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優勢:矽谷與128號公路的文化和競爭》回答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同為世界著名的電子和半導體產業叢集地區,為什麼矽谷地區興起了,而128號公路最終落寞了?本書從組織結構和文化視角給出了結論:矽谷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網路產業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生產由專業公司組成的網路組織來實現。這些公司彼此之間競爭激烈,同時又以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合作。在這個網路化的系統當中,最重要的是“關係”——豐富的社會、技術和生產關係促進了矽谷地區的創業和集體學習。正是這種基於本地包容性文化的基因,使得這裡的公司能夠超越它的競爭對手——128號公路地區。相比而言,128號公路(波士頓地區)是一個由少量大公司主導的集中化系統,它抑制了本地其他企業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美國加州的矽谷地區和波士頓的128號公路都作為世界領先的電子領域創新中心而獲得國際聲譽。然而在80年代,兩個區域的經濟表現卻開始分化——在矽谷,新一代半導體和電腦初創公司開始建立,而128號公路地區卻無法持續提供大量就業,Prime和王安電腦等老牌公司持續裁員和衰退。
傳統的區域經濟學理論通過外部經濟的概念來理解區域經濟發展,認為外部經濟是一個自我強化的聚集體,由技術、資本、專業供應商與服務、基礎設施和大學,以及資訊流動相關的知識外溢等因素疊加而成。但傳統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專業化的技能、資本和供應商集聚的矽谷產生了自我強化的動力,而在128號公路地區卻造成了停滯與衰退。事實上,企業並非與外界隔絕,而是根植於一種社會與制度環境當中。
矽谷地區的產業體系具有去中心化和網路化特徵,能夠不斷地去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與技術。矽谷產業體系利用去中心化,通過技術、資本的重組來尋求多種技術機遇,催生了集體技術學習的過程,淡化了公司之間和行業之間的界限。而128號公路地區以獨立的大公司為基礎的產業體系在穩定的市場和技術緩慢變化的環境中發展,大公司享有規模經濟和市場壟斷的優勢,但組織的封閉和資訊的隔離,卻讓大公司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不堪重負。
矽谷和128號公路被視為產業同行,是旗鼓相當的電子產業創新中心。但兩地的表面差異較為明顯:128號公路所在的東部地區人們偏愛穿西裝打領帶,而加州人喜歡穿牛仔褲和T恤。矽谷地區逐步建立起了非正式的社群關係,當地初創公司被組織成關係鬆散的工程團隊聯盟。
矽谷地區東臨舊金山灣、西靠聖克魯茲山脈,地形狹長,最大限度地縮短了公司之間的物理距離。早期開拓者來到矽谷這樣一個缺乏工業傳統的地區,自由地嘗試新技術,也抱著開放性態度創新性地嘗試新的組織形式。
一位名叫Don Hoefler的美國記者是矽谷半導體行業的觀察者之一。他發現,矽谷的工程師之間習慣於開展非正式合作。公司和公司之間合作的密切程度令人吃驚,工作時間認認真真搞競爭,業餘時間真心實意交朋友。這種非正式社交成為當地企業和工程師之間廣泛合作和資訊分享的重要途徑。車輪酒吧、Rickey’s和Roundhouse等地是人們喜愛的去處,工程師下班後會來這裡喝一杯,吹吹牛、聊聊天、交流想法,談談幻象電路、脈衝序列、p-n結、隨機儲存器(RAMs)、金屬氧化半導體……
通過這些非正式對話,讓人們可以從中獲得有關競爭對手、客戶、市場和技術的最新資訊。在技術和市場快速變化的行業中,這種非正式交流往往比傳統的時效性不強的論壇更有價值。
此外,矽谷地區還出現了異常高的跳槽率。70年代,當地電子公司的年均員工流動率超過35%,小公司的員工流動率高達59%。矽谷地區很少有技術人員在一家公司一直工作不跳槽。高人員流動率超越了部門的界限,矽谷地區的技術人員在行業部門內和行業部門之間頻繁流動。與此同時,職業忠誠和友誼也會一直保持著,不會受到跳槽的影響。在矽谷,人們對自己從事的行業的忠誠要遠高於對自己公司的忠誠。相比於對公司的忠誠,人們還有一種更高層次的忠誠,那就是對關係網路的忠誠。
儘管許多矽谷的創業者都成了百萬富翁,但大多數人並非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動,而更多像是為了追求新技術而不斷挑戰的結果。該地區鼓勵冒險的文化,一位從128號公路搬到矽谷的企業家認為,這裡的資訊傳播速度比國內其他地方要快得多。往往新的企業是由在當地別的公司獲得經營經驗和技術能力的工程師所創辦的。
風險投資是矽谷創業者的引擎。仙童半導體的尤金·克萊納和唐·瓦倫丁將資本再投資於有發展前景的初創企業,發展出新興金融機構——風險投資。風險投資不僅為所投資企業帶來了資金,也帶來了技能、營運經驗和行業關係網路。
加州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也是矽谷技術基礎設施提升的重要元素。當地大學在矽谷開設了社區學院,注重回應當地企業的需求,它們與當地公司簽訂合同,為員工教授訂製化的課程,甚至還把課堂搬到了公司車間。
到20世紀70年代末,矽谷已經有多達3000家電子製造公司,包括半導體、電腦系統、軟體、電信裝置、軍事航天裝置製造商,以及各種原型機生產公司、機械加工廠和合同製造商。這些公司規模往往較小,70%的公司僱員不到10人。可見,矽谷的去中心化工業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種非正式的合作實踐和制度耦合在一起的結果。
位於東海岸波士頓附近的128號公路地區則呈現出一幅不同的圖景。這裡地域開闊,數字裝置公司甚至需要動用直升機來連通星羅棋布的各種機構設施。這種以獨立企業為基礎的工業體系具有規模大和穩定性強的優勢,但是面對不斷快速變化的市場和技術卻反應遲緩。
如果說矽谷地區的創業者在當地沒有根基和大家族的家庭紐帶,那麼128號公路地區的工程師社交圈則以大家庭、教堂、當地學校以及市政和社區機構為中心。他們的身份已經被家庭和種族關係所決定。在矽谷很常見的社交聚會場所,在128號公路上似乎從未存在過。
東海岸(新英格蘭地區)的保守社會傳統也深深影響了當地勞動力市場的組織和創業模式。在128號公路地區,人們對穩定性和公司忠誠度的恪守超越了對於冒險和創新的推崇。128號公路的高管們更傾向於認為跳槽不可取,喜歡僱傭“長期”從事一類工作的專業人士。一位從128號公路搬到矽谷的企業家提到了兩個地區對待創業的不同態度:
在波士頓,如果我說要創辦一家公司,人們會看著我說:“你真的要冒這個險嗎?你的地位已經很穩固了,為什麼要放棄大公司副總裁這麼好的工作?”在加州,如果我決定離開一家公司,我就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不僅僅我的同事很興奮,我的保險代理人、我的送水員也都很興奮。每個人都為我的舉動興奮。
在128號公路沿線,規避風險的意識不斷得到自我強化。因此,128號公路的創業學習機會比矽谷要少得多。128號公路的企業家在成立新公司之前大多隻有一種工作經驗,大部分公司都是從麻省理工學院分立出來的公司,其創始人通常沒有產業方面的經驗。而在矽谷,大多數企業家以前都曾在好幾家公司工作過。
波士頓的風險投資也是當地電子產業趨於保守的重要因素。1981年的資料顯示,風險投資人在馬薩諸塞州只投資了17家處於早期階段的初創企業,而矽谷卻有37家。儘管波士頓地區的資本規模要大得多,但從一開始,更多的資金就投向了西海岸。
128號公路科技公司的創始人也受到東海岸老牌公司官僚結構的影響。他們建立的公司具有以下特徵:非常正式的決策程序和管理風格、忠誠的長期僱員以及保守的工作場所規程、嚴格的著裝和工作風格。這種文化確保了人員流動率處於電腦行業最低之列,同時也加劇了大公司與外部世界的疏離。
矽谷和128號公路的鮮明對比表明,建立在區域網路基礎上的工業體系,比基於獨立大公司的工業體系更為靈活,也更具技術活力。矽谷的專業生產者通過不斷變化的競爭與合作模式,集體學習並適應著彼此的需求。相反,128號公路獨立和自給自足的組織結構,將技術變革過程阻隔在公司的邊界之外,妨礙了自身適應性的提升。
兩地的比較能夠為產業政策的制定提供啟示。隨著市場專業分工的碎片化和傳統行業邊界的越來越模糊,依靠推廣某些技術或保護特定行業來提高競爭力的做法都被證實是錯誤的。矽谷的產業體系活力不在於任何單一技術或產品,而在於每一個組成部分以及互聯的能力。政策制定不應該是精心設計出來的自上而下的干預或官僚主義的指導,而應該在促進當地利益相關方資訊互通、進行協商和開展合作過程中逐步完善起來。
區域工業政策的出發點是培養集體認同感和相互之間的信任,以及支援地方網路的形成和經營。決策者提供交流和辯論的公共論壇,便於當地生產商形成共識、開展合作。 (Pampasto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