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作為美國鐵桿政治盟友的澳大利亞，其企業的貿易行為變化，通過分析澳大利亞2015-2023年間的海關全量資料，結果顯示：美國的對華貿易戰，不僅沒有讓澳大利亞企業遠離中國，反而加深了它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此時此刻，為什麼還要關注2018年的貿易戰？可能有人會問，這都是幾年前的舊聞了，還有研究的必要嗎？太有了。首先，2018-2019年川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是全球供應鏈變遷的一個分水嶺。其次，川普第二個任期並沒有結束貿易戰的跡象，復盤當年的真實影響，對預判未來的全球貿易走向至關重要。澳大利亞是一個完美的觀察樣本。澳大利亞雖然不是這場"正面交鋒"的參與者，卻因其獨特的貿易結構，成為觀察貿易戰"溢出效應"的理想樣本。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進口來源國，佔其商品進口總額的近三分之一。更關鍵的是，澳大利亞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製成品—塑料製品、半導體、家用電器、化學品和紡織品—這些恰恰與美國關稅清單上的商品高度重合。理論上，當美國對這些中國商品關上大門時，可能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影響：一方面，被美國市場"拒之門外"的中國商品可能轉向其他市場，包括澳大利亞，形成所謂的"貿易轉移"效應；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的緊張氣氛可能促使澳大利亞企業未雨綢繆，主動尋找替代供應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研究者們設計的實證方法，正是為了分辨這兩種力量，誰最終佔了上風。研究者是怎麼“分析”的？研究團隊沒有使用宏觀的彙總資料，也沒有只做簡單的問卷調查，而是拿到了澳大利亞海關2015年至2023年的全量交易記錄（Universal Trade Transaction Data）。這意味著每一筆進口交易、每一個產品程式碼、甚至每一家企業的行為都被納入了觀察。他們還將這些資料與澳大利亞的商業縱向分析資料庫（BLADE）進行了匹配。為了搞清楚美國關稅到底有沒有影響澳大利亞，研究者使用了一種叫 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的統計學方法。簡單來說，他們把澳大利亞進口企業分成了兩組：• 受波及組（高暴露組）：在貿易戰爆發前（2017年），這些企業進口的產品清單中，包含大量被美國加征關稅的中國商品（如電子元件、機械、塑料等）。• 對照組（低暴露組）：這些企業主要進口那些美國沒加稅的商品。邏輯很清晰：如果美國關稅真的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的轉移，那麼“受波及組”的企業應該比“對照組”更傾向於減少從中國進口，轉而尋找“備胎”。具體操作上，研究者利用2017年（貿易戰爆發前一年）的資料，計算每家企業進口商品組合中，受美國關稅影響產品的比例，再乘以這些產品所對應的美國加稅幅度，最終得出一個"關稅敞口指數"。指數越高，意味著該企業的進口結構與美國打擊的中國商品重疊度越大，受貿易戰間接影響的風險也越高。這種方法的巧妙之處在於：如果貿易戰真的促使企業分散供應鏈，我們應該觀察到，高敞口企業比低敞口企業更積極地減少從中國進口、增加從其他國家進口。反之，如果出現貿易轉移，高敞口企業反而會增加對中國商品的採購。核心結果：越受衝擊，越依賴中國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受到美國關稅“間接打擊”最重的澳大利亞企業，在貿易戰爆發後的幾年裡，並沒有減少從中國的進口，反而顯著增加了從中國的採購。資料說明了一切：• 進口額大漲：與低暴露組相比，高暴露組企業從中國進口的同類商品價值平均增加了6.8%。• 時間滯後性：這種增長並不是立即發生的。在2018-2019年貿易戰初期和2020-2021年疫情期間，這種效應還不明顯。但到了2022年和2023年，隨著全球供應鏈從疫情中恢復，這種“更依賴中國”的趨勢變得非常顯著。這就形成了一個 “旁觀者效應”的B面。以往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戰的“旁觀者”（如越南、墨西哥）主要是在出口端受益，填補了中國在美國市場的空缺。但這項研究告訴我們，像澳大利亞這樣的旁觀者，在進口端發生的故事截然不同—本來可能賣給美國的中國商品，轉頭流向了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企業到底買了什麼？怎麼買的？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懷疑：是不是因為中國商品降價甩賣（傾銷），所以澳大利亞人貪便宜買多了？研究團隊深入分析了產品層面的資料（價格P和數量Q），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1. 價格沒怎麼降：資料顯示，被加征關稅的中國商品，其出口到澳大利亞的單價（Unit Price）並沒有出現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下降。也就是說，澳大利亞企業不是因為“撿便宜”才買的。2. 買的“花樣”變多了：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於 “廣度（Extensive Margin）”。受影響的澳大利亞企業顯著擴大了從中國進口的產品種類（Product Lines）。• 這就很有意思了。面對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澳大利亞企業採取的策略是 “產品多樣化”，但這種多樣化依然侷限在 “中國”這一個籃子 裡。• 他們採購了更多種類的中國貨，而不是去尋找更多的國家作為來源地。研究者還深入探討了那些類型的企業更傾向於加深對中國的依賴。通過將樣本按企業規模（以營業額衡量）和進口依賴度（進口額佔營業額的比例）進行拆分，他們發現了清晰的異質性模式。大型企業和高進口依賴度企業是"加倉"中國的主力軍。這兩類企業在2022年和2023年都表現出統計上顯著的進口增長，不僅體現在金額上，也體現在進口產品的種類擴張上。相比之下，小型企業的行為則更為"淡定"—它們在貿易戰後既沒有明顯增加也沒有明顯減少從中國的進口。這種差異可能反映了企業能力的不同：大型企業有更多資源來評估和抓住被貿易戰"擠出"的供應機會，而小型企業可能受限於資訊、資金或物流能力，無力做出快速調整。為什麼沒有發生“轉口貿易”？還有一種陰謀論的猜測：會不會是這些中國商品先運到澳大利亞，再換個標籤轉運（Rerouting）去美國，以規避關稅？研究者對此進行了驗證，並否定了這種可能性。澳大利亞地理位置偏遠，運輸成本高昂。把貨從中國運到澳洲再運回美國，運費劃不來。所以，這些增加的中國進口商品，實打實地是被澳大利亞本地市場消化了。深度解讀：為什麼脫鉤這麼難？這項研究揭示了一個經濟學現實：政策意願與企業行為的背離。站在堪培拉（澳大利亞政府）的角度，出於國家安全和戰略考慮， diversification（多元化）和 decoupling（脫鉤）是其呼籲的政策目標。但站在企業（微觀主體）的角度，帳不是這麼算的。• 供應鏈的粘性：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其供應鏈的深度、效率和整合度是驚人的。對於澳大利亞進口商來說，尋找替代供應商（比如去印度或東南亞）面臨著巨大的搜尋成本（Search Costs）。• 成本與質量：即便越南等國在崛起，但在很多工業製成品領域，中國依然提供了最佳的性價比。• 市場分流：當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受阻（因關稅變貴），中國出口商有動力積極開拓替代市場（Trade Deflection），澳大利亞作為資源互補型經濟體，自然成了理想的承接地。結論就是：對於企業來說，經濟利益壓倒了地緣政治的擔憂。結語：給未來的啟示這篇論文用詳實的資料告訴我們，全球供應鏈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也“頑固”得多。川普政府試圖通過關稅將中國擠出全球貿易體系，其結果不僅在美國國內引發了物價上漲（這在其他研究中已證實），在國際上還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溢出效應”—它反而加強了中國與其他貿易夥伴（如澳大利亞）的經濟紐帶。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澳大利亞的故事。它揭示了一個普遍規律：政治力量可以干擾貿易流向，但很難徹底扭轉基於效率和成本建立起來的全球分工網路。澳大利亞企業用真金白銀做出的選擇，或許比政客的演講更能代表全球經濟的真實溫度。 (Rick筆記)

法官的公信力正面臨考驗。美國的貿易政策自春季以來似乎趨於平穩，但很快可能再次出現戲劇性轉折。最高法院預計將於近期就唐納德·川普總統（約一半關稅的合法性作出裁決，這些關稅是依據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加征的。川普借助這部法律，宣稱總統有權按其意願設定關稅：他已將美國貿易逆差以及芬太尼的流入宣佈為“國家緊急狀態”。然而，已有三家法院裁定這些關稅違法。最高法院也可能作出同樣結論。若這些關稅被最高法院判定無效，政府將轉而援引一攬子其他法律授權，但這些授權更繁複、更零碎，也更難操作，以繼續對進口實施課稅。川普達成的那些貿易“協議”——它們並非條約，而只是由白宮促成的行政性安排——其穩定性將隨之受損。整體關稅水平或許會下降，但不確定性與制度複雜性將接踵而至。並且，若最高法院很可能批准向被違法收費的進口商退還款項，美國經濟或將獲得一筆計畫外的財政刺激，規模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5%。儘管如此動盪在所難免，法官仍應作出不利於川普的裁決。認定違法的理由既有力又直接。依據美國憲法，徵收關稅的權力屬於國會（。政府方面主張，IEEPA也在緊急狀態下將這一權力授予總統。然而，整部法律中並未出現“關稅”（tariff）一詞，其文字僅允許總統對進口進行“管制”（regulate）。理查德·尼克松曾在1971年援引一項性質相近的授權，短期內對幾乎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的關稅，持續約四個月。該措施之所以在法院審查中得以維持，並不是因為司法機關認可總統擁有隨意設定關稅的廣泛權力，而是因為當時國會在其他相關法律中尚未對關稅授權作出足夠明確的界定。審理此事的法官也明確表示，他們並非在向總統交付川普如今所主張的那種不受限制的無限授權。此後，國會通過了1974年《貿易法》，對關稅權力的適用範圍與行使方式作出更具體的規定，並附加時間上限與程序性要求，而這些正是川普顯然不願遵守的約束。但制度上應當遵循的恰恰是這種被明確設限的授權框架：歷任總統在關稅問題上只能依據這些受約束的權限行事，而不能以更寬泛的緊急權力主張取而代之。廢除這些關稅還有更多論據可援引。比如，川普所宣稱的“貿易逆差緊急狀態”，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託詞。但更關鍵的爭點仍在法律文字本身，因為這一次裁決將對最高法院的制度一致性構成一次嚴峻檢驗。佔多數席位的保守派大法官多年來反覆強調：國會不會僅憑含混措辭或附帶條款，就改變一套監管安排的根本細節，也就是說，國會“不會把大象藏在老鼠洞裡”（“Congress … does not … hide elephants in mouseholes.”）。  一項政策的經濟與政治影響越深遠，國會對授予此類權力的授權就越必須明確、清晰、不可含混。正是基於這一理念，也就是所謂“重大問題原則”，最高法院曾否決巴拉克·歐巴馬的“清潔電力計畫”（Clean Power Plan）以及喬·拜登關於學生貸款減免的措施等政策。該原則保護國會免受“帝王式總統”的侵蝕，否則總統可以否決立法者試圖收回白宮所宣稱權力的任何努力。大法官們也許會傾向於辯稱，“重大問題原則”不適用於外交政策，因為外交本屬總統的領域。但這種說法並不可信。川普的關稅，包括依據其他法律設定的關稅，本質上是一項在國內意義極其重大的稅收：預計十年內將籌集2.5兆美元。這筆錢由美國企業支付，其中相當部分會轉嫁給美國消費者。若最高法院為這些關稅“開例外”，那麼“重大問題原則”看起來就只約束民主黨人行使的權力。這一點尤其具有破壞性，因為在近期一些案件中，例如總統是否可以罷免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等獨立機構負責人，最高法院的法理走向總體上更有利於現政府。在短期內，廢除這些關稅確會帶來擾動，但如果不對川普加以約束，後果將更糟。這將危險地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到白宮。允許一個人憑一時興起設定稅收，是滋生骯髒的利益輸送與裙帶偏袒的配方。並且，一旦IEEPA被如此使用，未來的政府也可能以共和黨人不樂見的方式加以擴張。試想未來某位民主黨總統以“種族不公”為緊急狀態為由，對供應鏈多樣性不足的產品加征關稅；或者以“氣候緊急狀態”為由徵收碳邊境稅。樂觀者認為，最高法院是少數幾個政治不會壓倒一切的機構之一。左翼人士對此存疑，認為保守派法理不過是服務總統優先事項的門面。本報希望樂觀者是對的。若保守派多數真心堅守其原則，就應當否決IEEPA關稅，並迫使川普回到起點重新擬定方案。 (一半杯)

編按自2025年4月以來，為重塑全球產業鏈、吸引製造業回流、擺脫國內政治經濟困境等，川普關稅政策頻出，不斷推動貿易保護主義。近期川普「關稅大棒」直指蘋果、三星等手機製造商。當地時間5月23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表示，凡是在國外製造、在美國銷售的蘋果手機，應該面臨至少25%的關稅。這不得不進一步引發人們的深思：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所面臨的困境是什麼？跨國公司又當如何在關稅不斷加碼的困境中實現「突圍」？本文基於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的困境與出路，指出在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面臨成本上升、供應鏈中斷以及營運決策波動三大問題，理應透過數位轉型、市場策略調整與跨國合作應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01. 引言[1][2][3][4][5][6]川普政府所推行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由來已久，主要貿易政策目標之一就是減少該國的貿易逆差，在其背後既有經濟利益的考量，也有複雜多元的戰略考量，既是國內矛盾與國際因素的雙重疊加，也是客觀條件與主觀認識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也反映了川普政府對現有國際分配格局的不滿以及對新興國家力量崛起的不滿。在2024年美國政府的選舉中，川普提出「建造美國、購買美國、僱用美國」的口號，透過關稅手段將流向國外的製造業帶回美國，例如，川普一再宣稱中國正在墨西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工廠之一，而這將摧毀密西根州的汽車產業，進而影響南卡羅來納州、田納西州等的相關產業。同時，他強調除非汽車企業在美國建廠，否則他將對墨西哥工廠生產的中國汽車徵收100%甚至200%的關稅。從川普的競選宣言中可以看出，透過關稅手段吸引製造業回流是川普的一貫主張，川普政府將美國貿易赤字、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等問題歸咎於國際上「不平等」的貿易關係，故而以單邊貿易為依託設定關稅壁壘，實現製造業回流美國國內。5月23日，對蘋果加征25%的關稅，是川普對蘋果公司的最新打擊，此前，川普持續加大蘋果公司及其CEO蒂姆·庫克（Tim Cook）的壓力度，要求其增加美國國內製造業生產。 5月23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接受福斯新聞採訪時表示，蘋果事件可能屬於川普政府推動「精密製造業」回歸美國計畫的一部分。 5月30日，據財聯社報導，在美國、亞洲和歐洲，包括蘋果、福特、保時捷和索尼在內的公司都已大幅下調了利潤預期。絕大多數公司表示，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反覆無常，導致無法精準估算成本。那麼，以蘋果、三星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在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所面臨的困境有那些？跨國公司又是採取怎樣的因應策略？本文透過梳理國內外學術研究做如下概述。02. 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企業面臨的三大困境[7][8][9][10][11]川普密集地實施一系列加征關稅措施，尤其是將「關稅大棒」直指企業，對跨國公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生產成本增加、供應鏈中斷以及企業營運決策波動三個方面。第一，生產成本增加。在世界貿易體系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建構者和參與者的重要角色，直接影響了整個價值鏈分工體系的結構。川普加征關稅會增加跨國公司的成本交易，進而壓縮跨國公司的經營利潤。貿易成本與商品利潤有反比例關係，川普關稅政策將提高跨國企業的採購成本（如進口原材料、零件或成品時需繳納額外關稅）。此外，跨國公司為避免高關稅或可調整供應鏈，其中所涉及的轉換成本（如搬遷、建廠、認證、員工培訓等）無法規避，從而導致供應鏈成本增加。例如，美國汽車製造商從墨西哥進口的引擎、變速箱等零件成本增加2,000-12,200美元/車，迫使企業將生產線轉移至墨西哥或美國本土。同時，川普的關稅政策或可降低交易的可能性與利潤增加的不確定性，經過資本市場的傳導效應可能放大經營決策與生產活動的盲目性，誘發資本市場對政策訊號的過度解讀與短期投機，進而扭曲企業家的風險判斷，加劇產業鏈上的非理性擴張或收縮，最終導致資源錯配與效率損失。由此可見，川普的關稅政策必然會導致商品成本增加和利潤降低，進而威脅到產業鏈的完整性以及削減生產工序的競爭力。在這種背景下，跨國公司就極可能會將原產業鏈中的某個環節轉向其他成本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原來的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就會被瓦解，全球產業鏈呈現重塑趨勢。第二，供應鏈中斷。跨國公司是全球生產網路中的重要一環，它的生產過程通常複雜且多層次，涉及多個節點，構成了一個涵蓋眾多生產環節和工序的有機整體。這種生產模式要求對全球範圍內的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進行精細規劃和高效配置，企業不僅需要確保各生產環節的有效銜接，還必須維護其全球供應鏈網路的高效運作和穩定性。然而，隨著川普關稅政策的不斷加碼，貿易保護主義不斷上升，導致跨國公司的生產成本加大，對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有研究發現，美國的貿易政策衝擊透過全球價值鏈削弱了自身的競爭力，導致多數產業的增加價值下降、就業減少以及資本重新配置。川普的關稅政策無疑加劇了「斷煉」的風險，倘若供應鏈中斷，企業生產或可面臨停滯與延遲風險，導致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的庫存積壓，短期內影響生產進度和交貨期，進而挫敗客戶的滿意度與市場聲譽，生產停滯、庫存積壓、市場聲譽下降等過去因素，進而挫敗客戶的滿意度與市場聲譽，生產停滯、庫存積壓、市場聲譽下降等。第三，企業營運決策波動。面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隨時調整、豁免或取消），企業傾向於推遲或縮減在受關稅影響地區的重大長期投資，更關注短期內的靈活性和風險規避。最終，關稅政策像一隻“無形的手”，深刻重塑企業的全球資源配置邏輯，迫使它們從單純追求效率和規模經濟，轉向在效率、韌性、成本控制和地緣政治風險之間尋求新的、更脆弱的平衡點。根據英國《金融時報》5月22日報導，富士康是蘋果的主要iPhone組裝合作夥伴之一，正在斥資15億美元擴建印度工廠。在川普首個總統任期內，蘋果也不得不應對關稅威脅——當時美國政府曾考慮在2019年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15%關稅。彼時，庫克與川普關係密切，最終的貿易協定將蘋果核心產品排除在加征關稅清單之外。如今，蘋果再次成為美國總統的目標，同時在中國市場正面臨需求疲軟。為因應此狀況，該公司於5月22日宣佈在中國提升iPhone以舊換新優惠力道。身為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中短期內跨國企業將會採取更多元化的投資策略，甚至將部分產能轉出中國，而這勢必增加企業投資決策的風險。03. 關稅衝擊下跨國企業的策略選擇[12][13][14][15][16]隨著全球經貿不確定性加劇，企業的跨國經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跨國策略調整成為企業維持競爭力的關鍵。第一，跨國公司的數位轉型策略。如前所述，川普關稅衝擊增加了跨國公司的進出口成本，為跨國公司的利潤收益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美國大規模加徵關稅等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出台，使得企業往往無法準確預期政府經濟政策，提升了企業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使得企業更難準確衡量數位科技未來應用前景和預期收益。在此背景下，跨國企業亟需透過加速數位轉型進程，以技術手段重塑營運體系，系統提升企業組織韌性，進而建構應對複雜多變市場環境的動態適應力。一方面，跨國企業需以人工智慧技術為核心最佳化供應鏈彈性，建構以機器學習為基礎的關稅風險預警模型，即時監控全球貿易政策變化對生產成本、物流時效及合規性的影響，並結合即時資料動態調整供應商佈局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佈局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版面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版位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第二，跨國公司外部市場策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可實施在地化與區域化策略，以更好地適應不同市場的政策需求和環境。根據已有研究，目前跨國企業的外部調整策略呈現三種趨勢：一是在華的資本性投入趨於理性；二是實施本土化策略；三是在華分支機構要求更高的經營自主權。其中，跨國公司主要憑藉技術優勢和敏捷的本土化策略尋求市場空間，不僅體現在生產製造，還包括自建完整供應鏈，例如GE醫療、飛利浦和西門子醫療都已實現從整機到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供應；通過收購或控股取得本土化供應鏈，例如美敦力收購康輝，波士頓科學收購先瑞達；與本土企業合作共同研發或參與醫療資訊化系統，例如飛利浦投資入股創業慧康，深度合作建置全院級智慧醫療資訊化系統。可以說，在成本倒逼與政策引導的雙重壓力下，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在成本與安全中權衡，趨向選擇“近岸化”的供應鏈佈局模式，而所謂“近岸化”，主要指企業將生產或供應鏈活動從地理位置較遠的低成本地區轉移到鄰近國家或地區，以縮短物理距離、增強供應鏈並降低風險。例如，2020年7月生效的《美墨加協定》（USMCA）促進美國製造業的近岸化，2022年4月，美國眾議員Mark E. Green提出了《西半球近岸法案》，其中內容包括：美國將為從中國轉移到拉美地區的企業貨物和服務提供免稅待遇，自公司在遷入地運營之日起算，免稅年。圖1 關稅衝擊下跨國公司可能的策略選擇①（資料來源：德勤中國報告2023年8月《跨國公司戰略重塑：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之間尋求平衡》）第三，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與資源分配。跨國公司可透過國際聯盟實現要素流動與企業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策略聯盟合作是促成企業雙方資源要素互補的重要手段，也是產業組織演進過程中的組織互動關係的典範。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對於提高企業價值、改善公司治理和促進研發創新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首先，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可以推動企業之間的交流互動和生產要素的水平式雙向流動，並透過資源有效配置為企業帶來價值創造效應。同時，跨國企業可以取得合作夥伴的互補性資產（包括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擴大企業利用外部資源的邊界。其次，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為企業接觸對方知識提供了機會，有效地提高了學習效率，雙方可透過知識與能力的累積為企業創造價值。最後，跨國企業在技術研發和基礎建設投資等領域內的合作能夠增大全球價值鏈的維度，進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2024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與世界經濟論壇聯合發布的報告稱，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正處於拐點，在過去十年的絕大多數時間內，全球合作表現出一定的韌性，但近年來全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基於此，報告指出，強化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能夠更好地應對供應鏈中斷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概括而言，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可以促進資源的高效流動與合理配置，特別是在川普加徵關稅的背景下，這種跨國企業間的合作與交流可有效減少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緩解跨國企業面臨的資訊不對稱問題，降低跨國企業的交易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的整體生產效率。04. 小結[17][18]川普的關稅政策看似搖擺不定、波動混亂，但背後有著深層的邏輯。一方面對於美國內部而言，將國際貿易逆差與國內失業、利益分配不均與兩極分化格局巧妙地聯繫起來，以此獲得美國民眾的支援，鞏固其執政基礎；另一方面，就美國外部而言，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新興經濟體在世界格局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透過資本發展對國家的方式難以推動這項經濟的方式以推動美國經濟主義推動這項經濟的方式，”川普對以蘋果、三星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加徵關稅的舉動更為直觀地體現了其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的動機，面對當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跨國公司應著力於數位轉型、市場戰略調整與跨國企業間的合作三個方面，這既是應對川普關稅的權宜之計，也是跨國企業在複雜國際競爭中實現轉型的必由之路。最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川普政府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是矛盾的，提高關稅固然可以減少外國公司與本土公司的競爭，從而將利潤從他國轉移到本國，但在全球化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密切，加徵關稅無疑會對跨國公司產生不利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川普的加徵關稅政策並不可持續。註①：主要表達在華跨國公司未來可能的情景。據德勤報告稱，在強硬脫鉤的情況驅動下，跨國公司加速離開中國市場。參考文獻[1] Steven E.Lobell, Norrin M.Ripsman and Jefferey W.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4,43,56.[2] 王玉主,蔣芳菲.川普政府的經濟單邊主義及其影響[J].國際問題研究,2019,(04):110-122.[3] “Speech:Donald Trump Holds a Campaign Rally in Pittsburgh,”Roll Call,November 4,2024.https://rollcall.com/factbase/trump/transcript/donald-trump-speech-campaign-rally-pittsburgh-november-4-2024/.[4] “Trump Welcomes China to Build Cars in US in Departure from Biden,”Bloomberg,July 19,2024.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7-19/trump-welcomes-china-to-build-cars-in-us-in-departure-from-biden.[5] 財聯社：川普「關稅大棒」影響幾何？全球大企業損失已超340億美元…https://mp.weixin.qq.com/s/5QmcOYy_mBIGJ26n6HCIhQ[6] 張鴻韜.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全球價值鏈的挑戰與中國應對[J].現代經濟探討,2019,(09):69-73.[7] Nilsson, L.,Nolte, 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US-China trade dispute. Int Econ Econ Policy 20,709–728 (2023).[8] 丁浩員,董文娟,余心玎.貿易政策衝擊下的跨國供應鏈斷裂與重構研究[J].經濟研究,2024,59(08):95-113.[9] Bellora,C.,and L.Fontagné，2019，「Shooting Oneself in the Foot?Trade War and Global Value Chains」,CEPII Working Paper.[10] Trump says Apple must pay a 25% tariff on iPhones not made in the UShttps://www.cnbc.com/2025/05/23/trump-tariff-apple-iphones-not-made-in-the-us.html[11] 渠慎寧,楊丹輝.美國對華關稅制裁及對美國在華投資企業的影響[J].國際貿易,2018,(11):37-44.[12] 綦建紅,尹達,劉慧.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如何影響企業出口決策?——基於出口頻率的視角[J].金融研究,2020,(05):95-113.[13] 徐志向,羅聖傑.關稅衝擊下數位轉型對企業組織韌性的影響研究[J/OL].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5[2025-06-01].[14] Hsu,J.,Z.Li,and J.Wu,2022，「Keeping Your Friends Closer:Friend-shoring in Response to Regional Value Content Requirements」,SSRN Working Paper.[15] 德勤官網報告：https://www.deloitte.com/cn/zh/services/consulting/perspectives/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strategy-reshaping.html?nc=42&sessionid=709205437[16] 世界經濟論壇官網報告: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the-global-cooperation-barometer-2024/[17] 陳萬靈,屠新泉,魏浩,等.美國「對等關稅」對全球經貿格局的影響及中國對策[J/OL].國際商務研究,1-19[2025-06-06].[18] Yi Huang, Chen Lin, Sibo Liu, Heiwai Tang,Trade networks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ume 145,2023. （IMI財經觀察）

12月4日，美東時間周三，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無論美國最高法院就川普的關稅做出何種裁決，川普政府仍能夠推進其關稅計畫。01. 法院無法阻止川普關稅貝森特重申了他一個月前在最高法院聽證會前所發表的言論。他在接受採訪時，聲稱美國1962年《貿易法》中的幾條規定賦予總統對進口關稅的廣泛權力。“我們可以利用第301條、第232條和第122條，來重建一套一模一樣的關稅體系。”他表示。不過需要說明的是，貝森特口中可用於建構關稅體系的301條款和122條款，實則源自1974年的《貿易法》，僅有232條款出自1962年《貿易擴張法》。當被問及川普政府是否必須永久性地實施這些措施時，貝森特回答說：“必須永久性地實施。”不過，貝森特提到的第122條規定的關稅權力實際僅可延續至150天，而第301條和第232條在時間框架方面則沒有給出明確說明。貝森特還援引了《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來說明該法案賦予了總統廣泛的關稅權力。02. 仍認為川普政府可以勝訴一直以來，川普都將關稅作為與美國貿易夥伴進行談判的常用手段。此前他一度對幾乎所有進入美國的進口商品都徵收了關稅，不過近期，他已減少了許多更為激進的措施。貝森特表示，他將等待最高法院對關稅案作出裁決，然後再決定政府是否會利用由此產生的額外收入來推行所得稅減免。“我們拭目以待，”他說。貝森特還表示，他仍然認為在最高法院對川普關稅審理的這場案件中，川普政府勝出的可能性很大。03. 聯準會主席人選將在明年公佈不過，貝森特迴避了關於“川普提名的下一任聯準會主席人選”的提問，並指出，即便是聯準會主席，其在利率方面所擁有的權力也是有限的。最近的輿論顯示，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是最熱門人選。“這裡需要記住的重要一點是，這是一個委員會，還有來自地區銀行的其他幾位投票者，”他表示，“聯準會主席有權發起討論並推動處理程序，但最終……他或她只有一票表決權。”貝森特最近曾透露，他原本認為川普可以在聖誕節前做出決定，但川普表示，可能要到新年才會做出決定。貝森特還表示，美國的一些經濟領域正在走弱，但降息將有利於這些領域，“或許這可以追溯到我們需要降息的原因。顯然，房地產市場已經疲軟。”他說道。 (鳳凰網財經)

當地時間11月20日，美國白宮宣佈，總統川普簽署行政令，修改從巴西進口商品的關稅範圍。部分商品40%從價關稅維持不變，但鑑於談判進展，美東時間11月13日零點後進入美國的特定巴西農產品取消附加從價關稅。白宮表示，川普的行政命令也取消了從巴西進口飛機零件的40%關稅。白宮稱，此舉旨在平衡國家安全關切與推動對巴貿易關係發展。 （國際金融報）

美國官員私下表示，他們可能不會很快徵收承諾已久的半導體關稅，這或將推遲川普總統經濟議程的一項核心內容。資料圖 路透/Leah Millis據兩位直接瞭解情況的人士和另一位獲悉談話內容的人士透露，過去幾天，官員們已將這些資訊傳達給政府和私營部門的相關利益方。另一位關注此事的人士也表示，政府正在採取更謹慎的做法，以避免刺激中國。這些討論此前從未被報導過。據其中兩人稱，川普的助手們在處理晶片關稅問題時採取謹慎態度，力圖避免與北京在貿易問題上生出爭端，否則可能令貿易關係再度緊張，並給關鍵稀土礦物的供應造成干擾。這些人士告誡稱，在川普政府最終批准之前，任何決定都不是最終決定。他們還稱，可能隨時徵收三位數的關稅。鑑於政策討論是私下進行的，這些消息人士均要求不具名。川普曾在8月表示，美國將對進口半導體徵收約100%的關稅，但那些在美國生產或已承諾在美國生產的企業得到豁免。在過去幾個月裡，華盛頓官員曾私下表示，政府將很快推出半導體關稅。隨著政府繼續就時機和其他細節進行辯論，這一指引現在已經改變。一位白宮官員和一位商務部官員在被問及討論情況時，否認了政府已經調整立場的說法。白宮官員表示，“那不是真的”，但並未說明具體錯誤之處。“政府仍致力於推動對國家和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的製造業回流美國”。商務部官員則稱：“商務部在半導體232關稅方面的政策沒有變化。”兩人均未說明這一關稅何時最終敲定，也未提供其他細節。對進口半導體徵稅可能會提高消費者購買從冰箱到智慧型手機等商品的價格。路透 9 月報導稱，川普政府正在研究一項計畫，該計畫還將根據外國電子裝置中晶片的數量對這些裝置徵稅。川普上周取消了對 200 多種食品加征的關稅，但他也表示，他的關稅政策並未對通膨產生重大影響。川普還在努力維持與中國之間微妙的貿易休戰。中國是半導體及其驅動裝置的製造大國。今年4月，川普政府宣佈對藥品和半導體進口展開調查，作為徵收關稅計畫的一部分，理由是過度依賴這些產品的海外生產構成國家安全威脅。 (路透財經早報)

據《Khaosod English》11月15日報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已向泰國政府發出正式函件，宣佈暫停所有正在進行的美泰關稅及貿易相關談判。暫停原因系泰國尚未全面落實此前在美國與馬來西亞斡旋下與柬埔寨達成的和平協議。報導援引函件內容指出，美國方面明確表示，在泰國政府切實證明其已完整執行和平協議聯合聲明的全部條款前，相關貿易磋商將持續中止。此舉被普遍解讀為美國將外交承諾落實情況與貿易政策掛鉤，通過施壓推動地區夥伴履行國際義務。該和平協議由美國總統川普與馬來西亞總理安華共同推動，旨在解決柬泰兩國長期存在的邊界爭端，並於10月26日在吉隆坡正式簽署。據悉，11月10日，泰軍在柬埔寨柏威夏省境內發生誤觸地雷事件，泰方指責柬埔寨埋設新地雷，因此暫停了原定釋放18名柬軍士兵的計畫。對此，柬埔寨國防部予以強烈駁斥，並呼籲泰方避免製造緊張局勢。取消99%關稅據商務部網站援引泰媒報導，10月26日，白宮官網發佈《關於美泰對等貿易協會框架的聯合聲明》。主要內容包括：泰國需要取消99%商品的關稅壁壘，涵蓋美國全部工業產品，食品和農產品。美國對泰國商品維持19%對等關稅，但列入9月5日白宮第14346號行政令《針對夥伴國家的潛在關稅調整》附件三所列清單的商品為零關稅。泰國解決美國工業產品的非關稅壁壘，接受符合美國標準的美國製造車輛；接受美國FDA認可的醫藥產品；為美國燃料乙醇簽發進口許可證；取消海關對於完成罰款指標給予獎勵的法律制度。泰國需要解決美國食品和農產品的非關稅壁壘，加快符合美國認證標準的肉類和家禽、園藝產品進入泰國市場，承諾接受美國監管機構簽發的認證證書。泰國需要解決美國服務貿易和投資壁壘。承諾不徵收數字服務稅，不採取歧視美國數字服務的措施；確保資料在可信邊界的自由傳輸；支援世貿組織永久暫停徵收電子傳輸關稅；不對電影實行放映配額；放寬美國在泰國電信領域投資的外資股比限制；取消現有規定“泰國發行的借記卡，在所有泰國國內的零售電子支付交易都必須在泰國境內處理”。泰國每年將購買約26億美元美國農產品，包括飼料玉米、豆粕、干酒糟及可溶物；每年購買約54億美元美國能源，包括液化天然氣、原油和乙烷；購買80架美國飛機，總額188億美元。此外，還有關於解決勞工、環境、智慧財產權、國有企業等方面問題的原則性條款。最後提及，未來幾周，美泰將就《對等貿易協議》進行談判，準備簽署，並履行國內手續，以使協議生效。 (進出口經理人)

刺激支票又來了：川普剛剛宣佈了"關稅紅利"計畫，每位美國人將獲得至少 2000 美元的補貼。我們預計 85%以上的美國成年人將獲得這筆款項，發放總額將超過 4000 億美元。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債務逼近 40 兆美元之際。接下來呢？讓我們來解釋。今晨，川普總統發表了以下聲明：每人將獲得至少 2,000 美元的分紅，但"高收入人群"除外。如此大規模的"刺激性"支付所產生的經濟影響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市場處於歷史高位的情況下。首先，誰將收到這筆款項？讓我們來看看最近的刺激性付款——2021年3月發放的1400美元刺激性支票。全額付款僅支付給：單身申報者年收入不超過 75,000 美元，家庭年收入不超過 112,500 美元，已婚夫婦年收入不超過 150,000 美元。現在，讓我們將同樣的標準應用於 2025 年：目前，約有 2.2 億美國成年人符合這些收入標準。收入最高的約 15%人群將被排除在外，歸類為"高收入群體"。2.2 億人 × 2,000 美元 = 約 4,400 億美元發放。而且，支票金額可能超過 2000 美元。這些支付發生在財富差距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的時期。2025 年第二季度，收入分佈前 10%的消費者佔美國總支出的 49.2%。這標誌著自 1989 年以來的最高資料水平。但是，這裡存在一個大問題。正如 2021 年所見，刺激性支票大幅提振了消費。然而，這種一次性"提振"之後，往往會伴隨一段高通膨的長期時期。在上一輪刺激政策之後，美國通膨率接近 10%。如今，通膨率已回升至 3%，且更多刺激措施即將出台。川普還表示，在完成這筆支付後，關稅收入將用於償還美國債務。僅過去五年間，美國債務總額就激增了 10 兆美元。自 10 月 1 日政府停擺以來，美國債務已增加 6000 億美元。我們真的負擔得起更多刺激措施嗎？8 月，美國關稅收入創下 300 億美元的紀錄。然而，僅 2025 年 8 月美國政府赤字就高達 3450 億美元。關稅收入僅佔我們月度赤字的約 10%。我們認為債務危機應被列為首要任務。與 2020 年另一處相似之處在於，聯準會目前正處於"轉向"階段。2024 年 9 月，聯準會啟動降息周期，首次降息幅度達 50 個基點，這是自 2008 年以來首次採取此類行動。過去兩個月裡，聯準會已累計降息 50 個基點。刺激性付款將火上澆油。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美國在股市接近歷史高位時推出如此大規模的刺激計畫。標普 500 指數距離歷史高點僅差約 3%，自 4 月低點以來已上漲 35%。當人工智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科技行業每季度的資本支出已突破 2000 億美元大關。歸根結底，刺激性付款幾乎總是變成巨額的"非自願性稅收"。也就是說，你支付的通貨膨脹金額相當於數倍於你的經濟刺激款項。擁有資產，否則你將被時代拋棄。你仍不認同我們的觀點？美國政府即將發放逾 4000 億美元的刺激款項，這是自 2021 年以來首次採取此類措施。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市場持續惡化，美國通膨率再度攀升至 3%以上，聯準會正著手降息。在人工智慧革命浪潮中，僅七家頂尖企業每季度在資本支出上的投資就超過 1000 億美元。道理很簡單：美國政府正發放經濟刺激支票，而股市卻創下歷史新高。這是助推牛市的一把火。(capitalw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