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住進手機裡的晚年

導讀

曾經是父母訓斥我們沉迷網路，如今局勢似乎發生了反轉：退休的“嬰兒潮一代”正逐漸深陷智慧型手機的演算法黑洞。這篇文章敏銳地捕捉到了現代家庭中一個日益普遍卻常被忽視的現象——當晚年生活被螢幕接管，由於孤獨和演算法的雙重夾擊，長輩們可能比年輕人更難逃離數字世界的引力。

我的一位朋友剛橫跨全國回家探親，就發來簡訊，憂心忡忡。節假日出行的混亂本就令人頭大，但通常，能歇口氣、看看孩子們和祖父母享受天倫之樂，這一切也就值了。但他說，今年不一樣：“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埋頭看手機，特別疏遠。”他指的不是孩子，而是祖父母。

近年來，我聽過不少類似的軼事——成年子女擔心年邁的父母正滑向螢幕成癮的深淵。這類故事在網際網路上隨處可見。（“千禧一代”子版塊裡有個代表性的帖子問：“咱們的父母是不是都對手機上癮了？”）這些敘述之所以驚人，部分原因在於它們像極了多年前父母對子女表達的擔憂——年輕的心智正在被那些旨在掠奪和變現注意力的裝置所影響和扭曲。通常，關於“螢幕時間”的恐慌都把孩子視為缺乏自主權的一方，完全受制於邪惡的科技公司，必須由成年人介入保護。但在年齡光譜的另一端，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我們迎來的不是“手機童年”，而是“手機晚年”。

過去一年裡，我邀請大家分享他們的故事。“我一直在求我媽放下手機，每次見到她，她都在無意識地刷屏。我敢發誓她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已經歸零了，”有人寫道。另一位則描述了一位沉迷《糖果粉碎傳奇》⁽¹⁾ 的家長：“玩了幾個小時，而孫輩們還得爭搶她膝蓋上的一點空地，只為了能和她‘共度時光’。”

有些描述聽起來簡直是全方位的感官轟炸：“回老家探親常常意味著房子不同角落的兩台電視機轟鳴作響，而每個人都在刷著 iPad 或手機，”有人寫道。許多留言相當直白：“我不得不告訴我的‘嬰兒潮’⁽²⁾ 父母，別在我們三歲的孩子面前死盯著 iPad 不放。”

許多人私信我表達了真正的擔憂。大多數人要求匿名，不想公開談論家人。住在俄亥俄州的喬希說，他父親沉迷於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的豎屏視訊。“我絕對認為這對他來說更多是一種應對機制，”他說，“他患有抑鬱症和嚴重的焦慮症。我正試著引導他培養些更好的愛好。”

另一些人則擔心詐騙。“我在網上對他擔驚受怕的程度，甚於對我那個11歲的孩子，”一位名叫康納的男士說，“每次回家，我都得拿過我爸的 iPhone，幫他退訂那一堆掃描病毒的訂閱軟體。他總是被填字遊戲裡的廣告忽悠，下載這些東西。為了預防萬一，我不得不關掉他在 App Store 下載應用的功能。”還有一位希望完全匿名的讀者說，他們的父母在 Instagram 上花費了大量時間，不僅意外地將不雅視訊轉發到動態裡，還通過那些會讓大腦萎縮的“AI 垃圾內容”⁽³⁾ 來尋求慰藉。

這些不僅僅是道聽途說：多項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上網時間確實在增加，而且這種趨勢已持續多年。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發現，60歲及以上人群“如今每天超過一半的休閒時間——即4小時16分鐘——是在螢幕前度過的”，其中許多人在看線上視訊。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似乎發生在 YouTube 上：尼爾森今年報告稱，65歲及以上的成年人現在在電視上觀看 YouTube 的時間幾乎是兩年前的兩倍。最近一項針對50歲以上美國人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平均每周在某種類型的螢幕前花費整整22個小時。”而在另一項針對2000名59至77歲成年人的調查中，40%的人表示如果沒有裝置就會感到“焦慮或不適”。

但使用率調查無法捕捉人與裝置之間關係的微妙之處。我們很容易陷入對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在社交媒體面前是文盲，被新技術搞得暈頭轉向，或者視其為詐騙案的待宰羔羊。麻省總醫院布裡格姆分院麥克萊恩醫院的老年精神病學主任、技術與老齡化實驗室主任伊普西特·瓦希亞（Ipsit Vahia）告訴我，現實要複雜得多。

“我們將65歲以上的所有人歸為同一類，這是我們看待老年人時的一個根本性錯誤，”他說。老年人不僅不是鐵板一塊，正如瓦希亞所言，一代人越老，其多樣性就越強。在他看來，兩個5歲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共同點，但兩個87歲的老人則不然：年紀越大，經歷不同事物、養成不同習慣和觀念的機會就越多。“我們的經驗法則是，如果你見到了這一位老年人，好吧，那你也就只認識了這一個老年人。”

如今許多關於螢幕時間的擔憂都源於新冠疫情，疫情明顯推高了老年人對科技的接納度。“當替代方案是與世隔絕時，技術就變成了一股非常強大、積極的力量，”瓦希亞說。他指出，在很多情況下，Zoom 是那個入口。疫情初期，家庭開始舉行 Zoom 聚會，教堂開始 Zoom 禮拜。這項技術在遠端醫療預約中也派上了用場。所有這些都幫助部分老年人更有信心地使用這些科技產品。

需要記住的是，並非所有的螢幕使用都是等價的，對老年人尤其如此。一些研究表明，花時間在裝置上可能與50歲以上人群更好的認知功能有關。填字遊戲、搜尋資訊、觀看教學視訊，甚至只是與朋友聊天，都能提供積極的刺激。瓦希亞建議，那些讓年輕人或中年人擔憂的上網習慣，放在老一輩身上應該另當別論。“青少年和年輕人過度使用科技產品通常與較差的心理健康有關，預示著更多的孤立、孤獨甚至抑鬱，”他告訴我，“而在老年人中，接觸科技似乎正在保護他們免受孤立和孤獨之苦。”

然而，瓦希亞提供的許多技術使用案例似乎有些理想化了。史詩般的《以詞會友》⁽⁴⁾ 對局或卓有成效的維基百科瀏覽顯然屬於問題較小的一類。但我從許多人那裡聽到的描述，則是令人沮喪得多的“裝置螺旋”。一位在英國工作的護士私信告訴我（因無權談論病人，她要求匿名），在她所在的住院病房裡，許多老年病人被困在“過度刷屏”的循環中，“他們在手機和 iPad 上消費的垃圾內容數量簡直不真實！”

“有些內容還算良性，”她說，“有時其實挺好笑的，比如有些人最後會掉進中文視訊自動播放的死胡同裡。”但負面影響“正越來越多地滲透進來，”她說。她提到了惡毒的反移民內容，“還有陰謀論思維以及對醫療的不信任。”只要你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上待得夠久，大概就能看到這種動態：那是對 AI 生成的垃圾圖片發表困惑評論的人，他們似乎還沒意識到自己看到的是假的；那是極端黨派首頁推送的描繪少數族裔犯罪的生成圖像，被憂心忡忡的使用者轉發，這些人似乎變得越來越恐懼、偏執或極化；那是假冒銀行、貸款提供商或擁有30個女性 AI 聊天機器人伴侶的孤獨男人的詐騙帳號。

即便如此，瓦希亞仍呼籲不要陷入道德恐慌：當我提到老年人整天在 Facebook 上被動瀏覽 AI 垃圾內容時，他提出主動消費和被動消費之間存在有意義的區別。誰說每個老人都一定會被垃圾內容愚弄？也許他們是在一起拿它取樂，或者試圖分辨真偽。“如果垃圾內容能給那些本來沒多少共同話題的人提供一個談資——那這就變得有點微妙了，不是嗎？”他說。

也許吧。這其中肯定包含了一些投射心理。那些聯絡我的人所表達的焦慮——以及我自己曾感受到的焦慮——似乎源於我們自身與裝置之間那種備受折磨的關係。我們許多人時刻擔心自己在消費什麼、刷了多久，以及我們在網上被推搡、刺探和操縱的種種微妙方式。無論公平與否，我們將個人的擔憂投射到了他人身上。

但是，“蝦耶穌”⁽⁵⁾ 和合成的移民執法局探員逮捕人的視訊旨在迷惑或激怒使用者，充斥社交平台的其他點選誘餌也是如此。誠然，我們不應假設老年人都是傻瓜，但這是一個由科技巨頭運作的系統，獎勵的是參與度而非質量：對於那些空閒時間多得不知如何打發、且可能已經在與孤獨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作鬥爭的人來說，發光的螢幕可能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

當我問及瓦希亞我聽過許多的“假日長輩刷屏”現象時，他鼓勵我換個角度看問題。“是的，你在假期見到他們時觀察到了這一點，”他說，“但問題是，其餘時間你並不在場。好也罷壞也罷，手機是他們生活的一大部分，你的到來實際上才是一種干擾。”

他認為，值得思考的是，當周圍沒人時，手機在起什麼作用。它是在阻止親人陷入抑鬱嗎？它是在為他們提供與周圍世界的連接嗎？把世界裝進口袋或平板裡，他們是否比沒有這些時更快樂？演算法讓人的自主性變得複雜，但有些人可能就是想在手機上消費無盡的娛樂內容來度過晚年。誰又有資格評判呢？

這是一團混亂的局面。同樣的工具，既讓一些人與現實保持連接，又模糊了另一些人眼中的真實界限。但與其急於評判，年輕人不如利用這份關切來開啟一場對話——放下手機，好好聊聊。 (外文精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