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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封面丨“斬殺線”的真相
The truth about affordability
富裕國家的選民對物價感到憤怒，而政客們可能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2025年，“SLOP”（劣質內容）、“PARASOCIAL”（擬社會關係）和“rage bait”（激怒誘餌）曾是年度熱詞的有力競爭者。但到了2026年，至少在民調專家和選舉策略師眼中，“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常與“危機”一詞搭配——已早早成為熱門候選。民主黨人終於找到了一句似乎能有效對抗川普主義魔咒的口號，因此從現在到11月中期選舉前，他們幾乎不會再談別的。歐洲雖更擅長轉發美國的網路迷因而非創造新梗，但也開始談論“生活成本危機”。大西洋兩岸正逐漸形成一種共識：物價已經失控。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可負擔性”是個模糊的概念，其含義往往取決於人們主觀感受。告訴民眾別再抱怨、要知足常樂——這種“瑪麗·安托瓦內特式”策略，在白宮已行不通了；畢竟如今白宮的氛圍與裝飾越來越像凡爾賽宮。令人惱火的是，選民的願望自相矛盾：購物時希望價格低廉，自己卻想要高工資；不希望太多移民，卻又渴望大量廉價勞動力；自己擁有房產時盼著房價上漲，輪到子女買房時又希望房價下跌。
成功的經濟體本就充滿這類張力。政客們自然會說些民調支援率高的話來贏得選舉。如果“可負擔性”敘事唯一的後果只是選民因高物價懲罰現任官員，那倒還不算太糟。但若問題被誤診，就可能出台有害政策來“解決”它。
這是因為，“可負擔性危機”的說法混淆了真實問題與虛幻焦慮。先看那些想像出來的問題：人們對日常消費品的價格特別敏感。2019年1月，美國超市裡一加侖牛奶售價3美元，如今漲到4美元。歐洲的食品價格也大幅上漲，能源價格同樣飆升。然而，無論在大西洋那一邊，各收入階層的工資增速都超過了物價漲幅。從這個角度看，並不存在所謂的可負擔性危機。況且，沒人真希望物價回到2019年的水平——若以此為目標，政策制定者還不如效仿希臘債務危機後的做法：經歷蕭條與通縮。
不過，“可負擔性”的故事遠不止牛奶或電費那麼簡單。隨著社會日益富裕，家庭支出中用於商品的比例下降，用於服務的比例則上升。唐納德·川普出生時，美國家庭消費中有60%用於商品；如今這一比例已降至40%以下，服務支出相應增加。許多人早已忘記父母當年為買一台電視機需要攢多久的錢，因而未能體會到全球化供應鏈如何讓商品變得更好、更便宜。
與此同時，他們卻被如今一次理髮甚至托兒服務的高昂價格震驚。儘管商品和服務價格都被計入通膨資料，但服務業卻頑固地難以實現製造業那樣的巨大生產率提升。在歐元區，服務業的“可負擔性困境”以另一種形式呈現：由於醫療、住房租賃等服務價格受到更多管制，問題主要不是價格太高，而是供應不足，常常只能靠排隊解決——這感覺同樣糟糕。
這是第一個真正的可負擔性問題。第二個則是：儘管實際工資確實上漲了，但資產價格漲得更快。美國的財富/GDP比率已接近歷史高點。試想兩個人，年薪相同且均位列收入前10%，其生活水平足以令昔日的強盜大亨或君主豔羨不已。
再假設其中一人十年前繼承了100萬美元。若他將這筆錢投入標普500指數，如今資產已增值至約400萬美元。當兩人購買汽車或手機時，這不成問題——福特或蘋果可以多生產一台，售價不變。但當他們競購舊金山一套帶美景的公寓這類“地位性商品”時，就形成了直接競爭。對其中一人而言，這就成了“可負擔性危機”。
這些本質上是富裕帶來的問題，而非經濟衰退所致，因此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極難解決。例如，要降低住房和能源價格，政府需簡化新建住宅和風電場的審批流程。幾乎所有人都贊成這一點——但前提是建在別人家後院。美國服務業價格被荒謬的職業許可制度推高——持證花藝師和理髮師對此激烈捍衛。降低關稅本可抑制通膨，但受關稅保護的企業卻拚命遊說維持現狀。
在一個因美國堅持而轉向反對自由市場和國際貿易的世界裡，推行理性政策不僅困難，甚至顯得“反文化”。危險在於，政客們可能訴諸偽解決方案，比如價格管制，反而使情況惡化。此外，2026年美國經濟將因減稅獲得財政刺激，聯準會也將面臨降息的政治壓力。川普總統提議向納稅人發放2000美元支票，資金來源是關稅收入。很難想像還有比“對進口商品加征新稅，再把錢免費發給民眾去購買這些商品”更能推高物價的政策組合了。看來，上世紀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實施又放棄價格管制時學到的經濟教訓，如今不得不重新學習一遍——而這過程恐怕會很痛苦。
思維慣性
一旦某種經濟敘事深入人心，便很難扭轉。過去十年，美國一直講述這樣一個故事：藍領工人被沿海精英拋棄，繼而掀起民粹主義反抗。但資料表明這並非事實：2016年川普首次當選時，無大學學歷工人的實際工資已在上漲，此後持續攀升。然而，這一敘事卻被用來為一系列自我傷害的經濟政策辯護。“可負擔性危機”可能成為另一個被反覆講述、最終被當作“感覺真實”的故事——那怕事實並非如此。這正是一個陷阱。■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