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五年，生育支援政策應優先解決「養不起」「沒人帶」的難題

建構生育支援政策體系，為什麼重要？

目前中國人口發展已進入減量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1.0左右，遠低於2.1的世代更換水平，同時老化加速，2035年左右將進入重度老化社會。這些人口趨勢對經濟社會發展有複雜而深刻的影響。雖然對具體影響仍有爭議，但以下幾個普遍擔憂已形成共識：第一，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人口發展動能面臨轉換；第二，少子化導致人口負增長，市場規模縮小，削弱消費潛力，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第三，老齡化導致社會撫養負擔增加，養老金缺口擴大，醫療支出攀升，對財政安全形成壓力。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以人口高品質發展為支撐，長期的低生育率在人口規模上導致人口負增長，在人口結構上導致少子化、老齡化，所以如何應對低生育率問題成為破局的關鍵。因此，建構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是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最佳化人口結構、釋放人口紅利、實現人口高品質發展的必然選擇。

有些人會問，從全世界來看生育率都在持續下降，生育支援政策是否有用？

確實，人口變數屬於慢變數，人口轉型趨勢一旦形成，在短期內具有慣性，很難逆轉。

那生育支援政策的意義是什麼呢？

因為人口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互適應性，但這種適應需要一定的時間。政策干預可以使生育率下降的趨勢變得和緩，為人口與其他社會經濟變數的相互適應創造寶貴的時間，這也很重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各種調查都顯示中國育齡群體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之間存在較大的缺口，許多生育意願是受到種種現實客觀條件的制約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還存在政策作用的空間，此時若錯過政策完善的窗口期，會使中國的人口發展在未來面臨更長期的結構性矛盾。

目前的生育支援政策，有什麼問題？

近年來，中國對生育支援政策進行了豐富的探索，初步建立起涵蓋「婚、生、養、教、居、行」等多環節，囊括經濟支援、時間支援、服務支援和文化建設等四個方面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

經濟支援是指透過現金補貼、減免稅收、住房優惠等經濟手段減輕育兒成本，緩解家庭的育兒壓力。

時間支援是指透過帶薪產假、陪產假、育嬰假等親職假來確保兒童在家庭內獲得充足照顧，並緩解父母育嬰與工作之間的時間衝突。

服務支援是指提供生命全周期的生育支援服務，包括婚戀服務、托育服務、就業支援服務等。

文化建構主要指建構生育友善社會、關懷母嬰、營造性別平等、尊重生育、重視家庭的新型生育文化。

目前世界上生育（家庭）支援政策體系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基本上都有幾十年的建設周期。而中國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才剛起步，從追趕速度來看，建設步伐已經非常快了。但是，還是存在著兩個面向的問題。

一是制度建設方面的缺位。缺乏跨部門的協調機制，各部門還是在原有各自的政策框架下推出一些生育支援政策，改革力度不大，人們獲得感不強。缺乏評估和問責制度，各地生育支援政策做多做少都可以，沒有評價體系，對於做得不好的地區也沒有問責機制。缺乏成本分擔制度，導致許多制度無法有效執行，無法形成長期穩定的預期。

二是政策的協同性不足。政策之間呈現片段化狀態，教育、就業等政策與生育支援銜接不順。例如「學區房」的政策加劇教育焦慮和生育焦慮，又如產假延長的政策使女性在就業市場上面臨的歧視更加突出。責任分擔失衡，生育教養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擔，生育假期成本分擔中企業負擔過重，政府投入比例偏低，社會力量參與較少。區域差異顯著，生育支援政策的強度往往取決於地方領導的重視程度和財政條件。

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還可以做什麼？

首先需要推動全社會在核心理念上實現三大轉變。

一是從「功利性」轉變為「福祉性」。生育支援政策的評估應更著重於提高民生福祉、增進家庭幸福感等方面的作用，而非僅僅關注生育水準的變化，明確最終目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是從「家庭負擔」轉變為「投資未來」。應摒棄將育兒簡單視為高成本行為的短視思維，在全社會倡導「投資孩子就是投資於家庭、國家和中華民族未來」的共識。

第三是從「家庭私域責任」轉變為「社會多元共擔機制」的。必須打破「生孩子是個人和家庭私事」的傳統觀念，明確在現代社會，人口再生產具有強烈的正外部性，支援生育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家庭共同的責任，需要建構「政府主導投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家庭積極撫育、社會廣泛參與」的支援網路。

其次是核心制度的建構。生育支援政策體系的建構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國家工程，必須從頂層設計入手，建立權責清晰、協調有力、保障到位的制度架構。亟需在國家層級確立人口發展的策略性地位，並加速生育支援的法制化處理程序，建立更強大的跨部門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推動生育支援政策體系的標準化與規範化，建立績效評估與動態評估機制。

在宏觀制度之外，具體政策的改善空間同樣關鍵。下一個五年，應該聚集資源，優先解決「養不起」和「沒人帶」兩個重點問題。

經濟成本是抑制家庭生育意願最直接、最關鍵的因素。所以，需要建構多層次、永續的經濟支援政策體系，透過政府、企業、社會多元共擔，顯著降低家庭在生育、養育、教育等環節的全周期經濟壓力，提升家庭的生育信心與支付能力。

例如，育兒補貼制度能否實現動態調整、延長補貼時間和提高補貼標準，育兒方面的個人所得稅減免力度能否擴大或直接以家庭為單位來徵收所得稅，生育保險能否進一步擴大覆蓋範圍，建立多元籌資模式以減輕企業負擔等等。

優質、可近、可負擔的公共服務，是解除家庭後顧之憂、提升生育意願的「穩定器」。建構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普惠性服務體系，是生育支援政策體系建構的重中之重。

例如，在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置方面，重點能否從數量供給轉型為需求精準匹配，提供真正能回應家長「便捷、便宜、安全、科學」需求的有效供給，從而提高托位使用率和入托率，能否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使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獲得長周期的持續支援等等。

再次是建立合理的成本責任分擔機制。在政府層面，需要加大對生育支援的財政投入，多通路籌資成立生育支援專項基金。在企業層面，要積極培育並推廣家庭友善企業典範。企業文化是影響員工工作-家庭平衡最直接的微觀環境。應倡導企業將支援員工家庭作為履行社會責任、提升員工歸屬感與組織效能的重要部分。建立並大力推廣「育兒友善企業認證」制度，設立量化、透明的標準，涵蓋假期落實、彈性工作制、托育支援、反歧視措施等維度。對於獲得認證的企業，不僅給予稅收、信貸等政策優惠，更應透過官方管道廣泛宣傳表彰，將其打造為具有市場美譽度和人才吸引力的“金字招牌”，形成良性示範效應和商業文化。在家庭層面，加強性別平等建設，透過育嬰假等政策鼓勵男性參與教養。

最後是跨領域政策協同。建構跨領域政策協同的堅實框架，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障體系，為生育家庭創造友善環境。

例如，在教育領域，在各學齡人口規模逐漸達峰的背景下，大力推動教育資源均衡配置與品質提升。增加對教育資源薄弱地區的投入，改善教學設施、提升師資水平，讓不同地區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優質教育；另一方面，深化教育改革，最佳化選拔機制，增加直升比例，緩解因過度追求升學率而產生的激烈競爭，切實減輕家庭的育兒焦慮，讓家長不再為孩子的教育問題過度擔憂。

又如，在就業領域，積極推廣彈性工作制、遠距辦公等彈性工作模式，同時創設生育友善職位，為生育後的職場人提供便利。建立嚴格的性別歧視監督與懲罰機制，保障女性在就業、陞遷等方面的平等權利，消除生育對女性職涯發展的負面影響。重塑健康的職場文化。在現今的職場文化中，過度加班、高強度工作已成為常態。這種「工作至上」的文化導向，往往將工作與家庭嚴格對立起來。盛行的職場文化認為，工作是公事、是「大家」的事，而家庭則是私事、是「小家」的事。在這種觀念下，家庭的價值被嚴重漠視和低估，員工不得不犧牲家庭時間來滿足工作需求。

因此，政府和企業應共同加強宣傳倡議工作，提高全社會對生育和家庭價值的認可。一方面，要求企業應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導向，將家庭友善作為企業文化的重要部分，並鼓勵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關係，營造尊重生育、支援家庭的文化氛圍。另一方面，透過公益廣告、專案宣傳活動等形式，普及生育友善社會的概念，強調家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公眾對生育和家庭價值的全面認識，為建構生育友善的企業文化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騰訊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