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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作為美國鐵桿政治盟友的澳大利亞，其企業的貿易行為變化，通過分析澳大利亞2015-2023年間的海關全量資料，結果顯示：美國的對華貿易戰，不僅沒有讓澳大利亞企業遠離中國，反而加深了它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可能有人會問，這都是幾年前的舊聞了，還有研究的必要嗎？
太有了。首先，2018-2019年川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是全球供應鏈變遷的一個分水嶺。其次，川普第二個任期並沒有結束貿易戰的跡象，復盤當年的真實影響，對預判未來的全球貿易走向至關重要。
澳大利亞是一個完美的觀察樣本。澳大利亞雖然不是這場"正面交鋒"的參與者，卻因其獨特的貿易結構，成為觀察貿易戰"溢出效應"的理想樣本。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進口來源國，佔其商品進口總額的近三分之一。更關鍵的是，澳大利亞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製成品—塑料製品、半導體、家用電器、化學品和紡織品—這些恰恰與美國關稅清單上的商品高度重合。
理論上，當美國對這些中國商品關上大門時，可能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影響：一方面，被美國市場"拒之門外"的中國商品可能轉向其他市場，包括澳大利亞，形成所謂的"貿易轉移"效應；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的緊張氣氛可能促使澳大利亞企業未雨綢繆，主動尋找替代供應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研究者們設計的實證方法，正是為了分辨這兩種力量，誰最終佔了上風。
研究團隊沒有使用宏觀的彙總資料，也沒有只做簡單的問卷調查，而是拿到了澳大利亞海關2015年至2023年的全量交易記錄（Universal Trade Transaction Data）。這意味著每一筆進口交易、每一個產品程式碼、甚至每一家企業的行為都被納入了觀察。他們還將這些資料與澳大利亞的商業縱向分析資料庫（BLADE）進行了匹配。
為了搞清楚美國關稅到底有沒有影響澳大利亞，研究者使用了一種叫 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的統計學方法。
簡單來說，他們把澳大利亞進口企業分成了兩組：
• 受波及組（高暴露組）：在貿易戰爆發前（2017年），這些企業進口的產品清單中，包含大量被美國加征關稅的中國商品（如電子元件、機械、塑料等）。
• 對照組（低暴露組）：這些企業主要進口那些美國沒加稅的商品。
邏輯很清晰：如果美國關稅真的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的轉移，那麼“受波及組”的企業應該比“對照組”更傾向於減少從中國進口，轉而尋找“備胎”。
具體操作上，研究者利用2017年（貿易戰爆發前一年）的資料，計算每家企業進口商品組合中，受美國關稅影響產品的比例，再乘以這些產品所對應的美國加稅幅度，最終得出一個"關稅敞口指數"。指數越高，意味著該企業的進口結構與美國打擊的中國商品重疊度越大，受貿易戰間接影響的風險也越高。
這種方法的巧妙之處在於：如果貿易戰真的促使企業分散供應鏈，我們應該觀察到，高敞口企業比低敞口企業更積極地減少從中國進口、增加從其他國家進口。反之，如果出現貿易轉移，高敞口企業反而會增加對中國商品的採購。
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受到美國關稅“間接打擊”最重的澳大利亞企業，在貿易戰爆發後的幾年裡，並沒有減少從中國的進口，反而顯著增加了從中國的採購。
資料說明了一切：
• 進口額大漲：與低暴露組相比，高暴露組企業從中國進口的同類商品價值平均增加了6.8%。
• 時間滯後性：這種增長並不是立即發生的。在2018-2019年貿易戰初期和2020-2021年疫情期間，這種效應還不明顯。但到了2022年和2023年，隨著全球供應鏈從疫情中恢復，這種“更依賴中國”的趨勢變得非常顯著。
這就形成了一個 “旁觀者效應”的B面。以往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戰的“旁觀者”（如越南、墨西哥）主要是在出口端受益，填補了中國在美國市場的空缺。但這項研究告訴我們，像澳大利亞這樣的旁觀者，在進口端發生的故事截然不同—本來可能賣給美國的中國商品，轉頭流向了澳大利亞。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懷疑：是不是因為中國商品降價甩賣（傾銷），所以澳大利亞人貪便宜買多了？
研究團隊深入分析了產品層面的資料（價格P和數量Q），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1. 價格沒怎麼降：資料顯示，被加征關稅的中國商品，其出口到澳大利亞的單價（Unit Price）並沒有出現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下降。也就是說，澳大利亞企業不是因為“撿便宜”才買的。
2. 買的“花樣”變多了：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於 “廣度（Extensive Margin）”。受影響的澳大利亞企業顯著擴大了從中國進口的產品種類（Product Lines）。
• 這就很有意思了。面對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澳大利亞企業採取的策略是 “產品多樣化”，但這種多樣化依然侷限在 “中國”這一個籃子 裡。
• 他們採購了更多種類的中國貨，而不是去尋找更多的國家作為來源地。
研究者還深入探討了那些類型的企業更傾向於加深對中國的依賴。通過將樣本按企業規模（以營業額衡量）和進口依賴度（進口額佔營業額的比例）進行拆分，他們發現了清晰的異質性模式。
大型企業和高進口依賴度企業是"加倉"中國的主力軍。這兩類企業在2022年和2023年都表現出統計上顯著的進口增長，不僅體現在金額上，也體現在進口產品的種類擴張上。
相比之下，小型企業的行為則更為"淡定"—它們在貿易戰後既沒有明顯增加也沒有明顯減少從中國的進口。這種差異可能反映了企業能力的不同：大型企業有更多資源來評估和抓住被貿易戰"擠出"的供應機會，而小型企業可能受限於資訊、資金或物流能力，無力做出快速調整。
還有一種陰謀論的猜測：會不會是這些中國商品先運到澳大利亞，再換個標籤轉運（Rerouting）去美國，以規避關稅？
研究者對此進行了驗證，並否定了這種可能性。澳大利亞地理位置偏遠，運輸成本高昂。把貨從中國運到澳洲再運回美國，運費劃不來。所以，這些增加的中國進口商品，實打實地是被澳大利亞本地市場消化了。
這項研究揭示了一個經濟學現實：政策意願與企業行為的背離。
站在堪培拉（澳大利亞政府）的角度，出於國家安全和戰略考慮， diversification（多元化）和 decoupling（脫鉤）是其呼籲的政策目標。
但站在企業（微觀主體）的角度，帳不是這麼算的。
• 供應鏈的粘性：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其供應鏈的深度、效率和整合度是驚人的。對於澳大利亞進口商來說，尋找替代供應商（比如去印度或東南亞）面臨著巨大的搜尋成本（Search Costs）。
• 成本與質量：即便越南等國在崛起，但在很多工業製成品領域，中國依然提供了最佳的性價比。
• 市場分流：當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受阻（因關稅變貴），中國出口商有動力積極開拓替代市場（Trade Deflection），澳大利亞作為資源互補型經濟體，自然成了理想的承接地。
結論就是：對於企業來說，經濟利益壓倒了地緣政治的擔憂。
這篇論文用詳實的資料告訴我們，全球供應鏈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也“頑固”得多。川普政府試圖通過關稅將中國擠出全球貿易體系，其結果不僅在美國國內引發了物價上漲（這在其他研究中已證實），在國際上還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溢出效應”—它反而加強了中國與其他貿易夥伴（如澳大利亞）的經濟紐帶。
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澳大利亞的故事。它揭示了一個普遍規律：政治力量可以干擾貿易流向，但很難徹底扭轉基於效率和成本建立起來的全球分工網路。
澳大利亞企業用真金白銀做出的選擇，或許比政客的演講更能代表全球經濟的真實溫度。 (Rick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