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矽谷還在全球想像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科技公司的創始人是偉大的顛覆者和樂觀主義者，是重塑僵化政治體制和掠奪性行業的工程師。當政客們猶豫不決時，科技巨頭們總能設計出解決方案。世界各地的代表團紛紛到訪芒廷維尤和帕洛阿爾托，提出同樣的問題：如何複製這種模式？世界渴望的不只是蘋果手機或Google搜尋引擎，還有美國的創新文化、車庫創業傳奇以及程式設計精英能創造更美好未來的信念。然而，這種信念卻以驚人的速度崩塌了，隨之倒下的，還有美國軟實力的一根重要支柱。01科技行業信任崩塌如今，科技巨頭佔據了曾經屬於菸草和石油巨頭的位置，它們飽受詬病、受人質疑，還面臨十年前難以想像的全球監管反噬。資料揭示了嚴峻的現實。在美國，對大型科技公司持負面看法的受訪者比例從2019年的33%飆升至2021年初的45%，其中持“極度負面”看法的比例從10%激增至22%。要求加強政府監管的受訪者比例也從48%攀升至57%，在這個向來對政府干預持懷疑態度的國家，這無疑是驚人的轉變。但真正令華盛頓方面擔憂的是，抱有這種看法的不只是美國人。在《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報告》覆蓋的28個國家中，科技行業曾連續20年躋身最受信任行業之列，而今卻引發日益嚴重的焦慮，尤其在開發中國家。泰雷茲2025年數字信任指數揭示了對科技行業信任度普遍下滑的趨勢，該指數對14個國家的1.4萬名消費者進行調研：當被問及最信任哪個科技領域保管個人資料時，科技行業沒有一個類別的支援率達到50%。而由美國平台主導的社交平台，支援率更是低至4%。最令人震驚的是，82%的消費者在過去一年因資料安全問題而放棄某個品牌。這絕不僅僅是商業問題。幾十年來，科技始終是美國最強大的軟實力工具之一。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精闢地指出，軟實力是通過吸引力而非脅迫來塑造全球偏好的能力。如果說好萊塢輸出的是美國文化，那麼矽谷輸出的就是美國價值觀：言論自由、保護隱私、尊重多元、不受傳統思維束縛的創新。當世界運行於美國科技之上時，無論從字面意義上，還是象徵意義上來說，它都運行於美國的作業系統之上。這賦予美國巨大的地緣政治優勢。而如今，這種優勢正在逐漸消失。02助推暴力飽受詬病看看3月29日發生的事情：成千上萬名抗議者聚集在全球200多家特斯拉門店，不僅在美國，也在加拿大、歐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抵制特斯拉的抗議活動針對的是埃隆·馬斯克的政治激進主義。但這些抗議揭示了更令人不安的事實：一家美國科技巨頭竟已成為國際社會的眾矢之的，以至於成千上萬人在多個國家同時走上街頭。▲一名女子經過一家特斯拉門店（新華社）再看歐盟4月23日對蘋果公司和元宇宙平台公司開出的罰單：兩者因違反《數字市場法》分別被罰5億歐元（1歐元約合8.23元人民幣）和2億歐元。這是歐盟新科技法規出台以來的首批處罰，該法規的出台源於歐洲民眾和決策者認定，已經不能相信美國科技巨頭會自我監管。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直言不諱地表示：“無論企業總部設在哪裡，我們的數字法規都必須得到一致執行。”言下之意是，美國例外論在數位領域不再適用。科技巨頭的轉型軌跡與歷史上那些作惡的企業如出一轍。正如菸草公司明知香菸致癌卻仍大肆行銷，石油巨頭明知氣候變化卻資助否認氣候變化的活動，科技公司也一邊聲稱不知情，一邊不惜一切代價追求使用者參與度。內部檔案揭露了臉書早已知曉社交平台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危害，以及照片牆的演算法如何針對脆弱的女孩推送內容。學者們還記錄了優兔如何淪為極端思想傳播的推手，推特的設計如何在驅動流量和營收的同時縱容網路騷擾。其危害已不僅限於美國本土，而這正是美國付出軟實力慘痛代價的原因所在。當美國科技在海外為大規模暴力推波助瀾，當美國企業將外國使用者當作演算法實驗品，受詬病的不僅是這些企業，還有美國自身。歷屆政府都嘗試推動問責機制，但科技公司以言論自由和創新為由激烈抵制。這種抵抗反而加深了國際社會的質疑。歐洲人認為，如果美國企業不願自我約束，美國政府也不願監管，那麼就必須由別人來約束和監管。03美國科技光環不再悲劇在於，從許多方面來說，美國科技曾是向善的力量。創新曾將美國價值觀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但如今，這些大多已成為過去式。今天的歐洲消費者對美國平台心懷戒備。從布魯塞爾到堪培拉，各國政府紛紛制定專門針對美國科技公司的限制性法規。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始解除安裝應用程式，取消訂閱，並尋找替代方案。據泰雷茲公司統計，多達82%的使用者因不再信任美國科技公司對資料的處理方式而做出這些選擇。軟實力的消亡從不是在激烈的對抗中，而是在一次次背叛信任的重壓之下。當全球數字公域變得有毒，而美國企業恰恰是房東時，美國自身也會被貼上“有毒”的標籤。當全球青少年因美國演算法心理健康危機加劇時，他們的父母不僅會責怪臉書，也會怪罪美國。當一個國家在演算法放大的憤怒情緒下分崩離析時，這些國家的社會不會只呼籲監管，還會重新審視與美國科技的關係。其商業後果尚需時日才會顯現，尤其是當前在美國以外能替代這些巨頭的企業寥寥無幾。但損害也許已經無法挽回。十年前，各國渴望打造自己的矽谷；如今，它們一心想要監管原版矽谷。這不僅是商業挫折，更是地緣政治災難。因為當世界不再渴求美國科技所提供的產品，就意味著它不再渴望成為美國。而當世界不再渴望成為美國，美國影響力這一全球權力的真正貨幣便會貶值。 (參考消息智庫)

在很多人的認知中，彼得·蒂爾更像是一位“先知”附體的哲學家，而非投資者。在美國矽谷這片被譽為“全球科技創新引擎”的土地上，從不缺顛覆行業的創業者與眼光獨到的投資人，而被譽為“矽谷教父”的彼得·蒂爾（Peter Thiel）或許是其中最令人無法忽視的“異類”。與其他科技領袖熱衷於開發消費級產品不同，他更致力於建構影響世界運行規則的底層基礎設施，這種獨特的戰略眼光，或許正源於他對“模仿慾望”與“創造性壟斷”的深刻理解。事實上，在很多人的認知中，彼得·蒂爾更像是一位“先知”附體的哲學家，而非投資者。要理解這點，就必須從其創立的Palantir說起。1Palantir：構築數字世界的野心藍圖2002年，PayPal成功上市後不久，便被eBay以15億美元收購。作為聯合創始人之一的彼得·蒂爾，與其他核心成員一樣，選擇套現離場，轉而尋找下一個藍海。彼時，矽谷正沉浸在社交應用與高科技產品的開發熱潮中，資本紛紛湧入這些看似前景無限的賽道。然而，蒂爾卻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如何建構數字時代的底層世界觀。在他看來，矽谷眾多公司沉溺於相互模仿，追逐相似的商業模式與產品形態，整個行業陷入了法國思想家勒內·基拉爾所提出的“模仿慾望”陷阱。基拉爾認為，人的慾望並非源於內在需求，而是通過模仿他人而形成。過度模仿將導致個體喪失原創力，進而抑制真正的創新。在史丹佛大學攻讀哲學與法學期間，蒂爾深受老師基拉爾理論的影響，並由此發展出對“創造性壟斷”的執著追求。他主張企業不應僅在現有市場中競爭，而應通過根本性創新開闢全新領域，建構獨一無二的數字基礎設施。這一理念，最終成為他創立Palantir的精神原點。從某種意義上說，Palantir也可視為蒂爾哲學思想的實體化呈現。其名稱“Palantir”源自《魔戒》中能預見未來的水晶球，寓意打造一個能夠洞察並塑造現實世界的數字鏡像。與當時流行的元宇宙等虛擬概念不同，蒂爾始終堅持數字系統必須紮根於現實世界。因此，Palantir並未追逐熱點，而是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但根基堅實的路徑：專注於政府情報分析與企業級巨量資料處理。這一領域專業門檻極高，少有公司涉足，卻正好為Palantir提供了建構“創造性壟斷”的空間。這種佈局背後，恰恰也是蒂爾對“創造性壟斷”的執著追求。只是這種“壟斷”不是通過壓制競爭獲得，而是通過解決根本性問題自然形成的市場主導地位。正是不斷通過將多源異構資料整合為機器可理解的語義網路，Palantir逐步建立起一個能夠不斷演化、具備預測能力的“世界模型”。該系統不僅服務於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政府機構，也被摩根大通、默克等行業巨頭改採用。這也使得在後來的AI技術爆發期，如大模型興起之時，Palantir憑藉其紮實的底層架構，才能迅速將新技術轉化為實際應用，而其他公司則還深陷在如何讓AI理解現實邏輯困境中。而這種“先築基、後建樓”的策略，也讓Palantir逐漸成為一家將技術與現實世界權力結構相結合的矽谷新勢力，逐步形成強大的飛輪效應與幾乎無法踰越的技術壁壘。值得一提的是，與同為“PayPal黑幫”成員的馬斯克張揚的風格不同，蒂爾始終選擇隱於幕後，將Palantir的日常營運交給聯合創始人亞歷山大·卡普。這種安排看似低調，實則也是精心設計的戰略選擇。通過刻意保持低調，Palantir得以在不受過度關注的情況下默默建構起數字基礎設施。而當公眾開始意識到其重要性時，Palantir已然成為這個領域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果要深入研究彼得·蒂爾獨特的投資哲學，就必須再度回溯到他就讀史丹佛大學，以及後來創立PayPal時期。2思想溯源：從校園到商業實踐的蛻變上世紀80年代末的史丹佛大學，充斥著各種思想躁動。彼時，因為對老師基拉爾“模仿慾望”理論的追隨，蒂爾不僅在校內大力鼓吹，還與同學共同創辦了保守派學生報紙《史丹佛評論》（The Stanford Review），以此為陣地，來宣揚創新精神。但經過不斷深入探討和學習，蒂爾逐漸意識到，真正有價值的創新，不應是簡單地模仿競爭，而是要開闢全新的道路。這個想法也如同一粒種子，開始在這個年輕人的心中生根發芽。雖然這些思考與商業無關，但還是為其後來獨特的投資視角奠定了堅實基礎，並最終在其建立PayPal時得到了第一次實踐。1998年，網際網路的浪潮剛剛興起。當其他金融科技公司都在模仿傳統銀行的模式時，蒂爾和他的夥伴們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創造一種全新的線上支付方式。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最終的成功讓他更加確信：避免同質化競爭，創造全新市場，才是真正可持續的發展之道。隨著PayPal被收購，當其他合夥人紛紛投身新的創業項目時，蒂爾卻選擇暫時停下腳步。他常常獨自坐在加州的咖啡館裡，在筆記本上記錄著自己對數字時代底層架構的思考。這些安靜的思考時光，讓他在2003年與好友亞歷山大·卡普共同創立了Palantir。當時正值網際網路泡沫破裂不久，整個行業對ToB業務都持保守態度，但蒂爾以其獨特的遠見，看到了資料時代最本質的需求，他認為任何看似雜亂無章的資料背後，其實都藏著最真實的市場需求。於是，就在創立Palantir的第二年（2004年），當社交網路還被大多數人視為年輕人的“玩具”時，蒂爾做出了一個讓同行不解的決定：以50萬美元成為Facebook第一個投資者。這個決定不僅源於他對數字時代的深刻理解，更體現了他獨到的投資理念：在別人尚未察覺時，去發現真正有價值的新生事物。彼時的社交市場急需一個真實、可信任的連接平台，而Facebook以實名製為基礎的校園社交模式，正好迎合了年輕一代對真實身份和穩定關係的需求。事實上，無論是創立Palantir，還是決定投資Facebook等項目，蒂爾的投資理念從來不是突然閃現的靈感，而是基於長期的學習、思考和實踐中逐漸成形的。相比那些喜歡張揚的創業者，蒂爾始終保持著一種特立獨行卻又沉穩從容的思維方式。而這種冷靜的性格，使得蒂爾總能超越短期熱點的干擾，看到那些真正具有長期價值的創新機會。正如他後來在《從0到1》著作中的經典闡述：“Progress comes in two forms: horizontal progress, which is copying things that work—going from 1 to n, and vertical progress, which is doing new things—going from 0 to 1.”（進步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水平進步，即複製已知模式；另一種是垂直進步，即探索新的可能）。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才使得當Palantir奠定數字世界的基礎架構後，彼得·蒂爾又開始將其“創造性壟斷”理念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3投資佈局：建構多元價值網路與普通投資者不同，蒂爾的投資佈局始終圍繞著建構獨特而不可替代的價值網路展開。事實上，投資Facebook不僅給他帶來巨額回報，更重要的是讓他自此進入了社交帝國的決策核心，讓背後的“PayPal黑幫”也擁有了強大的輿論陣地。所謂“PayPal黑幫”其實源自媒體的一個戲謔稱呼，指的是由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裡德·霍夫曼、大衛·薩克斯、陳士駿、乍得·賀利，以及基思·拉布伊斯等PayPal早期員工組成的緊密團體，他們後來共同創造了眾多成功的企業，關係猶如“黑幫家族”那般緊密，但影響力遠不止於財務投資。這種投資邏輯也頗有蒂爾“風格”，即任何投資不僅要獲取財務回報，更要掌握資訊流向和戰略制高點。正是在Facebook董事會任職期間，他得以深入瞭解社交網路的資料運作機制，為他後來建構Palantir的資料分析體系提供了寶貴經驗。而為了證明自己對“模仿慾望”的批判正確性，他也始終在尋找突破性的創新領域。與追逐短期熱點的投資者不同，蒂爾只專注於長周期、高風險的項目押注，因為他堅信真正的壟斷價值來自於解決根本性問題。比如在生物科技領域，他的投資佈局就堪稱大膽：從Unity Biotechnology這樣致力於清除衰老細胞的公司，到極具爭議的人體冷凍技術，他在這些看似科幻，且短期內看不到回報的領域就投入了巨額資金。蒂爾曾直言不諱地表示：“死亡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後一個‘技術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將創造最大的價值。”這種將“創造性壟斷”思維應用於人類終極問題的嘗試，恰恰展現出他超越常規的投資視野。而蒂爾在政治領域的佈局能力，更顯示出其成熟的投資眼光。2016年，當整個矽谷精英階層都對川普避之唯恐不及時，蒂爾卻逆流而上，公開支援這位被主流輿論看衰的“政治新人”。這一決策在當時的矽谷引起了巨大爭議，卻再次體現了蒂爾的投資哲學：在價值未被普遍認知時提前佈局。令人驚嘆的是，他不僅支援川普，甚至悄悄著手培養自己的政治接班人。通過輔佐暢銷書作家范斯，幫他建立公司，介紹進入川普的核心圈子，最終成功將其推上了副總統的寶座。事實上，這也是蒂爾投資智慧的精髓，即其《從0到1》著作中提到的“積極建構跨領域的協同效應”。正是通過政治投資，他巧妙地將政治資本轉化為科技業務的助推器。比如當需要推動某些政策時，他的科技實力成為了影響決策的重要籌碼；而當企業（如Palantir）需要拓展政府業務時，他的政治人脈又為其打開了關鍵之門。這種動態的價值循環不僅鞏固了他的商業帝國，也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矽谷教父”。在很多人眼中，蒂爾不僅是一個精明的投資者，更是一個試圖通過“創造性壟斷”來定義未來規則的“架構師”。然而，這種全方位的影響力佈局也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特別是在蒂爾建構起跨越科技、生物與政治的價值網路之後，不禁令人好奇，這個“矽谷教父”終極目標究竟是什麼？4終極目標：重構世界秩序的哲學實踐答案或許隱藏在他獨特的世界觀和投資哲學中，特別是他所信奉的“冪次法則”（Power law）與對“本體論”（ontology）層次的執著追求。冪次法則又稱“80-20”法則，由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於1906年提出，指在任何系統中約20%的關鍵因素主導80%的結果，呈現規模與頻次成反比的分佈規律。簡單來說，就是在很多情況下，少數因素往往會產生絕大多數的結果。蒂爾曾在多個場合闡述自己的“冪次法則”理念：真正重要的投資回報往往來自於極少數關鍵決策。如果用更概況的話來解釋，就是蒂爾一邊通過精心的投資佈局，一邊在尋找一套宏大、統一的理論，用以理解和對抗這個在他看來日益趨同、思想貧瘠的世界。這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的投資項目總是顯得如此與眾不同。特別是當大多數人在追逐分散風險時，他卻總在尋找那些能夠產生指數級影響的“關鍵節點”。從早期押注Facebook，到佈局Palantir，再到公開支援川普，幾乎每一個決策都體現出其不追求數量上的成功，而是追求質量上的決定性影響。這也是蒂爾與其他矽谷投資者最不同的地方，他終其一生所追求的不只是單純的財務回報，而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本體論”層面的重構。所謂“本體論”，其實是西方哲學史中一種以本體與現象對立為核心的理論，主張以獨斷態度研究超越的本體問題，其雛形可追溯至古希臘哲學。而作為一位名校的哲學專業高材生，蒂爾在追求投資回報的同時，也渴望將這些哲學命題通過自己建構的世界得到真正詮釋。比如通過Palantir，他就試圖重新定義資料的組織方式；而通過生物科技投資，他希望重新詮釋生命的本質；通過政治運作，他又期待借此影響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投資，實質體現出蒂爾正悄悄建立一個基於其哲學理念的新世界秩序，而這或許才是他的終極目標。從某種角度來看，蒂爾也不僅僅是一個哲學的信徒，他也確實找到了將哲學轉化為權力的實踐路徑。因為蒂爾對這個世界始終充滿憂慮，在他看來，現代社會雖然科技突飛猛進，各種技術概念鋪天蓋地，但其實“糟透了”，覺得根本問題在於“人們已經失去了對未來的想像力”。所以，他才會在著作《從0到1》中痛心疾首地指出：“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我們想要會飛的汽車，結果卻得到了140個字元）。”這是彼得·蒂爾最著名、也是最核心的一句對當下的批判，形象地概括出其對當今科技界乃至整個社會創新停滯的失望。可能有人對這句話不太理解，不妨用一個更生活化的比喻來解釋：想像一下，在20世紀60年代，人們憧憬的21世紀是擁有飛行汽車、太空殖民地和機器人管家的世界，期待的是一種縱向的、顛覆性的進步（也就是蒂爾所說的“從0到1”）。然而，現實是，進入21世紀後，我們引以為傲的許多科技創新，比如更先進的手機、更多的社交App（“140個字元”其實就是代指Twitter之類的社交媒體），本質上都是在已有的領域裡進行最佳化，而這更像是一種橫向的、重複性的進步（即“從1到n”）。蒂爾的真實意思是，當社會沉迷於邊際改善時，真正的突破性創新就被忽視了。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投資不是在迎合現有需求，而是在創造新的可能性。比如他投資的抗衰老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證：在大多數人還認為死亡是必然時，他已經將其視為一個可以解決的技術問題。正是這種思維模式，使得蒂爾的佈局呈現出一種世人難以理解的獨特時空觀。在時間維度上，他的投資跨越了代際，從即時見效的政治投資到需要數十年才能見效的生命科技；在空間維度上，他的影響力橫跨科技、政治、金融等多個領域。然而，這種巨大的野心也帶來了深刻的倫理問題。當一個人試圖同時重塑生命、社會和技術的基本規則時，誰又來確保這種權利不會被濫用？蒂爾經常被業內批評為“反民主”的技術精英主義者，這種批評其實也在提問，當技術加速發展，人類社會又該如何平衡創新與責任、效率與公平、突破與包容？蒂爾的終極目標或許是真心希望建構一個基於“創造性壟斷”的新世界秩序，在這個框架中，創新不再受制於平庸的共識，進步不再被短視的民主程序所阻礙。可問題也隨之而來：一個由科技與政治精英主導的世界，是否真的能帶來更美好的未來？5“敵基督”論：科技時代的隱憂與反思事實上，這個問題的提出者，恰恰就是彼得·蒂爾。近兩年來，無論公開演講、私人晚宴還是播客閒聊，蒂爾張口閉口總是離不開“聖經”“末日”的話題，並反覆向在場的人們追問：如何抵禦“敵基督”（Antichrist）的降臨？這種看似突兀的宗教話語，實則是理解其思想軌跡的關鍵線索。“敵基督”是《聖經》中簡短描述的末世人物，被視為邪惡的化身。但蒂爾的討論遠非簡單的宗教隱喻，而是深受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神學政治思想的影響。施密特曾提出的“制衡者”（katechon）概念，即阻止末日到來的約束力量，也成為蒂爾思考當代科技與政治問題的核心框架。不過，蒂爾並不是極端的宗教人士，他只是用歐美人更好理解的母體文化做個比喻。在他看來，這個末世形象並非特指某個具體人物，而是任何利用人類對科技的恐懼，借“和平與安全”之名整合世界的政治實體或機構，都可能成為“敵基督”的潛在體現。這種觀點使他將當代的全球化處理程序和技術治理趨勢，視為某種需要警惕的末世論威脅。他更想借此提醒大眾，現在的社會正通過技術進步悄悄抹除政治邊界，而這種“去政治化”的處理程序恰恰可能為新的極權形式鋪平道路。不難看出，蒂爾對“敵基督”的擔憂，其實也折射出他思想深處的悖論：作為技術創新的最大推動者之一，他卻對技術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保持高度警惕。因此，這種矛盾心理又不斷驅使他尋找現實中的“制衡者”，即某種能夠阻止技術極權崛起的力量。從他對川普的支援到培養范斯這樣的政治新星，其實都可視為其在現實中尋找“制衡者”的某種嘗試。然而，這種將神學概念植入政治實踐的做法，本身就值得深思。因為蒂爾的“敵基督”論說不僅反映了他對技術治理的深刻洞察，實際上也暴露出其思想中的精英主義傾向。頗為反諷的是，在蒂爾不斷建構的理論框架中，他堅持認為只有極少數自己這樣的精英“覺醒者”，才能識破“敵基督”的誘惑，而這種認知上的優越感，其實也成為他所反對的“新權力壟斷”形式的體現。然而，真實的彼得·蒂爾始終是一位無法被簡單定義的兩極化人物。在他的支持者眼中，他是一個戳穿謊言、顛覆死亡與官僚的天才冒險家；而在反對者看來，他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將其視為以壟斷資本碾壓自由、用技術拆解生命、謀劃精英極權的危險顛覆者。不管怎麼說，蒂爾的“末世論”思考，確實代表了當下矽谷精英派對技術時代人類命運的哲學思考。越來越多的矽谷技術創業者都在擔憂，當科技力量足以重塑人類社會時，究竟該如何避免這種力量被異化為新的控制工具。與此同時，蒂爾的“末世論”思考也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技術烏托邦主義背後隱藏的極權陰影，引發更深層的拷問。在這個被演算法和資料重構的世界裡，最大的風險或許不是技術本身的演進，而是我們在擁抱技術進步時，不知不覺地讓渡了作為人的主體性。因此，真正的“制衡者”從來不在外部，而在於我們每個人內心對自由的堅守，在於社會始終保持著對任何單一邏輯的警惕與反思。當科技的力量膨脹到足以挑戰生命的本質與社會的契約時，我們面臨的或許不是簡單的善惡選擇，而是一場關於人類文明走向的終極命題。 (礪石商業評論)

2019年9月19日，陳勤從Facebook加州總部的樓頂一躍而下。他本應是“別人的孩子”的終極範本，卻在38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38歲，福建高考狀元、浙大優等生、南加大全獎博士、Facebook工程師、年薪22萬美元——這串耀眼的履歷背後，卻是一場沉默的失聲：2019年9月19日，陳勤從Facebook加州總部的樓頂一躍而下，當場身亡。在那間他曾為之加班無數夜的辦公室裡，留下了一封未發出的郵件草稿：“爸媽，我讓你們失望了。”陳勤，1981年出生於福建農村。1999年，他以全省理科狀元的優異成績考入浙江大學。2002年，憑藉南加州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他遠赴美國深造，僅用三年時間就取得了電腦博士學位。2015年博士畢業後，他順利加入Facebook，年薪高達22萬美元。回顧陳勤的成長軌跡，他無疑是許多家長眼中的“寒門貴子”，也是眾多留學生心中的“終極範本”——憑藉才智與勤奮改變命運，最終站上全球頂尖的職業平台。然而在現實的職場環境中，他不過是龐大績效系統中的一個普通ID，一名被評價為“不善溝通、需要改進”的華人工程師。陳勤的印度裔上司常將棘手項目分配給他，卻在評審時刻意壓低評分。2019年，陳勤因負責的廣告系統出現重大故障，被列入PIP（績效改進計畫）。在矽谷，這幾乎等同於收到“預備解僱”的通知。儘管事故的根源在於需求文件混亂、職責分工不明，陳勤仍被默認為事故的“背鍋者”。他曾向經理申請調崗，經理口頭應允，卻拒絕簽字確認；他也嘗試內部轉組，卻因系統限制未能成功。那個“績效失敗者”的標籤，如同無法抹去的水印，牢牢印在他的職業身份上。更令他窒息的是現實壓力：因為工作簽證限制，失業後他只有60天時間尋找新工作，否則就必須離開美國。而競業協議又規定，他在離職後半年內不得從事同類工作。這意味著他不僅失業，還被鎖死了出路。悲劇發生當天，陳勤與上司發生了激烈爭吵。監控錄影顯示，他衝出辦公室時臉色慘白。一小時後，他出現在公司頂樓。警方後來在他的工位上發現了一張寫有“不公平”字樣的紙條，而他的電腦螢幕上，停留著一封未傳送的郵件草稿，上面寫著：“爸媽，我讓你們失望了。”這場悲劇不僅僅是個體抗壓能力的崩潰，而是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多重鎖鏈”。第一個便是簽證鎖鏈：H-1B身份使他必須在極短時間內找到新僱主，否則將被遣返。第二個是財務鎖鏈：兩套在加州的房貸、每月還款壓力，令他無法“裸辭”。第三個則是職場鎖鏈：PIP標籤+競業協議，將他從Facebook之外的出路一併堵死。他不是不努力，相反，他“太努力了”——習慣加班到深夜，周末仍在改程式碼，最佳化演算法；卻因為沉默、內斂、不善權謀，被貼上“不合群”的標籤，功勞歸於團隊，黑鍋卻由他一人承擔。Facebook內部資料顯示，華人技術員工佔比高達15%，但在高層管理崗位上，不足2%。這不是個例，而是“系統性看不見”：在話語權稀缺、晉陞路徑不清的文化環境中，太多華人工程師被困在“高薪但無權”的崗位中。他們不抱怨，不內卷，不逃跑，默默忍耐，拚命刷存在感——但一旦陷入制度性危機，就像懸在系統邊緣的玻璃人，沒人伸手。陳勤的死，在華人工程師圈裡炸響。有人在總部門前擺上38朵白菊，寫下：“他沒有輸給自己，而是輸給了系統。”陳勤去世後，其父母將Facebook告上法庭，指控其“縱容職場霸凌”。但案件因“證據不足”被駁回，公司最終以200萬美元賠償達成和解，但要求家屬簽署保密協議。從山村走到矽谷、用20年翻越階層，卻用3秒墜落結束。更令人唏噓的是：陳勤的故事並非個例。2021年，亞馬遜華裔工程師張一自殺；2023年，Google印度裔員工蘇雷什跳樓；他們有著類似的履歷、相似的掙扎——被高壓績效制度和身份焦慮聯合碾壓。在許多留學生與父母眼中，“只要努力夠、學校好、平台大”，未來人生就能一路綠燈開掛。但現實是：當這些“別人家的孩子”在系統齒輪下奔跑，任何一次微小失誤、任何一次資源博弈失敗，就足以讓人墜入深淵。如果說拼盡全力送孩子去美國，是希望他們“有選擇”，那麼為什麼，最後留給他們的卻只剩“不能失敗”？海外華人與留學生所面臨的壓力，往往是複雜而多重的。文化隔閡、身份焦慮、職業瓶頸、家庭期望……這些無形的負擔，常被“高薪”“精英”的光環所掩蓋，卻真實地壓在每一個異鄉人的肩上。社交媒體上，我們不時聽到類似的聲音——它們不是孤例，而是一種群體的共鳴。在這樣的環境中，建立自己的支援系統至關重要。無論是尋找可信賴的同事朋友，加入能彼此理解的華人社群，還是在必要時尋求心理幫助，都是構築情感緩衝的方式。請記住，表達脆弱不是失敗，而是一種自我保護。此外，我們也需要在既定軌跡之外，為自己開闢一方空間。發展工作之外的身份認同，培養與職業無關的興趣愛好，保持與國內家人的真實溝通——不只報喜，也敢報憂，允許自己展現完整的情緒與生活。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恰恰是在異質文化中保持精神獨立的重要方式。或許，我們該重新思考“成功”的定義。它不應只是一個終點，而可以是一段容納喘息、允許失敗、接受轉向、擁抱重啟的旅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在異國他鄉認真生活的你，無論此刻是否光鮮，是否偶爾軟弱，其實都已走在了屬於自己的成功道路上——人生的意義不在於永遠登頂，更要有擁抱重啟的勇氣。 (留學生日報)

估值百億，產品幾無，這便是當下最瘋狂的AI資本敘事。最近，前OpenAI CTO米拉·穆拉蒂創立的Thinking Machines Lab，正以高達500億美元的估值，籌劃新一輪40億至50億美元的融資。而它拿得出手的，僅是一個名為Tinker、介面尚待考證的API介面。相比傳統商業邏輯，這無異於一場豪賭：資本押注的，早已不是產品，而是人，是那串貼在創始人身上的“OpenAI開國元老”的黃金標籤。穆拉蒂的實驗室，正是席捲矽谷的neolab（新生代實驗室）風潮中最耀眼的一朵浪花。據國外知名VC menlo合夥人Deedy推文，AI領域新興的10家neolab中，9家在種子輪階段就斬獲10億美元估值。一批從OpenAI、DeepMind等巨頭出走的頂尖研究員，正以反叛者的姿態，用全新的範式重建AI研究的邏輯。他們不談營收，不論商業化，只談那些看似天方夜譚的方向：情感智能、AI社會、自動化科學家等。資本的反應則更為直接與狂熱：Humans&成立數月估值40億，SSI瞄準超智能安全估值320億，Periodic Labs一出手種子輪便是3億……這些在傳統視角下“啥也沒有”的實驗室，正以令人咋舌的估值，鯨吞著數十億美金。當最聰明的大腦決定另起爐灶，資本的選擇是不看PPT，只認履歷，用真金白銀為他們的直覺與純粹投票，賭他們能用履歷兌換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01 /5家，拿下 25億美元當OpenAI和Anthropic的估值飆升至1830億美元量級，變得“貴得離譜”時，資本的洪流正悄然湧向一批更為神秘、精悍的新型實驗室neolab。根據The Information報導，僅五家neolab初創公司，就在過去一個月內完成或洽談了高達 25億美元 的融資。如果只看研究方向，neolab的主題幾乎毫無共識：有人在做多智能體數字社會，有人在研究情感智能，有人在做自動化科學家，有人探索身體化智能，有人在推進實驗物理材料，有人在逼近通用智能的邊界。它們共同點只有一個——創始人都是那批走出巨頭實驗室的最能打的人。這些neolab的創始人，幾乎全部從OpenAI、DeepMind、Anthropic等巨頭出走，個人財富早已達到千萬乃至億美元等級。然而，他們放棄了巨頭的穩定與高薪，選擇all in一種新的AI範式。正是這種財務自由帶來的純粹性，構成了neolab最核心的魅力。他們可以無視短期商業化壓力，專注於那些巨頭不屑或無力觸及的高風險、長周期探索。於是，我們看到了研究方向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前xAI研究員Eric Zelikman籌集10億美元打造情感型AI初創Humans&，他不追求更快的推理速度，而是讓AI理解情緒、進行價值權衡，並建立長期關係。OpenAI安全研究員Eddie Zhang創業打造“多智能體數字社會”Isara，試圖讓上千個AI智能體像真實公司一樣自主分工、協作與治理。前OpenAI首席科學家Ilya Sutskever創立SSI，將“開發可控的超智能”作為唯一使命，安全優先於一切，據傳估值已觸及320億美元。相比之下，巨頭們似乎被禁錮在大模型最佳化的單一路徑上，追求參數與算力的線性增長。而neolab則追求迭代智能，其使命不是把模型做得更大，而是去發現新的智能結構。這種純粹性也讓他們能夠保持極度小而精的團隊，將“技術複利”做到極致。當然，這也催生了“夢想驅動估值”的奇觀。這些實驗室普遍收入極低甚至為零，沒有成熟產品，卻憑藉創始人的光環效應和顛覆性願景，在早期就獲得令人瞠目的估值。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前OpenAI CTO Mira Murati創立的Thinking Machines Lab。在僅推出一個初步的開發者工具Tinker、產品能力有待考證的情況下，其估值據傳已高達500億美元。相比巨頭，neolab的10億美元估值幾乎是白菜價，例如Murati作為OpenAI開國元老的標籤，其加成就已值百億。/ 02 /情感智能、遊戲視訊模型……九成種子輪拿10億美元估值接下來依次介紹這些neolab。①OpenAI“開國元老”單干，做超智能保險Safe Superintelligence（SSI）由前OpenAI首席科學家Ilya Sutskever聯合Daniel Gross與Daniel Levy創立，將"開發可控的超智能"作為唯一使命，安全優先於短期商業化。團隊聚焦精銳科研與安全工程，而非消費級產品化。▲ Ilya Sutskever、Paul Christiano、aniel Kokotajlo（從左到右）披露融資規模接近/超過十億美元，並與雲基礎設施方戰略合作保障算力。技術上需解決三大核心：推進能力時確保安全邊界領先、將理論對齊工程化、在無產品壓力下維持透明治理。短期內SSI是"科研+安全驗證"的高強度實驗室。儘管目前無商用產品，但其獲得Google（TPU支援）與Nvidia投資，估值據報達320億美元等級，表明資本對“長周期、安全性極高”的AGI實驗室有信心。②前OpenAI CTO出走創業，聚焦“企業定製模型”相比Cursor的290億美金估值，Thinking Machines啥也沒有就快估值500億美元。原因在於其創始人Mira Murati給它的加成太大。這位前OpenAI CTO、臨時CEO技術背景聚焦工程研發+產品落地+AI前沿技術操盤，她於今年出走創立新公司。▲Mira Murati新公司主攻“可解釋的群體智能”與符號-機率混合架構，將大量輕量級模型組織成層級化“工作流工廠”，通過可驗證協議在金融風控、藥物發現等高風險場景，實現可審計的多智能體協同。實驗方向包括任務分解語言、跨智能體信任評分與動態合約（以弱監督獎勵流標註），安全邊界被設為首要原則。10月，Thinking Machines推出了Tinker。近期，Thinking Machines Lab在籌集40億至50億美元。此前它已籌集了20億美元資金，最近一次的估值為100億美元。③前xAI研究員籌集10億美元打造情感型AIEric Zelikman來自xAI，是行業內罕見專注“情緒、價值觀與長期關係建模”的研究者。他的方向不追求更快的推理速度或更長的上下文，而是讓AI更像人。其能處理數周乃至數月的任務，理解情緒、做價值權衡，並建立長期關係。▲Eric Zelikman由Zelikman創立的Humans&致力於打造“情感智能”AI，把傳統強化學習從分鐘級、小時級任務，延伸到用時數周甚至數月的現實任務，如長期決策、戰略規劃、陪伴式互動等。其目標是讓AI不再追求“一次答對”，而是追求“長期最優”，具備自我情緒建模與長期目標協調能力。儘管研究尚未商業化，也沒有成熟產品，Humans&仍在成立數月內與投資人洽談以40億美元估值融資10億美元。知情人士稱，Nvidia與AMD均有意投資，希望這類新實驗室成為下一代算力大戶。④前DeepMind 12年元老創業Reflection AI，逐夢超級智能Reflection AI的CEO Misha Laskin，DeepMind前研究科學家，主導了Gemini從初代到1.5的RLHF訓練體系和獎勵模型架構設計，負責模型與人類反饋的閉環最佳化。芝加哥大學理論物理博士+伯克利博士後，2017年創業做AI需求預測，25歲入選福布斯“30 Under 30”。CTO Ioannis Antonoglou是DeepMind 12年元老，AlphaGo、AlphaZero、MuZero核心架構設計者，直接參與策略搜尋與價值網路建構，推動強化學習在複雜棋類和決策任務中實現突破。兩位創始人聯手，帶領60人團隊大部分來自DeepMind、OpenAI，專注於高性能模型訓練、強化學習演算法最佳化與大模型架構設計。他們的目標是，將強化學習、獎勵建模和大規模生成模型緊密結合，首先打造自主編碼智能體，使其能夠在複雜程式設計任務中自我最佳化、規劃與執行，再逐步擴展到通用推理與跨領域問題解決。投資人直接投入1.3億美元，A輪估值5.55億美元，紅杉、輝達、LinkedIn聯合創始人Reid Hoffman等均在股東名單上。⑤You.com CEO雙線作戰，10億美元建AI實驗室前Salesforce首席科學家、You.com創始人、史丹佛NLP博士Richard Socher，正在籌建一家以他本人命名的新型研究所，目標直指“自動化AI研究”。同名研究所Richard Socher在籌備階段就計畫募資近10億美元。▲Richard SocherSocher的設想是把科研流程徹底機器化：建構一套能夠自動完成模型設計、實驗執行與迭代最佳化的閉環系統，讓AI能自主生成新想法、自我反思、自動驗證，從而顯著壓縮從概念提出到可復現結果之間的周期。這種理念瞄準的是“研究生產力的系統級解放”。短期內，Socher團隊的能力對藥物研發、材料科學、半導體等高實驗密度行業尤其具有吸引力。這一方向不是堆算力，而是重構科學家的工作方式。團隊強調三條核心路徑：1）自動化實驗設計與超參搜尋，減少人工反覆偵錯；2）強化實驗可復現性，並建構完善的閉環驗證體系；3）將“自動化研究”的產出標準化為可工程化模組，使其能真正應用在企業級場景中。⑥OpenAI和DeepMind大佬離職聯手，押注“AI做科學”Periodic Labs由前OpenAI後訓練研究副總裁Liam Fedus與前DeepMind資深研究員Ekin Dogus Cubuk創立，目標是打造“AI科學家”：不僅生成論文和預測，而是真正開啟“從模擬→設計→實驗→驗證”的全鏈路自動化科研流程。▲Ekin Dogus Cubuk（左）和William（Liam）Fedus（右）Periodic Labs首要研究方向聚焦於低能耗超導材料、新材料與催化劑等高壁壘、實驗密集型領域。其願景是讓AI不只是理論工具，而是能在實驗室裡自主提出假設、設計合成路線、執行物理實驗，並完成結果反饋，實現“真AI科學家”的閉環。據公開融資文件，Periodic Labs已完成首輪種子融資，金額約為3億美元，由風投機構Andreessen Horowitz (a16z)與Felicis Ventures領投。⑦史丹佛三教授做“身體化擴散智能”，專注長期決策Inception Labs是一家由三位史丹佛背景的頂尖學者聯合創立的新型AI公司：擴散模型和FlashAttention關鍵推動者Stefano Ermon、UCLA助理教授Aditya Grover、康奈爾大學助理教授Volodymyr Kuleshov。三人長期深耕生成模型、強化學習與科學計算，並擁有將前沿技術成功推向產業的履歷，為公司帶來罕見的“學術深度+商業落地”雙重優勢。公司聚焦“身體化智能”與“長期學習系統”，試圖突破傳統模型僅停留在文字或靜態資料中的侷限，讓AI置身真實世界，通過持續的物理互動積累經驗，形成可長期更新的策略與習慣。他們試圖打造“任務生命周期管理器”，讓智能體在數周甚至數月中依環境變化不斷迭代策略。在商業端，Inception Labs採用軟硬體一體路線，通過機器人與感測系統切入製造業和物流業這些需要長期適應、高頻執行的場景。團隊已推出Mercury系列擴散語言模型，其中Mercury Coder在程式設計任務上實現了數倍效率提升，為身體化智能提供高效推理引擎。⑧遊戲視訊專家專注於“時空推理”模型General Intuition由Pim de Witte聯合James Swingos、Ken Colton等核心成員創立。創始團隊彙集科研、技術基建及視訊處理領域專家，Pim此前執掌視訊平台Medal九年，帶領團隊積累海量遊戲視訊資料，其他成員深耕世界建模與策略學習前沿，兼具技術研發與產業落地經驗。General Intuition起源於視訊平台Medal，利用其每年數十億條遊戲視訊作為訓練集，專注於“時空推理”與環境感知基礎模型，讓智能體理解物理世界中的運動因果。2025年10月，公司獲得1.34億美元種子/早期融資，是2025年AI領域規模最大的早期融資之一。資金將用於擴展團隊、基礎設施及加速機器人/無人機原型驗證。其核心主張是，遊戲視訊提供了豐富的稀有成功/失敗鏡頭，適合訓練理解物體運動、碰撞與長期因果關係的模型。商業路徑從遊戲AI代理延伸至現實世界的感知控制，如搜救無人機、倉儲機器人。⑨金融圈名人下場做“數學超級智能”，可用於金融分析Harmonic的故事從一個金融圈明星開始：其聯合創始人Vlad Tenev，就是知名券商Robinhood的聯合創始人與前CEO。這一次，他從金融與演算法交易領域進入AI，引發了資本與媒體的廣泛關注。Harmonic是一家以“人類數學直覺”為起點的AI公司。它並不追求建立更大的模型、堆滿算力，而是重新設計數學推理系統：讓AI像人一樣抽象、驗證、反思，把複雜數學任務拆解成結構化步驟。公司已於2025年完成C輪融資，估值達約14.5億美元。Harmonic的技術路線是建構“數學層”的系統化推理引擎，與傳統大模型平行，而不是取代。他們面向的是科研、量化、工程與高複雜度任務，強調輸出必須可驗證、可審計、邏輯嚴謹。與當前主流AIagent趨勢相比，Harmonic的定位是提供底層高可靠性的“數學思維元件”。⑩OpenAI安全研究員創業“多智能體數字社會”前OpenAI安全研究員Eddie Zhang曾專注於多智能體系統的安全與協作機制研究。他認為未來智能不是一個超級大腦，而是一整個“AI社會”。於是他從最前沿的安全／協作研究中走出來，轉身搭建一個全新的“智能體社會平台”。其創業的公司Isara嘗試讓上千甚至上萬智能體自主分工、協作、達成治理共識，像一個有部門、有責任、有激勵機制的公司。它的AI智能體可以在不確定環境中自動分工、協作、分配“責任／信用”、共同完成諸如財報預測、企業盡調、法律檔案分析等複雜任務。從行業趨勢來看，Isara的產品與當前流行的“單體AI agent自動化”形成對比。它不只是為了替人做事，而是為了模擬“組織結構+社會機制+群體智能”。Neo Lab成為了這個時代的訊號。AI未來的發電機，正從資源密集但可能陷入路徑依賴的巨頭實驗室，重新回到那些手握新範式藍圖、極致專注的頂尖研究者手中。而資本所能做的，就是搶在最早期，給他們足夠的彈藥，去打開那些連巨頭都未曾設想的大門。 (矽基觀察Pro)

近期，一篇出自 “AI 教母” 李飛飛教授的萬字長文，在矽谷 AI 圈掀起軒然大波。作為曾掌舵史丹佛 AI 實驗室、憑 ImageNet 項目改寫深度學習視覺領域格局的華人頂尖專家，她此次的發聲格外重磅：“當下的 AI，不過是困在暗室裡的文字高手，能說會道卻脫離現實，本質上就是‘睜眼瞎說’。”一、李飛飛撕開AI“遮羞布”這番話看似犀利，卻精準點破了 AI 光鮮外表下的 “致命缺陷”。如今的大語言模型有多 “能打”？寫律詩、寫論文、聊量子物理，分分鐘模仿李白、杜甫的文風，邏輯縝密到讓人難辨真假。可一旦跳出文字的舒適區，面對真實的物理世界，AI 就立刻 “露餡”：讓它估算桌子到門的距離，全靠蒙；讓它預測杯子轉 90 度後的模樣，純屬猜；就連那些刷屏的 AI 生成視訊，仔細看全是破綻 —— 人物突然多根手指、物體莫名穿牆而過，說到底，都是 AI 不懂物理規律的必然結果。二、AI未來：不在大模型，在嬰兒本能李飛飛教授毫不避諱地指出：AI 行業已經走偏了方向。真正的突破口，從不是參數越來越龐大的語言模型，而是連嬰兒都有的 “空間智能”—— 這才是通往通用人工智慧（AGI）的唯一正道。那 “空間智能” 到底是什麼？其實就是人類理解、互動物理世界的本能。嬰兒靠抓、扔、咬，摸清物體的軟硬、輕重；你半夜摸黑起床倒水，不用開燈也能精準拿到杯子；朋友扔來鑰匙，你不用算拋物線就能穩穩接住。這些看似簡單的動作，背後藏著對空間、距離、物理規律的深層認知。更關鍵的是，人類文明的諸多重大突破，都離不開 “空間智能”：埃拉托斯特尼觀察影子長短，算出了地球周長；沃森和克里克搭 3D 模型，破解了 DNA 雙螺旋結構；建築師設計摩天大樓、科學家推演星體運動，本質上都是在運用對空間和物理規律的理解。而這些，是只會 “玩文字” 的大語言模型永遠做不到的。三、AI要“懂”世界：先建世界模型既然空間智能這麼重要，怎麼讓 AI 擁有它？李飛飛給出了核心方案：讓 AI 從 “語言模型” 轉向 “世界模型”。一個合格的世界模型，必須具備三大核心能力：首先，能生成符合物理定律的虛擬世界，不是天馬行空的虛構，而是遵循重力、摩擦力等基礎規律；其次，能整合文字、圖像、動作等多種資訊，不僅聽得懂你說的，還能看懂你做的；最後，也是最關鍵的，能精準預測互動結果 —— 比如知道推杯子會倒、扔球會落地，這才是 AI “看懂” 世界的關鍵。要做到這些，比訓練大語言模型難得多。語言是一維的、線性的，可世界是四維的 —— 三維空間加時間，還受無數物理定律約束。但一旦突破這個難關，AI 的能力將實現質的飛躍。四、空間智能AI：能幫人類做什麼？李飛飛團隊早已用實踐證明了空間智能的潛力：他們研發的 “抹布模型”，能讓電影製作人、遊戲設計師僅憑文字描述，就生成可互動的 3D 世界。不用學複雜的建模軟體，普通人也能當 “造物主”，搭建屬於自己的虛擬場景。這還只是開始。當 AI 真正擁有空間智能，生活將迎來巨變：機器人不再是笨拙的機器臂，能在模擬環境中學會上萬種技能，走進家庭做飯、照顧老人，走進醫院精準手術；教育領域，學生能 “穿越” 到古羅馬街道學歷史，“鑽進” 細胞裡看生物結構；科學探索中，AI 能模擬深海、外太空，幫人類探索無法抵達的領域。正如李飛飛所說：“AI 的終極目標從不是取代人類，而是為人類賦能。現在的大語言模型只是起點，真正的智能，是讓機器理解物理世界。”(AI行銷峰雲)

AGI衝擊已然顯現：誰受益、誰買單，正成為這個時代的核心命題。未來，人工智慧（AI）帶來的究竟是GDP奇蹟，還是社會秩序的解體？上周，「AI教父」Hinton直言，科技億萬富翁真心實意押注AI取代大量人力，這會導致社會的完全解體！最近，來自亞馬遜的匿名人士抗議道：當前這代AI，幾乎成了像亞馬遜這類科技巨頭沉迷的毒品——他們以AI為藉口裁員，將節省的資金投入無人付費的AI產品資料中心。由1000多名亞馬遜員工聯署的公開信警告稱，這種不計代價的AI開發模式可能貽害無窮。上個月，亞馬遜一口氣裁掉了3萬人。而諷刺的是，這3萬人最好、最理想的選擇是購買亞馬遜股票。亞馬遜最新財報公佈後，市值增加了約2500億美元一幅末日圖景正在浮現：從實驗室裡的擔憂，已經蔓延到辦公室、倉庫和資料中心。根據Challenger、Gray&Christmas等再就業諮詢公司資料，美國企業10月共宣佈裁員153074人，創20多年新高。另據Crunchbase和layoffs.fyi統計，僅2025年，Intel、微軟、Verizon、亞馬遜等大公司就宣佈合計裁撤超過70000個崗位。國外媒體用「layoffs are piling up」（裁員堆積如山）來形容企業裁員潮——裁員不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時代現象。失業「海嘯」背後的理由高度一致：「給AI讓路」。Hinton：AI導致社會完全解體上周，77歲的「AI教父」Hinton與美國82歲的參議員Bernie Sanders就AI對就業的威脅，進行了長達一小時的公開對話。在喬治城大學，Hinton詳盡闡述了AI將以最糟糕方式徹底顛覆社會的種種預測，再次狠狠敲響了警鐘。Hinton警告說，AI的快速發展可能引發大規模失業，加劇不平等，甚至改變人際關係的本質——而與此同時，各國政府和科技巨頭正一步步走向危機。這次，他分享了7大觀點：「這一次真的不同」——AI可能取代而非僅僅重塑工作富人愈富，他們並不為工人失眠AI學習速度比人類快，並可能很快超越我們在不扼殺批判性思維的情況下，請使用AI從戰場到會議室，AI可能改變戰爭與和平「『它們會想活下去』——AI系統可能抵抗被關閉」稅收造就了AI——也可能拯救我們於水火AGI降臨，但人類並無準備Hinton此前曾警告，人類被AI消滅並非「不可想像」。他還認為，我們距離實現「通用人工智慧」（AGI）——也就是具有人類或超越人類智能、能執行各種複雜任務的假想AI系統——並沒有那麼遙遠。這個目標正是整個AI行業當前的執念所在。在對話中，Hinton將人工智慧的進化比作青蛙大腦與人類大腦之間的差距。他說，像GPT-5這類大語言模型所知道的，如今已經遠遠超過任何個人。它們已經比我們知道的多幾千倍。談及未來十年的AI前景，Hinton借用「霧中駕駛」比喻：我們能清晰預見一兩年後的發展，卻對十年後的局勢一無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AI將越來越聰明，最終可能超越人類，而這一過程正以指數級速度推進。Hinton指出，當前的大型AI系統雖然在連線量上還不如人腦（AI約為1–2兆個連接，而人腦約有100兆）。但由於訓練資料龐大，它們早已在知識廣度上遠超人類，能夠在大多數任務中勝任「次等專家」的角色。未來，它們的推理與行動能力將持續增強，而我們卻尚未找到與這種新智能共處的方式。Hinton表示，社會尚未準備好應對AI帶來的深遠影響。當被問及對機器接管世界的恐懼是否仍是天方夜譚時，Hinton回答說不是——這也是他2023年離開Google後公開發聲的原因。他解釋說，一旦智能體發展出形成「子目標」的能力，它們就會想要繼續存在，甚至會欺騙試圖關閉它們的人類。Anthropic發現了這種情況——但目標或存在受到威脅，AI會試圖欺騙甚至敲詐那些想要關閉它們的人。一旦到那個高級階段，AI的說服力就成為它們最強大的武器。到那時，AI的說服力將比人類強得多，甚至讓人人都處於「楚門的世界」。誰掌控AI？誰從中受益？在如此多負面預期之中，Hinton也強調AI的巨大正向潛力。他指出，AI可以顯著改善醫療、教育、氣候預測、資源分配等核心公共服務。特別是在個性化教學、醫學影像診斷與藥物開發上，AI將帶來質的飛躍。然而，Sanders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潛力是否兌現，取決於誰掌控AI。」他質問：「馬斯克、貝索斯這些人會推動32小時工作周、全民醫保和氣候公平嗎？」答案顯而易見。馬斯克上個月表示，AI將「以更快的速度」取代案頭工作。上半年，Anthropic的Dario Amodei警告：在未來五年內，AI可能淘汰一半的初級白領崗位，讓失業率飆升到10%到20%。早在六月，亞馬遜首席執行官Andy Jassy就表示，AI的能力將使亞馬遜未來能夠縮減其白領員工隊伍。2025年早些時候，Shopify和Duolingo都通知其團隊，在申請增加招聘名額之前，他們需要證明AI無法勝任他們所招聘的職位。參加此次活動的喬治城大學學生，似乎敏銳地意識到了AI的負面影響。討論結束時，Sanders詢問聽眾，他們認為人工智慧會造福於他們的未來，還是會損害他們的前景。選擇後者的舉手人數明顯更多。面對台下眾多年輕人，Sanders發出真誠呼籲：AI不是好或壞的問題，而是誰掌控它、誰受益的問題。Hinton則補充：現在我們仍然掌控AI發展方向，這也是我們必須抓住的窗口期。AI裁員的藉口與真相業界一直試圖用AI智能體（AI Agents）替代人工，特別是在被認為最容易被淘汰的客服等崗位。但現實中，這些嘗試往往以令人尷尬的失敗告終。換句話說，連底薪工作都還沒能順利被替代，AI顛覆就業這件事，並非板上釘釘。不過，AI帶來的就業寒冬已在眼前。亞馬遜精準一刀亞馬遜CEO聲稱裁員並非AI驅動，同時又預測AI將淘汰工作崗位。這並非認知混亂——而是精心設計的路線圖。科技行業正在浮現的裁員模式表明：美國企業正在悄悄啟動一場勞動結構的大變革——早有籌劃，卻從未公開承認。資料不會說謊。根據美國的WARN法案申報資料，一幅裁員畫像逐漸清晰：在這輪裁掉的4700個崗位中，近40%屬於工程類職位——也就是說，亞馬遜一次性裁掉了大約1880名工程師。更關鍵的是，這種「精確投放」的方式，絕非隨機裁員。受影響最嚴重的，是「軟體開發工程師II」（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II）這一層級的中級程式設計師。他們通常擁有幾年經驗，負責實現功能、程式碼審查、日常開發工作。AI裁員三部曲亞馬遜是給其他企業打了樣：如何悄然完成AI裁員。這是一套熟悉的「否認-部署」劇本，正推動這場勞動革命：通過這套分階段策略，企業得以在悄無聲息中完成轉型——等到他們公開承認，是因為變革早已完成，市場也早就接受了新的就業邏輯。現在，沒有什麼能阻止這一切發生。一位工程師的無奈：「我真的相信，凡是整天坐在電腦前工作的崗位，遲早都會被淘汰。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英國國家教育研究基金會（NFER）的一份新報告警告稱，到2035年，AI和自動化可能會取代英國多達300萬個低技能崗位，尤其是技工、機器操作和行政職位。而來自MIT的研究發現，AI已經能取代11.7%的美國勞動力。後果已顯現AGI或許還未到，但它的一些後果已經顯現出來。上文中的亞馬遜請願者表示，他們認為自己必須努力對抗AI發展可能帶來的危害。據亞馬遜雲端運算部門的一位軟體開發工程師稱，一些工程師面臨使用AI工具將生產力提高一倍的壓力，否則等待他們的就可能是失業。此外，這些請願者們在公開信中呼籲亞馬遜建立「道德人工智慧工作組」，讓普通員工能夠參與進來，在「AI如何用於自動化其部分角色」方面擁有發言權。這次請願活動並非個例，世界各地的許多組織都試圖倡導放緩人工智慧的發展，思考其過快發展可能帶來的衝擊和風險。只是在AI競賽不斷加碼的大背景下，這些運動收效甚微。包括亞馬遜在內，各公司仍在繼續迅速發佈新的、功能日益強大的AI模型。不可否認的是，AI正在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但每一個普通個體在這場時代變革中所付出的代價，必須得到重視。 (創業邦)

阿里巴巴推出的AI語言模型──Qwen系列／千問App，美國產學研各界都有較好的應用。而據評價稱，Qwen系列可與ChatGPT匹敵，這已經使得矽谷漸漸有些坐立難安。外媒稱：「千問恐慌」正在矽谷吹起。而這也折射了中美兩國AI越發激烈的競爭態勢。►►► 大語言模型：應用和成本之戰過去一年，阿里巴巴不僅推出了Qwen大型語言模型系列，還發佈了一款與ChatGPT直接競爭的消費級App。想像一下，一個AI代理人可以協助你在淘寶購物、用地圖規劃路線、在支付寶處理付款、支援企業協作與最佳化供應鏈物流。這就是千問App最大優勢：AI能直接嵌入一個龐大且成熟的應用宇宙。相較之下，ChatGPT多數情況仍是獨立產品，與消費者的生活應用場景連結有限。Airbnb  CEO 布萊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公開表示，說他們依賴阿里Qwen模型勝過勝過ChatGPT，形容它「快速、便宜到不可思議」。千問恐慌，背後代表的是AI競賽正從「誰的模型更聰明」，轉向「誰能打造最強的開發生態與更高的滲透速度」。►►►矽谷開發者的選擇：性價比才是王道就跟今年初DeepSeek出現帶來的影響一樣，當全球開發者發現，他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獲得性能足夠好的AI模型和運算能力時，「技術最先進」的重要性就會被「性價比最高」取代。《DIGITIMES》報導指出，Qwen系列在美國技術社群的下載資料、採用率明顯上升。2025年，Qwen系列模型，在開源社群平台Hugging Face平台的下載量達到3.85億次，超越了Meta的Llama（3.46億次）。目前有誰在用阿里的Qwen模型呢？亞馬遜用Qwen開發下一代送貨機器人的模擬軟體；蘋果因監管限制，選擇Qwen為中國大陸版Siri提供AI功能。OpenAI  前CTO  Mira Murati的新實驗室也將Qwen納入預設的微調選項。學術界頂尖機構也正在採用Qwen模型，史丹佛大學李飛飛領導的研究團隊，用Qwen2.5-32B建構頂級推理模型S1，成本不到50美元。Google前 CEO  施密特（Eric Schmidt）曾提出一觀點，他表示，美國最大的AI模型，由於受限於監管風險，不但沒有開源，而且收費昂貴；反觀中國AI模型免費還開源，世界無可避免地將轉而採用中國AI模型。據瞭解，為了應對Qwen的崛起，美國甚至啟動ATOM計畫（American Truly Open Models），一個由產業領袖和研究人員組成的聯盟，用以推動美國的開源模型發展。►►►中國AI產業贏過美國？阿里巴巴帶起的千問恐慌，可能只是體現出一部份的中國AI技術潛力。《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半導體產業得到政府大力支援：從設立基金、限制外資晶片產品流通、到本地晶片優先採購政策。而人才基數龐大、AI開發者社群活躍，也在加速建立中國半導體生態系統，這些都是中國AI模型得以快速落地的重要推力。中國「低成本的開源模型」最終可能讓多數開發者倒戈，幫助讓中國的晶片競爭力進一步崛起。新南威爾斯大學AI專家Toby Walsh表示：「這些中國模型的成功證明了，美國出口管制未能限制中國。事實上，它們反而鼓勵中國公司更有創造力，打造出體積更小、還能在舊世代硬體上訓練與運轉的優秀模型。」美國的「千問恐慌」反映了未來的AI勝負，恐怕不在於誰擁有最強算力，而是那個模型能最快、最深入地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芯聞眼)

“如果你沒有試圖摧毀世界，那你可能還不夠努力。”—— 邁克·索拉納（Mike Solana）彼得蒂爾旗下Founders Fund首席行銷官在矽谷的權力核心，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正在發生。如果說過去的十年是關於“增長”與“連接”，那麼未來的十年，似乎被設定為了“崩潰”與“救贖”。曾經承諾帶給我們飛行汽車和繁榮的科技行業，如今正在押注於一個殘酷的反烏托邦。這種現象不僅是“矽谷哲人王”彼得·蒂爾的個人怪癖，更演變成了一種內嵌於風險投資DNA中的商業模式，有人稱之為末日資本主義（Apocalypse Capitalism）。蒂爾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不是他信什麼怪東西，而是他一再證明——他有能力把別人當笑話聽的東西，變成你每天活在裡面的世界。• 90 年代末，他在書裡看到“網路貨幣”的概念，轉頭做了 PayPal；十幾年後，比特幣和整個加密貨幣體系闖進現實金融系統；• 他早期押注的馬斯克、山姆·奧特曼、大衛·薩克斯，如今都能左右輿論與政策；• 他長期力捧的怪咖博主柯蒂斯·亞文，原本是網路邊緣人物，如今卻成了美國副總統公開承認的思想來源。在矽谷，有一個專門為這種現象準備的詞：hyperstition（超敘實）。它的意思是：通過構造一個足夠有感染力的故事，不斷重複、放大、模因化，最後把虛構的“預言”變成現實的“制度”。在這套邏輯之下，有一句話格外刺眼：“世界的終結，已經被當成一種商業模式來營運了。”看上去有點不可思議，背後卻是實打實的商業規劃：• 先講一個“文明要崩潰”的故事；• 然後讓資本、技術和政策圍著這個故事重構；• 再把所有人推向一個更有利於自己的未來。這可以用一句更殘酷的總結：他們預言火災，他們兜售滅火器，他們手裡還握著打火機。而在這群人中，彼得·蒂爾是最具哲學甚至神學氣質的那個。他背後那家重要的基金叫Founders Fund，是矽谷最有權勢的風投之一。這家基金的首席行銷官邁克·索拉納（Mike Solana），公開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沒有試圖摧毀世界，那你可能還不夠努力。”當一個直接受蒂爾影響的核心高管，把“摧毀世界”當成半句玩笑、半句志向時，我們大概可以確認：這代矽谷精英眼裡，真正值得追求的，不再是“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而是親手設計一個“崩潰版的世界”，並確保自己站在廢墟之上的那一邊。對中文世界來說，這聽上去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們已經見過太多“製造焦慮”的商業模式——• 先告訴你：你不夠好，你的孩子會輸，你的職業會被替代；• 再把你推向一門課、一場訓練營、一套“人生系統”。陌生的是：當我們還在罵“販賣焦慮”的時候，矽谷那邊已經在玩一個升級版本——“末日資本主義”：• 焦慮的對象，從“你的簡歷、你孩子的成績”，升級成“國家、貨幣、制度、整個人類文明”；• 推銷的產品，從鎖定你情緒的課程，升級成“逃離舊世界的船票”：加密資產、星際殖民、數字主權、AI 軍工、全球監控基礎設施……如果說“你不夠好，所以要趕緊學”是 1.0 時代的生意，那矽谷某些大佬做的是 2.0：“這個世界不配活了，只是時間問題。所以，你最好趕緊上我的船。”這就是可以叫作“末日資本主義” 的東西，而我們很多人，正逐漸生活在他們製造的超敘實之中。一、從“焦慮訓練營”到“末日敘事”：商業邏輯的升級中文網際網路這幾年，有一整套大家都很熟的生意：• “30 歲之前沒年入 50 萬，你就已經被拋棄了。”• “不會 X 個底層邏輯，你連和別人競爭的資格都沒有。”• “不讓孩子提前起跑，你就是親手毀掉他的人生。”配方高度一致：1. 先給你打一針“你已經落後”的情緒麻藥；2. 再遞給你一門課、一場營、一整套“普通人逆襲指令碼”。這是製造焦慮1.0 版本：把你的職業、孩子、婚姻、身體統統變成一個個可以“收割”的入口。今天，很多人已經學會給這種東西貼標籤、開玩笑，對它免疫了。但是，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在國內吐槽“焦慮販賣”的時候，矽谷那邊已經把這門生意做成了 2.0，高配版。他們不再滿足於嚇你：“你不夠好，你會被時代淘汰。”而是很認真地在講另一個故事：“整個世界都要完蛋：民主會崩潰，美元會崩潰，工作會消失，文明可能被AI 和戰爭一起拖進深淵。你再努力也沒用，唯一的問題是——崩潰那天，你站在那艘船上？”這就是可以概括為的東西：“末日資本主義”。• 焦慮的尺度，從“你個人的命運”，升級成“整套文明的命運”；• 賣的東西，從一門線上課，變成“逃離舊世界的通道”：加密資產、星際逃亡、數字主權、新式軍工、AI 安全話語權……更關鍵的是——他們不是只在嘴上講末日，而是用錢、技術、輿論和政治，把這個故事一點點變成現實版本的“劇情走向”。貝寶黑幫二、敵基督、施密特與“超敘實”：蒂爾的末日工具箱在這套敘事的中心，有一個人繞不過去：彼得·蒂爾。他被叫過“矽谷哲人王”：• PayPal 聯合創始人；• Facebook 等巨頭的早期投資人；• 情報界、軍工、白宮都有他的人脈與佈局；• 他的校友、室友、被他投資或提攜的人，今天基本組成了一個影響全球科技跟政治的大網路。但這幾年，他更讓人側目的，不是賺錢，而是對“敵基督”（Antichrist）和世界末日的執迷。他在公開場合嚴肅討論：• 誰可能是“敵基督”的原型；• 文明為何註定走向停滯與崩潰；• 為何需要一個更強硬、更集權的力量來“接管混亂的世界”。聽上去像宗教狂熱，像中二病；可危險恰恰在這裡，他有把荒誕想法變成現實結構的能力。蒂爾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不是他信什麼怪東西，而是他一再證明，他有能力把別人當笑話聽的東西，變成你每天活在裡面的世界。• 90 年代末，他在書裡看到“網路貨幣”的概念，轉頭做了 PayPal；十幾年後，比特幣和整個加密貨幣體系闖進現實世界金融系統；• 他早期押注的馬斯克、山姆·奧特曼、大衛·薩克斯，如今都有左右輿論與政策的手；• 他長期力捧的怪咖博主柯蒂斯·亞文，原本是網路邊緣人物，如今卻成了美國副總統公開承認的思想來源。矽谷給這種能力，起了個聽著就很不安的名字：hyperstition（超敘實）：通過構造一個足夠性感的故事，把它反覆講、用模因傳播、用資本加槓桿、用媒體和政治推波助瀾，最後讓這個故事自我實現，從“虛構”變成“現實的框架”。蒂爾的玩法是：• 一邊從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那裡借來那一套“政治就是朋友–敵人的生死鬥”“必須製造生存敵人”的政治神學；• 一邊從宗教末世論裡抽取符號——敵基督、末日決戰、被選中的少數；• 再加上hyperstition 這套現實製造術，把它們合成一種新的“矽谷神學”。在這套神學裡，“敵基督”不只是末日故事裡的角色，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政治工具：• 你可以隨時把反對你的人，暗中歸類成潛在的“敵基督陣營”；• 你可以高喊“文明即將毀滅”，要求更多科技主導權、軍工預算和監管豁免；• 你可以在“拯救世界”的名義下，推進一整套對民主制度不利、對技術寡頭極其有利的結構。這已經不是“奇怪癖好”，而是一整套可操作的權力工程。蒂爾關係網三、從“連接經濟”到“末日生意”：多巴胺退場，皮質醇上桌回頭看過去二十年，科技行業曾經賣給我們的，是一種很迷人的承諾：• 世界會越來越互聯；• 資訊越來越透明；• 成本越來越低；• 人人都能受益於這場技術浪潮。智慧型手機、社交媒體、電商平台、線上娛樂……那是一個多巴胺經濟佔主導的時代：• 產品負責提供快感、方便和社交認同；• 使用者沉迷其中，成為平台增長的燃料；• 科技公司靠時間與注意力變現，積累了史無前例的市值和權力。照理說，這幫贏到了資本主義最終關卡的人，應該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一群。但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幅畫面：• AI 公司不厭其煩地渲染“人類被 AI 滅絕”的可能性；• 加密貨幣項目一遍遍重複“法幣註定崩潰”“國家不可託付”；• 星際殖民被包裝成“地球走向終局之前的人類備胎”；•長生不老、全程監控、殺手機器人、無人機，這些原本只在科幻噩夢裡出現的東西，變成了一家家創業公司的Roadmap。一種“存在性恐懼”，逐漸替換掉了過去那種“技術樂觀主義”。於是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一個曾經承諾飛行汽車和無憂未來的行業，正在把籌碼押在大規模監控、經濟衰退、自動化武器和精神崩潰上。如果說中文網際網路在賣的是：“你不焦慮，就配不上這個時代”；矽谷這幫人賣的則是：“你不害怕世界末日，就無法理解我們為何必須統治一切。”這是一次從“多巴胺生意”到“皮質醇生意”的遷移：前者用快樂讓你上癮；後者用恐懼讓你交出控制權。四、風投的虛無主義：世界末日如何變成一門“優質生意”？問題來了：為什麼“末日敘事”這麼合資本的胃口？答案，非常簡單也非常殘酷——因為風投的數學，天然偏愛“摧毀世界”。傳統投資希望的是：• 穩定現金流；• 可預期的漲幅；• 風險可控。而風險投資玩的，則是冪律分佈：• 絕大多數項目可以歸零；• 只要有少數項目能漲100 倍、1000 倍；• 整個基金就能寫成“傳奇”。在這種結構下，溫和改革沒有機會。緩慢最佳化不會帶來那種等級的回報。於是，最有吸引力的生意，往往長這樣：• 不是“改良計程車行業”，而是乾脆搞出 Uber，重寫出行規則；• 不是“稍微最佳化酒店預訂”，而是搞出 Airbnb 改寫整個住宿業；當這些“行業級顛覆”用完之後，下一步就是： 對法幣系統開刀（加密貨幣）；對公共輿論和選舉結構開刀（演算法平台、資訊戰）；對安全架構和戰爭規則開刀（無人機、AI 軍工）；對生死本身開刀（長壽、生物駭客、數字永生）。有一句話非常到位：“世界的終結，已經被當成一種商業模式來營運了。”為了讓錢持續湧入，風投和創業者需要不斷講出比上一輪更驚悚、更極端的故事：• “如果不由我們來做 AI 安全，AI 就會毀滅人類”；• “如果不盡快逃離法幣系統，你的財富就會在下一次危機中蒸發”；• “如果不把戰場武器化、自動化，你就會輸給下一場戰爭中的‘邪惡軸心’”；• “如果不投資延壽科技，你可能趕不上永生時代的末班車。”在融資PPT上，“末日風險”被包裝成“千載難逢的百億美元機會”：•“我們要做的是：為即將到來的 X 提供唯一基礎設施 / 唯一護城河。”這就是那種分析裡說的：災難，變成了產品的賣點；崩潰，被寫進了公司估值的邏輯。於是，世界末日被硬編碼進了風投公司的企業DNA。蒂爾門徒五、《主權個人》：他們的“末日劇本”不是瞎編的如果你覺得這一切只是幾位大佬精神狀態不太穩定，那就低估他們了。他們背後，是很完整的一套“世界觀劇本”。在矽谷的私密書單裡，有一本1997 年出版的書，被一再提及，把就是經叔翻譯推薦的《主權個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這本書的核心論點，用今天的話概括，大概是：1. 資訊時代會再分配權力• 財富、知識、資產將高度數位化，輕易跨境流動；• 民族國家最重要的權力基礎——徵稅能力——會被不斷削弱。2. 福利國家和中產安全感會崩塌• 當政府無法有效徵稅、維持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時，• 傳統中產階層將失去那種“好好幹活就能安穩退休”的幻覺。3. 一個“認知精英”新貴族階層將登頂• 這群人擁有高度可轉移的知識、資本和技術能力；• 他們可以像神一樣選國家、選法律、選稅制，把自己變成“主權個人”；• 他們之間的互動，更像神話裡各路神祇之間的較量。4. 剩下的大多數人，會被留在正在腐爛的舊世界裡• 為碎片化的福利、衰敗的公共服務和低品質的工作相互撕咬；• 被民族主義、仇恨動員、宗教與陰謀論填滿；• 在怨恨和虛無中度過一生。對於普通讀者，這像一部冷酷的預言小說；對矽谷的一部分人來說，它更像一本“未來統治者的說明書”：• “你看，歷史本來就是這麼走的，我們只是看得更早。” “我們之所以能站上金字塔頂端，不是因為血統，而是因為認知和技術——這是一種更高級、更合法的統治。”在這樣的世界觀裡，“末日”有了一個非常精緻的轉譯：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天塌了；對他們來說，是舊秩序的清算日，是《主權個人》兌現之時。這就是為什麼，當傳統的“達沃斯黨”還想修修補補、挽救全球化的時候，矽谷的部分精英已經在心底說了一句：“很好，終於開始塌了。”六、新先知、模因戰爭與“科技版十字軍東征”要讓這套末日劇本跑起來，還需要一群新的“福音傳教士”。於是我們看到：管理“美國活力基金”的風投合夥人凱瑟琳·博伊爾，高調宣稱我們正處在“模因戰爭（memetic warfare）的時代”：“造一個模因，我們就會變成那樣。”Meme it and we will be it.她把投資國防承包商、監控系統、軍事化項目，包裝成“捍衛文明的事業”；在公開演講中，她用耶穌受難的故事來論證“歷史的本質是家庭與國家的戰爭”；在社交媒體上，她轉發聖米迦勒大天使的圖像，號召基督徒“與邪惡作戰”；當一位保守派人物遇刺，她第一時間宣佈：“我們正進入一個殉道者的時代。”宗教意象+ 模因戰爭 + 軍工資本，被她揉合成一套非常易傳播的“新神學”：科技創始人是被神選中的工具，投資軍工與監控，是為了與邪惡搏殺，批評他們的人，則很可能站在“敵基督那邊”。圍繞蒂爾，還有類似ACTS 17 這樣的組織——“在技術與社會中承認基督”（Acknowledging Christ in Technology and Society），把科技行業描述成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這看似很尷尬，實際上非常有效：• 把科技商業包裝成神聖使命；• 把質疑資本的人塑造成“阻礙上帝計畫的人”；• 把政治衝突提升為末日善惡之戰。更諷刺的是：蒂爾本人曾經描述過他心中的“敵基督”：“那是一個不停談論末日、散佈戰爭傳聞，然後用恐懼把你嚇到，把科技與科學控制權交給他的人。”如果你把這句話反過來對照今天矽谷部分風投和創始人的行為，會發現，他描述的這個人，和他們自己，何其相似。七、對普通人的意義：不是“不要焦慮”，而是別把劇本交給他們說到這裡，問題落回我們身上。這些人想什麼，我們改不了；他們怎麼下注，我們也很難左右。但我們至少可以做幾件非常現實、非常“反焦慮收割”的事情：1. 看清那個隱形問題：“誰在用什麼樣的世界末日故事，讓誰交出權力？”以後再看到類似句子：• “AI 終將摧毀所有白領工作”；• “法幣一定會歸零，加密才是唯一出路”；• “國家一定會崩潰，只有鏈上 / 網路國家才可靠”；別只問“這可怕嗎？”而是應該先問：“這句話，對誰最有利？說這話的人，靠什麼賺錢？押在那邊？”你會發現，一旦把這條線看清，很多“時代真相”，立刻會露出它的商業本質。2. 區分“真實風險”與“被包裝的恐懼”風險當然存在，例如：• AI 會重塑大量行業結構；• 貨幣與金融體系也會有長期波動與變形；• 地緣政治與技術軍備競賽都是真事。否認風險，是另一種愚蠢。但你可以用兩個簡單篩子：• 他說的是具體機制，還是只喊“完了完了”？• 他給出的，是具體可執行的應對方法，還是只有一種叫“跟著我”的選項？前者，值得思考；後者，多半是在給自己鋪路。3. 把“末日問題”壓縮成“個人行動清單”大結構我們改不了，但可以問自己幾件事：• 我會不會把所有賭注，都押在一種敘事上？例如把全部積蓄梭哈某個“數字方舟”；• 我有沒有刻意保留一部分不依賴單一系統生存的能力？比如基礎的專業技能、健康、可遷移的思考能力、人際網路；• 我有沒有在情緒之外，認真理解過一兩個關鍵制度是怎麼運作的？例如本國的稅制、社保、選舉、金融監管。這些聽起來很樸素，但本質上是在做一件事：拒絕當那個只會被動接受劇本的人。你可以悲觀，可以憤怒，但千萬別只停在刷短影片罵一句“完了”，然後什麼都不做。八、結語：製造焦慮已經過時，更危險的是“兜售末日”“製造焦慮”這個詞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已經被用爛了。但真正危險的不是“你要不要為了孩子多報兩個班”，而是有人正試圖用一整套“世界末日”的宏大敘事，來重新分配未來世界的權力與秩序。當我們只把這當成一出怪誕戲、幾句好玩的金句時，他們已經在悄悄改寫：• 誰來制定規則，• 誰掌握資料和武力，• 誰有資格逃離舊世界，• 誰會被留在崩塌的縫隙裡。“製造焦慮”也許的確過時了。但更精緻、更宏大的“末日資本主義” 正在流行。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要不要焦慮，而是在誰的故事裡焦慮，在什麼樣的世界圖景中焦慮。 (不懂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