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存在“斬殺線”嗎？｜社會觀察

當“斬殺線”這個源自遊戲、形容角色脆弱狀態被連招斬殺的術語，被一則由美國投資經理Michael W. Green分析美國普通家庭貧困狀況的文章用來描述普通家庭在經濟風險前的無力感時，它所擊中的已不僅是網路情緒，更是蔓延於每個普通人對“從體面生活墜落”的真實焦慮。在香港的街頭，從拾荒長者到負資產中產，從困於劏房的在職青年到被污名化的貧困社區，一種普遍的生存不安全感正在衝擊著這座國際都會的繁華表象。

本文穿透“貧困線”的統計表象，直指香港社會中一條隱形的“社會性斬殺線”。其核心並非單一的收入不足，而是在高昂生活成本、單一產業結構與尚不完善的社會保障網共同作用下，個體尊嚴、生活安全與發展機會所面臨的系統性風險。文章揭示，無論是老年貧困的固化、中產階層的滑落焦慮，還是青年群體向上的無力感，都共同指向了經濟增長成果如何更公平惠及每一位市民、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有效“托底”的核心命題。

當“安居樂業”與“安享晚年”成為許多人的共同期盼而非現實保障時，這迫使我們追問：一個社會的韌性，究竟取決於它打造了多少閃亮的地標，還是取決於它為最脆弱的成員建起了安全港？在追求效率與競爭力的同時，如何構築一個免於“跌落恐懼”的包容性社會，或許是香港和更多的城市在下一個發展階段必須回答的核心考題。

引言

近期，“斬殺線”一詞火了。“斬殺線”被界定為一種隱喻性概念，旨在反映美國普通人尤其是中產階級在面對經濟和社會困境時的脆弱性。輿論中“斬殺線”是指一條看不見的閾值，當個體的收入或社會地位跌破此線時，就可能經歷一系列不可逆轉的負面後果，如失業、債務危機、住房被拍賣等，最終滑向無家可歸的境地。“斬殺線”一詞引發大眾對生活跌落和無家可歸的恐懼，體現了情緒化的輿情傳播特徵，可以作為洞察社會心態的切入點。從更為聚焦的概念分析，“斬殺線”不僅意味著要去分析貧困線，而且要去分析一個社會的保障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兜底”。

從“斬殺線”看香港貧困問題

如果遵循上述對“斬殺線”的綜合性理解，就會發現，分析香港的貧困問題會涉及到諸多面向。

（一）老年貧窮：拾荒者與露宿者

行走在香港的街頭，推著小車拾撿紙板的高齡老人，或在橋下、公園長椅上蜷縮的露宿者，成為城市中無法忽視的日常景象。這些身影，只是香港貧困現實的一個切面。據統計，香港的露宿者人數自疫情以來顯著上升，由2010年約400人激增至高峰時的逾1500人，當前仍維持在1400人左右。香港露宿者群體呈現顯著的高齡化特徵，有資料顯示，50歲及以上的露宿者已成為主體，其中51至70歲的人士約佔總數的60%以上。

這背後是一個更為嚴峻的宏觀圖景：香港的貧富差距正急速擴大。據樂施會資料，2019年至2023年間，貧富差距從34.3倍驟增至57.7倍；同期，收入最低家庭的實際收入下降了34.3%，而最高收入家庭則增長了10.5%。全港有超過136萬人處於收入貧困狀態。在這一結構性困境中，老年群體尤為脆弱，65歲及以上非經濟活躍的貧困長者已超51萬人，較2019年增長逾三成。其中，獨居長者和雙老家庭的收入水平令人堪憂。街頭那些步履蹣跚、彎腰駝背的長者身影，正是這龐大數字背後，最具象而沉重的註腳。長者貧困與其他問題相關聯，包括飢餓、醫療延誤、養老院輪候時間長、心理問題、自殺率上升等。老年貧窮的成因，包括強積金覆蓋不全、高齡津貼與綜援金額不足，人口老齡化加速致勞動人口萎縮、撫養比變化，高齡就業歧視與通膨擠壓生活預算，以及獨居率上升、傳統家庭贍養模式瓦解等多重因素。

香港沒有全民養老金，養老呈現高度個人化與市場化的特徵。香港強積金是以個人儲蓄為核心的職業退休計畫，僅覆蓋約三分之二就業人口，家庭主婦、殘疾病患等無正式工作的群體無法供款。資金存入個人投資帳戶，由私營基金管理公司運作，投資風險由個人承擔。強積金僅覆蓋養老部分，不包含醫療、失業、住房等其他社會福利。2015年，香港學者們曾聯合發起“全民養老金”倡議，但並未實現。

為解決老年貧窮問題，香港為高齡長者提供了一定的社會福利保障。核心福利包括“長者生活津貼”（2025年起為4250港元）和“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1640港元）。這些並非覆蓋全民的養老金，需要符合收入和資產限額，並且需要主動申請。其保障意在扶貧、提供最基本生存。香港為無經濟收入能力的人群（覆蓋長者、身體殘疾或患有嚴重疾病的無經濟收入者）提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但與“長者生活津貼”和“高齡津貼”不可同時領取。這些福利在香港高物價、高租金環境下都難以覆蓋基本生活開支，僅靠政府補貼易陷入貧困。香港貧困研究學者黃洪指出，綜援補助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對於無房產、失業、單身老齡群體，難以同時支付租房費用、食品與醫療開支，有些人便選擇露宿街頭以節省開支。雖然許多老齡長者有工作意願（特別是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但市場提供的崗位多集中於低技術、高體力的服務業，如保安、清潔等，老齡勞工面臨體力下降、社會偏見等問題。一些失業老齡群體走向街頭拾荒，每日只賺得飯錢的微薄收入。

（二）中產脆弱性：階級滑落焦慮

香港的中產階級在過去幾十年中曾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受益者，但近年來卻經歷了顯著的經濟壓力。香港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形成高度單一的服務業主導結構（達90%以上），服務業內部分化嚴重，高端服務業傾向於吸納高技能人才。大量勞動力轉向流通性、生活性服務業，薪資增長乏力。同時，階層固化加劇導致向上流動通道縮小，中產缺乏產業多元帶來的發展空間與收入保障。高槓桿買房成為階級跌落直接導火索，不少中產在樓市高位入場後遭遇房價持續下跌，房產淪為負資產，不僅要承擔高額月供，還可能面臨銀行要求補充首付的壓力，加上教育、醫療、外傭等剛性開支，現金流極易斷裂；經濟下行期行業收縮，薪資停滯甚至失業的情況頻發，侵蝕中產實際收入；部分中產盲目投資創業或陷入理財騙局，在零售低迷、市場波動的環境下遭遇巨額虧損，進一步加速資產縮水。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嘯、2019年社會事件與新冠疫情等，這些宏觀衝擊導致大規模裁員、資產（房產、股票）價格暴跌，使中產家庭成批陷入困境。中產階級的經濟困境不僅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還對香港本地消費與整體社會心態造成衝擊。

香港社會各界對“何謂中產”存在巨大分歧，政府官方也未提供明確定義。或許可以從財務與生活安全感的角度理解“何謂中產”，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用一個簡潔的“三問測試”來進行界定中產：你是否因房貸壓力巨大而不敢購房？是否因經濟顧慮而不敢結婚或生育？是否在為子女未來的教育費用深感焦慮？只要有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便意味著個人已告別了傳統意義上的中產安穩狀態。在經濟下行大環境下，“中產”標籤背後也隱含著“階層滑落”的焦慮，隨著房價、教育、醫療等核心支出不斷攀升，讓許多中產家庭的穩定性非常脆弱。當前“中產”也常與“高負債”、“高壓力”等標籤相連。香港學者呂大樂教授指出香港中產比重約為20%-30%之間，可一些收入達到一定金額的香港居民不認為自己是中產，反映中產未來安全感匱乏。即便收入較高的中產也存在多重顧慮，如擔憂退休保障不足。香港中產的不安全感蔓延到整個社會，有資料顯示，受經濟壓力、工作時長和住房等影響，香港生育意願持續下降。

（三）被忽視的“在職貧窮”與“青年貧窮”

自2021年以來，香港不再採用“貧困線”計算貧困人口，而推行“精準扶貧”政策，重點關注長者戶、劏房戶、單親戶三個類別，涉及約95萬人。單親貧窮多為女性照顧者為了方便育兒選擇了兼職等較低收入的工作，導致了貧困。目前政府只關注三類群體，該標準縮小了貧困人口範圍，並未考慮“無家者”、“在職貧窮”、“貧困青年”等群體。

“在職貧窮家庭”指的是，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員參與工作，但該家庭的總收入仍低於貧困線的現象。這個現象打破了“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脫貧”的觀念，通常與從事低工資、低技能工作有關。香港樂施會2024年統計顯示，香港在職貧困人口約為20萬人，半數為全職工作人士，近六成從事非技術性以及銷售和服務工作。在職貧窮中一部分群體為青年群體。2017年扶貧委員會調研發現，大部分貧窮青年為18-24歲的學生，在職青年的貧困率最低。

香港青年受教育程度不斷上升，面對高物價、租金，部分高學歷青年卻依舊自感貧窮。2022年嶺南大學調查顯示，近四成受訪青年自認為貧窮，受訪青年多數擁有學士學位或已完成副學士課程，但收入普遍低於香港收入中位數。香港學者葉兆輝指出，香港不同行業工資漲幅存在較大分化，高級專業和管理崗位的收入增長最高，而非技術的勞動收入呈現負增長，在青年群體中，不同行業收入分化嚴重，青年向上流動機會大大減少。高昂生活成本中，住房成本成為核心負擔，面積較小私樓單位的樓價和租金則不成比例地增加，而高學歷畢業生收入增長遠不及樓價漲幅。不少香港青年希望獨立居住，因為租金高不得不與家人同住。

（四）貧困羞辱與社會心態

在香港，貧窮羞辱現象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不僅體現在對低收入群體的偏見和歧視上，還體現在社會對經濟困境的無情評判與嘲諷。例如，曾經風光無限的香港藝人因負債而被迫露宿，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加深了公眾對貧困的刻板印象以及對貧困的恥辱感。這種貧窮羞辱不僅增加了經濟困難者的生存焦慮，還使得他們在尋求幫助時更加羞愧和猶豫，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孤立感。一些街區也因貧困聚集被污名化，如深水埗、元朗、天水圍等地區，常常被認為是貧困和低收入家庭集中居住的地方。許多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劏房等狹小、環境較差的居住空間，這種居住條件的惡劣常常被外界視為社會底層的象徵。有研究指出，香港自殺率較高的地區與貧困聚集區具有一定關聯性。香港地理空間有限，貧困與富裕或一街之隔，或處於同一空間，形成鮮明對比，看得見的貧富分化增強了香港社會整體的生存焦慮。

學者鄭永年指出，健康壯大的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社會穩定亦關乎健康的社會心態。中產焦慮、底層貧困導致的心理問題，在宏觀社會心態也有所反映。香港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況近年來呈現惡化趨勢，高壓生活環境與經濟負擔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團結香港基金2022年的資料顯示，近半數居民有抑鬱症狀，約每5個香港人中就有1個經歷心理健康問題，其中兒童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風險尤為突出。學業與前途所引發的焦慮和抑鬱情緒普遍存在，個別自殺案例通過口耳相傳，令人倍感痛心。

結語

貧困問題的討論空間很大，本文並不試圖進行面面俱到的分析。本文將“斬殺線”的討論具體落在了香港社會，聚焦經濟壓力與社會心態。作為中西文化影響下的東亞社會，香港社會經歷個體化處理程序，一向重視個體的養老責任，社會風氣崇尚奮鬥，文化觀念推崇“安享晚年”。在經濟結構、老齡化、分配製度和福利保障等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下，香港當下正面臨老年貧窮問題凸顯、中產群體滑落、青年在職貧窮等挑戰，指向了可預見的民生壓力與生存隱憂。香港貧困人口在社會保障制度下尚能溫飽，但無論是曾經的“貧困線”、還是現時的“精準扶貧”，都存在一定的侷限性。貧窮會導致身體健康問題、污名化與心理問題，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活性斬殺”，導致焦慮與悲觀瀰漫的社會心態，不利於社會未來的長遠健康發展。“斬殺線”作為模糊的概念，觸發和表達了民眾的焦慮不安情緒，反映了社會對“安居樂業”、“安享晚年”的共同期盼。

香港雖未出現如美國般大規模的“無家可歸”危機，但一條關乎尊嚴、安全與發展機會的“社會性斬殺線”已然浮現。就其原因，涉及其產業結構變遷、社會保障體系、財富分配模式等制度性問題。在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分化加劇的背景下，香港應構築更具韌性的社會安全網，以抵禦個體與家庭所面臨的“系統性斬殺”風險，從而守護社會發展的底線與未來。 (大灣區評論)