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社交媒體平台“真實社交”上發文稱，他於當日上午與印度總理莫迪進行了電話交談。川普表示，雙方達成了一項美印貿易協議，美國對印度的商品加征的所謂“對等關稅”將從25%降至18%，立即生效。印度也將相應地降低對美國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直至降至零。川普還稱，莫迪承諾將大幅增加對美國產品的採購，包括價值超過50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技術、農產品、煤炭以及其他許多產品。川普稱，莫迪同意印度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並從美國購買更多石油，印度還可能從委內瑞拉購買石油。截至目前，白宮尚未就此發佈正式消息。莫迪當天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確認美國同意把印度輸美商品關稅稅率降至18%。受消息影響，印度基準股指Nifty 50的股指期貨一度飆升；在美國上市的iShares MSCI India ETF漲近3%。離岸市場中，印度盧比對美元走強，上漲1%。美國政府去年7月31日宣佈對印度輸美商品徵收25%的“對等關稅”，這一關稅措施於當年8月7日生效。8月6日，川普簽署行政令，以印度“以直接或間接方式進口俄羅斯石油”為由，對印度輸美商品額外徵收25%關稅。印度和美國早在去年2月就承諾圍繞雙邊貿易協議展開談判，但立場差異、尤其是圍繞原油採購的分歧導致雙方遲遲未能達成貿易協議。 (中國經濟網)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大眾汽車集團首席執行長布魯姆對美國總統川普的關稅政策給出了至今最強硬的回應。他明確警告，若美方不降低關稅負擔，大眾將無法負擔在美的追加投資，奧迪新工廠計畫可能擱淺。布魯姆指出，僅2025年前三季度，關稅已吞噬集團21億歐元利潤，保時捷在美雖銷量破紀錄卻幾乎無利可圖。面對中國市場的劇烈變革與奢侈品消費萎縮，他決定對保時捷中國業務進行深度手術。他呼籲歐盟學習“美國優先”的邏輯，推出“歐洲製造”保護政策，將價值鏈留在本土。大眾首席執行長布魯姆回擊川普，質疑在美投資計畫許多企業負責人在達沃斯都選擇了保持距離，認為局勢太棘手、太動盪、太政治化。然而，布魯姆（Oliver Blume）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世界經濟論壇期間，這位大眾汽車集團掌門人正面回應了關於全球新秩序的提問，並從中得出了直接影響集團戰略的結論。作為對美國總統川普近期表現的回應，布魯姆在接受《商報》（Handelsblatt）採訪時呼籲歐洲採取自信的路線。他認為，歐盟對華盛頓的關稅威脅作出的反應是正確的：歐洲擁有許多優勢，完全可以自信地採取行動，因此明確的立場至關重要。同時，他將美國的新投資計畫與稅收減免掛鉤：如果關稅負擔維持不變，大規模的追加投資將難以為繼。這也適用於奧迪可能在美國建立的工廠。以下是採訪實錄：《商報》：布魯姆先生，您在達沃斯現場觀看了川普的演講。您感到寬慰還是憂慮？布魯姆：積極的一面是，美國總統最終收回了額外徵收關稅的想法。對於工業界來說，穩定、可預測的框架條件至關重要。因此，我們繼續致力於大西洋兩岸的對話與國際合作。《商報》：在達沃斯，人們都在談論歷史性的一周。舊的世界秩序是否正在瓦解？布魯姆：我們正處於一個充滿社會、政治、技術和經濟變革的世界。世界秩序正處於緊張狀態。美國、歐洲和中國等大玩家正承擔著巨大責任。這也適用於許多來自全球南方的崛起國家。所有國家都必須為未來的發展奠定正確的基調，以實現和平、穩定與繁榮。《商報》：您仍然對與美國的合作抱有希望？川普現在又在進行個人秀。布魯姆：是的，我仍有希望。我們必須選擇合作而非對抗。國際合作在過去為全球帶來了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未來，這種共處模式依然沒有替代方案。當我大約三年前出任大眾汽車集團首席執行長時，世界還不是這樣。當時美國的關稅較低，還沒有通膨削減法案，大家都在致力於脫碳。中國當時因疫情處於封閉狀態，而來自歐洲的出口貿易還非常繁榮。歐洲市場本身也處於後疫情時代的興奮中，訂單量和價格都很高。今天，情況已經變得明顯更加複雜和嚴苛。《商報》：一位國際CEO針對美國的情況對我們說，我們正經歷著社會習俗的野蠻化。您也這麼認為嗎？布魯姆：政治基調確實發生了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與美國合作夥伴的協作依然非常具有建設性。到目前為止，與我們簽署的所有協議都得到了履行。我們與美國有著緊密的聯絡，無論是在工廠、貿易夥伴，還是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州與利維安（Rivian）的軟體合資企業，或者是我們在南卡羅來納州建立的新品牌Scout。我們可以百分之百地信任我們的美國夥伴。《商報》：歐盟曾針對川普的關稅威脅宣佈了反制措施。這是否正確，或者說是否太強硬了？布魯姆：我們擁有一個擁有約4.5億人口的歐盟單一市場。歐洲有很多優勢，可以自信地行動。因此，明確的立場很重要。作為一家全球經營的財團，我們倡導開放市場。自由貿易為世界帶來了增長和繁榮，但這必須是公平、有約束力和可靠的。《商報》：美國的關稅對大眾汽車集團造成了多大負擔？布魯姆：在2025年的前九個月，關稅效應對集團利潤的影響約為21億歐元。而且這是在關稅增加僅從4月份開始生效的情況下。您可以大致推算出進一步的負擔意味著什麼。《商報》：那個品牌受創最重？布魯姆：以保時捷為例：2025年我們在其最大的單一市場美國創造了銷量紀錄，但由於關稅，我們幾乎沒賺到錢。還有其他品牌也受到了嚴重影響。與此同時，我們在大眾汽車集團的美國業務中制定了前瞻性戰略，並看到了顯著的增長機會。《商報》：過去的目標是在美國獲得10%的市場份額。現在大約是4%。這個目標還現實嗎？布魯姆：10%是舊的目標。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步步為營。作為大眾汽車集團，我們是美國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那裡僱傭了數千名員工。大眾和奧迪都具有潛力。通過新品牌Scout，我們正在美國銷量和營收最強的汽車細分市場啟動新項目，但具體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框架條件。《商報》：您說框架條件，其實是指關稅。這意味著如果沒有關稅減免，奧迪就不會在美國建新廠嗎？布魯姆：我們與華盛頓政府進行了幾次對話。總統瞭解我們的投資計畫和戰略。然而，我們目前與貿易部長和總統的談話還沒有取得進一步決策所需的結果。如果關稅負擔保持不變，大規模的額外投資是無法支撐的。我們需要的是短期的成本減免和長期的可靠框架條件。《商報》：需要發生什麼，奧迪才會在美國建廠？布魯姆：簡單來說，這涉及到一個經濟邏輯：誰進行投資、創造就業和價值，誰就必須在成本端獲得優勢。我們對能使雙方受益的方案保持開放。我們的初衷是共贏。我個人的談話過程總是公平且建設性的，但目前還沒有達成解決方案。《商報》：奧迪在美建廠涉及多大規模的資金？布魯姆：資金規模取決於我們選擇那種模式。也就是說，我們在產能和價值鏈深度上投入多少。《商報》：奧迪最終可能在那裡生產？是在查塔努加，是在南卡羅來納州的Scout工廠，還是新建工廠？布魯姆：有多種選擇。我們在南卡羅來納州的Scout工廠擁有一塊巨大的土地，那裡與地方夥伴的合作非常出色。其他聯邦州也表達了興趣。我們將在框架條件明確後作出決定。《商報》：您原本的投資額已經非常巨大：未來五年在全球投入1600億歐元。在這種全球局勢下，您如何控制預算？您會撤回在美資金嗎？布魯姆：我們主要在利潤池所在地進行投資。歐洲仍然是我們最強的市場。例如，我們目前正在西班牙投資建立完整的電池價值鏈和新車型，即起售價為25000歐元的緊湊型電動車家族，包括大眾、Cupra和斯柯達。總計投資約為100億歐元。《商報》：那在中國呢？布魯姆：在中國，我們嘗試與合作夥伴共同通過現金流來資助未來的投資。從集團整體來看，我們正在逐步減少總投資額：這是我們在三年前向資本市場承諾的，目前正朝著這個方向持續取得進展。《商報》：聽起來您下一個五年計畫的開支會進一步縮減。布魯姆：我更傾向於說，它會變得更加聚焦。我們的目標是按計畫減少投資。目前的投資水平很高，因為我們要同時投資於不同的動力系統、電池、軟體以及Scout等增長領域，這會對回報率造成壓力。因此，在所有領域保持支出紀律變得更加重要。《商報》：中國市場依然是個問題：集團在那裡的份額處於14年來的低點。您如何應對？布魯姆：在中國，我們在營運和戰略上進行了全面的重新佈局：包括產品戰略、本土研發、技術和合作夥伴關係。在新的競爭環境下，我們迫切需要採取行動，在過去三年裡徹底改變了我們在這一全球最具活力市場的商業模式，並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很大成就。首批完全在中國研發的產品即將上市。2026年是決定性的，取決於我們能在增長迅速的新能源汽車細分市場立足多快。在技術和價格上，我們具有競爭力。由於中國市場極高的競爭強度，這不會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我們持樂觀態度，機會掌握在自己手中。《商報》：對保時捷來說，機會似乎有限，該品牌在中國失去了大量銷量。還會進一步下滑嗎？布魯姆：中國的奢侈品市場在短時間內縮水了80%以上。這對保時捷的影響尤其嚴重。新設立的奢侈稅加劇了這種局面。保時捷因此損失了約25%的總銷量。我們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情況不會改變。《商報》：這聽起來不太樂觀。布魯姆：過去幾十年那種高利潤的出口模式已經不再靈光了。因此，必須在顯著更低的水平上重塑保時捷的中國業務：調整組織架構，降低產能，縮減經銷商網路並提高獨特性。下一步，保時捷可能會評估在中國建立更多價值鏈是否有意義，但目前尚未作出決定。《商報》：您是在宣佈保時捷將中國製造嗎？布魯姆：不，對此尚未作出決定。作為大眾汽車集團，我們在中國投入了大量研發和生產，但對保時捷來說，這將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跨越。目前，這個跑車品牌的目標是讓業務變得更具盈利能力。《商報》：歐洲是否應該對中國更加強硬，比如強制要求合資？布魯姆：在歐洲，我們必須審視自身，思考如何做得更好來支援我們的產業。不是強迫，不是貿易保護主義。這關乎維護我們的利益。歐洲擁有巨大機遇。《商報》：您認為最大的機遇在那裡？布魯姆：在於專業的產業政策、更少的行政管制和貿易協定。對關鍵技術的定向扶持至關重要。目前，企業在歐洲進行研發和生產的優勢並不明顯。但必須讓留在歐洲變得有利可圖。這對於所有在歐洲創造價值和就業的人來說都應該是公平的。《商報》：您具體的訴求是什麼？布魯姆：核心是將價值鏈留在歐洲並在未來繼續擴大。因此我認為，在產業政策上明確一點是正確的：歐洲本土生產必須體現出價值。《商報》：您指的是本土化比例要求。布魯姆：正是。在歐洲進行貿易的人，應該有義務在這裡實現一定比例的價值創造。這關乎平等的競爭環境。如果一家歐洲以外的企業在這裡建廠、建立供應網路並整合歐洲供應商，那麼它應該獲得與歐洲企業同等的對待。我們知道美國的“購買美國貨”政策，也知道中國製造。因此，討論如何通過“歐洲製造”來確保在歐洲的生產和投資是正確的。《商報》：在那方面這種失衡表現得最明顯？布魯姆：以電池單元為例。所有人都在說：我們需要歐洲的電池技術以變得更加獨立。但與此同時，我們目前幾乎得不到任何扶持。初始投資是巨大的。加拿大是一個例子，說明如何在國家層面專業地管理這些技術。如果我們希望歐洲擁有這些未來技術，我們就必須予以支援。另一個方面是對歐洲企業的強力監管，這在全球競爭中是一個明顯的劣勢。此外還有一個失衡點：向歐洲出口的企業有時只需繳納很低的關稅，而我們出口時卻要支付高得多的關稅。《商報》：您指的是出口到美國？布魯姆：是的。歐洲汽車製造商向美國出口需支付15%的關稅。而目前我們對來自美國的汽車僅徵收10%的進口關稅。如果歐洲議會將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降至零，他們就什麼都不用交了。這筆交易是不對稱的，扭曲了競爭。《商報》：您如何向所有者家族解釋這種複雜的局面？據我們瞭解，他們對您的路線越來越持懷疑態度。布魯姆：所有者家族和整個監事會都對這些議題非常熟悉且掌握充分。我們定期進行信任對話，最近的一次就在本周。我們交流了在當前世界局勢下，未來展望變得日益複雜，以及這對我們的商業模式和決策意味著什麼。因此，我們必須更多地以情景模式來思考。我感受到了來自監事會的巨大支援，無論是我個人還是我們所選擇的路線。《商報》：什麼是“更多地以情景模式思考”？今年有那些艱難的決定？布魯姆：這意味著大眾汽車集團將繼續保持靈活佈局。其中包括我們像以前一樣，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在過去的三年裡，通過新的戰略導向，我們成功為未來奠定了關鍵基礎，並在技術、軟體、設計和質量上取得了巨大進步。我們的新產品得到了非常積極的回饋。訂單情況良好。但我們的盈利能力還不夠。具體來說就是：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簡化流程、產品和結構。 (德國派)

綜合法媒BFM新聞台、《費加羅報》報導，當地時間1月17日，美國總統川普再發關稅威脅，聲稱對阻止美國吞併丹麥格陵蘭島的歐洲八國加征新關稅。01 川普新關稅威脅具體來說，美國將從2月1日起，對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與芬蘭八國所有輸美商品加征10%的關稅；從6月1日起，關稅稅率從10%上漲至25%，直到相關方就美國“全面、徹底購買格陵蘭島”達成協議。他還表示，美國對即刻與上述歐洲8國進行談判持開放態度。川普稱，上述八國人員前往格陵蘭島，“目的不明”。他警告稱，這些國家“正在玩一個非常危險的遊戲”，將風險推高至不可持續的臨界點。“為了保護全球和平與安全”，迫切需要採取“強力措施”，快速改變這一潛在的危險局面。02  歐盟：聯合反制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表示，針對美國對歐洲8國的加征關稅措施，正在協調歐盟成員國發起聯合反制。科斯塔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經歐盟官網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美國宣佈的加征關稅措施將削弱跨大西洋關係，並可能導致“危險的惡性循環”。聯合聲明指出，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對歐洲乃至整個國際社會至關重要。歐盟與丹麥及格陵蘭島人民團結一致。丹麥與盟國協調開展的軍事演習，旨在加強北極安全，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聯合聲明強調對話的重要性，並表示歐洲將保持團結與協調，堅定維護自身主權。03  歐洲八國：保持團結川普關稅名單上的歐洲八國發表聯合聲明，稱“將保持團結”，“關稅威脅破壞了跨大西洋關係，可能導致各國陷入危險的惡性循環。我們將繼續保持團結、協調一致，共同應對。我們決心捍衛我們的國家主權”。法國：要求啟動反脅迫工具法國總統馬克宏態度強硬，聲稱“任何恐嚇或威脅都無法動搖我們”，並要求歐盟啟動反脅迫工具（ACI），以應對川普關稅威脅。馬克宏的身邊人士透露，川普政府的關稅威脅“引發了針對去年7月歐美關稅協議有效性的質疑”。該協議規定，美國將對歐盟輸美產品徵收15%的關稅，尤其在汽車、藥品、葡萄酒方面。法國農業部長熱納瓦爾（Annie Genevard）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提到反脅迫工具，稱“白宮主人也面臨著巨額損失”。法國國防事務部長級代表魯福（Alice Rufo）譴責川普關稅威脅，稱川普此舉構成“經濟戰”，認為“（川普政府）有點荒謬”，因為“本質上。這是在懲罰根據美國意願行事的盟友，美國的意願正是加強北極安全”。英國：關稅威脅“絕對不妥”英國首相斯塔默表示，川普關稅威脅“十分不妥”，並通過聲明表示，“以北約安全的名義對盟友加征關稅是絕對不妥的。我們將直接與美國政府討論這個問題”。斯塔默補充說，“我們已經明確表示，北極安全對北約至關重要，盟友必須合作，以應對北極遭遇的威脅”。德國：破壞跨大西洋關係德國總理梅爾茨通過社媒平台X表示，“美國關稅威脅正在破壞跨大西洋關係，甚至有可能引發惡性循環”，”我們與丹麥、格陵蘭島人民站在一起。作為北約成員國，我們致力於加強北極安全，這才是跨大西洋的共同利益“。挪威：“目前”不考慮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挪威不是歐盟成員國，但在川普關稅威脅名單中，挪威“目前暫”不考慮對美國進口商品採取報復措施。斯特勒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認為我們應該認真思考，以避免關稅戰失控，沒有人能從中獲益”。荷蘭：美國“勒索”荷蘭外交部長范維爾表示，川普威脅對歐洲盟友加征關稅，直至同意將格陵蘭島賣給美國，這無異於“勒索”。瑞典：不會被嚇倒瑞典首相剋裡斯特松表示，瑞典不會被川普的關稅威脅嚇倒。“只有丹麥和格陵蘭島能做決定，我們將永遠支援盟友”。丹麥：感到“驚訝”丹麥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對美國關稅威脅感到“驚訝”。丹麥外交部宣佈，丹麥外交大臣將對挪威、英國、瑞典三個盟友以及北約成員國進行外交訪問，加強北約在北極安全領域的作用。丹麥格陵蘭島自治政府的商業與礦產資源部長納塔尼爾森（Naaja Nathanielsen）表示，對川普關稅威脅名單上國家的初步反應“印象深刻”，並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感到欣慰，我希望外交和聯盟能夠獲得勝利。我們正經歷非同尋常的時期，這不僅需要體面，更需要極大的勇氣”。義大利：這是個“錯誤”義大利總理梅洛尼表示，川普關稅威脅是個“錯誤”。儘管義大利不在關稅威脅名單中，但梅洛尼稱“已經川普通話，向他表達自己的看法”。04  歐盟或啟動“反脅迫戰”面對川普關稅威脅，多名歐洲議會議員呼籲歐盟啟動反脅迫工具。截至目前，被稱為“貿易火箭筒”（bazooka commercial）的反脅迫工具，從未啟動。根據歐洲議會官網，反脅迫工具主要是一種“威懾工具”，旨在迫使第三國通過談判解決貿易爭端。但若外交手段已用盡，則將啟動報復措施。反脅迫工具規定了一系列嚴厲措施，例如將一國排除在歐盟市場外，旨在當歐盟遭受“經濟脅迫”時，能夠迅速地、有針對性地、妥當地做出反應。什麼是“經濟脅迫”？歐盟委員會表示，“經濟脅迫”是指，“第三國試圖通過實施或威脅實施影響貿易或投資的措施，向歐盟或歐盟成員國施壓，以迫使做出特定選擇”。歐盟委員會指出，“此類（經濟脅迫）做法干涉歐盟及歐盟成員國的國家主權選擇”。反脅迫工具啟動時長？在反脅迫工具啟動前，歐盟委員需啟動相關調查，以確定第三國針對歐盟採取了脅迫性措施。彭博社指出，若歐盟最終決定啟動反脅迫工具對美國進行報復，可能需要數周、甚至數月時間才能全面啟動措施，因為歐盟委員會需向歐洲理事會提交啟動反脅迫工具提案，而後者有十周的時間做出決定。此外，報復措施還需多數支援，即至少55%的成員國同意，這些成員國的總人口至少佔歐盟總人口的65%可能將對美國採取那些措施？反脅迫工具允許歐盟實施廣泛的報復措施。若歐盟委員會認為美國對歐盟施加不合理的壓力，除加征關稅外，歐盟可以對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多個行業實施反制，其中包括提供數字服務的美國大型科技企業。此外，歐盟委員會還可以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例如：限制或禁止進口某些美國商品，限制美國企業參與歐盟公共採購，或限制歐盟市場准入。 (歐時大參)

美國想要減少對華稀土依賴，自知無法靠自己，只能拉幫結派。然而，美國總統川普在求人幫忙時仍不改單邊霸凌本色，用關稅威脅盟國，還設定了“死線”。據白宮網站消息，當地時間1月14日，川普簽署題為“調整美國加工關鍵礦物及其衍生產品的進口”的總統公告，揚言動用“國家安全權力”，要挾警告全球供應商必須與美國談判達成關鍵礦產協議，否則將面臨新的貿易壁壘，包括高關稅和配額限制。川普在公告中宣稱，美國對外國加工關鍵礦產的依賴構成所謂“國家安全威脅”。中國在全球稀土磁鐵市場佔據主導地位 《金融時報》製圖公告稱，美國缺乏足夠安全可靠的關鍵礦產資源供應鏈。截至2024年，美國12種關鍵礦物完全依賴進口，另有29種關鍵礦物50%或以上的淨進口依賴度。即使美國擁有國內開採能力，例如鈷、鎳和稀土元素，也缺乏足夠的國內加工能力來避免下游的淨進口依賴。美國商務部調查後得出結論，這種依賴使美國國防、航空航天、電信和運輸部門容易受到供應中斷、價格波動和所謂“外國脅迫”的影響，面臨安全風險。“解決這些漏洞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公告稱，美國必須確保擁有安全的供應鏈以獲取關鍵礦產資源，並確保國內擁有充足的關鍵礦產開採和加工能力，以減少對外國進口的依賴。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和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與各方談判並達成協議，以“調整”加工關鍵礦產及其衍生產品的進口。他指出，談判方有180天時間達成具有約束力或可執行的協議，即截止日期為今年7月13日。如果截止日期內未達成協議，他將繞過進一步審查，直接實施“補救”措施。香港《南華早報》注意到，公告未向盟國提出明確要求，但強調，各國應承諾使供應鏈多元化，遠離“主導且可能具有脅迫性”的來源。措施包括提升盟友加工能力、確保美國獲取承購協議、投資非中國設施，以及使用貿易穩定工具來對抗價格波動和不穩定性。川普在公告中也稱，談判過程中，部長和貿易代表應考慮“價格下限”和其他貿易限制措施。14日晚些時候，格里爾發表聲明稱：“我們需要更具韌性的關鍵礦產供應鏈，這不是秘密。通過與感興趣的各方談判，創造關鍵礦產的經濟可行市場，我們可以促進需求並提升國內及夥伴國的關鍵礦產供應。”12日，G7財長在美國開會討論稀土 貝森特X帳號中國今年早些時候對稀土實施出口管制，引發美西方社會對稀土供應中斷的擔憂。據國際能源署資料，2023年中國佔全球稀土礦產量的超60%，但其對加工階段的控制卻佔全球產量的92%，在全球稀土加工領域幾乎擁有壟斷性的控制權。美國地質調查局還表示，2020年至2023年，美國70%的稀土化合物和金屬進口來自中國。目前，美國和歐盟正制定應急計畫，包括提升礦產本地生產、多樣化供應商網路以及再利用某些材料，同時計畫建立聯合採購和戰略儲備中心。但不少專家和官員承認，沒有快速解決方案。報導提到，美國近來正加大與盟友合作力度，將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國家，致力於建立替代供應鏈。去年10月，美澳簽署礦產協議，川普當時誇口稱，美國將在“一年後”擁有大量稀土，多到“不知道怎麼處理”。但澳專家當時指出，建立不依賴中國的穩定關鍵礦產供應鏈，美國至少需要10年。一招不成，美國打起了歪主意——設定所謂“價格下限”。去年9月，路透社曾援引消息稱，七國集團（G7）和歐盟正在籌劃設定稀土價格下限，同時對部分中國出口稀土徵稅關稅和所謂碳稅。本周早些時候，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華盛頓召集G7高級財長會議，歐盟、澳大利亞、印度、墨西哥、韓國的部長也與會，再提“價格下限”問題。《南華早報》認為，美國提出的180天的截止日期對歐盟和印度構成直接壓力，兩者都對可能提高製造商成本的“價格下限”機制持猶豫態度。在13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媒體提問說G7財長表示將減少對華稀土依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維護全球關鍵礦產產業鏈穩定和安全的立場沒有變化，同時我們也認為各方都有責任這樣做。 (觀察者網)

2025 年的金融市場，可以說每天都有新劇情！關稅反覆、聯準會政策轉向、AI 熱潮全面擴散，讓股市、匯市與資金流向不斷重組。 走過這樣動盪的一年，2026 年的市場會更好嗎？ 本集將帶你快速回顧 2025 年外匯與股市的關鍵變化，並從經濟、通膨與 AI 三大主線，解析 2026 年真正值得關注的投資方向！💡時間軸 00:00 正片開始 01:09 外匯市場2025年回顧 02:34 股票市場2025年回顧 03:43 金融市場2026年展望 06:40 2026年投資標的建議 08:57 重點整理&結尾本文內容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與個人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或需求無關。如有任何疑問，請您諮詢獨立專業的財務或稅務的意見 。

摘要：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作為美國鐵桿政治盟友的澳大利亞，其企業的貿易行為變化，通過分析澳大利亞2015-2023年間的海關全量資料，結果顯示：美國的對華貿易戰，不僅沒有讓澳大利亞企業遠離中國，反而加深了它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此時此刻，為什麼還要關注2018年的貿易戰？可能有人會問，這都是幾年前的舊聞了，還有研究的必要嗎？太有了。首先，2018-2019年川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是全球供應鏈變遷的一個分水嶺。其次，川普第二個任期並沒有結束貿易戰的跡象，復盤當年的真實影響，對預判未來的全球貿易走向至關重要。澳大利亞是一個完美的觀察樣本。澳大利亞雖然不是這場"正面交鋒"的參與者，卻因其獨特的貿易結構，成為觀察貿易戰"溢出效應"的理想樣本。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進口來源國，佔其商品進口總額的近三分之一。更關鍵的是，澳大利亞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製成品—塑料製品、半導體、家用電器、化學品和紡織品—這些恰恰與美國關稅清單上的商品高度重合。理論上，當美國對這些中國商品關上大門時，可能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影響：一方面，被美國市場"拒之門外"的中國商品可能轉向其他市場，包括澳大利亞，形成所謂的"貿易轉移"效應；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的緊張氣氛可能促使澳大利亞企業未雨綢繆，主動尋找替代供應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研究者們設計的實證方法，正是為了分辨這兩種力量，誰最終佔了上風。研究者是怎麼“分析”的？研究團隊沒有使用宏觀的彙總資料，也沒有只做簡單的問卷調查，而是拿到了澳大利亞海關2015年至2023年的全量交易記錄（Universal Trade Transaction Data）。這意味著每一筆進口交易、每一個產品程式碼、甚至每一家企業的行為都被納入了觀察。他們還將這些資料與澳大利亞的商業縱向分析資料庫（BLADE）進行了匹配。為了搞清楚美國關稅到底有沒有影響澳大利亞，研究者使用了一種叫 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的統計學方法。簡單來說，他們把澳大利亞進口企業分成了兩組：• 受波及組（高暴露組）：在貿易戰爆發前（2017年），這些企業進口的產品清單中，包含大量被美國加征關稅的中國商品（如電子元件、機械、塑料等）。• 對照組（低暴露組）：這些企業主要進口那些美國沒加稅的商品。邏輯很清晰：如果美國關稅真的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的轉移，那麼“受波及組”的企業應該比“對照組”更傾向於減少從中國進口，轉而尋找“備胎”。具體操作上，研究者利用2017年（貿易戰爆發前一年）的資料，計算每家企業進口商品組合中，受美國關稅影響產品的比例，再乘以這些產品所對應的美國加稅幅度，最終得出一個"關稅敞口指數"。指數越高，意味著該企業的進口結構與美國打擊的中國商品重疊度越大，受貿易戰間接影響的風險也越高。這種方法的巧妙之處在於：如果貿易戰真的促使企業分散供應鏈，我們應該觀察到，高敞口企業比低敞口企業更積極地減少從中國進口、增加從其他國家進口。反之，如果出現貿易轉移，高敞口企業反而會增加對中國商品的採購。核心結果：越受衝擊，越依賴中國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受到美國關稅“間接打擊”最重的澳大利亞企業，在貿易戰爆發後的幾年裡，並沒有減少從中國的進口，反而顯著增加了從中國的採購。資料說明了一切：• 進口額大漲：與低暴露組相比，高暴露組企業從中國進口的同類商品價值平均增加了6.8%。• 時間滯後性：這種增長並不是立即發生的。在2018-2019年貿易戰初期和2020-2021年疫情期間，這種效應還不明顯。但到了2022年和2023年，隨著全球供應鏈從疫情中恢復，這種“更依賴中國”的趨勢變得非常顯著。這就形成了一個 “旁觀者效應”的B面。以往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戰的“旁觀者”（如越南、墨西哥）主要是在出口端受益，填補了中國在美國市場的空缺。但這項研究告訴我們，像澳大利亞這樣的旁觀者，在進口端發生的故事截然不同—本來可能賣給美國的中國商品，轉頭流向了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企業到底買了什麼？怎麼買的？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懷疑：是不是因為中國商品降價甩賣（傾銷），所以澳大利亞人貪便宜買多了？研究團隊深入分析了產品層面的資料（價格P和數量Q），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1. 價格沒怎麼降：資料顯示，被加征關稅的中國商品，其出口到澳大利亞的單價（Unit Price）並沒有出現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下降。也就是說，澳大利亞企業不是因為“撿便宜”才買的。2. 買的“花樣”變多了：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於 “廣度（Extensive Margin）”。受影響的澳大利亞企業顯著擴大了從中國進口的產品種類（Product Lines）。• 這就很有意思了。面對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澳大利亞企業採取的策略是 “產品多樣化”，但這種多樣化依然侷限在 “中國”這一個籃子 裡。• 他們採購了更多種類的中國貨，而不是去尋找更多的國家作為來源地。研究者還深入探討了那些類型的企業更傾向於加深對中國的依賴。通過將樣本按企業規模（以營業額衡量）和進口依賴度（進口額佔營業額的比例）進行拆分，他們發現了清晰的異質性模式。大型企業和高進口依賴度企業是"加倉"中國的主力軍。這兩類企業在2022年和2023年都表現出統計上顯著的進口增長，不僅體現在金額上，也體現在進口產品的種類擴張上。相比之下，小型企業的行為則更為"淡定"—它們在貿易戰後既沒有明顯增加也沒有明顯減少從中國的進口。這種差異可能反映了企業能力的不同：大型企業有更多資源來評估和抓住被貿易戰"擠出"的供應機會，而小型企業可能受限於資訊、資金或物流能力，無力做出快速調整。為什麼沒有發生“轉口貿易”？還有一種陰謀論的猜測：會不會是這些中國商品先運到澳大利亞，再換個標籤轉運（Rerouting）去美國，以規避關稅？研究者對此進行了驗證，並否定了這種可能性。澳大利亞地理位置偏遠，運輸成本高昂。把貨從中國運到澳洲再運回美國，運費劃不來。所以，這些增加的中國進口商品，實打實地是被澳大利亞本地市場消化了。深度解讀：為什麼脫鉤這麼難？這項研究揭示了一個經濟學現實：政策意願與企業行為的背離。站在堪培拉（澳大利亞政府）的角度，出於國家安全和戰略考慮， diversification（多元化）和 decoupling（脫鉤）是其呼籲的政策目標。但站在企業（微觀主體）的角度，帳不是這麼算的。• 供應鏈的粘性：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其供應鏈的深度、效率和整合度是驚人的。對於澳大利亞進口商來說，尋找替代供應商（比如去印度或東南亞）面臨著巨大的搜尋成本（Search Costs）。• 成本與質量：即便越南等國在崛起，但在很多工業製成品領域，中國依然提供了最佳的性價比。• 市場分流：當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受阻（因關稅變貴），中國出口商有動力積極開拓替代市場（Trade Deflection），澳大利亞作為資源互補型經濟體，自然成了理想的承接地。結論就是：對於企業來說，經濟利益壓倒了地緣政治的擔憂。結語：給未來的啟示這篇論文用詳實的資料告訴我們，全球供應鏈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也“頑固”得多。川普政府試圖通過關稅將中國擠出全球貿易體系，其結果不僅在美國國內引發了物價上漲（這在其他研究中已證實），在國際上還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溢出效應”—它反而加強了中國與其他貿易夥伴（如澳大利亞）的經濟紐帶。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澳大利亞的故事。它揭示了一個普遍規律：政治力量可以干擾貿易流向，但很難徹底扭轉基於效率和成本建立起來的全球分工網路。澳大利亞企業用真金白銀做出的選擇，或許比政客的演講更能代表全球經濟的真實溫度。 (Rick筆記)

法官的公信力正面臨考驗。美國的貿易政策自春季以來似乎趨於平穩，但很快可能再次出現戲劇性轉折。最高法院預計將於近期就唐納德·川普總統（約一半關稅的合法性作出裁決，這些關稅是依據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加征的。川普借助這部法律，宣稱總統有權按其意願設定關稅：他已將美國貿易逆差以及芬太尼的流入宣佈為“國家緊急狀態”。然而，已有三家法院裁定這些關稅違法。最高法院也可能作出同樣結論。若這些關稅被最高法院判定無效，政府將轉而援引一攬子其他法律授權，但這些授權更繁複、更零碎，也更難操作，以繼續對進口實施課稅。川普達成的那些貿易“協議”——它們並非條約，而只是由白宮促成的行政性安排——其穩定性將隨之受損。整體關稅水平或許會下降，但不確定性與制度複雜性將接踵而至。並且，若最高法院很可能批准向被違法收費的進口商退還款項，美國經濟或將獲得一筆計畫外的財政刺激，規模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5%。儘管如此動盪在所難免，法官仍應作出不利於川普的裁決。認定違法的理由既有力又直接。依據美國憲法，徵收關稅的權力屬於國會（。政府方面主張，IEEPA也在緊急狀態下將這一權力授予總統。然而，整部法律中並未出現“關稅”（tariff）一詞，其文字僅允許總統對進口進行“管制”（regulate）。理查德·尼克松曾在1971年援引一項性質相近的授權，短期內對幾乎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的關稅，持續約四個月。該措施之所以在法院審查中得以維持，並不是因為司法機關認可總統擁有隨意設定關稅的廣泛權力，而是因為當時國會在其他相關法律中尚未對關稅授權作出足夠明確的界定。審理此事的法官也明確表示，他們並非在向總統交付川普如今所主張的那種不受限制的無限授權。此後，國會通過了1974年《貿易法》，對關稅權力的適用範圍與行使方式作出更具體的規定，並附加時間上限與程序性要求，而這些正是川普顯然不願遵守的約束。但制度上應當遵循的恰恰是這種被明確設限的授權框架：歷任總統在關稅問題上只能依據這些受約束的權限行事，而不能以更寬泛的緊急權力主張取而代之。廢除這些關稅還有更多論據可援引。比如，川普所宣稱的“貿易逆差緊急狀態”，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託詞。但更關鍵的爭點仍在法律文字本身，因為這一次裁決將對最高法院的制度一致性構成一次嚴峻檢驗。佔多數席位的保守派大法官多年來反覆強調：國會不會僅憑含混措辭或附帶條款，就改變一套監管安排的根本細節，也就是說，國會“不會把大象藏在老鼠洞裡”（“Congress … does not … hide elephants in mouseholes.”）。  一項政策的經濟與政治影響越深遠，國會對授予此類權力的授權就越必須明確、清晰、不可含混。正是基於這一理念，也就是所謂“重大問題原則”，最高法院曾否決巴拉克·歐巴馬的“清潔電力計畫”（Clean Power Plan）以及喬·拜登關於學生貸款減免的措施等政策。該原則保護國會免受“帝王式總統”的侵蝕，否則總統可以否決立法者試圖收回白宮所宣稱權力的任何努力。大法官們也許會傾向於辯稱，“重大問題原則”不適用於外交政策，因為外交本屬總統的領域。但這種說法並不可信。川普的關稅，包括依據其他法律設定的關稅，本質上是一項在國內意義極其重大的稅收：預計十年內將籌集2.5兆美元。這筆錢由美國企業支付，其中相當部分會轉嫁給美國消費者。若最高法院為這些關稅“開例外”，那麼“重大問題原則”看起來就只約束民主黨人行使的權力。這一點尤其具有破壞性，因為在近期一些案件中，例如總統是否可以罷免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等獨立機構負責人，最高法院的法理走向總體上更有利於現政府。在短期內，廢除這些關稅確會帶來擾動，但如果不對川普加以約束，後果將更糟。這將危險地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到白宮。允許一個人憑一時興起設定稅收，是滋生骯髒的利益輸送與裙帶偏袒的配方。並且，一旦IEEPA被如此使用，未來的政府也可能以共和黨人不樂見的方式加以擴張。試想未來某位民主黨總統以“種族不公”為緊急狀態為由，對供應鏈多樣性不足的產品加征關稅；或者以“氣候緊急狀態”為由徵收碳邊境稅。樂觀者認為，最高法院是少數幾個政治不會壓倒一切的機構之一。左翼人士對此存疑，認為保守派法理不過是服務總統優先事項的門面。本報希望樂觀者是對的。若保守派多數真心堅守其原則，就應當否決IEEPA關稅，並迫使川普回到起點重新擬定方案。 (一半杯)

編按自2025年4月以來，為重塑全球產業鏈、吸引製造業回流、擺脫國內政治經濟困境等，川普關稅政策頻出，不斷推動貿易保護主義。近期川普「關稅大棒」直指蘋果、三星等手機製造商。當地時間5月23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表示，凡是在國外製造、在美國銷售的蘋果手機，應該面臨至少25%的關稅。這不得不進一步引發人們的深思：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所面臨的困境是什麼？跨國公司又當如何在關稅不斷加碼的困境中實現「突圍」？本文基於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的困境與出路，指出在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面臨成本上升、供應鏈中斷以及營運決策波動三大問題，理應透過數位轉型、市場策略調整與跨國合作應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01. 引言[1][2][3][4][5][6]川普政府所推行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由來已久，主要貿易政策目標之一就是減少該國的貿易逆差，在其背後既有經濟利益的考量，也有複雜多元的戰略考量，既是國內矛盾與國際因素的雙重疊加，也是客觀條件與主觀認識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也反映了川普政府對現有國際分配格局的不滿以及對新興國家力量崛起的不滿。在2024年美國政府的選舉中，川普提出「建造美國、購買美國、僱用美國」的口號，透過關稅手段將流向國外的製造業帶回美國，例如，川普一再宣稱中國正在墨西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工廠之一，而這將摧毀密西根州的汽車產業，進而影響南卡羅來納州、田納西州等的相關產業。同時，他強調除非汽車企業在美國建廠，否則他將對墨西哥工廠生產的中國汽車徵收100%甚至200%的關稅。從川普的競選宣言中可以看出，透過關稅手段吸引製造業回流是川普的一貫主張，川普政府將美國貿易赤字、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等問題歸咎於國際上「不平等」的貿易關係，故而以單邊貿易為依託設定關稅壁壘，實現製造業回流美國國內。5月23日，對蘋果加征25%的關稅，是川普對蘋果公司的最新打擊，此前，川普持續加大蘋果公司及其CEO蒂姆·庫克（Tim Cook）的壓力度，要求其增加美國國內製造業生產。 5月23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接受福斯新聞採訪時表示，蘋果事件可能屬於川普政府推動「精密製造業」回歸美國計畫的一部分。 5月30日，據財聯社報導，在美國、亞洲和歐洲，包括蘋果、福特、保時捷和索尼在內的公司都已大幅下調了利潤預期。絕大多數公司表示，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反覆無常，導致無法精準估算成本。那麼，以蘋果、三星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在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所面臨的困境有那些？跨國公司又是採取怎樣的因應策略？本文透過梳理國內外學術研究做如下概述。02. 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企業面臨的三大困境[7][8][9][10][11]川普密集地實施一系列加征關稅措施，尤其是將「關稅大棒」直指企業，對跨國公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生產成本增加、供應鏈中斷以及企業營運決策波動三個方面。第一，生產成本增加。在世界貿易體系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建構者和參與者的重要角色，直接影響了整個價值鏈分工體系的結構。川普加征關稅會增加跨國公司的成本交易，進而壓縮跨國公司的經營利潤。貿易成本與商品利潤有反比例關係，川普關稅政策將提高跨國企業的採購成本（如進口原材料、零件或成品時需繳納額外關稅）。此外，跨國公司為避免高關稅或可調整供應鏈，其中所涉及的轉換成本（如搬遷、建廠、認證、員工培訓等）無法規避，從而導致供應鏈成本增加。例如，美國汽車製造商從墨西哥進口的引擎、變速箱等零件成本增加2,000-12,200美元/車，迫使企業將生產線轉移至墨西哥或美國本土。同時，川普的關稅政策或可降低交易的可能性與利潤增加的不確定性，經過資本市場的傳導效應可能放大經營決策與生產活動的盲目性，誘發資本市場對政策訊號的過度解讀與短期投機，進而扭曲企業家的風險判斷，加劇產業鏈上的非理性擴張或收縮，最終導致資源錯配與效率損失。由此可見，川普的關稅政策必然會導致商品成本增加和利潤降低，進而威脅到產業鏈的完整性以及削減生產工序的競爭力。在這種背景下，跨國公司就極可能會將原產業鏈中的某個環節轉向其他成本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原來的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就會被瓦解，全球產業鏈呈現重塑趨勢。第二，供應鏈中斷。跨國公司是全球生產網路中的重要一環，它的生產過程通常複雜且多層次，涉及多個節點，構成了一個涵蓋眾多生產環節和工序的有機整體。這種生產模式要求對全球範圍內的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進行精細規劃和高效配置，企業不僅需要確保各生產環節的有效銜接，還必須維護其全球供應鏈網路的高效運作和穩定性。然而，隨著川普關稅政策的不斷加碼，貿易保護主義不斷上升，導致跨國公司的生產成本加大，對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有研究發現，美國的貿易政策衝擊透過全球價值鏈削弱了自身的競爭力，導致多數產業的增加價值下降、就業減少以及資本重新配置。川普的關稅政策無疑加劇了「斷煉」的風險，倘若供應鏈中斷，企業生產或可面臨停滯與延遲風險，導致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的庫存積壓，短期內影響生產進度和交貨期，進而挫敗客戶的滿意度與市場聲譽，生產停滯、庫存積壓、市場聲譽下降等過去因素，進而挫敗客戶的滿意度與市場聲譽，生產停滯、庫存積壓、市場聲譽下降等。第三，企業營運決策波動。面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隨時調整、豁免或取消），企業傾向於推遲或縮減在受關稅影響地區的重大長期投資，更關注短期內的靈活性和風險規避。最終，關稅政策像一隻“無形的手”，深刻重塑企業的全球資源配置邏輯，迫使它們從單純追求效率和規模經濟，轉向在效率、韌性、成本控制和地緣政治風險之間尋求新的、更脆弱的平衡點。根據英國《金融時報》5月22日報導，富士康是蘋果的主要iPhone組裝合作夥伴之一，正在斥資15億美元擴建印度工廠。在川普首個總統任期內，蘋果也不得不應對關稅威脅——當時美國政府曾考慮在2019年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15%關稅。彼時，庫克與川普關係密切，最終的貿易協定將蘋果核心產品排除在加征關稅清單之外。如今，蘋果再次成為美國總統的目標，同時在中國市場正面臨需求疲軟。為因應此狀況，該公司於5月22日宣佈在中國提升iPhone以舊換新優惠力道。身為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中短期內跨國企業將會採取更多元化的投資策略，甚至將部分產能轉出中國，而這勢必增加企業投資決策的風險。03. 關稅衝擊下跨國企業的策略選擇[12][13][14][15][16]隨著全球經貿不確定性加劇，企業的跨國經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跨國策略調整成為企業維持競爭力的關鍵。第一，跨國公司的數位轉型策略。如前所述，川普關稅衝擊增加了跨國公司的進出口成本，為跨國公司的利潤收益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美國大規模加徵關稅等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出台，使得企業往往無法準確預期政府經濟政策，提升了企業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使得企業更難準確衡量數位科技未來應用前景和預期收益。在此背景下，跨國企業亟需透過加速數位轉型進程，以技術手段重塑營運體系，系統提升企業組織韌性，進而建構應對複雜多變市場環境的動態適應力。一方面，跨國企業需以人工智慧技術為核心最佳化供應鏈彈性，建構以機器學習為基礎的關稅風險預警模型，即時監控全球貿易政策變化對生產成本、物流時效及合規性的影響，並結合即時資料動態調整供應商佈局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佈局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版面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版位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第二，跨國公司外部市場策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可實施在地化與區域化策略，以更好地適應不同市場的政策需求和環境。根據已有研究，目前跨國企業的外部調整策略呈現三種趨勢：一是在華的資本性投入趨於理性；二是實施本土化策略；三是在華分支機構要求更高的經營自主權。其中，跨國公司主要憑藉技術優勢和敏捷的本土化策略尋求市場空間，不僅體現在生產製造，還包括自建完整供應鏈，例如GE醫療、飛利浦和西門子醫療都已實現從整機到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供應；通過收購或控股取得本土化供應鏈，例如美敦力收購康輝，波士頓科學收購先瑞達；與本土企業合作共同研發或參與醫療資訊化系統，例如飛利浦投資入股創業慧康，深度合作建置全院級智慧醫療資訊化系統。可以說，在成本倒逼與政策引導的雙重壓力下，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在成本與安全中權衡，趨向選擇“近岸化”的供應鏈佈局模式，而所謂“近岸化”，主要指企業將生產或供應鏈活動從地理位置較遠的低成本地區轉移到鄰近國家或地區，以縮短物理距離、增強供應鏈並降低風險。例如，2020年7月生效的《美墨加協定》（USMCA）促進美國製造業的近岸化，2022年4月，美國眾議員Mark E. Green提出了《西半球近岸法案》，其中內容包括：美國將為從中國轉移到拉美地區的企業貨物和服務提供免稅待遇，自公司在遷入地運營之日起算，免稅年。圖1 關稅衝擊下跨國公司可能的策略選擇①（資料來源：德勤中國報告2023年8月《跨國公司戰略重塑：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之間尋求平衡》）第三，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與資源分配。跨國公司可透過國際聯盟實現要素流動與企業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策略聯盟合作是促成企業雙方資源要素互補的重要手段，也是產業組織演進過程中的組織互動關係的典範。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對於提高企業價值、改善公司治理和促進研發創新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首先，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可以推動企業之間的交流互動和生產要素的水平式雙向流動，並透過資源有效配置為企業帶來價值創造效應。同時，跨國企業可以取得合作夥伴的互補性資產（包括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擴大企業利用外部資源的邊界。其次，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為企業接觸對方知識提供了機會，有效地提高了學習效率，雙方可透過知識與能力的累積為企業創造價值。最後，跨國企業在技術研發和基礎建設投資等領域內的合作能夠增大全球價值鏈的維度，進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2024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與世界經濟論壇聯合發布的報告稱，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正處於拐點，在過去十年的絕大多數時間內，全球合作表現出一定的韌性，但近年來全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基於此，報告指出，強化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能夠更好地應對供應鏈中斷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概括而言，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可以促進資源的高效流動與合理配置，特別是在川普加徵關稅的背景下，這種跨國企業間的合作與交流可有效減少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緩解跨國企業面臨的資訊不對稱問題，降低跨國企業的交易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的整體生產效率。04. 小結[17][18]川普的關稅政策看似搖擺不定、波動混亂，但背後有著深層的邏輯。一方面對於美國內部而言，將國際貿易逆差與國內失業、利益分配不均與兩極分化格局巧妙地聯繫起來，以此獲得美國民眾的支援，鞏固其執政基礎；另一方面，就美國外部而言，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新興經濟體在世界格局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透過資本發展對國家的方式難以推動這項經濟的方式以推動美國經濟主義推動這項經濟的方式，”川普對以蘋果、三星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加徵關稅的舉動更為直觀地體現了其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的動機，面對當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跨國公司應著力於數位轉型、市場戰略調整與跨國企業間的合作三個方面，這既是應對川普關稅的權宜之計，也是跨國企業在複雜國際競爭中實現轉型的必由之路。最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川普政府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是矛盾的，提高關稅固然可以減少外國公司與本土公司的競爭，從而將利潤從他國轉移到本國，但在全球化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密切，加徵關稅無疑會對跨國公司產生不利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川普的加徵關稅政策並不可持續。註①：主要表達在華跨國公司未來可能的情景。據德勤報告稱，在強硬脫鉤的情況驅動下，跨國公司加速離開中國市場。參考文獻[1] Steven E.Lobell, Norrin M.Ripsman and Jefferey W.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4,43,56.[2] 王玉主,蔣芳菲.川普政府的經濟單邊主義及其影響[J].國際問題研究,2019,(04):110-122.[3] “Speech:Donald Trump Holds a Campaign Rally in Pittsburgh,”Roll Call,November 4,2024.https://rollcall.com/factbase/trump/transcript/donald-trump-speech-campaign-rally-pittsburgh-november-4-2024/.[4] “Trump Welcomes China to Build Cars in US in Departure from Biden,”Bloomberg,July 19,2024.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7-19/trump-welcomes-china-to-build-cars-in-us-in-departure-from-biden.[5] 財聯社：川普「關稅大棒」影響幾何？全球大企業損失已超340億美元…https://mp.weixin.qq.com/s/5QmcOYy_mBIGJ26n6HCIhQ[6] 張鴻韜.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全球價值鏈的挑戰與中國應對[J].現代經濟探討,2019,(09):69-73.[7] Nilsson, L.,Nolt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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