外援助行政命令中，也明確保留了「拯救生命援助」的豁免條款，而部分執行措施已明顯偏離這一限定。

這場拉鋸也清晰揭露了威爾斯權力的界線。她或許可以引入國務卿魯比奧等建制派人物接手善後，在某種程度上修補極端政策的外溢效應，卻無法從源頭阻止這種破壞性改革的發生。儘管威爾斯本人堅稱自己不願縱容妥協，但從結果上看，她所建立的協調與緩衝機制客觀上為馬斯克主導的改革提供了持續運作的製度空間。

外部批評隨之而來。比爾蓋茲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公開抨擊相關政策後果，稱「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正以改革之名傷害世界上最貧窮的兒童」。而在白宮內部，威爾斯的工作重點轉向程序與人事層面的修復：透過重新分配職責、恢復部分審批流程，盡可能降低行政體系的失序程度。在這一過程中，威爾斯的角色並非阻止混亂的發生，而是試圖將其限制在可控範圍之內。她所面對的並不是是否推進改革的問題，而是在既定政治意志下，如何避免改革以不可逆的方式侵蝕政府的基本運作能力及總統自身的政治資產。

2. 關稅、軍事與移民政策的執行管理

在蘇西·威爾斯的敘述中，川普第二任期政策的生成與推出呈現出一種高度即興、缺乏穩定邊界的特徵。這種不確定性集中體現在移民執法、關稅工具的使用，以及對委內瑞拉的準軍事行動。 《名利場》的訪談揭露了威爾斯如何將討論重心從宏大的政策口號拉回到具體而冷硬的執行層面，也由此顯露出暴力如何被嵌入日常行政流程之中。

「解放日」關稅政策的推出過程充分揭露了白宮內部的失序狀態。面對從10%到100%不等的稅率方案，各派顧問之間始終無法形成共識，決策機制一度陷入事實上的停擺。威爾斯對此採取的並非正面否決，而是一種控制變數的策略：既然無法阻止關稅本身，她便轉而調節政策發布的時點與敘事方式，並嘗試引入副總統為局面降溫。最終，市場的劇烈反應迫使政策暫緩執行。外界多將此解讀為總統的讓步，而在威爾斯的視角中，這更像是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中爭取到的一段緩衝期。

相較之下，對外行動所呈現的後果更為直接。以打擊毒品走私為名，川普政府授權美軍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對特定船隻實施致命打擊。官方表述將其界定為禁毒行動，但在威爾斯的私下談話中，這一行動被置於更清晰的戰略語境中：通過持續的軍事施壓，削弱並迫使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讓步甚至下台。面對“戰爭罪”指控和無辜漁民死亡的報導，她一方面表示“或許需要更認真地審視”，另一方面仍認同總統所判斷的那樣，稱這不只是執法，而是一場戰爭。此外，威爾斯也對川普的親以立場有所保留。在以色列議會的勝利演講中，川普語氣強硬，讚揚納坦雅胡和以色列武裝部隊，卻未提及巴勒斯坦平民傷亡。此前，川普在另一次行動中稱讚納坦雅胡是「戰爭英雄」。在談到此事時，威爾斯皺了皺眉。 “我不確定他是否完全意識到，”她說，“這裡有些觀眾不喜歡這樣。”

這種邏輯同樣體現在國內移民政策的執行上。數百名委內瑞拉人被錯誤遣返至薩爾瓦多監獄，其中甚至包括被誤抓的美國公民。這些嚴重後果在威爾斯的表述中被概括為「錯誤」。她似乎接受了這類附帶損害，將其視為推動總統整體政策方向所不可避免的成本。

在這一層面，威爾斯作為「執行者」的一面顯現出來。她或許會在內部對執行方式的粗糙有所保留，但在公開層面與行政流程中，她確保政策持續推進、不被中斷。國家機器在此並未失控，而是被有效動員，並沿著總統設定的方向運行。即便這一方向本身充滿爭議。暴力不再表現為失序或例外，而是被程序化、檔案化，並且透過行政鏈不斷向外擴散。

3. 司法工具的運用與內部約束的失效

如果說政策層面的激進仍可被解釋為理念差異或執政風格的延續，那麼川普對司法系統的運用則更直接觸及美國政治運作中的規範邊界。威爾斯在訪談中提到，那份「90天清算期」的非正式約定本意是為總統的強烈情緒設定一個時間框架，讓針對政敵的行動在執政初期集中釋放，隨後逐步回歸常態。然而，事實證明，這種設想並未成立。對川普而言，報復並非階段性安排，而逐漸演化為一種持續存在的政治動能。

針對紐約州總檢察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以及前FBI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司法行動，威爾斯並未加以掩飾，而是直接將其描述為「報復」。白宮內部似乎已經習慣了將司法手段政治化。在她的敘述中，這類行動不是濫用權力，而更像是對先前不公義的回應。她並不將自己視為縱容者，而是將總統置於「受害者」的位置，認為協助其討回公道具有某種合理性。這種判斷方式也構成了她處理諸多敏感議題時的共同底色。

在愛潑斯坦檔案問題上，這種雙重標準表現得更加明顯。威爾斯一方面承認川普的名字出現在相關名單中，另一方面又努力將其行為弱化為「年輕單身時期的社交往來」。她對司法部長邦迪以空檔案夾示人、向網紅「公開檔案」的做法不乏諷刺，這既反映出她對行政失當的輕蔑，也顯示出她對將嚴肅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表演的排斥。此外，威爾斯在涉及比爾·克林頓的問題上罕見地糾正了總統的說法，明確指出沒有證據表明克林頓曾前往相關島嶼。但在更宏大的政治敘事中，威爾斯的影響力相當有限。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對1月6日事件參與者的赦免討論中。威爾斯試圖在內部區分暴力行為與非暴力參與，主張有限且有條件的處理方式，但這項建議很快就被否決。在川普的決策邏輯中，忠誠度往往優先於司法裁決本身。當出現分歧時，總統立場自動佔優。威爾斯的不同意見只能停留在記錄之中，難以改變最終走向。

03. 結語

一個更有效率、更少洩密、更強調紀律的川普政府，對美國民主制度而言究竟意味著何種變化，是圍繞「威爾斯現象」產生的核心問題之一。相關討論不止於個人風格評價，而是指向權力運作方式本身的轉變。

身為白宮幕僚​​長，蘇西·威爾斯並未試圖改變總統的決策風格或性格特徵。相反，她的角色更體現在執行層面的組織與協調：透過對流程、節奏與資訊通道的管理，使一個以衝動性和高度個人化著稱的權力中心，在外部呈現出相對穩定、連貫的運作狀態。她並未削弱總統決策的主觀性，反而降低了這些決策在行政體系中落地時的摩擦成本，從而提升了整體執行效率。

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白宮西翼，傳統意義上作為體制最後緩衝的「守門人」已然消退。幕僚長不再主要負責對總統意圖進行規範勸阻或價值校正，而是更承擔起將既定意志轉化為可執行方案的技術性任務。在這個過程中，圍繞著權力核心逐漸形成了一套以風險管控、流程優化和執行效率為導向的運作機制。這種機制並不對決策內容本身作出價值評判，而是專注於如何在現有製度框架內實現其最大化實施。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許已不是川普明天會如何大放異彩，而是威爾斯們所打造的這套去道德化、可複制、可持續的執行體系，將在多大程度上把這些話語一步步固化為不可逆的政治現實。她讓混亂變得有序，也讓危險變得日常——這或許正是川普第二任期留給美國乃至世界政治最深遠、最令人膽顫心驚的遺產。 （復旦中美友善互信合作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