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不下去的德國企業，都來中國搞工業了

摘要：

對德國企業而言，這已不再是一個“要不要去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如果不去，還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

“去中國搞工業化”，正成為越來越多德國企業的共同選擇，其速度遠超外界想像。

當12月16日，大眾汽車德累斯頓工廠的最後一輛汽車駛下生產線，這家擁有88年歷史的工業巨頭，首次因成本壓力關閉德國本土整車工廠。

令人意外的是，它卻在中國宣佈，將實現電動車的完全本地化生產，整車售價僅為其他市場的一半。

此前大眾還在中國合肥投資25億歐元建設德國總部以外最大的電動車研發中心，並與小鵬汽車開展合作。

一邊縮減德國本土規模，一邊加大對華投資，這在德國企業中已成為普遍現象。

寶馬同樣也將生產和研發環節大舉向中國轉移，投入25億歐元擴建瀋陽工廠。

博世計畫在德國裁員約2.2萬人的同時加大對中國電動汽車和自動駕駛領域的投資。

這些德國工業巨頭紛紛把生產、研發乃至整個產業體系向中國轉移。這種現象耐人尋味。

可以說，德國企業正在中國完成的，已不再是簡單的“設廠”，而是一次系統性的工業再佈局：從整車製造到核心零部件，從生產線到研發中樞。

如果說過去“到中國去”更多是為了降低製造成本，那麼今天的德國企業更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在許多領域都擁有最強的競爭力。

正如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所說，歐洲在華大企業的戰略正從“在中國為全球”轉向“在中國為中國”。這指的是外國企業通過在中國境內設計、開發和生產產品，然後銷售給當地客戶。

對德國企業而言，已經不只是“賺中國的錢”，而是要在中國完成下一代技術和產品的孵化。如果不能深度嵌入這套產業體系，即便在歐洲本土守住工廠，也很可能在新一輪工業競爭中被迅速甩開。

尤其是對正處在電動化、智能化轉型關口的德國汽車工業而言，這幾乎是一場事關生死的競爭。

然而，正是在企業不斷加碼中國的同時，德國政界卻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不安。

自2019年以來，德國對中國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而從中國的進口卻持續增長，導致今年的貿易逆差逼近880億歐元。

德國政界人士表示，“沒有人能夠保持冷靜”，德國需要減少對中國市場和技術的依賴，建構更具韌性的供應鏈。

德國總理梅爾茨最近談到在華經營的德國公司時說：“我每次見到他們都會告訴他們，如果出了問題，那是你們的風險，請不要來找我們。”

梅爾茨還表示，除了要在電信網路領域排除中國供應商之外，還將禁止在能源等關鍵領域使用“受第三國政府、國家機構或武裝部隊控制”的製造商提供的零部件，這可能包括德國能源系統中使用的華為元件。

另外，在汽車領域，推動歐盟出台新的電池法規，試圖通過技術標準壁壘削弱中國動力電池企業的競爭力。

然而，政治層面的警惕與施壓，並沒有改變德國企業的選擇。相反，越來越多企業仍在持續加碼中國。

據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2024年上半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佔歐盟對華投資總額的57%，約佔德國GDP的2.3%。投資規模仍在增長，2023年至2024年間，企業投資額將增加13億歐元。

11月的資料更是表明，中國再次超越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德國著名經濟學家、被譽為“隱形冠軍”理論之父的赫爾曼·西蒙也表示，2023年和2024年，德國對華投資創下歷史新高。

原因並不複雜。對德國企業而言，這已不再是一個“要不要去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如果不去，還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

信用機構Creditreform的最新研究顯示，2024年德國申請破產的企業數量約為2.2萬家，創下十多年來新高，預計2025年這一數字將攀升至23900家，同比再增長8.3%，為2014年以來最高水平。

據瞭解，這些破產的德國企業並非邊緣小企業，而是集中在製造業、建築業、能源密集型產業等傳統支柱領域的大企業。

以象徵德國鋼鐵與重工業榮耀的蒂森克虜伯（Thyssenkrupp）為例，最近其鋼鐵部門宣佈，由於歐洲能源成本過高等原因，計畫在歐洲範圍內暫停核心電工鋼生產基地，多達1200個崗位面臨風險。

而在此之前，蒂森克虜伯已經推出一項針對鋼鐵業務的1.1萬人裁員計畫，約佔該部門員工總數的40%，堪稱數十年來德國鋼鐵行業最大規模的裁員行動。

曾經有名的德國工業，為什麼會感到“撐不下去”？

最主要的壓力，來自能源成本和能源供應。

俄烏衝突以來，德國是受全球能源危機打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在失去了穩定而廉價的能源來源後，德國不得不轉而依賴成本更高的液化天然氣（LNG）等進口能源。這一“戰略供給鏈斷裂”，將德國的電價和氣價一度飆升至全球高位，直接推高了工業用能成本。即便此後有所回落，歐洲整體能源價格仍顯著高於亞洲和北美。

與此同時，德國一直在推動能源結構轉型，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並逐步淘汰核能發電。2024年，德國的可再生能源達到了創紀錄的61.5%的能源總產量。

由於可再生能源發電具有波動性，德國不得不大幅依賴電力進口來補足能源缺口，2024年，德國上半年電力進口量增加了23%。

可再生能源供應的不穩定性，加上德國國內電價高企，對需要穩定且價格合理的電力供應的企業構成風險。

尤其是對鋼鐵、化工、汽車、機械等能源密集型產業而言，幾乎是致命打擊。

以蒂森克虜伯為代表的鋼鐵企業，每一噸鋼材的生產都離不開大量電力與天然氣。當能源成本成倍上升，原本微薄的利潤空間被迅速吞噬，“多生產就等於多虧損”成為不少企業的真實寫照。

除此之外，德國企業還面臨著日益嚴苛的監管壓力和本土市場增長乏力的雙重擠壓。

在歐盟框架下，企業不僅要面對高標準的環保與碳排放要求，還要應對複雜而漫長的審批流程、嚴格的勞工保護制度，以及不斷加碼的供應鏈合規審查，這些都在不斷削弱企業的靈活性與反應速度。

在新一輪工業競爭中，“慢”本身就意味著落後。

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消費疲軟，使歐洲市場很難再提供足夠的增量空間；而電動化、智能化、數位化轉型，又要求企業持續進行高強度投入。

企業一方面要為轉型砸下巨額資本，另一方面卻難以在本土看到相應回報，利潤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因此，在“高成本、慢審批、低增長”的環境下，德國企業不得不尋找新的增長點。

而放眼全球，中國恰恰能夠為德國企業提供一種系統性的出路。

以汽車工業為例，中國不僅擁有全球最大的市場規模，更形成了從原材料、電池、晶片、軟體到整機製造的最完整產業鏈體系。這裡能夠以極快速度，將技術轉化為產品、推向市場。

正如大眾汽車在中國發現，以“中國速度”運行的基地，能夠縮短歐州同類型產品開發周期30%以上。

像這類德國汽車企業並沒有覺得自己會在競爭中一蹶不振，或者是完全被中國企業取代。他們選擇接受中國市場的壓力測試，與中國企業合作研發、共同競爭，提升企業自身能力、跟上行業先進發展趨勢。

可以說，對他們來說，中國能夠提供在新一輪工業浪潮中的重要機會。

因此，“去中國搞工業化”不只是一次海外擴張，而是一場關乎未來的戰略再佈局。 (環球零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